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題】科技與文藝

【正文】

一、反生態的技術之網

我們生存在一個被技術籠罩的時代。現代技術特別是高新技術博得有關人士的青睞與崇拜，同時又暴露出致命的反生態傾向，構成人類無法回避的“技術圈”或“技術網”。

現代生態學家將地球生態環境逐一劃分為巖石圈、水圈、大氣圈、土壤圈、生物圈、文化圈、技術圈等。人類生存在技術圈之中，就像依存于大氣、水土一樣。例如《只有一個地球》的作者提出，地球上的人類“在技術圈中共存”（注：〔美〕芭芭拉·沃德、勒內·杜博斯：《只有一個地球》，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46頁。）。所謂“技術圈”蓋指構成群體共同生存基礎的技術體系；在我看來，也就是籠罩人類生態的技術之網。

在當代世界上，技術之網無孔不入地操縱著人類的衣食住行、生產建設、經濟貿易、文化娛樂各個方面，乃至武裝戰爭、走私販毒，的確就像一張巨大的羅網籠罩著人類，因而技術圈也就是一種技術網?，F代人廣泛地使用技術，依托技術網而生存，特別是現代高新技術的產業化加大了技術網的強度。人們在觀念上或者過分迷戀技術，或者以為技術不過是一種手段，往往忽略了技術網的另一面。其實天下事物皆有陰陽或正反兩面，技術也不例外，它既有有利于人類生存的一面，也有反生態的另一面。

當歷史進入21世紀，隨著科學發展觀和社會主義榮辱觀的提出和實踐，和諧社會的建設和推進，當代中國文藝理論發展相當活躍、收獲頗豐?？茖W發展觀與和諧文化建設、唯物史觀與當前文藝創作、文化研究、生態文藝批評、網絡文學及其理論發展、關于底層文學的理論探討都是近5年來提出并取得很大進展的一些文藝理論問題?，F就一些比較重要的文藝理論問題做一疏理，回顧過去，展望未來。

——編者

20世紀中葉以來，隨著科學技術飛速發展、全球生產力空前提高和社會經濟總量迅猛增長，人類的生存與發展狀況得到了很大改善，但人類在改造自然取得輝煌成就的同時也遇到了諸如人口失控、環境污染、糧食短缺、能源枯竭等嚴重的生態危機。人們不無遺憾地深切感到，物質財富的創造與生態環境的惡化幾乎是同源、同步地降臨到人間，人們往往尚未來得及享受和品味現代化的成果，就頻頻陷于惡劣環境的困擾與折磨之中。更為嚴峻的是，當今全球性的生態危機不僅表現為人與自然關系的嚴重失衡，而且也擴展為新的社會危機、文化危機和精神危機。如何開辟一條超越傳統工業文明的發展道路，已經引起世界各國人民的普遍關切。以為總書記的中國共產黨人，從中國當前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實際出發，在21世紀之初就明確提出“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觀”，“促進人和自然的協調與和諧”，“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等發展理念，為我們在新世紀新階段破解發展難題，創新發展思路，提供了強大的思想武器，開拓了廣闊視野。就此而言，我國方興未艾的生態文藝批評的出場可謂適逢其時，它是“人類減輕和防止生態災難的迫切需要在文學領域的必然表現”。

然則，中國生態文藝批評的現狀如何呢？它在發展中存在哪些值得注意的問題？這也需要我們在科學發展觀的視域下予以認真總結。

在我看來，中國21世紀生態文藝批評，經過了一段短暫時間的“西天取經”之后，目前正處在良好的文藝生態過程中。首先，它初步生成了創作與批評共展的良好生態文藝場域。我們知道，文藝批評固然具有超前引導文藝創作的功能，但它的基礎仍然有賴于文藝創作本身的發展，缺乏豐富文藝作品支撐的文藝批評只能是胡說八道。從這一點來看，中國21世紀的生態文藝批評始終是與生態文藝創作齊頭并進的，已經初步生成了創作和批評共展的良好生態文藝場域。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生態文藝創作異?；钴S，涌現了包括姜戎、陳應松、葉廣芩、胡發云、哲夫、郭雪波、阿來、李青松、陳桂棣、徐剛、莫言、賈平凹、張煒、李松濤等著名作家在內的一支實力雄厚、生態意識明顯的創作隊伍，也奉獻出了一批很有分量的生態文藝作品，其中像陳應松的“神農架系列”（2001—2004）、姜戎的《狼圖騰》（2004）和阿來《空山》的第二部《天火》（2005）更是達到了相當高的藝術水平。與此同時，生態文藝批評也呈現出異常繁榮的發展態勢，生態批評隊伍日趨壯大，生態批評研究日趨深入。在魯樞元、曾繁仁、曾永成、徐恒醇、胡經之、王先霈、王寧等知名學者的大力提倡下，在王諾、趙白生、宋麗麗、劉蓓、彭松喬、蓋光、陳劍瀾、韋清琦等年富力強的中青年學人積極參與下，中國21世紀的生態文藝批評正在有聲有色地開展起來，其中像魯樞元的《生態文藝學》（2000）、曾永成的《文藝的綠色之思：文藝生態學引論》（2000）、曾繁仁的《生態存在論美學論稿》（2003）等論著，從某種意義來看，更是起到了奠基作用。其次，它搭建了西方與東方互動的良好生態批評研究平臺。毋庸諱言，中國生態文藝批評的崛起是直接受到西方生態批評的啟發而產生的。所以，以介紹西方生態批評為己任的“譯介式”生態批評無可爭辯地獲得了話語優先權，像王諾的《生態批評：發展與淵源》、朱新福的《美國生態文學批評述略》、梁坤的《當代俄語生態哲學與生態文學中的末世論傾向》、劉蓓的《生態批評研究考評》等論文，宋麗麗直接與西方生態批評家對話的文章，特別是王諾的西方生態批評專著《歐美生態文學》（2003）都是很有分量的西方生態批評研究成果。不僅如此，從事西方生態批評研究的學者還特別注重對西方生態文藝創作和生態文藝批評的推介，如《世界文學》2003年第3期，有一輯就是“美國生態文學小輯”；清華大學出版的《新文學史》叢刊就設有“生態批評”專欄，選載英美生態批評譯文。這些有關西方生態批評的研究和介紹，為中國21世紀生態批評發展提供了重要的參照系。而中國本土生態批評研究的崛起，更是一件值得慶賀的事情。從最近幾年的生態批評研究來看，以中國本土具有生態意蘊的文學文本和理論文本作為研究對象的文章與著作正呈現逐年遞增的態勢，并且研究隊伍越來越壯大，越來越趨向年輕化。這其中既有錢中文、陸貴山、童慶炳、李衍柱等學術前輩的有意介入和推動，也有陳炎、王德勝、張皓、黃秉生、彭松喬等學人的著意建構，還有一批更年輕的研究生的積極參與，目前已經取得了一批較有價值的研究成果。其中張皓主編的國內第一套文藝生態探索叢書（2002）、彭松喬最近推出的《生態視野與民族情懷——生態美理論及生態批評論稿》（2006）以及以黃秉生教授為學術帶頭人的廣西民族大學文藝學學科對民族生態美學與民族生態文學批評的研究尤為值得關注。無論是側重于西方生態批評研究的學者，還是側重于中國本土生態批評建構的學者，他們在各自的研究領域里辛勤耕耘，又注意互相取長補短，這無疑為中國21世紀的生態文藝批評發展搭建了西方與東方互動的良好生態批評研究平臺。

其三，它創設了主流與邊緣共生的良好生態批評話語空間。在生態文藝批評的首倡者魯樞元、曾繁仁等學者的引導與規范下，中國21世紀生態文藝批評的話語形態真正體現了多元共生的生態精神。有人曾經在《文藝報》上撰文專門論述生態文藝批評的多元話語形態，將之概括為“宏闊的、開拓建設的生態批評觀”，“激進的、生態主義的文學批評觀”，“溫和的、以人為本的生態批評觀”，“低調的、要求學理化的生態批評觀”，“寬容的、主張多元化的生態批評觀”等五種基本形態。雖然這種概括不一定完全符合中國生態文藝批評實際，但是說中國21世紀的生態文藝批評已經創設了主流與邊緣共生的良好生態批評話語空間則是可以肯定的，其中主流的生態批評聲音十分強勁，同時邊緣的生態批評聲音也頗具特色。正因為如此，每一次生態文藝批評會議的召開總是予人以和諧、進步的積極效應。以山東大學文藝美學研究中心在教育部社教司支持下2005年8月19日至22日于山東青島舉辦的“人與自然：當代生態文明視野中的美學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為例，會議吸引了國內外180多位學者與會，收到了100多篇學術論文，并分為“中國當下的生態文學與生態美學研究態勢”、“西方的生態批評與環境美學”、“東方生態智慧和生態文化”、“生態倫理與生態美學”四個論題展開研討。盡管研討會上大家的觀點有很大不同，有時甚至爭論得面紅耳赤，但由于主辦者及在場學術前輩秉持多元話語共生的學術胸懷，會議開得十分圓滿，達到了團結廣大學人，推進生態文藝批評研究和生態美學研究的預期目的。

當歷史進入21世紀，隨著科學發展觀和社會主義榮辱觀的提出和實踐，和諧社會的建設和推進，當代中國文藝理論發展相當活躍、收獲頗豐。科學發展觀與和諧文化建設、唯物史觀與當前文藝創作、文化研究、生態文藝批評、網絡文學及其理論發展、關于底層文學的理論探討都是近5年來提出并取得很大進展的一些文藝理論問題?，F就一些比較重要的文藝理論問題做一疏理，回顧過去，展望未來。

——編者

20世紀中葉以來，隨著科學技術飛速發展、全球生產力空前提高和社會經濟總量迅猛增長，人類的生存與發展狀況得到了很大改善，但人類在改造自然取得輝煌成就的同時也遇到了諸如人口失控、環境污染、糧食短缺、能源枯竭等嚴重的生態危機。人們不無遺憾地深切感到，物質財富的創造與生態環境的惡化幾乎是同源、同步地降臨到人間，人們往往尚未來得及享受和品味現代化的成果，就頻頻陷于惡劣環境的困擾與折磨之中。更為嚴峻的是，當今全球性的生態危機不僅表現為人與自然關系的嚴重失衡，而且也擴展為新的社會危機、文化危機和精神危機。如何開辟一條超越傳統工業文明的發展道路，已經引起世界各國人民的普遍關切。以為總書記的中國共產黨人，從中國當前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實際出發，在21世紀之初就明確提出“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觀”，“促進人和自然的協調與和諧”，“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等發展理念，為我們在新世紀新階段破解發展難題，創新發展思路，提供了強大的思想武器，開拓了廣闊視野。就此而言，我國方興未艾的生態文藝批評的出場可謂適逢其時，它是“人類減輕和防止生態災難的迫切需要在文學領域的必然表現”。

然則，中國生態文藝批評的現狀如何呢？它在發展中存在哪些值得注意的問題？這也需要我們在科學發展觀的視域下予以認真總結。

在我看來，中國21世紀生態文藝批評，經過了一段短暫時間的“西天取經”之后，目前正處在良好的文藝生態過程中。首先，它初步生成了創作與批評共展的良好生態文藝場域。我們知道，文藝批評固然具有超前引導文藝創作的功能，但它的基礎仍然有賴于文藝創作本身的發展，缺乏豐富文藝作品支撐的文藝批評只能是胡說八道。從這一點來看，中國21世紀的生態文藝批評始終是與生態文藝創作齊頭并進的，已經初步生成了創作和批評共展的良好生態文藝場域。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生態文藝創作異?；钴S，涌現了包括姜戎、陳應松、葉廣芩、胡發云、哲夫、郭雪波、阿來、李青松、陳桂棣、徐剛、莫言、賈平凹、張煒、李松濤等著名作家在內的一支實力雄厚、生態意識明顯的創作隊伍，也奉獻出了一批很有分量的生態文藝作品，其中像陳應松的“神農架系列”（2001—2004）、姜戎的《狼圖騰》（2004）和阿來《空山》的第二部《天火》（2005）更是達到了相當高的藝術水平。與此同時，生態文藝批評也呈現出異常繁榮的發展態勢，生態批評隊伍日趨壯大，生態批評研究日趨深入。在魯樞元、曾繁仁、曾永成、徐恒醇、胡經之、王先霈、王寧等知名學者的大力提倡下，在王諾、趙白生、宋麗麗、劉蓓、彭松喬、蓋光、陳劍瀾、韋清琦等年富力強的中青年學人積極參與下，中國21世紀的生態文藝批評正在有聲有色地開展起來，其中像魯樞元的《生態文藝學》（2000）、曾永成的《文藝的綠色之思：文藝生態學引論》（2000）、曾繁仁的《生態存在論美學論稿》（2003）等論著，從某種意義來看，更是起到了奠基作用。其次，它搭建了西方與東方互動的良好生態批評研究平臺。毋庸諱言，中國生態文藝批評的崛起是直接受到西方生態批評的啟發而產生的。所以，以介紹西方生態批評為己任的“譯介式”生態批評無可爭辯地獲得了話語優先權，像王諾的《生態批評：發展與淵源》、朱新福的《美國生態文學批評述略》、梁坤的《當代俄語生態哲學與生態文學中的末世論傾向》、劉蓓的《生態批評研究考評》等論文，宋麗麗直接與西方生態批評家對話的文章，特別是王諾的西方生態批評專著《歐美生態文學》（2003）都是很有分量的西方生態批評研究成果。不僅如此，從事西方生態批評研究的學者還特別注重對西方生態文藝創作和生態文藝批評的推介，如《世界文學》2003年第3期，有一輯就是“美國生態文學小輯”；清華大學出版的《新文學史》叢刊就設有“生態批評”專欄，選載英美生態批評譯文。這些有關西方生態批評的研究和介紹，為中國21世紀生態批評發展提供了重要的參照系。而中國本土生態批評研究的崛起，更是一件值得慶賀的事情。從最近幾年的生態批評研究來看，以中國本土具有生態意蘊的文學文本和理論文本作為研究對象的文章與著作正呈現逐年遞增的態勢，并且研究隊伍越來越壯大，越來越趨向年輕化。這其中既有錢中文、陸貴山、童慶炳、李衍柱等學術前輩的有意介入和推動，也有陳炎、王德勝、張皓、黃秉生、彭松喬等學人的著意建構，還有一批更年輕的研究生的積極參與，目前已經取得了一批較有價值的研究成果。其中張皓主編的國內第一套文藝生態探索叢書（2002）、彭松喬最近推出的《生態視野與民族情懷——生態美理論及生態批評論稿》（2006）以及以黃秉生教授為學術帶頭人的廣西民族大學文藝學學科對民族生態美學與民族生態文學批評的研究尤為值得關注。無論是側重于西方生態批評研究的學者，還是側重于中國本土生態批評建構的學者，他們在各自的研究領域里辛勤耕耘，又注意互相取長補短，這無疑為中國21世紀的生態文藝批評發展搭建了西方與東方互動的良好生態批評研究平臺。

其三，它創設了主流與邊緣共生的良好生態批評話語空間。在生態文藝批評的首倡者魯樞元、曾繁仁等學者的引導與規范下，中國21世紀生態文藝批評的話語形態真正體現了多元共生的生態精神。有人曾經在《文藝報》上撰文專門論述生態文藝批評的多元話語形態，將之概括為“宏闊的、開拓建設的生態批評觀”，“激進的、生態主義的文學批評觀”，“溫和的、以人為本的生態批評觀”，“低調的、要求學理化的生態批評觀”，“寬容的、主張多元化的生態批評觀”等五種基本形態。雖然這種概括不一定完全符合中國生態文藝批評實際，但是說中國21世紀的生態文藝批評已經創設了主流與邊緣共生的良好生態批評話語空間則是可以肯定的，其中主流的生態批評聲音十分強勁，同時邊緣的生態批評聲音也頗具特色。正因為如此，每一次生態文藝批評會議的召開總是予人以和諧、進步的積極效應。以山東大學文藝美學研究中心在教育部社教司支持下2005年8月19日至22日于山東青島舉辦的“人與自然：當代生態文明視野中的美學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為例，會議吸引了國內外180多位學者與會，收到了100多篇學術論文，并分為“中國當下的生態文學與生態美學研究態勢”、“西方的生態批評與環境美學”、“東方生態智慧和生態文化”、“生態倫理與生態美學”四個論題展開研討。盡管研討會上大家的觀點有很大不同，有時甚至爭論得面紅耳赤，但由于主辦者及在場學術前輩秉持多元話語共生的學術胸懷，會議開得十分圓滿，達到了團結廣大學人，推進生態文藝批評研究和生態美學研究的預期目的。

論文摘要：艾特瑪托夫是蘇聯時代吉爾吉斯地區的一個著名作家。國內關于艾特瑪托夫近三十年的學術研究歷程，從20世紀80年代單維的政治一人性批評，到當下多維視角的文化批評，可以看做中國文藝批評觀念演變的一個縮影，即從80年代的”新啟蒙主義”到90年代的形式主義批評，再到21世紀的文化批評；同時也體現了中國學者研究俄蘇文學的方法論轉向，亦即從外部研究到內部研究繼而走向內、外部研究的融合互滲。

論文關鍵詞：艾特瑪托夫；俄蘇文學；文學批評

20世紀60年代，蘇聯時代吉爾吉斯地區的著名作家艾特瑪托夫的作品開始走進中國，力岡先生翻譯他的成名作《查密莉雅》，在《世界文學》1961年第1期一經問世，即引起較大的社會反響。此后，其作品陸續被翻譯過來。1981年，石南征的《蘇聯作家艾特瑪托夫的長篇小說(一日長百年)》(《外國文學動態》1981年第3期)，打破了此前學界有譯無評的局面(“”中庸俗的政治批判除外)，此后，關于艾特瑪托夫其人其作的評介在各種文藝刊物上不斷涌現。因此，嚴格說來，國內關于艾特瑪托夫的學術研究應該是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本文擬對近30年來艾特瑪托夫的研究狀況作以系統的梳理。

一、啟蒙語境中的艾特瑪托夫研究

20世紀80年代，艾特瑪托夫及其作品成為中國學者關注的一個焦點。文藝理論家劉再復認為：“艾特瑪托夫的作品被熱烈傳誦的程度大約不亞于海明威?！薄瓕W者汪介之指出：“對中國新時期文學影響最大的當代蘇聯作家莫過于艾特瑪托夫。”眾多名家之所以盛贊艾特瑪托夫，是因為他的作品契合了國內新時期人們的精神訴求。基于“”反思與改革開放的政治語境，現性啟蒙在當時的中國，逐漸成為思想主潮，“新啟蒙主義”是這一時期文學創作與批評的公共話語，人的“主體性”也成為知識精英們關注的核心問題?！皠e求新聲于異邦”，此時期中國學界從蘇聯文學中找到了精神價值的高度認同感，俄蘇文學的譯介掀起了一個高潮。

艾特瑪托夫是一個典型的人道主義作家，其作品努力謳歌真誠美好的人性，批判踐踏人性的官僚主義。在人與社會的關系方面，他不僅注重個人對社會的貢獻，還強調社會對每一個公民的責任。艾特瑪托夫思考問題的辨證性和圓融社會主義人道價值觀的理解，契合了20世紀80年代中國國民的普遍心態?！叭绻f50年代那批青年還不大容易理解，那么，他們從22年‘煉獄’，從極左路線與個人崇拜的災難中，重新返回文壇的時候，由于有了切膚之痛與情感體驗，他們重新閱讀《一個人的遭遇》以及艾特瑪托夫的《扎米莉亞》、尼林的《冷酷》……怎能不痛思連翩，怎能不情感爆炸，滿腔熱忱地呼喚人性和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精神的復歸!”學者偏重于挖掘艾特瑪托夫作品中人性美的內質，但是批評者并未剝離具體的政治歷史語境，對“人性”概念作抽象理解，而是把“人性”與社會現實密切結合起來思考。這一時期涌現了許多探討艾特瑪托夫作品中的現實主義精神的論文，如浦立民的《“嚴格的現實主義”——談艾特瑪托夫的創作特點》(《俄羅斯文藝》1985年第4期)、曹國維的《走向現實美與幻想美的結合——試論艾特瑪托夫的創作特色》(《文藝研究》1986年第1期)，等等。盡管當時國內學界對現實主義的理論內涵還存有爭議，但學者對艾特瑪托夫作品的現實主義精神總體上持褒揚態度，大多認為其作品飽含一份厚重的現實關懷和人文精神。這其中滲透著知識分子對“”歷史的沉痛反思與新人文主義的精神渴求。

一門學科的形成是精神發展內在邏輯、現實需求呼喚、相鄰學科促進、杰出學人努力等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文化美學也不例外。

文化美學是把人類的生存方式作為審美對象的學科，這是宏觀的美學。人類對自身生存方式進行反思和觀照，這是理性發展到相當高度的產物。文化美學的內容的積累有著漫長的歷史，而作為一門學科建構，則是很晚近的事，西方自20世紀五十年代后有文化美學（文化詩學）與文化批評的建構熱潮，而中國是在20世紀90年代后才開始建構文化美學的。從廣義來講，對社會、歷史、精神、藝術、人自身的系統性審美觀照都屬于文化美學，柏拉圖的理想國、黑格爾的藝術哲學、康德的精神體系、維柯的詩性世界、卡西爾的符號學等均是文化美學的前身；狹義來看，文化美學不僅是對文化現象的審美，也是對人類生存方式的反思和重構。它是帶有點超人視角、非功利色彩、類意識情懷的宏大敘事的美學，同時又是沖淡平和寬容多元的。雖然美學的理想向度不可避免地使文化美學在其形成過程中不時顯露其批判文化現實的銳利思想鋒芒。

文化美學是全球化時代文化廣泛交流的產物，是生態文明建構階段自然系統與文化系統矛盾充分暴露階段的產物，也是高科技時代人類絕對優勢和人類文明的空前風險高調碰撞的結果。文化美學在后現代主義解構廢墟的精神空場中出現，對文化的整體性把握是其前提，在文化比較中以他者的眼光觀照自身是其重要方法，對文化體系包含的價值系統的透徹分析是其邏輯基礎，文藝學的擴張和美學自身轉型形成其主干內容，現代性的反思與重構及日常生活審美的泛化構成其發展的現實基礎。

一、文化作為一個整體進入審美視野——文化人類學及文化研究理論的啟示

審美是要把對象作為整體來清晰把握的，排斥任何混亂、無序、碎裂、惡無限和不可思議的混沌的東西（超出人的感官和理性可承受的范圍），文化作為審美對象的前提是被人意識到，而不再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無意識或潛意識的存在。

在文化人類學視野中，人類的不同的生存方式成為考察和認識對象，研究者把他者的生存方式作為對象，而研究成果以理論模型和田野調查中的實證案例描繪了人類文化形成的不同形態和各種可能的發育模式與方向，揭示了人的存在方式的多樣性。人類學家在對原始部落的考察中理清了人類文化的發展脈絡，人類學向民族學發展、向文化學過渡的過程中，對不同生存方式的作了宏觀的整體性的考察，從他者的目光上升到超人類的視角，對人類文化的源流脈絡規律走向等進行了系統全面的學術描述和科學解析，這為審美地把握文化奠定了堅實基礎。今天文化旅游在民間盛行之際，對異域異族異質異向文化的這種審美性總體把握已成時尚，文化人類學的文化概念也便成為全球化時代的重要關鍵詞而廣泛流行。

【編者按】由本刊編輯部與文藝報社、武漢大學中文系聯合主辦的“高新技術產業化時代文藝的發展問題”學術研討會于2001年11月1日在武漢大學召開。來自全國高校及科研機構的50余名專家學者，針對高新技術時代文藝的發展方向及其特征、網絡文化及信息技術革命對文藝功能的深刻影響、時代與藝術發展的矛盾關系等問題進行了廣泛研討。本期除以筆談形式刊發的一組文章外，還重點發表了中共中央黨校龔育之教授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毛崇杰教授的兩篇專題論文，前者在對于科學技術發展所進行的人文思考中論述了“科學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及意義，后者從哲學的角度對藝術進步的概念、高新技術時代藝術形式的變化及其對人類精神影響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的分析。

【摘要題】科技與文藝

【正文】

一、反生態的技術之網

我們生存在一個被技術籠罩的時代。現代技術特別是高新技術博得有關人士的青睞與崇拜，同時又暴露出致命的反生態傾向，構成人類無法回避的“技術圈”或“技術網”。

現代生態學家將地球生態環境逐一劃分為巖石圈、水圈、大氣圈、土壤圈、生物圈、文化圈、技術圈等。人類生存在技術圈之中，就像依存于大氣、水土一樣。例如《只有一個地球》的作者提出，地球上的人類“在技術圈中共存”（注：〔美〕芭芭拉·沃德、勒內·杜博斯：《只有一個地球》，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46頁。）。所謂“技術圈”蓋指構成群體共同生存基礎的技術體系；在我看來，也就是籠罩人類生態的技術之網。

摘要：從四川文化藝術學院的教學和科研出發，探索學院的藝術教育體系中四川地區民間音樂的傳承與實踐。從而尋求地區民間音樂與高校藝術教育相結合的長效機制，達到推進地區民間音樂持續發展的目的。

關鍵詞：四川；民間音樂；藝術教育；傳承

四川省位于我國西南地區,民間音樂資源豐富，包括民間歌曲、說唱音樂、戲曲音樂等種類，如巴山背二歌、川北薅草鑼鼓、川江號子、川劇、四川清音、蜀派古琴、口弦等。其中，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達30多項，還有數不勝數的省級、州級、市級、縣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四川文化藝術學院(以下簡稱川文藝)位于四川省綿陽市，是川西北地區唯一的藝術類全日制高等學校。目前該校共有綿陽、梓潼、成都三個校區；下設音樂舞蹈學院、美術學院、傳媒學院、文化經濟學院等5個學院；涵蓋音樂學、美術學、環境設計、表演與編導等34個本科專業、16個?？茖I。因此，將地區民間音樂與高校的藝術教育體系有機結合，能夠完善高校的藝術教學課程，優化教學資源，促進地區民間音樂的發展。

一、四川地區民間音樂在川文藝教學中的傳承

筆者通過問卷調查、網絡調查、實地采訪等形式，了解到川文藝全校學生對四川民間音樂的認知情況(見表1)。通過對表1調查數據的分析，可以看出川文藝學生對四川地區民間音樂的認知情況：(1)學生對四川地區民間音樂認知普遍偏低，大部分不知道、只有部分音樂專業學生了解少量的四川地區民間音樂。(2)音樂專業學生對四川地區民間音樂的認知高于非音樂專業學生對四川地區民間音樂的認知。(3)學生對四川地區民間音樂認知順序依次是民間歌曲、說唱音樂、戲曲音樂、器樂音樂、歌舞音樂。認知最高的是民間歌曲，最低的是歌舞音樂。針對上述情況，筆者將從川文藝的科研、教學兩方面，討論四川地區民間音樂如何與川文藝的藝術教育體系有機結合，從而在高校中建立傳承與發展的長效機制。

二、四川地區民間音樂在川文藝教學中的實踐

論文關鍵詞：生態批評文學現代性主體間性

論文摘要：本文試圖在自己理解的生態批評與文學現代性理論體系中，尋找兩者之間聯系，并嘗試性進行闡釋。

生態批評作為現在國內文學理論批評界的顯學之一，已經成為眾多著名的文學理論批評者關注的焦點。但是瀏覽一下國內專家眾多論述，大多是在談論他的歷史、淵源、理論基礎和一些批評原則，或者持相反的意見，對其"生態中心論"進行批評，但是很少有把生態批評與另一個比較熱門的話題"文學現代性"聯系起來論述。至于國外理論界，本人限于資料和信息以及外語水平的不足，不敢妄加判斷，但僅僅就現在翻譯過來的文章我還沒有注意到有人涉及到這一點。我想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兩者在當今中國都處于摸索階段，還沒有形成比較統一的理論體系，即使在世界范圍內兩者也是出于起步階段，因此很難統一起來去論述。本文本著嘗試的態度，試圖將這兩者聯系起來加以論述。因為兩者的理論體系在中國的不統一，所以在論述這兩者的關系之前我必須闡述一下自己對于兩者的觀點，然后在我認可的理論體系范圍內進行論述兩者之間的聯系。

（一）文學現代性

首先我將討論一下有關文學現代性的問題。

在這之前必須對"現代性"加以定義，這是一個十分頭痛的問題。因為這個概念的復雜性已經超出了人的想象，它的使用范圍涉及不同的領域，它們在不同的情境中表達的意思是不同的，有時甚至是矛盾的。它已經成為文學和審美批評領域、歷史、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等眾多領域的一個關鍵詞。他現在已經成為一個集最相矛盾的詞義于一體的十足的雜音異符混合體。

1湘潭縣文化建設現狀

1.1縣域文化網絡逐步形成。全縣已構建成覆蓋縣、鄉、村、社的文化設施網絡，服務功能不斷增強，為滿足城鄉廣大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文化生活需要創造了條件。目前，縣級擁有縣文化館、圖書館、花鼓戲劇團、電影公司、文物管理所、白石文化廣場等文化企事業單位和公益文化活動場所。文化館已達到文化部縣級文化館一級館標準；圖書館藏書15.7萬余冊，擁有文化信息資源共享基層網點，被評為縣級公共圖書館二級館；紀念館被命名為“全國愛國主義教育示范基地”，被中央六部（委）確定為“紅色旅游圣地”、“全國百佳旅游景點之一”；青少年校外活動中心集電影放映、表演、乒乓球訓練、器械健身等功能于一體；白石文化廣場集體育鍛煉、休閑娛樂、文藝表演等多種功能于一體。此外，修復開放了齊白石故居，完成了尹氏宗祠省級文物保護單位的申報工作，建成了省電視監控的高標準文化庫房。19個鄉鎮均建有宣傳文化站，鄉（鎮）文化基礎設施建設穩步推進，云湖橋鎮建成投資20多萬元的文化大樓，文化站被省文化廳命名為“全省百強文化站”稱號；石潭鎮建成一棟400平方米的文化廣電大樓，圖書借閱、文藝培訓、活動開展等功能一應俱全。村級文化活動室蓬勃發展，縣城八大社區和50%以上的行政村均建有文化活動室和中心圖書室。1.2群眾文化活動開展豐富多彩。目前，形式多樣、內容健康的文化活動在縣內普及開展，村村有節目、月月有活動。同時，在節目內容、節目表演形式等方面力求彰顯地方傳統文化特色，如鬧元宵龍獅彩車游城、元宵文藝焰火晚會、石鼓•青山嗩吶、湘潭花鼓戲、皮影戲、剪紙等民俗文化中的優秀項目已成為我縣文化活動的重頭戲，各社區都成立了文藝宣傳隊，排練健身舞、腰鼓、獅龍表演等節目，為全縣人民提供了新鮮活潑、喜聞樂見的精神食糧，滿足了廣大人民群眾多層次、多樣化的精神需求，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品牌，大大提升了縣域知名度和美譽度。1.3文化遺產保護初見成效。該縣歷來重視文化遺產的保護開發，省、市、縣各級文物保護單位及庫存文物均得到有效保護。故居、齊白石故居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石鼓•青山嗩吶被列入國家第一批非物質文化遺產擴展項目名錄，石鼓木偶和響塘紙影戲被列入湘潭市首批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1.4文化體制改革穩步推進。穩妥推進行政管理體制的整體改革，組建了文化廣播電視新聞出版（版權）局和廣播電視臺。深化公益性文化事業單位改革，在其內部推行崗位設置管理制度，現已完成第一階段的方案設置。有序推進經營性文化事業單位轉企改制工作。1.5文藝培訓和創作成績突出。全縣文藝培訓經常持久?？h文化館常年開設聲樂、器樂、舞蹈培訓班，近10年已培訓學員5000多名；各鄉鎮常年開展文藝培訓，參訓人員達12000余人。文藝創作成績喜人。群舞《QQ寶貝》在湖南省“三湘蒲公英”青少年音樂舞蹈大賽中獲金獎，歌曲《江邊有個湘潭縣》在湘潭市“湘人湘歌”大賽獲一等獎，論文《鳴簫牌子與篳管淺談》獲文化部“群眾文化理論論文”評獎活動金獎，新編劇目《花郎緣》、小品《照鏡子》、《太后吉祥》等廣受稱贊。盡管該縣在文化建設工作中取得了很大成績，但是存在的問題和困難依然較多。基層活動在豐富，但其內涵有待提高；群眾參與面在擴大，其組織化程度有待加強；陣地在拓展，其規模和影響有待提升等。突出問題表現在以下方面。一是經費投入不足。經費問題是長期以來困擾的一大難題?？h級財政吃緊，對文化建設的投入有限，在鄉鎮一層尤為嚴重。盡管對文化經費的投入有文件規定，但真正落實很難到位。除了人頭經費外，縣、鄉用于農村文化建設的專項資金幾乎沒有，導致文化設施建設滯后。鄉鎮文化站不能依靠自身發展，依靠產業化、市場化運作生存困難。二是文化遺產的發掘保護任重道遠。齊白石文化旅游區項目計劃自1999年實施以來，至今仍未達成預期效果。白石鎮是齊白石大師的故鄉，不僅交通條件優越，而且這里擁有豐富的旅游資源，獨特的人文景觀、齊白石早期藝術淵源、貢蓮等鄉土特產、湘中民俗風情、亞熱帶山區風光和風水、民間傳說等相互融為一體。根據湖南省的旅游發展戰略重點：岳陽-長沙-韶山-南岳-郴州的“名人名城名山名水旅游走廊”，新建的白石文化旅游區正處于這一走廊的中點站，是省旅游重點確定的“長沙-韶山-烏石-花名樓-白石”名城名人胡里游的一部分。該項目規劃面積為20平方公里，主要建設“三區一中心”：白石藝術園景區、蓮花寨景區、紫荊湖竹海景區及中心貿易區。此外還有黎氏八駿藝術館、曉霞賓館等休閑娛樂設施。白石鎮具有得天獨厚的文化與自然旅游資源，走旅游開發之路切實可行，前途廣闊。然而為什么從1999年的項目制定到現在的2014年，時隔十多年，這旅游開發卻看不到當年計劃之中的成效呢？

2突出地方特色袁推進文化強縣建設的思考

2.1加快公共文化基礎設施建設。加強公共文化設施建設，完成縣城湖湘文化體育、金霞山廣播電視中心（含廣播電視自立發射塔）、縣文化館文藝培訓中心等工程建設。完善縣電視臺、紀念館、白石文化廣場、湖湘文體公園等重點文化陣地建設；在濱江風光帶項目建設中，著力融入歷史和湖湘文化元素，將濱江風光帶打造成一條集群眾休閑娛樂、文化品賞于一體的綜合性景觀長廊。加快鄉鎮文化站業務用房、村級農民體育健身工程和文化室建設，形成縣有園、鄉鎮有站、村有室、組有戶的公共文化設施體系。全面建成設施先進、功能健全、運行高效、惠及全縣人民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豐富群眾文化生活，提升群眾幸福指數。2.2大力開展群眾性文化活動。按照方便群眾就近參與文化活動的原則，加強社區配套文化設施建設，在居民小區建設一批文體活動中心和體育健身場所，推動公益性文化設施和場所逐步向社會免費開放；在農村切實加大鄉鎮綜合文化站、村文化活動中心、廣播電視“村村通”和無線網絡的建設力度。組織好傳統節日、重大節慶、紀念日的群眾文體活動。重點辦好中國（湘潭）湘蓮文化節，廣泛開展全民健身運動和群眾性體育活動。加強鄉鎮、街道文聯組織建設，切實發揮文聯在基層文化建設中的重要作用。定期舉辦鄉鎮嗩吶藝術大賽、龍舟賽、花鼓戲表演等內容豐富、形式多樣的文化活動，提高群眾對文化活動的認同感和參與度。積極繁榮文化創作，建立優秀作品獎勵機制，依托湖湘文化、白石藝術文化，定期舉辦湘蓮文化藝術節和多種形式文化交流活動，吸引更多的文化藝術人士來湘潭縣采風、創作，弘揚湖湘文化、白石藝術文化的獨特魅力，建設文化強縣。2.3保護傳承優秀傳統文化。湘潭縣有著深厚的傳統文化歷史，有著豐富的人文資源，必須深入挖掘湘潭傳統文化和歷史文化，使之煥發新的時代氣息。加大歷史文化遺產的保護與開發利用，加大文化遺產的收集整理力度，加快文化遺跡的修復建設速度，不斷豐富文化內涵。保護開發羅亦農、王闿運、黎氏八駿等名人故居地；加快易俗河老街的保護和開發，展示以“千年洛口”為核心的文化名片，提升縣域文化品位。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石鼓青山嗩吶”的傳承保護為重點，鼓勵更多民間藝人投身這一領域，推動我縣嗩吶藝術團的發展壯大；完善市縣兩級非遺代表作保護名錄，加強對白石書畫藝術、白石胡秀英剪紙、石鼓木偶戲、石鼓油紙(布)傘制作工藝等非遺項目的保護，充分發揮歷史文化在現代文化建設中的作用。2.4加快發展文化產業。一是大力發展文化旅游產業。圍繞“神洲人文圣地、三湘生態樂園”主題，著力打造“人文之旅、紅色之旅、生態之旅”三個品牌，打響做強文化品牌，增強文化感召力和吸引力，變資源優勢為發展優勢。弘揚湖湘文化品牌。挖掘湖湘文化內涵，傳承湖湘人不畏艱險的革命精神、吃苦耐勞的創業精神和務實拼搏的進取精神。發展湘蓮文化品牌。弘揚湘潭縣愛蓮、植蓮、詠蓮的文化傳統，堅持辦好兩年一屆的湘蓮文化節，以文化藝術作品展、文化專題講座等方式，充分展示湘蓮文化的豐富內涵，不斷提升“中國湘蓮之鄉”的品牌形象。二是發展文化休閑產業。生態休閑業已成為現代旅游業的發展方向，重點開發以金霞山、曉霞山、昌山、花石水庫、中路鋪水庫、上石壩水庫、湘江水系、涓江水系、漣水水系及易俗河老街為主的山水品牌。積極發展農業生態休閑游，創建一批省級旅游名鎮（村），提升鎮村旅游名氣，打造一批星級“農家樂”；整合旅游資源，創建一批上檔次的旅游景區和旅游酒店，合理規劃旅游線路，加快與韶山、衡陽景區對接，融入大韶山旅游圈，努力將該縣由旅游資源大縣打造成為省級旅游強縣。三是加快發展文化傳媒產業。依托電視、報紙、網絡三大媒體傳播平臺，以資產為紐帶，加大資源整合力度，調整媒體結構和節目布局，打造新聞服務品牌。大力發展移動電視、手機電視、網絡電視、樓宇電視等新媒體業務，加快發展數字媒體，用現代科技提升傳統印刷產業，建設湘潭出版發行印刷產業園。四是大力發展書畫產業，依托齊白石紀念館，籌建書畫藝術品一條街，建立書畫藝術創作交流中心，健全藝術品交易拍賣市場，擦亮“中國書法名城”“、中華詩詞之市”等品牌。2.5加大政府扶持力度?？h級財政對文化的投入占比不少于1%，且每年增幅不低于同級財政經常性收入的增長幅度。重點支持發展前景好、市場競爭力強的文化產業項目和社會影響大、群眾受益度高的文化事業建設，設立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發展引導資金。明確文廣新局、旅游、規劃、財政、工商等部門引導和支持文化發展的具體舉措。支持民營資本以多種形式進入文化發展領域，狠抓文化項目招商，突出引進戰略投資者，引導社會力量支持文化發展。

作者:蔡月芝 單位:中共湘潭縣委黨校

不論是對于西方理論的深入思考，還是對當下文藝問題的熱切關注，或者是古代文論的研究，2011年的文藝學研究都呈現出了新突破，表現出更加縝密的理性思考與更為開闊的學術視野，所思考的問題更加深刻，研究的方法更為多元化，提出的觀點也頗多創新與突破。本文試擇取其中若干重要問題予以論述。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時逢建黨九十周年，不論是學術會議還是論文報告，都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予以了特別的關注，研究者特別致力于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當代價值的挖掘。以往研究多側重于分析法蘭克福學派與馬克思主義的關系，認為法蘭克福學派的“文化工業”理論承繼了馬克思主義的批評傳統，對壟斷資本主義社會文化工業進行了批判，而近期研究則側重于挖掘英國文化批評與美國文化批評對于馬克思主義的吸收。如馮巍《紐約學派文化批評的馬克思主義緯度》［1］一文提出，馬克思主義所倡導的社會—歷史維度是紐約學派文化批評的重要理論來源。

論文認為，紐約學派只是將馬克思主義視為一種批評方法，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批評家的結論。韓振江《齊澤克:新馬克思主義文化批判理論》［2］認為，齊澤克在繼承西方馬克思主義從哲學、意識形態層面對現代性以及西方資本主義進行批判的同時，深入分析了全球資本主義語境中美學、文學、電影、藝術、大眾文化等諸多審美領域，深化和拓展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文化批評。周海玲在《歷史中的文本———托尼•本尼特對大眾文化文本的馬克思主義研究》［3］一文提出了閱讀構形與文本間性理論，在對文本與讀者之間關系、社會歷史的動態生成過程的考察中，建立了一套歷史化文本實踐的方法，從而實現文學研究向文化研究、大眾文化研究的理論轉軌。劉壇蕓、孫鵬程《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論的本質主義困境及解構策略———以托尼•本尼特的反本質主義文論為視角》［4］同樣關注托尼•本尼特對馬克思社會化和歷史化邏輯的借鑒。論文指出，托尼•本尼特從通俗文學與馬克思主義批評的關系入手，認為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文學定義是僵化的、非歷史化的，屬于文學本質主義，因而將通俗文學排除在外。如何實現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中國化?高建平《發展中的藝術觀與馬克思主義美學的當代意義》［5］通過對藝術觀的回溯，特別是對康德美學和杜威美學的分析，揭示出馬克思主義美學的科學性就在于肯定藝術對物質財富生產所帶來的社會變化起到調整、制約和平衡的作用，進而肯定其當代意義就在于美學應回到一種批判的立場，在論爭中使自身得到發展。賴大仁《馬克思主義文論與當今時代》［6］指出馬克思主義文論作為一種開放性文論形態，其把文藝問題與時代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聯系起來的方式是具有長久生命力的，不斷激發人們去探索和回答新的時代問題。不論是立足于中國實際還是探討西方學派，這些研究都不約而同地關注到馬克思主義文學研究對于社會———歷史闡釋緯度的重視。正如我們所知，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文學時，并不是將文學視為一個自足體，簡單地就文學論文學，而是將文藝問題置于宏闊的歷史視野中，置于社會歷史發展和現實問題的深刻考量之中。這一開放性闡釋方式，使馬克思主義文藝學和美學在時代性和思想性上超過其他文論形態，是值得我們進一步借鑒吸收的。文學的全球化與地方化不論是全球還是我們本國疆界都可以看作是一個同心圓式的“中心—邊緣”結構。隨著經濟的全球化，各國之間聯系越來越密切，之前以西方為中心的格局不斷被打破，呈現出多元化發展的趨勢。于是，文學創作的全球化與地方化問題凸顯出來。文學應“全球化”還是“地方化”?總體而言，大部分研究者都主張在有世界視野的同時著力于本民族特征的展示。如，王大橋《審美習俗的歷史性和地方性———以孫悟空視覺形象的建構為例》［7］就以中外文化中多樣化的孫悟空視覺形象來探討審美習俗的強大影響力。不同時代不同文化根據既有的審美習俗賦予孫悟空形象以不同內涵:中國在繪畫、戲劇、影視、動漫的不斷變遷中最終確立了瀟灑英俊的美猴王形象，人性、神性、獸性完美融合;日本動漫則在時展中將本民族特征注入孫悟空形象;韓國基于國內文化產品市場考慮，賦予孫悟空形象更多現代性和全球性;而泰國則將孫悟空作為神靈崇拜。通過對孫悟空形象本土演變和海外流傳的考察，我們看到，所有的文化信息和符號都是在民族的歷史和文化語境中產生的，而這些文化信息和符號作為民族歸屬的象征，有利于民族身份的認同。有的研究則通過中國當代小說創作來考察世界性與本土化之間的關系。

張清華《在世界性與本土經驗之間———關于中國當代文學的走向與評價紛爭問題》［8］認為，世界視野與本土經驗、現代性與民族性之間的對立，是造成中國當代文學評價紛爭的根源。本土經驗這一命題應包含幾個維度:傳統性、地方性或地域性色彩、本土的美學神韻;在實現本土經驗表達方面，中國當代小說實際上獲得了長足的發展;超越種族和地域限制的人類共同價值的含量，對于本民族文化和本土經驗的充分展示了“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而孟繁華《文學革命終結之后———近年中篇小說的“中國經驗”與講述方式》［9］重點研究了中篇小說創作的本土經驗，認為中篇小說代表了這個時代文學的高端成就:浪漫主義文學暗流涌動，文學與政治的關系正在重建，多樣化的講述方式構建了一個沒有主潮的文學時代。也正因為如此，盡管文學不可能再產生當年的轟動效果，但對于人類社會潛移默化的影響卻不會消失。賀紹俊《從思想碰撞到語言碰撞———以嚴歌苓、李彥為例談當代文學的世界性》［10］選取嚴歌苓、李彥兩位華人女作家進行比較研究，通過分析異質性文化碰撞對于她們寫作的影響，認為盡管同樣是處理“紅色資源”，嚴歌苓側重于思想層面，以一種建立在基督教文化基礎上的思維模式來彰顯苦難生活中人性的光輝，而不是追問生活的意義和價值判斷;而李彥更著力于語言層面，擺脫現代漢語的思維局限，用英語思維來處理紅色資源，雖在思想層面并未觸動國內主流的歷史評判，但仍能夠突破歷史而超越到精神層面。近代以來，在東西方關系中，中國始終處于弱勢地位，使得其一直在現代與民族、世界與本土這一悖論中艱難地尋找著平衡。而20世紀90年代末中國本土經驗的生動呈現，反映了中國文化、文學自信力的增強。但是這份自信萬不可走到極端，變成了民族主義。我們認為，世界文學具有一種超民族性，但并不是存在著超民族或是民族應該取消。因為文學作為人學，總有些意蘊是超越了階級、地域、民族、國家等界限，能夠引起全世界的共鳴。好的文學總是能夠撥動所有人的心弦。文學創作一定要“眼高手低”，既要有遠大的追求，不局限于為本民族本時代的人而寫作，而是為全世界、未來的讀者而寫作，此即為“眼高”;又要充分汲取本民族傳統文化的養料，立足于當代社會現實，自覺探索人的內心，捍衛作為人的尊嚴，保持關注現實的公共知識分子的品格，此即為“手低”。從空間維度上處理好現代性與中國性之間的關系，即西方與中國的關系;從時間維度上淡化古代文學與現代文學之間的差異。邊疆文學的研究在本年度得到了強化。如，張檸、行超《當代漢語文學中的“邊疆神話”》［11］認為，新時期的“邊疆小說”具有自身特殊的敘事模式:朝圣模式、歷史敘事和探險敘事，作家筆下的“邊疆”已經被神化成了一個類似烏托邦或是香格里拉的符號，作為福地樂土被人所向往。這一方面是現代文明種種弊端的暴露，不斷被異化的人只能希冀于遙遠的邊疆;另一方面是邊疆經濟、文化、基礎設施等落后的局面被遮蔽，呈現出來的是邊疆純真樸實的精神、頑強的原始生命力。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研究也涉及世界性與本土化關系問題。宋建林《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現狀》［12］首先肯定了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取得的成就，特別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法》的頒布、民族民間文化保護工程的啟動、少數民族文化生態保護區的設立、民族民間文學藝術的保護等等。而面臨的問題我們更是不能忽視的，如遺產資源所賴以生存的民族文化環境和社會生活基礎不斷惡化、老一代傳承人的相繼離世造成了文化傳承的后繼不足、外來文化的強力介入與沖擊不斷改變著民族文化傳統。少數民族的弱者心態上是雙重的，一方面是發達與落后之間的落差，一方面是中心與邊緣的對立。而民族問題始終是衡量社會發展的標志之一。

文學創作向邊疆遷移，整體上是有利于少數民族經驗的展現。同時我們也應借助“申遺”熱，應加大對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力度。視覺文化與文學之關系首先被關注的是視覺文化下文學的命運，對此有截然對立的兩種觀點。趙勇《影視的收編與小說的末路———兼論視覺文化時代的文學生產》［13］對小說的命運持比較悲觀的態度，認為小說在視覺文化時代面臨著嚴峻的挑戰。論文通過對中國當代作家及其作品與影視交往歷史的回顧，認為80、90年代之交第五代導演與先鋒作家的合作是建立在精神氣質、敘事模式等方面相似的基礎上，是精英文化之間的對話;而在市場經濟沖擊下文化開始轉型，作家與導演之間的關系也發生變化，由精英文化轉為大眾消費文化。標志性事件是六作家為張藝謀電影撰寫《武則天》小說劇本。至此作家便頻頻“觸電”，引發視覺思維與影視邏輯對于小說構成的滲透:小說生產方式逆向化，先有劇本后改寫成小說;敘事手法劇本化，對話增多，語言運用能力退化;故事通俗化;思想膚淺化。因此，現在小說創作的繁榮只是一個假象，實際上小說的“閑”與“慢”的閱讀傳統已經被視覺文化所謀殺，而影視化小說用視覺思維和影視邏輯所創作出來的快節奏小說不可能成為文學的救世主，因為其所追求的畫面感、節奏感不斷滿足人們的感官刺激，使小說成為一種消遣，進一步摧毀著小說閱讀。所有這些使得小說在視覺文化時代命運岌岌可危，不可能有大的作為。而戴文紅和黃發有均認為視覺文化對于文學的確存在著沖擊，但是文學并非不堪一擊，仍然能夠找出突圍之路。戴文紅認為，突圍之路是構筑“可能生活”;其《構筑“可能生活”———視覺文化中經典的接受及其意義》［14］一文認為，電子書只是作為傳統書籍的延續，不可能取代傳統書籍。而可視化閱讀這種動態接受方式才是經典的最大威脅。但可視化閱讀通過將經典轉為影像或是電視文化講座的方式，卻使經典淪為一種空洞媚俗的淺層閱讀，成為戲擬消解政治、刺激感官、商業炒作的“景觀制造”。而這也正需要經典的力量予以拯救，為我們構筑“可能生活”，給我們以向上的指引，詩意地棲居于大地上。黃發有《淺閱讀語境中的淺寫作》［15］則從接受者角度來分析視覺文化下文學寫作的命運。影視圖像和網絡媒介的盛行導致普遍的淺閱讀，特別是作家、批評家對于深度閱讀的背叛更是令人痛心疾首。而這種淺閱讀又刺激著淺出版的盛行。淺閱讀與淺出版之間的惡性循環抑制了文學的創造性。這一切不僅沖擊著文學，也制約著知識創新和文化傳承，因此我們必須在深度閱讀中重新發現和激活偉大的文學傳統。學者們對于視覺文化的態度也所差異。肖偉勝《視覺文化的衍生與藝術史轉向》［16］對視覺文化的發展歷程進行了回溯，認為其作為反對文化精英主義的一種理論工具，是由圍繞著文化界定所引發的一系列爭論所興起的，以一種多中心、對話性與關系化的闡釋模式，成為進入互文性對話的多元世界的入口。另一方面與藝術史學科的發展密切相關。“在大眾傳播時代，視覺形象已成為文化實踐的中心”。而視覺文化通過對形象所傳達的社會思想、信仰和習俗的揭示，成為文化建構的新領域。鄒廣勝《談文學與圖像關系的三個基本理論問題》［17］則主張語言與圖像并不存在孰高孰低的問題，應該充分尊重兩者的差異和價值。從插圖本對繪畫敘事與語言敘事的充分融合入手，認為對圖像的感受力是與生俱來的，具有語言難以取代的優點，而且受眾面更為廣泛。潛在于語圖之爭背后的是大眾文化與精英文化之間的沖突。吳瓊《視覺機器:一個批判的機器理論》［18］以視覺文化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視覺機器為對象，指出其產生背景是19世紀開始的視覺轉向。這次視覺轉向不同于以往之處就在于充當觀看中介的是真正的機器，因而將改變原有的觀看手段、觀看機制、觀看主體、權力配置等。視覺機器作為一種批評理論，只有對機器作解構式的批評才可能為觀眾擺脫機器的配置提供一條路徑。作為當代主導性的文化形式，視覺文化的發展是不可逆轉的，我們不可能螳臂擋車般予以阻止。視覺文化確實對當下文學創作產生了沖擊，就作家而言與影視的結合在帶來名利雙收的同時，造成作家創作水平的下降;在商業利益面前迷失方向，在市場操縱下文字已經失去了力量。就讀者而言，影視圖像和網絡媒介使得人們不斷追求感覺刺激，放棄生命的沉潛與思考，更追求空洞流于表面的東西，不再閱讀傳統的文學與文化經典。

就文學本身而言，一方面經典被戲擬、大話、重構，在傳承經典的同時摧毀著經典，另一方面各種迎合讀者趣味的暢銷書取代了經典，量多而質不高的作品充斥著網絡與圖書市場。但這并不意味著文學就沒有發展的空間，相反，任何危機的背后都是發展的機遇。因為，文學從根本上說，不是媒介事件和現象，也不是純粹的物質性商品，而是同我們的生命存在休戚相關的東西。西方文論研究之反思近年來，人們對于西方理論研究從盲目引進介紹到開始進行審慎的反思。任何理論都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都有其思想淵源和產生的具體社會歷史背景，有發展也有衰落期，有優勢也有弱點。幾乎每一波西方理論大潮涌入都會成為中國學術的研究熱點。比如說女性主義引進之后，我們會驚奇地發現出現了很多以此為解讀視角的研究。誠然，理論工具的創新對促進術研究新的增長點的出現是有其價值。但是對于每一外來理論沒有審慎地考察其源流，是不可能真正理解的。熱點有時就像被風吹過的的海平面不時掀起波浪，但是風平浪靜之后我們又能在沙灘上找到什么卻是一個大問題。所幸，近來的研究早已去掉了剛開始時的激動與焦慮，開始以一種平靜審慎的態度來深入研究西方理論。如，章輝《后殖民理論與當代中國文化批評》［19］從歷史、現實、文學、個人四方面分析了后殖民理論在全球興起的原因，指出這是數百年來東西方反殖反帝的文化運動和實踐的產物。怎樣看待文化研究，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金惠敏認為，文化研究已然進入到了一個全球化的時代，其《走向全球對話主義———超越“文化帝國主義”及其批判者》［20］一文提出，全球化文化研究極不簡單認同現代性，也不是后現代性的產物，而是對二者的綜合和超越。劉方喜《當代馬克思主義文論的“跨學科性”》［21］從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跨學科性來揭示在學科分化弊端凸顯的當下文藝學應該怎么做。我們既不曾擁有真正的“跨學科”眼光，只強調文藝美學與其他學科的分化，把其他學科視為是恒定不變的，又不曾認識到現代學科在分中有合的狀態中總有一種學科的理論范式處于主導地位，特別是沒有真正理解“文化研究”背后的社會學范式。文化研究對于跨學科是有借鑒意義的，超越學科分化、遵循社會學范式而具有“去經濟化”的特點、“去哲學化”。在當揮馬克思主義文論跨學科優勢，必須拓寬馬克思主義文論的研究范圍和哲學基礎，特別是馬克思的“關系哲學”意義重大。盛寧《走出“文化研究”的困境》［22］則認為，文化研究十多年來雖然轟轟烈烈卻鮮有真正有分量的成果問世，造成這一困境的首要原因是把本應是批評實踐的文化研究誤當作是理論與那就來深入研究，只有把對文化研究的理論興趣轉向具體的個案分析，立足于中國的社會現實，去挖掘探究和當下文化現狀密切相關的問題，避免以政治利害作為評判思想是非的標準，而是在義理層面對各種文化現象進行全方位的研究。“日常生活審美化”也是新世紀的熱點問題之一。喬煥江《日常生活轉向與理論的“接合”———從“日常生活審美化”論爭說起》［23］認為，當代文藝學由于對自身結構性的盲視，如過分強調審美造成與日常生活之間的距離不斷被拉大，放棄了價值判斷與歷史認知，從而喪失了介入現實的能力等，并且未能認識到當代社會文化結構的未定性與復雜性。而正是這雙重結構性盲視，使得當代文藝學未能認識到生活世界轉向這一理論生產的趨勢。段吉方《理論的終結?———“后理論時代”的文學理論形態及其歷史走向》［24］對“理論之后”、“反理論”、“理論的抵抗”等觀念的生成語境與論域進行了深入的剖析，“理論之后”并非意味著理論真正的危機，而是理論在一種新的文化生態中的價值訴求，呼喚著更高層次的理論形態的出現。中國古代文論研究新進展2011年古代文論研究成果很多，依然聚焦于古代文論的基本理論和主要問題的探索與推進。限于篇幅，僅選取其中較有特色的研究予以概述。

童慶炳《〈文心雕龍〉“物以情觀”說》［25］以劉勰《文心雕龍》反復提出的“情”的范疇為討論對象，論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認為劉勰突出提出“情”的問題是有現實針對性的。他批判“為文而造情”所針對的就是當時作品的空洞之情、虛假之情和艷俗之情，他說“體情之制日疏”，也是具有豐富的現實感的，并不是沒有根據的。至于劉勰對與山水詩、詠物詩和田園詩所體現出來的“情”，即那種社會性較小個體性較強的“情”，也加以肯定。劉勰既肯定那種以《詩經》為傳統的情志，也肯定因自然景物的變化而變化的人的自然情感，既肯定社會的、群體的、理性之“情”，也肯定個體的、自我的、感性之“情”，劉勰在“情”的問題上是在古典與新聲中徘徊，反映出他的折中主義思想傾向。第二部分，劉勰對于文學情感問題的貢獻在于他全面揭示了情感在文學創作中的運動。作家心中的情感是怎樣產生的?主體觸物起情后，所產生的情感是如何“移入”作家的心中的?作家在構思或動筆之時，心中的情感又是如何灌注到外物，與外物融合為一?即主體如何把心中的情感“移出”，投射于對象上面?概言之，“情以物興”是情感從外物移出到作家的內心的過程，“物以情觀”則是情感從作家內心移入到對象的過程。從“物以情興”(“物感”)到“物以情觀”(“情觀”)，是情感的興起到情感評價的過程，是審美的完整過程，它們構成了詩人在創作中的情感全部運動。第三部分，討論中華古文論中情感的表現方式。長期以來，人們只是注意到“物感”說，而忽略了“情觀”論即情感的移出過程。此文對于“物以情觀”的再發掘，突破了以往的研究，完整揭示了劉勰的情感表現理論。王文生認為研究《文心雕龍》者都稱贊其體系嚴密完整，但很少有人對《文心雕龍》思想體系的內涵及作用進行深入的研究。其《＜文心雕龍＞思想體系考辨》［26］一文從《序志》、《原道》、《徵圣》、《宗圣》等篇入手，認為儒家思想在劉勰文學思想體系中仍然占據主導地位，劉勰所建立的思想體系實際上是用儒家思想來閹割文藝自身特性和規律，用倫理政治價值來取代文學自身價值，劉勰對中國文學思想發展的貢獻在于其實事求是、細致精微地對文學傳統和現實經驗進行總結而形成的文學創作論。在對《文心雕龍》“體大而慮周”一片贊揚聲中，本文發出了不同的聲音，值得《文心雕龍》研究者關注。吳子林《超越“實用”之思———孔子詩學思想之再釋與重估》［27］一文對“《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這一孔子詩學思想中最系統、最集中、影響也最大的詩學命題作了全新的系統闡釋，認為該命題所論為“學詩之法”，并非人們一般理解的詩歌功能論。具言之，詩的興發感動使個人的主體生命開始覺醒，進而反省社會、他人與自我，從《詩》中“徹悟”或“發現”某些人生的“意義”;在學《詩》過程中，“興”與“群”構成了互動互補的關系，詩情的興發感動，使學詩者在共同感受之下相互聯結起來，產生對于自己所處社會的歸屬感、親和感;“興”與“觀”的學詩階段不介入到外部的對象世界，到了“群”則認識到了個體存在的有限性，而力求參與、融入到對象世界之中，達到人與天、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之間的和諧，個體的人格由此提升了一層?！霸埂笔怯捎谶_不到“群”的理想境界，而表現為主體與對象世界的疏離、沖突，其真正目的是追求“群”，以根本的消除自己為目標。在“學詩之法”之中，最重要、最根本的意見是《詩》“可以興”，審美的優先性毋庸置疑。這篇論文顛覆了20世紀以來郭紹虞、劉若愚、李澤厚等學者對孔子詩學思想的論說，提出與其說孔子的詩學思想是“實用理論”，毋寧說是重視人格修養之人生實踐的生命詩學，追求理想的人格精神和生命存在的完美境界，是其最高旨趣:這是一種“內在目的”論，而不是“外在目的”論。在培育生命意識，涵養人的情性，協調理性與感性、理想與現實，造就一個充實、整全、和諧的社會等方面，孔子的詩學之思有著極其重要的現代意義。這對于深化我們對于孔子思想的認識具有一定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