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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紀50年代初期，為推動農村社會主義改造，中國共產黨推行了統購統銷政策。政策實施初期，面對這一新生事物，基層農民、干部的思想和行為呈現出擔心、憂慮、違抗、抵觸相互混雜的特點。為此，黨和政府對鄉村社會進行了全面、深度的政治動員。期間，出現了一些偏激化、極端化情況，基層干部的行為存在著程度不一的越位、錯位和失位現象。

關鍵詞：統購統銷；鄉村政治動員；農民；鄉村干部；行為越位

統購統銷制度是中國共產黨完成農村社會主義改造的重要制度安排，它的推行，直接導致了中國計劃經濟體制的形成和規劃社會變遷道路的實現[1]。統購統銷要改變的是千百年來中國農民的生產、生活和行為習慣，由此造成的震動、沖擊會深刻影響農村社會的各個領域、各個層面。作為一種嵌入型制度安排，統購統銷在地方實踐中會呈現怎樣的復雜面相，基層農民、干部基于自身的境遇有著何種思量、會有怎樣的行為，鄉村政治動員如何得以實現，產生了哪些不良的效應，所有這些問題，都需要研究者從歷史社會學的區域視角加以深入研究，才能呈現出統購統銷初期鄉村政治動員地方實踐中的真實圖景和復雜面相。當下，圍繞這樣一場深刻影響中國當代歷史發展的重大制度，學術界主要從兩個方面進行了考察和探討。一是政策、制度層面的宏觀研究，其著眼的是中央政策的出臺、推行和效果[2-4]；二是區域、個案的微觀研究，其聚焦的是統購統銷政策在區域、地方的鋪開和實踐[5-7]。上述研究成果，政治學、歷史學視角考察較多，歷史社會學視角揭示較少；政策、制度宏大敘事式研究較多，過程、細節歷史性刻畫較少；過程描述揭示較多，對鄉村社會基層干部和普通農民主體性刻畫較少。為此，筆者擬以湖南省為中心，從歷史社會學的視角揭示統購統銷初期基層農民、干部的思想和行為，分析中國共產黨鄉村政治動員的政策、策略、方式和途徑，以及鄉村政治動員中基層干部的行為越位狀況。

一基層農民、干部的思想和行為

1953年，過渡時期總路線提出后，走社會主義道路成為農村社會的主流話語。為完成農村社會主義改造，中國共產黨在發動農業合作化的同時，推動了統購統銷政策的實行，目的是要“在原料供給和市場銷售兩頭”根本“根絕資本主義的來源”[8]，以推動生產、流通、消費領域新的社會經濟網絡的形成，“把分散的小農經濟納入國家計劃建設的軌道之內”[9]。統購統銷要改變的是農民長久以來形成的生產、生活習慣和文化、行為方式，對鄉村社會震動很大。統購統銷初期，鄉村農民很多都覺得它是一件“稀奇事”“新鮮事”[10]，有的人擔心、憂慮，有的人迷失、錯亂，有的人違抗、抵觸。區鄉干部處于國家與社會之間，位置特殊，行為尷尬，他們中有的人有模糊認識，有的人有抵抗思想和行為，有的人對統購統銷沒有信心，有的人怕得罪農民，等等。（一）基層農民的心態和行為。首先，基層農民思想較為紊亂，生產情緒不穩定，怕統購，叫喊要減產，想摸政府統購的底子。有的農民說“多增產了糧食，反正政府都給統購去，生產冒得搞手（湖南方言，沒有干勁的意思）”[10]，因而生產消極，輕農業重副業，輕水田生產重山土作物生產。黔陽縣巖門鄉農民胡××說：“去年吃一年白米飯，今年從八月起就開始紅薯拌飯吃了，哪有增產?！盵11]這樣，有的干部下鄉統購遭到農民的諷刺和謾罵，而有余糧、余錢的農民，則“私等漲價，看漲價”[12]，不愿把糧食賣給政府。其次，有的農民認為統購任務太重，生活口糧留得太少，農業生產壓力大。有的農民說“農民背臭時（不走運），作田冒搞手”，“半夜望天光（天亮），越搞越精光（沒有）”[13]，顯示出對黨和政府政策的不信任以及對自身前途、命運的悲觀情緒。再次，農民積極分子情緒低落、行為失范。鄉農民代表中很多人因為“怕挨罵”不愿參加會議，有的派子女頂替自己開會，有的則要多次催請才勉強到會。有的代表統購時“前怕狼后怕虎”，行為畏縮，不敢發揮帶頭作用。在鄉代表會上，有的代表要么不發言，要么不耐煩地說：“我對政府統購冒得（沒有）意見，算我好多，我就賣好多?！盵11]（二）區鄉干部的思想和行為。區鄉干部處在統購統銷的最前線，他們既是國家政策的執行者，又身處農村社會的最基層。作為政策的實際執行者，他們必須不折不扣地完成上級交辦的任務，如此才能保證自身位置的安全和政治上升的可能；而農民出身、身處基層的角色，又決定了他們對農村實情比較了解、對農民的體驗感同身受。因此，模糊、抵抗、沒信心、怕得罪等思想，反映了他們身處特殊位置中的尷尬、糾結狀況。1.認識模糊，行為抵觸有的干部抵觸情緒嚴重，不認同黨和政府的糧食政策。湘潭地區有干部抱怨“糧食是政府調走了”“不該大賣大買”。邵陽三公鄉一鄉干部譏諷說“社會主義是好，好就是錢和谷都由政府統一掌握，老百姓要一點發一點”。城步縣鄉干部徐××有余糧，對政府統購思想抵觸很大，賭氣說“說有條道路，我一條也不走，我走我的道路——有好多吃好多”[14]。攸縣八區有43.2%的區干部和79.2%的鄉干部存在著生產積極性下降的退坡思想和放高利貸、賣新谷的行為[12]。2.信心缺乏，行為自利有的區鄉干部同情農民，對統購缺乏信心。零陵縣城關鎮委書記下鄉走訪后，反映農民存糧很少，“生活很苦”。醴陵縣一副區長認為“政府要農民賣糧食，是作孽的事”。澧縣福民鄉民兵中隊長王××說“政府把糧食買去了，窮人在鄉里就會借貸無門了”，三合鄉鄉長趙××反映“征糧后農民連飯都沒得吃了，哪還有什么余糧啊”。安鄉縣六區是個糧食甲等區，縣委下達的統購任務為1600萬斤，但該區區委書記僅自報500萬斤[14]，顯示出嚴重的地方本位主義自利思想。3.質疑、顧慮，工作不主動不少干部顧慮重重，怕得罪農民。醴陵縣干部易××說“統銷工作是侵犯農民私有權”，湘潭縣有干部說“統購搞得太早了”，長沙縣有的干部甚至認為“中農余糧是勞動所得，不能強行統購”，邵陽有個民兵隊長說“有糧的都是發狠（干勁大）的農民，統購只對二流子有好處”。這樣，不少干部對統購工作“看不起，抓不緊”。有的干部對農民采取“賣多少，算多少”[14]的聽之任之的態度和行為。攸縣有的區鄉由于統購工作抓得不緊導致糧食大量外流，賣給國家的糧食很少。有的干部說“夏天預購，秋天收購，現在統購”，這是“人民政府打農民的主意”，是“向農民開刀”[12]。4.處境窘迫，左右躑躅益陽縣有干部認為農民納了公糧后，再統購糧食“會把農民得罪”。沅江、東安縣有鄉村干部認為征糧、還貸、收購后，農民存糧已經不多，如再統購，“一定會出亂子，農民非打腦殼不可”。芷江縣羅舊鄉鄉主席反映統購工作“兩頭為難”，不落實上級指標會受到領導批評，強行統購又會遭到農民群眾的謾罵。在此情勢下，區鄉干部左右為難，行為躑躅。寧鄉縣十一區區委委員說“統購難搞，將來一定會有人自殺”，十五區副區長說“統購如果搞得不好，自殺的自殺，跑的跑，不得了”。瀏陽十三區區委書記認為糧食緊張“是我們自己搞起來的，現在包起來（完成統購指標）是惹火燒身”[14]。

二鄉村政治動員的展開

統購統銷作為一種嵌入型的制度安排，勢必打破鄉村社會原有的經濟社會網絡，造成鄉村社會基層干群思想的恐慌、迷亂和行為的尷尬、失措。上述基層農民、鄉村干部的種種思想和行為，對糧食統購統銷的推行造成了極大的阻力，要化解這些不良因素，有必要從思想和組織層面進行深入、全方位的鄉村政治動員。（一）思想發動。統購統銷，表面上是要解決糧食問題，但歸根究底還是要處理好黨、政府和農民之間關系問題。為此，全省各地在動員形式、動員策略、動員內容上采取了針對性強的政策和措施，“造成了極大的聲勢，形成了巨大的輿論”[15]。一是在動員形式上，采取有針對性的回憶、對比方法，引導農民認同黨的統購統銷政策。通過解放前后農民典型戶生活情況的對比，說明只有跟黨走、聽從黨的號召才能改變自身的不利處境。通過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宣傳，對比走資本主義道路和走社會主義道路哪個好。通過國家、集體和個人關系的討論，讓農民堅信“大河漲水小河滿”“社會主義道路越走越寬、越走越明亮”[16]的道理?；貞?、對比注意因人而異、因時而異、因勢而異，注意農民個體切身體驗的提煉和發動對象思想特點的挖掘，在此基礎上，再進行思想的誘導、典型的宣傳和社會主義氛圍的營造。桂陽縣新澄鄉不少村通過小型會議的形式，讓農民代表和先進分子檢討自己原來的錯誤思想和認識，由此帶動了大部分農民群眾統購統銷積極性，僅一天半時間，全鄉就發動了69人團結在鄉村干部、積極分子周圍，參與統購統銷，群眾交糧進展順利，其積極性和主動性得到了增強[16]。二是在動員策略上，注意歸因、施壓，以此轉移、引導和強化農民的思想和行為。統購宣傳時，進行動員的干部注意把造成農村糧食危機的根源歸因到城鄉糧食投機者身上，把農民的視野引向走社會主義道路上來。針對農民“發家致富”思想和干部“去政治化”的退坡行為，進行動員的干部重點宣傳農村“兩極分化”對農民翻身戶和干部政治主導地位的威脅，使他們“把仇恨地主的火力發泄到走資本主義道路上來”[12]。在此基礎上，抓住火候及時引導他們，強調糧食投機會造成農村的階級分化，不實行統購統銷農村會走向資本主義道路，農民的翻身成果會白白葬送，干部的政治主導優勢會喪失全無。這樣，鄉村干部的積極性和主體性得到發揮，農民的積極性也被調動起來了。為避免污名化、邊緣化的惡果，鄉村干部紛紛跟上黨和政府的步伐，積極引導農民統購統銷工作，很多農民紛紛交出了自己的余糧。三是在動員內容上，強調“過關”“打算盤”的考驗，以此消解各種不利于糧食購銷的思想和行為。進行動員的干部下鄉時，明確宣布要完成農業社會主義改造，鄉村干部必須過好統購統銷這個關口，要善于把“個人的小算盤與國家的大算盤”連接起來。攸縣縣委就提出“要糧食不漲價，國家就得掌握大批糧食，要國家有糧食，就只有完成統購”。在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目前利益與長遠利益存在沖突的時候，鄉村干部和基層農民要善于從政治上“打算盤”[12]，必須服從國家利益和長遠利益，如此，才能不走舊路、邪路和彎路，才會迎來社會主義的美好前途。要完成鄉村干部和基層農民觀念的轉變和政治認同的強化，就有必要采取非常規的動員方式、途徑和策略。從湖南個案看，通過形式多樣、因人制宜、因時制宜、就地取材、典型帶動和互動強化的思想發動，較為順利地解決了基層農民和鄉村干部實行統購統銷過程中存在的思想、行為問題，有效化解了統購統銷推行的阻力。（二）組織動員。統購統銷體制不僅僅是一種經濟體制，更是考察鄉村干部政治覺悟標尺的指標[6]30，表現一般、消極，還是表現積極，直接關聯到鄉村干部的政治上升通道和優勢資源的掌控。因此，在統購統銷高壓語境下，黨團員、鄉村干部和農民積極分子紛紛利用各自的資源和優勢，基層黨政組織充分調動各種力量，對鄉村社會進行了系統、全面的組織化動員。首先，基層政府緊緊依靠鄉村政治骨干的力量，以統購統銷動員中的表現作為他們作用發揮和政治上升的考核指標。有的鄉村，有些落后群眾不滿上級分配的統購指標，紛紛“叫苦、訴苦”。有的鄉村，不少缺糧戶不是積極生產增加糧食供應，而是消極應對，“坐等加糧”。針對這種狀況，鄉村干部先是采取找典型戶算缺糧賬的方法，打消他們的缺糧叫喊[17]；其次是宣揚典型互助組勞動致富的事例，以此帶動周圍群眾積極生產。在此基礎上，相繼召開農民代表會、黨團員積極分子會、互助組長勞模會和片組群眾會，以積極促消極、以典型帶一般，層層遞進，波浪式鋪開，造成愛國、賣糧光榮的濃厚氛圍[18]。各級干部和全體黨員不僅要亮明身份，領回糧食購銷指標，不折不扣地完成政府下達的任務，還要結合自身特點和優勢，有針對性地向農民現身說法，講清道理，帶動一片。最后，基層黨組織結合糧食購銷工作中各自的工作表現、實踐業績考察基層干部和積極分子，決定哪些可以入黨，哪些可以轉為入黨積極分子[19]。這種排隊對比的方法，極大地激發了鄉村干部群體的積極性，爭當先進、爭先入黨，成為不少干部的不二選擇。其次，采取會議動員和個別發動相結合，由干部到群眾、由黨內到黨外的組織動員路線。糧食統購，直接關系到鄉村社會每一位農民、每個家庭的生產和生活。統購開始時，鄉村干部和積極分子中有的低估了政策的影響，企圖簡單行事，不愿去和農民個別商量、個別動員；有的信心不足，有為難情緒怕“搞不成氣”[20]（不成功）、怕碰釘子；有的怕統購時間拖得太長，耽誤自家生產，因而工作熱情低落。針對上述種種消極狀況，各地下鄉動員干部一是緊緊依靠鄉村干部和積極分子進行組織動員，逐步擴大統購統銷隊伍，團結群眾的大多數；二是充分發揮會議（如小組群眾會、屋場會、婦女會、軍工烈屬轉業軍人會、互助組長會等）的組織動員功能，召開形式不一、內容側重點不同的專題會議，營造強大的社會主義氛圍，使“惜糧可恥，售糧光榮”[19]成為農村社會的主流話語。通過發揮群眾運動的強大作用，由黨內到黨外逐步推動統購統銷。對思想不通的困難戶，則采取“一對一、面對面”[21]各個擊破的策略，有針對性地培養典型，帶動一批，覆蓋一片。再次，黨政力量多管齊下，形成全方位、無死角、齊抓共管、全面覆蓋的組織格局。一是糧食購銷任務，“由縣到區、由區到鄉、由鄉到戶，層層分解，層層落實”[22]，形成縱向下沉、壓實任務的壓力型執行體制和機制。從政府分工看，鄉政府主席負責統購，鄉長負責征糧，隊長負責治安和生產。從群團組織、積極分子分工看，每個黨團員、農民代表均需負責一個互助組的糧食工作，各負其責，層層壓實任務。在此基礎上，對農村社會各階層糧食購銷戶進行分門別類的排比，具體分為五類不同戶，即統購和收購數已完成的戶、自報達到任務數的戶、不購不銷戶、統銷戶和統購戶[13]。對不同類型的購銷戶，采取政策不同、區別對待的策略。最后，發揮互助組、合作社在糧食征購中的經濟政治功能，以合作化帶動統購統銷，以統購統銷促進合作化發展，形成兩者互為促動、互為強化的有利局面。二是發揮鄉農民代表大會影響、帶動農民的功能，消除阻滯糧食購銷工作的不良因素。具體做法是：（1）通過回憶、對比解放前后的生活，使農民代表思想上堅信在共產黨領導下生活能得到不斷改善；生活改善的原因是黨和政府扶植了農民，興修了水利，改進了耕作技術，發展了生產，增產了糧食?；貞?、對比活動開展后，有的代表就說“共產黨來后，不但人翻了身，連田也翻身了”[16]。（2）宣傳國家建設、統購統銷與農民生活改善之間的關系。有的代表對比解放前后的物價，說“過去一石谷（折谷150斤）買8斤鹽，現在一石谷要買60多斤鹽，這是共產黨領導的正確和偉大”，很多代表相信“國家建設與農民的長遠利益是一致的”。在此基礎上，再提出國家建設與國家掌握糧食的重要性，以及搞個人發財、放新谷、放高利貸、投機套買糧食的危害性。經過大張旗鼓的宣傳，有的代表說“如果這樣下去，再搞得幾年，會像國民黨時候一樣，賣田的賣田，賣屋的賣屋，抬轎的抬轎，做長工的做長工”[16]。這樣，農民代表就懂得了國家掌握糧食的重要意義，認識到了國家工業化建設與農民長遠利益的一致性，解決好了他們不愿干工作的松氣退坡思想問題。

三鄉村政治動員的偏激化、極端化

政治動員是國家、政黨等動員主體為實現特定政治目標，通過一定的策略、手段和方法，引導動員客體接受和認同主體權威，進行特定指向政治參與行為的過程[23]。以統購統銷而言，鄉村政治動員的過程，就是下鄉干部、鄉村干部群體通過上述思想發動、組織動員的途徑和方式，把基層農民引導到認同社會主義道路，積極、主動參與到黨和政府推行的統購統銷運動中去的過程。這當中，動員的環境、動員的方式和手段，直接制約著動員的效應。從動員環境看，鄉村政治動員是“舊的社會、經濟、心理義務受到侵蝕而崩潰的過程”，也是農民“獲得新的社會化模式與行為模式的過程”[24]，因此，政治動員不可能一蹴而就，必然有一個長期適應、互動的過程。從動員的方式和途徑看，政治動員如果不能被基層農民所適應、認同和接受，就會發生政治動員的偏移。從湖南省個案看，統購統銷運動中，鄉村政治動員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不應忽視的是，有的地方，也出現了鄉村干部行為的越位、錯位和失位等偏激化、極端化狀況。（一）行為的越位。有的鄉村干部方法簡單，對農民參與統購統銷采取強迫命令的方式。湘潭縣有的鄉干部提出要搞好統購“不打擊三五個人，是搞不出的”。洞口縣、雙峰縣有的區鄉民兵隊長抓糧食購銷時采取“四步走”（一動員、二命令、三關、四殺）的行為，說“左動員，右動員，還不如挨戶造冊，組織骨干用籮筐挨戶擔（糧食）”。衡陽縣、石門縣有的區委領導說統購糧食“不是繡花，不能束手束腳”，要完成統購任務“不出亂子”是不可能的，有的甚至提出要“帶槍下鄉”，開展“斗爭”[14]。這樣，為完成糧食統購任務，不少地方干部急于求成。衡陽縣黃光鄉有的干部第一天到鄉，第二天造冊，第四天就發動交糧；有些干部甚至“號召一天就要完成（糧食）入庫任務”。有的鄉干部因擔心統購任務不能完成，干脆不宣傳政府對農村特定對象的糧食減免政策。益陽四區鄉干說，不要多管閑事，說了會“惹火燒身，自找麻煩”。有些地區執行糧食減免政策不規范，糧食冊串手續混亂，很多鄉出現了農民向區、縣請愿告狀的情況。南縣有63個鄉不通過群眾評議即定案送糧，引起群眾極大不滿，到縣政府告狀的一天就有20多起[25]。(二)行為的錯位。有的鄉村干部為完成統購任務，對農民采取強迫命令的方式，導致恐慌情緒蔓延。有的鄉干部對不愿賣余糧的農民，不是耐心說服，而是批評、指責和謾罵。桃江縣楊家坳鄉貧農吳××，統購中他應賣余糧500斤，吳××思想不通，就找鄉干部劉××要求減少點，劉××當場指責說“抗繳余糧，槍斃你”[10]，使吳××對統購思想很抵觸，開會經常不到，生產非常消極。有的干部逐戶搜查封倉，個別地區甚至出現了自殺惡性事件。華容六區新鼎鄉區干部支持該鄉團員文××率領民兵12人逐戶搜查糧食，發現谷子就蓋上印，引起群眾驚慌不安。臨澧縣有的干部說“群眾要發動，命令要強迫，群眾是廟里鼓，三天不打落塵土”。沅江縣七區仁安鄉貧農王××在鄉干檢查糧食時，問他準備沒有，他回答說“沒有”，鄉干部竟威脅說“不交糧，收你（蚊）帳被（子）”，王××受了氣后，竟吊頸自殺了[25]。長沙縣九木鄉少數農民代表和積極分子本來缺糧，但為了響應政府號召，就帶頭表現，硬湊數字。八組農民代表完不成統購數字，但為了不受批評，竟由缺糧戶龍××等6戶貧農湊了320斤谷來完成任務。很多農民積極分子之所以能湊數交糧，是認為完成政府統購任務是硬指標，到將來“真正搞不下地（生活不下去）”的時候，黨和政府“不會餓死我們，放任不管”[26]。還有干部采取“非此即彼”、排隊施壓的做法完成糧食統購任務。瀏陽縣渣田鄉干部動員時召開群眾會自報，會場上掛著兩個燈籠，一個上面寫著“社會主義道路，生路”，一個上面寫著“資本主義道路，死路”。掌握會場的人，手握余糧戶的摸底數，手持紅、白兩旗，余糧戶自報徹底了的，就舉紅旗，群眾也拍手呼“通過”，便往社會主義那邊走；報的不徹底的（即不符合摸底數的戶）就舉白旗，群眾便喊“頑固分子”“打倒資本主義”。平頭鄉第五大組用登紅榜、黃榜、黑榜的方式，喊口號，加壓力，使57戶統購戶一次就全部認購，登上了紅榜[27]。(三)行為的失位。有的區鄉，基層干部統購前缺乏深入細致的調查摸底工作，片面追求上級布置的數字，導致應統購沒統購、統購戶變成統銷戶、統購戶既被統購卻又缺糧的混雜局面。糧食統銷時，不少干部行為失位，導致出現了要統銷而沒有統銷、已經統銷但銷得過少的不良局面。有的干部對統銷所剩余的大米分配、處理不當，其處置只由個別干部決定，對此群眾非常不滿意。新邵縣湯仁鄉副鄉長廖××，原已統銷160斤米，后又給他增加200斤米任務；11片片長廖××也在原有基礎上增加了200斤任務，群眾得到消息后十分不滿，提出“要加大家加”“向干部看齊”。一些農民不滿情緒得不到宣泄，對政府和干部的工作十分抵觸，他們中有人憤懣地說“政府是要先餓死農民”，有人抱怨說“只有一個，又哪里來了這么多”[17]。這些情況造成了地方社會的震蕩和普通農民的不滿，一時間使得干群關系極不和諧。統購統銷政策是1950年代中國共產黨為形塑新的國家與鄉村社會關系采取的一項重要戰略決策和部署。統購統銷初期，農民思想的紊亂、生產積極性的下降、對前途命運的悲觀、對政府的對抗行為，以及干部模糊的認識和抵觸的行為、信心的缺乏和自利的行為、思想的顧慮、工作的不主動、窘迫的處境、左右躑躅的行為，都說明：對鄉村社會而言，統購統銷要改變的是農民長久以來的生產、生活習慣，是一個外來物和新鮮事。要改變上述對統購統銷政策質疑、排斥和不配合的狀況，有必要對鄉村社會進行全面、深度的政治動員。通過回憶對比的場景、分類歸因的宣傳策略、黨團員和積極分子作用的發揮等等措施，終于消除了鄉村社會實施統購統銷政策過程中出現的各種阻滯力量和不利因素。但不應忽視的是，與鄉村政治動員如影隨形的還有鄉村干部行為的越位、錯位和失位，其表現形式有急于求成、程序不清、排隊施壓、強迫命令、本位自利、胡亂作為等等。這說明國家政策和措施要在鄉村社會得到順利推行，必須關照長久以來形成的鄉村傳統和農民的思想和行為[28]；也顯示國家權力的下移、深入和滲透并不具有單向度、線性的實踐邏輯，農民的思想狀態和行為取向、鄉村干部權力行使的操略，都可以深刻影響和制約國家政策的實施。因此，如何處理好國家、政府與農民的關系，仍然是今后社會發展中黨和政府必須認真思考的課題。

作者:陳益元 夏雙雙 單位:湖南工業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