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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肺炎疫情防控背景下，公共危機管理研究進展可作為把握疫情治理實踐的學理參照?；谖墨I計量分析發現，“治理”“整合”與“社區韌性”等突現詞成為國外研究進展的主要標識，表明其研究重點在于公共危機管理中的治理轉型、整合模式與社區治理空間;“應急管理”“網絡輿情”與“大數據”等突現詞表征了國內研究進展的主要偏好，其研究側重于公共危機管理中的政策工具和技術手段。在國內外研究比較視野下審視疫情治理的實踐導向，公共危機管理應更加強調“治理情境”，其應然路徑可歸納為三個方面:拓展治理空間，將基層治理空間視為基礎性的實踐場域;整合治理工具，探索治理工具與危機化解的契合點;動員治理主體，建構協同高效的社會治理共同體。

［關鍵詞］公共危機管理;肺炎疫情;社區韌性;大數據;網絡輿情

一、引言

肺炎疫情這一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所引發的公共危機，迫切需要我們正視公共危機管理問題。在疫情防控背景下，使學術科研戰線的研究成果直接服務于公共危機管理的實踐，是社會科學研究工作者理應擔負的責任。其前提是對既有研究進行總結、梳理和歸納，對該領域中的研究進展進行解讀，在此基礎上達到知識積累的目的。公共危機管理研究領域中的國內外研究成果豐碩。鑒于該領域的研究進展是一個學科交叉與集成化的過程，本文在政治學、公共行政學、社會學的視野下探討其學科范疇內的研究成果，在文獻選取方面有意地摒棄了其他學科(尤其是自然科學的相關學科)的干擾。近年，公共危機管理研究已取得很大進展，相關的綜述性文獻也不勝枚舉。例如，呂孝禮等梳理了2012—2016年國內危機管理研究文獻，指出國內研究展現出學術共同體更加健全、主題更加細化、研究方法更加規范化的特點［1］;高恩斯等以1985—2017年的公共危機管理研究領域的國外文獻為樣本，聚焦于公共危機管理研究的演進過程，指出該領域研究經歷了危機管理向危機治理、風險溝通向危機溝通、拒絕危機向適應危機的轉變歷程［2］。這類研究成果對國內或國外公共危機管理研究領域中的研究力量、主題、方法或演變等方面的分析為本文的進一步研究提供了有益參考，但其共同缺陷在于，沒有將國內和國外文獻進行整合考量和比較分析，由此可能導致片面而非全面、滯后而非前瞻的結論。基于此，本文試圖對國內外公共危機管理研究進展進行全景式的描述，來把握國內外公共危機管理研究的動態走勢，在比較分析中揭示疫情當下的實踐導向。本文選取WebofScience數據庫(WOS)和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數據庫(CSSCI)分別作為國外和國內文獻數據庫進行檢索，時間區間設置為1985—2019年。在WOS數據庫中，選定Article、ProceedingsPaper以及Review為文獻類型，以“publiccrisismanagement”為主題詞進行檢索;在CSSCI數據庫中，選定“期刊”為文獻類型，以“公共危機管理”為主題詞予以檢索，截止時間為2019年12月31日?；谡螌W、公共行政學、社會學的學科定位，對文獻進行篩選與清理，最終得到國外文獻1463篇，國內文獻1059篇。

二、國外公共危機管理研究進展:治理、整合與社區韌性

文獻計量分析中經常使用的Citespace(引文空間)軟件著眼于分析科學中蘊含的潛在知識，是在科學計量學與數據可視化背景下發展起來的一款引文分析軟件，現如今已廣泛應用于綜述型的社會科學研究之中。Citespace可繪制出特定研究領域的知識圖譜，是由文獻中出現的關鍵詞節點及其共現連線組成的一種網絡圖式，反映出特定研究領域的知識結構。其中，高頻關鍵詞作為一篇文獻的精髓與核心，是對文章主題的高度凝練與概括，也是梳理研究主題最可靠的參考指標。突現詞意指在某些年份的發文中出現頻次驟增的高頻關鍵詞或研究術語，展現出特定研究領域在特定時期的研究取向。本文在知識圖譜中選擇“Citationburst”，借助“View”生成公共危機管理研究突現詞列表圖，以“Years”作為突現強度選取國內外公共危機管理研究中的前十個突現詞，以便準確把握該領域的研究進展。如圖1所示，國外公共危機管理研究演化可大致分為以下三個階段:其一，2005—2010年，突現詞強度較為明顯的是publiccrisismanagement和e-mergencyresponse，表明該階段公共危機管理研究的主要關注點在于公共危機管理和應急響應問題;其二，2011—2013年，publiccrisis、emergencymanagement、homelandsecurity、security等突現上升，說明“公共安全”成為這一階段國外公共危機管理研究的新議題;其三，2014—2019年，govern-ance、communityresilience和integration等突現增強，意味著“治理”“整合”“社區韌性”成為國外公共危機管理研究中的新元素。可以說，第三階段突現詞或新元素可作為深入探討國外公共危機管理研究進展的主要觀測點。接下來，將結合WOS數據庫中近年的相關文獻，對這一研究進展進行詳細整理和歸納。(一)轉向“治理”的公共危機管理研究。公共危機管理轉向公共危機治理的主要誘因在于，政府在公共危機管理中的功能有限性，需要借助其他治理主體的力量實現公共危機協同治理的目標。很多經驗研究證明，以權力集中制和科層制為特征的行政管理系統在應對公共危機管理時往往實效不佳，而國家或政府向社會的適當放權則可以減少信息過載，加快決策進程，并使公共部門更具效率，其決策也更為接近公眾的特定需求［3］。公共危機管理中的行政放權意味著在尊重其他治理主體的地位和功能的基礎上主動展開協作。這些治理主體作為公共危機事件中的多元行動者，其跨組織邊界進行協作可有效應對公共危機，協作網絡結構和網絡關系與危機管理能力直接相關。協作伙伴的數量和協作網絡如何影響組織目標的達成，穩定的人際關系、明確的合作事項、共同的問題認知以及決策的共同協調是解決公共危機管理中集體行動問題的有效集結機制［4］。結構良好的跨組織網絡和信息資源共享的政府部門將極大地提升應急協作的效率［5］。這種跨組織和管轄范圍的協作努力要求政府扮演好“元治理”的角色，并找到適當的協作方式。在諸多治理主體之中，志愿者組織在公共危機管理中的協同效應甚為明顯。有研究者基于2015—2016年荷蘭難民危機管理的多案例研究分析，探討了具有自發性和趨同性的公民志愿者在混亂且緊張的危機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并指出應急組織與志愿者之間的有效互動是解決危機治理難題的關鍵因素［6］。同時，公共危機管理中志愿服務的多元性需要我們從類型學的角度對其不同形式及其相互關聯加以解讀?！肮芾怼毕颉爸卫怼钡霓D向不僅使學者們的研究視野更多地向政府以外的多元治理組織發生轉移，而且更為關注公眾個體在公共危機管理中的信任與參與問題。對于公眾信任問題而言，有學者探討了政府信任與公眾風險感知之間的相關性，指出公眾對中央政府的信任與感知到的突發事件顯著負相關，而對地方政府的信任與感知到的突發事件顯著正相關［7］。政府常用的危機管理工具，如頻繁的政策變更、信息傳播限制和特定的政策執行等，可能會產生適得其反的效果，增加了公眾對政府組織的不信任度［8］。對于公眾參與問題而言，激發公共參與動機是提高公共危機治理效率的重要途徑之一。自下而上的公眾倡議有助于增強風險意識和地方適應能力。一般而言，公眾對承擔廣泛的社會活動和社會責任持開放態度［9］。然而，當前中國公共危機治理中的公民參與水平仍然較低、動力不足，應盡快探尋其解決方案。(二)強調“整合”的公共危機管理研究。強調“整合”的公共危機管理研究在理論層面意味著建構一種整合性的分析框架，在實踐層面意味著研究者愈發關注政府基于組織和領導能力的整合式治理(integrativegovernance)。對于前者而言，整合性的分析框架是理論借鑒和提煉的產物，是在汲取危機管理理論、組織或組織行為理論、公共關系和信息傳播等相關理論的基礎上，對分析維度進行歸納和細化的結果［10］。對于后者而言，有學者建構了“組織文化—領導力—危機管理”的概念框架，用來闡釋危機管理過程的生命周期，即信號檢測、預防、止損、恢復和學習五個階段，組織需要通過提升領導能力和培育組織文化的反思性實踐獲得發展［11］。核心領導力與危機管理有效性之間存在密切的關系，尤其是任務導向型的領導行為對危機管理有效性的影響最為顯著。組織能力和領導能力匱乏致使政府無法有效應對公共危機帶來的不確定性，找不到可行的方法來識別新的風險和把握事件的動態發展，也難以做出關鍵性的決策且無法整合協調復雜的應急網絡。有學者將兼具組織力和領導力的整合式治理定義為側重于政策工具和治理系統之間關系的理論和實踐［12］。整合式治理模式是政策工具和治理系統的創新，它不僅實現了各種治理工具的最優組合，而且完成了治理系統的合理調適，進而增強了治理工具與系統之間的關系強度，提高了治理績效。變革戰略、技術和工具以增強公眾在危機管理中的協作已成為一種新興領域，該領域引發的對各種技術手段的整合，有效地推動了危機管理中的決策。就具體的策略和技術而言，整合式治理不僅要求充分提升基于社會網絡挖掘與傳感器網絡收集數據的能力，以及增強專用電信系統安全可靠轉換信息的可用性，還要求建立空間數據庫系統，以有效存儲不同的危機信息，為危機管理提供決策支持。此外，整合式治理的出現不僅是治理技術變革的結果，還可能是一種制度使然。有研究基于中國創建國家健康城市活動的案例，分析了新興的權威主義整合式治理模式。研究表明，由于地方和基層政府的資源有限且分散，無法有效完成上級政府分配的繁重任務，因此，依靠權威系統整合分散的資源已成為合理的解決方案［13］。由此看來，整合式治理與中國權威主義的制度情境之間具有一定的契合性。(三)瞄準“社區韌性”的公共危機管理研究。communityresilience，即“社區韌性”(resilience往往還被譯為彈性、抗逆力、恢復力、復原力等)，近年已成為公共危機管理研究中的流行術語，這一概念的提出預設了一種社區“脆弱性”的邏輯前提，社區往往被研究者視為“易受傷害群體”的特征要素之一。例如，美國的少數族裔群體和窮人所屬的社區在應對災害時表現出更為顯著的脆弱性。同時，社區在脆弱性凸顯的同時，也兼具韌性特質。那么，究竟何為韌性?韌性一般是指特定的社會生態系統適應不斷變化的環境而不會造成形式或功能災難性損失的能力，或是應對變化和侵擾的能力，以尋求系統自身的適應性和持續性，進而塑造出系統循環式動態平衡。這是一種復雜系統動態演進的適應性管理過程，包括感知、預測、學習和適應等諸多環節。社區韌性是指在社會危機和外在侵擾出現之后，社區能夠將能力網絡與適應行為有機聯結起來。有學者探討了社區韌性與社區能力的關系，指出社區經濟發展能力、社會資本能力、信息溝通能力與社區競爭力在危機管理過程中可有效增強社區韌性［14］。具有韌性的社區不僅可以制定出符合自身特征和需求的危機應對和適應策略，而且可使其策略與長期的發展規劃相契合。社區韌性的生產渠道是多元的，可能來自區域經濟條件，或是一種社區地方性知識，或是不同危機情境下的信息溝通，也可能源于應急服務組織的韌性向社區的傳遞，以正確履行其社區保護責任，還可能源自社區內部的資源、能力、行動和學習。社區韌性能否在公共危機管理中發揮實際效益，與其所處的治理環境有所關聯。有研究表明，以國家為中心的治理環境盡管在一定程度上下放了權力，但始終主導著權力，導致圍繞社區韌性原則建立的危機管理系統持續失靈［15］。有研究基于美國紐約州在風暴桑迪防災規劃的案例剖析指出，公眾參與和政府監督相結合的“管理參與”(Managed－Participatory)方法，將地方需求與資金運轉有效聯系起來，有助于社區的橫向與縱向整合以及社區韌性的提升［16］。也有學者持續跟蹤了2007—2008年肯尼亞大選后的暴力事件造成的國內流離失所者(IDPs)如何重建社區韌性的案例，發現確定土地所有權成為沖突后重建和恢復過程中重塑社區韌性的關鍵舉措，此外，流離失所者通過發展新興規范、價值觀和社區文化以相互支持，最終創建了一種新型社區［17］。災后重建為構建更具韌性的社區提供了機會，比如，在公共衛生危機事件中，社區會將公共衛生防護納入災后恢復的設想、規劃、實施和評估的過程。

三、國內公共危機管理研究進展:應急管理、網絡輿情與大數據

如圖2所示，國內公共危機管理研究演化總體上可劃分為以下三個階段:其一，2003—2007年，這一階段凸顯的突現詞包括“危機管理”和“政府危機管理”，表明危機管理開始進入國內政治學和公共管理的研究視野，并引發了第一波的研究熱潮;其二，2008—2013年，“公共危機”“公共危機管理”“群體性事件”等詞匯在該階段突現，說明公共危機事件(特別是群體性事件)使學者的研究重心發生了遷移;其三，2014—2019年，“應急管理”“網絡輿情”“大數據”等詞匯在此階段突現，這些詞匯再次為該領域的研究注入了新鮮血液，也為我們詳述國內公共危機管理研究進展提供了主要線索。由此，本文將結合CSSCI數據庫中近些年的相關文獻，對其研究進展進行呈現。(一)公共危機管理研究中的“應急管理”。理解應急管理近年之所以成為公共危機管理研究中的熱點議題，前提是要厘清兩者的邏輯關系。一方面，“社會風險—突發事件—公共危機”三者之間存在“連續統”的演化邏輯，突發事件是社會風險演變為公共危機的關鍵誘因，也是社會風險與公共危機之間潛在的因果關聯趨于顯性化的觸發因素?？梢哉f，由突發事件所造成的危機成為政府構建應急管理體系的直接動因。這種依托于科層結構的應急管理體系與“權威—服從”機制相配套，可對公共危機事件做出快速回應。另一方面，針對不同類型的突發事件，如自然災害、事故災難、公共衛生事件和社會安全事件等，隨著其風險積累程度由淺到深，應急管理的績效也由高到低。因此，要充分認識到應急管理的功能局限性，不能對“應急”形成過度依賴，應找到危機產生的根源，通過危機管理真正解決問題［18］。在理論研究層面，國內學術界主要集中探討了中國治理情境下的應急管理結構變化與完善路徑問題。就結構變化而言，有學者提倡基于系統思維審視變遷中的應急管理結構，強調應急管理系統中核心要素之間相互聯系，指出中國應急管理實踐存在五項維度的內在結構，即社會變遷、治理轉型、政策體系、政府架構和運行機制，并認為中國應急管理與內在結構相脫節，進而導致發展困境，由此提出回歸結構的宏觀對策［19］。就完善路徑而言，在制度設計方面，需要通過自上而下的頂層設計進行審慎安排，應制定階段性的發展任務和推進方案以穩步推進應急管理體系的改革和重構，此外，還應鼓勵社會創新，及時吸納地方和基層的應急管理經驗，構建富有彈性的新型應急管理體系［20］;在功能實現方面，強調應急系統盡可能地積極抵抗和適應風險災害的沖擊，發揮自組織的協作屬性，借助于多樣化的策略來調動資源，加快減災和恢復常態的進程［21］;在模式選擇方面，應急管理主體不應局限于政府行政機構，而應重塑多方參與的社會合作模式，打造具有自適應能力與開放式架構的決策支持體系［22］;在發展定位方面，以應急能力現代化為導向，將應急管理體系由“科層式”向“有機體”轉化，使其充分發揮科層制高效動員的優勢，同時，也摒棄科層制封閉、僵化和保守的弊病，提升應急管理體系對于社會風險的識別能力與響應效率［23］。(二)公共危機管理研究中的“網絡輿情”。互聯網時代的危機管理變得高度復雜、突變、透明與不確定，危機發生的頻次更高、范圍更廣、應對難度更大［24］。因危機事件產生的各種信息會受到諸如網絡媒介、信息傳遞、主體互動和情緒渲染等因素的影響而生成網絡輿情，甚至是網絡輿情危機。就網絡輿情而言，其性質和走向與網民的意識和行動直接相關。網絡輿情不僅是網民對于風險認知的自我表達，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建構了網民的風險意識，成為其感知風險而采取相應行動的重要參照。網民通過網絡自媒體的社交功能而凝聚成一種自組織系統，使他們能夠普及知識、溝通信息、表達意見、發起行動，進而實現公共政策對公眾訴求的及時回應與良性互動［25］。良好的網絡輿情治理能夠在控制社會風險與激發網絡空間活力之間找到平衡點，達到一種善治狀態。與這種善治狀態相對的則是負面的網絡輿情危機［26］。就網絡輿情危機而言，有學者將由原生公共危機導致的網絡輿情危機稱為“公共危機次生型網絡輿情危機”［27］。從網絡輿情危機的具體形成過程來看，公共危機“元事件”是網絡輿情演化為危機的前置條件［28］;網絡媒體和意見領袖成為網絡輿情演化的主要推動力，他們運用對危機事件的轉移式放大與加工式引導等策略實現了對網民情緒的非理性刺激，也使輿情危機進一步加?。?9］。如何正確引導網絡輿情，避免網絡輿情危機的生成，或是有效實現網絡輿情公共危機治理?這就需要將網絡輿情沖突控制在政治秩序范疇之中，遏制公共輿論對政府權威的侵蝕，構建健康的網絡輿情生態。政府作為抑制網絡輿情激化的主體，應通過強制手段、危機應對和信息公開等途徑來控制網絡輿情的發展;應秉持控制網絡輿情風險與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雙向目標，在立法保障、制度設計、文化建設和技術治理等方面優化網絡輿情治理體系，打造一種“政府主導為前提，法律規范為基礎，行政監管為依托，行業自律為保障，技術支持為輔助，公眾監督為補充”的多元主體協作模式;應對網絡輿情進行類型化處理，如將其界別為顯性風險類型和隱性風險類型，針對不同類型的網絡輿情采取不同的治理路徑，以此克服網絡輿情治理存在的“內卷化”和路徑依賴問題;應加快網絡專項立法進程，實施分類處置和多元干預策略，建立網絡輿情快速反應機制等措施，來應對網絡法律規則缺失、網絡干預內在悖論等問題;應通過電子參與的形式，拓展電子參與的覆蓋面，加強政府與公民個體、組織群體和利益相關者的聯結與互動，完善輿情治理中的議程設置環節。(三)公共危機管理研究中的“大數據”?，F如今，大數據在公共危機管理中的研發與應用，變革了傳統的“接報—響應”模式的危機管理方法，構建起基于信息技術支持的跨層級和跨部門的危機管理協同體系。這無疑得益于大數據信息平臺的數據來源多渠道、數據體量海量性、數據類型多元化等特征，為公共危機事件的狀態監測、根源回溯、衍變預測提供了科學方法，也為破解“數據壁壘、信息不暢、條塊分割、應急遲緩、主體單一、缺乏合力”等難題提供了可行方案［30］。大數據分析不僅為公共危機管理提供了關聯性、全樣本與系統化的研究思維，而且為科學決策提供了相應的技術支持和客觀方法，一系列大數據分析技術，例如，數據采集、轉化、挖掘、集成與存儲等，使得對于突發事件中不同維度、不同類型與不同尺度的數據進行有效處理變得可能［31］。在技術革新的基礎上，大數據為復雜性和系統性城市公共危機治理注入新元素和新動能，包括應急數據來源多樣化、危機信息處理高效化、城市風險預測科學化與應急管理精準化等，使得城市公共危機治理邁向整體性治理、精準性治理和協同性治理的新階段。作為公共危機管理的新引擎，在對大數據的公共危機管理功效給予認可的同時，還應認清其在研究視野、管理機制與數據平臺等方面亟須解決的問題，進一步強化大數據在危機管理實踐應用中的功能和效用，不斷拓展大數據應用的研究層次、增強與危機管理的適應性并構建綜合平臺［32］。具體而言，在理論研究方面，摒棄以政策性為主的粗放式研究，著眼于以具體操作應用為主的精細化研究。在大數據與公共危機管理的適應性方面，要加快大數據融入公共危機管理的進度，盡快改變公共危機管理依然阻滯于“創建某個部門應急網站、羅列某些應急法律法規、描繪類似的組織結構圖式、附上千篇一律的應急方案”的慣性思路，加速數據信息的收集存儲、整合集成和分析挖掘，使其切實地與公共危機管理工作流程相融合［33］。在平臺構建方面，開發將不同部門、不同領域、不同層級的數據綜合于一個平臺的運行機制，勘定統一標準的數據模型和算法，快速提取和甄別高價值的數據;拓展信息來源渠道，不僅要吸收政府開放數據，還應將網絡數據吸納進來;對數據信息進行分類，如基礎信息、知識信息、地理信息和事件信息等，構建子數據庫，并及時更新和修正數據信息;提升大數據平臺在公共危機管理的基礎性作用，將其視為科學決策的重要工具而不單單是一種參考工具。

四、一種研究比較視野下的導向性反思

要建立“前瞻性的實踐社會科學研究”，就應當“根據精準的經驗研究，通過對現有理論的取舍、對話、改造和推進，來建立帶有經驗借鑒的、行之有效的、更符合經驗實際的概括”［34］。因此，公共危機管理研究走向前瞻性的前提是正確把握經驗世界，凸顯其實踐導向。不同的公共危機事件具有不同的管理需求，這是由公共危機管理的實踐導向所決定的。對于肺炎疫情這一特殊的公共危機而言，應在充分借鑒國外相關研究進展和推進國內相關研究進展的基礎上，結合當前的疫情治理實踐，探尋科學而有效的疫情治理路徑。由前文的研究綜述可知，公共危機管理的研究已從“管理情境”轉型為“治理情境”，“治理”“整合”與“社區韌性”等突現詞成為國外研究進展的主要標識，表明其研究重點在于公共危機管理中的治理轉型、整合模式與社區治理空間?！皯惫芾怼薄熬W絡輿情”與“大數據”等突現詞意味著國內研究進展的主要偏好，其研究側重于公共危機管理中的政策工具和技術手段?；趯鴥韧庋芯窟M展的比較，本文擬在疫情治理的現實語境下探討實踐導向問題，并將今后的實踐導向細分為拓展治理空間、整合治理工具、動員治理主體三個方面。(一)以拓展治理空間為導向。政府應急管理側重于政府組織的統籌和督查，基層社會治理則側重于基層組織的自主性回應，由此構建了公共危機治理的兩種典型空間。實現治理空間由政府應急管理向基層社會治理的下沉，重新審視基層自主性，是當前肺炎疫情治理的當務之急。這源于此次疫情的嚴重性和復雜性，單純依靠政府應急管理體系無法在短期內有效實現治理效果，因而必須轉變基層組織傳統的被動治理角色，充分調動起自身的自主性與積極性。那么，基層組織體系是否能夠承擔起抗疫大任?作為“第一防線”的社區又是否具有足夠的韌性?這些難題意味著疫情防控需要將基層治理空間視為基礎性的實踐場域?；鶎由鐓^保障著過濾篩查感染者的識別分流機制的運行，也是防止疫情傳播和排查防控的主體，在疫情拐點到來后，社區還要擔負起居民生活秩序恢復與災后社會創傷治愈的任務。因此，增強社區韌性，重視和提升基層社區的公共危機治理能力已迫在眉睫。探索優化路徑的前提是正視現存問題，既涉及社區治理普遍存在的既有問題，如治理松散、公共衛生服務薄弱、居民參與度不高等，也包括在當前封控管理的政策背景下逐漸凸顯的一系列問題，如社區排查防控形式主義、居民個人防護意識較弱、居民生活必需品保障不力、社區環境衛生管理缺位、社區矛盾頻發且治理失效等。以上問題如不能及時有效解決，就將影響到疫情治理的效果和進度，因而須探尋解決問題的針對性舉措。為應對上述問題，基層社區應實施屬地負責制，嚴格排查社區居民，避免形式主義;堅持因地制宜原則，切實保障重點社區居民生活的物資供應，確?！安宦┮粦簟?堅持日產日清原則，強化社區環境衛生管理，確保“不留死角”;堅持依法防控原則，做到社區封閉防控工作的合法合規，確保“不鬧矛盾”。(二)以整合治理工具為導向。治理工具(亦稱“政策工具”或“政府工具”)，往往指的是實現政府治理目標的機制或推行政策目標的手段。高度復雜且日趨常態化的公共危機對政府選擇并運用恰當的治理工具提出更高的要求，需要政府隨著危機情境的演化而有效地組合使用治理工具，進行治理工具的橫向與縱向型構［35］。從整合性視角探索治理工具與危機化解的契合點，意味著要在理論構想和實踐場景中有效連接宏觀的政策設計與微觀的策略選擇［36］。這就要求樹立系統思維，發揮制度優勢，構建權責清晰、運作規范、高效有序、督促有據、獎懲分明的疫情應對組織管理體系，嚴格把控疫情治理的各個環節;加強信息公開透明、社會心理疏導、新聞輿論導向、應急救助和志愿服務、精神文明教育等全方位的制度設計;強化疫情防控的相關應急培訓、物品應急儲備、對疫情的科研投入以及災后的恢復性措施等，從體系、制度、策略等各個維度實現治理工具的整合。對治理工具的整合同樣強調對以大數據分析為代表的現代信息技術的應用，進而實現疫情防控的綜合治理。大數據分析可有效實現對疫情危機的網格化、精細化和智能化管理，使疫情防控工作中的人員動態、物資供給、資源調度、信息溯源等全面數據化，進而持續跟蹤和準確把握疫情的現狀與趨勢，并配套以成熟的信息反饋和科學決策機制。這種基于數據信息資源的決策機制可有效克服疫情防控工作中的形式主義頑疾，大大提升公共危機治理效率。其原因在于，當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系統化、可數字化、可積累、集成性的決策數據系統時，難以做出科學決策，只會使相關工作人員陷入重新進行信息整理和填報表格數據的吊詭之中。大數據將公共危機治理的流程納入云計算平臺，將治理過程中的各種信息數字化，實現了數據的集成。然而，就當前的疫情治理實踐而言，大數據的應用只限定于部分領域，仍未與疫情防控過程的各個面向完全銜接，導致大數據的整合效應無法完全釋放。因此，加強大數據分析技術在疫情治理中的開發與應用，成為優化治理工具的應然選擇。(三)以動員治理主體為導向。在公共危機治理中，政府不再扮演全能角色，傳統的全能型單中心的治理模式已然難以應對日趨復雜的公共危機事件，危機風險的日益加劇也使隱藏在這種模式背后的“制度風險”容易釀成政府危機管理的碎片化和失靈以及公眾的信任危機［37］。公共危機治理提倡多元主體的交互式有機合作聯系，形成各個主體都可發揮其主體身份角色的多中心治理格局。例如，作為社會力量代表的NGO在公共危機治理中可精準化滿足受災群體的多樣化需求，針對性地進行物資的調度和安排，對政府治理的盲區進行填充［38］。從整體上看，當前，公共危機治理的社會參與有效性較低、動力仍然不足，尤其是公眾參與已成為協同治理效應的短板，其參與意愿、制度障礙與觀念差異等因素對公共危機治理的有效性產生一定影響［39］。因此，公共危機治理應加強對多元主體的動員力度，盡可能地動員和激勵社會力量參與到公共危機管理之中，有效整合社會資源和提升治理績效。肺炎疫情的重大公共危機治理迫切需要政府通過積極動員構建起包括政府部門、企業、醫療機構、媒體和其他非政府組織，以及各類民間團體、公民個人有機聯結的“社會治理共同體”，在疫情防控、民生保障、心理疏導、弱勢群體關懷等方面發揮協同效應。不僅要動員一切社會力量為抗疫一線捐助和供給資金、資源和物資，還應在基層社區和公民個人層面努力動員普通市民積極參與社區志愿者服務和鄰里互助，培育共同體意識。以組織動員為基礎，既要發揮正式組織的統一協調能力和資源調配能力，又要激活非正式組織的柔性網絡特征，快速響應社會的多元化需求，有效分擔正式組織的工作壓力。尤其是對于武漢這種特大城市而言，社區需要負責完成對所有居民的拉網式排查、疫情上報、生活物資及藥品供給、出行服務等工作，僅僅依靠社區居委會工作人員顯然捉襟見肘，需要憑借廣泛動員來招募大批志愿者參與社區服務。與此同時，應豐富組織動員方式，線上動員與線下動員相結合，善于利用微信群、朋友圈、QQ群、微博等互聯網平臺進行宣傳動員。

作者:韓瑞波 王亞茹 單位:1.華中師范大學 2.武漢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