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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職業教育泛化是指職業教育遠離具體的職業崗位（崗位群）所需職業能力的培養而走向專業基礎教育。職業教育泛化是學校職業教育的一種無奈選擇，是社會經濟對教育制約的一種表現形式。但職業教育的泛化并非都是有害的，它可以使更多的適齡人口得到專業教育。解決這一問題需要通過加快學校與企業之間的聯接環節建設，如發展獨立的培訓機構、發展規范的學徒制等來解決這一問題，這不僅是學校職業教育發展的需要，也是解決弱勢群體職業教育的需要。

【摘要題】理論經緯

【關鍵詞】職業教育/泛化/職業教育延伸/培訓/學徒制

隨著素質教育這一時髦的詞匯被引入教育以來，在各種教育研究的論述中如果沒有素質一詞的使用似乎成了一種落后的觀念。職業教育也不例外，在近幾年的職業教育的研究中，素質一詞的使用頻率也在不斷地攀高，剛引入且得到推廣的“能力本位”教育理念和CBE等教學模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質疑。為了達到素質教育的目標，無論是基礎教育、高等教育還是職業教育，無不對學生開出了龐大的、系列化的教育內容清單，一種我們自己都無法描述、解釋不清的理想化的教育目標追求在教育界快速地膨脹起來。職業教育似乎對這一問題更為顯著，無論中職還是高職，所提出的教育目標所涉及的知識范疇和能力要求，可能是一個人一生所要追求的目標與境界。然而無論是高職還是中職教育，學生的學習時間畢竟只有短短的三年，這既有時間的約束，還有正規學校教育成本的約束，在三年之中我們要培養一個理論知識上似乎可以趕上專科或普高，在實踐能力上可以達到高級工或中級工所需要的能力在現實中卻是天方夜譚，通識教育已走到了職業教育的前列。這種理想化的追求實際上把職業教育進到了泛化，之所以稱為泛化，是因為任何專業教育實質上都是職業教育，好像這樣的教學目標追求可以使學生能夠得到更強的能力，能夠更適應社會經濟的發展所提出的更高要求。而現實的實際卻是學生就業難，企業更不滿意。職業教育追求教育內容遠離具體的崗位知識和能力的這種泛化是一種無奈的選擇，還是職業教育發展的必然呢？這不僅涉及到職業教育的培養目標，也涉及到實現這一目標的途徑問題。

一、職業教育的培養目標

我們之所以提出職業教育的類型，或者說職業教育的概念，是因為職業教育應與職業緊密相關，職業教育應培養學生具有相應的職業能力應該是理所當然的目標，而且職業能力中的職業是具有某特定范圍的，它應直接對應于社會生產（廣義的生產）相關的崗位或某類崗位。因為不存在沒有崗位的職業，培養職業能力是職業教育的本質所在。職業能力不僅存在于我們目前所認為的職業教育之中，也存在于任何的專業教育之中，包括我們所說的普通高等教育。關于職業教育的本質問題，筆者已在相關文章中作了探討，并提出了職業教育的標志：完成初始職業化，在這里不再過多地贅述。

既然是職業教育，在培養學生職業能力過程中，就必須參與特定的職業活動或至少是在模擬的職業情境中使學生對已有的知識、技能、態度等進行整合并內化為某職業的具體崗位能力。但是職業教育的泛化，使職業教育本應追求的教育過程受到了更多的批判，以人的全面發展、以人的未來學習能力等為主要價值取向的職業教育觀念似乎已占了主流，通識教育的泛職業化理念已得到不少人的認可。通識教育最早是由紐曼提出的，通識教育就其是各種學科都要具備的、公民的、廣泛的知識講，它是通識教育；就其是所有公民都應具備的理智能力和一般知識講，它是普通教育；就其基于人性，以人性為目的教育而言，它是人文教育。是不是在這種廣泛知識的教育中，可以使人得到一種基本的技術實踐能力呢，徐國慶在其《試論職業教育專業課程的展開順序》一文中對此進行了否定。反過來講，即使我們把職業教育的培養目標定位在針對某崗位群，而不是某具體的崗位，職業教育應追求的是什么，知識在什么樣的教育過程中才能內化為個體的職業能力，因為在職業教育不斷泛化的背景下，職業教育走向了知識化，而非職業能力的養成上。我們說轉崗能力也好，進一步學習能力也好，適應能力也好，這些能力的培養是否在狹窄的職業教育過程中，即以某崗位的崗位職業能力為具體培養目標，或者說是教育方式下，學生就難以具備這些發展能力呢？其實，即使從一種狹義的職業教育作為出發點，或課程的組織方式，其轉崗適應能力也未必就差。如機械維修工，如果某個體精通于維修機床，當他轉崗到汽車、紡織、食品等行業來做維修工是極其容易的，因為機械維修的故障判斷、修理過程所涉及的思維方式與操作過程是極其相似的。再比如一個精通車床操作的車工，他若轉為一個銑床操作工，或一個磨床操作工等其它機床操作工并不是什么難事，甚至是在對設備的具體熟悉過程中，就基本可以勝任。如果說當個體不能進行轉換，可能是所涉及到的其它基礎能力太弱，如計算能力、新知識新技術的學習應用能力等，如果是這樣，那只能說明我們所設計的職業教育的文化基礎太低，它不能達到這類崗位的基本要求，這時就應當提升這類職業教育的基礎層次。由于不同行業的生產技術水平不同，職業教育的基礎層次也應當有所區別，在職業教育期間不斷地強化基礎文化知識教育也是職業教育資源的一種浪費。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即使職業教育基礎層次設置得很高，我們也不可能在短短的3年之間就能完成個體一生所需知識和能力的培養。它更需要個體在今后的一生中不斷學習。我們不能一方面高喊每個人都應該成為終身學習者，而另一方面總是在試圖努力在短短的3年之間就把一個人一生所需要的專業知識和能力都培養出來，這既是不可能的，也是沒有必要的，因為它需要更高的成本。關鍵的問題是我們如何能在學生職業崗位能力的養成過程中，把這種學習過程內化為學生學習的一種學習方法、一種思維過程，在今后的轉崗等過程中形成一種具有廣泛應用的、可遷移的學習能力，這是職業教育應當追求的目標之一。

二、職業教育泛化的原因分析

職業教育既然是針對某崗位來培養學生職業能力的教育。為什么職業教育的泛化在各種教育理念的支持下似乎已成為一種主流的聲音呢？其實，這是目前我們所說的職業教育一種無奈的選擇。首先，我們可以從職業學校的現狀進行分析。目前，我國的職業學校主要是由高職學院、普通中專、技工學校、職業高中所組成。高職學院大多是過去的普通中專所改建，與普通中專的教學模式有著無法分割的歷史淵源；而過去的普通中專的培養目標是技術員，它的教學內容與培養模式與普通高等教育又具有極其相似之處，而且大多數學校的教學設施，尤其是涉及工業企業生產的教學設施，離能真正地開展職業教育相距甚遠。職業高中是從20世紀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由方式形成的，其教學設施的落后程度不言而喻，甚至可以說大多數學校就不具備職業教育的基本條件。最具有職業教育特征的是技工學校，但技工學校（尤其是中西部欠發達地區的技工學校）由于企業轉制等各種原因造成嚴重的經費短缺，設備更新緩慢。同時，近十年之中，第二產業的就業吸納能力一直不強，就業彈性就全國而言在某些年還是負數，學生就業難的客觀現實使技工學校，尤其是中西部地區的技工學校不得不放棄這種傳統的領域，向第三產業拓展。在這種情況下，技工學校的職業教育特征不但沒有得到加強反而削弱了。其次，從職業學校的師資看，進行以崗位能力為基本目標的培養也難以達到要求，對“雙師型”教師的大力呼喚就是師資狀況的一個確切的反映。第三是職業學校的運行機制的影響。收費上學，學生分攤教育成本后，學生規模的擴大無疑成為職業學校追求的目標，因為只有有了規模，才能得到更多的收入。但問題是，對學生的收費標準是由政府規定的，學生規模的擴張所得到的收費難以彌補真正開展職業教育所需要的經費缺額。在這種背景下，以基礎能力為培養目標的思潮無疑為職業學校擺脫困境找到了一種合理的出路，得到許多人的認可成了必然。

職業學校的泛化雖然給職業教育帶來了不良的影響，如不具備基本的上崗能力等等。但我們也應該看到其積極的一面。我國是一個人口大國，龐大的教育適齡人口是一個基本的國情。在學適齡人口龐大而教育經費不可能無限增長，要使更多的適齡人口接受職業教育，或者說哪怕是一種基礎的專業教育，或是一種職業引導教育，也是對我國人力資源進行開發的重要渠道。我們面臨著兩難選擇，但也必須做出一種選擇：大力發展真正的職業教育，教育成本高，在現有的經濟支撐能力下，只有少數人得到專業教育。或者大力開展基礎專業教育，在經濟支撐能力一定的條件下，能夠使更多的適齡人口接受到基礎的專業教育。這種選擇是不依我們的規劃，我們的設想為轉移的。這是社會經濟對教育制約的一種表現形式。市場規律無時不在影響著企業、個人和學校的決策。

目前，雖然職業教育泛化的問題是廣泛的，但在不同地區，它所表現出來的趨勢是不一樣的。這也是學校自主辦學面臨社會經濟狀況而做出的一種選擇，而正是這種多樣化的選擇，才滿足了社會和個體對職業教育的需求。在東部經濟發達地區，由于經濟支撐能力強，就業崗位相對充足，職業教育的泛化問題就不是那么嚴重；而在中西部地區，由于經濟支撐能力脆弱，就業崗位嚴重不足，職業教育的泛化就相對具有市場。我們無法判斷這兩種教育理念孰是孰非，哪一種對社會經濟發展是不利的。即使是人力資本理論代表人物舒爾茨和韋爾奈的實證檢驗也只是局限于教育在培養個體農場主的適應不平衡能力中的作用，也并未涉及教育如何提高流水線工人的勞動生產率這一問題。關于學校教育是否可提高產業工人的勞動生產率，至今尚未有嚴格的證明，目前只有證據顯示，更多的學校教育與較高的收入相關聯。這說明，提高人口的受教育年限對社會經濟的發展是有利的。因此，對職業教育的這種泛化，我們無須更多的擔心。

三、學校職業教育的延伸

雖然我們無須擔心職業教育的泛化問題，但是擺在我們面前的現實問題是怎樣才能把學校教育與企業的具體崗位職業能力協調起來，或者說銜接起來。因為，只有在對口就業時，在學校所學的知識和技能才能在工作中得以應用，才能顯著提高生產率，在對口就業不暢的情況下，從學校畢業的學生在非對口崗位如何才能快速地成長為崗位合格人員，這一問題僅靠教育系統是不能解決的，最好的一種途徑是廣泛地開展企業的崗前或在崗培訓。然而對企業來說它們更注重追求利潤，只有當他們覺得培訓投資有利可圖時，或者當他們的培訓投資不需太多的投資成本時他們才愿意投資于員工培訓。因為，企業投資培訓也面臨著風險，對員工過多地提供培訓，當受培訓人員培訓后未對其很好工作就離開企業時，企業就會損失投資。關于受培訓員工跳槽所引起的勞動關系糾紛問題在各種媒體屢見不鮮。即使法律健全的西方國家也同樣存在這一問題。從目前看，實力較強的企業，由于其實力對員工吸引力強，對員工的職前和在崗培訓已引起廣泛重視，但對于廣大的中小企業，由于經濟實力以及對人才的吸引力弱，對員工的培訓還微不足道。但是，不能有效解決這一問題，就會增加就業人員的快速流動性，人員流動得過快，延長了就業人員成為崗位熟練者的時間，降低了人力資源開發的效率，對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是不利的。

如何解決這一問題，不僅是解決社會問題，而且對職業學校學生的出口問題也影響極大。我們應當通過職業教育的延伸來解決這一問題，而不應強制所有的學校都面向更具體的工作崗位進行教育，也不應對企業采取嚴厲的培訓程序來解決這一問題，解決這一問題至少可以有兩種途徑。

第一，大力發展獨立的培訓機構。從目前看，需要技能培訓的不僅是剛從校門出來的學生，我國存在的大量失業、下崗人員以及農村剩余勞動力也急需轉崗和再就業培訓，尤其是中西部地區，這一問題可能更為嚴峻。因此，我們應建立一定區域的技能培訓中心，這一技能培訓中心以區域的產業結構為依據來確定具體的培訓項目，通過短期培訓來縮短學生從學校到企業的適應過程。引入培訓機構這一中間環節，有以下幾點好處：(1)獨立培訓機構的專業化和針對性強，可以在最短的時間為企業提供適需的勞動者。(2)學校主要從事專業基礎教育更易發揮其規模效益。(3)可以減少學校設備投資的浪費，因為，學校設備往往只能用于在校的少數學生，中間培訓機構可以更廣泛地用于社會失業、轉崗的人員再培訓。(4)有利于緩解企業與就業人員在培訓問題上的糾紛，盡管在培訓中，個體負擔了更多的成本，但這種成本能夠在進入企業后，由于其熟練程度高而增加收益來得到彌補，這實際上也是企業最易接受的雇傭形式。(5)由于獨立培訓機構的培訓可以給從業人員工作能力一個明顯標識，比企業培訓更有利于勞動者的流動，這樣的流動對企業沒有損失，但是企業所能支付的較高工資實際上也是對職業教育的投資。這種中間獨立培訓發展的經驗，在我國的香港以及美國、日本等西方國家都有可資借鑒的經驗。

第二，發展規范的學徒制。我國大力發展職業教育是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但是在我們高喊借鑒德國職業教育成功經驗之時，卻把德國職業教育的本質——學徒制扔在了一邊，基本上廢除了我國已經形成了一套制度的學徒制。當然，我國那時的學徒制是存在缺陷的，它的主要缺陷，一是沒有明確的進入標準，學徒制主要是工人子弟接班和計劃安排的新增就業人員的崗前培訓，由于沒有明確的進入標準，過低的文化基礎，如有的小學不畢業就當上了學徒，使學徒制培養的工人適應能力差。實際上，在那時學徒制只是社會用人制度的一部分，而非人力資源開發的手段。二是沒有明確的學習內容和標準，尤其是專業基礎理論。三是對于指導學徒的師傅沒有篩選機制，師傅本身的操作技能和人際交往能力對學徒工的學習成效影響甚大。但這并不是學徒制本身的問題，主要是一個不規范問題。學徒制的取消對我國產業工人的培養，損失是巨大的。目前，這一問題已經顯現，上海已實施了龐大的職業見習計劃，在其它經濟發達地區也正在發展，這說明學徒制有其自身的優勢。需要指出的是，發展學徒制更易解決弱勢群體的就業問題，在學徒期間無論是否得到工資，它都遠比學校教育成本低。在社會的現實中，多數弱勢群體的職業教育就是通過學徒制來完成的。由于我們沒有學徒制度，無論是企業還是個體即使有學徒的需要，但學徒在企業的存在可能將會被認為是一種非法用工，尤其是在實行最低工資保障制度的情況下，更為無職業技能的人員進入企業帶來了困難，企業接受愿意學徒的人員對企業也帶來了潛在的風險，這是大多數企業不愿做的。如果把它進行規范，使之合法化，也是對職業教育的多元化投資。我們不能只強調企業把大量的資金給學校，學徒制可能是企業更容易接受的投資職業教育方式。這對解決我國龐大的貧困人口就業問題和滿足企業需要大量的熟練工都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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