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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族文化觀念對少數民族大學生心理和行為的持續隱性影響

民族是基于共同的歷史、語言、宗教、行為、生物特征而形成的共同體。各民族在發展過程中基于共同的居住地點、生活方式和歷史習俗創造出自己獨特的民族文化。民族文化是一個民族存在的標識，各民族文化內涵豐富又千姿百態，具有多樣性和相對性。民族文化是民族心理形成不可或缺的因素。各民族在主動和能動地創造多彩的民族文化的同時，也將民族文化內化于自己的心靈，形成獨特的民族文化觀念體系。1957年，英國思想家波蘭尼(M．Polanyi)在《人的研究》一書中首次提出:人類有兩種知識，一種是通過理性和邏輯分析獲得的可以用語言清晰表達的知識，即“外顯知識”;另一種是在社會生活當中無意識獲得的、不能系統反思和清晰陳述的知識，即“內隱知識”。［2］現代心理學不僅通過實驗證實這兩種知識獨立地存在于人的記憶系統中，而且發現這兩種知識具有不同的信息加工方式和提取機制。外顯知識的提取是一種控制化的、緩慢的信息串行過程，而內隱知識在提取時是一種快速的信息并行輸出過程，不消耗或很少消耗心理資源，不受短時記憶容量的限制，不需要意志努力。因此，相對教育中獲得的外顯性觀念，內隱的民族文化觀念更具有自動化和無意識的特點，容易被自動激活，是某一民族人們心理和行為最迅速、最直接的支配力量。對于少數民族大學生而言，進入大學后，雖然脫離了土生土長的社會環境，轉移了生活空間，離開了一直浸染的民族文化環境，但原有民族文化觀念并不會消失，而是以隱性的方式持續地發揮作用，－33－自動地、無意識地影響他們對新觀念的接受以及行為選擇。首先，內隱的民族文化觀念影響少數民族大學生對新知識和新觀念的接受。少數民族大學生長期生活在本民族文化土壤中，本民族的文化傳統潛移默化影響著他們，在思想觀念深處不自覺地留下印記。這些散布于頭腦中的民族文化觀念有些與新的文化觀念相一致，有些則可能與之矛盾或相悖。當矛盾或相悖的情況出現時，由于內隱的民族文化觀念具有自發性特點，它會極大地阻礙和干擾新觀念的接受。其次，內隱的民族文化觀念影響少數民族大學生對新觀念系統的踐行。在民族教育過程中，盡管少數民族大學生經過系統的學習，從內心深處真正接受了新觀點和新觀念，愿意將它作為自己的價值標準和行為準則，但這并不意味著新的觀念能夠馬上成為支配行為的力量。少數民族大學生在長期的生活實踐中形成的內隱的文化觀念具有極強的潛在性和穩定性，它不會因為新觀念的出現而消失。在此階段，就會導致內隱和外顯“雙重觀念”的出現。與外顯觀念相比，內隱民族文化觀念較少需要心理能量和動機從記憶中去檢索，所以在沒有主觀意志控制的情況下，作為一種積淀下來的無意識痕跡，它會首先被激活，成為少數民族大學生行為反應的最直接的支配力量。

二、少數民族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對民族文化的忽視

既然民族文化觀念是少數民族大學生心理和行為的先在性生成因素，并持續隱性地產生影響，那么，少數民族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就必須建立在對民族文化了解和理解的基礎上，不能無視民族文化的存在。然而，目前少數民族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無民族文化”或“超越民族文化”的現象非常普遍，民族文化成了教育過程中的被忽視的無關變量，這極大地制約了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實效性。

(一)心理健康標準忽視民族文化的適應性

為提高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科學化水平，各高校紛紛開展大學生的心理普查工作，為所有在校大學生建立心理健康檔案。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使用的心理健康標準和測量問卷基本上是基于西方文化語境的，我們并沒有對其局限性和文化適應性進行足夠的反思和認識。受理性主義和主客二分的思維方式影響，西方心理學把心理看作是一種獨立在主體之外的類似于“客觀存在”的“精神存在”。這種“精神存在”可以通過科學的方法加以認識、反映，并確定科學化的標準。但這個標準是孤立的，它從幾個孤立的方面來認識人的心理，而不是把人的心理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這個標準是靜止的，它從某段靜止的時間來認識心理，而不是把人的心理作為一個不斷發展的動態過程來看待;這個標準是普適性的，它從跨文化的角度來認識人的心理，而忽視心理的文化相對性。心理異常和心理健康的標準在于心理與行為表現與特定文化契合性。健康、常態的心理并沒有統一的、普適的標準，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類有著截然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心理行為表現。受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的影響，在遇到困擾時，不同民族大學生的情緒和行為表現是不一樣的。但在實際的工作中，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往往只是從科學的、普適的心理健康標準出發，忽視對少數民族大學生心理和行為反應的文化性和獨特性認知。目前許多調查研究結果表明，少數民族大學生存在的不同程度的適應障礙和心理問題，如，焦慮不安、情緒波動、消極悲觀、缺乏自信、人際敏感、強迫傾向等。這種標準化、表面化的測試無法深入各族學生的心靈深處，會使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失去深入了解學生的機會，更糟糕的是容易夸大少數民族大學生心理問題的程度和性質，對少數民族大學生帶來師源性傷害。

(二)心理健康教育方法忽視民族文化的適應性

目前，少數民族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主要照搬西方心理學的理論和方法。這些理論以追求客觀合理、科學、普遍的方法和手段為目的，認為只要方法得當，心理問題的解決和心理疾病的治愈便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大的社會背景和少數民族學生所經歷的獨特的文化背景成了被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理應忽略的無關變量。這樣的心理健康教育方法是科學化的、標準化的、去文化的。事實上，任何心理健康教育的理論和方法都是特定社會文化背景下建構起來的，“潛意識”、“認知失調”和“真實自我”等并非是客觀事實的反映，只不過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對人的一種理解而已。所以，這些理論具有文化適用性。當把這些理論放到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時，因為缺少特定的文化土壤，可能就會失去其本來的效用。當心理健康教師在教學和咨詢中簡單地搬用那些西方的心理健康理論，有意或無意地使用那些讓人倍感“神秘”的概念和令人“困惑”的推理時，很容易讓少數民族大學生產生距離感和疏離感。同時，當這些心理健康教育理論以科學化的面目出現時，那些非主流文化背景下產生的心理健康理念和方法似乎就變成了非科學的，這無形當中會給各族學生帶來一種壓迫感。目前，在我國的民族院校，少數民族大學生求助愿望不強的現象也是普遍存在。一項針對少數民族大學生的求助意愿的調查表明:少數民族大學生在遇到問題時向校內心理咨詢機構求助的僅占5%，尤其是信仰伊斯蘭教和佛教的少數民族學生，大多傾向“內省”、“感悟”和“自我解脫”，而不喜歡向專業的心理咨詢求援。［3］這種現象一方面說明少數民族學生因其獨特的文化背景在遇到心理困擾時有自己獨特的處理方式，另一方面也說明那些所謂科學的心理學理論與少數民族大學生的文化缺乏契合性，那些冷漠的分析和冰冷的結論很容易讓少數民族大學生望而卻步，對學校的心理咨詢失去必要的信任感。少數民族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根本目的是服務于民族學生，使他們健康成長。如果少數民族學生不相信心理咨詢的效果，不愿主動尋求心理咨詢老師的幫助，那么這一目的就無法實現，其實效性也就無從談起。

三、少數民族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須保持民族文化敏感

文化心理學家阿克遜和蘇(Sue)等人說過:“心理健康服務是一種助人過程，其理論和實踐上都平等地重視咨詢者和求助者的文化印記。咨詢專業者必須考慮咨詢者和求助者在語言、社會階層尤其是文化方面的差異，這些因素會成為有效介入咨詢的潛在障礙，因而咨詢者需要努力克服這些因素可能造成的障礙。”［4］文化敏感是少數民族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應有之意。在進行少數民族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過程中，教育工作者必須具備一定的文化敏感能力，充分考慮民族文化在少數民族大學生心理和行為發展中的作用，從縱深的民族文化視角解讀學生，以增強少數民族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實效性。

(一)樹立寬容、開放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理念

少數民族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特殊性集中體現在其教育對象有著獨特的、多元的文化背景。在實際的工作中，以共性的科學心理學理論作為指導固然重要，但僅用這些理論來理解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少數民族學生是遠遠不夠的。文化心理學認為，人類作為一個整體，必然存在著許多相似的普遍共性，但不同民族的人們由于生活在不同的社會文化中，所以表現出來的心理和行為方式是不同的。在心理健康教育過程中，如何從縱深的、民族文化的脈絡理解少數民族學生的心理和行為，是建立深入的共情關系，采用有效的教育方法之基礎。正如建構主義所言，“真正意義上的知識或真正意義上的心理治療和心理咨詢的知識，應當是有著顯著差異的活生生、具體鮮活的關于個體和個別事物的知識。由于每個個體都是特殊的、獨一無二的、不可替代的“那一個”，因此知識的要義不在于找到事物的共性，相反，而是應發現其個性。”［5］但在實際的工作中，從民族文化的視角出發，發現個性，深入地理解學生并非一件容易之事。心理咨詢教師不可能對每個民族文化都能完全了解。因此，文化心理學一貫秉承的開放、寬容的態度應是少數民族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基本理念。開放、寬容的前提是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一定要承認自己對學生的成長背景和文化背景知之甚少，拋開既有的理論體系去理解學生，對學生的成長經歷和民族文化保持一種探索的興趣。在寬容、開放的理念下，心理咨詢教師通過詳細的傾聽了解各族學生看待問題和解決問題特有的方式和方法，從學生的參照體系出發，與學生共同分析問題、建構發展目標并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這是一種對等和平等的師生關系。教師不再站在權力一方，不再是獨立于學生的觀察者、判斷者，而是學生的密切伙伴、參與性的觀察者。這樣不僅有利于建立深入的信任關系，而且有利于激發學生潛能、促進學生心理發展。

(二)樹立生態化的心理健康教育理念

生態哲學把人的心理看做是一個與外在環境交互作用的、多層次、多維度的復雜系統。在少數民族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過程中，樹立生態化的心理健康觀有利于全面、系統地理解少數民族大學生的心理和行為，進而采用切實有效的心理健康教育方法。首先，生態化的心理健康觀認為，心理健康應該是心理系統整體功能的良好狀態，也就是說心理作為一個整體能有效地發揮自身的功能，不斷向內部與外部平衡統一的方向發展。這就意味著心理健康應該是一種整體的、動態的平衡，在發展過程中，心理的某個部分功能的缺失或者某個部分發展的暫時滯后并不一定意味會破壞整體功能。因此“問題”并不意味著不健康。因為當心理的某個部分出現問題時，整體發展趨勢自然會對部分進行調整或修復，從而使得整體的功能處于穩定和諧的狀態。這要求我們在確定少數民族大學生心理健康狀態時不能僅僅局限于對心理的某個部分的健康狀況進行界定，而必須有整體層次的把握，對心理整體機能的狀態加以評定。同時，在開展少數民族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時候，教師要注重學生的整體心理素質的培養，審慎地對待和分析少數民族大學生在文化適應中出現的各種心理問題，不可輕易做出“心理不健康”的結論。其次，生態化的心理健康觀認為，心理不是一個孤立的系統，它不斷地與外界環境進行著交互作用，心理健康取決于心理與環境的動態平衡。因此，評定少數民族大學生的心理健康必須從民族文化的視角入手。我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又有不同的心理特征。如，由于多災多難的歷史和相對封閉的生活環境，苗族人養成了封閉收斂的心理定勢，形成了自律內斂的性格特征。而蒙古族由于一直過著游牧生活，草原部落游牧的生活習俗已經扎根于蒙古族人民的心理，蒙古人具有開放、熱情、豪放的性格特征。不同民族性格的人在具體情境中所表現出來的情緒和行為問題會有所不同。如果不從民族文化背景來考量，只用靜止、孤立、統一的標準來認識和衡量具有多元文化背景的少數民族大學生的心理和行為是極其有害的。

(三)深入挖掘民族文化中積極的心理健康教育方法

一個民族的發展史也是一個民族應對困難和挫折、追求快樂和幸福的歷史。不同的民族在發展過程中，以其獨特的智慧發展出其獨特的應對困難和獲得健康的途徑和方法。比如，我國許多民族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宗教信仰在維護少數民族人民的心理健康方面起著重要作用。Ellison等人回顧了這一領域的實證研究，總結了宗教對心理健康的作用機制:(1)個體生活方式和健康行為的管理;(2)社會資源的獲得(如社會聯系，正式和非正式的支持);(3)積極自我感知的提升(如自尊，個人的掌控感等);(4)應對資源的獲得(如對壓力的認知和情感反應);(5)其他積極情感的產生(如愛、寬恕等);(6)健康信念的提升等。這些因素改變了宗教參與者的認知，提高了生活質量，從而促進了心理健康水平。［6］如，地震使災區人民失去家園，失去親朋好友，心靈遭受重創，而佛教輪回學則可以使地震的幸存者獲得安慰與解脫。一項對666名藏族、回族等少數民族大學生的調查表明，宗教認同是少數民族大學生自我概念中的重要部分，對其心理健康有重要的意義。除此之外，一些民族風俗和習慣也具有宣泄情緒、激發希望、獲得支持等心理疏導作用。［7］這些在現實生活中被少數民族人民自發運用的促進心理健康的方法雖沒被納入主流的心理治療理論，但對心理健康教育的意義不可小覷。作為民族院校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要努力研究和了解不同的民族文化中促進心理健康的方法，去其糟粕，吸其精華，在對不同民族學生進行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咨詢的過程中，靈活地、有針對性地應用這些方法，使之更具有民族文化適應性，更符合少數民族大學生的心理特點和發展所需。

作者:姜雪鳳玉明慧單位:大連民族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