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人口資源多元化研究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中國這個世界第一人口大國，由超大型的人口規模及農民占大多數的事實決定了所要走的現代化之路注定與歐美不同，也與其他任何一個亞洲國家不同。只有農村實現了現代化，農民實現了現代化才算是中國實現了現代化。而人多地少、剩余勞動力多的中國農村，如何實現現代化？

城市化？小城鎮化？這些路都嘗試了，非但不能解決問題，而且出現了大量新問題，特別是多數進城農民工成為城市底層人口和候鳥式流動大軍。于是，近兩年的討論集中到就地非農化上。就地非農化表達了農民不一定要進城，可在本鄉本土通過非農產業發展經濟，增加積累，提高收入水平。筆者認為，就地的概念是必要的，但是非農化的含義太局限，因此將就地非農化作一修正，改為就地多元化。

什么是就地多元化？筆者認為，就地多元化并非人類歷史上已經經歷過的現代化模式，而是由人口規模、資源短缺、環境制衡種種要素合圍出來的輪廓性的方向。在人地沖突和城鄉二元體制、社會化小農村社制長期存在的中國，就地多元化可能是實現農民現代化的唯一可行方向。

就地多元化的基本輪廓有這樣幾條：一是農村生態地理環境大體上維持原貌，有相當的比例的農耕土地。二是農民的身份并沒有變成城市居民。三是農民的謀生方式多元化。可以在城市或鄉鎮打工，在農村消費，土地作為生活資料永久保留，打工的收入鼓勵其返回農村作為自己和家人享用低價高質的公共服務的代價。四是農村社區的公共設施和公共服務具有與周邊城市帶相似的水平，它并非基于當地的經濟收入而是政府大力推行社會政策的效果。五是社區生活是開放的，與社區外更多交流與互動，人口聚居的程度低于城鎮，高于自然村或行政村，形成了一種既不同于傳統的封閉的農村社會，又不同于脫離自然生態生造出來的現代城市社會的居間的生活方式。比起城鎮，它的人口構成的同質化程度要高得多、人口也沒有那么集中、社區形態相對也比較單純，它是在廣闊的自然空間內被建構出來的更符合人性和人的需求的社會空間。

一、為什么中國只能選擇就地多元化

就地多元化是促進農民現代化的必然選擇，基于以下判斷：

首先是由中國的人地矛盾沖突的規模決定的。

中國至今仍然是一個農業人口大國，剩余勞動人口的基數太大。根據2003統計年鑒，接近13億人口里農業人口的比重達到60.91%,7億8千240萬人，其中農業勞動力有5億人。按照市場需求、技術、耕地的水平、農田設施等等核算，農業勞動力有1個億大體上夠了。就是說，有4億農村勞動力是屬于就業不充分的農村失業者。其中，到城市打工的有1億3千萬人左右，也就是說，靜態地看，有2.7億人是需要繼續向外轉移的勞動人口。中國人均耕地太少，不足世界的三分之一，且逐年下降，現在已經減少到1．41畝，目前每年征占的土地1200萬畝以上，25年后，耕地的總量要減少3億多畝。人均耕地面積會更少。

按照中國城市化的設計目標，加快下一步的小城鎮建設，到2030年就是“兩個對半”，如果一半人口轉為城鎮人口，到那時總人口為16億，即使完全達到這一發展目標，也還有8億人得留在農村。即便城市化率超過60％，也仍然會有40%的人口，6.4億人在農村生活。

這就意味著在可以預見的未來25-30年間，中國沒有可能將農村人口基本上轉移為城市人口。可以預見，農民既不離土也不離鄉的生活方式將長久地存在。如果在這個基礎上實現現代化，就只能是就地多元化。

農村人口就地實現多元化的構想超出了迄今為止的人類經驗。人口的規模往往是演成超常態社會和超常態變化的基礎。中國的封建社會上千年呈現超常態的穩定結構，上個世紀共產黨領導的革命以小米加步槍戰勝了飛機加大炮，又在30年間初步建立了國家工業化的基礎，以及上個世紀最后20年令世界驚詫的經濟改革，以及最近幾年作為中國崛起標志的經濟規模和國內外市場的加速度，都證實著規模的奇跡。同時，規模導致的社會問題也往往超出常規和常識。十幾億人口和幾百萬或幾千萬人口是不同的量級。很多事物的通行發展規則，放在十幾億人口的基數上都會發生新的變化。對一個人口小國來說的輝煌成就，除上13億人口也許算不上什么，而任何微小差誤乘上13億人口，可能就是天大的問題。

其次是城鄉的經濟增長差距決定的。

中國自2002年開始進入新的經濟增長期，其經濟規模和市場正在加速擴大。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率2002年為8.3％，2003年為9.3％，2004年創造了9.5％的歷史記錄。2004年國內生產總值規模達到1．649萬億美元，同進入經濟迅速增長期的2001年相比，三年擴大了1.4倍。預計到2006年，中國的經濟規模將接近2萬億美元，超過英國和法國，居世界第四位。但是中國城市地區與農村地區的經濟增長率相差懸殊，人均收入水平和消費水平相差懸殊，目前城市與農村相比，人均收入前者為后者的6倍。人均能源消費量前者為后者的3.5倍，隨著中國經濟整體的迅速增長，這個差距在未來25-30年內還會加速擴大。未來農村的土地比現在更少，資源更緊張，而且就農業而言，大半擺脫不了小農經濟，農村人口的未來將更加艱難。

可以預料，未來農村人口轉入城市的機會成本比現在更低，如果不采取有力度的社會政策，加大向城市轉移的機會成本，提升農民身份所擁有的價值，城鄉對立和社會的不穩定就是必然的。

第三是農民和市民的生活方式的差距決定的。

在現代社會，農民家庭的生產、生活全方位社會化，吃、穿、住、行以及生產環節的種子供給、信息收集和處理、以及所有生產環節統統社會化，但是他們的經營方式是高度分散的。當社會化和小農戶兩個相反的要素同處于一個統一體中，所形成的生活方式特征與工業時代的城市居民不可能是相同的。

社會化小農戶的生產方式導致人均收入很低，而且只能以算術速度增長。而生活消費被城市現代化拉動，不得不走向高度依賴現金支出。現代社會的衣食住行都是市場商品，特別是衛生、教育、社會福利等公共服務也都以一定的價格在市場上進行交換，而且必須以現金支出。

現代公共服務逼得農民對現金的需求高度社會化，而且隨著公共服務價格的上漲，農民的利益就受到更大的損害。可以說，衛生和教育等方面的社會消費越高漲，農民貨幣支出壓力就越大；貨幣支出壓力越大，貨幣收入的壓力就越大。國家統計局的資料顯示，農民貨幣支出排序分別是教育支出、醫療支出、生產支出、人情往來支出、其他（主要是建房）。農民進城務工收入大量用于教育醫療支出。

顯然，農民就算盡量節衣縮食，使自己的衣食住行少些商品化多些實物化——由家庭戶供給，面對只能以現金消費的高度社會化的公共服務也無計可施。尤其基本衛生和初級教育，成為小農戶須臾不可離開的基本消費，農民即便維持最低水平的公共服務消費，往往也需要借貸。收入以算術速度增長，現金需求以幾何速度增長，兩者間的差距越拉越大。所以，社會化小農戶不追求利潤最大化，而是貨幣收入最大化。所以，積累水平低下、內需不足的中國農民，陷入了借貸-消費-還貸-接待的惡性循環，他們無力城市化。這就是為什么大多數農民進城打工但卻不愿做也不可能做城市居民的深層原因。

二、實現就地多元化需要進行社會政策設計

既然實現農民就地多元化是以形成一個既不同于傳統農村社會，又不同于現代城市社會的生活方式為目標的，那么，經濟增長水平、人均收入水平就不是度量現代化程度的主要目標。其實，收入與消費是一對相互聯系但又有區別的不同概念，消費在一定的條件下可以部分地脫離收入而具有獨立存在的空間。例如，信貸消費，資產消費，還有轉移支付消費等等方式使得任何一個階層都有可能脫離即期收入而進入消費。通過消費與收入的間隔化以刺激消費正是被現代社會用來加速經濟增長的一種工具，甚至不是生產創造了消費，而是消費創造了生產。

社會政策是創造轉移支付式消費的重要工具。這個轉移支付不需要付費，只要進行資格審查。社會救助是其中最典型的政府轉移支付的例子。而社會養老保險是將中人和新人的金融資產轉移支付給老人。職工購房是將職工所在單位的資產乃至社會資產部分地轉移支付給了個人。只是，這些轉移支付農民都沒份，它們大都是對著城市人的。對農村全覆蓋的社會政策有五保戶供養、特困戶定期定量救濟、災害救助和扶貧政策，但是這些政策是特惠制而不是普惠制，受益者是農民中的極少數人。最近兩年新出臺的新型農民合作醫療開始普惠制，各級政府給中西部繳費參加這項制度的農民每人每年補助20元錢，不過，由于政策規定新型農民合作醫療以大病為主，導致這些錢仍舊只惠及極少數人，約占人口的1-3%。

對農民就地多元化進行社會政策設計，首要的原則就是普惠制。這不僅僅是因為農民整體上屬于社會的弱勢群體，而且，還因為貧困農民只有在全體普惠基礎上特惠，才能獲得實在的利益。

其次的原則是調節農民收入與農民消費的差距，創造超值消費的空間，加大農民向城市轉移的機會成本，提升農民身份所擁有的價值。讓農民的錢比城里人的錢更值錢，100元能夠享用200元、300元的消費，相當一部分農民自然就會留在家鄉，建設家鄉了。

具體而言，社會政策的超值消費設計應明確限定于農村社區公共服務，主要是進行普惠制的社區衛生服務和社區教育服務。社區衛生服務包括了從預防保健到常見病、多發病的治療、以及對大病的社區轉診服務。社區教育包括對全體農民尤其是婦女、兒童的健康教育、農業科技培訓、環境保護和生態教育、文化娛樂和體育活動等等。為了實現這個社區超值公共服務的設計，基本的條件是建立農村社區的公共資產，這些資產是農村社區公共服務的載體。這些資產應該包括社區衛生服務站、社區圖書館、社區學校、社區文化活動站、社區服務中心、老人活動中心、社區籃球場、社區燈光廣場、社區道路照明網絡等等。

要特別說明的是，越是市場經濟體制，國家越需要對全體國民承擔基本的公共服務。因為，盡管在現代社會，公共服務消費的種類大都可以用私人服務替代，但是，私人服務選擇性高價格也高，替代的代價是人們要為高選擇性多付費。而且一國的貧困差距越大，市場公平交易的和競爭定價的機制就越失靈。所以，公共服務尤其是基本的公共服務如初等教育和初級衛生保健由政府提供，并非只有因為公共物品的生產不排他、公共物品的消費只能共用——其實，現代社會的科學技術和管理技術的發展，這些問題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找到新的解決方法，而是面對低收入群體，政府有責任通過公共服務提供的方式，進行社會再分配。

私人物品的價格由市場競爭決定，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的價格由市場和政策博弈確定。政策的價格參考是消費群體可負擔能力的一般水平。這里所言的消費水平是指大多數居民的平均水平——在發達國家是以城市居民為標準。而在中國，就不能以城市居民的消費水平來替代農村。農民才是中國最大的消費群體，但是卻對公共服務價格的品種、價格決定沒有絲毫的權力。在21世紀，政府要從經濟建設型轉向公共服務型，社會政策必須有一個大的轉折，從向城市傾斜轉而向農村傾斜。從農民群體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和農村社區建設的需要出發，確定農村公共服務的品種和價格。

三、如何實現就地多元化

實現就地多元化是一個多目標規劃，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相統籌、人與自然的發展相統籌，政府發展與農民社區組織的發展相統籌、農民社區組織的發展與農民戶的發展相統籌。為此，需要摒棄過去長期實施的單打一的政策，將經濟政策與社會政策并舉，將經濟政策融入廣義的社會政策。

農村社會政策需要調整方向，擴大公共財政對農村公共服務的轉移支付，加強對農村多元就業的政策支持和對農民組織的政策支持。

就業多元化的廣義社會政策實現方式有以下4類：

第一，保護農村的多樣化資源，城鄉優勢互補基礎上促進農民多元就業。

農村最大的優勢，在于自然生態和資源的多樣化。它的基本資源是自然資源，土地資源山林礦產資源和清潔的空氣、水資源。農村的人口密度比較低，又具有地域特色和文化傳統，是城里人獲得靈感、激發精神活力的重要去處。

當代人對生命理解的最大誤區在于，淡忘了作為一個自然人最基本的屬性，過于強化社會人的狀態。只知道個人奮斗、個人理想，放棄了作為自然人的屬性，放棄了人類本應該像花草樹木一樣需要溫暖的陽光、清新的空氣，需要干凈的水和充足的睡眠。而農村則能幫助我們找到重新獲得這些來自于自然人的生命活力。

保護農村的多樣化資源，是對人與自然協調、經濟與社會協調的發展方針的具體實踐，它能夠起到增進農村優勢，促進城鄉優勢互補的作用。

以這樣的原則發展農村的產業，就要以促進保護資源為前提的就業機會為重。無公害、無污染的高效綠色農業生產及其綠色產品的市場銷售業應該排在首位。這類產業不僅可以發揮農村的優勢，而且直接進入市場，能夠適應農民對現金的需求，幫助農民盡量增加貨幣收入。其次，對于資源受到嚴重破環的地區，政府需要認真考慮設置大地園丁的政策，即將一部分農民戶聘為當地的大地園丁，由政府來支付保護自然資源的大地園丁津貼。

不過，大地園丁應該不是個體形態，而是集體形態，農民以土地為個人資產產權入股形成土地合作社，合作社進行集體經營，大地園丁的津貼由政府統一發給合作社。這樣做，有利于低成本地改變農業的外部條件，擴大農戶經營規模，為農業向市場經濟進步和可持續發展奠定必要的組織和制度基礎。

其他的多元化的出路與此相似，即大體通過支持農民組織各類合作社的方式，盡可能擴大小農經濟條件下的農戶家庭內部的和外部的生產規模。例如在金融、批發、保險、流通、等非農生產領域大力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組織，讓農民組織有利可圖。同時，在明文規定合作組織必須把收入中的大部分返還農民，用于農村適用技術的推廣和農村社會事業發展的基礎上，對農民合作組織免稅。

第二，政府資助農民建設社區公共資產。

公共生活是構成一個社區生存環境的重要因素。人類發展史證明，生產力越不發達，公共生活對于維護社區安全的效用就越大。中國農村分田到戶之后，盡管農民的個人收入有所提高，不過，缺少了集體的保護，缺少了由集體支撐的公益資源和公共生活，農民完全地原子化，重新回到一個高度分散的、孤立無援的狀態。許多農村公共設施如鄉村小學、敬老院、鄉鎮衛生院等陳舊破敗，甚至一些村莊沒有了公共用房，除了趕集還能走到一起外，幾乎就沒有設施和空間能夠經他們凝聚起來。再加上村衛生室私人化，村社的互助傳統受到忽視，人際關系惡化，這些都導致農村社區的社會公共生活并沒有隨收入的提高而改善，而是明顯地下降了。

農村社區公共資產建設和在此之上的農村公共服務產業尤其是衛生、教育業結合起來，可以使得農民以比現在更少的現金得到比現在更多的公共服務。這不僅對于一般農民有重要作用，對于農村貧困人口的效果更大。因為，貧困農戶的問題不僅僅是吃飯問題，更是無力使用社區公共服務（公共衛生、醫療、教育、養老、文化）的問題。如果我們能夠使社區農戶在現行收入水平下享受顯著高出該水平的社區公共服務，不僅貧困農民的救助問題可以大大緩解，而且有利于促進整個社區的和諧與發展。從經濟角度，這樣做的效果也可以降低公共性消費的個人支出，避免造成過量的貨幣收入壓力。

自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城市社區經過20年的建設，形成了一批社區公共資產，為開展社區建設奠定了物質基礎，現在，需要為建設農村的公共資產作規劃了。

建設農村社區的公共資產，拓展農村的公共空間，需要政府發揮導向作用，給予一定的物質支持和技術支持。同時既要培育農村社區內部的力量，鼓勵他們按照自己的需要形成公共資產，又要發揮政府對社區公共服務進行整體規劃、融資、評估、監督等功能。

這其實是一項農村社區重建的計劃。目前由于取消農業稅和鄉鎮體制改革，致使鄉鎮出現了一些閑置的公共資產。還有一些村小學的校舍、鄉鎮的辦公室、以及鄉辦企業由于并撤而房屋閑置，這些都可以作為政府通盤考慮加強農村社區公共資產建設的因素。合理利用現有資產與發展新的農村社區資產相結合，可以用更快的速度、更低的成本推進農村社區資產建設的進程。

在這方面，韓國的經驗值得借鑒。韓國農村開展的新村運動始于1970年。政府向農民無償提供水泥和鋼筋，要求他們在各自的居住區自行開展修房修路和改水美化的工作，鼓勵他們主動地去創造美好的生活。新村運動逐漸為廣大農民所接受，農民自發地成立各種開發委員會，修筑鄉村公路、整治村莊環境，興辦文化事業，推廣農業科技。經過10年光景，新村運動從農村逐漸向城市擴展，在擴展過程中，幫助城市消化了走向現代化過程中在市政管理、社會秩序、公共道德等方面出現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農民進城就業引發的城市過多的社會問題。

第三，運用多種手段，推進農民尤其是貧苦農民的個人資產積累。

要解決農民內部的貧富差距懸殊問題，幫助貧苦農民脫貧致富，不能僅僅依賴轉移支付的手段給予收入補助。因為救濟窮人只能暫時減輕他的困難，但沒有可能減輕他的貧困水平。救濟供養了弱者，但無助于使他們變強。要實現減貧就必須超越傳統的以收入為基礎的救助政策，轉換為以推進資產建設為基礎的社會政策。除了促進社區公共資產積累之外，運用多種手段促進農民戶的個人的資產積累和個人消費選擇，是一個具有廣闊前景的重要的政策。

增強貧困農戶的個人能力，促進其個人資產的積累也是發展型農村救助政策的一個重要方面。鑒于農村土地制度改革之后，中國農戶致貧并非由于缺乏生產生活資料，而是因各種原因導致自身能力不足，僅僅采取類似城市低保制度的補差救濟方式，不僅難以實現，而且，比城市更加容易導致救助對象陷入貧困陷阱。新疆呼圖壁縣民政局聯合當地銀行，利用農村養老金個人賬戶卡作為質押物，幫助農民對自己的和鄰居的養老費儲蓄實現春天貸款、秋天還款的周轉和增值積累，是一個非常有效率的農民個人資產積累的新方式。只要在此基礎上增加對貧困戶的養老金個人儲蓄的鼓勵政策，就能夠產生一種動力，推動貧困戶增進對自身價值的認知、自信和自我發展的能力。

第四，以政策鼓勵農民建立自治組織，形成利益自我表達的機制。

中國的農村問題，一直是近百年來中國社會研究的對象。上個世紀三十年代興起的鄉村建設運動就是近百名留學國外歸來的知識分子堅持了十余年的一場改造農村的運動。自那之后的中國農民革命戰爭以及1949年以來的農村，78年以來農村再次，關于農村的革命或者改革幾乎延續了一百年。百年來的革命帶頭人都是以農民的名義，以農民利益代表的名義，去實現他們的政治目標。中國農村社會中真正缺乏的，是農民自己建立自己的社會組織，管理自己的社區，形成利益自我表達的機制和增進自己的組織、協商、協調的能力。

目前，農村的農民組織大都只停留在專業技術協會的層面上，少數地區有了農會和其他公共利益組織例如農民醫療合作社。

當前，中國政府已經了鼓勵發展各類農村專業合作組織的政策，農民合作社的立法工作也在積極推進中，這為農村自治組織的發育奠定了合法性基礎。

在這方面，東亞尤其日本在上個世紀50年代針對小農經濟社會的基本政策安排值得我們研究和借鑒：政府以立法的方式要求分散的小農戶組成全國統一的互助團體（共濟組合）和發展地方網絡，全國團體就農作物的產量、布局、糧食價格、農民互助醫療、互助養老等重大問題，與政府直接對話，并在協商決策之后通過共濟組合的地方網絡全面推行。

如果中國政府再進一步，能夠將鼓勵農民自治組織與推進農村社區公共資產的政策相整合，就可能產生一加一大于二的系統效果。當然，這需要試點和政策設計。可以考慮在不同的行政層級設立若干農村改革綜合試驗區的做法，實施和推進農村社區的重建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