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貨幣貶值出口增長利弊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去年下半年，東南亞、東亞的金融危機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貨幣貶值狂潮。至1998年初，泰國銖貶值47%，馬幣貶值41.2%，印尼盾貶值71%，菲律賓比索貶值23%，新幣貶值19.3%，韓元貶值48%.

在短短的半年里，東南亞各國貨幣如此大幅度貶值，就其外因看是由于貨幣體系受到了外部沖擊，而內因則是由其自身蘊藏的經濟畸型增長使之。泰國的危機是“泡沫經濟”的破滅引起；馬幣貶值主要是由過分依賴從日本進口原材料，追求加工出口的高增長而產生的經常項目赤字所致；印尼和菲律賓則是泰國的泡沫，馬幣的赤字兼而有之；新加坡的貶值是受迫于貨幣的區域性聯系；韓國則由工業品國內市場開發不夠，國際市場銷路受阻，產品相對過剩所致；日元貶值是其1990～1992年泡沫崩潰時的余震效應。此間，臺幣曾主動貶值，目的是為了增加出口收益。

然而，通過貨幣貶值，增加出口收益究竟有何利弊？得失孰輕孰重？本文試圖就這一問題展開探討性分析。

一、物價水平是決定匯率的根本因素

匯率是貨幣的“對外價值”，物價是貨幣的“對內價值”，從根本上講，匯率是由物價水平決定的。瑞典經濟學家卡塞爾首先提出了絕對購買力平價學說。他主張，以各國單位通貨的國內購買力為依據，來計算各國間的外匯率。他認為兩個國家中的任一國或兩國的貨幣國內購買力的變動，必然引起兩國間的外匯率的變動，并由此得出匯率E=P/P[F]（P為國內價格指數，P[F]為國外價格指數）的計算公式。

由于價格水平在統計口徑上有幾種不同的方法，另就同種口徑而言，兩國之間也有一定差別，因此，一些學者提出以兩國價格水平變化的百分比來表示匯率的變化，因而得出相對購買力平價公式即

附圖{圖}國內、外價格水平變化百分比）。通常，價格水平的百分比變化被看成是通貨膨脹率，因此相對購買力平價公式可以解釋成匯率變化的百分比等于國內外通貨膨脹率差。

但是，在一國的價格變化中，非貿易品（住房、服務）的價格變化與兩國的貨幣交換活動無關。再者，在發展中國家里，非貿易品的漲價幅度遠遠高于貿易品的漲幅，因此非貿易品的漲價因素應從通脹率中扣除。另外在考察通脹率和匯率變化的關系時，兩國可貿易品生產力提高的速度差對貨幣的穩定與通脹率起著相反的作用，因而生產力提高速度也應從相對購買力平價中扣除（由于發展中國家使用成熟技術，而發達國家承擔著開發新技術的高風險任務，因而在一段時間內，發展中國家的生產力提高速度高于發達國家）。

如果要分析中美兩國間的匯率變化，考慮上述因素后，相對購買力公式表示為：

附圖{圖}也就是說，人民幣對美元的名義匯率可以保持不變。

無論是相對購買力平價還是絕對購買力平價，都揭示了物價與匯率之間的因果關系。在貨幣流通總量不變的條件下，國內生產力水平提高，可貿易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減少，物價水平降低，匯率就提高，貨幣也就升值。因此，一國貨幣的升值與貶值，從根本上說主要是由國內生產力效率導致的物價水平決定的。

我們說物價變動是匯率變化的基本因素，并不否認引起匯率變動的其它因素：在復雜的國際貨幣運動中，兩國進出口商品結構的變動，國際收支如資本的流動，資產結構的變化，利率的變動，財政擴張，中央銀行的消毒干預，人們的預期，新聞傳媒的作用等等都能使匯率發生偏離物價內核的運動。然而，所有這些因素都是即時的，派生的，技術性的。會計論文網

進出口商品結構的變化說明兩國間生產技術水平的變化，內含著兩國生產力水平對比變化而引起的物價變化。資本流動在國際收支中往往是對由物價決定的以商品貿易為主的經常性項目盈虧的一種補充；資產結構則是經常項目盈余積累的結果；利率是刺激增長和抑制通貨膨脹的有效工具；消毒干預是貨幣當局通過貨幣的供應量來改變兩類貨幣金融資產的比率，從而使匯率變化回歸到物價變化上來的一種手段；至于人們的預期和新聞傳媒的作用，再也沒有什么比物價上漲，通貨膨脹更為人們及新聞媒介關注的了。所以，從長遠看，上述能使匯率變化的因素與物價變動比較起來總是處于從屬的地位。

二、貨幣貶值與出口增長的潛力分析

然而，不管本國物價水平如何，只要匯率下降，人為地使貨幣貶值，就可以用同樣多的外幣買到更多的本國商品。由于低價是商品競爭的主要手段之一，因而，傳統貿易理論認為貨幣貶值有利于擴大出口。一些外貿企業從自身利益出發，以此理論為依據，也要求國家采取貨幣貶值的政策來增加商品出口。在此我們暫不提發展中國家貨幣貶值政策的得與失，首先對貨幣貶值與貿易收支的增長潛力作一理論分析。

由于匯率下調，主動貶值的目的是通過降低出口品物價來求得出口量的增長，這是一種價格對需求量的變化運動。因此，理論分析應從彈性系數Ed入手。這里又分為低彈性和高彈性兩種情況。

1.低彈性

按推論，在本幣貶值后，由于出口商品價格下降，出口產品的需求量將增加。相應地，進口價格上升，進口量應當減少，從而使貿易收支得到改善。然而，在出口需求對價格低彈性時，買主對出口商品較低的價格作出的反應相對較小，在短期內不會增加購買量。這時，由于匯率降低，出口量不變，反而使出口商品總值降低。反之，在進口商品缺乏彈性的情況下，由于合同的制約以及尋找能較好地替代價格較高的進口商品的產品需要時間，這樣，進口總額不是下降反而上升。于是在期初，貨幣貶值使得貿易收支狀況沒有改善，反而惡化了。這種情況得持續一段時間后，彈性會慢慢增加，貿易收支隨之得到改善，貿易收支的這種先下降后增長的一般型態與字母J相似。

但是J曲線的后期上升不是由提高生產率，而是人為的貶值作用引起的。這樣，由于需求拉動作用和人們的心理預期，匯率下降將反作用于物價，引起通貨膨脹。由于通貨膨脹，工資，原料的上升，使前期貨幣貶值刺激出口的正效應降為零。會計論文網

2.高彈性

當需求對物價高彈性時，若Ed趨近于1，則出口量的增長和價格的下跌相互抵消，出口總值沒有變化。

若Ed>1，按推論，則貨幣貶值能有效地增加出口總值。但是人為降低匯率使貨幣貶值不是沒有限量的。在相對購買力平價公式中，

附圖{圖}此即為國內發生不可接受的通貨膨脹。再如國內價格不變，設外貿利潤為10%，此時若人為使匯率下降10%以上，這就是低于成本銷售，要受到《反傾銷法》的制裁。

由此看來，在高彈性下，盡管貨幣貶值能增加出口總值，但因貨幣貶值的幅度有各種限制，使得這一技術措施增加的出口總值也有一定限度。

例如，根據統計測算，我國1980～1989年的進口需求彈性為-0.3007，出口需求彈性為-0.7241，這就是說人民幣無論貶值與升值其對貿易收支的改善作用不太明顯。如按1996年我國出口產品需求的短期價格彈性Ed=-1.0331計算。若人民幣匯率貶1%，則出口數量增長1.0331%，若匯率下降4個點，則貨幣貶值使出口總值的凈增長只有0.132%.

此外，一些經濟學家對貨幣貶值與貿易收支的關系作了大量實證研究，但沒有得到統一的結論。

1974年阿瑟·拉弗調查研究了60年代15個貶值國貿易收支的時間變化型態。總的看來，在貶值后貿易收支是改善的，但然后又惡化了。15個國家中有4國提供了J曲線的事實。

馬克·麥爾斯分析了14個國家中16次貶值的情況，基本上沒有發現貶值能改善貿易收支的事實（據報道，1998年一季度越南盾貶值后，出口量有所增長，但效益沒有增加）。他找到的只是一些貶值能改善國際收支的事實，這意味著，貶值后，資本項目會有盈余增加。這一點也不難理解，因為投資者預期貶值時，提前將資本抽逃，一旦貶值發生，則抽逃的資本重新返回，從而創造了較高的資本項目盈余。

考察我國改革以來匯率與貿易收支的情況，貨幣貶值對貿易收支的改善卻是明顯的。但這種改善持續時間不長，很快又會出現新的變化。匯率下跌、出口增長服從出口惡化——貨幣貶值——出口改善——出口惡化——再貶值——再改善——再惡化這樣一條循環路徑，由于這條路徑類似于通貨膨脹中的物價與工資競相增長的“跳背”游戲，所以，我把人為貶值造成的出口增長叫做“剛性增長”。“跳背”游戲的發展結果是對工資和物價的雙重管制。由貶值造成的出口剛性增長其結果也必然受到世界經貿組織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協調干預。

三、兩種政策、兩種結局

1997年，我國的外貿從總量上看，進出口總額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超過了30%.從結構上看，我國出口產品的2/3來源于服裝、鞋帽等雜項制品。出口地區分布為歐美、東南亞、日本。在東南亞，由于金融危機的影響，本國貨幣的大幅度貶值，抑制了消費，減少了從我國的進口；在歐美市場，由于東南亞貨幣貶值，這些國家與我國出口同類產品的價格幾乎便宜了一半，也對我國出口總額造成了很大的影響。今年一季度，廣東省的出口總量比同期減少了二成半。在這種壓力下，盡管我國政府宣布人民幣不貶值，但在我國南方，人們對人民幣貶值的預期和呼聲至今仍然很高。會計論文網

因此，穩定匯率和調整匯率就成了政府的兩種政策選擇。

如果選擇匯率下調、貨幣貶值的政策，則對于緩解目前的出口壓力、增加簡單的競爭能力會有一些作用。但是，只要人民幣貶值達不到40%的程度，我們仍然不能與東南亞破壞性的廉價商品競爭。若是為了增加出口而使人民幣貶值達到和東南亞相近的程度，那么出口的剛性增長換來的則是“整整十年的倒退”，這便是哪一國人民都不愿意看到的結局。

實際上，東南亞各國一直采用的是盯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只是在國內經濟出現問題后，不是不從匯率防線上大潰退，發生了大幅貶值的貨幣災難。

勿用諱言，同東亞、東南亞國家一樣，我國也存在著相當嚴重的內部隱患。例如，由于我國過去企業制度僵化，隨著改革的深入和競爭的加劇，國有企業不能適應市場的變化，虧損不斷增加，1996年國有企業出現凈虧378億，企業還款十分困難，但是這一年銀行23071.3億方向性貸款中，有70%～80%貸給了這些效益較差的企業。貸放出去的資金收不回來，就會像韓國一樣出現金融風險。再如，我國銀行企業的行為不規范，國家對金融機構的監控手段又不完善，致使一些銀行資金脫離產業資本自己去“創造”利潤，參與房地產和股市炒作，像泰國金融業一樣去吹經濟氣泡，這類違規現象還相當普遍。

對于這些隱患，我們如果不是吸取教訓，從根本上化解風險，而只是膚淺地從降低匯率上去尋求出路，這將不僅使我國的金融環境惡化，加重1160億美元的還債負擔，使治理整理出現低通脹下的高增長成果功虧一簣，更重要的是將進一步加劇東南亞、東亞的貨幣震蕩，引發各國貨幣之間的競爭性貶值，從而使整個國際經濟體系陷于崩潰的境地。

若是采取穩定匯率的政策，我國現階段的出口貿易可能會受挫，甚至會使一些傳統出口商品市場丟失。

然而，這又正是我國出口產品實現從粗放型增長到集約型增長的一次絕好機會。

例如，日本在戰后由于受戰勝國制定的國際貨幣體制約束，即使出現貿易收支赤字，也不許通過匯率下調來改善解決。嚴格的控制，反而使得日本從一開始就非常注重提高出口產業的生產率，以降低成本、改善質量、艱苦競爭，求得貿易發展。特別是80年代中期，匯率從此前的360日元／美元一下升到120日元／美元，日元整整升值了兩倍。在這種情況下，以出口外向型經濟為主導的日本為了謀求生存，徹底改變了出口戰略的內容。

其一，他們將日元大幅升值后難以為繼的技術含量低的產品要么停止生產，要么轉移到工資水平較低的東南亞各國。日本國內集中生產零部件，然后出口零部件到低工資國家組裝產品，以降低生產成本。

其二，日本國內的主要精力則放在高精尖、高附加值產品的研究開發上。日本主要制造企業在這一階段投入到新產品研究開發中的費用占設備總投資額的比重由80年代初期的7.9%上升到了23.3%（我國四川長虹電器在1996年的這一比例為5.8%）。

其三，日元升值有利于進口，但日本與近年來的新興市場國家的做法不同，不是進口高檔轎車、高級消費品，而是大量進口先進設備，對半導體、新材料進行技術革新。

其四，在升值的壓力下，日本為了提高生產效率，降低工資成本，縮短勞動時間，大力推行了機器人的操作，同時在節約資源，利用能源方面加大投資，從而使日本的產業化水平整整提高了一個等級。

由此可見，盡管貨幣升值給日本出口貿易帶來了巨大壓力，但正是在這一壓力下，日本反而發展成了世界第二經濟大國。

對照日本，我國目前貨幣升值的壓力可以忽略不計。而我們在加強宏觀管理，挖掘內部潛力，增強出口實力上卻比當時的日本開拓空間更大。首先，我國出口產品大多是勞動密集型產品，就生產這些產品的企業而言，大多數企業技術陳舊，產品老化，效率低下，若再不進行技術和設備投資，遲早會被日趨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淘汰出局。因此，利用目前匯率穩定的良好條件，進行設備和產品的更新換代是趕超發達國家、提高我國勞動生產率及產業水平的大好時機。勞動生產率和技術等級的提高是增強出口實力的最根本的途徑。

其次，我國外貿企業的改革相對滯后于先進部門，因而，這些企業在制度創新、改善經營、降低流通成本、堵塞漏洞、開拓市場方面，還有相當大的余地和潛力可挖。

再者，人民幣已實現經常項目下的可自由兌換，因而國際上對我國以貨幣為手段的宏觀調節政策水平要求更高了。任何人為地使匯率脫離物價實際的做法都將受到嚴格控制。所以，對于東南亞貨幣貶值對我國出口造成的損失，我們完全可以采用貨幣調控，消毒干預或財政稅收等一套組合政策進行彌補，從而使我國出口貿易由過去單純重視量的擴張，真正轉到追求結構優化下的良性增長中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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