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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對道德功能進行社會學分析，起碼存在兩個基本問題，一是“德有何用”的問題；二是“德為誰用”的問題，倫理學研究對前者比較重視，對后者卻有所忽視。倫理學家總是把道德原則作為“普渡眾生”的法寶，或把其普適性說得神乎其神。其實，任何道德原則或規范當其作為一種理論預設時總是對人人都有用的，但當其作為一種現實操作時對有些人是無用的。筆者曾有過這樣的經歷：一次，在公交車上看到幾個年輕人把一老太太擠得東倒西歪，我就說了一句：“年輕人，請守一點公德”，沒想到他們橫著眼盯著我，罵我一句：“有毛病！”后來我仔細想，可能我真的有毛病，我怎么能對哪些人講道德呢？他們根本就不想有德。看來，道德只對有德或想守德的人有用，對無德之人，道德總是沒用的，這就是道德無效現象。

道德無效是指道德作為一種任何的毫無例外都應當服從的規范性要求因人為的阻隔而失去其應有的影響力而成為虛設。伴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完善，社會主義道德建設也由必要性論證進入到了有效操作的層次。我們所倡導的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核心、以集體主義為基本原則的社會主義道德正發揮著它特有的作用。但是，我們也應當清醒地看到，現實生活中道德無效現實比較嚴重，不利于社會主義道德建設的全面推進，主要表現為三種類型：

一、道德蔑視型：“老子有權，我怕誰？”。道德作為一種最基本的道德規范，是人人應當遵守的，道德面前人人平等。但是，權力的獨占性和擴張性使權力的占有者或控制者有可能無視法律或道德，從而做出違法或缺德的行為。占有或控制一定權力是蔑視道德的先決條件。現實生活中不泛有德性良好的當權者，只有當把權力作為謀取私利的手段時才會產生道德蔑視。“老子有權我怕誰”是權力對道德的極大藐視，鮮明地向世人昭示了道德對個別當權者的無效性。“法律也奈何我不得，道德算什么”。這種人完全拋棄了權力本身所凝結的社會義務與責任，完全逃脫于道德的約束之外，認為自己有不受道德約束的特權。現實生活中，個別干部手中有權就無所顧及，吃喝嫖賭，為所欲為，在他們心目中，道德從來就是老百姓的事，與己無關。這種人多了，道德建設也就成了官員向老百姓講道德的運動，道德也就成了管制老百姓的精神枷鎖。道德面前人人平等，官德重于民德，應當成為當代中國道德建設的重要原則。

二、道德褻瀆型：“老子有錢，我怕誰？”。這是另一種有代表性的道德無效現象。這些年，一些人隨著金錢財富的增多而“神氣”起來，忘乎所以，也開始成為道德約束之外的“自由人”。社會上一些“大款”、“富豪”其生活方式之腐化自不用說，就連一些并不富有者用多于罰款幾倍的錢來換起對“隨地吐痰”處罰的“瀟灑”，“不就是罰點款么？老子有的是錢”。廉恥、良心、道義就在金錢的支付中喪失了。在商品經濟社會，金錢交換特性的普遍化導致了金錢特殊地位的確立，有錢似乎就可以買到一切，包括榮譽、地位和尊嚴；有錢似乎就可以逃脫法律和道德的制裁。褻瀆道德的人是金錢的奴隸，盡管他們擁有金錢卻失去了保持德性的力量。拜金主義的盛行一方面表現了人們對金錢的熱忱，同時也導致了對道德的冷漠。加之，現行社會賞罰手段的唯金錢化傾向，有意無意地從正反兩方面強化了“一切向錢看”的社會心理，金錢萬能成了道德有效實施的一大阻礙。

三、道德無賴型：“我是流氓，我怕誰？”。生活實踐表明，道德只對有向善傾向的人有效，對道德無賴者是無效的。道德無賴的行為主體是精神崩潰者。道德無賴是指社會個體對自己的行為己毫無道德顧及，沒有任何道德信念，以善為惡、以丑為美、以恥為榮，一切都是不講理、不要臉，往往表現了道德逃避和道德沉淪。道德逃避是指個體既不玷污道德，也不捍衛道德，就是那種所謂“逃避崇高”；道德沉淪是指個體徹底與道德決裂，其行為具有明顯的反社會傾向。道德之所以有約束作用，其發生前提是受約束者必須具備力圖逃避譴責而獲得道德贊譽的動機。如果一個人根本不在意社會或他人對的道德評價，無所謂道德不道德，最好的道德也是無用的。我們在公共生活場所常遇到這樣一些道德無賴者：你講他“不文明”，他反而高興；你罵他“缺德”，他反而說“德有何用”；你斥責他“沒良心”，他反而問“良心值多少錢一斤？”這種流氓心態不知從何緣起，但確實代表了一部分人對待道德的無所謂態度。一個社會的公民如果連起碼的羞恥感都沒有，法律何用？道德何效？

道德無效現象雖然是個別的、局部的的，但其危害性決不可低估。首先，道德無效現象直接敗壞社會道德風氣。道德建設作為精神文明建設的核心，對改善社會風氣負有神圣的歷史使命。社會風氣的根本是德風，而德風往往是靠社會的道德范例來體現的。沒有道德范例群體的示范，尤其是黨政領導干部的“龍頭效應”，那么，道德建設就易于成為良知者的疾呼而無大眾的響應。不可否認的是，有權者和有錢者在現代社會中在對物質財富的享用上具有某種優越性，成為人們注目的對象。如果這部分人無視道德甚至道德敗壞，整個社會就有可能隨之道德淪喪。實踐證明，這些年之所以社會風氣不好，在很大程度上是這部分人無視道德和法紀所致。

其次，道德無效現象的蔓延使人們對道德建設喪失信心。這些年，我們在道德建設上沒少費心思，但其實效卻不令人滿意，原因之一恐怕就是道德建設并未得到大眾的認同與參預，難以喚起人們的道德熱情，因為現實就擺在他們面前，那些道德敗壞者多么的自在的瀟灑。于是導致道德建設有理論號召卻無具體措施；有依稀可見的見義勇為者，卻無成為“眾人之言”、“國人之論”的對不道德行為的集體譴責；有孔繁森、張鳴歧這樣的道德楷模，卻少有真正意義上的行為模仿。如果社會上存在道德的“特殊公民”，人們就會對道德的公正性產生懷疑。沒有了道德公正，談何全民的道德建設？

最后，道德無效會導致對道德宣傳教育逆反心理的產生。逆反心理是指具有一定數量的社會成員對一定社會現象與正常條件下應該有的認知及其行為傾向完全持相反的態度。不可否認，實現道德生活離我們的的道德宣傳存在一定的差距，加上一些道德“特殊公民”的“示范”和對一些道德高尚者的冷遇，人們便確信“說得越多就越假”，以至于一講道德就反感。這種逆反心理如不及時調整，勢必會導致社會道德主流文化教育的受阻，歪理邪說盛行。

要防止和克服道德無效現象是一項艱巨的社會工作，不僅需要社會方方面面的參預，而且需要政治、經濟、法律、文化等手段的配合。就道德本身而言，要克服道德無效現象首先必須使強化道德規范的約束性。道德作用于人們的道德生活本身就蘊含著深刻的強令性，即道德對行為主體來說具有嚴格的使動性。對社會的所有成員而言，不管其知道道德規范與否，也不管其是否愿意接受道德規范的約束，道德效力都毫無例外地要求執行，任何人也應當踐行。在此意義上可以說，道德規范也是一種強制性規范，它雖然不同于法律政令，不完全具有中家意志的屬性，也得不到國家強制力的保障，但它所具有的“應當”指令同樣決定了它的制度性要求。有了制度保證，道德也就獲得了“人人應當遵守”真理性品質，也就不再因為道德動作的軟手段而變成可有可無東西而隨意遭人蔑視。

凈化道德環境也是克服道德無效現象的有力保證。道德效力的發揮要受到環境的影響。如果一種道德與現實相沖突，那么，除非憑借外在的強制力量，否則就無法突破環境給人們造成的心靈阻礙；如果道德與環境相容，就可以憑借環境本身的力量對人的行為產生影響，發生其應有的效力。道德之所以對個別人沒有作用，就是因為環境提供了條件。如用人制度上，“寧要有缺點的能人，也不要沒能力有好人”，就導致了為撈政績而不惜傷害道德的現象；社會賞罰手段上的唯金錢化，使不少人可以用金錢的支付來逃脫法律和道德的制裁；社會上道德“看客”的增多，導致了道德無賴者越來越有市場。

同時，加強道德傳播的社會責任制約，也有利于克服道德無效現象。道德傳播主體在任何時候、任何場合不得以任何借口踐踏自己所宣傳的道德。現實生活中不少在臺上講道德的人干著有悖于道德的勾當，其所宣傳的道德自然會被視為“假道學”而世人所不齒。另外，任何道德傳播都不能是為了傳播者的個人利益而只能是社會群體利益。最大的道德欺騙也許不是言行不一，而是以傳播道德來達到不道德的目的。在階級社會里，道德說教明顯地是為了統治階級的利益，而被統治階級必然對統治階級的道德傳播者不信任。社會主義制度根除了道德的階級狹隘性，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成了社會主義道德的最高宗旨。我們的道德傳播者也應堅守這一宗旨，而不要把守德僅僅變為老百姓的義務和自己謀取私利的手段。只有真正代表廣大人民利益的道德并且是真正能毫無例外平等地身體力行的道德，才能發揮其應有的效力。在強調依法治與以德治國的今天，我們不能不對道德效力問題發出沉思與憂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