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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后現代性”作為一種脫胎于“現代性”的思想與行為方式，其精神實質如去中心化、多元主義、不確定性、微小敘事、消解權力的中心主義等諸多觀念已經被廣泛接受，正在逐漸滲透我們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并且對公共行政管理的實踐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種影響主要促使后現代公共行政管理理論朝向三個方向轉變：新公共管理理論、政府治理理論以及后現代公共行政理論。后現代公共行政理論主要解決的是公共產品需求的個性化響應問題。

后現代公共行政思潮是在當代國際社會“后現代性”話語出現跨領域使用的背景下形成的。對于“后現代”這頭大象，不同的領域有著各自不同的解讀：IT業將之稱為數字化，哲學界將之稱為本質直觀，心理學家把它概括為行為體驗，倫理界稱它為自我認同，人類學家則說它是社會資本，物理學將它概括為負熵，化學說它是復雜和混沌，生物學則說它是基因重組……其實，“后現代”只有一個，那就是伴隨著哲學的語言學轉向而來的，語言(或者說符號)本身的權力(power)的被重視，以及在現代性語境下的結構主義、科學主義、理性主義等傳統觀念被打破其壟斷地位。具體應用到公共行政領域，則是強調“以流程轉變為核心”的公共行政改革取向。這種影響主要促使后現代公共行政管理理論朝向三個方向轉變：新公共管理理論、政府治理理論以及后現代公共行政理論。

本文主要擬從兩個方面來論述后現論對公共行政管理理論的影響和滲透。首先，我將簡單闡述一下什么是現代性、后現代話語的產生以及后現代性，其次，我將就后現代公共行政理論的一些基本觀點加以初步探討。

1現代性，后現代話語的產生以及后現代性

“現代性”是一個令人困惑和難以精確界定的概念，而且在當前，對這個概念更是充滿著批判與解構的嘗試。在關于現代性概念的界定中，有三位學者的觀點比較著名：首先是吉登斯，他從社會學的角度，將現代性看作是現代社會或工業文明的縮略語，它包括從世界觀(對人與世界的關系的態度)、經濟制度(工業生產與市場經濟)到政治制度(民族國家和民主)的一套架構。他著眼于“從制度層面上來理解現代性”，因此他的現代性概念主要指稱在后封建的歐洲所建立、并在20世紀日益成為具有世界歷史性影響的行為制度與模式，等同于“工業化的世界”與“資本主義”制度…。第二個是哈貝馬斯，他從哲學的角度把現代性視為一項“未完成的設計”，是一套源于理性的價值系統與社會模式設計，它旨在用新的模式和標準來取代中世紀已經分崩離析的模式和標準，來建構一種新的社會知識和時代，其中個人“自由”構成現代性的時代特征，“主體性”原則構成現代性的自我確證的原則。在他看來，現代性的一個最為核心的問題，就是它的自我理解和自我確證的問題。第三是福柯，他同樣足從哲學的角度出發，不過他將現代性理解為“一種態度”，而不是一個歷史時期，不是一個時間概念。對他來說，現代性從根本上意味著一種批判的精神。

說到現代性，我們就無法繞開歐洲的啟蒙運動，因為我們通常把現代性的產生歸功于啟蒙運動，正是啟蒙運動的精神孕育出了現代性的基本觀念。這些精神主要包括理性主義的精神、科學的觀念以及自由主義思想。這其中，康德作為啟蒙哲學的杰出代表，其所謂“先驗”的理性主義精神正是對現代性精神的最好詮釋。而理性的批判與建構、理性神學、自由的權利以及民主國家的理念等，自然也就成為現代性的應有之義。

隨著對現代性概念的不斷解讀與對現代性理念的不斷實踐，我們逐漸發現隨現代性而來的虛無主義成為一個無法逾越的障礙。現代性的自我確證性在面臨“存在”與“虛無”的追問時顯然無計可施。同時，隨著羅素(BertrandRussel1)、索緒爾(FerdinanddeSaussure)、穆爾(G．E．Moore)、維特根斯坦(LudwigWittgenstein)、卡爾納普(RudolphCarnap)等人的分析哲學以及隨之而來的哲學語言學轉向的開始，再加上解構主義領袖德里達的推波助瀾，后現代這個概念自然而然開始登上歷史舞臺。

正如“現代性”一樣，“后現代性”也是一個令人困惑、眾說紛紜、有著多重歧義的概念。作為一種自上世紀60年代開始逐漸在西方開始流行起來的社會思潮，經過分析哲學、符號學、語言學、敘事學、解構主義等等諸多流派和專家的詮釋，以及消費社會的興起與全球化的進程，后現代的思想和內容可以說已經覆蓋了文化和社會諸多方面，同時也豐富、龐雜到了混亂不堪的地步。

關于后現代思潮的起因以及“后現代”的性質，有專家將之大致歸結為以下幾種解釋：一是社會動因說，這種解釋將后現代思潮的興起歸結為它的社會政治背景，認為一種全新的社會秩序應該被確立。二是后工業化或信息社會說，它將信息社會及其知識狀態作為觀察問題的一個基本視角。三是消費社會說，它認為后現代社會表現為一種消費文化盛行并支配著社會成員生活的“消費社會”的生活方式。四是文化反叛說，代表人物是美國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DanielBel1)，它從價值體系、宗教和文化的角度來反思現代主義。五是敘事危機說，其代表人物利奧塔(Jean～FrancoisLyotard)以“敘事危機”作為切人點來展開對后現代的闡述，以“語言游戲”的范式來解決后現代思想的核心問題，將追求差異性、多元化作為后現代的游戲規則。上述五個解釋中，前三個是從社會學的角度，后面兩個則從文化的角度來探討后現代話語的產生。

“后現代性”作為一種脫胎于“現代性”的思想與行為方式，無論其理論面臨多少對抗與反對，作為其精神實質的“主體去中心化”、多元主義、不確定性、微小敘事、消解權力的中心主義等諸多觀念已經被廣泛接受，并且正在觸及、滲透到各個不同領域，尤其隨著信息技術及其手段的普及、經濟的全球化，這種影響正在深入我們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就包括我們社會政治生活領域的公共行政管理。

2后現代公共行政理論的幾個基本觀點

正如本文開頭所描述的那樣，后現論在公共行政領域的跨學科繁殖產生了后現代公共行政的概念，這個概念的核心仍然是對現代性的反思、對意義的解構以及對主體中心主義的消解。在現代性的視角中，公共行政被建構為一種科學、一種技術、一種企業、一種闡釋，其尋求的是科學性、客觀性、效率和確定的意義，而從后現代性的角度來看，公共行政應該是通過對相像、解構、非地域化和他在性的強調來掀起一場變革官僚制的革命。現代公共行政相當于規模生產，它只能對共同的公共利益進行批量化滿足，如果非讓它去滿足公民的個性化要求，就相當于定制，成本太高，不可能實現。

后現代公共行政開始轉向流程再造。在批量化滿足社會對公共產品的大路貨需求(比如安全、義務教育等)的同時，開始考慮響應復雜多變條件下的個性化公共需求，所以要進行流程再造，提高響應速度和響應能力。但作為流程再造成果之一的新公共管理和政府治理理論模式的施行，還是要以正規體制為條件的。這種體制，好像大炮，可以打大象(滿足普遍性需求)，但不能打蚊子(滿足個性化需求)。如果非要在現有體制框架下，解決公共產品需求的個性化響應問題，成本仍然偏高。于是，為了解決對公共產品的個性化需求的響應問題，后現代公共行政管理理論應運而生。轉貼于中國論文聯盟中國論文聯盟-奠定后現代公共行政管理理論基石的，正是戴維·約翰·法默爾(DavidJohnFarmer)所著的《公共行政的語言——官僚制、現代性和后現代性》(TheLanguageofPublicAdministration---Bureaucrary，Modemity，andPostmodernity)這本書。而真正使該理論具有實踐性和可操作性的內容，則出現在查爾斯·J·福克斯(CharlesJ．Fox)和休·T·米勒(HughT．Miller)合著的《后現代公共行政——話語指向》(PostmodernPublicAd-ministration…TowardDiscourse)-書中。

福克斯與米勒在《后現代公共行政》中指出，就符號的層面而言，所謂的“現實”不過是社會的、歷史的符號建構的產物，在后現代狀況下，符號的能指與所指的脫節導致了“超現實”的出現，后現代文化最典型的特征就是高雅文化或大文化的日趨沒落和亞文化的日益強勁，后現代意識的碎片化和關注于超現實的媒體形象的新部落主義使得任何形式的管理都變得困難，因此，需要找到一種新的框架：一方面，它能承受后現代的狀況；另一方面，它能提出與民主理想相一致的主張。這就是所謂后現代公共行政的話語理論。

在后現代公共行政理論的角度來看，官僚制在歷史中是以決定論的、有意識地控制的術語定義的，同時，這些被軟化為控制和理性的術語又逐漸讓位于滿意、統計意義、趨勢等術語，決定論的或韋伯式的官僚制是一個控制的封閉系統模型。這顯然與當代開放、多元的社會政治生活環境極不協調。

因此，對官僚制的突破與解構勢在必行。公共能量場是話語理論的核心概念，它是現代物理學的能量場理論和現象學的方法相互修正的結果。場是作用于情境的力的復合。場的結構并不遵循固定的公式，而是取決于生活世界正在發生的事情。而能量這一概念則意味著：場中有足夠的目標和意圖。這些目標和意圖使得人們被吸引、被激動、被改變。公共事務就是這樣一種能量場，在那里，有著各種能量或力的作用，它們各自有自己的意向性或目的，從而形成一個公共的能量場。

公共能量場是表演社會話語的場所，公共政策在這里制定和修訂。這一制定和修訂的過程同時也是各種話語進行對抗性交流的過程，是具有不同意向性的政策話語在某一特定的實踐環境中為獲取(或實現)其意義而相互斗爭的過程，換句話說，公共能量場就是“回到事務本身”的那個“具體”場合，也就是所謂的“現場辦公”。在這里，沒有一個意義先天地是真的或者說是本體論地確定的，意義就是為了被抓住而確立的。換成我們熟悉的語言，就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在此，有兩點尤其重要：首先，為了避免陷入后現代話語的無政府主義狀態，我們必需對話語意義的真實性或者說真實話語的條件做出嚴格的限定。其次，為了避免陷入官僚制民主模式的獨白性言說，我們期望在話語中看到的是意義之戰，是爭辯、論證、反駁，而不是和諧的異口同聲。參與對話的雙方應該是一種結構性的關系，他們之間既是平等的，同時又是對抗的、相互斗爭的。因而從理論上來說，它所設想的是一個所有人都參與的民主前景。但是從實踐的方面而言，它強調了自主參與的重要性，只有那些積極投身于公共事務的人才能通過其有意義的、切合情境的話語對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實施發揮作用，才能切實地利用他們真實參與的責任來加強民主。

顯然，從后現代公共行政理論的觀點來看，無論是新公共管理還是政府治理理論，都還沒有徹底回到政治本身。因為他們語義中的政治，還只是一種本質、一種抽象：而每個公民的利益是具體的，后現代公共行政，就是要從本質的抽象再回到現象的具體，使公共行政可以響應每個公民個性化的公共需求。換句話說，就是不僅僅要講政治擺大道理，還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替老百姓辦實事。

后現論對公共行政管理的這種影響和滲透、或者說公共行政理論的后現代轉向，對我們的社會生活是極具顛覆性和震撼力的，就其目前的實踐來看，其影響也是根本性的。比如荷蘭的萊頓市和平司(Vredemakers)和法國的復合調解制度，就是基于這種理論在具體公共行政領域的一次具體實踐和實施。其概念有點類似于我國的居委會老太太們的勸架調解制度。由于這種人民調解制度可以對胡同里各個公民最細小的公共需求進行最個性化的響應，成本又不高。因此一個居委會就是一個公共能量場，而居委會老太太就是維護安定團結、能量施放最到位的人。因而，我們或者可以認為，居委會老太太們的勸架調解正是一種最體現后現代風格的先鋒派體驗和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