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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日前，第六屆“中國光谷”國際光電子博覽會分論壇“創新型國家與高技術產業發展”論壇在武漢召開。會議圍繞創新型國家建設與自主創新戰略的必然性、中國自主創新的現狀與問題、創新型國家建設的推動力量和創新型國家建設的制度安排四個方面展開。本文是此次論壇的綜述。

日前，第六屆“中國光谷”國際光電子博覽會分論壇“創新型國家與高技術產業發展”論壇在武漢召開。會議由全國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武漢大學戰略管理研究院院長辜勝阻教授主持。來自政界、學界和企業界的多位官員、專家學者和企業人士匯聚一堂，就推動我國創新型國家建設和促進高技術產業發展的相關問題進行了廣泛而熱烈的討論。會議圍繞以下四個方面展開。

一、創新型國家建設與自主創新戰略的必然性

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是我國“十一五”時期的主要任務之一和重大戰略性目標。辜勝阻教授首先指出，多重因素決定了當前我國必須走一條有中國特色的自主創新道路。目前，我國的經濟存在著“大而不強，快而不優”問題，經濟發展的對外依存度較高。過去十年，中國質優價廉的出口產品給海外消費者帶來極大的好處，留給自己的只是微薄加工費和大量消耗及污染。中國經濟發展仍然依賴“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出口加工業，始終處在“微笑曲線”的最底端，只分享了全球價值鏈中微薄的利潤。伴隨著能源約束、環境約束以及高成本時代的到來，我國經濟發展的基本環境正在發生變化，中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必然面臨著“高速增長與科學發展”的發展觀的選擇和“低勞力成本優勢與創新品牌驅動”的經濟發展模式的選擇。我們必須摒棄舊思路、舊模式，探索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的新路子、新模式。這就要求必須重視自主創新，建設創新型國家，走一條有中國特色的自主創新道路。

大連軟件園股份有限公司副總裁楊冬先生認為，國家發展道路概括來講一般有三種：資源發展型、制造業依附型、創新發展型。一國經濟發展道路的演化，應逐步由資源型向依附型過渡并最終走上創新型的發展的道路。2006年，我國高技術產品進出口總額達到5287.5億美元，但在出口額和進口額中，外資企業的比重分別達到88.1％和79.8％；在高技術產品出口中，加工貿易的比重達87.3％，占絕對主導地位，我國仍然是制造業依附型的國家。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簡新華教授進一步分析指出，除了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需要外，克服高新技術引進困難的需要、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需要、滿足國內市場需求和提高國際競爭力的迫切要求，決定了中國已經進入由引進為主向自主創新為主轉變的經濟技術發展階段。

當前，我國實施自主創新戰略、建設創新型國家不僅具有必要性，也具有可行性。麥肯錫公司全球董事合伙人彭壯壯博士從當前的國際潮流和世界信息化變革的趨勢分析了我國自主創新面臨的機遇。他認為，全球范圍內創新中心的多極化將是一股不可阻擋的國際潮流，創新平臺或工具的易獲得性、虛擬社區趨于強化及知識產權更難保護是信息社會的三大變革趨勢。在這種環境下，人才、信息、知識的全球流動將無處不在。簡新華教授進一步從我國科學技術隊伍、技術水平、資金狀況、企業制度等自身條件出發，說明了我國已初步具備進行自主創新的必要的技術力量和基礎。

二、中國自主創新的現狀與問題

1、企業創新過程中面臨的問題

當前，創新的“國家意志”呼聲高漲，但是現實中企業自主創新的狀況并不樂觀。辜勝阻教授將當前企業創新面臨的問題概括為：①動力不足，不想創新。我國國內擁有自主知識產權核心技術的企業僅為萬分之三。99％的企業沒有申請專利。一些民營企業家感嘆，靠技術創新不如通過經營房地產利潤來得快和高；靠引進合資可以省時、省事。②風險太大，不敢創新。“成三敗七，九死一生”是創新活動的典型特征。有關研究表明，約有50％的中小企業在創立的3年內死亡了。中小企業面臨一種“生不快，長不大，活不長”的發展環境。民營企業普遍存在“創新恐懼癥”。有企業甚至認為：“不創新是等死，創新也是找死”。此外，“你創新，我冒仿”的市場環境也讓企業不敢創新。③能力有限，不會創新。技術可以引進，但技術創新能力卻不可能引進。在江蘇調查表明：民企自主創新最大困難是“人才”瓶頸。全省70％以上的民營科技企業缺乏高級技術人才，35％的企業缺乏高級技術工人。④融資太難，不能創新。據調查顯示，86％的企業認為貸款太難。民營中小企業提供了城鎮就業人口75％以上的就業機會，研發新產品超過全國的八成，但獲得的貸款只有全部貸款的10％左右。

簡新華教授贊同辜勝阻教授的觀點，認為我國自主創新存在“政府熱心、企業不熱情”、“創新不多、能力不強、動力不足”的現實問題。他從四個方面分析了原因：一是自主創新比技術引進難度更大。自主創新需要充足的資本、良好的技術基礎、高素質的人才、完善的制度等一系列因素的支撐，難度較大；二是在特定的經濟發展階段，企業大量依賴于生產要素低成本的競爭方式；三是企業沒有形成規范、成熟的產權明晰、自主經營、自負盈虧、面向市場、優勝劣汰的企業制度，在企業內部也沒有建立起合理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對創新人員的激勵不足；四是知識產權保護不夠，使得企業自主創新動力不足，擔心創新成果被別人模仿、假冒，自己得不到應有的回報，不愿花力氣創新。

2、有關產業的創新分析

不同類型的產業在國民經濟體系中發揮著不同的作用。支柱產業在產業結構體系的總產出中占較大比例，對整個國民經濟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新興產業代表著市場的新需求，對產業結構轉換起著導向性的作用。從產業的角度出發，與會的有關專家學者具體分析了我國的汽車產業和服務外包產業創新現狀。

汽車產業是我國的支柱產業。辜勝阻教授認為，與彩電行業“殺出一條血路”相比，我國的汽車產業的國產品牌的發展并不理想。在引進外資以市場換技術的發展道路上，我國的很多汽車企業都存在著很高的技術對外依賴度，對外來技術的引進過分依賴，企業逐漸失去了自主開發技術的激情與“夢想”，失去了創新的習慣。

湖北省信息產業廳副廳長、武漢理工大學胡樹華教授總結了世界各國汽車產業發展的過程，認為其產業發展模式基本上可以分為三種類型：純進口消費型、產業依附型和產業主導型。他認為前兩者不適合我國國情，主導型才是中國汽車產業發展的正確選擇，強調自主技術、自主品牌、戰略性可持續發展。

服務外包是實現自主創新的一條重要途徑。國內外的實踐證明，服務外包是加快自主創新能力的有效途徑。以印度為例，隨著大量企業為客戶提供更為復雜和高端的信息技術外包服務，企業的研發能力、管理水平和創新能力快速提升。楊冬認為，從世界產業結構調整的發展歷程來看，如果說制造業是中國迎接世界產業轉移的第一輪，那么服務外包則是中國面臨的第二輪轉移的重大歷史機遇。大連軟件園的服務外包產業在全國居于領先地位，全市超過600家企業，8家服務外包企業超過2,000人，居全國首位，2007年實現軟件和信息服務銷售收入215億元，軟件出口7.2億美元。大連軟件和信息服務外包取得成功的核心在于“三大創新”：一是產業創新，二是體制創新，三是園區管理創新。結合這種成功模式，他進一步指出服務外包產業所推動創新活動與大連創新型城市建設的有效融合，并形象地概括為“推動一個產業，改變一座城市”。

三、創新型國家建設的推動力量

在創新型國家建設的推動力量上，辜勝阻教授認為，國家創新體系建設是一項系統工程，涉及到全社會的各個領域和各個層面，需要充分發揮政府和民間兩股力量、兩種優勢，激發全民族的創新精神，不斷提升自主創新能力。政府在創新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目前我國總體上處于工業化中期階段，民間力量較為薄弱，絕大部分研發投入、研發機構和科研人員應由政府提供，政府需要在技術創新中發揮積極的作用。同時美國硅谷成長經歷告訴我們，政府支持(如軍事采購)能夠極大促進國家創新體系的發展完善。民間推動型創新是指由民間主體依據自身力量、技術水平和制度安排所實施的白下而上的創新，具有機制靈活、決策迅速以及政府主導型創新所無法比擬的貼近市場、反應靈敏的優勢。目前，我國民間創新有三種模式：一是溫州模式——草根階層通過其草根創業實現的草根創新。中國草根創新最成功、最典型、最活躍的地區是民營經濟之鄉浙江省，其中溫州模式是草根創新創業的典型代表；二是中關村模式——科技精英階層離開正式的組織“下海”辦企業、通過科技創業實現的民間精英創新；三是深圳模式——來自各地的城市移民在實現創業夢想中推動了民營企業的技術創新。我國的民間創新是同廣大的中小企業的創業連在一起的，民間創新往往在草根創業中得以實現，14萬民營科技企業已經成為民間創新的生力軍。

彭壯壯博士從民間力量推動創新的角度出發，認為打造開放式創新模式——“全民”創新的平臺和“全民”評比的機制將是在新一輪全球創新中勝出的必要條件之一。以日本移動通信i-mode為例，DoCoMo鼓勵成千上萬的合作伙伴百花齊放地創新，最終使i-mode形成了一個能夠持續改進的循環系統，進而極大地培養了客戶的忠誠度和鼓勵了用戶的使用。他還認為，企業的創新要有效利用全民創新的原動力，扶持政策和融資體系要向全民創新的模式延伸，中國在利用全民創新上有著獨一無二的優勢和廣闊的前景。

胡樹華教授則結合汽車產業強調了政府主導的力量。他認為，目前汽車產業的發展迫切需要國家工程。他提出了國家汽車創新工程(NationalAutomotiveInnovationProject，簡稱NAIP)，就是圍繞中國汽車產業的技術創新、制度創新、管理創新，由國務院直接領導組織官產學研大聯合，在5-10年內投資500億，800億元，抓住汽車技術轉型換代的契機，依托已有的汽車技術基礎和高新技術優勢，通過強有力資金支持和科學的組織管理，動員全國的科技力量和有效資源，協作攻關、重點突破，力圖在新能源、微電子、新材料等幾個局部領域取得世界級的進步和創新，真正擁有汽車技術或產品的知識產權，以搶占新一代汽車技術的制高點。他建議，由國家發改委牽頭組織相關部委，制定NAIP計劃，專班、專款、專項推進實施；借鑒美國新一代轎車計劃(PNGV)由總統主持的經驗，成立國務院NAIP領導小組，聯動實施國家汽車創新工程；從政府采購到全民意識，倡導購買自主品牌國產車。

四、創新型國家建設的制度安排

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既需要制度創新也需要技術創新，但在轉型時期，制度重于技術。與會的各界人士就如何完善自主創新的制度安排進行了交流。

辜勝阻教授認為，建設創新型國家必須依靠制度創新。要通過一系列的財稅扶持政策，建立利益補償機制，解決民營企業的創新動力問題；完善風險分擔機制，大力發展風險投資事業，加大對自主知識產權的保護與激勵，分擔民營企業的技術創新風險，降低創新成本；通過建立合作機制，鼓勵中小企業與大企業進行技術戰略聯盟，實施有效的產學研合作，推進開放創新，提升民營企業的創新能力；重構為創新服務的金融體制，盡快推出創業板市場，發展各類技術產權交易，構建支持自主創新的多層次資本市場解決民營企業創新融資難問題。從多方面激發企業的創新意愿，使自主創新真正成為民營企業的內在需求，由“要我創新”轉變為“我要創新”的行為模式。

華中科技大學經濟學院張建華教授也認為，建設創新型國家，核心就是把增強自主創新能力作為發展科學技術的戰略基點，其中體制機制創新是關鍵。創新科技成果轉化體制機、創新投融資體制機制、創新產業集聚體制、創新人才激勵機制對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他建議，要修訂并完善高技術企業認定制度，合理配置科技資源，構建科技成果轉化的動力機制，改革科研人員流動體制機制，強化科技成果轉化中介服務體制機制；完善高新技術產業鏈，發展雁行產業集群戰略，合理布局園區，推動高新園區“二次創業”。

簡新華教授認為，建設創新型國家在實現機制方面，要以市場機制為主，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完善創業投資機制，增大研發投入；發揮高新科技開發區的先導作用；走“產、學、研”相結合的道路；在增強創新動力方面，要合理提高生產要素價格。形成合理的資源價格；完善企業制度尤其是國有企業制度；改進針對創新人員的激勵手段；加強知識產權保護。

文化作為一種重要的非正式制度，在創新活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研究表明，硅谷的成功是一種文化現象。硅谷的不可復制性很大程度上源于其文化的根植性。辜勝阻教授總結指出，區域創新體系除了機構實體如企業、大學和研究機構等之外，還有支撐體系，創新文化是創新體系的重要支撐體系。由創新文化構成的經濟文化是區域創新體系的“軟因素”和“軟實力”。制度與文化是區域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浙江民營經濟的發展，既極少依靠外資、也少有上市公司，更沒有特區政策，完全是依靠自身力量發展起來的，根植性很好，競爭力很強。這背后的原因就在于浙江地區的區域文化中有強烈的創新精神、創業意識、流動偏好、開放思維、合作意識和信用觀念。硅谷地區鼓勵創新、寬容失敗的創新文化是硅谷獲得成功、成為世界高技術產業集群典范的關鍵性因素。因此，建設創新型國家、創新型城市必須高度重視重塑區域經濟文化，培育創業創新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