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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對象與方法

1．1對象

按方便取樣法，在安徽某地區從初一到高三6個年級中分別各選取一個班，獲得被試共360人，有效被試278人(93．6%)。篩出留守兒童142人。男生70人，女生72人;初中組69人，高中組73人。

1．2方法

①青少年主觀幸福感量表:張興貴編制，包括青少年學生生活滿意度量表和快樂感量表兩個分量表。記分在7分量表上進行。該量表具有很好的信效度［5］;②艾森克人格問卷:采用龔耀先修訂版本［6］，按性別建立了常模。以16歲為年齡界限，對初中生采用兒童版，對高中生用成人版。問卷主要調查內外向(E)，神經質或情緒的穩定性(N)和精神質(P)3個個性維度;③家庭環境量表:由美國心理學家RMoss和BMoss于1981年編制，能比較全面地反映出一個家庭的主觀環境。該量表常用于描述不同類型的正常家庭的特征和危機狀態下的家庭狀況，90個是非題，含有10個分量表，我國學者費立鵬于1991年先后進行了3次修訂，具有了比較好的效度和內部一致性，并建立了中國常模［7］。

1．3統計處理

用SPSS11．5進行t檢驗、方差分析、相關分析及回歸分析。

2結果

2．1農村留守兒童主觀幸福感總體狀況農村留守兒童所感受到的生活滿意度處于中等偏上水平，所體驗到的積極情感略高于消極情感，總體幸福感處于中等。

2．2農村留守兒童人口學變量上的差異男生的主觀幸福感大部分因子均高于女生，除了自由滿意度和消極情感。但進行獨立樣本t檢驗后發現，兩者之間的各項差異都沒有顯著性。多因素方差分析顯示不同年級貢獻的離差平方和為2562．328，不同性別貢獻的離差平方和為895．761。它們對應的F值和相伴概率分別為4．294、0．040和1．501、0．223。可見高中、初中的不同對主觀幸福感造成了顯著影響，而性別對主觀幸福感沒有顯著影響。

2．3家庭主觀環境與SWB各維度的相關Pearson相關分析顯示，與主觀幸福感各因子關系密切的家庭因素有親密度、知識性、矛盾性、娛樂性和道德宗教觀(見表3)。家庭成員間的互相支持與幫助以及家庭生活的有序性和條理性有利于農村留守兒童主觀幸福感的提升;反之，家庭成員間的沖突、攻擊會損害彼此的感情，使兒童處于茫然無助的境地，導致他們幸福感的下降。

2．4人格因素與農村留守兒童SWB的相關內外向和神經質與主觀幸福感各維度均有極顯著相關。其中，內外向與總生活滿意度、積極情感正相關，與消極情感負相關;神經質與總體生活滿意度呈負相關，與消極情感呈正相關。相關都達到顯著水平。

2．5各因素對農村留守兒童SWB的回歸分析分別以主觀幸福感各維度為因變量，以人格因素和家庭環境因素為自變量進行逐步回歸分析。入選回歸方程的因素依次為親密度、神經質、內外向和矛盾性。4個變量能聯合預測生活滿意度28．1%的變異量。從檢驗結果看，F值達到極顯著的水平(P＜0．001)。建立回歸方程:生活滿意度=142．375+2．734×親密度-0．974×神經質+1．037×內外向-1．989×矛盾性

3討論

從總體上看，農村留守兒童所感受到的生活滿意度處于中等偏上水平，所體驗到的積極情感略高于消極情感，主觀幸福感處于中等。這與張麗芳等人的結果一致［8］。“留守”并不能導致留守兒童幸福感的下降。近年來，研究者們逐漸意識到，處境不利并不一定會導致發展不利［9］。農村留守兒童對其目前的生活狀況總體上比較滿意。在總生活滿意度和積極情感上初中留守組均顯著高于高中留守組，隨著年齡的增長，幸福感的指數會降低［10］。唐潔等［11］發現，我國中學生的主觀幸福感明顯高于大學生，說明在青少年階段隨著年齡的增長，自我感受到的主觀幸福感在下降。本研究結果顯示性別對農村留守兒童主觀幸福感影響不顯著。近來關于幸福感性別差異的研究也存在不同的結果。如張麗芳研究［12］得出留守男生顯著高于女生。這可能與被試及量表的不同有關。張麗芳的被試中包括了農村和城鎮的，而本文只研究農村的留守兒童，另外她采用的是段建華修訂的總體幸福感量表，該量表并不是專門針對青少年的。總之，就SWB與性別的關系還有待于進一步的驗證。人格并不是影響農村留守兒童生活滿意度的最主要因素，其重要性居于二、三位。這也證明了人格特質(外傾和神經質)是通過對SWB的情感維度而間接影響其認知維度的。家庭環境中的親密度是預測生活滿意度的重要指標，而它不受外傾和神經質的影響。家庭的教育和影響對個人早期社會化甚至一生的社會化都具有重要的意義，對個體早期社會化來說，家庭環境因素對個人的觀念、心理和行為習慣會發生潛移默化的深刻影響。研究表明，家庭功能在青少年心理發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13］。對農村留守兒童而言，他們來自家庭領域的需要比非留守兒童強烈的多，他們比非留守兒童更渴望父母的關愛與親情，更重視與父母之間的情感交流與理解。可以看出，對于留守兒童來說，他們缺少父母的關懷和陪伴，與父母較少的情感交流使他們普遍感覺到了內心的孤單和失落，同時寄養家庭又不能滿足留守兒童對于這種親密度的需要，他們要么覺得和祖輩無法溝通與交流感情，要么覺得在叔輩家寄人籬下，產生心理距離和無歸屬感。因此家庭環境的親密度成為了影響農村留守兒童主觀幸福感最主要的因素，這為我們如何提升農村留守兒童的主觀幸福感指明了方向。（本文來自于《中國健康心理學雜志》雜志。《中國健康心理學雜志》雜志簡介詳見.）

作者：李品品工作單位：南京中醫藥大學心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