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農村父親親職參與意愿研究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摘要：隨著社會的變遷，尤其在獨生子女時代，不少父親已日漸領悟親歷孩子成長過程的必要性，主動分擔撫育責任，有的甚至比母親更為投入和成效卓著，但他們的角色變遷和個人體驗常受到忽視，尤其是農村父親的家庭角色不被社會關注，他們不僅同樣承受著雙重負荷，還存在復雜、微妙的社會心理沖突。

關鍵詞：農村父親；親職；參與意愿；參與行為；育兒體驗

自1970年代起，國外家庭研究學者開始關注父親角色及父親參與育兒工作的重要性，并取得了相當豐富的研究成果。反觀國內，直到20世紀90年代才有人指出父親參與的重要性，也有學者探討父親對家庭教育的不可或缺性，但關于中國父親對自己的親職角色執何種態度?他們究竟承擔了多少撫育工作?在育兒過程中有何體驗?至今尚未見有經驗研究報告。

社會主義新農村不僅是指村貌、硬件設施、生活水平的改善和提高，觀念的改變、家庭的和諧、減少親子間代溝也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的重要內容。父親參與不但促進子女的身心發展和自身的成長與完善，也影響妻子的情緒、心理狀態與生活滿意度，更是家庭是否和諧幸福的重要影響因素。在城市化進程中，農村的家庭結構、居住模式與生活方式等發生了變化，人們的觀念也發生轉變，不少農村父親已日漸領悟親歷孩子成長過程的必要性。不希望自己在子女教養參與的邊緣化，有的甚至比母親更為投入和成效卓著。探討農村父親親職參與的歷史變遷。描述男性在撫育過程中的經驗與感受，有助于全面評價男性的家庭貢獻，并提升父親參與的積極性和質量，繼而促進和諧家庭的建設與人的全面發展，有助于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順利進行。

一、研究回顧

父親角色、職責隨時代和文化變遷而有所側重。社會對父親該做什么和怎樣做的期待隨文化價值、家庭生活和性別角色的衍變而變化。在傳統性別分工下，父親只要負擔起養家的工具性角色即被認同(Lamb，2000)。隨著現代家庭結構的轉變、母親就業增加及其對家務如何分配的沖擊以及文化觀念的改變，父親的角色由供養者轉變為養育者角色，即一個“好父親”除了為孩子與家庭提供經濟支持和保障，還要是孩子的照顧者、朋友和角色榜樣(Lamb，2000)。

大量研究顯示，父親和母親一樣具有撫育性，和母親一樣參與了許多照顧孩子的活動，尤其是母親外出工作時，父親是孩子的主要照顧者(參見Halle，1999)。美國自1960年代來的多項全國范圍的調查均顯示，雙親家庭中父親的參與水平有較大提高(Yeungetal.，2001)。跨文化研究也有同樣的發現，如澳大利亞、英國、瑞典和以色列等，均有報告說父親比早先時候更多地參與育兒工作(參見Parke，2000)。不過，雖然1960年代以來的調查數據顯示父親參與的水平有提高的趨勢，但與母親相比仍然有很大差距(Yeungetal.，2001)。而且父親在參與親職時，更多地是與孩子互動或是陪伴孩子，而清洗、準備，喂養膳食等身體照顧工作和為孩子規劃養育、教育等方面的責任則仍是母親的職責(McBride&Mills，1993；Pleck，1997)。

國外研究還顯示，父親積極參與育兒對孩子的智力成長和情緒發展有良好影響(參見王從桂，2000)，并在孩子的性別角色意識、道德發展及社會能力與心理調適的發展上扮演很重要的角色(Baruch＆Barnett，1986；McBride，1990；lamb，1997)。為人父親的經驗對父親本人的發展也非常重要。參與育兒工作可以使男性發展其關懷特性，體驗到情緒成長與表達的快樂(Hawkinsetal.，1995)。積極參與育兒工作的父親，往往具有更為幸福的婚姻和更為成功的事業(參見Parke，2000)。

國內社會學界尚無父親參與的專題經驗研究，但一些家務分工研究中設有照料孩子和輔導子女功課的調查項目。研究結果顯示，就中國整體而言，不論是城鎮還是農村，照料孩子都主要由妻子承擔，而在輔導子女功課上丈夫承擔的稍多于妻子，尤其是在農村家庭。與全國相比，上海男性在照料孩子和輔導功課上的參與率都稍高，但也呈現出輔導子女功課多于照料孩子(沙吉才，1995；徐安琪，2004)。

二、資料來源

本研究使用的資料來自2006年11月完成的“父親撫育調查課題”中289個郊縣家庭的夫妻配對入戶問卷調查數據。該調查采用多階段分層概率抽樣方法選取了上海市9個區18個街道36個居委會892個家庭的夫妻為被訪對象。289對郊縣夫妻中，丈夫的平均年齡為40.85歲，妻子為39.45歲；夫妻平均生育子女1.13個，87.2％的夫妻只生育1個孩子，最小孩子中男孩的比例為50.9％；丈夫平均受教育9.54年，妻子為8.63年；結婚時丈夫非農就業比例為65.1％，妻子是56.4％；丈夫的年平均收入為23360元，妻子為12096元。

三、研究結果

(一)參與意愿

父親的參與意愿一般是指父親對育兒的態度。對于兩性的家庭角色一直存在著“母職天賦”的理論，認為女性天生具有較佳的照顧能力，是父親難以替代的，因而阻礙了男性參與育兒的意愿與投入程度。本次調查結果顯示，多數上海郊縣男女仍然持有“母職天賦”的觀念，對于“男人撫育孩子的能力比女人差”的說法，有53.3％的調查對象持肯定或基本肯定態度，F檢驗也顯示了性別差異，女性更多地持這種觀點(見表1)。

按照文化脈絡理論，個體在社會化過程中所塑就的性別角色態度是家庭分工的主要預測變量，妻子性別角色態度越傳統，丈夫的家事參與率越低，而丈夫的性別角色態度越呈現非傳統傾向，參與也越多(Hiller，1984；RexroatandShehan，1987)。盡管多數被訪認為男性撫育孩子的能力遜于妻子，但對于“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性別分工卻是不太贊同。在回答是否認同“父親的主要職責是賺錢養家，撫育孩子由母親承擔更適合”的說法時，只有近1/3的調查對象持肯定或基本肯定態度。不過，分性別的統計數據表明，與女性相比，男性的角色觀念較為傳統或保守，更多地認同父親的工作角色(見表1)。

(二)父親參與的現狀

Pleck(1997)發現，近二十年來美國父親在直接的照顧、休閑或游戲上以及與孩子接近的頻率上有增加。但仍不及母親的一半。臺灣研究學者也指出，現代臺灣父親仍屬于選擇性父職角色，父親們大多選擇自己感興趣的事，并以方便的時間或頻率來參與親職。在社會對男性工作成就期望的壓力之下，多數父親仍然為了工作或自動或不知不覺地在孩子成長中缺席。

本研究的調查資料顯示，上海郊縣父親的參與具有如下特征：

1．準父親階段的積極投入

為人父親是一個漸進過程，這個過程從妻子懷孕就開始了。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人們開始從夫婦角度看懷孕，而不是把它看作單單發生在母親身上的一個事件，并認識到父親在母親懷孕期間可以發揮重要作用。在向父親身份過渡期間，父親不僅為妻子提供安慰和情感支持，許多人還會通過閱讀書籍和與在為人父母方面有經驗的向導交往來了解撫育孩子的知識和技巧，或是對于孩子出生后預期增加的經濟負擔作出反應，有的父親甚至會參與妻子分娩的過程(參見Parke，2000)。統計結果報告，上海郊縣男性對于自己的準父親角色具有較強的認同感和責任心，除了“參加孕產保健、輔導課程”僅占1/3(以往此類輔導課程不普及)外，無論在改善妻子的營養，保健(如為妻子購買營養品、做她想吃的食物等)、承擔家務、為妻子提供情感支持以及陪妻子做產前檢查，看病等方面，他們經常參與或做得較多的郡高達2/3以上。

從年齡差異看，年輕父親除了在主動承擔家務方面比年長父親要少外，在其余方面的參與率都要高于其他年齡段的父親。年輕父親在家務方面承擔較少與中國特色的親屬網絡尤其是雙方父母的支持有關。2．育兒參與水平總體較高

無論是對子女的日常照顧還是行為教導，或是關懷陪伴，無論是在嬰幼兒期還是在學齡期，無論是丈夫的自述還是妻子的評價，上海郊縣父親的育兒參與率總體較高。如在嬰兒期“給孩子準備膳食，喂食”、“半夜起來照顧孩子”做得較多或很多的分別占47.2％和43.5％，在學齡期對孩子的日常生活照顧做得較多或很多的也占42.7％；即使是“換尿布，尿片”、“給孩子洗澡”這樣的在傳統上被界定為“女人的活”也占33.6％和39.4％。

統計結果同時顯示，郊縣父親在孩子智力和規范教育、分享活動和情緒支持等方面的參與也不遜色。他們在孩子嬰兒期就主動與之談話或聊天、對孩子良好習慣/行為的示范和培養以及給予孩子擁抱與身體接觸方面做得較多或很多的都達六到七成，教孩子數數/識字、講故事和一起做游戲/戶外活動做得較多或很多的也在三到四成。

3．父親對孩子的學業發展投入更多

盡管今日的父親在育兒參與方面已有長足的進步，也沒有數據表明雙親家庭存在父親缺席的性別不平衡現象，母親對此的評價也較高。然而，在夫妻之間進行比較時我們還是發現了育兒工作的性別差異。前面的分析顯示父親在孩子嬰幼兒期準備膳食、給孩子洗澡、半夜起來照顧孩子和學齡期孩子的日常生活照料等方面有較高的參與水平，但如果與母親相比，母親仍然是孩子身體照顧責任的主要承擔者。表2的數據顯示，在子女的日常生活照料上，以妻子為主的比例高達65.5％，而以丈夫為主則不足一成。

表2的結果還顯示，父親對孩子的智力和學業發展方面的參與明顯要高于母親，在與老師聯系，參加家長會、為子女擇校，升學想辦法，作輔導等責任性行為上，以丈夫為主的比例遠高于妻子。

國外關于育兒參與類型性別差異的實證研究也存在比較一致的結論，即父親與孩子在一起的時間大部分為“互動活動”形式，如玩?；驇椭⒆油瓿杉彝プ鳂I，而日常照顧則仍是母親的職責范圍(Robinson＆Godbey，1997；McBride＆Mills，1993)。一個更為普遍的觀點指出，文化因素和歷史因素在親職方面形成不同的社會性別差異(Thomson＆Walker，1991)。

4.年輕父親更注重與孩子的互動

Lamb等(1987)根據已有研究，歸納出父親參與的三個層面：(1)“投入/互動型”，即通過撫育和共同活動對孩子直接進行接觸；(2)“易近性/易得性”，指的是父親并未與孩子直接互動，而是在一旁待命，隨時可參與撫育工作；(3)“責任型”，是指父親對孩子的幸福負責，覺察孩子的社會、情緒、認知、身體的需要并逐步滿足這些需求等。

由于第二種參與層面較難測量，而且與第一、第三種類型有交叉、重疊，所以，我們主要測量另兩種參與類型。分析結果顯示了不同年代父親參與育兒的不同取向：不同年代的父親在承擔孩子照顧教導職責方面各有所側重，除了在帶孩子看病、參加家長會以及與老師交流聯系方面的參與沒有顯著差別外，年長父親更注重對孩子的規范教育，而在生活照料、接送上學和輔導作業等日常例行工作方面，年輕父親的承擔程度要高于年長父親(表3)。中國一直有“養不教。父之過”的古訓，父親在孩子的教養方面一直都有較高的參與度，不過接送孩子上下學和輔導作業只是在近年來才新增為父母的職責，因此，年輕父親的參與度要高。郊縣的醫療機構離家較遠且工作時間彈性大，故郊縣父親帶孩子看病方面一直做得很多。

在互動交流方面更能體現不同年代父親育兒的取向差異，不論是陪同外出游玩、滿足孩子需求，還是溝通交流、情緒支持以及親近行為方面，年輕父親都比年長父親參與更多，年輕父親更注重與孩子的互動和分享。這或許反映了整個社會育兒觀念的改變，以往人們關注的是孩子的身體需求，父母的職責是讓孩子吃好穿暖健康成長，隨著對兒童發展理解的深入，人們認為父母滿足孩子的情緒、關懷、陪伴和親近需求對孩子的成長同樣重要，這也促進了父親在這些方面的參與度。

三、育兒體驗

眾多研究都指出，父親參與育兒除了付出時間和辛勞外，還可給他們帶來快樂和收獲，促進他們的自身發展。父親可從參與過程中更了解自己，體驗為人父的喜悅，以及豐富、完整的人生；在與孩子的交流過程中也會有很多收獲，能使自己變年輕、給自己帶來創造的樂趣和成就感，父職實踐使自己更有愛心、更成熟，并增強責任心；同時還可擴展自身的社會網絡資本(Umberson&Cove，1989；Gallagher&Gerstel，2001；葉文振，1998；徐安琪、張亮，2005)。

本研究的分析結果顯示，參與育兒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父親的雙重負擔(20％持肯定回答)，限制了自己的閑暇時間(13.4％)和社會交往(10.2％)，但述說影響了自己工作的比重不高(約占6％)，后悔自己當初生了孩子的更是少見(占2.5％)。因此，在回顧履行父職過程中的積極體驗時，多數父親作了肯定回答，其中體驗“為人父親的喜悅和自豪”的達76.8％，感受“孩子很需要/依賴自己的自我價值”的為61.1％，“孩子成長中的每一個進步都令我興奮/驕傲”有74.7％，“和孩子一起游戲，活動很開心，使自己變年輕”的占71.2％，“孩子帶給我幸福感”更高達87％。

不僅如此，大多數父親還首肯參與撫育的過程對自身的成長發展有直接或間接的促進和激勵作用。研究結果顯示，在表4的8個側面有較大或很大積極促進作用的分別在70％-80％之間，其中認為自己“變得更富有愛心”、“責任感增強”和“更加成熟、自信”的比重為最高，而高學歷父親在孩子撫育過程中新學了許多知識、提高了自己的能力和得到成長的概率更高些。

父親積極參與育兒不僅促進的自身的成長與完善，對夫妻關系以及妻子的生活滿意度也有積極影響。研究結果顯示，當妻子認為丈夫是一個好父親時，夫妻關系很融洽，妻子的總體生活幸福感也很高。

國外大量研究還指出，父親積極參與孩子的養育對孩子的身心健康有正面影響(McBride&Rane，1998；Amato&Rivera，1999)，在孩子的性別角色、道德規范、成就與智力發展和社會適應能力等方面扮演很重要的角色(Baruch＆Barnett，1986；McBride，1990)。囿于篇幅關系，在此就不加以描述。

四、結論與討論

對上海郊縣男性親職參與意愿、行為和育兒體驗的研究結果與國外研究有類似之處。首先在參與意愿上，男性的撫育能力仍受到質疑，尤其是女性持有更多的懷疑態度。家庭系統理論認為，母親的態度決定著父親如何參與孩子的撫育，母親扮演“守門人”的角色，父親的參與程度與妻子對丈夫的育兒能力所持的觀念相關，凡認為丈夫能勝任育兒工作的母親，可能會促進丈夫的參與(轉引自Parke，2000)。

其次，在實際參與水平上，自五十年代起鼓勵女性走出家門參與社會勞動以來，雙職工家庭成為中國城市主流家庭形態。盡管上海郊縣以往以農村人口居多，但受市區經濟輻射和近年城市化進程的影響，郊縣人口非農就業的比例相當高，大部分郊縣家庭也屬于雙職工家庭。妻子外出就業促進了丈夫分擔育兒工作，即使是性別角色觀更為傳統的上海郊縣父親的育兒參與總體水平較高，他們不僅分擔孩子的教養責任，對以往多由母親承擔的常規性的生活照料工作也有很高的參與率。不過，需要指出的是，如同國外的研究結果，盡管父親在育兒參與方面已有長足的進步，無論在孩子成長的哪個階段，日常照顧以妻子為主的概率都顯著高于以丈夫為主的養育模式。

第三，郊縣父親在與孩子的互動和分享，諸如溝通交流、情緒支持和行為引導等方面的參與水平有待提高。先前的研究結果表明，孩子的滿意度并非取決于與父親一起吃飯或看電影等所花費的時間，而在于父親如何與孩子互動：當父親更多地提供支持鼓勵、與孩子一起探討解決難題等時，孩子有較高的滿足感(Young，Miller，Norton&Hill，1995)。郊縣父親在孩子的日常照料、學業教導等方面有積極的投入，但在與孩子的溝通交流、情緒支持等方面則較少重視。因此，我們除了要發展多維度、多元化的父職概念，還要鼓勵和倡導父親更多地融入孩子的生活，提升父職參與的質量。父親不僅是孩子的經濟提供者、照顧者和保護者，更應成為孩子的傾聽者、引導者和支持者，既是孩子的老師和角色榜樣，又是他們的玩伴和朋友。

家庭作為社會的基本組織，在連接和平衡個體和社會之間的關系中具有獨到的作用，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石，也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不可缺少的內容。盡管一般而言父親承擔的撫育工作要少于母親，但許多父親已日漸領悟親歷孩子成長過程的必要性。有的甚至比母親更為投入和成效卓著。他們的角色變遷和個人體驗應當得到承認和鼓勵。社會還要提供一個更具支持性的環境，提升父親參與的積極性。讓父親樂于參與家庭角色、實踐父職，以促進家庭的和諧幸福、個人和兩性的全面和平衡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