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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關于價值觀教育的內容問題

面對文化轉型，當前價值觀教育的一個重要任務是對那些具有“時代意義和特征”的價值觀內容進行梳理。具體來說，就是要著重關注那些為適應文化轉型的需要而必須加強或補充的“新的教育內容”。本研究試以我國當代文化生活的新變化舉例說明。

(一)政治文化轉型與價值觀教育

發展“參與型政治文化”是我國政治文化轉型面臨的艱巨任務。“參與型政治文化”也稱為公民文化，它與臣屬型政治文化、狹隘型政治文化相對應，是指社會成員對政治體系作為一個整體以及體系的輸入方面和輸出方面都有強烈而明確的認知、情感和價值取向，并對自己作為政治體系成員的權利、能力、責任以及政治行為的效能具有積極的認識和較高的評價。Ⅲ要完成這一任務，一方面有賴于健全的公民參與政治生活的體制，另一方面則取決于公民是否具有參與政治生活的現代素養。它要求公民具備相應的價值觀，比如：

第一，對政治生活的價值認同。由于我國特殊的歷史背景，許多人對政治生活或漠視或疏遠。因此，重建人們對政治生活的價值認同，激發公民重視并主動參與政治決策的熱情，是當前價值觀教育的重要內容。

第二，對“主權在民”的價值認同。只有在公民中牢固樹立權力的“民有”意識，消除“臣民”意識，才能激發公民主動、積極地參與政治生活。

第三，對“理性參與”政治生活的認同。它強調公民對運用“合法的方式”參與政治生活有強烈的認同。這對于預防和減少由公民的“無序參與”而帶來的社會發展代價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

第四，對不同利益主體“開放、合作與寬容”的態度。它要求公民打破狹隘的利己主義觀點，不僅關注自身的利益，也能承認他人利益的合法性、合理性。

此外，我們還需要引導學生對“民主”“法治”“自由”“平等”“人權”等現代政治生活中的概念進行價值反思。

(二)經濟文化轉型與價值觀教育

經濟生活領域的變革，是推動我國社會文化整體轉型最有生命力的領域。因此，關注經濟文化轉型對價值觀教育的影響是思考轉型時期價值觀教育未來方向的必要內容。

例如：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階層結構發生了巨大的分化。有的學者在職業分類的基礎上，根據組織、經濟、文化資源三個維度，提出我國原有相對簡單的社會階層結構已經分化為國家與社會管理者、私營企業主、專業技術人員、產業工人、農業勞動者、城鄉無業與失業半失業者等十大階層。在這些階層中，私營企業主是文化轉型過程中涌現出來的特殊而又特別值得關注的階層。目前，私營經濟已占有國民經濟1／3以上的比重，并在增加國家稅收、促進就業等方面起到了難以替代的作用。為此，包括私營企業主在內的企業家的重要性空前增強，“它甚至影響了我們綜合國力的發展”“將企業家納入文化的創造和傳承主體是我們這個時代進步的顯著標志”。為培養大批適應時代要求的企業家奠定終身發展的基礎，已經成為當前學校教育的重要任務。

這就要求我們關注與“企業家”相關的價值觀教育。

第一，關于“企業家”角色的教育。企業家這一社會角色的主要活動就是要為社會創造財富，他們的社會價值理應受到肯定。但是在我國，由于市場經濟的不發達、傳統文化“重義輕利”的價值導向以及十年“”的影響，“富人”是一個讓人既愛又恨的名詞。在中小學教材中，那些富有的私營企業主往往被賦予“社會的剝削者、寄生者”的標簽而受到否定。顯然，這對于培養未來出色的企業家是不利的，同樣，對于社會各階層和睦共處、共同進步也是不利的。

第二，關于“創業精神”的教育。成就一個企業并使之健康成長需要艱苦奮斗、積極向上、思想開放、善于反思等創業精神的支撐。因此，把創業精神作為價值觀教育的重要內容是具有時代意義的課題。

第三，關于企業“社會責任”意識的教育。企業社會責任是指企業對員工、所有者、消費者、社區和政府等利益相關者承擔起經濟、法律、倫理和慈善等責任。企業家只有具備良好的社會責任意識，才能夠為社會發展作出更多應有的貢獻。然而從調查研究的結果來看，我國企業的社會責任意識整體上還比較低。加強社會責任的教育并使之內化為未來企業家的人格內容也是具有時代意義的。

(三)道德文化轉型與價值觀教育

在文化現代化的過程中，當代中國的人際關系也正在悄然改變，具體表現為人際交往的紐帶和交往規則正在發生變化。

中國傳統社會是以血緣關系為紐帶、以家族制度為基礎建立起來的。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社會關系，使中國人的人際交往體現出“人情至上”的特征，具體表現為：第一，明確區分“家里人”和“家外人”、“陌生人”和“自己人”，并加以區別對待。比如：在朋友之間人們會“稱兄道弟”，而對于陌生人則往往漠然處之。第二，喜歡在交流中注重關系和情感。人們喜歡用和諧而非對抗的方式交往，直率、公開的辯論、友好的異議以及忠誠的反對等，在中國文化中難以立足。

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商品交換成為人際關系的重要媒介。商品交換的基礎不是基于血緣關系的情感，而是基于商品價值的平等交換。因此，契約關系必然取代血緣關系在人際交往中的主導地位。契約關系要求排除情感的干擾，按照協議平等地享受相應的權利并承擔相應的責任。但是，在我國商品經濟日益發展的今天，傳統血緣關系在人際交往中仍然深刻地影響著人們的生活，制約著現代契約關系的發展。

與人際交往生活的轉型相適應，價值觀教育需要關注新的內容：

第一，關于“個人利益”的合理性和界限的教育。個人利益受到何種程度的尊重，是體現社會發展進步的標志之一。在我國，傳統的“重義輕利”準則正在受到市場經濟“經濟人”準則的挑戰。“經濟人”的最大特征就是“自利”，即以自己的利益作為行為的出發點和最高目的。它肯定了個體追逐世俗利益的合理性，從而為市場經濟中行為主體通過追求個人利益而推動社會發展提供了動力。但是，“個人利益最大化”又使拜金主義成為可能。所以，一方面，我們應從市場經濟的需要出發，充分強調尊重“個人利益”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又必須強調“個人利益”的合理界限，引導人們接近更高的道德理想。

第二，培養人際交往中“利益平等”的價值取向。商品經濟要求雙方在交換過程中利益均衡，以確保商品“等價交換”。這就要求在人際交往中減少“人情”的干擾，承認雙方“個人利益”的同等合理性。當然，“利益”平等不能成為社會交往的唯一原則。如，對待弱勢群體就不能將純粹的“等價交換”作為政府和個人的行動指南。

第三，正確認識“人情”的價值。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人際關系一方面有助于人際關系的和諧，另一方面又嚴重影響了非血緣關系的發展。因為“血緣關系在發生它的功能時，常使人只問恩怨，不問是非；常使人只講情分，不管對錯。”如：在科學領域，它使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受到損害；在法制領域，它使法律的權威一再受到踐踏，法制現代化的步伐一再遭到阻撓；在公共管理領域，它成為錢權交易的催化劑……因此，價值觀教育應認真對待人際交往中的“人情”問題，使學生正確理解和運用“人情”。

(四)日常生活方式的轉型與價值觀教育

今天，“全球化”“多元文化”已經成為中國文化轉型不可回避的時代背景，它促使人們的日常生活方式發生轉型——從封閉到開放。全球化的推進使不同文化之間相互作用的速度與強度都史無前例，從而為“多元文化”狀態的出現提供了條件。我國30年改革開放的歷史也是一部中國文化與外來文化碰撞和交流的歷史。這一歷史尚未終結，相反，它將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化而開辟新的篇章。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每一個中國人都必須據此調整好對待多元文化的心態，以便從中受益。這就要求我們把培養合理的文化價值觀作為重要內容：

第一，承認每一個文化個體都有自己的獨特價值。每一種文化都是人類依據自己的需要而創造的，因此都有其自身的價值。文化的多樣性為相互影響、彼此借鑒從而確保人類文化生生不息提供了保障。

第二，學會用“平視”而非“非此即彼”的眼光對待多元文化。狹隘的“民族主義”和“民族虛無主義”是我們面對多元文化時容易跌入的窠臼。中國五千年的文化史，是中華文化在世界文化舞臺上從頂峰跌入低谷又從低谷向頂峰艱難攀登的歷史，也是狹隘的民主主義和民族虛無主義交織、糾纏不清的歷史。面對新一輪世界多元文化的碰撞與交流，我們必須學會平心靜氣，用理性的眼光客觀地評價自我與他人。

第三，承認沒有處于“完成式”的文化。我們必須承認任何文化都有待進一步發展。只有具備這樣的價值觀，我們才可能對多元文化時刻保持“反思”的態度，在此基礎上激發起改造和推動文化進一步發展的責任感和使命感。

誠然，文化轉型對價值觀教育提出的新任務還遠遠不止上述內容。我們只是舉例說明，在當前以及今后的一段時間內，需要花費足夠的精力解決這樣一個問題：即從文化整體轉型的廣闊背景中“提取”那些具有“時代意義和時代特點”的價值觀，從而使價值觀教育本身具有“時代意義和時代特點”。

二、關于價值觀的“一元”與“多元”

在多元文化時代，價值觀的多元化已成為不可回避的現實，這就迫使學校教育必須面對“一元”和“多元”的選擇問題。這一選擇主要涉及到如何處理好“主導價值觀”與“非主導價值觀”的關系。

主導價值觀是一個社會占主導或統治地位、對社會其他價值觀的發展方向和基本走向具有引導和規范作用的價值觀。它對鞏固統治階級的統治、凝聚社會各種不同的價值觀、維護社會穩定都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任何一個社會，都有主導價值觀和非主導價值觀同時存在的現象。改革開放前，由于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和計劃經濟體制，社會價值系統處于高度一致的狀態，主導價值觀所遭遇的挑戰相對較弱。進入轉型時期，原有高度一致的價值體系開始分化向著多元化發展，主導價值觀面對的挑戰也日益凸顯。

不可否認的是，價值觀多元化會帶來一些不良的后果。從宏觀上看，符合時展要求的價值觀會受到違背時代要求的價值觀的沖擊，此外，價值觀的多元化容易增加人們行為的差異和沖突，從而加大社會分裂的可能，增加社會穩定的風險。從微觀上看，不同的價值觀在個體身上同時存在時，個體會由于價值選擇的沖突出現困惑和迷惘，從而影響身心健康，降低精神生活的質量。為此，確立主導價值觀，無論是對社會的和諧穩定還是對個體的心理健康都是必需的。

確立主導價值觀，并不是要消滅價值觀的分歧，因為“所謂主導價值觀，是以多元價值觀的存在為前提的，沒有‘多元’也就無所謂‘主導’”。確立主導價值觀是要為日益多元化的價值觀體系確立能夠共同遵循的基準，從而減少價值觀的分化對社會整體利益的損害，減輕由價值觀的分裂對個體心理的消極影響。因此，文化轉型時期的價值觀教育應依據時代需要探索主導價值觀的具體內容。

三、關于價值觀的“民族性”與“普適性”

我們可以把“民族性”和“普適性”的問題放在“文化現代化”的背景中思考，因為“從傳統向現代轉型的道路”本身的共性與個性，是影響價值觀“民族性”和“普適性”的決定性力量。

“現代的”和“現代性”，在不同的學科話語中有著不同的含義。在當代西方，它們往往有兩種用法：第一種用法，意指“現代工業的——而今是后工業的——社會”，第二種用法，則指歐洲啟蒙運動的方案，強調理性、秩序、國家、克制與進步的信念。

第一種用法上的“現代化”最早發生在西方并最早在西方獲得成功，從這個意義上說，“現代化”與“西方化”可以被看作一個同義語。然而，今天的現代化模式已經遠遠超出了西歐、北美的模式。因而，“西方化”已經不能再涵蓋現代化的豐富內涵。“現代化”更應該被看作是東西方多種現代模式的一種理論抽象，用以指稱這些不同模式之間的某些相似特征，如工業化、城市化、信息化等。離開了具體的時間和空間，現代化就會失去其確切的內涵，因而，現代化的問題只能在民族國家的具體歷史和空間中探討。在第二種用法上，現代化的進程還在進行之中，因而無論是西方還是東方，“現代化”這—概念都具有開放性和不確定性。

概而言之，在當代，“現代化”本身是一個正在進行之中的并有待進一步豐富和探索的過程。對于當代中國，“現代化”并沒有可以復制的對象，而必須在全球化的背景中依據自己的歷史和當下現實摸索前進。一方面，它具有世界各民族現代化的共同特征，諸如工業化、城市化、信息化等。另一方面，它又必須和我國的歷史與現實相結合，探索新型的工業化、城市化、信息化等道路，形成自己的民族特征。

我國文化現代化的道路決定了價值觀教育的雙面性：一方面由于它具有現代化的共同特征，因而在目標、內容和方法等方面都必然具有其他業已實現現代化的國家和地區的共性，體現出“普適性”；另一方面，由于它必須符合我國現代化道路的獨特性，它又必然會承載我國民族所特有的價值觀內容，在目標、方法等方面都會體現出“民族性”。

[摘要]文化轉型時期，社會價值系統發生了諸多變化，這對價值觀教育也產生了很大影響。在這種背景下，價值觀教育要根據新情況更新教育內容；要處理好價值觀“一元”和“多元”的關系問題；要處理好價值觀的“普適性”和“民族性”的關系問題。

[關鍵詞]文化轉型；價值觀教育；現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