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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1948年。1982年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獲學士學位，1986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系畢業獲碩士學位。現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史第三研究部研究員。學術專長：中國外交史。主要學術成果：論文：《對重慶談判一些問題的探討》、《與馬歇爾使華》、《思考世界的現在與未來--從歷史變動看中國》、《從歷史到現實--談談支配中美關系的因素》、《百年回顧――變動的世界與變動的中國》。

在新中國建國后歷經的各次危機處理中，抗美援朝出兵決策可以說是一個經典范例。在這次決策的過程中，中共高層領導人在緊迫的形勢下，以十分民主方式各抒己見，對各種方案的利弊得失作了相當充分的分析比較，這就為下最后決心提供了可靠的基礎。

從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至10月25日中國人民志愿軍在朝鮮打響第一仗，恰好四個月。在國家安全受到嚴重外來威脅的情況下，中共中央作出了抗美援朝出兵決策。這一決策過程可以說是新中國經歷的第一次重大危機處理。

一、朝鮮戰爭爆發前后的中國安全形勢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五十年來的歷史看，國家安全形勢的好壞主要受三個因素的影響：第一，國際環境，它由國際格局和國際形勢這兩個互相聯系的方面組成。國際格局是國際環境的核心，相對穩定；中國在既定格局中的地位，對國家安全具有長期影響。國際形勢則時時變動，尤以中國周邊形勢的變化對中國安全的影響最為直接。第二，中國自身的實力，主要指經濟實力、軍事實力、政治穩定性等。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中國影響國際環境的能力和抗風險能力。第三，中國決策者的水平，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1）是否對國家安全形勢作出了客觀、準確的判斷，制定了合理的安全戰略；（2）是否有能力應付國際環境發生的重大變動或周邊突發事件引起的危機。對任何國家來說，安全利益都是國家利益的基礎，只有安全利益得到一定程度的滿足、國家生存有了一定的保障時，其它的國家利益才可能得以實現。

從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中國的安全形勢無論從國際環境來看，還是從國內環境來看，顯然都處在相當緊張和不穩定的狀態。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國際形勢的發展有兩個顯著的特點：第一是美蘇冷戰格局的出現；第二是在亞洲出現了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的浪潮。美蘇冷戰首先在歐洲劃了一條分界線，在那里形成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制度、兩種意識形態、兩種經濟體制和兩大軍事集團之間的全面對抗。如果不是世界發達地區首先分裂成兩部分，冷戰不會迅速具有全球性影響。冷戰之初，美蘇兩國都試圖擴大對亞洲和世界其他地區前殖民地國家的影響，美國更以"遏制蘇聯擴張"為名竭力控制正在興起的民族解放運動，冷戰因此從歐洲擴展到亞洲和世界其他不發達地區。兩極對抗的冷戰格局的出現，迫使各國不得不把國家安全作為國家利益的最主要考慮。包括新獨立的亞非國家在內，幾乎每個國家都要在東西方兩大陣營中選擇一方作為自己的依靠對象，即使那些后來標榜"不結盟"的國家也不可能采取真正中立的立場。

新中國成立之初，面對錯綜復雜的國際國內形勢，首要任務是鞏固人民政權；恢復飽受長期戰亂破壞的國民經濟；繼續完成國家統一的任務，追殲殘余的國民黨軍事力量，并準備進軍西藏和渡海解放臺灣。為爭取和平環境，新中國在外交方面采取了重大步驟，同蘇聯簽定了"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一條約的簽訂為新中國提供了外部的安全保障，并有利于各項國內任務的完成。

當時，美國是從外部威脅中國的主要勢力。中國革命由中國共產黨領導，并具有鮮明的反帝性質，這使得新中國自成立時起就同美國處于緊張的對立之中。冷戰的出現無疑加劇了這種對立。美國政府在中國內戰期間執行"扶蔣反共"政策，在中國革命勝利之后仍不愿面對其對華政策失敗的事實，無意承認新中國。在中國領導人看來，美國的威脅具有雙重含義：既針對著中國革命，也針對著新中國的國家的安全。

雖然中共領導人始終對美國武裝干涉保持著高度警惕，但他們總的判斷是隨著國民黨的失敗和新中國的建立，美國直接干涉中國革命的可能性正在日益消退。無論從當時的情況來看，還是后來的研究所表明，這個判斷是準確的。當時，美國的對華政策正處于猶豫、觀望和動搖之中。那時，中美關系雖處于緊張的對立之中，但并沒有發展成直接對抗。如果沒有朝鮮戰爭的爆發，如果在中國人民解放軍渡海解放臺灣之時美國不實行干涉；那么，兩三年后，中美緊張關系可能得到緩和，兩國可能建立一種并不友好但正常的關系。至少，這樣的機會還存在。

朝鮮是中國的近鄰。近代的經驗表明，朝鮮的安全同中國的安全密切相關。日本的侵略便始自朝鮮半島，然后向中國大陸擴張。在反對日本侵略和殖民統治的共同斗爭中，中朝兩國人民互相支援、并肩戰斗。五十年代初期，中國領導人對這段歷史記憶猶新。這個經驗和記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釋朝鮮戰爭爆發后中國的反應。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朝鮮擺脫了日本的殖民統治，獲得了民族獨立，但又出現了國家統一的問題。冷戰的出現和朝鮮內部矛盾的發展，使二戰結束時美蘇在朝鮮半島受降的臨時軍事分界線變成了朝鮮南、北方的分界線，實際也是冷戰在亞洲的一條分界線。朝鮮的分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蘇兩個大國造成的，朝鮮人民有統一的愿望是必然的。當時，朝鮮北、南雙方都不承認美蘇劃定的"三八線"。以歷史的眼光來看，朝鮮戰爭的不可避免性就在于冷戰造成的態勢和亞洲民族解放、民族獨立以及隨之而來的國家統一問題之間的沖突。

雖然中朝兩國是近鄰，從歷史上看關系密切；不過，在新中國成立前后的一段時間里，有關朝鮮的問題與中國關系不大，朝鮮問題主要由美、蘇兩個大國的對朝政策和朝鮮內部的發展所決定。這個事實并不因一些新史料的出現而改變。近年俄國公布一些檔案表明，在朝鮮戰爭爆發前中國領導人已得知斯大林和金日成的決定。盡管中國領導人對美國的干涉有所擔心，但有兩個原因使得中國領導人不能不表示贊同。第一，斯大林和金日成都斷定美國不會干涉。并沒有什么情報能說明美國會干涉，于是他提出了會不會由日本人出面干涉。這個看起來不合邏輯的猜測只有放在當時的情況下才能理解。后來回憶說，他曾四次告訴朝鮮同志，如果爆發戰爭，帝國主義會干涉。從俄國公布的檔案來看，朝鮮方面并沒有把他的這個判斷告訴斯大林。第二，中國剛剛通過解放戰爭基本實現了祖國大陸的統一，這時候有什么理由可以對金日成說，我可以這樣做，而你不能這樣做。更何況從共產黨人的道義原則來說，已經取得革命勝利的國家有義務支持正在爭取解放的人民的斗爭。事實上，在五、六十年代，對于那些已經執掌政權的共產黨人來說，如何處理本國利益和國際主義義務的關系始終是一個棘手的難題。

朝鮮戰爭爆發后，新中國原先就十分緊張的安全形勢立即變得極其嚴峻，中美關系從對立發展為對抗。美國借朝鮮戰爭爆發之機，在武裝干涉朝鮮的同時派遣第七艦隊侵入臺灣海峽，這就將原先互不相干的朝鮮問題同中國臺灣問題聯系到一起；隨后，美軍又大規模越過三八線，將戰火燒中朝邊界的鴨綠江邊。與此同時，不利于新生政權鞏固的國內因素也大大增加。在臺灣朝不保夕的國民黨政權，不僅突然得到了喘息的機會，而且感到了的希望，殘留在全國各地的反動勢力也蠢蠢欲動。

從中國的角度看，美國的行動不僅侵犯了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威脅了新中國的安全，而且阻礙了中國的統一進程，是對即將取得徹底勝利的中國革命的干涉。美國的行動，直接損害了中國的核心利益。面對如此嚴重的挑釁和危機，中國政府不能不迅速做出反應。

二、抗美援朝出兵決策的過程

一般地說，當一場危機出現之后，相關國家處理危機的過程大致經過四個步驟：（1）作出初步反應，觀察危機的進一步發展，收集有關信息，分析可能出現的各種前景；（2）制定對策，估量這場危機對國家安全和國家利益的影響，分析支配危機發展的各種因素、對各種可能的應對方案進行利弊比較，首先采取外交行動，同時為可能采取的軍事行動作出準備，協調盟國間的關系；（3）確定必須采取軍事行動的底線，向對手發出警告或威懾信號；（4）作出最后決斷，采取軍事行動，并明確這一行動所要達到的目標。在處理危機的實際過程中，這四個步驟不可能截然分開，往往互相交錯。其中，發出警告和威懾信號是十分關鍵的一環，危機有可能在這時被成功地制止。如果警告失效，被迫采取軍事行動，危機升級為戰爭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但軍事行動所要達到的目標，通常是有限的，戰爭仍然是局部戰爭。

中共中央抗美援朝出兵決策帶有典型的危機處理性質，其過程也大致符合上述一般規律。現簡述如下：

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27日，美國總統杜魯門發表聲明，美國對朝鮮實行武裝干涉，第七艦隊侵入臺灣海峽。28日，以外交部部長名義發表反對美國武裝侵略中國領土臺灣的聲明。這時，整個局勢及其對中國的影響尚未明朗。30日，和決定推遲解放臺灣的時間，并派人入朝以便同金日成保持聯系；但他們仍按照原計劃聯名簽署了1950年人民解放軍復員工作的決定。雖然中國初步反應的重點是反對美國侵略臺灣，但中國領導人顯然擔心美國要借機實施干涉亞洲事務的一攬子計劃。說，朝鮮打起來了，杜魯門政府不僅宣布派兵入侵朝鮮，侵略臺灣，而且對進一步侵略亞洲作了全面部署。他們把朝鮮問題同臺灣問題和遠東問題連結在一起。盡管朝鮮戰場的形勢最初看起來是一邊倒，但中國領導人在展望戰爭前景時并不樂觀。7月初，估計：朝鮮戰爭不可能輕易結束，將是一個持久復雜的斗爭，一年、兩年、三年，甚至更長，要看各方面情況的發展變化才能確定。為此，中國領導人開始考慮對策，并著手準備。7月7日、10日，主持召開了兩次國防會議，商定保衛國防和組織東北邊防軍的各項問題。13日，中央軍委正式作出保衛東北邊防的決定。8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進一步商討中國應采取的措施。第二天，指示東北邊防軍應在月內完成一切作戰準備。

此后，中國領導人的憂慮不斷加深。早在7月初，就猜想美軍可能在仁川登陸，發動反攻。8月23日，中央軍委總參謀部作戰局經對朝鮮戰局研究，得出同樣結論，并認為美軍登陸在即。

和得悉后后認為，這是朝鮮戰局帶關鍵性的問題；因此，立即決定：一、嚴令東北邊防軍務必于9月底前完成一切作戰準備，保證隨時可以出動；二、速將敵軍可能在仁川等地登陸的情況告訴朝鮮政府和蘇聯政府，并告朝鮮必須做好應付這一最壞情況的準備；三、指示總參謀部和外交部密切注視朝鮮戰局的變化。此后幾天，和反復強調，朝鮮戰爭持久化的可能性正在逐漸增大。9月15日凌晨，美軍實施仁川登陸，攻占仁川市。隨后，美軍和南朝鮮軍轉入全面反攻，朝鮮戰局逆轉。猜想的最壞情況成為現實。

1950年9月15日美軍炮轟仁川港，猜想的最壞情況成為現實。

自朝鮮戰爭爆發后，中國便不斷采取外交行動。8月下旬，多次致電聯合國安理會及聯合國秘書長，揭露美國的侵略政策，支持蘇聯關于和平調處朝鮮問題的提案，要求在朝鮮停止軍事行動，自朝鮮撤退外國軍隊；同時，就美國侵占中國領土臺灣、美國空軍侵犯中國領空提出控訴。但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些外交行動作用有限，不可能起到減緩危機、防止戰爭進一步擴大的作用。

9月下旬，中國發出警告信號。21日，在會見印度駐華大使潘尼迦時，明確指出：由于聯合國不承認中國代表的合法地位，因此中國對聯合國也不承擔任何義務。幾天之后，總參謀長聶榮臻在與潘尼迦的一次談話中強調：鑒于美國飛機已經對中國東北進行轟炸，中國決不會忍聲吞氣，不作出反應。潘尼迦表示，如果中國作出強硬反應，將把中國拖入與美國的戰爭，中國的建設將拖后八年甚至十年。聶榮臻當即回答："我們已經考慮了一切問題，他們甚至會向我們扔原子彈……殺死幾百萬人，但一個國家不付出犧牲是不能捍衛獨立的。"上述談話內容由潘尼加迦迅速報告印度政府，印度政府隨即向英國、美兩國政府作了通報。

9月29日，在得知美國公開宣稱將向三八線以北進軍后，中共中央決定對美國擴大侵朝戰爭的企圖予以嚴正警告。30日，在政協全國委員會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一周年大會上作報告時聲明："中國人民熱愛和平，但是為了保衛和平，從不也永遠不害怕反抗侵略戰爭。中國人民決不能容忍外國的侵略，也不能聽任帝國主義者對自己的鄰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10月1日，中國收到金日成首次向中國提出的緊急出兵援朝的請求；隨后，又得知南朝鮮軍已越過三八線，美軍也準備就緒。3日凌晨，緊急召見印度駐華大使潘尼迦，再次警告說：美軍企圖越過三八線，擴大戰爭，"我們不能坐視不顧，我們要管"。事實上，這就是宣布必須采取軍事行動的底線。潘尼迦在給印度政府的報告中稱，中國人的決定是"最終的"，美軍越過三八線，就意味著朝鮮沖突的擴大化。美國政府很快收到了有關信息。

10月上半月，中共中央的決策進入最后拍板階段。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主持下，多次召開會議，確定究竟是否出兵援朝。10月2日，草擬了一份致斯大林的電報，內容是決定派遣志愿軍入朝參戰。但由于政治局內部意見不一致，這封眾所周知的電報很可能沒有發出。2日下午，召見蘇聯大使羅申，讓他轉告斯大林：現在派遣志愿軍援助朝鮮"可能會承擔極其嚴重的后果"，"中共中央的許多同志認為對此表示謹慎是必要的"，目前最好"不派出軍隊，同時積極準備我們的力量"。說明："關于這個問題還沒有作出最后決定，這是我們的初步電報"。同時，他要求派遣和赴蘇直接同斯大林商量。然而，經過進一步討論，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0月5日正式作出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戰略決策。6日，受委托，主持召開黨政軍高級干部會議，商討部署志愿軍入朝作戰事宜。他在會上強調：現在不是我們要不要打的問題，而是敵人逼著我們非打不可。現在朝鮮政府一再要求我們出兵援助，我們怎能見死不救呢？黨中央、決心已定，因此現在不是考慮出不出兵的問題，而是考慮出兵后如何去爭取勝利的問題。8日，正式下達組成中國人民志愿軍的命令，并通知金日成"根據目前形勢我們決定派遣志愿軍到朝鮮境內幫助你們反對侵略者"。

在志愿軍出動之前，最后一個關鍵環節是同蘇聯商討軍事援助和出動空軍掩護志愿軍地面部隊的問題。10月8日，和飛赴蘇聯與斯大林會談。由于事關重大且情況緊急，中蘇磋商時間不長，但過程一波三折。由于篇幅所限，這里不作具體敘述，只想指出兩點：第一，由于斯大林不愿立即提供空軍掩護，志愿軍出動的具體時間有所延誤；但事實上，中國出兵的決心沒有動搖。第二，這個過程其實是中蘇之間最后的討價還價。因為中國需要從蘇聯得到盡可能多的援助和保證，在談判開始時強調的是中國出兵的困難；而深謀遠慮的斯大林在沒有證實中國參戰的決心之前并不打算松口。在志愿軍首次作戰后的第五天，蘇聯空軍第一次出現在鴨綠江上空。這個時間比斯大林在談判中最后允諾的兩個半月早了不少。在朝鮮戰爭中，蘇聯空軍的任務最初限于保衛中國邊境上空，后來擴大到朝鮮北部的交通線，但始終沒有承擔掩護志愿軍地面部隊作戰的任務。

蘇聯援助中國人民志愿軍的圖-2轟炸機，機身上涂的是朝鮮人民軍的標志

10月19日，率志愿軍秘密跨過鴨綠江；25日，打響入朝第一仗。至此，出兵決策的過程結束。

三、決策中的難點和關鍵問題

現在的研究表明，朝鮮戰爭的爆發對美國來說是出乎意料的，但戰爭爆發后美國的反應相當迅速。與此相比，中國對美國介入朝鮮戰爭的反應則慎重得多，決策過程也長得多。

考察中國的決策過程，可以看到中國領導人面臨的三個基本困難：

第一，來自美、蘇兩方面的原因和朝鮮戰局的發展使中國處于被動卷入的地位。戰爭爆發后，美國立即實行大規模武裝干涉，并把朝鮮問題和中國的臺灣問題連到了一起；而面對美國出乎意料的行動，斯大林卻很快確定了竭力避免同美國直接對抗的方針；在朝鮮人民軍遭到重大軍事挫折之后，戰火已經燒到鴨綠江邊。這樣，中國就被推到了解決朝鮮問題的前臺，被迫進行出兵決策。

第二，在進行決策的過程中，美國是中國的明確對手，而中美雙方實力相差懸殊。這不僅是軍事力量和經濟力量的直接對比，還包括雙方在處理危機時擁有手段的多寡，政策選擇余地的大小。除軍事力量之外，美國可以動用經濟制裁、施加外交壓力、調動盟國參與等手段。而中國所能動用的手段有限，唯一可能有效的辦法就是出兵參戰。

第三，中國的決策是在極不穩定的國際國內環境中進行的，面臨的變數多，風險大，必須綜合考慮各種因素。決策中的不同選擇將引起不同的連鎖反應，從而導致不同的后果。然而，事關重大，不容失誤；軍情緊急，不容拖延。中國領導人必須為決策的后果承擔責任。對他們每個人來說，這都是極其沉重的壓力。

上述困難使中國領導人在決策時著重思考和討論了以下三個問題：

第一，應不應該打。從原則和統一思想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比較容易解決。抗美援朝決策體現了中國在處理周邊事務時必須考慮的兩個要素：一是國家安全的基本需要，二是國際關系中的道義原則。這兩者互相聯系。即使沒有冷戰這樣的大背景，中國也不能允許另一個大國侵略自己的鄰國，把它的軍事勢力一直延伸到中國的家門口。如果對此聽之任之，中國就沒有安全可言，沒有國格和尊嚴可言。所以，說："別人處于國家危急時刻，我們站在旁邊看，不論怎么說，心里也難過。"說：我們"不能聽任帝國主義者對自己的鄰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提出打的問題是有前提條件的，這個前提條件不由中國決定，而由美國決定。當中國再三發出警告之后，美國完全不予理會。究其原因在于美國的決策者認為：（1）中國沒有力量與其對抗；（2）中蘇同盟的存在應使中國采取和蘇聯同樣的不卷入政策；（3）中國在發出的警告中沒有明確宣布出兵參戰。顯然，美國對中國的判斷出現了嚴重失誤。中國軍事力量的狀況決定了中國在發出警告的同時必須隱蔽自己即將采取的軍事行動。而美國判斷失誤的關鍵原因在于它過低估計了中國的決心和能力。事實上，正是美國越過三八線的行動促使中國領導人最終一致同意必須出兵參戰的意見。正如稍后指出的："大家都明白，如果不是美國軍隊占領我國的臺灣、侵略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和打到了我國的東北邊疆，中國人民是不會和美國軍隊作戰的。但是既然美國侵略者已經向我們進攻了，我們就不能不舉起反侵略的旗幟，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義的。"

第二，出兵與不出兵，兩種決策的利弊得失的比較。凡是決策，都要權衡利弊得失，而任何一種選擇，都要付出代價。當危機已經到來時，決策者常常處于"兩害相權取其輕"的境地，決策的第一步還不是設法爭取園滿的結局，而是要防止最事態的進一步惡化和變被動為主動。抗美援朝出兵決策就是這樣一個典型案例。

決策期間，主張不出兵的主要顧慮是軍隊的裝備訓練尚不充分，派幾個師到朝鮮未必能起很大作用；更主要的顧慮是國內困難太多，新中國需要一段和平時間來鞏固政權、恢復經濟，從事建設。但和經過進一步分析認為，不出兵同樣會付出沉重的代價：第一，東北地區特別是東北南部是中國最主要的重工業基地，如果美國大兵壓境，中國也不可能安心建設；第二，如果采取消極防御的辦法，建立防御體系、工廠搬遷、在一千多里的防線設防，同樣要耗費大量財力物力軍力，而且年復一年，看不到盡頭；第三，如果對美國不抵抗，一著輸了，就會處處陷于被動，敵人將得寸進尺，還可能進一步進攻；第四，中國人在精神上將長期受到威脅，中國周圍的民族國家也會屈服于帝國主義壓力，世界和平民主運動也將因遭受打擊而消沉；這對于中國、對于和平民主陣營、對于亞洲爭取民族解放和獨立的運動都是不利的。與此相反，出兵參戰有可能扭轉全面被動的局面。正如所說："如果給以打擊，讓它（美國）在朝鮮陷入泥坑，敵人就無法再進攻中國，敵人內部的矛盾也會發生。"同時，中共領導人對自己久經沙場的軍隊抱有信心。他們認為，即使同美軍相比，人民軍隊也有自己的獨特優勢；與美國較量，同樣有取勝的機會。經過正反兩方面的利弊比較，得出的最后的結論是："總之，我們認為應當參戰，必須參戰。參戰利益極大，不參戰損害極大。"最后，出兵參戰的目的、參戰的前景和所要達到的目標。在危機處理過程的決策階段，行動的目的、前景和目標都必須加以明確。抗美援朝決策的情況也與此相符。關于中國出兵的目的，"抗美援朝，保家衛國"這八個字已經說得很清楚，無須贅述；而關于后兩點，現有的研究還沒有給予必要的重視。

中國領導人認為，中國參戰后面臨著兩種可能：第一種是中美兩軍在朝鮮形成僵持，美國公開對中國宣戰，把戰爭擴大到中國大陸，使中國現已開始的經濟建設計劃歸于破壞，并引起民族資產階級及其他一部分人民的不滿。中國必須準備應付這種最壞局面。在10月2日原擬致斯大林的電報中，著重強調了上述可能，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事實上，這只是中國領導人估計的最壞情況，而不是最可能的情況。中國領導人同時還認為，由于有中蘇同盟存在，如果美國把戰爭擴大到中國就會變為全面戰爭、變為世界大戰，出現這種情況的可能性實際不大。正如指出的："美國如果敢不顧一切發動世界大戰，我們就把這叫做挺而走險，因為美國事實上還沒有準備好。不到二百萬的軍隊，是不可能進行什么世界大戰的"。

中國領導人估計的第二種可能是，中國出兵能頂住美國的進攻勢頭，使其受挫，使戰爭局部化，然后尋求和平解決的途徑。這種可能是中國所要爭取的，中國出兵的目標也是據此設定的。這一點常被研究者所忽視，以致人們的普遍印象是中國的目標是在抗美援朝戰爭中逐漸確定的。事實上，在志愿軍出動后很快就對此作了說明。10月24日，他在政協全國委員會的一次會議上指出："美帝國主義用武力壓迫別國人民，我們要使它壓不下來，給它以挫折，讓它知難而退，然后可以解決問題。我們是有節制的，假如敵人知難而退，就可以在聯合國內或聯合國外談判解決問題，因為我們是要和平不要戰爭的。"此后一段時間，他又反復指出：我們的目的就是要"使美國知難而退"，使戰爭"局部化"，"迫它接受和平"。這種可能性要大些，也是我們所要爭取的。"我們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就是要爭取這種可能的實現，我們相信自己的力量是可以爭取這種可能的實現的"。

在新中國建國后歷經的各次危機處理中，抗美援朝出兵決策可以說是一個經典范例。在這次決策的過程中，中共高層領導人在緊迫的形勢下，以十分民主方式各抒己見，對各種方案的利弊得失作了相當充分的分析比較，這就為下最后決心提供了可靠的基礎。中國領導人對朝鮮戰局的發展充滿預見，因此出兵的準備工作得以提前開始，并一直在緊張地不間斷地進行，沒有受到決策過程曲折的干擾，這使得出兵決策一旦確立便可立即付之實行。參戰所要達到的目標也是根據客觀環境，依照量力而行的原則制訂的，雖然這個目標的最后確立要依靠戰場上敵對雙方的力量達到均衡。

注釋：

1.有關安全利益和國家利益的關系，可參見閻學通：《中國國家利益分析》第二章第二節，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軍事文選》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9頁。

3.劉武生、杜宏奇編：《軍事活動紀事》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128~129頁。

4.同上。

5.金沖及主編：《傳》，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1009頁。

6.《軍事文選》，第34頁。

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軍事文集》第六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90頁。

8.孫寶升：《曾預言美軍可能在仁川登陸》，載于《軍事史林》1990年第5期。《軍事活動紀事》下卷，第137頁。

9.聯合國安理會遲至10月下旬才將中國控訴案列入議程，并同意中國政府派代表參加討論，但此時朝鮮的形勢已發生重大變化，美軍越過三八線，中國人民志愿軍也開赴朝鮮。

10.有關聶榮臻談話的內容見柴成文、趙勇田：《板門店談判》，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版，第74頁。

11.中化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版，第23~24頁。

12.《軍事文選》，第四卷，第66~68頁。

13.ForeignRelationsoftheUnitedStates,1950,Vol.7,Korea,p.850.

1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7~99頁。這本文集在注釋中說明，該電報沒有發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