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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立足于對安徽部分地區的調查，先從整體農村資金運行的特點出發，再分析當前農村資金運行中存在的問題，最后提出針對存在的問題的幾點對策。

關鍵詞：農村資金金融

農村是泛指以土地為基本生產要素、以農業為主要產業的廣大區域，包括小城鎮和鄉村，在這一范圍內的資金的融通便構成了農村資金運行的主要內容。農村資金運動是整個社會資金運動的源頭。資金運動產生于最初的極少剩余產品的交換，在工業革命后，隨著產品的極大豐富，資金運動也伴隨著產品交易場所的變換而轉移到以城市為主的資金運行上。但農村資金運行的作用對整體社會資金動作依舊不可忽視。

一、農村資金運行的特點

首先，農村資金的需求和供給均具有季節性。農村主要以經營農業為主，所以資金的運行亦依靠農業，具有明顯的周期性；其次，資金供給與需求具有穩定性；再次，農村資金運行的封閉性要求。農村資金運動雖是有融合于社會總體資金運動的趨勢，但在目前我國農業基礎地位不牢、建設不力的形勢下，農村資金仍需封閉運行，以維護農業資金的正常需求；最后，資金運行中的外逸性和剩余資金的高沉淀性。由于農業利潤率較低，造成了資金的逃逸；資金運用方向單一，引起了剩余資金的相對沉淀。

二、農村資金運行中的問題

在當前我國農村人口仍占絕對比重的形勢下，強調農村資金運動的效率具有現實性，通過發現資金運行中的問題并予以解決，對加速資金運行速度、提高資金運用效率，并最終加快實現農村的城市化具有重大意義。

（一）以農哺工的資金運行模式對控制農村資金外流有弊而無益，嚴重限制了農村資金在量上的增長在建國初期，由于工業基礎的薄弱和當時的特殊國情，國家將建設的重點放在了工業建設上，農業的基礎地位出現動搖，農業所生產的產品通過計劃分配主要用于支持工業建設，以農哺工的模式對當時的工業基礎建設起到了很大的支持作用。然而，農業是很脆弱的產業，同時也是很重要的產業，因此急需大量資金的投入。一方面，農業的現代化需要大量資金；另外一方面，農村的城市化建設亦需資金支持。但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這種以農哺工的局面卻未得改觀，這突出的表現在工、農產品的剪刀差上。這種定價倒掛的以農哺工的資金運行模式導致了大量農村資金的外流，使得原本脆弱的農村資金運行系統更加脆弱，難以維持農業的基礎地位。

（二）“費改稅”后的稅收制度不完善，造成資金的繼續外流國務院決定自2000年起開始在安徽省進行“費改稅”試點，試點已經有一年，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從一定程度上減輕了農民的負擔，但依舊不夠理想，仍存在著隨意增加稅種的現象，甚至還出現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情況，嚴重遏制了“費改稅”效用的發揮。

“費改稅”后的稅制的不完善，讓稅收負擔難以減下來，農民負擔依舊過重，農業利潤率很難提高，使得本來少之又少的農村資金紛紛逃離，因此，必須完善稅制，穩定稅收，以便讓農村資金能固定在農村范圍內，并通過優惠稅率吸引外部資金來支持農業及農村相關產業。

（三）資金的運用缺乏正確引導

農村市場具有巨大的潛力，在如何開發農村市場方面，理論界與實業界均以投入資金來試圖開發出其潛力，但投資者在實際投資時，資金的運用缺乏正確的、有力的引導，資金運用失誤較多，運作效率低下。

第一，在小城鎮建設方面，片面注重城鎮商業職能水平的提升。的確，商業職能是小城鎮的主要職能，以便發揮小城鎮聚集商品、交換商品而提供場所的作用，但過分注重小城鎮商業作用，必然會淡化其他城鎮職能水平的提升，如文化職能、信息職能等。

第二，重復建設，不注重產業結構的優化調整，資金運用的項目效益和社會效益低下。由于在農村的投資受到信息等方面的限制，資金運用時，缺乏合理的自然市場配置和政府的調控引導，在投資方向上容易出現重復建設和產業結構的單一化趨勢。

第三，不注重加強信息設施建設、電力設施等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造成了農村產業發展中的瓶預產業的出現，嚴重壓縮了農業相關產業和其他產業發展的空間。

（四）投資項目的投資與投資項目所需環境的投資在選擇中出現矛盾

任何一個項目，均需要有合理完善的投資環境，但不同的投資項目所需的項目建設環境是不同的，對環境建設的投資量也同樣不等。如對傳統農業的投資所需的基本投資環境的投資量與城鎮商業街建設所需投資環境的投資量便不同。一般的，傳統產業所需環境的營造投資量較少，但同時傳統產業的利潤率也相對較低，而資金運用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實現本身的增值，即實現利潤最大化的目標。因此，投資項目本身的投資和投資環境營造所派生出的項目投資便產生了矛盾。

在上述兩者出現矛盾的情況下，投資者會根據利潤率的高低而選擇項目，而放棄項目投資環境營造的投資。目前，農村資金量有限，農民負擔雖在“費改稅”后有一定程度的減輕，但若將投資環境的營造所需投資轉嫁給農民，又勢必增加農民的負擔。

（五）農村信用社及駐農村各商業銀行資金運用效率低下，中國農業發展銀行的資金運行難以封閉

農村資金運行有著特殊的規律性，農村金融體系的構成也有著區別于城市金融體系的特點。農村金融體系主要由農村信用社、商業銀行（主檢是中國農業銀行）和政策性銀行中國農業發展銀行組成，即通常所說的“三匹馬拉一輛馬車”。農村資金運行的季節性強、周期穩定，相對于城市金融機構而言，資金運用的風險較小，但同時資金的利潤亦較低。這就要求農村各金融機構必須注重資金的投向，努力提高資金的利潤率。但在人員素質、可選投資項目、投資條件等不利條件的限制下，資金運用的總效益低下，甚至出現了社會效益和項目效益為負的情況。

中國農業發展銀行的資金運用按規定應采取封閉運行的方式，但在實際操作中，資金漏損率較高，本應投向農業的各專項資金不能到位，造成了中國農業發展銀行不良資產年年增加，從而間接影響到農村的發展，出現農村資金需求與農發行的資金供給脫節現象，同時還導致了各種非法高利借貸現象的出現。

（六）不注重對人為資本的投資，進入“人員素質下降——社會經濟發展滯緩”的死循環危險區

人力資本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重要聯系，亞當·斯密早在《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中就有所提及，但由于受到當時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限制，單獨研究人力資本還沒有太大意義。

隨著時代的發展，知識的作用越來越突出，而作為對培養知識載體的各環節的投資——人力資本投資便顯得很有必要。但在農村，由于人力資本投資被誤認為是一種高投入、低產出的投資，所以在人力資本投資的各環節的資金量很難到位。

根據凱恩斯的投資乘數原理，一單位的投資將會產生數倍于原始投資量的投資總量。在知識經濟時代，對人力資本投資的增加，將對經濟增長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一方面，人力資本投資本身有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另一方面，與其他產業投資相比，人力資本投資有著更廣的相關產業，從而產生更大的投資總量。但農村不注重人力資本投資的現實，將嚴重滯緩農村經濟發展的進程，并最終制約農村城市化進程。三、針對出現的上述問題的幾點對策

發現問題的木的最終是為了解決問題，筆者在提出以上六點農村資金運行過程中的問題的基礎上，擬提出以下幾點對策。

（一）全面分析農產品定價因素，提高對農業投資的回報率，從根本上阻止農村資金的外流

在工業品的定價過程中，主要考慮到的是兩點：一是生產成本（主要采用機會成本進行預算）；二是適當的利潤。農產品的定價也可采用類似的定價模式。但在我國，農產品具有區別于工業品的特殊性。第一，農產品的生產所依托的土地資源在我國比較稀缺，土地成本較高；第二，農產品生產的效率較低。由于技術水平、勞動者素質等的限制，在農業生產過程中，勞動生產率顯得較為低下；第三，農產品的生產具有很大的戰略意義，因此有必要降低其對外依存度；第四，目前我國農業資金流動的單向性，迫使農業回流資金的使用成本上升；第五，農業生產的主體在目前其他行業利潤率較高的情況下，從事農業生產有著較高的機會成本。

通過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原來我國農產品在定價上單純偏向與國際價格接軌的做法是存在重大失誤的，所有有必要重新確立農產品的定價模型。筆者認為在重新定價時應考慮以下幾點因素：首先是較高的土地成本，應與價格成正比；其次是生產效率，其高低應能平衡農產品的價格，在定價模型中作用不具體體現；再次是農業生產者的機會成本，與價格成正比；再其次是返流回農業的資金使用成本，與價格成正比；最后是對農產品的對外依存度，應與農產品價格成反比。模型如下：P=α(L+C+K)(1-β)。其中P為農產品價格，α為系數，L為土地使用成本，C為機會成本，K為資金成本，β為對外依存度。

（二）完善并穩定“費改稅”后的稅收體系

“費改稅”的推行，正如前面所說的，的確降低了農民的負擔，但是仍有不少稅種應予取消或降低稅率（見前表1），稅收體系的完善具體可從以下幾方面著手：

第一，加大對基層政府的監管力度，嚴格控制稅收項目的增加和稅額的增長；第二，提高基層干部對稅費改革的認知度，避免出現稅種和稅額的隨意增減，切實達到減負的目的；第三，加強群眾的輿論監督，設立省級直接舉報制，真正做到“有舉必查、有錯必糾”。做到以上三點的同時，還要穩定完善了的稅制，以提高投資者對投資回報率的期望值，最終實現農村資金在總量上的增長。

（三）加強政府對資金投向的引導力度，尤其是基層政府的引導作用要進一步加強，實現投資后對產業結構的優化作用。

資金運作的目的即是能取得最大利潤，實現自身的增值，而傳統農業利潤率較低的現狀，對資金的外引能力很低，因此，政府特別是基層政府應予引導。首先，政府可以采取財政、金融等經濟手段來填補農業利潤率與平均利潤率的級差，以確保對農投資能獲取至少最低社會平均利潤，實現遏制農業資金的外流傾向；其次，采取政府直接投資的辦法，降低投資者對各種基礎設施建設投資所具有的不安全感；最后，政府可采取行政干預的辦法，確保產業結構的優化，防止項目的重復建設。

（四）全面分析投資與產出關系，提高投資質量，增加產出量

投資與經濟增長間并不是單純的函數關系，并非投資量的增長就一定會實現經濟總量的增長或產出的增加。我國經濟學研究者們在哈羅德——多馬經濟增長模型的基礎上針對我國的特殊國情和經濟運行中的多重因素提出了符合我國國情的經濟增長模型，即△Y=△I(1+d-q)(1+f)(1+j)(1+m)(1+e)。式中的V表示社會平均的資本——產出比率，d為重置投資與凈投資的比例，q為重置投資時資本質量的提高率，f是投資形式的改變對經濟增長所起的作用，m表示區域分配資金合理化的作用程度，e是其他對經濟增長起作用的因素，主要是投資項目的選擇等。

上面的經濟增長模型，盡管是針對社會總體經濟增長而提出的，但它同樣適應農村的投資與經濟增長研究，筆者認為對農村追加投資必須注重以下幾點，以提高投資——產出比。第一，提高重置投資在凈投資中的比重，實現原有投資項目的升級；第二，實現投資的多樣化，避免重復建設，破除單純的追求規模的意向；第三，注重投資對產業結構調整的引導；第四，合理選擇投資區域，避免出現產業發展過于集中在小城鎮的現象；第五，合理選擇投資項目。

（五）加強對農村金融機構的監管，提高資金運行效率

農村金融機構除了應首先提高職員素質外，還要根據各自的特點，合理規范，加強監管。農村信用社應充分體現其服務社員的作用，加強民主管理意識，完善資產負債比例管理，并加快暢通的結算渠道建設；商業銀行應以利潤為中心，以其雄厚的資本支持農村和小城鎮建設，并支持大中城市夕陽產業的轉移，實現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地消化；中國農業發展銀行的資金運用一定要封閉，確保投資于農業的資金能及時收回，以充分體現其資金運行的政策性。

另外，農村資金運用還要把加大對人力資本的投資擺在首位。因為只有人員素質得到提高，農村資金運行過程中的問題才能得到最后的真實解決。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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