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愛國文章，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我叫××，今天，我演講的題目是“愛國、愛行、愛崗，奏響青春樂章”。我國近代學者梁啟超先生曾在《少年中國說》中有這樣幾句話一直鼓舞我奮發向上：“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梁啟超先生說得是國家的未來靠青年一代，而作為現代金融企業的一支重要生力軍，建設銀行的未來同樣靠我們這樣一群年青人。面對經濟全球化和金融國際化的新形勢，總行黨委審時度勢、及時推出了人事激勵與約束機制改革。

這恰恰為我們青年員工在建行事業發展中實現自我價值、建功成才、有所作為提供了最佳的機遇，給我們搭建了一個施展才能的大舞臺。作為建行的青年員工置身于改革的浪潮中，如何在這個舞臺上唱好戲，續寫人生的新篇章，如何實現人生理想愛國愛企愛崗奮斗目標，如何實現個人價值與建行價值最大化的有機統一，給每一位青年人提出了不容回避的課題。改革對我們青年人是一項考驗，我們只有在實踐中不斷磨練自己、摔打自己、總結自己，才能提高自己、發展自己。

這需要我們有志存高遠、寧靜淡泊的心境，需要有不斷進取、勇于競爭的干勁，需要有與時俱進、直面困難和挑戰的勇氣。有人說，19世紀是英國人的世紀，20世紀是美國人的世紀，而21世紀，就是我們中國人的世紀，“遠去足音凝重，再創輝煌更愛崗敬業奉獻青春心!”中國建設銀行經過近年來一系列的改革，也邁出了向國際標準的現代商業銀行靠近的步伐。但我們不要忘記，我們建行仍有許許多多地方有待完善和發展，要想國家富強，建行事業興旺，就必須繼續努力;而希望，就寄予在我們這一代年青人的身上。

篇2

關鍵詞：張愛玲 文學 海派 外國文學

引言

張愛玲一生的軌跡主要集中在兩個地點：上海和香港。從20世紀至今，上海多元文化的碰撞和融合就從未止息，香港則籠罩在英國文化的包圍中。以這兩地為主要根據地的張愛玲，文學中糅合了傳統貴族的自矜和小資主義的自我。

一、張愛玲創作背景簡析

（一）國內文學背景

上海素來兼收并蓄、廣納百家，正是在這樣的沃土中，洋派文學應運而生。海派文學的發展基本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20年代，這是海派文學萌芽和發展的時期。代表作家主要有葉靈鳳、張資平等，他們對于外國文學的關注點集中于性的解放，作品也多以為主要內容。第二階段是30年代，這是海派文學快速成長的時期，代表作家主要有施蟄存、穆時英等，他們對于外國文學中的先鋒意識有了更敏銳的觸覺，文學作品也多受其影響，被稱為新感覺派。第三階段是20世紀40年代，這是海派文學趨于成熟穩定的時期。張愛玲就是其中風格鮮明的代表作家之一。此時的海派文學不再拘泥于從中尋求題材，亦不再純粹憑借感覺，而是基于現實的文學創作，又賦予高于現實的思維模式。

（二）國外文學背景

20世紀是資本主義發展的黃金時期，日漸豐富的物質資源給予了文化幼苗養料。20世紀的外國文學稱得上“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如蕭伯納的《圣女貞德》《賣花女》《巴巴拉少校》;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哥拉?布勒尼翁》《母與子》;海明威的《太陽照常升起》《有錢人與沒錢人》《喪鐘為誰而鳴》;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頓河故事》《欽差》;卡夫卡的《鄉村醫生》《失蹤者》《城堡》等都是同時期作品。

二、張愛玲的文學修養概述

張愛玲成長的環境是兩個極端的融合。晚清官僚家庭的出身，推崇西方文化的母親，這兩種迥異的文化在潛移默化中塑造了張愛玲與眾不同又難以臨摹的文學質感。

（一）深厚的傳統文學底蘊

張愛玲自小接受良好的傳統文化教育，她在傳統文學上的修為不遜于任何人。在她先鋒意識的文字中，也不免時不時開出復古又悠久的文化之花。

（二）新潮的外國文學牽引

張愛玲在母親的大力支持下，很小就接觸了洋學，上海圣瑪麗女校的學習為她的思緒開了一扇世界之窗，香港的游學將她推往更廣闊的天空，從此她遨游在世界文學的海洋之中，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練就了獨特的文字風格和思維視角。

張愛玲與那個時代的普通女性相比，擔得起博覽群書四個字。在這其中，她對英國文學的研究要更深入些。英國的一代文豪蕭伯納就頻繁出現在她的筆下。其他如毛姆、赫胥黎、勞倫斯也是她筆下的常客。胡蘭成也寫道：“愛玲把現代西洋文學讀得最多，兩人在房里，她每每講給我聽，好像《十八只抽屜》，志貞尼姑搬出吃食請情郎。她講給我聽蕭伯納、赫克斯菜、桑茂忒芒，及勞倫斯的作品。”

三、張愛玲文學與外國文學的異同

（一）相似的題材――城市

張愛玲生活的時代，正是上海最沖突也最豐富的時期，中西文明在這里交匯沖擊融合。城市的雛形也在慢慢建立，張愛玲憑著一顆敏感的心深刻地感知到了其間的變化。她的創作背景大多集中在上海這個都市，筆觸也多集中在平凡又獨立的都市市民之中。《紅玫瑰與白玫瑰》《半生緣》《色?戒》《金鎖記》《沉香屑?第一爐香》……這些作品的背景無不是喧囂又寂寥的都市，在這里上演著平淡又鮮活的人生，有喜有淚。張愛玲的作品中，并未過多渲染都市的輪廓，但只要接觸過她作品的人，都會認可她是都市小說派作家。她的都市情懷貫穿在她的血脈中，流走在文章的脈絡中。胡蘭成在《今生今世》中做過如此描述：“愛玲自己便是愛描寫民國世界小奸小壞的市民，她的《傾城之戀》里的男女，漂亮機警，慣會風里言，風里語，做張做致，再帶幾分玩世不恭，益發幻美輕巧了，背后可是有著對人生的堅執，也竟如火如荼，惟像白日里的火山，不見焰，只見是灰白的煙霧。他們想要奇特，結局只平淡地成了家室，但是也有著對于人生的真實的如泣如訴。”

此時的外國文學也在工業革命的沖擊下，迎來了城市的興起。當世文學作品的關注點也落到了都市。在張愛玲的作品中被提及過的毛姆、蕭伯納、威爾斯，他們的作品大都描繪的是都市生活，并且筆觸更多集中在中產階級身上。蕭伯納的《芭芭拉上校》《人與超人》就是敘述發生在倫敦這個都市中的故事。毛姆、威爾斯等人也集中在表現中產階級的生活狀態。

（二）相似的手法

篇3

一、國際商務談判文化障礙的表現

1.談判者的思維方式障礙

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人們把對客觀現實的認識凝固成經驗和習慣，借助語言形成思想，又賦予思想一定的模式，進而形成一種思維形態。不同的民族文化，有著各自不同的思維方式、思維特征和思維風格，這就是我們所說的思維差異。如東方文化重形象思維、曲線思維、辨證思維，西方文化重抽象思維、直線思維、形式思維，如果思維方式差異的障礙無法跨越，就可能面臨著雙方談判行為的障礙。

2.談判者的語言表達方式障礙

人類學家霍爾按語言表達直接程度的大小把社會分為高語境社會和低語境社會。

在高語境社會里，同民族人們長期生活在一起，語言只是信息傳遞的一部分，彼此間的熟悉使人們的非語言交流占了大量比重。所以中國的談判者總是含蓄而間接地表達見解，很少直接予以拒絕或反駁，并且把和諧看作實現價值的先決條件，追求永久性的友誼和長久合作。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歐美文化中的交流方式屬低語境，由于漫長的移民和相互交融的過程造成彼此交流的困難，語言表達的清晰和直接尤為重要。

3.談判者的商務價值觀障礙

在眾多的文化因素中，價值觀是核心內容之一。價值觀具有持久性、穩定性，為社會成員所普遍接受的信念。作為文化構成的深層因素，它既是社會文化的組成部分，又是社會文化因素在人們心中長期滲透、積淀的結果，它持久地影響著人們的態度、需要和行為方式。在不同的文化中，價值觀念有很大差異。

一般認為，群體價值是東方文化的思想內核，而個人主義是西方文化的支柱。在西方，獨立、自由和個人平等的觀念非常濃厚，崇尚自我奮斗和個人主義。他們交流方式幽默，注重現實、自我和實際行動。而中國的集體觀念較強，強調的是集體的責任，中國的倫理觀念較重。“熟人”和“關系”有其特殊的內涵和意義。

二、 文化障礙對國際商務談判的影響

文化對談判的影響是廣泛而深刻的，不同的文化自然地將人們劃分為不同的類群，這種地域的、所屬群體上的差別有使不同文化的群體相互疏遠的傾向；另一方面，不同的文化也是人們溝通與交往中的障礙。文化障礙對談判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文化障礙對談判溝通過程的影響

文化障礙對談判溝通過程的影響，主要表現在談判的語言溝通、非語言溝通，以及談判者溝通方式。在國際商務談判中的談判雙方經常屬于不同的文化圈,有各自習慣的語言溝通、非語言溝通及溝通方式。

2.文化障礙對談判風格的影響

文化不僅決定著談判者的倫理道德規范，而且影響著談判者的思維方式和個，從而使不同文化背景的談判者形成風格迥異的談判風格。談判風格對于談判過程中談判雙方的交往方式、交往關系，甚至談判結構有著直接的影響。遵循文化的差異，可以把談判風格分為兩種類型:東方型談判風格和西方型談判風格。

東方型談判風格是以東方文化為背景的亞洲國家的談判風格，其中以日本、韓國為典型代表。而西方型的談判風格是以西方文化為背景的歐美國家的談判風格，其主要的代表有美國和英國等。

3.文化障礙對倫理與法制的影響

中國文化習慣于從倫理道德上考慮問題;而大多數西方人卻恰恰相反，他們更多的是從法律上考慮問題。

三、克服國際商務談判文化障礙的對策

作為國際商務談判人員，必須認識到文化差異對談判的影響，認識到不同文化背景的談判者在思維方式、談判方式及談判風格上存在著差異，在國際商務談判全過程中克服文化差異因素對談判造成的障礙，并采取相應對策。

1.談判前了解文化差異可能造成的文化障礙

談判準備工作包括:談判背景，對人和形勢的評估，談判過程中需要核實的事實，議事日程，最佳備選方案和讓步策略。其中談判背景又包括談判地點，場地布置，談判單位，參加談判的人數，聽眾，交流渠道和談判時限。所有準備必須考慮這些文化差異可能帶來的文化障礙。

2.在談判中要正確處理文化障礙

(1)謹防文化假設。由于文化行為自幼形成，國際商務談判者們常常意識不到自己的行為方式是如何受文化習俗和價值觀的影響，便假定其他人和自己相同。這種“文化近視癥”最容易誤導人，因為即使屬于同一文化的兩個人也不一定完全相同,就像一棵樹上找不到相同的兩片樹葉。

(2)建立跨文化的談判意識。國際商務談判中，必須加強跨文化談判意識，認識到不同文化類型背景的談判者在需求、動機、信念上的不同，學會了解、接受、尊重對方文化，理性對待文化差異。在正確談判意識指導下，國際談判者要靈活多變，使自己的談判風格和策略適應不同的商務文化類型。

3.運用合理方式

國際商務談判過程一般包含四個階段:一是寒暄，談一些與工作不相干的話題;二是交流與工作相關的信息;三是進行說服；四是最終達成協議。

寒暄意旨在了解客戶的背景和興趣，從而為選擇適當的后續溝通方式提供重要線索。交流與工作相關的信息時采用對方接受的溝通方式。說服時講究策略與技巧。達成的協議具體明確。

4.針對文化差異搞好后續交流

篇4

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商務活動并不以同一模式進行。因此，只有當培訓管理層、銷售員、技術人員了解產生跨文化交際困難和沖突的領域時，商務關系才能得到加強。同樣，當商務活動者能預測到諸多共性的領域時，高效的跨國交際才能得以實現。最后，只有當來自不同文化背景中的商務活動者找到解決老問題的新辦法，將文化視角和不同角度看待問題結合起來的時候，大商務環境才能得以改善。跨文化商務交際產生的問題經常是由于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商務參與者無法從文化上理解對方交際慣例、文化傳統、思維轉換中的決定性因素而產生的。從本質上講，當有關個人或者集體帶著民族優越感進行商務活動時，問題就會接踵而來。民族優越感是一種信仰，固執地認為自己的種族文化無論如何都優于其他民族［4］。一般認為，民族優越感僅僅會影響到那些固步自封者或者對其他文化一無所知者，所以在自己的商務交際中不會是一個主要因素。其實不然，跨文化交際中的誤解因素常常會影響到一些開明者。民族優越感恰恰帶有一定的隱藏性和欺騙性，任何文化中的成員會將他們的行為視為符合邏輯的，因為這些行為對他們來說是自然的，可接受的，行得通的。人們趨向于視他們周圍生活的文化價值觀為絕對的價值。由于每一種文化都有一套自己的價值觀，往往與其他文化中的價值觀大相徑庭，因此很多觀念，如適當與不當，愚蠢和聰明，對和錯之間都無絕對統一的界限。在國際商務活動中，因價值觀不同而引發的問題層出不窮。由于沒有人會認識到民族優越感的微妙形式塑造了我們是誰這一定義，國際商務活動參與者在進行跨文化交際時必須格外細心，有必要努力上升到以自我文化為主導的世界觀之上。要理解這一點，我們須懂得，人們對待所接受信息的觀念是如何因為交際中文化差異而發生變化的。

2語言

在跨文化商務交際中最常引起障礙的是使用不同的語言。在國際商務交際中理解語言差異發揮的重要性不可低估。有了這個認識，商務顧問會建議客戶采取必要的步驟列出不同文化之間進行翻譯的三個重點。文化之間的語言轉換差錯常常分為三類:1)易見翻譯錯誤;2)一種語言到另一種語言的細微差別;3)使用同一語言者之間的文化差異。易見翻譯錯誤，比起其他語言障礙來說，盡管頻繁出現，但在雙方之間不大可能引起沖突，原因有兩方面。事實上，很多無實質意義的翻譯錯誤會引起警示，這些警示容易引起重視。雙方由此可以追朔錯誤根源，重新探討引起錯誤的交際領域。盡管在大多數情況下這些錯誤很容易被發現，但是這些易見錯誤浪費了時間，影響了參與方的耐心。另外，對于某些人來說，這些錯誤可能暗示對被誤解語言方的不尊重。當參與雙方對同一語言的控制有所差異時，商務交際中重要的微妙掩飾性減弱了。事實上，同一語言中也會由于不同的方言而引起誤解。當對語言處于控制一方和非母語交流者認為這種區分存在時，源于誤解的沖突有可能發生。對待口音和方言的態度在國際商務中也會產生障礙。在很多語言中，講某種口音是忠于或者親近某民族或地區的觀點很普遍。加拿大魁北克省使用帶有巴黎口音的法語，西班牙有些地方使用墨西哥口音的西班牙語，在美國使用印度大陸英語也很常見，這些人有可能講得很流利，但是卻缺少親近感。更重要的是，在意大利、法國、德國某些地區所使用的方言表明了這些國家的地區關系和緊張局勢。最后，民族偏見和階級劃分也通過社會語言學———語言的社會形式得到加劇，如地區偏見和種族主義。在美國，對市區、鄉村、少數民族有關的口音的偏見進一步加劇，影響到對有關商務能力、教育水平或者智力的偏見。同樣的，有些文化中使用社會語言學來區分經濟階層。因此，在英國，不同的口音與貴族、中產階級和底層社會相關，外國人經常不了解這些差異。

3環境和科技

在各種文化中，人們使用可利用資源的形式有很大不同。對于自然和科技的固有文化偏見會引起交際障礙，很多環境因素對于文化的特點和發展亦有深遠影響。事實上，氣候、地理、人口數量和密度、自然稟賦造就了各個國家和地區的歷史和現狀。畢竟，地理和氣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運輸、物流、定居、區域性組織的概念。比如，一個有豐富自然水域的多山國家比起一個干旱的內陸國家務必會發展多種運輸方式。因此前者毫無疑問將發展水運主導的運輸方式，后者則集中到公路、鐵路和其他陸地運輸方式。人口數量、密度和自然稟賦影響著各個國家的出口和國內市場。例如，有巨大國內市場和豐富自然資源的國家，比起國內市場或者自然資源不足的國家，看待某些行業的態度差異很大。由于文化上缺乏對待科技發展態度的靈活性，很多商人無法調整自己的跨文化交際能力來適應環境的差異。實際上，各個文化對科技以及科技在世界上所起的作用有不同定義。在控制文化中，如大多數歐洲和北美國家，科技習慣被視為本質上控制環境的有效方法。在征服文化中，如在中非和東南亞國家，現存環境被視為本質上正統的，科技則常處于被懷疑狀態。在和諧文化中，如在很多美洲原土著和東亞文化中，則在現存環境和科技之間試圖保持一種平衡。在這些文化當中，無論科技還是環境本質上都不夠完善，這些文化中的成員將自己視為他們所處環境的一部分，不屈服也不主宰它。當然，過分概括社會指導哲學思想是危險的。例如，美國在歷史上被視為一種控制文化，認為科技是正能量，可以讓社會進步和發展，但肯定也存在大量異議，排斥這種觀點。

4社會結構和歷史

社會結構，正如它影響我們工作領域一樣，通常由文化來定義。我們如何看待以下概念:如裙帶或者親情關系、教育價值、階級結構、社會流動性、職業地位、經濟層面、宗教關系、政治背景、性別差異、種族主義和其他偏見、工作態度、娛樂或者工作場所。這些概念領域對商務慣例來說具有深遠的意義。例如，美國、加拿大和北歐一些國家，其家族和親屬觀念相對較弱，招聘員工時首要的方法是通過簡歷篩選。在這些國家的文化中，裙帶關系被視作為一種出于主觀，可能利用裙帶關系保護不勝任員工的不當方式。相反，通過比較，在阿拉伯、中非、拉丁美洲、南歐文化中，排除親屬關系而雇傭陌生人被視作是不適當的。裙帶關系既可完成個人義務，又確保信任度和責任性。陌生人似乎更勝任的觀念是因為通過個人簡歷和面試優者會脫穎而出。贊揚的性質和對員工的激勵可由社會決定，因為不同的文化賦予各種員工獎勵體制，每一種體制反映出社會歷史和文化價值。最終，當社會組織機構有很大差異時，商務交際中判斷上的偏見很難消除。舉例來說，美國人很難在無法反映美國公平價值觀的文化層次結構上保持中立。又如，印度或伊斯蘭世界中對待社會角色屬性較弱的女性的態度，有可能會使得西方人感到困惑甚至氣憤。然而，如果西方的商人無法消除商務交際中伴之而來的對對方的指責，他們將無法在所處的異國文化中發揮作用。個人可能會私下里認為一個國家的社會體制是不完善或者是不當的。然而，通常個人做生意的方式，必須在文化局限之內取得成功。一個人有可能選擇不和來自某一種文化的商人進行貿易往來，但是一個人不能輕易將自己的文化價值觀附加到他們身上，同時期望在跨國商務領域取得成功。

5權力的概念

不同文化看待他們社會中權力分配的態度不同。GeertHofstede，荷蘭國際商務研究者，將這種文化差異的維度稱作為“權力差距”，將它定義為“一個社會接受權力在機構和組織中不平衡分配這一事實的程度”。之所以一個特定社會中權力的觀點會大大影響商務環境中的交際，是因為它形成了信息如何基于發信者相對地位和職銜而被接受的觀點［5］。換言之，權力的概念影響了慣例和其他商務交際活動采取的特殊形式。在與以色列、瑞典人(他們的文化具有相對的分散權力或者“小權利差距”概念)一道工作過程中，和法國、比利時這些文化中的商人相比，我們可以期待更大程度上接受多人一起參與的交際管理模式，而后者習慣于根據權力決定模式，一般很少使用多人一起參與的管理模式。

6非言語交際

在最明顯的跨文化交際維度差異方面則是非言語行為。一個人所言傳遞的文化知識僅代表此人所傳達的一部分內容。實際上，無論在何種文化中，身勢語、衣著選擇、眼神交會、觸碰動作、個人空間的概念都傳遞著某種信息。一個精明的商人在一種不熟悉的文化中(或者此類文化代表中)做生意時，會花時間去了解在這些領域中的一般態度。簡單以握拳翹大拇指為例，英國人視此為攔車動作，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則視為，希臘則表示“滾蛋”，我們中國人一般將此視為贊揚的動作，不難想象，對此類體態語的不同理解會引起難以想象的尷尬局面。再如對于個人空間的認識，歐洲人，尤其德國人更為注重個人空間，兩人交談時距離較遠。據統計，美國人交談時個人空間約為91．5厘米，中國人則近一點，為50～100厘米之間，阿拉伯和拉美人最近一般不到50厘米。同一地區人之間不同的個人空間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經濟發達程度，越發達的地區，人們則更注重個人空間。

7結語

篇5

一、中國自行車生產和出口歷程

（一）自行車產業的發展歷程

我國第一家成規模的自行車廠是成立于1940年的上海自行車廠，即上海永久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1949年全國自行車產量不到1.5萬輛。1950年從零部件到設計全部實現國產化的自有品牌“飛鴿”在天津下線，1958年上海自行車三廠成立，生產“鳳凰”品牌自行車。至1990年前，共有自行車整車廠60余家，零部件廠1000余家。 1990年后，捷安特等品牌登陸內地，合資和民營生產廠家遍地開花，自行車品種千變萬化，生產量突飛猛進，不但滿足了國內的海量需求，而且迅速占領了國外市場。中國的自行車“王國”地位從此確立。

（二）自行車出口階段性回顧

1953年中國開始出口自行車，當年出口2000輛。1965年出口量為16.32萬輛，前期出口量有所下降。1981年出口量突破100萬輛，1990年出口量猛增到370多萬輛，1992年突破1000萬量， 1999年突破2000萬輛，2003年出口量達5044萬輛，2007年達到歷史性的5922.6萬輛。2000年至2007年，我國自行車年均增長率11.7%。之后遭遇金融危機和歐盟雙反，2008年自行車數量出口出現自1996年以來的首次下降。2012年，出口量5715萬輛，出口總額31.76億美元，再加上自行車零部件累計出口額22.1億美元，全國自行車及零部件行業累計完成出口額占全國對外出口總額20489億美元的0.262%。

二、中國自行車出口貿易的狀況

（一）自行車生產量和出口量穩步增長

經過十幾年的高速擴張和承接日本、臺灣的產業轉移，“十一五”期間我國自行產業隨著我國制造業的崛起，最終形成了世界最大最穩定的生產和出口基地。根據國家統計局統計，截止“十一五末”的2009年，全行業規模以上企業787家，從業人員13.6萬人，實現工業總產值471.5億元，利潤11.8億元；行業工業總產值、自行車出口額、零部件出口額分別較“十五”期末增長56.6%、22.3%和48.4%。2009年自行車平均出口單價46.4美元，較“十五”期末提高41.9%，平均出口單價超過100美元的自行車占出口總量的比重達到8.1%，較“十五”期末的0.1%大幅提高。“十一五”期間全國自行車平均年產量、出口量和出口額分別達到8395萬輛、5448萬輛和22億美元，行業經濟總量持續增長，產品質量和檔次不斷提高，企業實力逐漸增強。

2012年自行車行業出口量和出口額依舊穩定增長，但增速大幅回落。自行車零部件累計出口額22.1億美元，同比增長5.2%。整車出口5715.1萬輛，同比增長2.6%；出口額同比增長9.4%。我國自行車出口市場的發達經濟體國家，因為金融危機和財政懸崖導致經濟復蘇緩慢，對外需求下降，再加上國內人民幣匯率升值、勞動力成本上升、貸款利率增高等因素造成出口成本增加，我們自行車產品“價廉物美”的競爭優勢正在削弱，因此，我們自行車產業單純依靠量多價少占據出口市場的出口狀況需要有所改變。出口量有可能長期維持在一個平衡狀態，甚至有所下降。

（二）自行車生產地區和主要出口市場集中度比較高

自行車產業鏈條比較短，容易形成相關上下游產業供應鏈聚焦的小型產業集群，國內生產地區直接對接國外出口市場。以2012年數據主例，我國自行車生產和出口地區集中在廣東、天津、江蘇、浙江、河北等省市，5省市累計出口金額占全部產品出口額的94.21%。廣東自行車產業比較成熟，產品多樣化，位據出口省市的榜首。

從自行車出口的地區看，亞洲和北美洲是我國出口的主要市場，歐洲和南美洲是次要市場。2008年至2010年三年間，我國對亞洲自行車出口保持在42%左右，對北美洲的出口保持在35%左右。2012年，對亞洲和北美洲分別出口2498.58萬輛和1912.73萬輛，占出口量比重分別為43.7%和33.5%，兩者共計77.2%。1992年前，我國對歐盟每年出口自行車超過200萬輛，但隨著歐盟對中國自行車持續的反傾銷措施，中國對歐盟的出口一路下滑，2009年只有72萬輛，僅占歐盟市場的2.4%；2010年出口87.2萬輛，僅占歐盟市場的3%。2012年出口只有66.8萬輛，歐盟成為中國自行車出口無法逾越的屏障。次外，南美洲、非洲和澳洲比例較小，分別占7.7%、4.2%和2.9%。

從自行車出口的國別看，2012年對美國、日本和印度尼西亞的累計出口量已占出口總量的53.9%，并且這三個國別細分市場分別對應中檔、中高檔和低檔產品，決定著國內產業發展和貿易走向。其中，累計出口到美國自行車產品金額超過10億美元，同比增長21.77%；出口到日本累計金額近8億美元，同比下降5.2%。出口前10位國家占出口總量比重達71.3%。全年出口東盟的整車數量達到809.8萬輛，同比增長24.0%，但累計出口量額占總額的比重僅為9.8%，中檔以上的自行車增長潛力還很大。從需求檔次來看，10大進口國中的印度、阿聯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俄羅斯大多進口平均單價為50美元的低檔產品，日本、韓國、澳大利亞則進口中高檔型自行車。同時，自行車零部件出口額最大的前10位國家和地區依次為臺灣、德國、香港、巴西、印度尼西亞、俄羅斯聯邦、日本、荷蘭、意大利、墨西哥，合計125288.1萬美元，占出口總量的56.8%。相對歐盟市場的萎縮，日本和美國在很長一段時期里會是中國自行車穩定的出口市場，因為自行車屬于低值原材料消耗型產業，技術含量并不高，日本早將這類產業轉移到東亞和南亞國家，并且和美國一樣國內產業量并不大，因此不會進行如歐盟般的“雙反”調查。但永久占領這兩個市場，我國自行車產業還需在更新換代上趕上消費者不斷變換的口味。

（三）自行車出口產品結構保持穩定

我國自行車出口長期存在低檔產品為主、中檔產品為輔、高檔產品稀少的結構狀況。日本、美國和歐洲部分制造業發達的國家逐步退出了中低檔自行車的研發，我國自行車占領這些國家的優勢依靠的是低成本擴張而非技術優勢，大量低檔產品覆蓋了國際市場，而高端產品依舊是弱勢，高端產品依然由日本、美國和德國等國的品牌牢牢占據。

從2012年出口的數據看出，高端的競賽型自行車僅僅出口16萬輛多點，占出口總量比重只有0.3%。競賽型自行車的平均出口單價雖然有所提高，達到294.2美元，同比增長12.8%，但與同期臺灣業界的產品還相差80多美元。99.7%的出口產品是低于100美元的中低檔產品，其中40%是低于33美元的低檔產品。整車平均出口單價為55.6美元/輛，同比增長6.6%。也就是說，我國出口的自行車平均出口單價折合人民幣只有300多元，這種橢圓形的出口結構雖然穩定性強，但很容易受到生產資料供應、國際貨幣波動、匯率和勞動成本的影響，因此競爭力優勢也很容易喪失。

三、中國自行車出口貿易的障礙

（一）生產和出口企業分散，削弱了自行車出口競爭力

首先，自行車企業分布比較散，缺乏龍頭和骨干企業。環渤海、長三角和珠三角是我國自行車企業的主要集聚區，但集聚區內企業各自為戰，同質生產和重復生產情況嚴重，上下游企業通力合作的產業集群特色還不突出，大型骨干龍頭企業沒有形成規模效應，帶動作用不突出，削弱了企業競爭力。其二，企業之間缺乏合作，低質、同質化競爭普遍。其三，企業貼牌和仿冒較多，技術創新積極性不高，缺乏戰略競爭和發展意識，追求短期效應和短期利益。

（二）產業大而不強，出口依存度過高

我國是世界上自行車生產、出口量最大的國家，70%產品出口國外，嚴重依賴國際市場。但中國自行車產業缺乏核心競爭力，產品檔次不高，出口產品定價沒有話語權，以極低的價格銷售到世界各地，行業整體利潤壓縮到最小，頭上還時時懸著一柄“雙反”的達摩克利斯劍，導致中國自行車出口在表面繁榮的下面掩飾著無法回避的脆弱和傷痕。

產業大而不強的表現之一就是大量生產和出口低端的自行車產品，而對高端產品卻望塵莫及。2010年，我國出口的自行車產品與平均價格一直沒有突破50美元。2011年平均單價第一次達到52美元/輛，2012年達到55.6美元/輛，并不是產品技術攻關的結果，而是國內勞動力升值和對外人民幣升值的被動結果。反觀之，意大利、德國、日本等國牢牢掌握了高端自行車的生產和研發，本國需要的耗費大量原材料的中低端自行車產品卻全部從中國進口，我國的高端市場也被他們控制。

（三）自有品牌實力弱，貼牌產品壟斷出口份額

我國自行車出口產品本來利潤稀薄，加上出口產品中80%以上為國外貼牌或定牌生產，使本土產品在國際上的影響越來越微弱，還承擔了傾銷的惡名。富士達公司代工產品占總產量的70%，同樣一個產品貼牌后拿到國外出售價格就高幾倍。鳳凰、永久、飛鴿等本土老牌企業的出口產品永遠和捷安特、美利達等貼牌企業拉開幾個檔次，更無法和國際著名的“閃電”、“確克”、“寶馬”、“法拉利”等自行車品牌相抗衡。中國自行車打造在國際上有影響力的自主品牌，提升產品質量、功能及精細程度，是提升自行車王國成為真正具有國際競爭力的自行車強國的必由之路。

（四）出口遭遇反傾銷阻擊，應對措施寥寥無幾

因為嫌涉低價傾銷，歐盟對中國自行車持續20年實施高額進口關稅，從1993年加征30.6%的進口反傾銷稅始，2012年這一稅率提高到48.5%。2012年我國自行車出口貿易摩擦更是此起彼伏：先是墨西哥對從中國進口的兒童自行車征收反傾銷稅；巴西擬對進口自中國的自行車橡膠內外胎分別發起反傾銷調查，并將自中國進口的自行車關稅從20%提至35%，自行車輪胎關稅從16%提高到25%；歐盟委員會不僅發起“雙反”調查，還決定對中國經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斯里蘭卡和突尼斯轉運至歐盟市場的自行車啟動反規避調查。此前，日本、阿根廷、加拿大、美國先后動用過技術壁壘和反傾銷措施。印度和越南等國聞風而動，乘機和我國爭奪低端市場。

而我國自行車行業和企業對國外的雙反調查束手無策，甚至沒有企業作為代表應訴，任憑別人宰割。另一方面，政府一再下調自行車出口退稅稅率，2005年從17%降至13%后，2012年7月1日，再度由13%降至9%。降稅不但解決不了自行車產業出口的困局，而且有欲蓋彌彰之嫌。

四、提升我國自行車出口競爭力的選擇

（一）轉變粗放發展模式，走產業結構升級的路子

過量的資源利用、粗放經營的生產方式、產能過剩的產業布局，使我國自行車產業用廉價資源和低成本占領國際市場的老路子越走越狹仄了。再加上國內勞動力成本上升、人民幣對外升值、國外制造業的理性回歸和對新興市場的雙反措施，倒逼我國自行車產業摒棄粗糙的生產模式，走產業結構調整和技術創新的路子。產業升級和技術創新可以使我國的自行車形成完整的供應鏈，形成上下游、整車零部件、產學研多層次的專業化分工協作機制，使產品價值鏈中心圍繞在以技術研發和品牌推廣為中心的產業集群核心層，實現行業發展模式由數量型向質量效益型的轉變，以高端產品為龍頭逐步征服國外市場。

（二）扭轉貼牌為主的代工方式，走自主品牌擴張的路子

自行車的貼牌出口擴張戰略不但浪費了寶貴的國內原生資源，而且極易被進口國以反傾銷之名切斷下游供應鏈，是一個吃力不討好的模式，也是發達國家早已拋棄和轉嫁給發展中國家的一種產業低端擴張方式。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日本基本完成現代化轉型，把自行車生產以“雁行模式”轉移給臺灣和東南亞一些小國。臺灣承接了日本“雁行轉移”后，沒有進行簡單的數量型擴張，而是走產業升級型的品牌創新路子，僅僅十年之間就成為世界自行車生產和出口重要基地。九十年代后，臺灣復制“雁行模式”，把自行車生產和出口基地向大陸和東南亞轉移，但更注重品牌的擴張，捷安特品牌就是一個成功的例子。現在，在大陸的捷安特品牌出口的影響力遠遠超過了任何一家國內品牌。中國要提高自行車的國際競爭力，就要甩掉為人作嫁的貼牌代工方式，發展自主品牌，一來可以推進自行車產業升級；二來可以打碎國外反傾銷口實，還可以把產業轉移到新興市場甚至歐美二線市場，讓自行車真正成為中國制造業的正面象征。

（三）遵循國際貿易游戲規則，積極應對國外反傾銷調查

歐盟對中國自行車征收反傾銷稅持續20年，這在世界現代貿易史上實屬罕見，而中國企業要么放棄歐洲市場，要么轉口亞洲國家曲線登陸歐盟（這條路隨后也被封死），但一旦遭遇反傾銷調查，極少有企業按照國際貿易規則積極應訴，導致歐洲市場幾乎全面撤退的尷尬局面。中國自行車企業的鴕鳥策略，更加使歐盟堅信自己反傾銷的正當性和正義性。

2012年3月歐委會對大陸企業寶歸來和另外3家臺灣自行車生產企業下達立案公告。寶歸來是新成立的不久的民營企業，主業是電動車，2011年委托商在歐洲試銷了75輛自行車，價格不到1萬美元。寶歸來決定應訴。其間，2012年12月歐委會以原材料鋁和鋼的價格受到政府干預為由，否定了中國自行車全行業的市場經濟地位，寶歸來未能幸免。寶歸來沒有放棄，前后經過許多波折，花費200多萬元。2013年6月5日，歐委會在布魯塞爾公告，對原產于中國的自行車反傾銷期間復審做出裁決，寶歸來最終反傾銷稅率為19.2%，而其他未應訴中國企業則維持了48.5%的稅率。寶歸來的小勝，給中國自行車產業重返歐盟帶來一絲曙光。歐洲一家著名企業已經向寶歸來開出一年至少20萬輛自行車的訂單。

同時與寶歸來應訴的臺灣企業中，有兩家獲得了零傾銷稅的待遇。幾年前，歐盟幾乎終止了對產自臺灣地區的自行車持續多年的反傾銷，原因在于臺灣自行車企業不再執迷于價格競爭，依靠品牌和質量征服海外市場。臺灣自行車產業的崛起之路，也是大陸自行車產業可資借鑒并進軍國外市場的康莊大道。

參考文獻：

[1] 王維婷.應對歐盟自行車反傾銷的三方聯動思考[J].改革與戰略，2011（11）.

[2] 龔孝燕.鑄造天津自行車電動自行車產業新輝煌[J].中國自行車，2013（02）.

[3] 中國自行車秘書處.2012年12月我國自行車整車出口數據[J].中國自行車，2013（02）.

篇6

【關鍵詞】迪士尼樂園 市場營銷 政治障礙

一、文化障礙及克服

文化風險是跨國企業在跨國經營的過程中面臨的一項相對較“軟”的風險。它包含兩種含義，一是這種風險不似政治風險一般，擁有諸如強制沒收一樣強勁的威力；二是這種風險有時對于刺激反應較慢，對于在此方面犯錯的企業，改正的時間成本較大，因此更需要企業從始至終保持警惕。本案例中，根據霍夫斯泰德的文化差異理論，在西方世界里，美法兩國差異相對較大。因此更需要著重考慮以下問題。

（一）應當事前考慮的因素及防范措施。

1.產品形象的可接受性

由于歷史（法國歷史上幫助美國建國）和現實（現時國家地位）的原因，美國和法國都認為自己處于文化上的強勢地位。這時，如果美方將自己的產品（或服務）不加改變的的強置于法國，就如同強行喂藥的醫生，不會被患者接受。

2.消費方式的差別

由案例所言，美國人習慣在樂園中消費多日而歐洲人多習慣一日游。

3.勞工狀況

我認為，迪士尼公司大可以通過事前的準備進行化解以上因素。

首先，迪士尼可以通過一些類似“選秀”的方式試探法國人對于樂園的熱情，扭轉法國人對美國文化的輕視。奧運會的申辦，可以被認為是可行的先例。憑借這個方式，迪士尼可以通過多個城市、國家的角逐，與各國人民的反應，判斷出最佳的投資地點。

其次，如果迪斯尼確定把法國作為投資目的地，則應根據市場調查的方法，判斷至少以下幾個情況：1）目標客戶的消費習慣（防止出現對周一消費者人數少的誤判和對消費者多一日游的誤判）；2）當地勞動力情況（熟悉當地相關法律及工會狀況和潛在員工的工作習慣，防止員工對原先組織設計的不適應）。

第三，根據以上步驟得出的結論修改計劃，包括樂園的硬件設施、產品的提供以及對經典組織結構的變化方面。具體而言，迪士尼樂園可以將樂園的功能按照歐洲旅客的實際情況進行調整，并將樂園分成數期建設或者開放（這與我國改革時“先試點后普及”是一個道理）。同時，在中高層管理人員中更多的吸收法方人員而不僅僅在底層招募法方員工。

（二）事中應考慮的問題。

1.文化協調

我認為，盡管迪士尼公司事先能夠做一個更加詳盡、謹慎的調查，小的問題依然不可避免。這時，應該充分發揮公司中的法方人員的作用，使得歐洲人的意見得以表達，也使得樂園的細節得到改善。我在網上看到了一片在案例截止的2004年以后的新聞，里面講樂園方根據法國人的審美，給唐老鴨等卡通文物戴上了三角帽，穿上了法國傳統衣服，這可以被看作是迪士尼“接地氣”的一個表現。如果這樣的改進能夠在被批評后更快的做出，我想迪士尼應該會處在一個更加有利的位置上。

2.突發的文化公關

如材料所示，法國農民將拖拉機開到迪士尼樂園示威是因為美國對法國提出了關于農業的不合理要求。雖然迪士尼在此事件中并無過錯，但樂園方顯然也因此吃了大虧。我認為，在這就是由于迪士尼危機公關準備不足的原因了。

二、政治障礙及克服

與文化障礙相比，政治障礙就相對較“硬”了。這主要體現在相比于一家公司的力量，政治變動的威力實在是過于巨大。

因此，“定性”的判斷十分重要。在案例中，迪士尼樂園選擇了法國這個政治相對穩定的法制社會，在大的方向上是沒有問題的的。

然而，在細節處理上，迪士尼還可以做的更好。例如，迪士尼可以通過分期建設的方法，拉長工期，從而防止法國政府改變態度。

另外，針對迪士尼被法國農民誤傷的情況，迪士尼應該吸取教訓，更多的使迪士尼本土化，在控股比例、管理層構成與企業形象上更多的吸收歐陸因素，以此增加法國以及整個歐洲的人民對于“歐洲的迪士尼”認同。

參考文獻：

[1]曹藝凡，童鋒.文化沖突背景下跨國傳媒公司文化整合的路徑——以迪士尼公司為例[J].中國人力資源開發，2011，（10）.

[2]劉楊.迪士尼樂園跨文化企業管理探究[J].宿州教育學院學報，2012，（01）.

[3]張秋艷. 從迪士尼樂園看香港與巴黎的文化距離——全球化語境下的文化出路[J].天府新論，2009，（S1）.

[4]肖樹青.迪士尼樂園經營現狀的文化解讀[J].商業時代，2010，（32）.

篇7

【關鍵詞】 簡明幸福與生活質量滿意度問卷;精神障礙患者;信度;效度

中圖分類號:R749 文獻標識嗎:A 文章編號:1000-6729(2010)009-0680-05

doi:10.3969/j.issn.1000-6729.2010.09.010

隨著社會的發展和各類新型治療精神疾病藥物在精神科臨床的廣泛應用,人們開始更多地關注精神病人在長期使用精神藥物治療后的生活質量。許多研究顯示,目前雖有許多生活質量的評定量表,且在臨床已被廣泛使用,但多具有內容繁多,測評需時冗長的特點[1-2],在住院和/或門診治療期病人中完成測評難度較大,某些量表的部分內容亦不適合住院病人[3]。因此研制一個既簡單明了又能準確反映精神病人生活質量的測評工具十分重要。簡明幸福與生活質量滿意度問卷(Qualitof Life Enjoyment and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Short Form Q-LES-Q-SF)具有概念清晰簡便的特點,在國外具有良好的信效度。MichaelRitsner等選取精神疾病患者樣本,具有良好的測量學指標[4-7]。本研究選取精神病患者和健康人樣本,對Q-LES-Q-SF的信效度進行檢驗,與國外的研究結果進行比較,以考證Q-LES-Q-SF在中國的適用性。

1 對象與方法

1.1對象

患者為山東省精神衛生中心2007年7月-2008年1月門診和住院的精神分裂癥和心境障礙患者。入組標準:符合ICD-10精神與行為障礙分類中關于精神分裂癥或心境障礙的診斷標準[4],性別不限,年齡18~65歲之間,具有小學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無重大軀體和神經系統疾病及酒精和藥物濫用,能夠理解和遵守研究的要求,知情同意。符合上述標準并參加測評的精神分裂癥和心境障礙患者各200例,門診和住院患者比例均為1∶1。共測評男性232例(58%),女性168例(42%),平均年齡(32.2±10.2)歲,平均受教育程度(12.54±3.24)年,婚姻狀況:已婚208例(52%),未婚161例(40.25%),其他離婚喪偶等31例(7.75%)。在200例精神分裂癥患者中,127例為偏執型,65例為未定型,5例為分裂樣,3例為殘留型。起病平均年齡為(25.6±7.3)歲,平均病程(14.7±9.8)年。治療藥物:新型抗精神病藥158例,傳統抗精神病藥35例,聯合用藥(新型藥物與長效制劑,如喹硫平合并氟哌啶醇癸酸酯)7例。200例心境障礙患者中,76例為雙相障礙,其中抑郁相34例,躁狂相37例,單次發作的抑郁88例,單次發作的躁狂36例,混合相5例。起病平均年齡為(25.6±7.5)歲,平均病程(14.1±9.3)年。治療藥物:新型抗抑郁藥118例,傳統抗抑郁藥4例。情感穩定劑106例。

健康對照者來源于濟南市7區4縣(包括在濟南打工的4縣農民工)。按1∶2的比例,選擇其年齡、性別、職業、婚姻狀況、受教育程度與病人相匹配,且身體健康無重大軀體和神經系統疾病及酒精和藥物濫用,能夠理解和遵守研究的要求。知情同意的健康對照者共200例,其中男性112例(56%),女性88例(44%),平均年齡為(32.0±10.0)歲,平均受教育程度為(12.96±3.10)年;婚姻狀況,已婚104例(52%),未婚82例(41%),其他離異喪偶等14例(7%)。

所有受試者在初評后第30天進行第2次測試,兩次測試資料均完整者患者組共385例(其中精神分裂癥193例,心境障礙192例),脫落15例,脫落率為3.75%。健康對照者196例,脫落4例。脫落率為2%。

1.2工具

1.2.1簡明幸福與生活質量滿意度問卷(Q-LES-Q-SF) [5-6]

英文版簡明幸福與生活質量滿意度問卷(Q-LES-Q-SF)共16個項目,前14個項目用于產生總分,剩余2項為單獨項目,分別用于測評與研究藥物相關的滿意程度及整體生活質量。Q-LES-Q-SF為自評量表,每個項目都分為5個等級(1=很不滿意、2=不滿意、3=一般、4=滿意、5=很滿意),評分越高說明患者幸福與生活質量滿意度越好。 Q-LES-Q-SF中文版來源于阿斯利康制藥有限公司在中國進行的全球三期臨床試驗,由公司的醫學部提供,公司醫學博士對問卷回譯后專家認為中文版在內容上與原版完全一致。本次研究時對精神病患者和健康受試者進行現場預測試,預測試時精神病患者和健康受試者理解和接受程度均良好。故中文版在內容上與英文版完全一致。

1.2.2世界衛生組織生活質量量表(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Quality of Life,WHOQOL-100)[7]

共分6個領域24個方面(表1),得分越高,生活質量越好。方積乾等研究顯示其信度在0.41~0.93。

1.2.3簡明精神病評定量表(Brief Psychiafric Rating Scale,BPRS)[8]

采用1~7級評分法。得分越高,患者病情越嚴重。

1.2.4自制一般資料調查表

包括一般人口學資料如性別、年齡、職業、受教育程度,受試者個性特征和與疾病相關的資料。

1.3資料收集方法

由精神科的1名副主任醫師和1名主治醫師對入組患者進行精神檢查和簡明精神病評定量表(BPRS)評定并做出患者病情嚴重程度的診斷,向患者或每例受試者講解統一指導語,讓受試者現場填寫并完成量表的各條目,當場收回答卷。

1.4統計方法

采用Cronbach' s α系數評定問卷的內部一致性。通過Pearson相關分析計算初重測結果間的相關系數,檢測該問卷的重測信度。以WHO-QOL 100作為效標變量評價問卷的效標效度。以方差分析進行區分效度分析。

2 結 果

2.1信度

內部一致性信度:問卷中的前14個條目與問卷總分間的相關均在0.6以上,說明這些條目都有較高區分度。

重測信度:385例精神病患者和196例健康受試者在初次測試后的第30天進行了重測,Q-LES-Q-SF重測相關系數為患者組0.785、健康對照組0.870。

2.2效度

2.2.1效標效度

因目前尚無評價幸福與生活質量滿意度的金標準,所以根據簡明幸福與生活質量滿意度問卷的理論框架,選用世界衛生組織生活質量量表(WHO-QOL 100)作為效標變量評價問卷的效標效度。結果顯示問卷的總分與WHO-QOL 100的心理領域及包含的3個方面呈顯著負相關,與其余5個領域及20個方面及總分均呈正相關(表1)。

2.2.2區分效度

對精神分裂癥患者和心境障礙患者與健康對照者Q-LES-Q-SF問卷的得分進行比較,結果顯示,兩患者組問卷總分及每個條目分得分均明顯低于健康對照組(Ps

3 討 論

幸福與生活質量滿意度問卷(Q-LES-Q)作為精神障礙患者的生活質量的評定工具自1993年起,已被廣泛應用于臨床試驗[9-10] ,但問卷冗長,測評費時40~45分鐘。簡明幸福與生活質量滿意度問卷(Q-LES-Q-SF)共有16個項目,所涵蓋的內容與原問卷(Q-LES-Q)相同[3-4],被認為具Q-LES-Q的信度和心理測量學同等的功能,是測定多領域生活質量的簡潔而應用廣泛的問卷[11-12] ,因其測評時間縮短為10~12分鐘,故適用于住院和/或門診各類精神病人。許多學者把它應用于精神疾病的臨床研究,取得了良好的信度和效度[13-14] 。Eric Mick等人[15] 對抽動癥患者的研究得出患者組Q-LES-Q SFalpha系數為0.88。Wyrwich,K等人[6]2009年采用Q-LES-Q SF對2588位廣泛性焦慮病人的測試結果顯示Q-LES-Q SF alpha信度系數為0.86,8周后重測信度系數為0.73。本研究結果取得了與國外研究相一致的結果,即所有條目與問卷的相關達0.611以上,總的Cronbach' s α系數為0.920,一個月后重測信度為0.785,均在測量學的接受范圍[16],各因子與總分間的相關性較高,符合同質性量表中項目與總分的相關性至少應在0.20以上測評要求,說明問卷具有良好的內在信度和外在信度,穩定可靠。

效標效度以金標準檢驗新量表與標準量表測定結果的相關性。從測量學理論看,量表與相同結構的量表之間的測量結果應有較高的相關性,與相異結構的量表之間的測量結果應有較低的相關性。本研究選用世界衛生組織生活質量量表(WHO-QOL 100)評價問卷的效標效度,兩量表呈現出高度的相關性。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Q-LES-Q-SF的測評時間為8~10分鐘,而WHO-QOL 100的測評時間為30~40分鐘,對于精神病患者而言,Q-LES-Q-SF的適用性更好。

國外另有多項精神科臨床研究結果顯示,通過此問卷的測評結果可以區分精神疾病的嚴重程度及評價不同藥物治療后的療效,說明此問卷具有更好的敏感性[13-14] 。本研究中患者組Q-LES-Q-SF總分和各項目得分均低于健康對照組,表明Q-LES-Q-SF能測量出所期望測出的內容,即精神障礙患者的幸福與生活質量滿意度明顯低于健康對照者,說明此結果與國外報道相一致[17-18] 。

總之,簡明幸福與生活質量滿意度問卷具有較好信度和效度,可用于評價我國精神障礙患者簡明幸福與生活質量滿意度。

參考文獻

[1]Ritsner M,Kurs R,Gibel A,et al.Validity of an abbreviated Quality of Life Enjoyment and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Q-LES-Q-18)for schizophrenia,schizoaffective,and mood disorder patients[J].Qual Life Res,2005,14:1693-1703.

[2]Jean Endicott,John Nee,Ruoyong Yang,et al.Pediatric Quality of Life Enjoyment and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PQ-LES-Q):Reliability and Validity[J].Am Acad Child Adolesc Psychiatry,2006,45:401-404.

[3]Bobes J,Garc á-Portilla P,S áz PA,et al Quality of life measures in schizophrenia[J].Eur Psychia,2005,20(Supple 3):313-317.

[4]范肖東,汪向東,于欣,等.ICD-10精神與行為障礙分類[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3:72-106.

[5]Endicott J,Nee J,Harrison W,Blumenthal R.Quality of Life Enjoyment and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A new measure[J].Psychopharmacol Bull,1993,29:321-326.

[6]Wyrwich K,Harnam N,Revicki DA,et al.Assessing 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in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using the Quality Of Life Enjoyment and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 [J].Int Clin Psychopharmacol,2009,24:289-295.

[7]方積乾,赫元濤,李彩霞,等.世界衛生組織生活質量量表中文版的信度與效度[J].中國心理衛生雜志,1999,13(4):203-205.

[8]張明園.精神科評定量表手冊[M].長沙:湖南科技出版社,1993:81-84.

[9]Revicki DA,Paramore LC,Sommerville KW,et al.De-pakote Comparator Study Group.Divalproex sodium versus olanzapine in the treatment of acute mania in bipolar disorder: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and medical cost outcomes [J].J Clin Psychiatry,2003,64:288-294.

[10]Swenson JR,O' Connor CM,Barton D,et al.Sertraline Antidepressant Heart Attack Randomized Trial(SADHART)Group.Influence of depression and effect of treatment with sertraline on quality of life after hospitalization for acute coronary syndrome[J].Am J Cardiol,2003,92:1271-1276.

[11]Rucci P,Rossi A,Mauri M,et al.Validity and reliability of Quality of Life,Enjoyment and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 Short Form[J].Epidemiol Psichiatr Soc,2007,16:82-89.

[12]Rossi A,Rucci P,Mauri M,et al.Validity and reliability of the Italian version of the Quality of Life,Enjoyment and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 [J].Qual Life Res,2005,14:2323-2328.

[13]Bondareff W,Alpert M,Friedhoff AJ,et parison of sertraline and nortriptyline in the treatment of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in late life [J].Am J Psychiatry,2000,157:729-736.

[14]Pearlstein TB,Halbreich U,Batzar ED,et al.Psychoso-cial functioning in women with sertraline or placebo[J].J Clin Psychiatry,2000,61:101-109.

[15]Eric MI,StephenV,Thomas S,et al.Assessing the validity of the quality of life Enjoyment and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short Form in Adults with ADHD [J].J Attent Disord,2008,11:504-509.

[16]Van Nieuwenhuizen C,Schene AH,Boevink WA,Wolf JRLM.Measuring the quality of life of clients with severe mental illness:A review of instruments [J].Psychiatr Rehabil J,1997,20:33-41.

[17]Ritsner M,Ponizovsky A,Endicott J,et al.The impact of side-effects of antipsychotic agents on life satisfaction of schizophrenia patients:A naturalistic study[J].Eur Neuropsychopharmacol,2002,12:31-38.

篇8

“馬首”回歸，敘說的是一個愛國主義的故事。此前，豬首銅像就是由何鴻燊先生于2003年出資購買后送歸國家的。“馬首”的回歸，則源于2007年8月，國家文物局獲悉圓明園馬首銅像即將在香港蘇富比拍賣有限公司拍賣的消息，第一時間表達了終止公開拍賣的堅定立場和促成文物回歸的良好意愿，該公司對此給予了積極配合。

9月，何鴻燊先生得知情況后，便以高度的家國情懷與責任擔當，慨然出資搶救流失文物，結束了馬首銅像百余年的離散漂泊。此后，馬首銅像一直在港澳地區公開展示，為增進港澳同胞對祖國文化的了解、弘揚愛國主義精神發揮了積極作用，彰顯了何鴻燊先生的拳拳愛國心。

（來源：文章屋網 ）

篇9

鳥欲高飛先振翅，人求上進先讀書。

鳥欲高飛先振翅，人求上進先讀書

鳥欲高飛先振翅，人求上進先讀書

中國文明最高尚者不在畫，畫之上有書法，書法之上有詩詞，詩詞之上有音樂，音樂之上有中國先圣的哲理。那是老莊、禪、《易》、儒。固尚欲畫高，當有以上四重之修養才能高。了無中國文明自尊心者與此無緣，勿與論者。

畫有精品，有神品。精品可以功力得之，神品則功力不逮者固必不可得，而功力即具者亦不可必得。會須意興所至，信手揮灑，心紙無間，筆墨契合，才情風發，妙造自然。

鳥欲高飛先振翅，人求長進先讀書。

一個畫家如果不愛民族，不愛祖國，就是喪失民族氣節。畫的價值，重在人格。人格

篇10

關鍵詞：國學根基 啟蒙教育 趣味性 可讀性 國文

中圖分類號：G633.3；G623.2 文獻標識碼：C 文章編號：1004-6097（2013）06-0021-02

2010年，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的《救救孩子，小學語文教材批判》一書批判了現在一些語文教材的弊病：如關于母愛和母親形象的不健康的內容。要么苦大仇深，要么道德完美如同圣女，很少見到有血有肉的真實的生活中的母親；書本中的小孩要么是不快樂的孩子，要么就是成人化的孩子，總之是非常態的孩子；在上教版小學課本里，長年沿用著幾篇朱自清、老舍、巴金的舊文，經典幾乎被三四十年代的作家“壟斷”；兒童視角的缺失，極少真正符合童心、童趣的作品，快樂的缺失，虛構歷史故事，缺乏求真精神、缺少經典。多數教材編者無視孩子的主體地位，常以成年人的意志去粗涉孩童的世界。對于這樣的批判，筆者深有同感！

這不由得讓筆者想起了葉圣陶編寫的《開明國語課本》，據說這本書現在還很受歡迎，里面有豐子愷的插畫，他采用的是回歸人性、回歸自然、回歸審美的路線，所編教材更注意尊重兒童心理，采用兒童視角，注重培養兒童探究自然的興趣，在探索中發現真善美，培育愛心，開啟心智。內容上，生活、游戲、自然、科學、商業、勞作、群體等，天上地下，現實與夢想，都能以最恰當的方式進入課文。體裁上，則多是童謠、童話、寓言、故事等，切合孩子的興趣。不管是當時，還是現在，《開明國語課本》都贏得了相當的尊敬和贊譽。

現在的教材除了要繼承和發揚原來的一些優點以外，筆者認為還需要在以下方面進行改革：

一、關注國學，重視啟蒙

現在的年輕一代不懂得做人的準則和禮儀，不懂得“孝、悌、忠、信、禮、義、廉、恥”是做人的根本，這對社會和國家都很不利！我們必須努力提高下一代人的素質，使之接受正確的文化教育。《三字經》《弟子規》《增廣賢文》《論語》《老子》《墨子》《莊子》等經典就是最好的教材。而現在的語文課本顯然忽略了這方面的內容，現在的教材只重視增長學生文學方面的知識，這是一個很大的不足！筆者認為，國學的教育應該作為中國語文教學的根本，國民的素質沒有提高，教育就是失敗的！所以，編寫教材的時候我們可以根據學生認知的規律，循序漸進地從《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經》《弟子規》《幼學瓊林》《朱子家訓》《增廣賢文》《論語》《老子》《墨子》《莊子》《淮南子》《列子》《孫子》《山海經》中多選出一些切合時代的精華，安排在小學至中學的國文課本中，引導學生進行學習領悟。只有學生時代的啟蒙教育做足了功夫，國家的軟實力才會提升！

二、放眼中外，豐富選材

教材內容上，一是要大量選取有豐富故事情節的名篇文段，加強文章的趣味性和可讀性。如我們可以大幅選用一些名篇，如《三國演義》《西游記》《水滸傳》《聊齋志異》《封神榜》等小說的選段， 也可以選用外國文學作品，如《哈利?波特》，以及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的一些文章。二是豐富課文的選材，可以多選用符合學生認知規律的文章，選用富有思想性、趣味性、想象力強、生活氣息濃厚的文章。如中外童話、神話傳說、寓言故事、成語故事、民間故事等。《一千零一夜》《格林童話》《安徒生童話》《木偶奇遇記》《伊索寓言》以及《列子》與《莊子》里的中國神話故事，都是富有思想性、趣味性且想象力非常強的文學作品。三是增加民間文化的內容，如小品、相聲等。

從形式上來說，我們可以在文章的旁邊配置動漫圖畫，運用多種彩色字體，增強視覺的趣味性。

三、文史經哲，重視誦讀

誦讀文章對學好語文幫助非常大，但現在中學語文課本背誦默寫卻陷入誤區，只重視詩歌的背誦，對詩歌背誦的編排卻非常單一死板，初中三年六冊的課文末尾全部都是古代詩歌的背誦，另外在內容上忽略了文、史、經、哲以及唐宋名篇等方面的背誦，如《詩經》《大學》《老子》《中庸》《易經》《論語》《孝經》《儀禮》《史記》《孫子兵法》《墨子》《列子》《莊子》《楚辭》以及唐宋家的文章。其實，通過對文章的反復誦讀，可以積累語文知識，領悟文章的真諦。古語云：“讀書百遍，其義自見。”世間萬物，皆屬身外，唯有書能夠滲心入骨地擦拭你蒙塵的心靈，讓你耳聰目明，志存高遠。

四、與時俱進，緊跟潮流

中小學語文教材編寫也應與時俱進，多增加一些與當前社會密切相關的商界精英以及時代風云人物的故事。

1.商界人物缺乏。語文教材涉及的名人有文學家、科學家、政治家，唯獨沒有企業家、經濟學家和商人。初中語文教材應合理安排有關商界名人的文章，如企業家的傳記、奮斗史、重要的商業事件等。比如世界首富比爾?蓋茨、股神巴菲特、中國商圣范蠡、香港富豪李嘉誠、阿里巴巴的馬云、騰訊的馬化騰、霍英東等人的故事。青少年最具模仿性，他們的榜樣與偶像不能只局限于戰斗英雄、戲劇明星、詩人、作家以及科學巨人等，讓學生了解“華爾街的巨頭”，了解充滿商業智慧的猶太人，讓學生懂得誠信做人、誠信經商，做一個有良心的企業家亦很重要！教師應讓學生懂得商業經濟對一個國家、一個社會、一個人產生的巨大影響，讓學生明白一個成功的商人只有懂得回報社會，熱心慈善事業，懂得感恩，才是最高的境界。

2.時代風云人物的缺乏。語文課本上有很多外國英雄的故事，有些已經明顯不合時代的要求了，學生沒有一點興趣。如《偉大的悲劇》《福樓拜家的星期天》《音樂巨人貝多芬》這些文章！我們是否可以將姚明、趙本山的故事收入課本呢？這樣學生學習起來會覺得更加親切而有興趣！

3.現實中的愛國題材缺乏。應該適當增加當代愛國主義題材，讓學生從閱讀這類題材的文章中了解自己的祖國，增強愛國主義教育！

目前，提高教材編寫團隊的整體水平已成當務之急。中小學語文教材的編寫不妨由國家教育部直接領導，舉全國之智力、人力、物力、財力進行廣泛的調研并編寫，匯集有國際視野的教育家、文學家，積極聽取并采納一線教師的意見，遴選出一流的編寫團隊，編出中國最高水準、最權威的國文教材，造福祖國和人民，培養跨時代的棟梁之才，全速推進民族的復興，實現中國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