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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蔣廷黻的政治思想，既有自由主義的一面，也有民族主義的一面，二者的結合構成了其思想的基本價值取向。本文分別從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兩個向度簡析了蔣氏的相關思想和政治主張并揭示了二者的互動關系，同時對蔣氏思想此一特征之形成的原因進行了扼要的分析。

[關鍵詞]蔣廷黻；自由主義；民族主義

作為徘徊在政治與學術之間的知識分子蔣廷黻，同時也是一位自由主義者，但自由主義并不是蔣的思想的全部。從宏觀的角度不難發現，在近代中國，自由主義的背后往往隱藏著民族主義的身影，而民族主義的足音總是伴隨著自由主義的回聲，這一現象不僅一般地體現在蔣廷黻身上，而且還以二者相互作用的形式表現得格外突出。以此視點考察蔣廷黻的政治取向，乃是本文的旨趣所在。

站在自由主義平臺上觀察蔣廷黻，其思想的基本價值取向既有中立的超脫，也有理性的洞見；但其超脫與洞見若以民族主義為背景，便立即顯現出他對民族命運與前途的深沉焦慮。這表現在：

其一，以自由主義的價值中立為原則，對鴉片戰爭以來頗有影響的一些政治人物做出了獨到的點評。例如，對被公認為民族英雄的林則徐持一定的批評態度，對被指責為投降派的琦善則多加褒獎。因為在他看來，前者因愛惜名節，懼怕清議，而隱瞞中英軍事間力量差距的實情，知不可戰而戰，結果既助長了中國士大夫們所固有的虛驕心理，又延誤了清政府學習西方的時機；而后者雖于鴉片戰爭的軍事勝負無所作為，但在明知不可戰的情況下致力于外交之舉，卻超越了時人。對于農民領袖洪秀全的評價也是這樣，蔣氏肯定了其反對滿清、恢復漢人自由及平均地權的主張，卻又不諱言其在人格與才能上的欠缺，斷言其即使領導農民起義取得成功，也不能給民族帶來幸福。又如，他認為，曾國藩平定太平天國可以原諒，但其對近代以來軍隊私有傾向與軍閥長期割據的局面的形成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李鴻章是中國19世紀最偉大的政治家，然而其聯俄制日的政策卻有引狼入室之嫌；奕訢是清朝后百年宗室中的賢者；文祥是位個“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政治家；等等。蔣廷黻的這些見解都是想人未想、言人未言的歷史洞見，也許正是作為其崇信自由主義價值中立性的最好明證。

其二，以理性的眼光解讀近代以來中國紛繁復雜的歷史事件與檢討當前的外交關系。就前者而言，如鴉片戰爭，他認為中方在軍事上的失敗還不是民族的致命傷，失敗后還不明白失敗的理由，不力圖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傷，而之所以如此，主要是中國士大夫們政治上守舊，文化上保守，人格上懦弱，以及缺乏積極進取獨立的精神使然。對中興將相們所發起的自強運動，他認為其雖然救了清朝，但由于清朝不能救中國，又加之其本身所固有的缺陷，從而注定了失敗的結局。還有，對于康梁發起的維新運動，他肯定其比較自強運動有更加西洋化與近代化的一面，可又認為其操之過急，結果終因社會基礎的缺乏與實力派人物的反對，未能逃脫流產的厄運。至于義和團運動，他則完全持否定態度，認為其是反西洋化與近代化的，具有盲目的排外性。此外，蔣氏還對民國以來常為人詬病的中央政府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說：“中國近二十年來沒有一個差強人意的政府，也沒有一個罪惡貫盈的政府。”“因為中央就是有意作好，它沒有能力來全作好；中央就是有意作惡，它也沒有能力來作極惡。這二十年來，從袁世凱到，各種黨派，各種人物，都當過政，大致都是如此的。”

就后者而言，蔣廷黻認為：“國際關系，不比私人間的關系，是不講理，不論情的。國家都是自私自利的，利害相同就結合為友，為聯盟。利害沖突，就成為敵對。”據此，蔣一方面提出了自己對蘇、日這兩個中國近鄰的看法，認為蘇俄在遠東有不可割舍的利益，為維護自身利益，其與日在戰和進退中，大多總是以犧牲中國的權益為代價；而日本也是一個想主宰中國東北稱霸東亞乃至世界的強國，因此對于日俄，我們絕不能把它們中一個當成完全的朋友，另一個看作完全的敵人。基于這一看法，在當時中日關系日趨緊張的情況下，他發表文章力主中國與蘇聯恢復和發展外交關系，認為“聯絡邦交是常態，斷絕外交是變態”。他還向蘇聯駐華大使提議：“中蘇應先攜手，作為反日核心，然后兩國合作以促進反日大同盟。”其實，蔣氏此見與英國19世紀政治家狄士累利的國際關系“利益中心論”如出一轍，即國際上沒有永恒的朋友，也沒有永恒的敵人，只有永恒的利益。另一方面，蔣廷黻又表達了對于帝國主義的看法，認為中國之貧窮落后的根源固然與帝國主義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但并非全在帝國主義，因為帝國主義國家中有主張和平者，有同情中國者；他強調，中國的當務之急是停止內亂，發展經濟，建立現代組織，普及現代知識，而不是打倒帝國主義。據此他堅決反時人的所謂“革命外交”，認為“今天打倒這個，明天打倒那個，不問自己的能力是否與欲望同時長進，不權衡事件的輕重緩急”的激進行為并不足取。中國要發展壯大，需要和平的國際環境，需要與國際社會適度合作。

由此可見，蔣廷黻在對中國近代歷史事件與歷史人物的評判上，以及對國際關系的看法上，已一反前人或時人的定論，跳出了以成敗、以階級等傳統或流行觀念來評論歷史上之是非得失的窠臼。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蔣廷黻借助自己的英美教育的文化背景，自覺地接受了近代自由主義所推崇的理性觀念及價值中立原則。這樣一來，他在政治見解的表達上便能自覺地追求以理性為依歸，反對盲從與非邏輯思維，認同經驗觀察與邏輯自洽。同時，他也就會有意識地遵循價值中立原則，盡量地使主客體之間保持適度的距離，防止偏見與情感對結論的干擾與理性的蒙蔽。

但是，蔣廷黻為什么要用理性、中立這樣一些自由主義理念和原則來解讀近代中國歷史呢?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究其根本，當與其思想深處的民族主義意識相關。民族主義作為一種思想觀念，它表現為民族共同體成員對本民族的熱愛與忠誠，對民族統一、獨立與強大的追求與維護，同時表現為對本民族的文化傳統與價值觀念的認同與遵循。用美國著名政治哲學家維羅里的話來說：“所謂民族主義是指作為一個國家的價值，這樣的價值對這個國家具有最重要的意義，它包含了精神上、道德上的對國家的認同。”“作為一個民族主義者，就意味著自己要熱愛這個國家的語言、文化、宗教和種族團結，并承擔起保衛它們的責任。”基于這一民族主義的視角，便不難明白，林、琦、曾、李諸人物，鴉片戰爭、自強運動、維新變法諸事件，以及日、俄諸國家之所以進入到蔣廷黻的視野，乃是因為它們直接關聯著中華民族近代以來充滿屈辱與憂傷、抗爭與探索的歷史，即直接與整個近代中國的歷史命運相關。因此民族主義便成了對它們的歷史地位及其作用進行評價和判斷的重要標準。為什么他要抑林而揚琦?那是因為在他看來，林則徐在鴉片戰爭中的強硬立場延續與助長了清王朝盲目自大的虛驕心理，導致日后中華民族面臨的形勢更加險惡。被他視為中國19世紀最偉大政治家的李鴻章，其聯俄制日政策為什么遭到他的否定?那是因為其種下了日后列強瓜分中國的狂潮以及中華民族頻遭國難的隱患。蔣氏對這些歷史人物及事件選擇如此的處理方式，也許只有在民族主義的視野下才能得到最好的詮釋。當然，在某種程度上，他也希望通過自由主義理念對中國近代史上一些事件與人物的解讀，能夠喚起國人對歷史的再認識，從而為中華民族現在與未來的發展提供教訓，不再使歷史的悲劇重演；同時，他也想借此告誡國人，在世界聯系日趨緊密的現時代，中華民族不能閉關自守，應該主動走出拒洋、和洋與恐洋的怪圈。由此看來，蔣廷黻用以評判歷史的方法雖然是自由主義的，但他選取的評判標準則是民族主義的。

如果說前面的分析是從自由主義角度切入的話，那么接下來的分析將以民族主義范式進行。由此將會發現，蔣廷黻的很多思想主張其實就是他的民族主義意識的直接或間接的體現。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兩點：

首先，他對自己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多有思考，有著強烈的現實關懷。在有些人眼里，蔣廷黻作為一名飽受西式教育的知識分子，傳統文人所具有的那種修、齊、治、平的經世抱負以及“立德、立功、立言”的人世追求也許會比較疏淡，尤其是在那樣一個傳統受到全面挑戰與普遍懷疑的時代。實則不然。例如，在其成名作《中國近代史》一書中他就透露出強烈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濟世意識。他說：“現在我們要研究我們的近代史，我們要注意帝國主義是如何壓迫我們，我們要仔細研究每一個時期的抵抗方案，我們要尤其分析每一個方案成敗的程度和原因。我們如果能找出我國近代史的教訓，我們對于抗戰建國就更能有所貢獻了。”他還問道：中國人能近代化嗎?能廢除我們家族與家鄉觀念而組織一個近代的民族國家嗎?顯然，他對中國走向近代化，對中國能夠成為一個自立于民族之林的近代國家，充滿著期待。同時，蔣廷黻針對社會上的一些不良習氣也心存憂患，認為得努力改一改。他說：“我以為我們首先要改革我們的人生觀，圓滑、通融、敷衍、以及什么消極、清高，都是應該打倒；我們要做事，挨罵也要做事。官可不做，事要做。別的可以犧牲，事業不可犧牲。”故此，作為學人，他寫出了如《評人清史稿·邦交志》、《琦善與鴉片戰爭》、《最近三百年外患史》等一系列高質量的學術性文章，力圖通過學術研究為探求民族復興道路提供歷史的借鑒；作為政要，他敢于倡導和實行一些改革，為了公事，甚至不免時常向同僚和朋友發難。蔣氏如此的人世態度，以致于被后人評價為具有民胞物與和經世致用的精神，是中國知識分子的真精神。

而且，蔣廷黻還認為知識分子要敢于擔當，要勇于任事，不必回避做官。“知識分子的出路在于做官，行政官、事業官，名義雖不同，靠公家薪金吃飯是一致的。所以在中國知識分子與政治的關系是切身的。”因為他清醒地認識到，現代知識分子已不同于傳統意義上的士大夫，他們應該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尤其當國家處于危難的時刻，更應該果斷地站出來為國家做貢獻，而不應因清高而自設藩籬，因虛名而逃逸觀望。為此他曾激憤地指責某些缺乏責任心的讀書人，甚至說出“中國二十年內亂之罪，與其歸之于武人，不如歸之于文人”這樣憤世嫉俗的話。可見，蔣氏主張文人做官與參政，并不是為人滿足個人的權力欲望，不是為了一己之私利，參政做官只不過是為國家盡自己的責任。正如他曾經所作的自我表白那樣：“我對政治的態度是很正常的，我認為政治并不專為金錢榮耀，對我來說，政治只是一種工作，我認為它和教書一樣清高。”

其次，不忍國家和民族頻遭危難，表現出強烈的救亡意識。鴉片戰爭以降，面對民族危機加劇、國將不國的嚴峻形勢，許多具有責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國人提出過種種救國方案。“九一八”事變之后，蔣廷黻也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張，這一主張的中心點是用新式專制求得國家的統一。他認為，中國之所以落后挨打，其重要原因是各派軍閥相互混戰，自毀干城，因此當務之急是要實行武力統一和中央集權。只有高度集權，才能產生高效的社會動員能力，才能實現政治統一、民族獨立和經濟發展。他把這種中央的高度集權稱為新式獨裁，認為與其讓國家分裂為各式各樣的小專制即軍閥割據，不如用一個大專制即中央專制來取代它。蔣的這些看法的提出曾引發了一場關于獨裁與民主的爭論，爭論中他堅持自己的主張，并表示無條件擁護中央。他說：“我們應當積極地擁護中央，中央有錯，我們應該設法糾正，不糾正的話，我們還是擁護中央，因為它是中央。我以為中國有一個有力的中央政府，縱使它不滿人望，也比有三四個各自為政的好，即使這三四個小朝廷好像是勵精圖治的。”他堅持認為，“無統一決不能有大建設，因財力將費于軍事，且治安不能保全”，“倘統一能完成，建設即可進行，而適于民治之環境自我產生矣”。與主張新式專制并行的是，蔣氏還堅決反對暴力革命。他認為在中國一談革命，就離不開內戰；在中國一起革命，外人就能漁利。因為在當時割據的大環境下，從來就沒有真正的革命黨，也從來沒有目的純潔的革命。為此，蔣氏還舉證中國之所以自晚清以來沒有一個好政府，國權之所以淪喪，就是因為革命不斷的緣故。比如他在分析九·一八事變的原因時說：“一則因為彼時遠東無國際勢力的均衡，二則因為日本人知道中央彼時為江西共黨所累，為西南反蔣運動所制，絕無能力來抵抗。”最后，蔣氏針對中國近年革命所產生的惡果，憤怒地說：“我們沒有革命的能力和革命的資格。在我們這個國家，革命是宗敗家滅國的奢侈品。”

除了主張通過實行中央集權的新式專制與反對革命來謀求國家統一和建立起民族國家外，蔣廷黻還提出了實現國家現代化的主張。他指出，日本之所以選擇向中國發動侵略，其緣由就是因為中國缺少現代化，國聯之所以對中國政府的正義呼吁反應疲軟，也是因為中國沒有現代化。中國現在是制度陳舊而殘缺，物質貧困而稀缺，文化保守而落后，國力弱小而分散，要改變這種局面，就必須進行物質與制度的創新，全民族生活的更換，同時在此過程中須吸取外部世界物質及精神方面的資源，努力爭取利用外部力量圖中國自身的發展。如此，中國方可在現代化道路上邁進，中華民族的危亡亦會日趨緩解。所以，他將實現現代化作為擺在中國人民面前的一項重大任務，并且呼吁人們集中力量幫助和督促政府，以求得現代化的實現。

總之，蔣廷黻的政治取向有著濃厚的民族主義色彩，無論其經世致用的抱負還是救亡時世的主張，都烙上了民族主義的印痕。但這并不意味著對蔣廷黻可以作單純的民族主義理解，因為在他看來，強調民族主義并不表示對自由主義的排斥，相反，民族主義的向前邁進更有利于自由主義的實現。這便如同他在自己的《回憶錄》中所說的：如果實行高度的民族主義，對中國一定是有好處的。如果民族主義在中國開出花朵，則可使中國民主組織架構順利而自然地趨于完成，否則，就建立不起來。正因為如此，蔣廷黻曾得到了當政者的某種賞識，從而進入了權力精英的行列；但又不得不面臨著被長期置于主流政治之外，成為一個“局內的局外人”的尷尬。

由此可見，蔣廷黻的思想上既具有濃厚的自由主義色彩，又具有強烈的民族主義熱情，且二者相互作用，并行不悖。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呢?

首先，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雖然分屬于不同的價值體系，但彼此并非天然的對立。就自由主義而言，雖然其強調的是個人自由，但誠如伯林所說，個人必須歸屬于特定的群體，抽象的個^，并不存在，而最切實的群體就是民族。人的言論和行動及其意義只有在自己民族的文化中，才能得到充分的展現。人們所享受的自由和平等，也必定是在自己社會文化中的自由和平等，真正的民族國家，只能建立在由自由平等的一組成的社會基礎之上。就是說，個人自由與民族國家并不矛盾。不僅如此，自由主義本質上必然對政治制度上的民主、憲政與法治提出要求，而這也只能在民族國家的框架下才能實現。再就民族主義而言，雖然民族主義著眼于群體，但這所謂群體不可能是混沌的抽象物，而是無數個體的集合，這里的個體，只能是具有獨立身份和享有自由權利的個人，它們是民族國家賴以建立的源泉和基礎。可見，講民族主義并不必然意味著對自由主義所崇尚的個人的否定。而且，民族主義在自由主義面前并不是被動的，如有人說，民族主義“意味著一種對集體的重塑，而重塑的關鍵，則在于對人的權利的大調整，即把原先僅屬于貴族階層和上流社會的權利，普及推廣到一般民眾，大眾間的權利平等是構成集體的所有人之間的最重要的共同性”，所以，在某種意義上，民族主義會主動地對自由、平等、博愛等自由主義價值觀念進行接納并通過民族國家將其“物化”為具體的制度設施。此外，近代以來的歷史證明，一個民族國家的近代化或現代化必然要求不斷賦予人們更多的自由和民主權利，比如說，美國由十三個英屬殖民地在短短一百多年時間內一躍成為世界的強國，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其國家領導人自建國起就開始大_力推行歐洲流行的自由主義建國理念，把民主、自由等價值觀貫徹到制度建構與政治生活中去；從而，既維護一般民眾作為國家公民應享有的權益，又培植了他們對所在共同體的認同和熱愛，而此種認同與熱愛就是培育民族主義的最好土壤。因此，作為自由主義體系中的自由和民主不是民族主義形成與發展的障礙，相反，而是推進其不斷前進的政治動力。就此而言，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在功能上是可通約的，它們完全可以相互作用，相互促進。是以蔣氏集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于一身有其內在的可能性。

其次，近代中國所面臨的嚴峻形勢，使得自由主義者對民族主義有種天然的好感。因為凡是具有愛國心的中國人，當他們提出并追求自由主義目標時，都不可能置民族主義于不顧，尤其是當祖國處于生死存亡的時刻，所以他們出于對理想的忠誠和現實的關懷，不得不將二者結合起來：要么以民族利益作為自由主義主張的現實出發點和落腳點，要么以自由主義來規范民族國家的制度建構從而實現國家向近代化提升。而且，從操作層面上考慮，相對于自由主義而言，在動員社會力量特別是動員中國廣大的下層民眾共同御侮方面，民族主義的口號有更為明顯的優勢。正如政治學思想家霍布斯鮑姆所說：“再也沒有比共同抵御外侮，更能使處于焦慮不安狀態下的人群團結起來……再也沒有比國際沖突更能激起雙方的民族主義。因為只有民族主義能動員的群眾不僅人數愈來愈多，而且規模也愈來愈大。”也許正是因為這樣的原因，作為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們常常在堅持自己理念的同時卻往往表現出特別強烈的民族主義激情，蔣廷黻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為了民族的安危他甚至提出有違自由主義主旨的獨裁論。不過，作為民族主義者的他所持的是一種開放式的民族主義。他曾經說過：“我雖明知族國主義的缺點，我確以為中國人的政治精神病惟族國主義藥方能醫治。同時，我愿意承受海斯教授的勸告：中國應圖主權及土地的完整，確不應行反國際主義的政治、經濟或教育政策。中國若欲自強，必須有國際的同情與協助：這是反國際主義政策所不能謀得的。”強調中國不應該對“國際主義的政治、經濟或教育政策”持反對態度。顯然，蔣氏此種開放式的民族主義具有明顯的自由主義思想的因子，因為從他的主張中不難發現他是希望中國作為正在追求民族獨立富強的國家應該努力向西方自由主義國家靠近，而且也體現出某種理性和寬容的傾向。故而，民族主義意識夾雜在蔣氏的自由主義思想中在時勢上有其必然性。

再次，信仰自由主義的蔣廷黻之所以同時又趨向民族主義，與蔣氏本人的經歷相關。按照蔣氏自己的說法，他在很小的時候就接觸了傳統文化當中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以及“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等經世濟民的思想，并逐漸萌發了用功學習以備將來為國家作貢獻的志向。后來負笈海外，其理想也是為了自己的民族和國家。由于有了這種民族主義的思想基礎，他曾多次宣稱要獻身救國。為此，1916年他積極要求加入“少年中國”這一當時反帝反軍閥的激進團體；1918年，又主動報名到法國參加青年會戰地服務工作；1921年，當裁軍和有關遠東問題會議在華盛頓召開時，他又以青年會總干事余日章的秘書身份進入現場觀看了會議實況。此外，他在國外接受西方自由主義思想的同時，也不時涉獵有關民族主義內容的書籍，并十分欣賞。例如，他對反映俾斯麥、加富爾、馬志尼等人事跡的讀物十分喜愛，認為他們是德國和意大利兩國的民族英雄；同時，他對海斯教授的族國主義理論也非常推崇。如此看來，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兩種思想和價值觀念同時體現和作用于蔣廷黻身上，思想上有其合理陸。

至此，蔣廷黻思想的價值取向處于一種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的互動狀態，理論上有其可能性，時勢上有其必然性，思想上有其合理性。當然，就蔣氏本人而言，無論是自由主義還是民族主義，在其價值取向中，好比是一曲和諧的樂章，如果自由主義是其中經久不息的旋律，民族主義則是裊裊不散的音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