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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對于金錢與幸福之間的關系，傳統經濟學家認為，財富如收入和資產對幸福或生活滿意度有直接的影響，因為高收入能為個體提供更有利的機遇和選擇，因此增加財富就能增加幸福。改革開放20多年來，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人民的生活質量得到了較大改善，物質生活得到了較大滿足，已基本解決了溫飽問題，步入小康社會。按理說，人民會感到生活越來越幸福。然而，中國社會科學院最新的調查顯示，2005年，72.7%的城鄉居民感覺生活是幸福的，比上年下降了5個百分點。另有一項調查表明，中國人的幸福感在過去十年中先升后降，與經濟發展的曲線并不同步。問題出在哪里？

近幾十年來，這個課題也成為積極心理學領域研究的熱點。在此，人們平常所說的幸福常用幸福感(subjectivewell-being,SWB)①這一術語來描述。它是指個人根據自定的標準對其生活質量進行整體性評估而產生的體驗，主要由情感和認知兩種基本成分構成，其中情感成分包括積極情感和消極情感兩個相對獨立的錐度，認知成分則指個體對自己生活滿意程度的評價。1967年，WarnerWilson在一篇《自稱幸福的相關因素》中指出，幸福的人是有高收入的。自此以后，心理學家們圍繞金錢與幸福感的關系進行了大量的實證研究，得出的結論也不盡相同。本文擬對這些研究進行總結，并探討金錢對幸福感產生影響的心理機制，以使人們更科學地理解金錢與幸福的關系，從而更有效地提高自己的生活質量和幸福感；同時為政府制定以提高我國人民整體幸福感的公共政策提供一定的參考。

2金錢與幸福感的關系

積極心理學認為，幸福感是主體對客觀生活的主觀感受，這種主觀感受受經濟因素的影響不是很大。研究者從多個角度考察了金錢與幸福之間的關系，有國內層面的，也有國際層面的；有靜態的，也有動態的。

首先，在一個國家內部，個體的收入一般與其幸福感呈顯著正相關，但相關系數不高，即便二者的相關在貧窮國家里比在富裕國家里更強烈。Diener等在美國選取了一個有代表性的樣本，發現收入與幸福感之間的相關系數是0.12。即使當非常富有的人被考察時，收入對幸福感的影響仍然很小。Diener等曾對1985年《福布斯》雜志公布的100位最富裕的美國人進行了調查，結果發現與一般的美國人相比，他們只是稍微幸福那么一點點。49位超級富翁中，有80%的人報告“錢可以增加或者減少幸福，關鍵看你怎么使用它。”一位富翁從來不記得自己曾經幸福過。一位婦女報告錢不能解除由她孩子的問題所造成的痛苦。

從中國的情況來看，收入與幸福感也沒有直接的因果關系。2004年4月，《瞭望東方周刊》與芝加哥大學教授、中歐國際工商學院行為科學研究中心主任奚愷元合作，對中國6個城市進行了一次幸福度指數的測試。結果顯示：六大城市的幸福指數從高到低依次是杭州、成都、北京、西安、上海、武漢；從當前幸福度指數與人均月收入對照來看，上海人均月收入最高，但幸福度指數排倒數第二，成都人均月收入最低，但幸福度指數排第二，杭州人均月收入居中，幸福指數卻最高。

各國之間的收入和幸福情況又是怎樣的呢？Diener及其同事經過一系列的研究發現，國家財富與國民的平均幸福感有著積極的關系。他們曾對29個國家的平均生活滿意度及其收入（以購買力為指標）進行了持續近4年(1990～1993)的調查，發現各國的平均購買力水平與平均生活滿意度之間的相關系數是0.62。后來，他們又選取了55個國家的有代表性的樣本，使用GNP和購買力作為國民經濟的指標，重復了此結果。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富裕的國家在很多方面與貧窮的國家不同，這些差異可能夸大了收入與幸福感在國際層面的相關。富國比窮國往往更加民主和平等，因此，國家財富與其國民的幸福感的關系至少部分可歸結于富裕國家中的人民受到其他利益的間接影響，而非財富本身的直接影響。而且，即便是國家財富對國民的幸福感有較大影響，這種影響也不是直線型的。Myers在分析1991年人均國民收入和幸福感的統計時發現，在最貧窮的國家里，財富對幸福感的影響還是比較大的，國家越富裕，人民越能感受到幸福。但是，當人均國民收入超過8000美元時，國家財富與國民幸福感的相關就消失了，而人權、平等等指標的影響開始明顯增大[9]。

再從收入改變的角度來看，個體收入的增加與其幸福感的提高是沒有必然聯系的。Brickman等研究發現彩票中獎者并不像我們所預期的那樣比控制組更幸福[10]。Diener等的研究表明，在10年的時間里，收入上或下波動半個標準差的人群之間的幸福感水平沒有顯著差異。Diener和Biswas-Diener認為，只有當個體收入的增長是緩慢和穩定的時候，才會導致個體幸福感的增加[11]。而且，收入對幸福感的影響并不總是積極的。也有研究發現收入的迅速增加反而會降低幸福感。

同樣地，國家經濟的發展也并不意味著國民幸福的增加。Myers研究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的經濟發展水平與其國民的幸福感之間的關系。他發現，到20世紀末，整個社會的財富幾乎比1957年時翻了一番，中產階級擴大了近2倍，絕大部分家庭的收入都有了明顯增加，但從調查結果來看，報告自己“非常幸福”的人數卻從1957年的35%下降到1998年的33%。而且，更讓人觸目驚心的是，離婚率翻了一番，青少年自殺增長了3倍，暴力犯罪增長了4倍，抑郁癥患者尤其是青少年患者的人數急劇上升。他把這種物質繁榮的同時而社會衰退的現象稱為“美國困惑”[9]。Diener和Suh也考察了從1946到1990年期間美國幸福感的變化趨勢，結果發現可支配的收入（控制了通貨膨脹和稅收）急劇增長，但幸福感的水平保持不變[12]。Diener等考察了55個國家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與幸福感之間的關系，發現二者并不相關。

這些結論似乎與我們頭腦中已有的生活概念不大相符。在日常生活中，當被問到“沒錢你能幸福嗎？”幾乎所有人都會搖頭或干脆笑笑不置可否。當再被問到“什么最能改善你的生活質量？”大多數人都會回答“金錢”。為什么會出現這種不一致？這主要是因為金錢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扮演了太重要的角色，尤其對于一般的民眾，我們總是通過金錢這個中介來獲得我們想要的東西，金錢在我們這個社會幾乎具有一切商品的屬性，這就使得金錢在我們心理上的作用被夸大了，好像只要有很多錢我們就能過上幸福的生活。而事實上，金錢對幸福感的影響是相對的。在一定范圍之內，金錢對幸福感的影響較大，而一旦超出這個范圍，金錢對幸福感就不產生什么大的影響或者根本不產生影響。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大量研究表明，金錢與幸福感之間可能存在著某些心理變量在調節二者的關系。下面我們就來探討金錢影響幸福感的心理機制。

3金錢影響幸福感的心理機制

3.1人格

影響幸福感的因素可分為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但研究表明，外部因素與幸福感只有中等程度的相關，其中人口統計學變量如經濟狀況、受教育程度等只能解釋幸福感不足20%的變異，外在環境也只能解釋幸福感變異的15%。相對而言，內部因素尤其是穩定的人格因素常常被認為是幸福感最可靠、最有力的預測源之一。金錢是幸福感的外部影響因素，人格是個體幸福感的內在預測指標，它們之間是否存在某種內在的聯系？金錢對幸福感的影響是否受到人格因素的緩沖？

聯系人格和幸福感的一種概念模型是，人們具有一種幸福或者不幸福的遺傳素質，這可能是由天生的神經系統的個體差異所造成的。行為遺傳學的研究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例如，Tellegen等考察了共同撫養和分開撫養的同卵和異卵雙生子，計算出基因能夠分別解釋積極情感和消極情感的40%和55%，而共享家庭環境只能分別解釋這二者變異的22%和2%[13]。如果這種先天的體驗某種幸福感水平的穩定傾向確實存在，那么幸福感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跨時間和跨情境的一致性。盡管情境因素可能使幸福感偏離基線水平，穩定的人格因素應該施加長期影響。Heady和Wearing提出的動力平衡模型(dynamicequilibriummodel)支持了這一點[14]。他們指出，人們在經歷了各種好的或壞的生活事件后，最終會回復到幸福感的基線水平。外部事件對幸福感的影響是短暫的，內在的人格特質或認知因素對幸福感的維持起著關鍵的作用。根據這一模型，收入的增加或減少會在短期內提高或降低人們的幸福感，但是由于受到人格因素的調節作用，人們最終會回復到之前的幸福感的水平。

那么，究竟有哪些具體的人格因素在金錢與幸福感之間起著中介作用呢？張興貴等人采用結構方程建模技術，結果表明，經濟狀況變量既與幸福感有直接的關系，又通過大五人格中的外傾性和神經質維度對幸福感有間接效應[15]。外傾性和神經質之所以能夠充當調節金錢與幸福感關系的中介變量，可能是因為內外向和情緒穩定性這兩個人格維度，更多體現了遺傳所決定的神經系統的動力特征對行為的持久影響，更多代表了人的自然性格（或稱為氣質），具有本源性，可以稱為氣質性人格[15]。而且，大量研究表明，外向性與積極情感呈高度正相關，神經質與消極情感呈高度正相關[16]。因此，具有這兩種人格特質的人，不論其收入水平如何，他們的幸福感可能總是處于愉悅水平或者總是處于不悅水平。也就是說，金錢對幸福感的影響是微弱的，它主要通過外傾性和神經質來作用于幸福感。

另一個已被證明的在金錢與幸福感之間起中介作用的人格特質是控制感。例如，Johnson和Krueger的研究表明，對生活的控制感可以調節實際的財富與生活滿意度之間的關系[17]。擁有強烈控制感的人更可能采取行動為自己的目標而努力奮斗，通過奮斗，也更可能達到期望的目標，從而導致更多的滿意感，這種結果反過來又增強了個體對生活環境的控制感。因此，控制感調節收入與生活滿意度之間關系或許是基于這樣一種方式：人們通過工作和其他途徑創造物質財富，那些相信自己能夠控制生活的這些方面的人更可能成功地為自己創造出有利的經濟資源，從而導致更多的幸福感[17]。即使在面臨困難的經濟狀況的時候，控制感也是有適應價值的。Lanchman和Weaver研究發現那些收入低但能夠維持高度控制感的被試組報告的幸福感的水平幾乎與高收入的被試組一樣高[18]。他們不將這種低收入狀態視為不可變的，而確信能夠改變這種情形，所以，這樣的低收入者的不幸福程度比那些處于同一狀態中的悲觀低收入者的不幸福程度要低得多。可見，在經濟狀況不利的情形中，控制感扮演了一種積極的角色，它能夠使人們更成功地調整自己以適應這種困境，從而緩和了低收入對幸福感的負面影響。當然，對于控制感的這種適應價值也存有異議。一種觀點認為，對于處于不利經濟狀況中的人們來說，要他們相信自己能夠控制這種環境是不現實的，有可能導致不恰當的自責，相反，維持對現狀的現實的評估對他們可能更有利；而且，如果低收入不能提供控制的機會，擁有高度的控制感可能還會導致失望和沮喪。因此，能夠明確地意識到外在環境的限制對于低收入的階層可能更有效[18]。

其他人格特質如自尊、樂觀等，雖然與幸福感密切相關，但是它們作為調節金錢與幸福感關系的中介變量的實證研究還很少見，有待進一步的驗證。

3.2目標

Emmons認為，資源會通過影響人們實現目標的能力而間接影響幸福感。那些對人們實現自己的目標有利的社會資源會促進幸福感[19]。因此，金錢對幸福感的影響可能是因為它影響人們達成各種目標的能力。那么，從理論上來講，更多的金錢能夠使人們達成更多的目標，從而導致更多的幸福感。但是，有這樣一種觀點，即財富之所以對幸福感產生影響，主要是因為它提供了滿足基本的生理需求如食物、水、住房、保健的一種手段。然而，一旦基本需要被滿足，它與幸福感的關系就變得復雜。基于此爭議，Diener等深入地探討了收入、基本需要的滿足和幸福感的關系，發現即使當基本需要被控制時，收入仍然與幸福感顯著正相關，表明金錢對幸福感的影響超越了滿足基本的生理需要這個目標。

以上我們是把金錢作為實現目標所需的一種社會資源來看。換一個角度，當把金錢本身作為追求的目標時，它對幸福感又將產生什么樣的影響呢？Sirgy提出了物質主義(materialism)這一概念，他把它定義為相對其他生活領域，物質生活領域被認為高度重要的一種狀況[20]。Sirgy認為，物質主義目標本身對幸福感有直接影響。相關研究表明物質主義與幸福感呈負相關，即使控制收入也是如此[20～22]。那些認為金錢比其他目標更重要的人對他們的生活標準和生活質量更不滿意。Sirgy對此的解釋是，物質主義者把物質追求的目標設置得太高，不切實際，以致根本沒有能力去實現這些目標，所以他們對自己的生活不滿意[20]。

自我決定理論的代表人物Kasser和Ryan也認為把追求經濟的成功作為生活的中心目標會降低幸福感[21,22]。他們的理論基礎是，自我決定是人類天生的需求，過分追求經濟目標會消耗大量的能量，這樣就減少了實現其他內在目標的機會，而最終阻礙幸福感的提升。他們區分了內在目標和外在目標。其中前者是指定向于自我接納、情感聯系、團體卷入的目標。定向于內在目標的人會體驗到更多的幸福，因為這些目標與自我決定需要的滿足相聯系，而定向于外在目標如金錢則會體驗到更多心理上的不適應。所以，按照自我決定理論，物質目標之所以與低的幸福感相聯系，其根本就在于它缺乏自主定向。Csikszentmihalyi則認為如果更多的心理能量被投資到物質目標上，追求其他目標如美滿的家庭、親密的友誼、興趣愛好可用的能量就減少了，而這些目標對于我們的幸福生活同樣也是必要的[23]。

3.3動機

前面我們已經討論了物質主義對幸福感的負面影響。但是也有研究者對此提出了質疑。Diener等在回顧30年來幸福感的研究中提到，目標對幸福感的影響似乎比簡單地達到個人的目標更復雜，暗示目標背后潛在的動機可能是一個重要因素。

早期的研究者Csikszentmihalyi和Rochberg-Halton曾提出過兩種類型的物質主義：一種是工具性的物質主義(instrumentalmaterialism)，指使用物質財富作為實現個人價值和生活目標的手段，這種物質主義是無害的；另一種是終極性的物質主義(terminalmaterialism)，指使用物質財富去獲得社會地位并贏得他人的贊美和羨慕，這種物質主義是有害的[24]。

Carver和Baird認為每個目標背后有4種類型的動機，分別是：內部的（被內在的快樂所激發）、認同的（反映了個人的價值觀）、投射的（來自于內部的壓力如內疚或社會贊許）、外部的（由外部獎勵或懲罰的力量所引起）。前兩種動機又可被歸為內部動機，后兩種動機可被歸為外部動機。雖然他們發現總體上經濟成功的重要性與幸福感呈負相關，但同時也發現經濟成功目標的內部動機與幸福感呈正相關，外部動機與幸福感呈負相關[25]。Carver和Baird的研究局限就在于他們考慮的追求經濟成功的原因有限。按照他們的假設，如果研究中包含的動機的范圍更廣，錢的重要性對幸福感可能就沒有主效應了。于是，Srivastava等在后來的研究中考慮到了10種掙錢的動機：安全、維持家庭、市場價值、自豪、休閑、自由、沖動、慈善、社會比較、克服自我懷疑。經進一步因素分析最終確定了3類動機：積極的動機（前4種）、行動的自由（中間4種）和消極的動機（后2種）。結構方程模型顯示，當控制掙錢的動機尤其是消極的動機如社會比較、尋求權利、炫耀、克服自我懷疑后，錢的重要性與幸福感之間的負相關關系就消失了。研究還發現積極動機和行動的自由對幸福感的主效應不顯著。這說明物質主義與幸福感的負相關正是由于這些消極動機的影響[24]。

金錢本身是沒有害的，事實上，當金錢被用來幫助滿足大量的基本需求時是很有益處的，畢竟，“沒有錢是萬萬不能的”；但是，“錢也不是萬能的”，當用金錢來做不能做的事情時，對它的追求就成了問題。比如，金錢不能直接減輕自我懷疑，因為缺少錢不是它的根源[24]。所以，金錢與幸福感的關系不在于掙錢的目標本身，而在于掙錢的動機。

3.4社會比較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可能經常會聽到這句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心理學中稱之為社會比較。1985年，Michalos提出了滿意的多重差異理論。根據這一理論，個體把自己與多種標準進行比較，這些標準包括他人、過去的條件、抱負、滿意的理想水平、需要或目標等。個體對滿意度的評價就基于現狀與這些標準之間的差距，向上比較使滿意度降低，向下比較使滿意度增加。其中，社會比較被發現比與其他標準的比較能更有力地預測滿意度[26]。

Wood把社會比較定義為思考與自己有關的一個或多個他人的信息的過程[27]。人們傾向于與自己圈子里的其他人進行比較，向上比較和向下比較都會影響幸福感。然而，研究者對于人們是如何與他人進行比較的這一問題存在爭議。例如：人們只是與比自己富裕或比自己窮的人相比，還是根據所有人的收入分布來定位自己？

McFarland和Miller預測人們只與比自己收入低的人相比（為了感覺好）或者只與比自己收入高的人相比（為了激發自己做得更好）[28]。Parducci的范圍—頻率理論(range-frequencytheory)預期，人們與收入分布中的所有其他人進行比較，而不僅僅是向上或向下比較[29]。Smith等人的實驗研究結果顯示，范圍—頻率理論很好地預測了社會比較對幸福感的效應[30]。而Hagerty在自然情境中進行的兩個研究也有力地支持了收入對幸福感的社會比較效應，而且結果正如范圍—頻率理論所預期的那樣[29]。他還特別指出，盡管社會比較在幸福感的評價上起了作用，但是社會比較效應的大小比收入的主效應要小。據此他提出了可以增加國民幸福的3條途徑：(1)通過增加平均國民收入；(2)縮小收入分布的范圍；(3)改變比較的參照組，如與比自己收入低的人進行比較或者與上一代人進行比較。

在中國，收入對幸福感的社會比較效應更是明顯。中國社會調查所2005年的一項調查稱，民眾最為關心的社會問題中，排在第一位的是貧富差距。在北京社會心理研究所的調查中，市民已連續4年把“貧富差距過大”列為最嚴重的社會問題之首。貧富差距通過社會比較的心理機制使人們產生不公平感，使得有錢的人、沒錢的人都覺得不幸福。

3.5適應與壓力

Helson把適應定義為對重復或連續刺激的減少的反應。對生活事件的適應是理解幸福感的一個重要因素。Brickman等人就是根據Helson的適應水平理論，用對比和適應來解釋彩票中獎的人并不比一般的人更幸福，而且從一系列平凡的生活事件中得到的快樂更少的現象[10]。首先，與中獎后的興奮和高峰體驗相比，許多平常的生活事件看起來就不是那么有樂趣了。因此，盡管中獎得到了新的快樂，但它也使舊的快樂減少了，新舊快樂相互抵消，使得彩票中獎者并不像我們所期望的那樣幸福。其次，中獎的興奮會隨著時間而逐步消退。當他們習慣了由新的財富所帶來的快樂時，這些快樂體驗就不再那么強烈，對總體的幸福感就不再有很大的影響。總之，這種好運的影響在短期內會被對比效應削弱，從長遠來看會被適應過程削弱。看來適應可以很好地解釋為什么收入的增長不一定導致幸福感的增加。

當然，對此還有其他不同的解釋。有研究顯示，突然的改變或者極端的結果，即使是正性的，也會引起壓力[31]。還有研究者考察了英國足球彩票中大獎的人，發現財富增加的同時也伴隨著代價：很多人辭職，人際面縮小，成就感降低，而且，當他們被希望提供經濟資助時，與朋友和家人間的關系變得緊張。因此，收入的增加可能導致更多的壓力，緩和了其對幸福感的積極效應。

4小結與展望

從心理學的研究結論可以看出，金錢與幸福感的關系，遠不止傳統經濟學的假設那樣簡單。在一個國家內部，富人與窮人在幸福感上的差異并沒有二者在財富上的差異那么大，盡管富裕國家的人民一般來說比貧窮國家的人民感到更幸福，但這種差異也不能簡單歸結為財富的差異。而且，個體收入的改變和國民經濟的增長并不一定帶來幸福感的提高。研究者還從人格、目標、動機、社會比較、適應與壓力等方面探討了金錢影響幸福感的心理機制，這使得人們對金錢與幸福之間的關系有了新的認識和更科學的理解。但是仍有一些問題有待深入探討：

(1)對于金錢究竟在多大范圍內或多大程度上影響幸福感，還沒有一致的結論。之所以如此，可能是由于研究對象過于籠統化。其實，對不同階層的人群而言，金錢對于他們的意義和價值可能是不一樣的。對貧窮的人來說，能夠用來滿足其基本生理需求的金錢對他們的幸福感的影響是應該是很大的。而對富裕的人來說，金錢對其幸福感的影響可能很大，因為他們可能需要金錢去實現更高的目標；當然這種影響也可能很小，因為非物質財富的因素如與家人和朋友交往的時間、身體健康、工作穩定、婚姻狀況、個人安全感以及人際關系等對他們的幸福可能更重要。而且，在個體不同的生命階段，金錢對其幸福感的作用可能也是不同的。比如，金錢對成年人幸福感的影響可能比對老年人幸福感的影響更大。因此，今后的研究在研究對象上需要細化，例如把不同階層的或者不同年齡階段的群體區分開來分別加以考察，然后進行比較，這樣才能得出比較準確的、真實的結論。

(2)金錢對幸福感的影響，并不一定是哪一種心理機制就能解釋清楚的。各種心理變量之間可能存在交互作用。例如，McFarland和Miller的研究發現非抑郁、樂觀的人傾向于關注比自己做得差的人的數量，而抑郁、悲觀的人則更多地關注比自己做得好的人的數量[28]。這說明個體的人格影響其使用社會比較信息的方式。因此，以后的研究最好考慮多個心理中介變量，建構金錢、心理變量與幸福感的關系模型，以便于更深入、更透徹地理解金錢是怎樣對幸福感產生影響的。在研究方法上，無論是縱向研究還是實驗研究都有待于進一步完善。

(3)心理學的任何研究主題都需要考慮所處的文化背景，這就涉及本土化的問題。以上結論大部分都是基于國外的研究成果，而國內研究才剛剛起步，這些結論是否可以推廣到中國，還有待于本土化的實證研究。而且，在以“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為主題的中國現階段，對此課題的研究還有著重要的實踐意義。經濟發展、環境優美、人際和諧、全體社會成員歡樂幸福是和諧社會的基本特征。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不僅要關注經濟硬指標，更要關注人民大眾的切身感受。因此，對政府而言，可以此課題的研究成果作為參考，制定一些以提高人民整體幸福感的相關政策，如解決貧困問題、縮小收入差距等等。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幸福感測量本身還不完全成熟，應該主要采取探索的方式，尤其需要從中更多地知道到底有些什么因素影響了人們的幸福感，并隨之不斷完善施政的指標體系。目前幸福感測量研究存在指標不統一、研究方法創新不夠、文化差異性日益突出等問題，所以從中國的文化背景和當前的經濟社會發展程度出發，借鑒國外的理論和方法，提出適合當今中國居民的幸福感理論構念并編制出相應的幸福感量表，是極為迫切的問題。

收稿日期；2007-04-15

注釋：

①國內學界通常把subjectivewell-being譯為“主觀幸福感”，是為了與另一個并列使用的不同的概念“心理幸福感”(psychologicalwell-being)相區別。但“主觀幸福感”的說法不太符合中文的表達習慣，因為在中文中，“感”已能表明其主觀性。而且本文討論的都是“主觀幸福感”，沒有涉及“心理幸福感”這個概念。因此，本文中我們把subjectivewell-being一律譯為“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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