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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理在今年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讓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嚴，讓社會更公正，更加和諧”。年是“”最后一年，是“”規劃制定期，也是人均GDP從300美元向600美元過渡期。年前5個月全國財政收入達35470億元人民幣，比年同期增長8362億元人民幣，增長率達到30.8%。據保守估算，年全年財政收入將達8萬億人民幣。中國經濟從全球金融危機中快速恢復，財政稅收快速增加。

與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相伴而生的一個現象是，GDP增長沒有讓人們感受到實惠，各地區特別是西部地區發展不平衡，形成了一系列利益的激蕩和社會的不公平分配。世界銀行副行長林毅夫最近指出:中國近年值得思考的是收入差距問題。年中國吉尼系數高達0.47，而最新的數字也達到0.5以上，超過國際公認承受線，反映了居民收入差距在逐年拉大。

顯然，這不是我們追求的目標，經濟的快速增長與資本所得的不和諧現象已經引起國內外學術界的關注，而本文正是從這一現象人手，探討財政收入增長與資本所得的關系，期望能對這一問題的解決有所裨益。

一、關于經濟快速增長與公民生活現狀

從經濟學和社會學的意義上講，一定的社會經濟關系和生活生存條件對人們的幸福有決定性影響，每一個人都渴望過上幸福的生活，按照漢語詞典上的解釋，幸福是使人心情舒暢的境遇和生活，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而不斷豐富提升，走向現代和進步，幸福觀和幸福感的內涵和外延也隨著時代而變遷。好生活涉及生活狀況和生活質量滿意度，前者涵蓋的領域包括就業與職業狀況，勞動報酬與收入，社會保障與福利，后者包括居住、醫療、教育等。時下，人們在這些方面提出新的要求，要滿足這些，一方面源自于個體勞動，另一方面決定于社會財富的再分配體制。如何從國家與社會發展的宏觀層面上，保障人們生活的提升，關鍵仍在于社會公平、社會保障和公共福利有更實質性的作為。簡言之，國家變強大，但經濟得到發展的同時，人們的收入卻沒有得到太大的增長，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問題。

在我們的社會中，不平等程度有多大?經濟增長往往伴隨著政府與社會之間、勞資之間、貧富之間等矛盾不斷積累，這些矛盾如果處理不好，就會對經濟增長造成巨大的阻礙，即經濟增長的負效應。

社會上人們盼富求富愿望很強烈，財富亦稱為社會財富或國民財富，通常是指某個社會或國家在特定時間內所擁有物質資料的總和。創造財富、分配財富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其目標都是指向富裕。富裕是基于人們的需要和享受而言的，當然，富裕也不是指在某一時點社會群體同時達到某種水平，作為動態理念，它應包括致富機會平均等。

財富是由勞動創造的，GDP和財政收入終究是人們辛勤的勞動、資本、先進的技術和科學管理要素的投入創造的。但初次分配中，資本所得偏多勞動所得偏少，勞動報酬率占GDP比重下降。即處于被富裕的狀態，收入與財富懸殊的現象難以改變，主要表現如:勞動者工資增長趕不上企業利潤增長，勞動者收入所占比重太低，企業財富明顯的向資本傾斜。而資本賺的錢再投入到生產方面，擴大規模，又增加了企業擁有資本量。為什么資本所有者賺的利潤比勞動者多得多，對于這個問題的回答，仍取決于生產產品所需投入的勞動力、生產資料和資本，顯然，這里的資本需要運轉投入才能增值。

毫不奇怪，在資本積累的過程中，必然導致財富分配與占有兩極分化。中國當下的困境之一分配不公，任何一個現得的利益者，在經濟的最大化動機下，不但不會主動讓度利益，而且會保守既得利益。據有關調查，發達國家勞動者的工資一般會占企業運營成本的50%左右，而中國還不到10%，從收入分配數據表現了我們社會中存在的巨大不對稱。眾所周知，近十多年廣東相對沿海省市、經濟增長很快，經濟總量已先后超過新加坡、香港、臺灣，正在趕超韓國……電視鏡頭里，每年春節過后，廣東的民工潮大家有目共睹。在那勞動密集型區域、勞動力價格沒有合理分享到廣東經濟發展的成果，沒有使高水平最低工資的勞動者從中受益，農民工的工資千元左右，收入幅度扣除物價上漲因素幾乎沒有增長。民工勞動力價格被低估和扭曲實質，造成如今的民工荒現象，但不排除企業的勞動是需求彈性，就是新生一代民工對低標準工資收入的反抗。

二、關于財政收入增長與資本所得不和諧的原因

如果說，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父母那代尚不理解自己在個人福利方面的犧牲是為了國家富強的話，如今不得不問一下，財政收入增長究竟給公眾帶來了什么?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貧富懸殊到了怎樣的程度?

財政部最新調查數據，我國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財產的45%，而最低收入10%的家庭，財產總額占全部居民財產的14%。長期以來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沒有很好接受教育的機會，他的命運就很難改變，任由收入差距擴大，形成顯性化的社會危機，危及經濟發展及至政治穩定。引起財政收入增長與資本所得、居民收入不和諧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幾點:

第一，與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密切相關。勞力者最低收入過低，整個勞動者的收入就沒有保障，更不用談養老與醫療。近些年來我們一直在重復這樣一個觀點，絕大多數的社會矛盾沖突是一種利益矛盾沖突，這是一個最基本的定位，不要把它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也不要把它當做一個刑事治安案件。但是這種貧富之間差距的命題，始終都是整個社會由始至終要解決的問題。

第二，利益均衡機制有待完善。利益的矛盾和沖突與其它的矛盾相比，有個特點，它是一個最理性的東西，即利益的問題。更多的時候不是一個有無的問題，而是一個多少問題，更不是你死我活的東西。相對來說，利益的問題是能談的，能夠討價還價的，是可以用討價還價、協商、合議的這樣的方式來解決的。關鍵在于勞資之間的談判機制，如何發揮其應有的作用，讓絕大多數社會成員過上相對體面而有尊嚴的物質與精神生活。近年，世界經濟危機的出現，激發了中國社會對自由主義經濟體系懷疑。傳統的經濟學將利益最大化作為一切個體經濟行為目標，包括家庭滿足最大化，企業利潤最大化，每個人都在力圖應用他的資本，使其產品能得到最大的價值，實現價值增值是資本的本性，也是資本的存在的方式。一般來說，他并不企圖增進公共福利，也不知道他所增進的公共福利為多少，

他的追求的僅僅是他個人的安樂，僅僅是他個人的利益。在這樣做時，有一只看不見的手引導他去促進一種目標，而這種目標決不是他追求的東西，由于追逐他自己的利益，他經常促進了社會利益，其效果要比他真正想促進社會利益時效果更大。從實證分析來看，經濟學里常以利益最大化為個體決策目標，沒有任何政府干預的完全競爭條件下，市場過去沒有，今后也不會出現。因此，現實經濟生活中的市場競爭都是不完全的，政府的適度干預和調整也不是萬能的，常常是把市場調節與政府干預，國家控制方式的穩定有序與資本逐利無序性，形成了人們生存所面臨的基本矛盾。前者趨于社會政治與經濟秩序的決定，后者則趨向于利益追求的混亂。隨著資本增加，那些已經擁有資本的收入往往會增加未來的收入，從而提高了有權分享利潤的企業股票的價值。也許是這樣，富人和窮人之間的思維差別就是富人錢多，他們之間的差距是一個迷人而重要的研究題目。

第三，政府的調控力度應適應強化。政府有時可以改善市場結果，市場中雖然有看不見的手在配置資源，但它并不一定能保證公平配置資源。經濟實體的行為幾乎不可能對全部社會成員都產生好處，總是既有得益者，又有受損者。在這樣的背景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收入，一個人的收入取決于這個人勞動的供給與需求，而供給需求又取決于能力、進取心等等。決定收入因素也就是決定經濟中總收入如何在各社會成員中分配的原因。換句話，確定了誰是窮人，誰是富人。人們有時談“富人”與“貧人”時仿佛年復一年，實際上情況根本不是這樣，經濟流動性，即人們在各收入之間的變動是相當大的，沿著收入階梯向上移動是由于好運氣或勤奮工作，向下移動則反之。

第四，資本的屬性所決定。勞動收入概念很清楚的，不就是從老板那里得到錢嗎?而資本賺到的收入并不是那么容易理解，但是這些過程的細節是令人感興趣的，結論是令人懷疑的。當然，就是說企業利益收入不一定全部支付給家庭，它也可以在企業內保留一部分收入，并用這些收入購買增加資本。因此，對于一個競爭性企業，毫無疑問，這就是為什么資本所有者賺的比勞動者多得多的實質。并用這些收入購買增加資本可以從中獲益，由于保留收入增加了企業擁有的資本量，無論資本的收入是以企業利潤、或利息或股息后形式轉移給家庭，還是作為收入留給企業內，是根據資本的邊際產量來向資本支付報酬的。

第五，與金融時代的到來息息相關。全球金融時代的到來，世界的金錢呈幾何數字上升，經濟增長里越來越多的實體經濟的企業創造財富的能力，已經轉移到金融行業分配里面，通過資本套出更多的金錢，這幫做企業的做實業的人，開始不干了，干嘛，投資又炒股炒房。那種金融過度化了，每個人都要理財投資，每個人都靠這個掙錢，所以有錢的人越來越有錢，窮人依舊窮。

三、關于分配格局失衡的思考

人們長期以來一直在思考社會的收入分配，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得出的結論是:在一個理想的社會中，最富人的收入不超過最窮人的收入的4倍。有關數據分析，世界上經濟最發達國家的收入分配最平等要數德國、英國、加拿大等。就德國而言，最富1/5人的收入只是最窮的五分之一人的4倍左右。那么，美國的收入平等狀況有多大呢?最富的1/5美國人的收入是最窮的1/5人的10倍。而中國，最高收入10%的富裕家庭其財產總額占全部居民財產的45%，最低收入10%的家庭相應比例僅為1.4%，財富差距達到32倍。雖然不平等的衡量是困難的，但顯然我們社會的不平等已大大超過了柏拉圖的建議。為了減弱這種失衡，筆者認為主要從兩個方面著手。

第一，適當控制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財政收入過快增長，顯然是資本所得的副產品。如今初次分配中，資本所得偏多，制約勞動者收入水平提高負擔，中國已成為世界上最高的國家之一，2008年，居民可支配收入為12.52萬億元，政府總收入約為12.5萬億元，基本上是1:1的比例。按國際標準，政府總收入至少應該減少50%。用于實行還錢于民可達到6.25萬億元。財政收入要適度，有待調高高收入者的累進所得稅率，從而減少所得稅的累進層級，如:高公積金和企業年金等等。

第二，引導扶持社會慈善事業。社會慈善事業是對初次分配與再分配進一步調節的一個有益機制。洛克菲勒是美國歷史上最大的慈善家，他贊助的醫療教育和公共衛生是全球性的，全球數以萬計的人口為此受益。蓋茨和巴菲特表示將所有財產的99%都要捐出來，并多次表示只留1%給下一代。而我國也有不少創造財富的英雄，如在汶川大地震中，成龍、李連杰，還有不少節目主持人，企業老總等高收入者真金白銀地捐獻。財富并不是一種享樂，而是一種責任。通過慈善的方式讓富人把錢捐獻出來，并逐漸成立基金會，緩解貧富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