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破解大學生體育教育困境新出路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摘要:大學生體育生活化程度影響著高等學校人才培養質量和新一代國民素質。《大學生體育生活化研究》基于教育即生活理論、高等教育價值理論和社會生態模型理論等，以“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為明線，以“價值”為暗線，采用文獻研究法、歷史研究法、因子分析法等對大學生體育生活化進行了研究。該專著實現了視角、觀點、工具、方法和依據的綜合創新，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價值。

關鍵詞:體育生活化;大學體育困境;新出路

黃美蓉的《大學生體育生活化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版)是一部對大學體育教育領域和體育管理學領域進行新探索的專著。這部專著是中國礦業大學黃美蓉在其博士學位論文基礎上修改完善而成的。該書闡明了大學生體育生活化的內涵、本質與特征，探析了大學生體育生活化的歷程，解決什么是大學生體育生活化的問題。考察了大學生體育生活化的現狀，剖析了大學生體育生活化存在的問題及其產生的原因，分析了大學生體育生活化的價值，回答為什么大學生體育要生活化。構建了大學生體育生活化影響因素的社會生態模型，設計了大學生體育生活化的行動路徑，回答了如何促進大學生體育生活化。這一研究成果為政府相關部門的決策和大學體育教學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參考依據。

1新視角:高等教育價值視角的引入

從高等教育價值的視角研究大學生體育生活化，是一個全新的視角。該書認為，我國高等教育的核心價值觀是在社會服務價值、學科發展價值和個體人本價值三種取向統整的基礎上更強調學生個體的價值［1］。該書從高等教育價值觀出發，考察了大學生體育生活化的價值，分析了大學生體育生活化在個體人本價值、社會服務價值和學科發展價值層面的意義及必要性。個體人本價值包括:人的全面發展、生命質量的提升、生活尊嚴的提升。社會發展價值包括:從人的發展的角度看，大學生體育生活化為社會發展提供高素質的人才;從經濟發展的角度看，大學生體育生活化為推動體育產業發展提供科學技術;從政治的視角看，大學生體育生活化滿足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需要。學科發展價值包括:確立大學體育學科地位;推動大學體育學術研究;促進體育學科專門人才培養［2］。為進一步夯實大學生體育生活化的價值觀，黃美蓉博士從縱向上依據我國高等教育發展的幾個重大轉折時期，從高等教育價值的視角，把大學生體育生活化在我國高等教育各個歷史時期的表現及特征進行了梳理與歸納，分析了其中的教訓，從而在歷史的縱深上夯實了當代大學生體育生活化的價值觀。隨后，黃美蓉對高等教育價值觀從“兩點論”發展到“三點論”著手，重新審視了我國大學生體育生活化的現實困境。通過考察，她認為:當前我國大學生體育生活化的進程仍受“兩點論”(即社會本位和學術本位)的價值制約，仍然忽視了個體人本價值。主要表現為:大學體育重“競技化”、唯“形式化”、偏“商業化”的社會發展價值凸現;大學體育學科知識化、評價數字化、技能機械化的學科發展價值占主導;大學體育被大學生學習目標、娛樂目標、就業目標、交往目標邊緣化［3］。因此，她提出，為了促進我國大學生體育生活化的均衡發展，大學體育教育要建立一個有機融合的價值格局形式，要以“三點論”為指導，構建以個體人本價值為主體、以社會價值和學科發展價值為兩翼的“一體兩翼”的大學體育教育價值結構。新的視角拓展了體育生活化研究的空間。

2新觀點:大學生體育生活化概念、內涵和特征的分析

對體育生活化概念的界定關乎體育生活化相關的運作機制和管理體制。所以，準確界定“體育生活化”的概念對體育生活化的理論研究與實踐操作具有重要的意義。學界關于“體育生活化”的界定有兩種主流觀點:第一種觀點以盧元鎮［4］、韓丹［5］和王廣虎［6］為代表，認為體育生活化是體育習慣與行為的養成，是人人主觀自愿地隨時隨地都在健身。第二種觀點以梁利民［7］、肖煥禹［8］和裴立新［9］為代表，認為體育生活化是生活方式。黃美蓉博士對學界的已有研究進行再研究，發現已有概念存在“種差”和“屬”的偏頗。根據概念界定的方法及流程，她重新界定了體育生活化的概念，提出體育生活化是體育在日常生活中自覺的過程與結果。該書在辨析大學生體育生活化與體育生活化是一般與特殊、共性與特性的關系的基礎上提出，廣義的大學生體育生活化是體育在大學生日常生活中自覺的過程與結果，狹義的大學生體育生活化是體育行為在大學生日常生活中自覺的過程與結果。該書詮釋了體育生活化中的“體育”“生活”和“化”，“體育生活化”的“目的”“方式”和“屬”。認為，體育生活化是體育向生活的回歸，是體育與生活的融合，是體育自覺的過程與結果。作者指出，大學生體育生活化的內涵要求大學體育必須以“大學生”為本，必須去商業化、去工具化，必須弘揚體育的價值理性，必須以“生活”為價值取向。在闡明體育生活化特征的基礎上，該書歸納了大學生體育生活化的四個特征:大學生體育時常性、大學生體育與生活相融性、大學生體育價值多元性和大學生體育參與自主性［10］。上述研究，以剖析大學生體育生活化是什么為基礎，為從社會系統論對大學體育的系統考察打下了基礎，為對大學生體育生活化現狀的考察提供了依據。該書梳理了體育生活化的演變過程。體育生活化的形態演變過程:從萌芽階段“生產”生活化到游戲“娛樂”生活化，再到體育價值遮蔽的工作生活化，最后發展到關注生命的體驗生活化階段;體育生活化的目的變化過程:從勞動目的性演變到游戲目的性，再從目的性體育演變成手段性體育，最后發展到回歸階段的生命需要理性融合，即體育目的性與手段性的理性融合的過程;體育生活化的價值取向變化過程:由生存人本價值取向到精神人本價值取向，再到工具價值取向，最后到工具體育與人本體育的理性價值融合。在此基礎上，作者指出，體育生活化是人的主體性活動的過程和結果，“勞動”“游戲”“健康”和“生命”是體育生活化的基本要素，這些要素是在人類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出現的，它們在人的活動即生產、娛樂、(工業生產線上)工作、體驗中得以體現。但是他們并不會因為后者的出現而消失，后者的出現是對不同時期的體育生活化內涵的進一步充實，是對體育生活化內涵進一步的完善。這是體育生活化逐漸豐富的螺旋上升的過程，從簡單到復雜，從單調到豐富的過程。因而現今及未來體育生活化是集“勞動、游戲、健康、生命”于一身，缺一不可［11］。應該說，上述研究中的不少觀點是富有新意的。

3新方法:運用社會系統危機理論分析大學體育系統

作者從問卷調查中獲得了大量第一手資料。調查對象包括:“985”和“211”高校、普通本科高校、高職高專院校，發放了4000份問卷。調查內容包括:大學生體育時常性現狀、大學生體育與生活相融性現狀、大學生體育價值多元性現狀、大學生體育參與自主性現狀。這些調查又細分為對不同高校、不同專業類型、不同性別、不同年級大學生體育生活化現狀的調查與分析。結果表明:大學生體育鍛煉行為的時常性距離體育生活化的要求有很大差距。相當一部分大學生體育參與不是發自內心的需要，距離體育生活化要求的大學生體育參與的自主性有較大的差距。上述調查印證了國家2015年的《2014年國民體質監測公報》中的結果［12］。該書從高等教育管理學的視角分析了大學生體育生活化不容樂觀現狀的原因。一是理念偏差，即高校沒有形成自己的體育理念。表現為:對大學體育使命與大學使命的一致性的忽視，體育對大學生教育價值的忽視;大學體育主體相關觀念即大學生對體育認知(包括身體觀、體育觀、健康觀)的偏差。二是制度偏頗，大學生體育制度軟化。表現為:制度不完善，制度研究不足，大學體育政策與大學生體育鍛煉時常性不顯著相關，大學體育政策立意偏差，大學體育政策配合度偏低，大學體育制度目標偏頗，大學體育政策執行不力等。三是行動異化，大學體育遺忘現實生活，大學體育脫離大學生的生活目標，大學體育剝離生活底蘊(體育娛樂化、體育工具化、生活主體的缺失、體育陷入功利主義)。在上述研究的基礎上，該書把社會系統危機理論引入大學體育研究領域，依據表明某一社會系統陷入危機的三個重要指標，對大學生體育這一社會子系統的現狀進行了分析。通過分析，認為當下大學生體育已經陷入了系統危機，具體表現是:社會成員對大學體育的社會認同發生了質變(第一個指標)，社會系統對于大學體育的控制功能失效(第二個指標)，大學體育的組織原則遭到破壞(第三個指標)。作者進一步分析了大學生體育這一社會子系統陷入危機的具體原因:大學生體育專業工具化、商業工具化、政治工具化、大學生體育脫離大學生生活目標等等。這是社會系統危機理論在大學體育研究中應用的新的嘗試。作者堅信:大學生體育生活化能夠幫助大學體育走出危機。這一論斷基于作者以下的分析:大學生體育生活化確立以生活為價值取向的原則和以提升大學生素質為本的原則，實際上就是確立了大學體育的組織原則;大學生體育生活化的基本特征能夠促進大學生和大眾對體育生活化產生的積極情感并促進他們對體育生活化的認同，并促進社會成員對大學體育的社會認同，從而提高社會系統對于大學體育的控制效率。因此，以大學生體育生活化來引領大學體育的發展，為大學體育確立了系統的組織原則，能夠促進大學生和社會成員對大學體育的社會認同，可以提高社會系統對于大學體育的控制效率，是我國大學體育走出困境的必由之路［13］。

4新路徑:依據社會生態模型構建大學生體育生活化的行動路徑

黃美蓉博士通過梳理和分析體育生活化影響因素的相關文獻，發現學術界還沒有對大學體育教學生活化、大學體育生活化、大學生體育生活化等影響因素的研究。她從動力系統的角度對大學生體育生活化影響因素進行了詳細的分析。構建了由學校外在拉力和大學生自身內在驅力構成的大學生體育生活化的動力系統，并指出，內外力共同作用于大學生體育生活化。該書以社會生態理論模型為指導，建立我國大學生身體鍛煉影響因素模型。用因子分析檢驗模型，可以更清晰地看出影響我國大學生身體鍛煉的因素分布與權重，從而為實踐操作提供方法參考。專著引用了全面的、綜合性的社會生態模型分析框架。應該說，社會生態模型在健康行為研究領域的應用已得到學界公認。但國內研究方法為單一的文獻研究法，未能進行較深層次的、較全面的探索、分析和研究，也沒有構建大學生體育生活化影響因素的社會生態模型。黃美蓉博士運用多種方法，結合社會生態模型理論、大學生體育生活化影響因素模型進行構建、實證和驗證，厘清了大學生體育參與的促進機制。通過研究，確定了我國大學生體育生活化影響因素聚類成大學生個體因素、社會因素和環境因素3個主因子20個具體條目。這3個主因子權重排序依次是:大學生自身因素、社會因素、環境因素。依據社會生態模型構建的影響因子分布與權重結果，該書構建了我國大學生體育生活化的行動路徑。即轉變理念、轉化制度和完善行動。首先是要轉變理念。大學生體育生活化的理念要從價值的分離走向眾價值的融合，以個體人本價值為“體”，以社會服務和學科發展價值為“兩翼”，齊頭并進，形成“一體兩翼”的格局。其次要轉化制度。國家應建立社會體育全民終身制，即全民性和終身性;學校體育建立融合一貫制，即大學體育要融合、學校體育要一貫。最后要完善行動。政府要變干預為監督———還大學體育以自由;變過程管理為目標管理———還大學體育以自主。大學體育管理機構要重心下移———突出大學生主體性;強調大學體育環境設施與大學主體文化相配合;大學生要把生涯規劃與主體需要相結合，把大學體育與大學生身心評價和發展相結合，把大學體育與大學生活質量評估相結合，把大學體育生活與人際交往相結合。應該說，以上對策路徑既具有創新性又具有可操作性。當然，這部專著也還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如:在價值層面還需要進一步強化新時代大學生價值觀特征的研究，在模型方面還需要進一步加強數據選取的科學性。這些不足之處，黃美蓉自己也明顯地感覺到了，并決定在后續的研究中將盡力完善，將大學生體育生活化的研究進一步深化。正如她自己所言:今天，大學生體育生活化程度影響著高等教育人才培養質量和新一代國民素質，關系到全民健身的實現，關系到“2030健康中國”戰略的執行，更是國家和民族生命力、文化力和創造力的重要保證。“體育生活化作為哲學命題，值得更加系統和深入研究。后續研究可以對新時代大學生體育生活化價值進行符合大學生特征的探析，以期能夠讓更多的人堅信大學生體育生活化不僅僅是大學生個體的事、家庭的事、大學的事，更是國家、民族的事，更是全人類的事。”

作者:丁三青 單位:中國礦業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