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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經濟領域、社會領域以及經濟與社會發展的相互關系上出現了諸多矛盾和不平衡等不和諧的社會現象。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政府公共管理理念落后．不能很好的適應當今社會的發展趨勢，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供給的嚴重不足和失衡。這些不僅不利于經濟發展，也不利于我國和諧社會的構建。因此，當前積極轉變公共管理模式，構建以公共服務為取向的管理模式是其重要出路。

【論文關鍵詞】和諧社會；管理模式；公共服務取向模式

1.管理模式與公共服務取向模式

既然我們要談公共管理模式的變革，那么首先應該明白什么是管理模式。所謂的管理模式，主要是從企業管理這個角度界定的，通俗地說也就是一個企業在管理制度上和其他的企業所不同的地方。從制度經濟學的角度來說，它包括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兩個方面，也就是企業在管理規章制度和企業文化上最基本的不同特征。而作為管理模式之一的公共管理模式，也應該包括這兩個方面的特征，即公共管理規章制度和公共管理文化。公共管理規章制度作為規范管理者行為的一種手段是外在性的，是要求硬性執行的具有被動性，而公共管理文化則是內在性的，是公共管理者在組織中接受熏陶，自身從內心接受整個組織文化影響的結果，具有主動性，這兩個方面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因此，我們在提倡建立公共服務取向模式時，不僅要從制度上建立，更應該從組織文化上建立，這樣才能將組織的規章制度內化成管理者的思想，真正被其接受且更好地加以實踐。它代表了一種將私人部門管理觀念和公共部門管理觀念的新融合，強調公共部門的公共服務使命，但又采用私人部門的“良好的實踐”中的質量管理思想。它賦予新型的公共部門——它們既與以往舊的公共組織決裂，又保留了明確的認同感和目標使命——以合法性。這種模式的基本內容及特征是:主要關心提高服務質量，強調產出價值，但必須以實現公共服務使命為基礎;在管理過程中反映使用者(而不是一般的顧客)的愿望、要求和利益，以使用者的聲音而非顧客的退出作為反饋回路，強調公民權理念;要求一系列連續不斷的公共服務的使命與價值，強調公民參和公共責任制等。

2.和諧社會的構建:向公共服務取向模式轉變的動力

近些年，我國經濟持續發展，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就。但另一方面，經濟發展帶來了一些新的社會失衡和社會矛盾，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不能得到很好的滿足，政府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嚴重不足和失衡。這些不和諧現象都使得我國構建和諧社會成為一項緊迫的任務。而經濟社會發展中出現的這些不和諧因素主要是由政府公共服務不到位、越位或缺位引起的。因此，在和諧社會構建中進行轉變公共管理模式，建立公共服務取向模式也就成為必然要求。

2.1政府職能定位與市場經濟發展不和諧。市場經濟是以企業和社會為競爭主體的法制化經濟組織形式，政府的職能在于制定法律法規來規范市場的運作、搞好服務、維護良好的市場運作環境。目前，我國的市場經濟體系已經基本建立，但政府仍對市場經濟的實際運作直接干預太多，而對于一些本應由政府提供的市場經濟發展所必需的基礎設施和法律法規等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還嚴重不足，造成政府不該做的反而做了，但也沒做好;該做的卻沒做或者沒做到位。政府職能的越位、缺位、錯位使得市場經濟不能健康有序運作，二者嚴重不和諧。

2.2國家公共支出政策結構不和諧。在計劃經濟時代以及市場經濟建設過程中，我國政府一直處于經濟建設的角色，承擔著重要的經濟建設職能，甚至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成了市場競爭的主體。因此，一直以來我國政府將大量的資金用于直接投資、改善投資環境和行政支出上，而用于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的資金比重很小。如1990-2001年間，我國的行政管理費用平均增長速度為29.2%,12年間增長了7.3倍。用于經濟建設的費用為6472.56億元，占當年GDP的6.7%，占政府財政支出總額的34.24%;而社會文教費用為5213.23億元，占當年GDP的5.4%，占政府財政支出綜額的27.58%。同時城鄉二元教育制度、二元就業制度、二元公共服務制度和二元公共財政制度，使得公共支出政策結構不僅在投資建設和社會服務上存在著失衡，而且在社會服務本身結構上也存在著嚴重失衡。

3.公共服務取向模式的構建

一種管理模式的建立不應該是對原有模式的簡單的修修補補，而是進行一次徹底的改造，不僅是外在制度改造，更應該是內在思想文化的改造。世界著名管理大師杜拉克提出:“當前社會不是一場技術，也不是軟件、速度的革命，而是一場觀念上的革命”。因此我國在建立公共服務取向模式時更應樹立公共服務思想，建設應該堅持的理念取向，營造公共服務文化氛圍。

3.1強調績效管理評估、全面政府責任機制。績效評估指由其他主體用可衡量的績效指標對政府行為結果是否與其目標任務相配套進行評估。實踐證明，績效評估能促進政府服務能力的提高。全面政府責任機制是指政府的責任并不是單一的。政府不能只關注市場，而忽略法律、社會價值觀、政治行為準則、職業標準和公民利益等，應當建立一套各因素相互關聯的政府行為問責機制。

3.2堅持以人為本的公共服務理念。堅持以人為本，就要堅持以公眾服務為導向。新一屆政府也不斷強調“民本”的重要性，將“三農問題”提到政府要解決的重要問題上來。公眾服務導向的內涵就是政府提供什么、如何提供要事先聽取公眾的意見，將公眾意愿作為第一價值取向;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效果如何應當以社會公眾的評價為主。我國自古以來就有“以民為本”的優秀文化傳統。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行政改革的啟示之一就是如何以公眾為對象，引人競爭機制，以企業的精神重塑政府，提高政府的能力與效率，使公眾獲取更多高質量的服務。例如，美國副總統戈爾在1993年國家績效評價的報告中宣稱:政府要服務的是我們的顧客。加拿大要求所有的政府機構書面報告各機關的目標，這些目標必須是支援咨詢式的管理方法，并結合服務導向的組織目標。在英國，撒切爾政府時期曾輪廓性地提出公眾是顧客，政府為顧客服務的原則，90年代的梅杰政府則進一步提出“顧客中心論”的觀點，要求拋棄墨守成規的觀念，不斷改進服務方法，提高服務質量和服務水平，并號稱要與顧客一起來改變官僚系統的文化。在葡萄牙，“公民第一”已經成為促進和指導公共行政改革的口號。打破傳統管理理論的思維模式，不是從管理主體的角度考慮如何管制被管理者，而是站在社會與民眾的立場，要求公共行政的主體，特別是政府如何為公眾服務，這是公共行政發展中具有里程碑性的特征。

3.3實行政社協作實現社會化。長期以來我國政府是一個無所不包、無所不管、行政程度無限擴展的“全能政府”。轉變政府職能的一個首要任務是重新定位自身的角色和作用一一還權于市場，還權于企業，還權于社會，還權于公民。就西方發達國家來說，限制政府是人們普遍遵循的信條，政府很少或根本就不介人私人領域，也就不存在“還權”問題。正如美國學者奧斯特羅姆所言:“公共行政的中心問題被看作是提供公共利益和服務時，除了擴充和完善官僚機構外，其他的組織形式也許可以提供所有這些功能”。政府就應當充分發揮其他社會主體例如事業單位、中介組織、社團組織、社區組織等的積極作用，將不必要的服務供給職能交由這些社會組織去辦理，即所謂的社會化。這些組織有比政府更了解社會、更了解民眾利益需求、更易于與民眾協商的優勢。當然，政府也可以作為參與者與這些組織一道提供公共服務，這樣可以起到引導和監督的作用。相對而言，還權式的職能轉變是初級階段的，而公共服務社會化是更高層次的職能轉變。中國的實際情況決定了我們的政府必須循序漸進，以政企分開為突破口，理清公私界線，實現“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轉變;同時還應逐步培育和發展“第三部門”，以此為橋梁，聯系起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政府與公民，并在公共部門引人服務競爭機制，通過業務合同出租、以私補公等一些創新措施，從而推進公共服務的社會化。

3.4培養新型公共服務組織文化。從文化層面來看，一方面，政府需要培養以人為本的公眾服務導向的公共組織文化;另一方面，公眾要有強烈的民主參與意識。這兩方面在我國的現階段都是比較欠缺的。從政府組織角度，雖然我們的政府堅持“三個代表”，堅持民本思想，但一些地方政府的公務員還沒有將其貫徹到自己的工作理念中，仍以“官員角色”自居，官氣十足，脫離人民群眾，使得公眾對政府形象大打折扣;從民眾角度，民眾的公民主權意識、參政議政意識較之以前有很大進步，但不同階層存在很大的差距，這必然造成一部分公眾利益得到很好的表達而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卻不能進人政府考慮的范圍，進而造成公共服務供給失衡。所以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不僅要加強政府及其公務員的民本意識的培養，還要加強各階層公眾參政議政民主意識的培養，即促進一個良好的公民社會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