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擴張性的財政政策，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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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應對全球金融危機，我國政府出臺了一系列政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積極的財政政策。在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當然是必要的，但如果方法不得當，擴張型的財政政策可能會成為緊縮型的財政政策。當前有些地方政府的行為讓筆者對此甚為擔憂。

在我國的經濟體制下，地方政府都有投資的沖動，尤其是爭取中央財政資金的投資沖動，在2003年以來，這種沖動一直處在被壓抑狀態，隨著國務院出臺4萬億經濟刺激方案，該沖動立即釋放出來，從隨后各地報的項目的規模就可以看出來該沖動有多么強烈：一個并不富裕的省動輒報出3萬億元的投資計劃！比該省一年的 GDP還多好幾倍。

如此大規模的投資，錢從哪里來？按照老辦法，一般是中央財政拿一部分，地方財政拿一部分，其余由銀行貸款解決。其中，地方財政那一塊很重要，如果拿不出來的話，中央財政配套的這一部分也就無從談起了。因此，地方政府為了爭取搭上明年擴張型的財政政策的快車，必須落實自己的錢袋子問題――要千方百計增加地方財政收入！

“千方百計增加地方財政收入”幾乎成為今年年關各地方政府的頭等大事，有些城市甚至下了“死命令”――必須讓2008年的地稅比2007年增長多少百分比。于是，稅收系統的領導們發揮了天才般的想象力，把幾年前的老帳拿出來清算。根據稅務部門一貫的做法，在經濟狀況好的時候征稅往往較松，有些城市在2006年、2007年只征收一個季度的稅收，因為只要征收一個季度就可以完成上級制訂的全年稅收計劃，如果多征則下一年基數增加，不利于來年“超額完成計劃”。因此，在經濟下滑之時，將前幾年“未繳”的稅收拿出來充數，企業則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即使現在日子不好過，資金周轉都困難，但“欠稅”不繳是犯法的，不敢不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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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積極財政政策財政風險

一、積極財政政策出臺的背景和深層次原因分析

1997年7月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嚴重打擊和損害了亞洲各國經濟，對我國的經濟也造成了嚴重的外部沖擊。在這種情況下，我國政府采取了對內啟動內需、對外擴大出口的宏觀政策組合，消除外部沖擊可能帶來的各種連鎖反應，積極財政政策是其中最重要并且最有效的政策手段之一。

但是，從當時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情況看，這些政策的出臺還有著更深層次的背景。首先，我國宏觀經濟的態勢已由供給短缺轉化為生產的全面過剩；由通脹轉變為通縮。其次。我國經濟發展的目標已由實現傳統的工業化轉換為實現工業化和信息化的雙重目標；由追求以人均GDP增長為主要標志的經濟增長轉變到追求經濟、社會和生態環境的全面協調發展；由強調效率優先的市場化改革轉變為同樣重視社會保障和公平。再次，我國已經進入建立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階段，重視法治和規則，提升國際競爭力和綜合實力，改善經濟增長的效益和質量是新階段提出的新要求。在這種情況下，客觀上就要求我國的財政體制和收支結構進行更大范圍、更深層次和更有效率的改革，以實現經濟體制和增長方式的轉變。因此，積極的財政政策不能簡單看作是一項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它更是一項結構性的財政政策。

二、積極財政政策的內涵

積極財政政策首先是一項應急措施，是為了化解外部沖擊，擴大內需和支持出口，確保經濟增長的短期擴張性措施：但是，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從一開始，就不僅是一項短期擴張性措施，而是包括了更多和更重要的中長期內容；它不僅是一項總量政策，同時又是一項結構性政策。

(一)積極財政政策是擴張性政策和結構性政策的組合

在規范的經濟理論中，有幾點是既定的：一是給定了比較完善規范的市場經濟體制；二是結構和技術問題只在中長期才發生變化。在這些條件下，以解決總有效需求不足為目標的擴張性財政政策，主要是通過增加財政支出或減稅等，來刺激需求并帶動整個經濟增長。

因此，從中國實際出發來界定積極財政政策的內涵，就不能把它簡單看作是規范濟理論中相機抉擇的財政政策。其作用也不是簡單地像西方發達國家那樣通過擴張或緊縮性財政政策來刺激有效需求。要真正使財政政策有效，就必須有結構性政策的配合。

(二)積極財政政策包含公共財政的體制改革

在一般意義上，財政職能主要包括以下內容：一是對宏觀經濟調節的職能。即反周期政策。這種政策只能在短期內使用，而且受財政紀律和政策規則的約束。二是提供公共產品的職能，即提供市場不能提供或提供數量不足的公共品和準公共品。三是社會公平職能。通過財政轉移性支付、收入再分配等政策手段來調節地區和個人的收入差距。四是激勵和引導職能。通過財政支出和稅制激勵調節微觀主體(企業)的行為，從而引導經濟資源配置的方向及效率。

三、積極財政政策的性質和特點

(一)政策的階段性

積極的財政政策，是在當前我國出現了需求不足，投資、出口和經濟增長乏力。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加劇等特殊情況下，在政策環境允許的限度內，所采取的一種階段性或暫時性的適度擴張政策。

(二)政策的定向性

從我國的現實情況看，在政府職能轉變尚未完全到位，企業機制轉換也尚未完成。體制性和結構性矛盾依然十分突出等情況下，不宜也不能實行全面擴張的財政政策，而只能實施既有利于增加投資、開拓市場、擴大內需，又有利于調整和優化結構，促進體制改革深化的財政政策，即應該實行定向性的財政政策。

(三)政策的復合性

擴大內需是多方面、多層次的，因此，積極財政政策的運用，就其自身而言，沒有局限于擴大財政對基礎設施投資這一個方面，而是以擴大需求為主旨，注重多項政策手段的綜合運用，體現了政策復合性。

四、積極財政政策的財政風險

(一)幾年來積極財政政策導致赤字率和債務率不斷增加。我國幾年來連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導致各項反映財政狀況指標呈現逐漸惡化的趨勢，赤字率(財政赤字占GDP比重)已經由1997年的1.18％上升到2002年的3.03％：債務率(國債余額占GDP比重)由1997年的8.16％上升到2002年的18.2％。

(二)歐盟《馬約》確定的赤字率和債務率標準不是公認的國際警戒線。赤字率和債務率并不是判斷財政風險的唯一標準，要結合具體國情主要是經濟增長和利息支出進行綜合考慮。

(三)中國財政短期內風險不大，但長期實行積極財政政策確有財政風險。按照前面的分析，雖然幾年來財政支出迅速增長。赤字率和債務率上升較快，但由于同期經濟增長和財政收入增長也較快，目前財政風險并不大。但如果從中長期看。中國財政風險有累計增加的可能性。首先，由于大規模增加稅收的條件并不具備，未來財政收入基本只能保持在略高于經濟增長的水平上。其次。由于中長期內仍需要堅持積極的財政政策，財政結構性職能要求財政支出規模不能減少。支出壓力較大。

(四)中長期財政風險的限度。在中長期內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必須考慮財政風險是否有可持續性的問題，即未來政府能否償還到期債務。如果隨著債務積累。政府既無法利用財政節余償還債務，也無法通過發行新國債償還舊國債，政府只剩下兩個選擇：使國債貨幣化或宣布廢除舊的債務。前者意味著征收了通貨膨脹稅，后者意味著國家信用破產。無論哪種情況出現。都意味著財政風險轉化成為財政危機。

五、積極財政政策下一步調整的方向

無論積極財政政策發揮了什么樣的作用，它僅僅是一項階段性的措施，不可能長期持續下去，當其初始目標完成后，就應當考慮它的淡出、轉型和調整的問題。

(一)積極財政政策在總量上的投入應逐步由擴張轉為適度調整。從現階段的實際出發。積極財政政策中以反周期為主要目的的擴張功能應當淡出。

(二)積極財政政策應加快向體制性、結構性政策轉型。積極財政政策由擴張性轉為體制性、結構性政策后，為保證政策調整力度，仍有必要在一段時間保持一定規模的赤字，來達到加快推動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繼續擴大對外開放，促進攻堅階段的經濟體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提高基礎設施的公共保障能力之目的。

(三)積極財政政策在機制上應逐步由應急性決策轉向“規則化政策”，建立正常的政府投資機制。自實施積極財政政策以來，人們最關注的是財政風險、國債投資效率以及公共財政的功能性改革等問題。要防范財政風險以及可能引發的金融危機，推進公共財政體制改革，在反周期擴張性財政措施淡出后，積極財政政策的重點一方面為國家重大戰略實施提供資源引導力的保障：另一方面。應加強財政政策的規則化管理，制定并遵守國債投資進入、退出的標準。保證財政政策的連續性、規范性和公開性，堅持法治和依法行政，提高財政資源和國債投資的使用效能。

(四)積極財政政策在投資領域應縮短戰線，并按照貫徹“五個統籌”要求調整投向。積極財政政策的一項重要使命，是逐步把擴大內需的主角讓位于消費和民間投資，公共投資的范圍是不與民爭利，在建立公共財政的體制框架的同時，掃除消費和民間投資增長的相關障礙。因此，適度規模的國債投資只可能有限解決目前最緊迫、最根本的發展問題，而把其他的發展問題留給市場和民間投資。

(五)積極財政政策要進一步強化社會保障職能。社會保障支出是財政的基本職能之一。從中長期看，我國社會保障壓力是由三個因素組成的：一是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的推進。社保覆蓋面將大大擴展，不但農村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之后應該被納入到社會保障體系中，而且社保范圍也應該延伸到農村：二是企業改革進入攻堅階段，在較長的一段時間內，我國就業情況不容樂觀，社保壓力也相應增加；三是我國在人均收入較低，養老保險體系建立時間不長，特別是一部分退休較早的職工沒有交納個人保障基金的背景下進入老齡化社會，社保支出呈快速增加的趨勢。下一步積極財政政策的重點之一，是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繼續提高社會的保障能力。重點完善相應的保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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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積極財政政策；　積極財政政策轉型；　穩健財政政策

財政政策是一國政府為了實現一定的宏觀經濟目標而調整財政收支規模和收支平衡的指導原則及其相應的措施。它是由稅收政策、支出政策、預算平衡政策、國債政策等構成一個完整的政策體系。

財政學理論根據財政政策在調節國民經濟總量方面的不同功能，將財政政策分為擴張性、緊縮性和中性三類。中性的財政政策是指財政活動對社會總需求的影響保持中性，財政的收支既不會產生擴張效應，也不會產生緊縮效應。財政政策的最終目標是實現政策的中性。

200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決定，自2005年開始我國將實施穩健的財政政策，財政政策為何轉型以及如何實施穩健的財政政策，已經成為當前及今后廣大財政理論及實際工作者需要探討和研究的課題。

一、積極財政政策出臺的背景

積極的財政政策是在一定程度上以適當擴大財政赤字和國債發行規模來實現國民經濟持續適度增長和社會穩定的目標。

我國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是在中國出現了外部影響的不確定性增加，國內有效需求不足，投資、出口和經濟增長乏力等情況下，在政策環境允許的限度內，所采取的一種階段性或反周期性的適度擴張政策。從本質上講，積極財政政策是一種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主要以國債和支出兩大政策工具的運用為主。

我國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的背景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影響。1997年7月爆發的東南亞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在1998年逐漸顯現，尤其是外貿方面受到的沖擊更為明顯。外貿增長幅度明顯放慢，并于1998年5月出現負增長，極大影響了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這種形勢客觀上為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創造了基本條件。

二是中國經濟處于周期性低谷階段，經濟增長明顯趨緩，并出現通貨緊縮跡象。同時，物價水平持續負增長，居民消費價格和商品零售價格均下降，通貨緊縮顯現。

三是買方市場全面形成。1997—1998年我國出現了全局性的“買方市場”，絕大多數產品供給能力大量閑置，有效需求不足成為影響和制約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

四是貨幣政策效果不佳。盡管貨幣政策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放松銀根、刺激需求的政策，中央銀行先后多次降低存、貸款利率，并取消國有商業銀行的貸款限額控制，降低準備金率等，但貨幣政策沒有產生足夠明顯的政策效果，其操作空間和余地已經相對狹小。

在上述背景下，為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快速健康發展，我國自1998年開始啟動了積極財政政策。實行7年的積極財政政策對于應對亞洲金融危機、拉動經濟增長（平均每年拉動經濟增長1.5—2個百分點）、刺激投資需求、增加出口、推動產業結構調整、緩解收入分配不公等方面起到了顯著的作用。

二、積極財政政策轉型的原因分析

從世界各國的實踐經驗看，擴張或緊縮性的財政政策通常是一種短期的臨時性反經濟周期手段，長期實施則有可能導致財政風險增加并會對經濟產生一定的負面影響。因此，在運用財政政策調控宏觀經濟、刺激經濟增長過程中，都會遇到財政政策的適時調整和轉型問題。

我國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初衷是希望通過擴大政府投資使總供求均衡維持在接近充分就業均衡的水平，利用投資轉化的收入效應改變居民消費預期、提高邊際消費傾向、增強民間投資意愿，最終使市場機制恢復自主運行能力，經濟增長恢復內在的秩序。這也是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通行做法。但是作為一項反周期調節的政策，積極財政政策始終未能在刺激有效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恢復經濟自主增長方面產生明顯的效果，投資需求越來越依賴政府，對居民消費拉動弱，而政府消費率卻節節上升。

特別是近兩年來，我國經濟運行已進入新一輪快速、穩定增長期，民間投資能力迅速擴大、外部經濟環境改善。同時，轉變經濟增長模式、堅持“五個統籌”、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已經箭在弦上，作為宏觀經濟重要調控手段的財政政策本身為適應這種變化而作出相應的調整也在情理之中。

積極財政政策轉型，并不意味著財政將從建設投資領域全盤推出，而是賦予其更多、更重的宏觀調控戰略職能。實際上是要將短期策略性財政政策逐步轉向中長期的戰略性財政政策，或是要將積極財政政策逐步轉向均衡財政、協調財政或者中性財政，它是包括財政調控目標方向、調控手段組合、調控方式方法的適時、適度轉換在內的一個系統工程。

從當前的突出問題來看，隨著民間的以及地方政府驅動的投資明顯趨于活躍和旺盛，我國投資總量的增幅過大，同時貨幣供應量增長偏快，物價上升，通貨膨脹壓力加大，取代通貨緊縮而成為經濟運行中矛盾的主要方面。而擴張性的積極財政政策畢竟是宏觀“反周期”操作適用于經濟低迷階段的政策類型，當通貨膨脹逐漸成為影響宏觀經濟發展的壓力時，繼續實施這一政策，將形成逆向調節并加大經濟健康運行的風險和阻力。因此必須實施財政政策的轉型。

1、財政政策轉型有利于逐步化解累積的財政風險

積極的財政政策持續7年來，期間僅發行的長期建設國債就達到9100億元之巨，財政赤字率從1997年的0.78%上升到了2003年的3%，國債余額已經超過26000億元，債務負擔率已經從1998年的10%上升到2003年的約20%，累積的財政風險愈益加大。若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不排除爆發財政危機的可能性。

2、財政政策轉型有利于抑制部分行業過度投資和通貨膨脹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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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中性對政政策的討論已經持續了一段時間，該是轉入操作性話題層面的時候了:隨著財政政策由“積極”轉向“中性”的塞調確立下來，我們現在應當具體做些什么?

在支持重大改革舉措出臺中追求“中性”

應當看到，在當前的中國，說整體過熱也好，言局部過熱也罷，其最根本的原因，無非要歸結到體制缺陷和結構失衡兩個方面。而且，其最終的解決，都要依賴于改革舉措的到位和市場體制的完善。因而，財政政策轉向“中性”的過程要同市場化的改革進程相街接。在推進改革、深化改革的棋盤上，謀劃“中性”舉措。

從中國26年來的改革歷程還可看到，財政改革一直是整體改革的開路先鋒，始終扮演著為推進整體改革“鋪路搭橋”的角色。改革啟動初期如此，進入到制度創新階段這樣，完善市場經濟體制仍要依賴于財政改革的推動。鑒于中國財政在支持改革方面的傳統和經驗，也鑒于當前財政收支存量—包括既有赤字—調整的難度和風險，在著眼于降低擴張性的財政宏觀調控安排中，將新增財政收入和國債收入重.點投向于支持重大改革舉措的出臺，就是一個既十分適當又一舉多得的舉措。(1)避兔在財政收入增長和財政支出膨脹之間形成“直通車”，不為人為抬高財政支出規模預留任何空間;(2)用在支持改革舉措出臺上的支出同政府的其他支出相比，來的擴張效應相對較小。(3)在“以改革促增長，以改革促發展”的旗幟下，實現財政支持經濟增長方式的轉換;(4)加快體制轉換步伐，鏟除各種行政性手段借這一輪調控之機“復歸”的土壤。在結構優化中控制或壓縮支出規模

在經歷了6年之久的積極財政政策實踐之后轉而實施中性的財政政策，力求控制或壓縮財政支出的規模是當然之舉。但是，必須注意到，我們是在國民經濟結構和財政支出結構“雙失衡”的條件下追求“中性”目標的，一方面是總需求過度擴張和經濟增長過快，另一方面是投資需求過度和消費需求乏力以及工業增幅迅速和服務業發展遲緩并存;一方面是財政支出規模總體膨脹，另一方面是“三農”支出、社會保障支出、生態工程建設和能源交通建設等項日嚴重欠賬。

在如此的背景下控制或壓縮財政支出規模，只能堅持“有保有控”—支出總量控制下的結構性調整。這就要求我們以“區別對待”的思維，安排好各種財政支出的進退。或向某些項目傾針，或適當壓縮某些項日支出，或嚴格控制某些項目支出。比如，相對減少擴張色彩濃重的基本建設支出并相對增加旨在實現“五個統籌”目標的公共事業項日支出;嚴格控制單純消費性且呈迅速膨脹之勢的行政經費支出并適當增加公共性明顯且相對短缺的科教文衛支出;適當壓縮帶有鮮明計劃經濟休制色彩、以“行政審批”手段撥付的支出并相應增加于推動市場化改革有利、于減少“行政審批”有功的各種與支持改革有關的支出，等等。順便說一句，這樣做，亦許合作為中國財政改革與發展目標的公共財政制度建設的要求。

迅速啟動新一輪稅制改革

按常理講，須付出減收成本的新一輪稅制改革方案的實施，其所產生的效應是擴張性的。實施它，特別是在這個當口兒實施它。顯然同中性財政政策的初衷相悖。

但是，注意到這幾年的中國稅收一直處于高增長狀態，并且，稅收的高增長已經在相當程度上支持了財政支出的急劇膨脹。今年上半年的稅收增長幅度已經高達26.2%，并且，照這個勢頭走下去，全年的稅收增長額將達500億元上下。我們對于增加出來的這部分稅收收入的投向，就不能不給予特別關注了。如果不做任何特意的安排，那么，在當前的各種體制性缺陷的作用下，以往的情形仍會再現。500億元上下的稅收增長頓，肯定會“直通”為財政支出的膨脹額。如果那樣的話，不僅有違于中性財政政策的目標，而且會通過抬高財政支出和稅收墓數為將來的控制和壓縮財政支出規模行動設置障礙。將這種特殊的中國國情同新一輪稅制改革的可能效應聯系起來，利弊權衡，孰輕孰重，結論是不言自明的。

從新一輪稅制改革方案本身來看，其遲遲未能付諸實施的最重要因素，就是擔心收入振蕩，財政負擔不起。今年又加上了一條:可能產生擴張效應而形成“逆向調節”。根據上述的分析，既然可能的擴張效應同稅收增長一直通”為財政支出的不適當膨脹比起來已經變得相對次要，那么，利用稅收高速增長所帶來的收入增量為啟動新一輪稅制改革“買單”，就是一個追求“中性”的勢在必行之舉。

進一步看，在以往支撐中國稅收高速增長的因素中，除了經濟增長之外，其他的諸如政策調整、物價上漲和加強征管所帶來的增收效應，都是難以特續的。方方面面的分析已經表明，目前正是中國稅收增長的巔峰階段。聯想到新一輪稅制改革早晚要啟動，早啟動肯定比晚啟動好。抓住眼下的收入增長“旺季”，將已經繪就的新一輪稅制改革藍圖盡快加以實施，以稅制結構的率先優化為整休經濟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化打開通道、鋪平道路，又是我們一再論證過的值得追求的目標。

對于加強稅收征管和堵塞稅收流失的意義，早已到了人們爛熟于心的地步。稅務部門以往的加強稅收征管行動。已經帶來枕收實際征收率的迅速提升，從而大大拉近了制度稅負和實際稅負之間距離(國家稅務總局的分析表明， 1994年至2003年，稅收實際征收率提升了約20個百分點)，也已通過各種傳媒讓人們廣為知曉。筆者在此想指出的是，在財政政策轉向一中性”之后，加強稅收征管的意義又多了一層—壓低非政府部門的可支配收入，減少經濟運行中的擴張因素。所以，進一步加強稅收征管，把該征的枕盡可能如數征上來，又是一個同中性財政政策目標相一致的常規舉措。

立足于做好貨幣政策的“配角”

肘政政策的轉向是加強宏觀調控、發揮財政政策的宏觀調控作用的必然要求。但這并不意味著財政政策要像過去6年那樣，繼續扮演宏觀調撞的“主角”。在宏觀調控休系中，貨幣政策更適宜于總量調節，財政政策更適宜于結構調節以及反通脹實踐更須貨幣政策擔當“主角”的道理，在此不必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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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鍵 詞：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宏觀經濟；融合效應

中圖分類號：F830.3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3544（2013）03-0040-05

一、引言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實施宏觀調控的主要工具，政府支出能夠影響貨幣政策的微觀基礎， 進而改變貨幣政策效率。中國在2008年金融危機后實施了大規模的政府支出計劃，短期內巨大的政府支出增量形成了較強的財政支出沖擊，對貨幣供應量的波動影響巨大。2010年以來，宏觀經濟政策更加強調連續性和穩定性，也更加注意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相互配合與協調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保證了中國經濟的穩定增長。但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之間存在著相互作用，從而影響了兩種政策的獨立性。因此，在復雜的經濟形勢下，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維持經濟增長、穩定物價等方面是否有效，兩種政策如何配合以達到宏觀調控的目標等成為亟需探討的問題。特別是在我國市場經濟基礎較弱、金融體制尚未完善的背景下，財政政策相較于貨幣政策發揮了更大的作用， 其對貨幣政策的影響也更為顯著，而貨幣政策對于財政政策的影響并不為人們所關注，甚至被忽略。本文試圖通過建立一個開放經濟條件下的動態隨機均衡模型來考察中國財政政策、貨幣政策與經濟波動以及兩種政策間的相互影響，并就如何加強宏觀經濟政策的協調性、完善宏觀經濟調控的穩定性提出相關政策建議。

二、文獻綜述

國內外學者對政府支出對貨幣政策的影響渠道和實際沖擊進行了大量研究。一般認為，政府支出主要通過兩條渠道影響貨幣政策。一是直接渠道：如果家庭部門和企業根據短期情況決定自己的支出水平，那么當前稅收就會影響總需求，從而影響貨幣政策的有效性；擴張性的財政政策還會形成投資性支出，改變貨幣供應量，進而影響貨幣政策有效性。二是間接渠道：財政政策會影響利率變動，從而間接影響貨幣政策效率。Alonso（1996）等通過研究歐盟國家財政政策對貨幣供給的影響，發現財政支出擴張和赤字增加對貨幣供給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財政赤字越大，貨幣供給量也越多，貨幣政策目標和有效性將受到沖擊。Dixit & Lambertini（2001）分析了財政部門和中央銀行之間的關系，發現中央銀行只能部分地影響通貨膨脹，財政部門對通貨膨脹的作用不可忽視。在均衡狀態下，兩項政策應當互相補充。Eusepi，S. & Preston，B.（2008）通過研究美國的經濟數據發現，如果貨幣政策的實施缺乏財政政策的配合，那么單純的泰勒規則型貨幣政策難以奏效，在公共預期的作用下，會形成預期驅動的經濟波動。

另外，部分研究顯示，政府支出對貨幣政策有效性的影響是有條件的。Buti，Roeger and in’t Veld（2001）認為，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相互影響機制是不確定的，這取決于實際經濟沖擊的類型：如果是供給沖擊，那么兩項政策是相互沖突的；如果是需求沖擊，那么兩項政策就會存在互補關系。Evans，G.W & Honkapohjs，S（2002）認為，物價水平并不惟一地由貨幣政策決定，在特定的公共預期形成機制下，政府支出決定了物價水平進而影響貨幣政策效果，短期內財政赤字與貨幣需求正相關。

國內學者普遍在中國經濟背景條件下分析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經濟波動的影響以及兩種政策的配合效應。趙麗芬、李玉山（2006）對中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相互作用及其動態性進行的實證分析表明，中國不存在簡單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互補或替代關系，而是存在一種非對稱性的關系，即擴張的貨幣政策伴隨著收縮或穩健的財政政策，而擴張的財政政策導致被動擴張的貨幣政策，表現形式取決于具體宏觀經濟環境和經濟沖擊形式。張龍、白永秀（2010）通過建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效應分析的聯立方程模型發現，財政政策對消費的影響遠大于貨幣政策的影響，財政政策有可能通過影響消費、投資進而影響貨幣政策的有效性。王彬（2010）建立了一個包含金融加速器的新凱恩斯主義壟斷競爭框架，指出財政政策對貨幣政策具有明顯的正向沖擊，而貨幣政策對財政政策的影響相比于財政政策對貨幣政策的沖擊，其效果非常有限。張志棟、靳玉英（2011）基于價格決定的宏觀經濟政策作用視角，利用MS-VAR模型檢驗了中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價格決定中的作用機制，結果顯示，物價水平的決定因素是不確定的，當物價由財政政策決定時，貨幣政策有效性將受到很大影響。而當物價由貨幣政策決定時，僅僅調整貨幣供應量等工具即可進行調控，財政政策作用有限。

已有文獻研究基本上探討的是封閉經濟體系，對于開放經濟條件下財政貨幣政策的相互作用研究尚有較大空間。本文試圖在現有研究基礎上， 應用動態隨機一般均衡（DSGE）模型，對開放經濟條件下財政貨幣政策相互作用及其與經濟波動的關系進行實證分析。

三、模型分析

根據Jesus Fernandez-Villaverde所構建的DSGE模型，在傳統的實際經濟周期模型包含的技術沖擊基礎上，加上政府支出沖擊和國際貿易沖擊，本文構建了開放經濟條件下包含家庭、廠商、外國和政府等四個部門的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來研究開放經濟條件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相互影響。

1. 家庭部門

家庭部門的典型行為是向廠商提供勞動，以獲得工資進行消費。效用和消費正相關，和勞動負相關，隨著消費的增加，邊際效用遞減。因此，家庭部門的決策行為是決定勞動與消費的組合，進而實現效用最大化。家庭部門的效用函數：

■E0■？茁t-1[log（ct）+？鬃·log（1-lt）] （1）

其中，ct為消費，lt為標準化處理后的勞動供給，滿足0

家庭部門所擁有的資源是有限的，其可支配資源包括當期收入和新增貨幣供給，二者之和應當等于消費、投資、政府支出以及凈出口之和。因此，預算約束為：

yt+mst-mst-1=ct+it+gt+ext （2）

其中，yt，ct，it，gt以及ext分別表示收入、消費、投資和凈出口，mst表示貨幣供應。（2）式說明在總收入和貨幣供給穩定或者按照穩定路徑增長的情況下，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對投資和消費的擠出效應將會非常明顯。

2. 廠商

假設廠商的生產函數為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 如果廠商存在規模經濟，為了降低生產成本，廠商必然擴大生產規模，直到規模經濟消失。因此，我們假設在均衡狀態下，廠商不存在規模經濟。廠商生產函數為：

yt=k■■·（e■·lt）1-a （3）

其中，zt表示技術進步。資本積累方程為：

kt+1=it+（1-？啄）·kt （4）

其中，？啄表示資本折舊率。（4）式反映了資本和投資之間的動態關系，投資越多、折舊越少，資本積累就越快。投資it由自主投資和實際利率決定的部分組成，具體形式為：

it=i0 ·t-d·rt （5）

其中，i0 ·t，rt分別表示自主性投資和實際利率，d為投資對實際利率的敏感系數，且d>0。

根據實際經濟周期模型，模型中引入廠商面臨的技術沖擊，假設技術進步服從一階自回歸過程：

zt= ？籽·zt-1+et （6）

其中， ？籽為技術進步的自相關系數，et為技術沖擊，且et～N（0，？滓■■）。（6）式說明在某一時期技術進步具有自相關性，并且受技術沖擊決定，技術沖擊可能來源于企業的創新或者其他重大的科技進步。

3. 政府部門

政府部門的支出包括為維持政府部門正常運行的一般性支出，以及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和向國有企業注資的投資性支出。如果政府沒有調節財政政策，政府支出將維持穩定，與上一年的支出存在自相關關系。如果政府調整財政政策，政府支出將發生預期外的變動，即出現政府支出沖擊。同時，對于貨幣政策沖擊，政府支出有可能做出相應變動，因此本文假定政府支出由上年支出和政府支出沖擊共同決定，并受貨幣政策沖擊的影響，其過程為：

gt=v·gt-1+p·emst+egt （7）

其中，v表示本期與上期政府支出的相關系數，egt為政府支出沖擊，且egt～N（0，？滓■■）。egt可視為政府支出對均衡路徑的偏離。p為政府支出對貨幣沖擊的反應系數。

4. 貨幣市場

由于中國市場經濟尚未完善，金融體制尚不成熟，因此貨幣政策不能完全獨立，貨幣政策的實施及其效果受政府支出的影響較大。同時受制于現行外匯制度，貨幣政策尚無完全獨立的操作空間，貿易順差對貨幣供給具有較大影響，因此實際貨幣供給過程為：

mst=b·mst-1+u·egt+w·eft+emst （8）

其中，b，u，w分別為本期貨幣供應對上期貨幣供應量、政府支出沖擊、國際貿易沖擊的敏感系數，emst為貨幣政策調整引起的貨幣供應沖擊。（8）式表明貨幣政策同時受到財政政策和國際貿易變動的影響，u可反映財政政策對貨幣政策的影響程度。

根據凱恩斯貨幣需求理論，貨幣需求可表示為：

mdt=q·yt-n·rt （9）

其中，q，n分別表示貨幣需求對收入和實際利率的敏感系數。貨幣市場均衡條件為：

mst=mdt （10）

5. 國外部門

中國對國際資本的流動實行一定的限制，在資本不完全流動的情況下， 假設國際經濟波動僅僅通過貿易渠道傳導，即國外部門行為僅僅表現在進口和出口。在不考慮外部沖擊的情況下，國際貿易規模受國家競爭力影響，而國家競爭力具有一定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因此，進出口行為可由預期部分和沖擊部分構成，凈出口可表示為：

ext=s·ext-1+f·eft （11）

其中f為凈出口對外部沖擊的敏感系數，eft為凈出口沖擊，且eft～N（0，？滓■■）。

6. 經濟系統均衡

由最優化條件，我們可以從（1）式和（2）式得出消費者效用最大化的跨期歐拉條件：

■=？茁·Et■·？琢·■+1- ？啄 （12）

同時，勞動力市場均衡條件為：

？鬃·■=（1-？琢）·e■·k■■·l■■ （13）

（3）式～（13）式構成了完整的經濟系統。通過計算均衡解，我們可以得到各變量的穩態值和實際值，并進而估計模型。

四、數據選取與模型參數估計

1. 估計方法與數據選取說明

對DSGE模型的估計有校準法和估計法兩種，本文采用Bayesian估計方法。 估計法的優勢在于所估計的參數可以根據實際經濟情況和模型參數的特點施加相關約束條件，可以通過脈沖響應函數分析參數不確定性問題，而且利用歷史數據所估計得到的參數值更能反映經濟的實際情況。

由于中國貨幣政策真正發揮作用的時間是在1998年之后，因此我們選取了1999年1月至2012年7月中國的消費品零售總額、貨幣供應量、進出口數據作為輸入數據，以此研究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相互影響。數據先期處理過程為先對變量進行去勢處理，利用X12方法對上述四個變量進行季節調整，然后使用H-P濾波得到變量的波動部分，最后對波動項求差分。

2. 參數設定

首先對參數的分布情況進行事先界定，再利用事先界定參數運用Bayesian方法估計實際的參數值。隨著樣本容量的增加，估計結果會最終收斂于實際值，因此設定值并不影響模型估計的可靠性。

我們參照國內學者已有的研究成果對參數進行事先設定。其中，資本對產出的貢獻度？琢設為0.355（李浩等，2007），貼現因子？籽設定為0.988，資本折舊率？啄為0.05（吳利學，2009）。閑暇對效用的貢獻度？鬃設定為2.2，反映了居民對當前消費的重視。技術進步的自相關系數？籽設定為0.95，即本期與上期技術進步存在高度正自相關關系。貨幣供應量、政府支出和國際貿易的自相關系數（b，v，s）分別為0.98， 0.68，0.67，將貨幣供應對政府支出沖擊和國際貿易沖擊的敏感度設為0.8和2。

3. 參數估計結果

表1顯示了運用Bayesian方法進行估計所得到的模型參數值。

表1中，政府支出沖擊對貨幣供應量的影響系數為0.7221，說明政府支出沖擊1%的正向變動將會引起貨幣供應量增長0.7221%，對貨幣政策的影響非常明顯。此外，國際貿易沖擊對貨幣供應量的影響系數為1.9471，說明以美元計的國際貿易規模增長1個百分點，以人民幣計的貨幣供應量將增長近2個百分點。在財政支出保持擴張性預算和赤字規模持續擴大的條件下，貨幣政策的作用必然受其影響，其政策走勢必然走向擴張，形成配合財政政策的形勢。而在國際貿易順差和收支盈余持續擴大的條件下，貨幣供給的被動和受支配的特性十分明顯，這對于貨幣政策的緊縮以及反通脹政策具有相當的抵消作用。值得注意的是，相比于國內學者的研究，國際貿易正向沖擊對貨幣供應量的影響程度出現了一定的下降，這主要是由于金融危機后中國出口增幅放緩，貿易順差下降所致。此外，貨幣沖擊對財政政策的影響系數僅為0.0011，影響程度很小，這反映了當今中國支配性財政體制下，貨幣政策的從屬地位。

4. 脈沖響應與方差分解分析

圖1顯示了政府支出沖擊對主要經濟變量的脈沖響應。政府支出沖擊對消費和投資都具有負向影響，在政府支出沖擊后的一段時期內，投資和消費都下降，政府支出具有一定的擠出效應，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對消費并沒有起到明顯的刺激作用。但是政府支出對產出的拉動作用非常明顯，但影響時間較短，7個月后即回歸均衡水平。值得注意的是，政府支出沖擊對投資的長期影響：政府支出沖擊13個月之后，其對投資產生正向影響，這是由于盡管政府支出主要通過國有或國有控股企業擴張完成，初期對民間投資產生較大的擠出效應，但長期內，國有企業的擴張效應傳導到私有企業，從而對民間投資產生了間接的帶動作用。財政政策擴張對貨幣供應量的影響是明顯的，短期內使得貨幣供應量增加0.15%，這是由于政府支出中包含的巨額投資性支出產生了較強的貨幣擴張效應，并且這種影響力度較大，由圖1可知其對貨幣供應量的影響期限延伸至40個月。

圖2反映了各變量對貨幣政策沖擊的脈沖反應。一個單位的貨幣政策沖擊對消費和投資產生了一定的正向影響，二者分別增加了0.05%和0.5%。在對產出的影響方面，由于貨幣政策具有的時滯性，因此其對產出的影響相對政府支出要緩慢，并且影響程度也較小，但其影響期限要比政府支出長，直至40個月后仍然具有較為明顯的影響。可見我國財政政策的短期效應比貨幣政策強，但貨幣政策的影響更為長遠。從圖2可以看出貨幣政策沖擊對政府支出的影響較小，遠不如政府支出沖擊對貨幣政策的影響。這進一步反映了我國支配性財政體制下，財政政策為主，貨幣政策為輔的基本特征。

表2為各經濟變量在政府支出沖擊、貨幣政策沖擊、國際貿易沖擊和技術沖擊下的方差分解結果。可以看出政府支出沖擊對產出、消費和資本積累的影響要遠大于貨幣政策。國際貿易沖擊對貨幣供應量的影響巨大，在特定外匯制度下， 大量的國際收支順差使中央銀行不斷被動購入外匯，投放人民幣基礎貨幣，直接形成了大量的貨幣供應。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相互作用方面，政府支出沖擊對貨幣供應量的影響達到貨幣政策本身影響的60%，顯示了財政政策對貨幣政策的影響較強；反觀政府支出對貨幣政策的反應，則非常微弱，表明是現有條件下貨幣政策在調整宏觀經濟方面獨立性較弱。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目前在我國宏觀調控體系中，財政政策發揮著主要的作用， 貨幣政策作為配合政策出現。在經濟出現下滑態勢時，財政政策能夠在短期內增加產出，帶動經濟增長，但同時應該看到的是，由于政府支出多用于國有企業，其對民間投資和消費的擠出效應是很明顯的，因此單純依靠政府支出并不能帶來經濟持續長期的增長，經濟的長期增長主要依靠民間投資增長以及消費的增加。上述分析同樣表明， 貨幣政策能夠在較長的時期內帶動產出的增加，同時寬松的貨幣政策帶來的利率下降，能夠有效刺激民間投資的增長。因此，宏觀調控應該更加注重兩種政策的協調配合。

在現有的經濟體制下，財政政策對貨幣政策具有非常明顯的影響，相應的，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和獨立性都大大降低；相反，貨幣政策變動對財政政策的影響則相對微弱得多。這既反映了我國財政支配體制的主要特征，也同時表明增強貨幣政策獨立性已非常必要。

五、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構建了一個包含家庭、廠商、政府、貨幣當局以及國外部門的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模型中包含了影響我國宏觀經濟波動的四種主要沖擊，即技術沖擊、政府支出沖擊、貨幣政策沖擊和國際貿易沖擊。采用脈沖響應函數和方差分析重點分析了其中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沖擊對我國產出、消費、投資等方面的影響程度，以及兩種宏觀經濟政策的相互影響，模型揭示了財政、貨幣政策對于穩定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后危機時代，在國際經濟形勢普遍低迷、我國外貿出口受阻的大背景下，加強貨幣政策有效性、提高貨幣政策獨立操作空間以及加強財政、貨幣政策協調配合顯得尤為關鍵。

通過模型和數據分析，我們認為從中長期以及經濟結構調整的角度看，要保證我國宏觀經濟增長的持久性，僅僅依靠政府主導行為顯然是不夠的。雖然擴大政府支出是短期內避免經濟下滑的必然選擇，但這種短期內強力拉動經濟增長的政策具有不可持續性。 而隨著我國資本市場的進一步發展，金融體制的不斷完善，貨幣政策在影響總需求方面的作用日益明顯，并且金融國際化步伐加快、國際貿易和國際資金進出規模增長迅速，也要求我國必須重新審視貨幣政策的地位和作用，以適應新的國際經濟環境和中國經濟面臨的全球化問題。

為此，我國一方面要完善宏觀調控體系，從政策制定、實施等方面入手，提高貨幣政策獨立性，減輕財政政策對貨幣政策的影響。應當創造一個穩定的金融環境，進一步完善市場經濟，加快利率的市場化改革步伐，避免為追求短期利益而犧牲貨幣政策獨立性的行為，達到穩定物價水平，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穩定增長的最終目標。應當從體制上完善貨幣政策體系，消除事實上存在的外匯占款、財政直接投資行為對貨幣供給的倒逼機制，降低貨幣供給的內生性，提高貨幣政策有效性。另一方面，貨幣當局必須重視政策協調，充分估計到財政政策對主要經濟變量的影響，合理制定貨幣政策，維持經濟穩定增長。在當前條件下，如果忽視財政政策的影響，貨幣當局就難以調節貨幣供應量，無法實現貨幣政策目標。應當適時、適度地提高人民幣匯率制度的彈性，阻隔國際貿易順差對我國貨幣供應量的影響，提高貨幣政策獨立運作的空間。

參考文獻：

[1]王彬. 財政政策、貨幣政策調控與宏觀經濟穩定[J]. 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10（11）.

[2]李浩，胡永剛，馬知遙. 國際貿易與中國的實際經濟周期[J]. 經濟研究，2007（5）.

[3]趙麗芬，李玉山. 我國財政貨幣政策作用關系實證研究[J]. 財經研究，2006（2）.

[4]張志棟，靳玉英. 我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相互作用的實證研究[J]. 金融研究，2011（6）.

[5]萬解秋. 貨幣政策的傳導和有效性研究[M]. 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

[6]張龍，白永秀. 我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及其配合效應模擬分析[J]. 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10（12）.

[7]吳利學. 中國能源效率波動：理論解釋、數值模擬及政策含義[J]. 經濟研究，2009（5）.

[8]Alonso，A. & Galindo，M. The effects of public deficits on money growth in the European union[J]. International Advances in Economic Reasearch，1996（2）.

篇6

【關鍵詞】穩健 貨幣政策 理論

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對我國來說仍然是一項極其艱巨的任務，同時也是宏觀經濟政策中的一個重要內容。首先要考慮各種外部條件以及環境將來發展的趨勢，其次是提出合理、有效的政策措施，并其能都在經濟的運行中發揮作用，最后是解決運行中出現的問題并找到相應的措施。

一、貨幣政策的有限性分析

在市場經濟的作用下，社會需求通過貨幣的形式來體現，購買力則需要通過貨幣幾次周轉來完成。當人們的消費水平增加，市場貨幣的容量也加大的，這時增加貨幣的供應量可以有效的控制社會購買力，同時，貨幣政策也是有效的；當人們的消費需求達到飽和狀態時，也就是說社會需求被購買力占滿，這時，增加貨幣量對滿足社會需求就沒意義可言了，這個情況下，提高貨幣的供應量來應對貨幣政策效果顯然是比較弱的。

貨幣變量的變動是否對實際經濟變量產生影響是宏觀經濟調控的具體體現。如果貨幣變量選取M2，實際經濟變量選取GDP；以GDP為因變量，M2為自變量選取1988到1995年和1996年到2005年兩個區間段的數據，建立如下對數模型：log（GDP）=a1+a2*log（M2）（其中a2是產出對貨幣供應量的產出系數。）

模型一：1988年到1995年

Log（GDP）=0.7216542022*log（M2）+2.944403412

（t=30.28454）（t=13.8157）

R2=0.983807，{整后的R2=0.982836，F=917.1533

模型二：1996年到2005年

Log（GDP）=0.5001647941*log（M2）+5.386047285

（t=23.12045）（t=21.89757）

R2=0.9986402，調整后的R2=0.9886654，F=528.3951

結果分析：對相關性的計算指標進行分析，在1988到1995年，M2的彈性大，國民生產總值隨著其增長；1996到2005年，M2相對彈性較小，國民生產總值也隨著其增長。數據分析說明了，貨幣的供應量對生產總值得影逐漸減弱，想要達到促進經濟增長的效果，還需要加大貨幣的投量，但在穩定貨幣方面，效果還是比較明顯的。

二、穩健貨幣政策是最佳選擇

（一）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基本不存在

擴張的財政政策需要與擴張的貨幣政策相互配合才能克服財政擴張的“擠出”效應，這是根據后凱恩斯經濟學得來的。通過實施擴張的財政政策，增加了利率，提高了均衡產出。高利率會對民間投資和個人投資產生阻擋的作用，使人們擠出一部分貨幣，用擠出的這部分貨幣進行個人的消費，這就是“擠出效應”。就我國目前發展的情況來看，我國的擴張財政政策主要是通過增加投資支出來進行的，我國的基礎建設如能源、鐵路、電信和城市建設都是用國債及其他府投資的來進行的，這些都是民間投資和個人投資無法涉及的領域，所以就我國來說不存政府投資對民間投資的擠出效應。我國對銀行的利率是有硬性規定的，還沒有完全實行利率化市場，由此可見，進行擴張財政政策，不一定會使利率提高。另外，考慮到我國的國情以及外部條件的影響，擠出效應的觀點可能不適合我國國情，也就不需要與擴張財政政策相互配合了。

（二）穩健的貨幣政策可以預防通貨膨脹

流通性是貨幣具有的一項基本性質，在貨幣的流通性足夠大的情況下，貨幣的供給需求就越大，對即期總需求的影響就越明顯，反之，作用不大，而使未來總需求可能增加。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人們的儲蓄存款越來越多，中國金融資產的各種產品之間的替代品是有限的，還有中國經濟、金融的發展都存在潛在的通貨膨脹的壓力。假如讓擴張的財政政策與擴張的貨幣政策相互聯合起來，那么將會對社會的經濟市場產生較大的影響；如果選擇運用穩健的貨幣政策就會有很好的效果，可以緩解財政政策的擴張力度所帶來的壓力，并且可以阻止財政擴張對經濟穩定產生的負面影響有很好的效果。

（三）穩健的貨幣政策是主動的貨幣政策

對穩健的貨幣政策來說，穩健貨幣政策是一種中性的政策，不僅要具有可以及時調整政策實施的方位的靈活性，還要有可以與財政政策相互配合的協調性。中央銀行降低存款準備金，增加了商業銀行購買國債的準備資金；國家積極組織商業銀行購買財政債券、購買國債，在購買國債的同時還在貸款方面對其有優惠政策，這樣就可以做到既支持了到支持財政政策的發展，還提高了商業銀行的資產質量；降低人民幣存款的利率時，國債的息票率也隨著其降低了，使國債的發行成本降低了，使用資金成本也降低了，不僅增加了企業的收益，還支持了國家財政政策和資本市場的發展，在引導資金流向、啟動投資和調整經濟結構等發揮了巨大作用。由此可見，中央銀行推行的“積極財政政策”是貨幣政策實施過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積極財政政策”是把銀行吸收的可以使用的儲蓄作為基本資源，通過商業銀行的購買，使其變成長期的、可使用的資金，儲蓄轉為投資，確保經濟增長率，降低存在通貨膨脹的壓力的風險，保證穩定經濟持續增長的作用。

三、完善我國穩健貨幣政策

就當前比較復雜的市場經濟環境來說，任何針對性強的、過激的政策都是不可實施的，這時穩健貨幣政策的優勢就凸顯出來了。在目前形勢還不很清晰明朗的情況下，對貨幣政策的微調和預調就顯得尤為重要。

堅持貨幣政策為基本原則，實施穩健貨幣政策，這就要求我們堅持實施貨幣政策原則，在此基礎上，保持幣值的穩定性。當下的生活中，貨幣已經深入生活中的每一個角落，作為一般等價物，可以與所有的商品以及勞動進行交換。生活中，貨幣可以滿足我們生活中的一切需求，是使資本走向舞臺的動力；目前的金融市場中，它可以引導市場經濟的資金流量，影響物價水平，對投資、產出、消費和國際收支趨勢等產生重大的影響。

就我國的市場經濟來看，不能單一實施穩健貨幣政策，還要加強多方面的協調與配合。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朝著多元化的方向發展，這就要求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要考慮全局，加強“均衡”的理念，加強政治協調[1]。在可能出現的通貨膨脹的情況下，要拿出一套調整貨幣政策的對策，也不能偏離宏觀經濟政策的大方向。

篇7

關于通貨膨脹問題，西方經濟學界研究它已有著較長的歷史，但對通貨膨脹問題進行深入的研究，則是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的事。由于二次世界大戰后的相當一段時間內，西方國家普遍推行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政策，并以此來消除經濟危機（或衰退）、或加速經濟增長和實現充分就業。結果，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政策的推行，在對西方國家的經濟起到一定作用的同時，卻也使得推行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政策的西方國家長期遭受通貨膨脹的困擾，由此也就引起西方經濟學家們紛紛致力于深入研究通貨膨脹問題。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促使世界各國又普遍推行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政策。現在，美國采取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政策，試圖通過二次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使通貨膨脹作用于經濟而解救失業；而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在采取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政策后，經濟快速復蘇的同時也遭受了通貨膨脹的侵擾，促使其積極治理通貨膨脹。中美作為世界上兩個最大的經濟體，兩國政府對待通貨膨脹的不同態度，不僅會關系到全球經濟的復蘇狀況，還將使世界各國面對更加復雜的經濟形勢。因此，有必要對通貨膨脹進行再研究，尤其是對其中的通貨膨脹與物價上漲關系進行更為深入的再研究。

一、西方的通貨膨脹與物價上漲關系略論

要研究通貨膨脹問題，首先就應該搞清楚何謂通貨膨脹，這就必然需要經濟學界確立一個能夠被經濟學家們普遍接受的通貨膨脹定義。而在西方經濟學界研究通貨膨脹問題時，由于西方經濟學家們對通貨膨脹的成因有著不同的解釋，因而西方經濟學家們對于通貨膨脹定義的表述也就各不相同。但無論是凱恩斯主義的經濟學家們從價格著眼定義通貨膨脹，還是以貨幣主義的弗里德曼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們從貨幣著眼定義通貨膨脹，其實他們都是將物價上漲（即物價總水平的持續上升）定義為通貨膨脹。西方經濟學家們將物價上漲定義為通貨膨脹，通貨膨脹也就成為了物價上漲的代名詞。現在世界各國都在走市場經濟道路，西方經濟學也就成為了世界各國經濟實踐的指導理論。那么，西方經濟學中的通貨膨脹理論，也就自然成為世界各國政府治理通貨膨脹所決策經濟政策的理論依據。

而所謂通貨膨脹，其原意是指貨幣供應量過度增加，即流通中的貨幣量太多了。造成流通中的貨幣量太多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的財政赤字和銀行信用的過度膨脹等，其結果使流通中太多的貨幣追求相對較少的商品（包括勞務），導致了商品的總需求超過總供給而拉動物價上漲。西方經濟學家們將此種物價上漲稱之為需求拉動型通貨膨脹。而主要由工資、利潤和進口產品價格上漲等因素引起生產成本的增加，迫使政府（或中央銀行）為了維持經濟增長率而增加貨幣供應量，造成貨幣供應量的過度增加，結果導致物價上漲。西方經濟學家們將此種物價上漲稱之為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可見，通貨膨脹有主動性和被動性之分。而且西方經濟學家們在需求拉動型通貨膨脹和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的基礎上，還進一步具體分析出其它類型的通貨膨脹，如結構型通貨膨脹、混合型通貨膨脹等。

當然，季節性、自然災害等的短期性、偶然性的物價上漲，西方經濟學家們并不認為此種物價上漲是通貨膨脹。因為此種物價上漲并非是由通貨膨脹造成的，通過變動貨幣供應量對物價的上漲并不能起到有效的抑制作用。但是物價總水平的持續上升，西方經濟學家們則認為其必定是由貨幣供應量過度增加所致，因而它是一種通貨膨脹現象。因此，雖然西方經濟學家們在對通貨膨脹定義的表述上不盡相同，而且有的西方經濟學家還希望明晰的區分通貨膨脹的概念和物價上漲概念，但是西方經濟學家們對通貨膨脹的看法卻是一致的，即貨幣供應量的過度增加導致通貨膨脹，其結果就必然是物價上漲。這樣，在通貨膨脹與物價上漲的關系上，西方經濟學家們就是將通貨膨脹以各種形式表現在物價上漲上。

但是，在通貨膨脹與物價上漲的關系上，僅對通貨膨脹的成因進行分析，并將通貨膨脹以各種形式表現在物價上漲上顯然是不夠的。例如，當經濟發生危機時，政府必然需要采取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等，對經濟進行需求管理。而政府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對經濟進行需求管理時，就又必定需要增大貨幣供應量。但貨幣供應量的增大，導致貨幣供應量的過度增加，致使發生通貨膨脹，其結果政府的擴張性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在作用于經濟危機時，就將伴隨著物價上漲。由此，這就可以通過對通貨膨脹與物價上漲的關系進行更為深入的再研究，揭示通貨膨脹在引起物價上漲的過程中，政府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對于消除經濟危機、促進經濟增長和就業所產生的作用。

二、通貨膨脹與物價上漲關系的再研究

由于通貨膨脹引起的物價上漲是貨幣供應量的過度增加所致，而貨幣供應量的過度增加則又是政府（或中央銀行）的擴張性貨幣政策使然。而且即使政府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時，其政府赤字的擴大不能為相應的貨幣緊縮所平衡和抵消，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最終也是通過擴張性的貨幣政策來實現的。但是，在現實的經濟運行中，貨幣供應量發生過度的增加，卻既可以由政府的擴張性貨幣政策引起的，也可以由政府的擴張性財政政策造成的，而且還可以由兩者所致。因此，通過對通貨膨脹與物價上漲關系進行再研究，就可以深入分析政府的擴張性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所導致的通貨膨脹在引發物價上漲的過程中，對消除經濟危機、促進經濟增長和就業會產生怎樣的作用。由此，所做的這一分析結果，也就能夠對各國政府在對待通貨膨脹問題和正確決策經濟政策上，起到一點可供參考價值的作用。

（一）政府擴張性貨幣政策下的通貨膨脹與物價上漲關系

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由于經濟不可避免地會發生波動，這就有了經濟收縮與經濟擴張之分。當經濟出現收縮時，政府采取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可以使市場總需求有效擴大，促使經濟的擴張，就可以避免或消除因需求不足而導致的經濟危機和失業。但在經濟出現收縮時，為了避免或消除因需求不足而導致的經濟危機和失業，政府采取的擴張性貨幣政策和擴張性財政政策，對于擴大市場需求的作用過程和產生的效果則是不同的。在政府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時，是通過貨幣政策工具，增加貨幣供應量，降低利率，來促進大量的投資，使市場總需求得以有效擴大，以避免或消除因需求不足而產生的經濟危機。

為了避免或消除因需求不足而導致的經濟危機，政府采取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所增加的貨幣供應量，如果導致了市場總需求超過總供給，就會引發物價上漲。而物價的上漲，也就表明政府的擴張性貨幣政策，所增加的貨幣供應量，是一種貨幣供應量的過度增加，即發生了通貨膨脹。這樣，政府采取的擴張性貨幣政策，所增加的貨幣供應量，是否是一種貨幣供應量的過度增加，即是否發生了通貨膨脹，就可以由物價上漲來顯示出來。因而，政府采取的擴張性貨幣政策，增加貨幣供應量，直至物價上漲，從而顯示出通貨膨脹，是需要一定時間過程的。這就使得無論是經濟處在收縮階段需要避免或消除經濟危機，還是經濟處在擴張階段需要繼續加速經濟增長，政府在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時，都應該考慮到貨幣供應量的增加，直至通貨膨脹的顯現所存在的時滯效應。

由于政府在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時，增加貨幣供應量，直至由物價上漲來顯示出通貨膨脹是需要一定時間過程的。因此，政府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增加貨幣供應量，直至由物價上漲來顯示出通貨膨脹所需要時間的長短，也就取決于政府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增加貨幣供應量，降低利率，是否能夠促進大量的投資，進而導致市場總需求超過總供給所需時間的長短。然而在經濟發生危機后，是否會出現市場總需求不足，無法有一個可獲利的預期利潤率，使政府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增加貨幣供應量，降低利率，無法起到促進投資的作用，從而也就會因為不可能有市場總需求超過總供給，進而也就不會存在由物價上漲來顯示通貨膨脹呢？

按照凱恩斯的觀點，在經濟發生危機后，利率降到了極低的水平，人們就寧愿手持現金而不愿進行投資。在此種情況下，政府所采取的擴張性貨幣政策，無論增加多少貨幣供給，就都會被人們所持有，而不會去進行投資。那么，按照凱恩斯的這種觀點，在此時也就不可能有市場總需求超過總供給，這也就不會存在由物價上漲來顯示通貨膨脹（即不會發生通貨膨脹性物價上漲）。顯然，凱恩斯的觀點是不正確的。因為，在經濟發生危機后，市場總需求不足（或有效需求不足），卻并不意味著各單個市場的需求也是不足的。這也就是說，在市場總需求不足時，如果某單個（或個別）市場的需求卻并非是不足的，或某單個市場需求有著較好的預期（如農產品市場、或能源市場、或房地產市場、以及資本市場等），政府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大幅度增加貨幣供應量，降低利率，就能夠促進大量的投資（包括投機），并進入到該單個市場；那么，由此導致該單個市場的需求超過供給而引起其價格上漲，進而又能夠由其帶動或推動物價總水平的持續上升（即物價上漲），這就能夠由物價上漲來顯示通貨膨脹（即會發生通貨膨脹性物價上漲）。

由此可見，在經濟發生危機后，即使利率降到了極低的水平，大幅度的貨幣供給，會被人們所持有而不去進行投資，這也只能是一種短暫的現象。因為，政府在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大幅度增加貨幣供應量，降低利率時，只要是市場總需求不足，卻某單個（或個別）市場的需求則并非是不足的，或某單個市場需求有著較好的預期，貨幣逐利的本性，就能夠使大幅度的貨幣供給，會被用于投資該單個市場；那么，由此導致該單個市場的需求超過供給而引起其價格上漲，進而又能夠由其帶動或推動物價總水平的持續上升，通貨膨脹就能夠被物價上漲顯示出來。因此，當政府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增加貨幣供應量，直至物價上漲而顯示通貨膨脹的傳導路徑發生變動后，政府的擴張性貨幣政策，增加貨幣供應量，降低利率，導致流通中的貨幣量過度增加，使發生通貨膨脹，其結果即使是不能由市場總需求超過總供給來引起物價上漲，也會由單個市場的需求超過供給的價格上漲，進而來帶動或推動物價總水平的上升（即物價上漲）。

在經濟發生危機后，政府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增加貨幣供應量，降低利率，使流通中的貨幣供應過度增加，即發生通貨膨脹，其結果即使是不能由市場總需求超過總供給來引發物價上漲，也會由單個市場的需求超過供給的價格上漲來帶動物價總水平上升（即物價上漲）。但是，由于這種物價上漲的同時，并不伴隨著市場總需求的有效擴大，政府的擴張性貨幣政策也就無法起到促進經濟快速回升的作用，從而也就無法消除經濟危機所導致的失業。如果在此時為了盡快消除經濟危機所導致的失業，政府繼續增大貨幣供應量，這就會進一步促使大量的投資和投機進入到該單個市場，進而又會帶動或推動物價總水平繼續上升，而市場總需求則仍然會無法有效擴大，從而就將使經濟陷入到滯脹中去。當然，如果存在著那些能夠帶動市場總需求有效擴大的單個市場，政府擴張性貨幣政策作用于該單個市場，那么該單個市場則另當別論。因為，該單個市場已經成為了經濟增長點。

（二）政府擴張性財政政策下的通貨膨脹與物價上漲關系

在經濟發生危機時，政府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無法使市場總需求有效擴大，若要使經濟及時而快速地回升，這就必定需要政府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政府在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時，能夠使市場總需求有效地擴大，就能促使企業進行投資和恢復生產，經濟前景被看好，消費需求也就隨之擴大，從而使經濟快速回升。但政府采取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則會導致財政赤字的增長和加劇，而為了彌補龐大的財政赤字就只能依靠增加國債。這就會間接地或者增加貨幣的發行量，或者引起信用的膨脹，使得流通中的貨幣供應過度增加，即發生通貨膨脹。其結果在政府擴張性財政政策的作用下，市場總需求的有效擴大，促使企業進行大量投資，以及消費需求的擴大（當然現實中還會有出口的回升和擴大），這就會使在消除經濟危機、并使經濟快速回升的同時，伴隨著市場總需求超過總供給的物價上漲。

雖然在經濟發生危機時，政府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使發生通貨膨脹，其結果使在消除經濟危機、并快速回升經濟的同時，會伴隨著市場總需求超過總供給的物價上漲。但只要由此通貨膨脹引起的物價上漲，在消除經濟危機、并快速回升經濟的同時，并沒有使這種通貨膨脹性物價上漲超過社會承受力，在此時的通貨膨脹（或物價上漲）對經濟的增長和就業就并沒有危害性。因而在此時的通貨膨脹性物價上漲，就成了政府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在消除經濟危機、并快速回升經濟時的伴生物。然而，由于政府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實施，到通貨膨脹引起的物價上漲畢竟是需要一定時間過程的，即財政政策存在著時滯效應。如果政府為了更快速消除經濟危機和回升經濟時，對于財政政策的時滯效應不加以考慮或被忽視了，采取力度過大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并且到時又不能及時調整經濟政策，這就勢必會造成通貨膨脹性物價上漲超過社會承受力而危害經濟的增長和就業。

政府為了更快速的消除經濟危機和回升經濟，采取力度越大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雖越有利于達到更快速的消除經濟危機和回升經濟的目的，但同時也會造成通貨膨脹性物價上漲超過社會承受力而危害經濟的增長和就業。而且在經濟能夠更快速的回升時，商品流通速度也會加快，隨之貨幣流通速度也就會加快，因為貨幣流通的速度是由商品流通的速度決定的。而在此時貨幣流通速度的加快，就會繼續推升物價的上漲。因此，面對超過社會承受力的通貨膨脹性物價上漲（包括預期），政府必定需要采取緊縮的經濟政策，尤其是緊縮銀根（因為通貨膨脹性物價上漲是一種貨幣現象）。可見政府采取緊縮的經濟政策要控制住通貨膨脹性物價上漲，其實并非是一件困難的事，困難就在于能夠控制住通貨膨脹性物價上漲后，又能夠保持住必要的經濟增長率和就業率。這就必然需要使流通中的貨幣量與實際需要量相符合，才能做到既控制住通貨膨脹，又有必要的經濟增長率和就業率。而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做到使流通中符合實際需要的貨幣量能夠轉化為實際的投資量。

然而，由于貨幣有逐利的本性，貨幣既可以投資來逐利，也可以投機來逐利（當然現實中兩者常會混為一體）。而要使貨幣在投資中進行逐利，就需要有可獲利的投資市場，這對于當前的中國經濟而言，除了要有必要的國際市場外，就是要有足夠的可獲利的國內投資市場。由于當前的中國經濟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單靠市場調節難以有效地擴大國內市場，這就有必要政府對經濟進行干預。政府在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時，是可以創造出可獲利的投資市場的，但以貨幣融資來彌補財政赤字卻會造成嚴重的通貨膨脹，而以債務融資來彌補財政赤字則要考慮對內需擴大的影響，以及政府支出的擠出效應，這就決定了以政府擴張性財政政策來創造可獲利的投資市場只能是適度的。所以在當前的中國經濟增長的過程中，還須對目前作為經濟增長點的產業進行干預，如對房地產業的房價進行干預，以控制好房價來獲取足夠的可獲利的投資市場。另外，政府還應積極支持企業進行創新，以及打破壟斷市場等，來獲取足夠的可獲利的投資市場。這就又需對制約消費市場有效擴大的各種因素進行干預。這樣才能做到使流通中符合實際需要的貨幣量轉化為實際的投資量。

而且，與此同時，要做到使流通中符合實際需要的貨幣量能夠轉化為實際的投資量，政府還需對那些可以進行逐利投機的已發生非通貨膨脹性物價上漲的單個市場進行干預，在必要時則需采取非經濟手段。因為，當投機的逐利市場高于投資的逐利市場時，就不僅無法做到使流通中符合實際需要的貨幣量轉化為實際的投資量，而且還會發生資金短缺與推升物價上漲的并存現象。因此，政府在采取緊縮的經濟政策，對經濟進行調控時，就須對經濟中的各種制約因素進行全方位的考慮。這就要在做到使流通中符合實際需要的貨幣量轉化為實際的投資量時，政府就應該考慮到各種生產要素或資源條件的限制（包括國內和國際市場的資源條件的限制），以及環境保護的要求，會對既要控制住通貨膨脹又要有必要的經濟增長率和就業率的制約。這樣，政府的調控經濟政策，在控制住通貨膨脹的同時，所要做到的必要的經濟增長率和就業率，就應該是一種合理的經濟增長率和就業率。

篇8

【關鍵詞】經濟危機 財政政策 貨幣政策

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世界金融危機被認為是自1929年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雖然我國經過30年改革開放積累了一定的經濟實力,但這場危機對我國經濟的降溫效應非常明顯,主要經濟指標增速全面回落:工業增加值增速由2008年6月份的16%迅速下降到2008年12月份的5.7%,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由6月份的8.8%迅速下降到12月份的-1.1%,當月出口額同比增速由6月份的17.2%下降到12月份的-2.8%, 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速也由2008年第二季度未的10.4%下降到第四季度未的9%。面對經濟急速下滑的嚴峻形勢,國務院迅速作出調整:經濟工作首要任務由2008年初的“防通脹、防過熱”轉為“保增長,促內需”,財政貨幣政策也由年初的“穩健的財政政策和從緊的貨幣政策” 微調為七月份的“穩健的財政政策和靈活審慎的貨幣政策”,再到十一月份的“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由此可見,宏觀決策層對此次危機及其對我國經濟影響程度認識明確,措施出臺迅速及時,意義重大。

一、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綜合運用的理論綜述

1、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綜合運用的理論基礎

凱恩斯“有效需求理論”認為,社會的就業水平取決于社會總需求的水平,存在失業或者難以實現充分就業的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指一國有貨幣支付能力的總需求或總購買力),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于“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律”、“資本邊際效率遞減規律”和“流動性偏好規律”這三個基本“心理規律”的影響。凱恩斯從有效需求不足和市場機制無法使經濟達到充分就業均衡的論斷,提出以需求管理為主,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經濟進行干預和調節。當一國經濟處于非均衡狀態,出現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時,只有采取相機抉擇的經濟政策,才能使之趨向于物價穩定或充分就業水平。在通貨膨脹和經濟過熱時期,財政政策的效用不明顯,要通過緊縮性貨幣政策抑制通貨膨脹;在嚴重的通貨緊縮和經濟衰退時,貨幣政策的效用不明顯,要通過擴大政府支出、減稅、增發國債等來應對通貨緊縮,拉動經濟復蘇。同時,凱恩斯理論認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作用機制和效用不相同:財政政策作為政府的收支政策,主要作用于產品市場,進行結構調整,而貨幣政策的調節功能主要作用于貨幣市場,適合總量調節;財政政策調整有法定的程序和規范的審批手續,時滯性長,貨幣政策相比則更為靈活和富有時效性。因此,在具體運用以上兩種政策時,要根據宏觀經濟的不同目標適當選擇,合理搭配,以便起到理想的宏觀調控效果。

2、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綜合運用的模式

(1)擴張性財政政策和緊縮性貨幣政策。當經濟發展不景氣,出現蕭條,同時又存在通貨膨脹的情況下,通過擴張性財政政策如減稅、擴大公共投資應對經濟蕭條;通過緊縮性貨幣政策控制貨幣供應量的增長,緩解通貨膨脹的壓力。

(2)緊縮性財政政策和緊縮性貨幣政策。當經濟過熱,發生嚴重通貨膨脹時,采取“雙緊”政策,如增加稅收、減少政府開支、減少貨幣供應量等方式壓縮社會總需求,減少國民收入,減緩物價上漲,抑制通貨膨脹。

(3)緊縮性財政政策和擴張性貨幣政策。當政府開支過大,財政赤字較多而民間投資不夠旺盛時,可以采用這種模式。緊縮性財政政策有利于改善財政收支狀況,壓縮財政赤字;擴張性貨幣政策促使銀根松馳,刺激投資并促進經濟增長。

(4)擴張性財政政策和擴張性貨幣政策。當經濟嚴重衰退、社會有效需求嚴重不足時,采取“雙松”政策,在財政減收增支的同時,抑制利率上升,擴大信貸,刺激企業投資,從而擴大社會總需求,增加國民收入,緩和衰退,刺激經濟復蘇。

除緊縮和擴張這兩種情況外,財政政策、貨幣政策還可以呈現中性狀態。若將中性(穩健)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分別與上述松緊狀況搭配,又可產生多種不同配合。

二、我國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具體措施

1、積極財政政策的具體舉措

(1)在財政收入方面,實施結構性減稅,減輕企業和居民負擔。2008年實施的稅費減免措施主要包括實施企業所得稅新稅法、提高個人所得稅工薪所得扣除費用標準、降低住房交易環節稅收負擔、多次調高部分產品出口退稅率、取消和降低部分產品出口關稅、下調證券交易印花稅稅率并改為單邊征收等。在此基礎上,2009年又全面實施增值稅轉型改革、取消和停征100項行政事業性收費等新的舉措,這些政策全年將減輕企業和居民負擔約5000億元以上。

(2)在財政支出方面,擴大政府公共投資并增加中低收入群體收入,以此帶動和引導投資與消費需求。從2008年第四季度到2010年底,中央擬增加政府公共投資1.18萬億元,加上帶動的地方和社會投資,總規模約4萬億元。此外,通過進一步增加對農民的補貼、提高城鄉低保補助水平、增加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提高優撫對象等人員撫恤補貼和生活補助標準、對困難群體直接發放一次性生活補貼等途徑,提高中低收入群體收入。

2、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具體措施

我國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具體措施有五點。一是確保金融體系流動性充足,及時向金融機構提供流動性支持。二是保持貨幣信貸的合理增長,加大銀行信貸對經濟增長的支持力度,取消對商業銀行信貸規模限制,合理擴大信貸規模。三是加強窗口指導和政策引導,著力優化信貸結構。堅持區別對待、有保有壓,配合積極的財政政策,加大對重點工程建設、中小企業、三農、災后重建、助學、就業等的信貸支持,加大對技術改造、兼并重組、過剩產能向外轉移、節能減排、發展循環經濟的信貸支持,同時繼續限制對“兩高”行業和產能過剩行業劣質企業的貸款,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鼓勵和引導金融機構擴大出口信貸的規模,探索在出口信貸中提供人民幣中長期融資。四是進一步發揮債券市場的融資功能。大力發展企業債、公司債、短期融資券和中期票據等非金融企業債務融資工具,擴寬企業融資渠道。加快發展以機構投資者為主體的銀行間債券市場,為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實施提供平臺。五是進一步改進中央銀行金融服務。

三、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效應分析

1、積極財政政策的效應分析

此次積極財政政策的重點是“保增長,促內需”,為此運用各種財政手段,配合金融手段和其他手段來改善經濟結構,擴大國內需求,促進經濟增長。在運用過程中積極財政政策可以達到收入效應和擴張效應。從收入效應來看,一方面通過積極的財政收入政策如減稅、取消或停征行政性收費等舉措,既增加居民收入,直接拉動居民消費,又減輕企業負擔,如增值稅轉型改革,不僅減輕企業負擔,還刺激企業固定資產更新換代,長時間起到拉動內需的作用。另一方面通過積極的財政支出政策,主要是轉移性支出,提高中低收入群體收入水平,大力促進消費需求。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增強居民消費能力,擴大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效應。如大幅度增加對農民的農資綜合直補、糧食直補、良種補貼和農機具購置補貼,提高城鄉低保補助水平,提高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水平,提高優撫對象等人員撫恤和生活補助標準等。還有在全國范圍內推廣家電下鄉政策,將財政資金直接補貼給消費者,有效銜接和動態追蹤生產、流通、消費環節,直接拉動我國農村的消費,擴大內需。從擴張效應來看,增加政府投資不僅能直接、迅速地拉動經濟增長,而且具有促進全社會投資的擴張效應,能帶動企業和民間投資。

2、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效應分析

適度寬松貨幣政策實質上就是適度放松銀根,降低融資成本,為企業提供相對寬松的融資環境,以此促進企業生產經營活動的進一步活躍。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具有擴張效應和經濟結構結構調整效應。從擴張效應來看,一方面是直接的資金供應擴張,自2008年9月份以來,連續多次下調一年期存貸款基準利率和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保持貨幣信貸擴張趨勢。取消對商業銀行信貸規模限制,合理擴大信貸規模,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巴曙松研究員預測,2009年全年信貸增長規模將達到10萬億元,確保金融體系流動性充足。另一方面,通過進一步拓寬企業的融資渠道,提高企業融資的機會和便利。包括加快企業債、公司債、短期融資券和中期票據等非金融企業債務融資工具發展,拓寬企業融資渠道。促進股票市場平衡健康發展,提高企業直接融資比重,為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提供展示平臺。從經濟結構結構調整效應來看,通過窗口指導和政策引導,著力優化信貸結構。堅持區別對待、有保有壓,引導資金投向重點工程建設、中小企業、三農、節能減排、循環經濟等國家重點扶持行業,同時繼續限制對“兩高”行業和產能過剩行業劣質企業的貸款,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

3、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綜合效應分析

從經濟運行的實際情況來看, 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的效應已逐步顯現。宏觀經濟急速下滑的趨勢已得到抑制,總體來看,經濟運行呈現出筑底回升的態勢,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已顯現出積極效應。從社會發展來看,民生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通過加大財政轉移性支出,社會中低收入群體收入水平得以提高,通過政府公共投資性支出,社會就業形勢得以好轉,社會穩定性并未因金融危機的沖擊而產生大的變化,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較好地發揮了社會穩定器的作用。

總之,在金融危機到來之時,我國及時采取的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真正發揮了“保增長、促內需、調結構、重民生”的積極效應。

四、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綜合運用中應注意的問題

1、“雙松”政策搭配要注意防止擠出效應的發生

政府作為投資主體,以大規模的財政貨幣資金投資于基礎建設,必然排擠其他經濟主體進入競爭性的基礎建設項目,抑制了投資需求的有效增長。2009年以來,地價高漲,國企頻當地王就是一個例證。美聯物業根據北京土地儲備中心公布的數據統計顯示:截至2009年12月17日,北京合計拍賣涉及住宅類地塊為69塊,其中有30塊地為有國企背景的企業獲得,占市場總比例43%。特別是2009年下半年,國企高價拿地頻繁,明顯占據了市場的主導地位,在下半年北京成交的30塊住宅地塊中更有18塊由國企拍得,占到了市場的60%。地王的頻繁出現與樓市過火存在必然的聯系,而國企地王過多的情況,與今年4萬億的投資不無關系。還有大規模的信貸資金與財政資金的配套,客觀上減少了商業銀行對民營企業(特別是中小民營企業)的信貸資金的供應量。銀行大量配套的貸款資金主要用于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銀行貸款向大城市、大客戶集中,小城市、城鎮、中小民營企業的資金匱乏并沒有得到根本性改善。

2、“雙松”政策搭配要注意天量信貸資金的動態流向

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巴曙松研究員預測,2009年全年信貸增長規模將達到10萬億元,確保金融體系流動性充足。但與銀行放開信貸閘門“結伴而行”的是,A股市場牛氣沖天,截至2009年9月30日,滬指上漲幅度最高超過90%;還有在北京、上海等全國不少大中城市,房地產商們紛紛斥巨資“跑馬圈地”,地價、房價走出低谷,向上攀升。中國社科院金融專家彭興韻指出:“這說明,新增信貸資金有相當一部分未能進入實體經濟,而悄悄進入了股市、房地產等虛擬經濟領域,推動了這些領域的‘虛熱’。”因此,相關部門要嚴查信貸資金的動態流向,確保資金進入實體經濟,以保增長、促內需、調結構,而不是助推虛擬經濟的火熱。

3、“雙松”政策搭配要警防通貨膨脹的發生

在本輪財政貨幣政策運作之前,我國國內剛剛經歷較為嚴重的通貨膨脹,2007年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全年上漲4.8%,2008年前三個季度CPI同比上漲7.0%,經濟過熱、投資過熱、結構不合理的狀況并沒有得到根本解決。在外部環境發生巨變、國際經濟金融環境出現重大問題的背景下采用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搭配,要警防通貨膨脹的再次發生。當經濟復蘇,走出蕭條的陰影時,就要考慮“雙松”政策的逐步調整,如果擔心經濟企穩回升的基礎不牢固,可以對“雙松”政策進行微調,積極的財政政策繼續實行,以確保擴內需、調結構。但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則要微調,如果擔心利率上調加重企業負擔和人民幣升值壓力,則可以通過公開市場操作、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的調整來回收流動性,以預防通貨膨脹的發生。

【參考文獻】

[1] 趙紅梅、李景霞:現代西方經濟學主要流派[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2.

[2] 郭慶旺:積極財政政策及其與貨幣政策配合研究[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3] 潘正彥:如何協調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J].財會研究,2009(1).

[4] 馬洪范:國際金融危機下的中國財政政策選擇[J].中國金融,2008(24).

篇9

【關鍵詞】 凱恩斯效應 地方政府支出 私人消費 地方 政府償債能力

一、引言

2008年底全球性金融危機的爆發,國外總需求下降而對我國出口形成較大沖擊,以投資和出口為主要驅動的經濟增長動力機制受到廣泛的質疑。一個較為統一的觀點集中于國內消費需求的提升將為我國未來的高速增長提供長期而有效的支撐。從即期效果看,中央政府為應對金融危機而實行的積極財政及貨幣政策確實緩解了金融風暴沖擊下的中國經濟增長及就業壓力。2009年完成了“經濟增長保8”的目標,消費也出現了較大幅度增長。但在一個較長考察時滯內,成功的財政政策不應僅僅著眼于其對經濟增長的拉動而應集中于對消費的促進。因此,在這一背景下,重新檢驗財政政策的“凱恩斯效應”是否存在,其有效傳導路徑是否穩固,最終政策的效果又受到何種因素制約,就愈加突顯其現實價值。

二、文獻綜述

凱恩斯學派認為,一個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如預算及公共支出的增長,無論其手段如何,即無論支出增長屬于生產性還是非生產性,或屬于經濟性抑或非經濟性,都將導致社會總需求水平的上升。首先是公共消費品的增加,另外,稅收的減免將使得企業資本回報率的提高從而提高了投資需求進而影響產出及工資率,最后,轉移支付的增加也將提升家庭可支配收入水平,從而提高私人消費。但是,一些經驗證據及Blanchard(1990),Sutherland(1997)and Perotti(1999)的研究結果卻表明,當財政支出增加時,特別是生產性支出擴張時,由于對私人投資擠出效應的存在,其將導致私人儲蓄的增加及消費的減少。反之,當財政支出縮減時反而會刺激私人消費的增長,其最終效果取決于擠出效應的大小。換言之,在特定條件下,存在財政政策的“非凱恩斯效應”。

Blanchard(1990)、Sutherland(1997)從預期角度對“非凱恩斯效應”加以了解釋。在政府收入能力不足,即支出擴張主要源自赤字時,一個大規模及長期的政府支出擴張可能會使消費者產生持續性增稅預期,從而產生未來收入減少的預期,進而增加儲蓄并減少私人消費,但是,如果政府支出的增加是臨時性及短期的,私人消費不會產生這種相應的反映。期將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實際效果差異歸結為財政政策的穩固性與政府償債能力差異。

Blanchard(1990)的模型中則將公共債務的初始水平作為影響財政政策對私人消費實際效果的主要因素。例如稅收的增加可能有兩種效應:第一種效應基于這樣的事實:稅收的增加將下一代的稅收負擔轉移到當代,因此減少了當前的私人消費。第二種效應是具有正的財富效應。當前稅收的增加將避免未來稅收的增加,也就是避免了長期收入的減少,從而當前稅收的增加減少了未來財政政策的不確定性。基于這個原因,消費者可能就會減少為了預防未來稅收增加而作的預防性儲蓄。當債務率很高時,第二種效應可能是占優勢的。

Bertola and Drazen(1993)認為在靜態模型中看似收縮性的政策可能是擴張性的,如果它引發了未來相反政策的預期。Cour et al.(1996)提出在1980年愛爾蘭和丹麥的財政調整時期就曾經發生過這樣的情況。事實上,以債務融資的公共支出的增加會增加財政政策可持續性的風險,家庭因此會增加私人儲蓄。最后,Giavazzi and Pagano(1990)and Alesina and Perroti (1997b)同時考慮了擴張性貨幣政策對財政政策的影響,研究表明,擴張性貨幣政策將加速財政政策的“非凱恩斯效應”。

李永友(2008)從凱恩斯主義、理性預期學派及新古典學派的三方視角及研究入手,討論了財政政策實際效果差異的影響條件,其認為“凱恩斯效應”的最終實現需具備如下條件:資源的充裕程度、私人部門需求對利率的敏感程度、私人部門預期的穩定程度及財政赤字和債務的風險水平。王立勇、劉(2009)則利用區制轉移的誤差修正模型對我國財政政策的非線性特征和效果進行了研究,其結論為:我國財政政策具有非線性特征,而政策的“凱恩斯效應”在不同時間段存在差異,具體有1952―1988、1987―1990、1994―1995時間段內,財政政策存在“非凱恩斯效應”,原因為短缺經濟和政府數量約束,而1983―1986和1996―2008時間段內,存在“凱恩斯效應”。

綜上可知,財政政策“凱恩斯效應”的取得需要一定的條件,其中,政府償債能力及財政政策的穩固性將影響財政政策的最終效果。關于“凱恩斯效應”的實證分析也未取得一致的結果,其原因也許是基于不同的理論假設或初始財政條件或計量模型與變量的差異(王立勇、劉,2009)。而我國地方政府由于“晉升激勵”的存在,其公共支出存在過分重視生產性支出而忽視公共品提供的問題。同時,由于經濟發展的區域差異較大,使得不同省份政府的收入能力存在較大差別,進而影響了其財政政策的實際效果。因此,本文在António Afonso(2006)研究的基礎上,在一個面板模型框架內,通過導入“地方政府償債能力”的控制變量,實證檢驗我國地方財政支出對消費的影響及“凱恩斯效應”的存在性。分析我國不同省份由于經濟發展非均衡而導致的政府收入能力(償債能力)差異會否顯著影響地方財政政策的實施效果。從而為相關政策的制定提供參考。

三、實證檢驗

1、變量導入及模型設定

sumi,t:私人消費變動。文中以各省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來度量私人消費變動。并用消費品零售價格指數折算為不變價(1978=100)。

gdpi,t:社會總產出變動。產出使用各省生產總值度量。同樣使用消費品零售價格指數加以折算。

gvsi,t:政府經濟性支出。由于數據資料的限制,本文政府經濟性支出用諸省基本建設投資度量,而未將支農、城市維護建設等其他支出納入,數據用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折算為不變價(1980=100)。

gvii,t:政府轉移支付。政府轉移支付用各省份社會保障補助及撫恤和福利救濟數據加總以度量轉移支付變化。用消費品零售價格指數加以折算。

cznli,t:政府償債能力。António Afonso(2006)、Blanchard (1990)、Sutherland(1997)的研究中,采用了國家赤字占GDP比重衡量償債能力,其預期假設為當償債能力超過一個“trigger point”時,將產生未來加稅的預期。但由于我國地方政府預算資金管理體制與國外存在較大差異,地方政府資金籌措手段也不盡相同,傳統的“赤字比”衡量方式并不適用。而實際數據中,又缺乏省份預算外資金收入的統計。本文采用各省份人均稅收與全國人均稅收水平的高低來度量當地政府償債能力,一個隱含的假設是當某一省份具有較高的人均稅收水平時,政府在“分稅制”下將取得更多的體制內收入,因此具有更高的政府支出能力與償債能力。具體有:cznli,t=1, i省t時期人均稅收小于t時期全國人均稅收――高收入能力組,或cznli,t=0,i省t時期人均稅收小于t時期全國人均稅收――低收入能力組。

從全國來看,北京、上海、天津、遼寧、吉林、山東、湖北、湖南、廣東、浙江、江蘇、海南、四川、貴州、新疆在各年份均處于高收入能力組,而貴州、廣西、青海、黑龍江、甘肅、寧夏、一直處于低收入能力組,山西、陜西、內蒙、江西、河北、河南則在不同年份顯示出不同的償債能力(由于的省份數據缺失,因此并未納入本研究樣本,而香港、澳門、臺灣由于體制差異,也未進行分析。與傳統的東、中、西部區域劃分不同,按稅收水平的劃分與收入劃分顯示了不同的結果,其差異產生的原因可能在于產業結構的差異導致了不同稅收水平,而我國稅收組成中流轉稅種占相當比例)。

由于我國省級經濟體發展規模存在較大差異,為克服異方差的影響,對上述數據均進行對數處理。數據源自1999―2008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財政年鑒。模型估計由Eviews5.0完成。

2、模型設定

本文計量模型設定如下:

其中,模型引入各財政相關變量的一階差分以度量短期效應,同時考慮到政府投資的連續性和投資跨期,模型使用對應滯后變量以衡量支出的連續性。上式中,?漬2度量了短期的產出彈性,對應的長期彈性由-?漬1/k給出。-?琢1/k、-?茁1/k,是高收入能力組對應的政府經濟性支出及轉移支付的長期消費彈性。而 -?琢2/k、-?茁2/k 則為對應的短期彈性。低收入能力組中,各財量的長期消費彈性為-?琢3/k、-?茁3/k,短期消費彈性為?琢4與-?茁4。一個需要檢驗的事實是,如果“凱恩斯效應”存在,且與政府收入(償債)能力不相關,則無論高收入還是低收入組,積極財政政策都將對私人消費產生正的沖擊,因此上述彈性數值將顯著為正,而如果出現不符,則說明財政政策效果中,存在不同原因的“非凱恩斯效應”。

3、模型的估計與檢驗

傳統的面板模型往往由于數據的非平穩特性而受到“偽回歸”的質疑,而協整理論則是以模型變量具有同階單整為前提的,因此,首先對模型變量進行面板單位根檢驗。面板單位根檢驗實際是對面板數據的不同截面分別進行單位根檢驗,最終的檢驗在綜合了各個截面的檢驗結果上,構造出統計量(高鐵梅,2006)。由模型形式可知,本文模型屬于具有異質性(heterogeneous)的平衡面板數據(balanced panel data)檢驗結果見表1。

檢驗結果表明,私人消費、政府轉移支付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均拒絕原假設,即為平穩變量。而社會總產出與政府經濟性支出均為一階單整序列(差分序列平穩),因此協整模型并不適用于該模型,而“偽回歸”的影響必須規避,因此,最終模型殘差的平穩性檢驗將決定估計結果的無偏及有效性。由于本研究是在數據可得性基礎上將全部省份納入考察范圍,因此一個全樣本的估計更適于采用固定效應面板模型,對上述面板模型進行TSLS估計,結果見表2。

模型殘差的單位根檢驗結果(t值=-2.7134)拒絕了單位根假設,因此有理由相信上述的估計結果是可信的。

為進一步識別財政支出與私人消費關系的作用關系中是否存在高、低收入能力政策的財政政策效果差異,本文對上述模型施加了下列兩個假設并加以檢驗:

其對應似然比統計量為x2(q)=2nlog(SSRc/SSRu)

其中假設1檢驗的SSRc源自方程

而SSRu取自式(1)

x2(q)檢驗的結果為拒絕H0與H0'(對應似然比統計量分別為17.2481與9.8051)。因此,若式(1)是我國省際財政政策與私人消費關系的正確描述,則財政支出對私人消費的影響確實因為政府償債能力的差異而表現出不同。

由估計結果可知,在我國省際經濟體中,私人消費的產出彈性無論短期還是長期都是統計顯著的,對應的長、短期產出彈性分別為0.54與0.49,但兩者差異不大。而政府支出與私人消費的關系中,高收入能力組政府經濟性支出對私人消費長期影響存在顯著的正向作用,彈性值為0.071。但短期內對于私人消費的影響沒有得到數據支持,此外,高收入能力組政府轉移支付的增加在長期內也將促進私人消費,其長期彈性值為0.091。但短期內的影響卻不顯著。

而在低收入能力政府組別中,政府經濟性支出對私人消費的長期影響并不存在,而政府轉移支付的變化不論在短期還是在長期內對私人消費的影響都是不顯著的。但一個有趣的事實是,低收入能力政府其經濟性支出的增長在短期內對私人消費的彈性值為-0.018,即低償債能力政府經濟性支出的增長將對私人消費產生擠出效應,其財政政策層面存在“非凱恩斯效應”,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地方政府在低償債能力限制下,其經濟性政府支出的增加往往投入到低效率部門或低就業吸納能力部門與行業(一個傳統的認識認為國有企業或是國有企業比例高的行業代表著低效率、低就業能力),從而影響了家庭戶收入水平進而影響到消費水平。

四、結論

本文在António Afonso(2006)的研究基礎上,在使用人均稅收水平作為政府償債能力的度量變量基礎上,通過構建我國地方政府支出與消費的面板模型,實證了我國地方財政經濟性支出、政府轉移支付、產出與私人消費的長、短期關系,檢驗了地方財政政策“凱恩斯效應”的存在性,結論及其背后的政策含義可以解讀為:我國地方財政支出的增加無論在短期還是長期,都將有效拉動地區經濟增長,且短期與長期的產出彈性大致相當,即通過積極財政政策促進經濟增長的傳遞路徑是存在的。但財政政策“凱恩斯效應”的取得將取決于地方政府償債能力的高下。當地方政府具有較高的收入能力及稅收水平時,其經濟性政府支出及轉移支付的增加在長期內都能提高消費水平,但對消費的拉動能力較弱,分別為0.07與0.09。但短期內對消費的影響并不明顯。而低償債能力政府,其政府經濟性支出的增加將在短期內對私人消費產生微弱的擠出效應,即積極財政政策在短期來看反將降低消費水平。而轉移支付的增加卻無法對私人消費產生影響。這也驗證了“非凱恩斯效應”的存在。概括的,我國地方財政政策對拉動消費的具體效果如何,將取決于政策實施主體的償債能力,而政府支出結構也影響著最終的結果。相對而言,政府生產性支出的變動對消費的影響更為顯著,而轉移支付的影響卻并未如傳統的觀點所認為的那樣,將有效提高消費水平,其原因也許可以歸結為當前地方政府的支出結構中,轉移支付的比例偏低。

當然,由于我國政府管理體制的特殊性,地方政府的“赤字政策”與“相機抉擇”體現出與西方國家較大的差異。而人均稅收水平能否有效衡量地方政府的償債能力也是值得質疑的。本文只是在一個粗略的框架下進行的分析,諸多不足有待未來更深入與細致的研究。

【參考文獻】

[1] António Afonso:expansionary fiscal consolidations in Europe:new evidence[J].working paper of European central bank,2006.

[2] Perotti.R:fiscal policy in good time and bad[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9.

[3] Blanchard comment,on Gravazzi and Pagano[J].NBER macroeconomics annual,1990.

[4] Sutherland:fiscal crises and aggregate demand:can high public debt revease the effects of fiscal policy?[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1997.

[5] Bertola、Drazen:trigger point and budget cuts:explanning the effects of fiscal and austerity[J].Amercian economics review,1993.

[6] Cour.P.、Dubios、Mahfouz:the cost of fiscal adjustment revisited:how strong is the evidence[J].CEPII working paper,1996.

[7] Giavazzi、Pagano:non-keynesian effects of fiscal policy changes:international evidence and the Swedish experience[J].Swedish economics policy revies,1996.

[8] Alesina.A、Perotti:fiscal expansions and adjustment in OECD countries[J].economics policy,1997.

[9] 李永友:財政政策的凱恩斯效應與非凱恩斯效應[J].上海財經大學學報,2008(4).

篇10

第一次世界大戰見證了一個時代的終結:再也沒有人能自信地說,不受限制的“自由放任”能夠確保一條通往全球繁榮的坦途。“一戰”戰時通貨膨脹、戰后通貨緊縮,而20世紀20年代,北大西洋兩岸幾乎一半國家都經歷了持續通脹,剩下一半則幾乎都經歷了通縮和高失業率。

怎樣才能確保穩定的繁榮?由于“自由放任”政策看上去不再有效,這一問題占據了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年月。這也使得20世紀二三十年代成為經濟學發展最富成效的階段,而其成果多出現在英國――在那里,由于歷史原因,經濟政策的問題與矛盾是最尖銳的。

第一個問題,是匯率與經濟穩定的關系。一方面,匯率貶值能提高出口,推動就業。但在給定的就業水平上,匯率貶值也會通過三種渠道消減經濟繁榮:第一,減少商品出口所能換來的進口;第二,降低政策可信度,影響投資者把工廠設在該國的意愿;第三,競爭性貶值將使國際經濟關系變成“負和博弈”,削弱全球繁榮。最終,英國政府決定,將匯率維持在一個與“一戰”前預期相當的高估的水平上。

這種對匯率政策的承諾,導致了貨幣政策自主性的喪失。經濟學最古老的真理之一就是,一個國家不可能同時擁有獨立的匯率政策和貨幣政策。由于政策運用的限制,中間偏“左”的經濟學家――其中最著名者是約翰?梅納德?凱恩斯――開始討論,政府應運用財政政策,使經濟達到充分就業。出口由國際競爭和匯率決定,投資由利率水平決定,于是可變的需求來源就只剩下政府開支或消費(可通過減稅來推動),二者都需要政府承擔顯著的赤字。

英國保守派經濟學家反對這種觀點。他們多與英國財政部有關,或是財政部職員,因此其看法以“財政部觀點”(Treasury View)聞名。他們認為,財政政策在任何情況下都無效。如果政府增加購買,并通過借貸來融資,那么私人所能獲得的資金將縮減,從而私人投資下降,并與政府購買的增加等量。如果政府通過減稅或退稅推動消費,則要么為退稅或減稅融資的借貸將減少私人投資,要么政府購買減少,從而抵消消費的增加。總之,凈效益為零。

從今天的視角,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財政部觀點”錯在哪里。觀察的起點在于,有效的私人投資并不總是被儲蓄所限制。在國民收入賬戶中,投資的確等于儲蓄,但那僅僅是因為我們把沒有需求的、非生產性的和計劃外的存貨都作為“投資”――事實上,它并非生產性投資。政府支出增加可能不會引起私人投資減少,而是會代替那些沒有需求的、非生產性的和計劃外的存貨。

讓我們看看,當生產性私人投資低于儲蓄時,政府介入將發生什么。假定2009年3月,政府突然借來一些錢――從而減少了儲蓄――額外買了些東西。在國民收入賬戶的定義下,儲蓄還是會等于投資,因為此時儲蓄下降,但投資也下降了,因為企業賣出了額外生產的東西,存貨不會上升。此時,生產性投資并未受到影響。

接下來,2009年4月又會發生什么?如果3月存貨增加,企業將減少4月的雇員和生產。而如果3月政府進行借貸并采購,那么企業的存貨不會增加,4月企業就不用減少雇員,壓縮生產。于是,擴張性財政政策穩定了經濟。

現在,很清楚的一點是,政府財政政策無效不是一般情況,而是特例。只有在兩種情況下,財政政策才是無效的。一種是充分就業。擴張性財政政策將導致名義總開支上升,但充分就業意味著,更高的開支將立刻提高價格和工資水平,從而導致通脹,而不是讓更多人得到工作。第二種情況是現金余額已經處于不能再減少的最低限度,以至于如果政府不印刷更多貨幣,在技術上就不可能實現更多的交易。而到20世紀30年代中期,闡述和捍衛過“財政部觀點”的經濟學家也已經同意,他們之前的觀點是錯的,英國的情況遠非這兩種特例。

討論這一段80年前的歷史,價值何在?現在,許多人反對奧巴馬的經濟刺激計劃,不是基于一個縝密的信念,即擴張性財政政策的長期成本的確高于其短期收益;而是基于一個草率的觀點,即擴張性財政政策根本不存在短期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