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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態主義強調非人類存在物的內在價值平等，突破了傳統上以“人與人類活動為中心”的公共管理模式。中國少數民族地區具有獨特的政治環境和管理環境，將民族地區的管理平放到社會生態系統之中，以生態學的觀點和方法論指導民族地區公共組織、公共政策、政治過程的生態化，以達到政治生態與社會生態全面和諧發展的最高目標，這是生態主義在民族地區公共管理的理論深化和實踐拓展。

［關鍵詞］民族地區；公共管理；生態化

“政治學”的定義存在一些分歧，但這些分歧并沒有影響政治學研究的深度，一定意義上，由于分歧的存在，政治學研究擁有更多維度，更容易吸納其他學科的觀點和方法論，20世紀60年代以來，由于世界生態環境惡化和能源危機的爆發，生態問題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生態學研究引起了學者們的高度關注，視角敏銳的政治學和公共管理學學者吸納了生態學的觀點和方法論，生態主義的內涵和外延不斷擴展。

一、生態主義的基本內涵

布賴恩•巴克斯特認為生態主義以非人類存在物的內在價值和道德訴求作為核心主題，以整體主義作為其他生命形式擁有道德地位的形而上學基礎，鼓勵人們在實踐的層面采取行動，將非人類存在物納入道德關懷的范圍，逐一修正現有的政治組織形式和經濟活動模式，管理人類活動的范圍，實現人類與非人類存在物之間的生態正義。他還歸納了生態主義的三個主題：第一，生態圈的極限性；第二，非人類存在的內在價值和道德訴求；第三，相互聯系性主題。［1］布賴恩•巴克斯特關于生態主義意識形態的論述是政治生態主義的重要內容。生態主義認為：生命中心平等的直覺是生命圈中的一切都同樣擁有生活、繁榮并在更大的自我實現中展現其個體自身和自我實現的權利，這個基本直覺是生態圈中所有機體和存在物，作為相互聯系的整體的部分，都具有內在價值。［2］政治生態主義強調所有存在物的內在價值。傳統的政治學和行政學研究中，支配世界的權力主體是人，人是政治的中心，人在掌握政治權力的基礎上進行公共事務的管理，自然界中，也是以人的存在和意志為中心的，從這個立場出發，人通過對社會具有目的性的管理從而實現公平和效率，可以看出，傳統意義上，人們關注的是人在社會管理中的價值以及實現價值所進行的活動；然而，政治生態主義是超越了人類內在價值的、超越效率與公平的、尋求社會生態和自然生態平衡發展的理論觀點。政治生態主義承認多元價值，突破了以人類內在價值為中心的視野，甚至是否定人類中心說的，從生態系統和自然界的最高價值出發，將人類世界重新平放到自然界，強調人類是在自然界中進行政治活動，因此，政治生態主義是以追求社會與自然的和諧為目標的。布賴恩•巴克斯特主張將非人類價值納入社會價值管理，非人類存在物同樣具有其獨特的內在價值并符合和諧的價值取向，可見，和諧始終是政治生態主義的核心，政治生態主義追求的是政治生態和諧的最高目標。隨著生態環境的日益惡化，人們渴望政治生態主義能夠提供解決社會問題的新思路和新途徑。政治生態主義的觀點是革命性的，它否定了人一直以來的自我中心優越感，是對人類中心說的當頭棒喝，也是對人、社會、自然界的關系全新梳理的結果，它在理念上重新建構了三者之間的地位和關系，成為一種重要的政治哲學思想。政治生態主義哲學思想的廣泛興起使它以極快的速度超越人類和自然的關系，逐步拓展到社會發展模式、社會制度與社會結構等方面，重新建構了與人類生活息息相關的經濟、政治、文化、倫理、軍事、外交等各個方面。［3］劉京希等學者指出：在政治生態視角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應當是追求平衡性、動態性、開放性的過程，正視社會矛盾，和平化解社會矛盾的過程，應當是社會各階層都能夠享受社會改革開放成果的普惠過程。［4］“它的主要目標不在于實現無鉛汽油、天然食品、污染控制、廢品回收，而在于重構人類社會，包括政治、經濟、倫理、知識等各個層面。”［3］“生態化的生活是在對我們人類自身和我們周圍的生命系統所具有的神秘性與復雜性具有充分了解的基礎上，來控制人類社會對自然環境影響的方式。”［5］中國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始終堅持民族平等、民族團結、各民族共同繁榮的基本原則。為保障各民族利益和實現民族自主管理，我國確立了民族區域自治的基本政治制度，在民族地方通過設立自治機關實行自主管理。根據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統計資料顯示，截止2013年10月，我國民族自治地方總計155個，按照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旗）三級劃分，其中自治區5個，自治州30個，自治縣（旗）120個。近年來，民族地區迎來了重要的發展契機，國家制定了《扶持人口較少民族發展規劃》《興邊富民行動“十一五”規劃》《金融支持民族團結進步先進區創建活動的指導意見》《落實少數民族事業“十二五”規劃實施意見》《關于加強民族工作的意見》等政策。民族地區的發展得益于各方面力量的共同推動，但基于我國民族地區仍發展落后的現狀，政府在規劃、領導、推進和協調區域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過程中擔負著重要責任。在中國政治體系中，民族地區自治機關既有一般的政府機構性質，在經濟轉軌和社會轉型的新時期，民族地區自治政府面臨著歷史性的機遇和挑戰，以自治政府為核心的公共組織成為提高民族地區公共管理水平和促進民族地區和諧發展的中堅力量，進行民族地區公共事務管理、行使公權力的公共管理者則擔任重要角色。

二、生態位理論與民族地區公共管理者

著名生態學家Odum于1959年把生態位定義為“一個物種在群落和生態系統中的位置和狀態，而這種位置和狀態則決定了該生物的形態適應、生理反應和特有行為”。他強調：“生態位不僅決定這種生物生活在什么地方，而且決定它干些什么”，Odum還看到了生態系統的聯系性，他在論述中提到：生態位不僅包括有機群落類型、生境和物理條件，而且包括某些它與群落所有其他成分有關的要素以及它本身在群落中所起的作用［6］。簡單說來，生態位就是指物種在生物群落和生態系統中的角色和地位，這涵蓋了多重含義，既包括空間、功能，也包含物種和物種、物種和生態要素、物種和生態系統的聯系。將生態位理論運用到公共管理領域，即要求公共管理者根據管理環境和社會環境，確定自己在公共管理中的位置和功能，并且能夠隨著社會生態環境的改變調整自己的角色，使之更適合生態循環規律，實現生態化的公共管理。由此看來，生態位理論給民族地區公共管理帶來的啟示是多方面的：公共管理者應當在社會生態系統中準確尋找“生態位”，確定本生態位的機能和屬性；公共管理者要在合理的“生態位”之上確定公共管理的角色與知能；公共管理者應當重視社會生態環境的變化，隨著社會生態的變化適時轉變角色；公共管理者必須遵循生態循環規律。

三、民族地區公共組織生態化

（一）生態主義的組織結構和職能定位

生態主義認為，世界上存在的物種之所以存在，是因為在生態系統中這個物種擁有不可替代的生態功能，物種的存在是生態規律作用的結果；公共組織為社會提供公共服務和公共物品的參考依據是社會需求，一個沒有社會需求的職能部門是不應該存在于政治生態系統之中的；一方面，不當的職能定位和組織設計無法滿足社會需求，容易出現混亂局面；另一方面，沒有需求的職能部門會造成公共資源的浪費，增加管理成本。我國民族地區公共組織的結構設計和職能定位存在與需求不符的情況。一些組織及其職能部門并沒有參考地方實際，存在地方公共管理組織為爭取編制崗位而設置不必要部門的情況，這些部門的存在一方面導致組織職能交叉嚴重，上級無法統一地、有效地領導，降低了管理效率。民族地區的組織機構和職能定位存在的另一方面問題是片面追求上下級對口、模仿發達地區進行組織設置。

（二）作為有機體的公共組織

公共組織是實現政治治理的載體，傳統上，我們都是基于政治體制研究公共組織的構建問題。政治生態主義為組織的構建和管理提供了新思路，即將公共組織建立在與自然科學相同的方法論之上，公共組織是一個有機體，并且處于自然生態循環的大網絡中；在持續循環的政治生態系統中，遵照生態系統的特征，在理論上同樣存在一個彼此依存、相互依賴、和諧運轉的公共組織系統。生態理論的基礎是系統理論，系統論作為一門科學和方法論提出來，是理論生物學家L.V.貝塔朗菲（L.Von.Bertalanffy）的重要貢獻，他在1952年發表“抗體系統論”，提出了系統論的思想，1973年又提出了一般系統論原理。貝塔朗菲認為：系統是由若干要素以一定結構形式聯結起來共同構成的具有某種功能的有機整體［7］。對于公共組織而言，本身就是由部門要素構成的系統，同時也是社會生態的子系統。政治生態主義下的公共組織是一個復雜的生命體系統，同時也是生態大循環中的重要要素，健康的公共組織不僅需要保持自身運轉良好，也必須保障與外生態的有機配合。由此看來，生態化的公共組織一方面必須是職能定位合理、組織結構優化的，另一方面也是能夠協同外部環境促進生態和諧的有機體。

四、民族地區公共政策生態化

在公共管理中，公共政策是指國家（政府）為實現一定的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目標所采取的政治行為或所規定的行為準則，它是一系列謀略、法令、措施、辦法、條例等的總稱。公共組織是推動社會和諧發展的主導力量，這種力量傳導到社會的各個方面需要借助公共政策的實施。我國少數民族地區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面臨著與非少數民族地區同樣的環境的同時，還表現出一定的特殊性和復雜性。客觀環境條件上，少數民族地區多處于偏遠地區和自然環境惡劣區域，生態環境更為脆弱，自然災害多發，近年發生的“汶川地震”、“玉樹地震”、“云貴川干旱”等災害表明偏遠少數民族地區生態脆弱且影響廣泛；社會矛盾上，少數民族地區生產力落后的現狀與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構成了地區基本矛盾，生態環境的保護和追求經濟發展呈現出兩難局面，政治生態主義的公共政策須兼顧政治、經濟、生態、民族多樣性的均衡發展。

（一）充分發揮自治權

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是我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體現了民族與政治、經濟、歷史、現實的統一。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反映了國家充分認識到民族地區存在的特殊自然生態和社會環境，在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的基本前提下，建立自治機關形式自治權，以爭取和維護民族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是籠統地、機械地采取一般性的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去治理。國家對民族地區自治機關的適當照顧，旨在發揮自治機關的本土特性，結合民族地區的歷史文化，尊重本地區人民意愿，實現自主管理和發展繁榮。這與政治生態主義中的“家園政治”理論是高度統一的，“家園政治”就是指特定生態環境內的家園中，所有的政治事務都應該由生活在該家園中的人自行決定，包括組織建構、制定政治決策、執行決策、過程管理、政治角色分配和利益分配等方面，只有家園中的成員才會真正關心家園的構建并知道如何才能建立善的家園。因此，作為家園中的管理者，各級自治機關和人民群眾必須充分了解國家賦予自治權的用意，深入了解民族自治權的內容和限定，在規劃民族地區發展和公共決策過程中，充分發揮自治權，自治機關和人民群眾加強聯系、密切配合，才能制定和實施生態化的、造福于民族的、有利于地區和諧發展的公共政策。

（二）堅持可持續戰略

政治生態理論認為，民族地區公共管理不是機械的，而是與生命個體一樣，是有機的、復雜的，民族地區的特定生態環境致使該地區處于獨一無二的“生態位”并具有特定的政治特征。政治生態主義是對傳統政治機械化、模式化的批判。當前我國正處于政治深化改革的重要時期，應當看到民族地區客觀存在的特性和特色，借鑒國內外管理經驗的同時，積極探索符合民族地區生態的管理方法，發揚民族地區的自然、文化、旅游、民族等優勢，制定出鮮明特色的政策，走適合民族地區發展的可持續之路。

五、民族地區政治過程生態化

政治過程是政治的動態方面，1908年美國政治學家A.F.本特利發表了《政治的過程》一書，首次把政治過程當作政治分析的核心。

（一）政治過程的動態性

政治過程理論是動態的，整個政治系統也處于動態的、富有生命力的生態之中，各要素之間進行著信息和能量的交換，形成不斷輸入和輸出的動態過程，政治系統通過對輸入信息的加工處理，輸出到外部環境，形成了政治決策和公共產品；動態性的政治過程包含了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政治循環系統內部信息和能量的輸入輸出，二是政治系統在政治過程中的自我打破和重新建構，即政治變革。生態化的政治過程管理既是政治組織能夠實現管理職能的，也是積蓄力量實現政治改革的過程。

（二）政治過程中的市場化工具

2013年11月12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進一步完善了我國現代市場體系，突出市場對價格機制的決定作用，這對政治過程的管理具有借鑒意義。民族地區具有特殊的政治環境，對公共管理市場化工具的引進是打破僵化局面的重要手段。公共部門社會管理過程中要兼顧效率和公平，就民族地區而言，通常情況下更注重的是公平，也因為公共部門過分強調公平的實現，容易忽視效率的重要性，為實現資源的效率化配置，市場化工具的引入已經成為學界共識。市場化工具是指公共管理組織利用市場這一有效的資源配置手段實現公共管理的方法。在強調民族地區特殊性的同時，我們也必須認識到人類政治的共性，在傳統工具的基礎上創新，是民族地區公共管理的有效方法。就民族地區而言，區域發展不均衡，市場敏感度和市場開發程度懸殊較大，因此，市場化工具的應運可以加強市場的調節作用，深化市場開拓程度，為民族地區的市場提供強有力的工具指導。經過政治實踐的證明，民營化、用者付費、憑單制、合同外包、特許經營等都是卓有成效的市場化辦法，標桿管理、目標管理、聽證會參與等都是企業管理的成功經驗。民族地區公共管理過程中應當積極嘗試市場化工具的運用，用市場化工具促進政治過程的生態化。

（三）民族地區公共部門的績效評估

政治過程擔負著效率型、責任型、服務型政府的建立和公共產品、公共服務提供的多重功能，公共部門績效評估是政治過程生態化的重要衡量標準。公共部門內部績效評估方式對于公共部門全面履行職能、完善監督機制、規范公共管理行為、提高管理效率與效能、提高服務質量；對于謀求結果的實現、提高公共部門的自主性和創造性、提高服務質量，從而保證對公眾負責、對結果負責，實現效率、責任和法治的內在統一，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對于民族地區而言，政治過程生態化的實現離不開績效評估機制的作用力。首先，績效評估是一種責任機制。公共管理權力的賦予來自于人民，人民是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受眾，公共組織對人民負責，對比市場中的委托關系，公共組織扮演著受托人的角色，必須維護委托人（人民群眾）的利益，在委托范圍內依據委托人的需求履行各項職責，最大限度地維護公共利益；其次，績效評估促進公共組織職能細化。公共部門績效評估都指向某一部門所具有的特殊職能，具有使公共職能具體化的性質，民族地區存在職能交叉部門和職能界定不清的部門，導致無法應對緊急事件和沒有部門對事件后果負責的情況時有發生，組織績效評估有助于組織內部協作細分職能，歸口到各具體部門，對于實現民族地區公共組織職能轉變、科學合理設定崗位、細化管理工作分工、提高公共管理效率都具有重要作用；最后，績效評估是信息溝通和信息公開的重要途徑。績效評估勢必會帶來信息交換和交流，通過評估過程，信息資料經過篩選、分析、傳播、反饋等階段后形成流動的信息鏈，部門之間在績效評估中也得到結果參照，所以，公共部門績效評估意味著一種信息的交流和溝通。結論我國民族地區面臨著特殊的公共管理環境，傳統的管理模式不足以解決民族地區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一些問題，而生態主義強調的核心觀念是民族地區公共治理的一種路徑選擇，在擬定公共管理者生態位、推進科學決策、引進市場化手段和推動政府績效評估等方面具有一定優勢，不斷拓展生態主義的內涵并加以利用，有助于民族地區的健康和諧發展。

作者:周貴琴 莊曉惠 楊勝平 單位:黔東南州工業學校 天津工業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