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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農業實現了對資源和土地的有效利用，在農業生產的同時，注重對周圍環境的保護，對秸稈等進行粉碎，不僅能夠提高土壤的肥力，還能夠節約資源，保護生態環境。此外，發展高效農業，還能夠推廣農業種植的相關技術，讓農民掌握更多的農業生產知識，有利于提高農民的素質。

2發展高效農業，促進農村經濟發展的策略

正因為高效農業對農村經濟的發展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因而今后在實際工作中，需要注重采取相應的策略，以更好的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

2.1充分利用當地資源和有利條件

人類的生存和發展得依賴于當地的自然條件和自然資源，這也是進行農業生產的基礎。不同地方的自然條件和資源環境具有自己顯著的特點，只有在充分利用當地資源的前提下，才能實現更好的發展。因此，要想發展高效農業，促進當地經濟的發展，必須考慮當地的自然環境和資源條件，合理開發當地資源，充分利用有利的自然條件和社會條件，并采取科學合理的措施，對資源進行合理適度的開發，避免過度開發而給當地環境帶來破壞。

2.2堅持以市場需求為導向原則

發展高效農業，還必須以市場為導向，如果農產品銷路不暢，那么高效農業生產的經濟社會效益將難以實現。因此，在發展高效農業的時候，應該掌握市場的需求信息，并根據市場的需求，確定產業的門類、產品的種類、數量、質量標準等，并注重提高產品質量，使農產品能夠擴大市場占有率，實現高效和可持續發展，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

2.3重視發展生態農業

生態農業利用先進的科學技術，注重提高農產品的產量和質量，要想發展高效農業，必須重視發展生態農業。例如，改變秸稈、雜草等直接燃燒的情況，用作飼料，改善土壤肥力等；對生物產品進行多層次的加工，提高產品質量，提高生態效益和經濟效益。又如，推行種植和養殖相結合的方式，不僅能夠提高產品質量，還能夠為廣大農民致富開拓新途徑。總之，發展生態農業，能夠實現對資源的合理利用，有利于保護農業資源，并能夠防止環境污染，提高農產品的數量和質量，同時也有利于保障人的身體健康。

2.4發展特色農業

根據當地的自然條件和市場需求的實際情況，發展特色農業，以某一特色產品為起點，適當延長食物鏈或者加工鏈，進而開發出一系列的農產品和食品，充分利用當地的土地資源、生物能資源、廢棄物等等，推動特色農業的發展，擴大市場占有率。同時，還要走農業產業化道路，以市場為導向、以商品為目的，形成產業化生產經營，提高農業生產效益。

3結束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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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小型農業機械；農業經濟發展；一元線性回歸；相關性分析

一、引言

農業是國民經濟基礎，是國家發展的重要經濟命脈，農業發展的好壞直接關系到我國綜合國力的提升。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重要內容之一，實現“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總體目標，既給農機化帶來了新的發展機遇，也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農業機械化是現代農業最基本、最顯著的特征，是發展現代農業的重要物質基礎，是應用農業科技的主要載體，是促進農民增收的有效途徑，是構建和諧新農村的必然要求。面對國內外生產出現的新形勢和新特點，我國農業機械發展也必須與之相適應。尋求一種真正適合我國農業發展的方式顯得尤為重要。農業機械化作為現代農業發展的重要標志，以其高效的優越性能成為了現代農業最主要的特點。自20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我國基本實現了農業機械化的目標，而事實上，部分山區半山區因為諸多原因在機械化發展程度上與我國的整體實力還有較大差距，云南省亦是如此。

農業的發展離不開生產力的進步，農業耕作方式從傳統的牛耕人挖向機械化的轉變無疑是農業經濟發展的巨大推動力，但是農業機械化的發展受到各地自身因素的影響，以云南省山區半山區為例，大型農業機械受到地形因素的嚴重制約，農業機械化發展緩慢，而小型農業機械為西部地區的農機化建設提供了一條新的道路，極大的促進了農業的發展，本文將以水富縣為例，從定性和定量的角度分析小型農業機械對我省山區半山區農業發展的影響，并對小型農業機械的推廣提出一些建議。

二、發展小型農業機械的重要意義

1.小型農業機械的優點

農業機械是先進的農業生產工具；是建設現代農業的物質基礎；是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促進農民增收、實現農業和農村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途徑；是發展現代農業、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要內容。

小型農業機械價格低、重量輕，操作簡單易學，單人操作，老人婦女皆可使用，維護方便；適用性強，適合于各種地理條件，如山地、坡地、丘陵等；對田塊無要求，爛泥田、不規則田塊等皆可使用；使用成本低，一種機器多種功能，換上相應刀具還可進行更多的作業，不受作物種類與農藝限制，可有效替代傳統的牛耕人挖進行各種作業。

同時，小型農業機械具有效率高、成本低、效益好的優勢。以微耕機為例，用微耕機旋耕每小時可耕地600㎡，按每天工作6h，每年一臺機器耕作時間45天計算，一年一臺微耕機可耕地18hm2，而同樣耕作時間前提下，牛耕僅能完成耕地3hm2，且勞動強度大，誤農時。在搶農時，抗災害方面，小型農業機械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小型農業機械在生產發展中，能極大地提高勞動生產率，在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中代替了人力，轉移了農村剩余勞動力，加快了城鄉一體化進程，統籌了城鄉發展，農機專業戶和農機大戶在社會化服務過程中致富，在農機化催生出了”土地托管”模式，出外務工農民將土地委托給農機大戶進行管理，實現了雙方共贏，都有了新的致富途徑。譬如在水富縣，微耕機每公頃耕作成本費用約為750元（包括油料費、折舊、維護費用、人工費用等），每公頃收費1800元，收益率約為60%，在獲得良好經濟效益的同時，也充分節約了農村勞動力，產生了集約化效益。

2.發展小型農業機械的意義

（1）發展小型農業機械在我省具有極大的必要性。我省土地基本以個體經營為主，加之土地類型多為山地和丘陵，坡地多，坡度大，田塊小；且伴有人多地少的局面，造成了土地規模較小，土地零散，不適合大、中型機械作業的現狀，同時也因為農藝與農機的不協調，不同區域、不同作物種植制度復雜，多樣化的種植模式制約了農機化發展。這也是當前制約我省農業機械作業水平發展的主要原因。而小型機械以其靈活的特點能夠適應我省現有的土地經營模式，并且其技術、價格、維修成本易于普通人群接受，適合在我省普及。

同時，在我省小農戶具有生產經營的完全自主性，也因此帶來了盲目性。一家一戶的農業生產、管理方式落后，效益低下，加上農業勞動者文化水平的限制，他們缺少對農業生產綜合效益的分析能力，面對高額的大中型機械化成本，即便是在政府補貼的情況下，對他們也是難以接受的。小型機械化的發展和推廣有助于緩解這一矛盾，在滿足生產效益的同時讓廣大的農業勞動者從思想上向農業現代化方向靠近。

（2）發展小型農業機械是促進山區農民持續增收的重要渠道。小型農業機械的推廣，為農村富裕勞動力多形式、多層次地向非農產業轉移，增加收入創造了條件。由于機械替代了勞動力，極大的緩解了對農村勞動力的需求，同時也進一步提高作業質量和提高產品質量，實現產業增值增效，促進了農業結構調整和優勢特色產業發展，提高農民收入水平。同時在山區發展小型農業機械化生產，可以增加農民經營農機的收入，成為農民致富的一條金路子。

（3）發展小型農業機械是實現山區農業現代化的必要前提。衡量農業現代化水平的主要指標是農業勞動生產率，而農業機械化是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的主要手段，農業機械化水平是現代農業發展程度的重要標志。綜觀發達國家現代農業的發展歷程，農業現代化的實現均以農業機械化為前提，農業固定資產的大部分是農業機械，農業產前、產中、產后的作業都是靠機械設備來完成的。要實現農業的現代化，形成農業競爭力的核心能力，必須大力發展農業機械化，用現代物質條件裝備農業，提高農業生產的機械化和集約化水平。

而在我省山區，大型農業機械發展緩慢，難以適應當地農地狀況，要推動農業的現代化，小型農業機械無疑是一條新路。

（4）推廣小型農業機械是促進山區產業結構升級、經濟發展的重要途徑。小型農業機械的推廣，充分利用了機械作業效率高這一優勢減輕勞動強度，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降低了生產成本，改變了傳統的耕作習慣，使農業機械適應農業產業結構調整，解放了由于較低的勞動生產率而被束縛在土地上的農村勞動力，將剩余勞動力轉移到二、三產業上，從而促進了二、三產業的發展，推動了整個農村經濟的不斷進步。

三、小型農業機械對農業經濟影響的定量分析

1.水富縣農機發展現狀

水富縣地處盆地到高原的過渡地帶，海拔高度從1986.4m到267m，耕地面積共計6461hm2，地勢起伏不平，農地破碎，面積偏小，不利于大型農業機械的使用，長期以來，水富縣農業機械發展受地域影響很大，農業機械化進展緩慢成為水富縣農業經濟發展的一大瓶頸。

針對水富縣農機發展狀況，地理位置、地形地貌、土壤、自然條件和社會經濟條件，結合農業生產情況，農機部門從2002年開始，引進適合山區、半山區農業生產使用的小型農業機械，主要包括微耕機、農副產品加工機械（組合米機）、稻麥脫粒機、微型收割機等。以微耕機為例，擁有量從2002年的37臺，發展到2010年年末的1224臺，總動力從2002年的16.33萬W發展到2010年年末的547.9萬W。得到農民的認可。既減輕了勞動強度，降低了生產成本，還提高了勞動生產率。改善了農業生產條件，增加了農民的收入，同時，改變了農民幾千年來養牛為耕田的傳統觀念，逐步形成“購機為耕田，養牛來賺錢”的習慣，越來越受到農民的擁護和歡迎。小型農業機械在水富縣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并帶來了良好的經濟效益。

2.小型農業機械對農業經濟影響的定量分析

通過上文的定性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小型農業機械對農村經濟發展的較大推動作用，但是這一推動作用究竟有多大，二者的相關性究竟如何，本文將引入相關性分析和一元線性回歸分析，運用SPSS統計軟件，從定量的角度進行論述。

根據歷年統計數據，本文選擇從2004年到2010年的小型農機總動力為衡量小型農機發展情況的定量數據，并通過SPSS軟件對其與農業生產總值進行了相關性分析。

相關性分析是通過一元線性回歸模型建立的，一元線性回歸模型形式為：

其中，yi稱為因變量，xi為自變量，代表對因變量的主要影響因素，εi代表各種隨機因素對因變量的影響總和。在實際應用中，通常假定εi服從正態分布，即：，a，b稱為回歸系數。

通過一元線性回歸模型的建立，我們可以計算出兩個變量之間的相關性系數，相關系數是一元回歸模型中用來衡量兩個變量之間相關程度的一個指標，其計算公式是：

其中，相關系數R的絕對值越接近于1，表明線性關系越強。

因變量：農業生產總值（Y），自變量：小型農機總動力（X），輸入SPSS軟件后，通過程序，得出一元線性回歸方程：

Y=4056.903+27.778X

其中，通過相關分析，得到相關系數R=0.987，說明二者呈顯著正相關關系。二者關系折線圖如下圖所示：

水富縣2004—2010年小型農機總動力與農業生產總值關系圖

在置信度P=1%時，小型農機總動力與農業生產總值的相關系數為0.987，二者相關性顯著。同時根據一元線性回歸方程可以看出小型農機總動力每提高1萬W，農業生產總值能提高27.78萬元。

四、推動小型農業機械發展的建議

1.建立長期穩定的投入機制，增加小型農業機械的投入

農業機械具有一次性投人大，投資回收期長的特點尤其是對于經濟發展較為落后的我省山區，即使在小型農業機械投入成本較為低廉的情況下，單靠農戶自身力量是不夠的。政府要進一步健全和完善農機化扶持政策。首先，要進一步完善農機購置補貼政策，逐步擴大補貼范圍和種類，增加補貼資金總量，支持農機服務體系建設。二要積極探索建立多元化投人機制，廣泛吸引社會資本、民間資本投資農機化。要發揮農民對農業機械化投入的主體作用，積極創造條件，改善服務，引導各類農業生產經營組織，農業龍頭企業投資農機化。三要以項目為載體，優化資源配置，集中資金，突出重點，抓好農機化示范區、鄉（鎮）和設施農業機械配套建設。四要逐步建立健全包括燃油補貼、農機信貸、稅收優惠、農機保險等內容的扶持農業機械化發展的政策體系，對農機用油、機手培訓、農機修理等給予財政支持，不僅讓農民能買得起農業機械，還要用得起、用得好。

2.強化農機技術培訓，建立農機化專業人才隊伍

一是要建設一支技能嫻熟的農機化實用人才隊伍。要充分利用現有的農機化教育資源，結合各類培訓項目，加大對農民機手的教育和培訓。二是要建設一支業務精通的農機科技人才隊伍。依托農機化科技成果轉化和應用項目，分層次、有計劃地開展對農機推廣、維修等專業技術人員的培訓，穩定和壯大基層農機化科技、推廣人員隊伍。三是要建設一支素質全面的農機化管理人才隊伍。要堅持正確的用人導向，努力營造有利于農機人才成長的良好環境。堅持在實踐中鍛煉人才，不斷更新他們的知識結構，努力建設一支理論功底扎實、結構合理、素質優良、作風過硬、適應我省小型農機化發展要求的管理干部隊伍。

3.改革土地經營模式

我省山區現有的耕地塊數多、經營分散，十分不利于農業機械化推廣。當前中央制訂了允許土地流轉的政策，實行小范圍聯產承包或股份制規模化經營，有助于提高土地利用率。小型機械的質優價廉、用途廣泛和操作方便等優點將可以充分被挖掘出來，從而提高生產效率、增加農民效益，有助于小型機械走進千家萬戶，為我省山區全面實現農業現代化增添動力。

參考文獻

[1] 水富縣統計局. 2004—2009水富縣統計年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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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網絡經濟;農村經濟;消費行為

一、國外研究現狀

國外學者研究網絡經濟的時間都是比較早的，在有關網絡經濟的研究中，最早研究的學者是JohnFlower，其一開始提出了網絡經濟的概念，其認為網絡經濟的產生，伴隨著數字化商業時代已經來到，消費行為開始發生轉化，新的消費方式就要來臨。Nicholas(1996)針對網絡外部性進行深刻的探討，對其來源和對市場結構和價格產生的影響進行分析，針對網絡接入的定價和服務的質量進行了進一步的分析，并對網絡接入的一些技術問題進行了分析。Soon－yong，Dale，Andrew(1996)提出電子商務經濟學，并對其概念進行界定。并且提出其具有相對較低的成本、效率較高、實時性較強的特點，對傳統經濟的交易方式進行了轉變，在交易市場方面、流通方面都會發生相應的轉變。

二、國內研究現狀

(一)有關農村居民消費行為研究。

(2015)通過對河北省農村居民的消費研究發現，其消費的規模越來越大，在消費支出上不斷提高，消費結構不斷優化。陳亮、朱琛(2010)通過分析農村居民消費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提出了增加收入，改善社保以促進消費。熊愛華(2010)提出了增加收入、完善分配制度、改善消費環境等措施，以此來提高農村居民消費對經濟的貢獻率。王芳(2006)通過計量研究發現，在決定消費支出的因素中，利率和不確定因素是關鍵原因。

(二)在農村網絡消費市場存在問題研究方面。

李偉(2010)，(2015)，王珊珊(2010)從居民收入、消費觀念、保障體系和其他流通體系、消費環境等方面進行分析。張少峰(2011)認為，物流體系服務不完善，農村金融服務網點較少影響農村網絡市場消費的發展。王鵬飛(2014)認為網絡消費的深度和網絡本身的特性問題，影響著居民消費。還有就是農村居民本身的原因，收入，消費習慣和消費觀念都影響著自身的網絡消費。

(三)有關網絡經濟對居民消費的影響研究。

韓耀(2007)通過對網絡經濟時代的消費特征和消費者選擇進行分析，闡述了新環境下消費者的行為。林中燕(2009)通過對網絡經濟下的消費特征和消費者行為為基礎建立了網絡經濟下的消費需求理論的研究模型。鄭英隆(2012)認為網絡經濟的產生，對產品的搜尋方式，消費方式等進行了改革。唐嘉庚(2006)通過分析網絡經濟在交易產生過程中的雙方互動進行分析，認為可以有效提高消費者對廠商或者經營者的信任程度，從而促進消費者的購買行為。張少峰(2011)認為我國農村居民的網絡消費市場開始逐漸擴大，尤其是信息化比較高的區域，網絡的消費行為在不斷增加，消費市場在良好成長。田媛(2007)對網絡經濟的新特性:由邊際效用遞減變為邊際效用遞增、由客觀稀缺性變為主觀稀缺性進行了詳細的闡述，以及在網絡經濟環境下，居民的消費效用曲線呈遞增的趨勢。安增軍(2016)先從影響居民消費的四個網絡經濟運行特征進行闡述，并在此基礎上，通過網絡經濟對居民消費的促進效應及支撐效應兩方面進行具體分析。高孝平(2015)認為網絡經濟已經成為國家經濟增長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新的網絡消費環境下，消費行為開始轉變。網絡經濟對居民的生活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對消費行為進行了優化，為內部消費的發展提供了依據。歐艷群(2014)通過研究發現網絡經濟背景下衡陽市民多渠道消費者已經成為市場消費的主力軍;由于消費往往容易受到多因素的影響，多渠道的消費表現也就不同。戴有山(2015)研究發現，在網絡經濟環境下，消費需求向發展和享受型升級;提高了居民的消費傾向;促進消費實現條件的優化;拓寬了消費對象。劉曉紅(2013)通過研究發現我國農村網民的數量不斷增長，互聯網普及率也不斷提高，但農村網民增長速度不斷下降，在網吧上網的比例過高，互聯網使用深度不夠，網民結構不合理。

三、述評

現有的文獻對網絡經濟的發展，農村居民的消費分別有大量的資料，對網絡消費的研究有一定的影響，為本文提供了研究的基礎。但是這些文獻在兩者的結合方面較少，尤其較少從消費者方面分析網絡消費環境下消費者發生的變化，以及整體網絡消費的發展情況和促進網絡經濟發展的相關機制也不足，專門研究網絡經濟對農村居民消費影響的文章不多。在以上方面研究有待繼續深入，為本文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探索的空間。本文如果繼續展開分析的話，針對網絡經濟對農村居民消費的影響，采用計量分析方法和問卷調查結合的方法進行定性和定量的分析，結合相關的數據進行統計分析，最后根據作出的實證分析和問卷調查出來的結果，針對相關的問題提出相應的解決對策，促進網絡經濟新環境下農村居民的消費。

【參考文獻】

［1］高孝平．網絡經濟對居民消費影響分析［J］．人民論壇，2015，20:94～96

［2］安增軍，林珊珊．網絡經濟對我國居民消費的效應分析［J］．物流工程與管理，2016，1:112～115

［3］劉紅榮．網絡經濟對居民消費影響的分析［J］．經營管理者，2015，36:325

［4］張少峰．農村網絡消費市場分析———基于消費者行為的視角［J］．生產力研究，2011，3:34～35

［5］林中燕．基于網絡經濟的消費需求理論研究［J］．陜西理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3: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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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關聯性效應；新農村；經濟增長

中圖分類號：F320.2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08）06－0036－02

如何建設我國社會主義新農村，一直是我國政府和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從已有文獻研究來看，對新農村建設的研究主要涉及農村政治、經濟、文化、環境、管理等方面。國內很多學者對于新農村建設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林毅夫認為，要啟動一場“以工哺農，以工建農”模式的鄉村建設運動，大規模投資于農村地區的生活條件建設、生產基礎設施建設和生態環境建設[1]；溫鐵軍認為，新農村應突出三方面：一是城鄉之間的良性互動；二是農村社會制度的完善和農村和諧社會的構建；三是農村人文傳統和自然環境的全面恢復[2]。以上可見，對于如何建設我國社會主義新農村，國內學者的見解不一。當然，對新農村建設的論述還遠不止這些。

筆者認為，新農村建設的重點是促進農村經濟的增長和農民增收，關鍵是如何發展農村經濟。發展新農村經濟應從農業及其產業關聯效應出發，通過認清湖南農業及其產業關聯效應的作用強弱，發展與農業關聯較大的產業來帶動湖南新農村經濟增長。

一、湖南省農業與其他產業的關聯分析

產業關聯，指的是在國民經濟中一個產業與其他產業之間的技術經濟聯系，即一個產業的發展對其相關產業的發展產生的不同程度的連鎖反應，從而影響國民經濟的整體協調發展。產業間的關聯主要表現為兩種方式，一是前向關聯；二是后向關聯。

（一）湖南省農業與其他產業的直接關聯分析

直接關聯是度量某產業在生產運行過程中與其他產業的直接技術經濟聯系程度的指標，反映該產業因直接消耗而對其他產業產生影響作用。產業間的直接關聯度可由直接消耗系數表示。直接消耗系數越大，說明該產業對其他產業的直接需求越大，直接關聯效應越明顯。

依據2002年湖南投入產出表中42個部門的直接消耗系數表進行量化分析，結果顯示（見下頁表）：在42個部門中，與農業有直接前向關聯的產業部門有21個，其中，聯系較大的6個產業部門，分別是農業、食品制造及煙草加工業等產業部門；在與農業有較大直接前向關聯的產業中，農業與食品制造及煙草加工業的聯系最大，與自身的聯系次之，住宿和餐飲業最小。與農業有直接后向關聯的產業部門有41個，其中聯系較大的5個產業部門。

（二）湖南省農業與其他產業的完全關聯分析

完全消耗系數是從投人角度分析產業之間的直接和間接技術經濟聯系的指標。一個產業或部門在生產過程中的直接消耗和全部的間接消耗之和構成了該產業的完全消耗，完全消耗系數的經濟含義是，某產業或部門單位產值的最終產品對另一個產業或部門產品的完全消耗量。完全消耗系數越大，說明產業之間的完全關聯度越大。

依據2002年湖南投入產出表中42個部門的完全消耗系數表進行量化分析，結果顯示，在42個部門中，與農業有完全向前關聯的產業部門有41個，其中聯系較大的9個產業部門，分別是農業、食品制造及煙草加工業等產業部門。在與農業有較大完全向前關聯的產業中，農業與食品制造及煙草加工業的聯系最大，與自身的聯系次之，金屬制品業最小。與農業有完全后向關聯的產業部門有42個，其中聯系較大的5個產業部門，分別是農業、食品制造及煙草加工業等產業部門。在與農業有較大完全后向關聯的產業中，農業與自身的聯系最大，食品制造及煙草加工業次之，交通運輸及倉儲業最小。

二、結論及其政策建議

（一）結論

從農業與其他產業的關聯性分析可以看出：

（1）與農業有較大直接或完全關聯的產業部門數量少。在42個部門中，與農業有直接前向關聯的產業部門有21個，其中聯系較大的6個產業部門；同時,在42個部門中，與農業有完全向前關聯的產業部門有41個，其中聯系較大的9個產業部門；與農業有直接后向關聯的產業部門有41個，其中聯系較大的5個產業部門。與農業有直接后向關聯的產業部門有41個，其中聯系較大的5個產業部門。說明農業的產業鏈短，對農業有較大拉動作用的產業部門少，從而顯得農業是重要的推動部門。

（2）從農業與其他產業的關聯性分析可以看出，一些重要的部門，如金融保險業、綜合技術服務業、其他社會服務業、科學研究事業等與農業的關聯性較弱，說明這些部門未能很好地推動農業的發展，缺乏對農村經濟增長的貢獻。

(3)比較直接關聯和完全關聯，可以發現:有些產業與農業沒有直接關聯關系，但卻有完全關聯關系，如服裝皮革羽絨及其制品業、金屬制品業、旅游業等，且與農業完全關聯度較大的產業類型多于直接關聯密切的產業類型；有些產業與農業直接關聯并不密切，但卻是完全關聯密切產業，如化學工業、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等。

（二）政策建議

（1）發展和健全與農業有關的社會化服務體系

從農業與其他產業的關聯性可以看出，農業與綜合技術服務業、其他社會服務業的前向和后向聯系都不大，說明與農業有關的各種服務業產業部門沒有較好地發揮促進農業增長的作用。如從農產品的流通方式上看，農民受傳統思想束縛，一般自產自銷。除大宗農產品，如煙葉、種子等外，農業產業化經營少見；農民組織化程度不高，各類農業專業經濟組織數量少、實力弱，農民參與度低；多數農民仍處在單家獨戶闖市場的狀態。可見，與農業有關的社會化服務體系的缺乏或不足，導致農業經濟發展面臨諸多困難，與農業有關的社會化服務體系對農村經濟發展的貢獻不大。因此，只有用現代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取代“小而全”的自給自足的生產方式，使農業逐步實現科技服務、農業機械服務和信息服務的社會化，從而全面搞活、繁榮農村經濟。

（2）拓展農業產業鏈，發展農業高新技術產業，拓展農業發展空間。

從農業與其他產業的關聯性可以看出，農業的產業鏈較短，與農業有緊密聯系的產業部門不多。農產品總量雖大，但質量優勢不明顯，農民增收的主要困難是農產品價格低，附加值不高；農業產業大，但龍頭企業不大，產業鏈條不長。只有通過利用現代產業體系拓展農業，才能大幅度提高農產品的轉化增值效益和市場競爭力。如通過發展與農業有較大關聯的食品工業，帶動運輸、銷售、包裝等相關行業發展。大力創新現代農業模式，如發展生態農業、特色農業和農業高新技術產業[3]。同時，抓住湖南在我國實施促進“中部崛起”戰略機遇，廣泛參與“泛珠三角”、“長三角”、東盟等區域經濟協作，積極拓展農業發展的空間。

（3）加大財政和金融支持的力度。

從農業與其他產業的關聯性可以看出，農業與金融保險業的關聯性較弱，說明金融保險業沒有更好地促進農業的發展。由于農業是弱質部門，自身的積累能力低，無法對農業生產、生活基礎設施進行較大規模的投資，直接導致農村基礎設施的供給不足。對農業投入不足，農業基礎建設特別是公益性基礎設施建設滯后，農業服務手段不能適應市場農業的要求；農村金融信貸體系不健全，加上招商引資、吸納社會投入的能力不強，制約了農業發展。因此，只有加大財政和金融支持的力度，如建立健全財政支農資金穩定增長的長效機制，加快農村金融改革，建立與農業產業化和規模化經營相適應的農村金融體制，才能促進農村經濟的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1]林毅夫.新農村運動與啟動內需[J].中國物資流通，1999，（1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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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農業人口素質較低,一般無需動腦,周而復始地按照傳統生產或生活模式運作,不少人離開小農經濟比較難生存。小農經濟確實起到了解決廣大農村人口溫飽問題的作用,使農村人口感覺生存有了一定程度的保障,盡管小農經濟使大多數農民僅能夠維持基本生活需要,但是他們羨慕而不嫉妒城鎮居民生活,不少農民認為這是權利與義務根本公正原則的體現,這就是為何不少農村人口的幸福感滿意指數比城鎮人口要高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一旦有人觸動了他們賴以維持生計的自給自足的房屋、土地的底線,就會引來強制性的抵抗。客觀地說,小農經濟的存在也使不少城鎮居民有了一定的比較優勢,對于緩和社會矛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無庸諱言,上述狀況給社會可持續發展帶來了一定的影響,一是建立在人均約一畝地基礎上的農民生活水平提高顯得步履維艱。一般說,農產品生產受自然條件制約,在缺乏大規模機械化、社會化、現代化生產的情況下,采取小農經濟的形式大多只能保持微利狀態。農民與城鎮居民的收入差距不斷擴大,而要縮小城鄉差別,國家對農民的長期補貼成為為穩定買單的無奈選擇。但是,國家財政長期補貼農業的狀態,客觀上僅能起到維持小農經濟狀態長期存在的結局,即不斷延緩小農經濟的命運。二是農村不少剩余勞動力長期在外打工,由于各種原因無法融入城鎮,以工補農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農村務工者家庭的生活水平,但是在客觀上也起著鞏固小農經濟根基的作用。三是政府各項惠農政策,降低了小農經濟經營成本,使不少農民工特別是有技能或成就感的農民工,不愿意轉變農民身份成為城鎮居民。

隨著企業用工的規范化,使不少農民工既可以享受農村的土地或低成本居住生活保障,又能夠享受打工的工資待遇,甚至是城鎮居民所擁有的社會福利保障等,這種雙重保障狀態已經引發了部分城鎮貧民的仇視心態,容易導致族群分裂。四是農業發展嚴重缺乏后勁。小農經濟較難與先進的農業科技或農業機械化相兼容,這是因為從事農業者的低素質或一家一戶的經營,投入農業生產的資源有限等,使現代農業無法扎根。眾所周知,農業本是高技能性產業,但是目前它卻是無需任何知識、技能或證書者都能夠從事的行業。目前我國農業生產活動的態勢:其一農業仍舊以傳統的運營模式為主體,農民主要依靠祖輩留傳的長期在農田耕作中形成的經驗來運作;其二農業仍是受自然狀態影響較大的產業,農業對自然條件、氣候、環境等的依存度較高,靠天吃飯的狀態一直未能得到徹底改觀;其三農民仍是文化程度最低的群體,絕大多數農民接受先進農業科技或現代農業理念等有一定的難度。

因此,農業的市場化程度比較低,這種以自給自足為主的分散運作的家庭經營的模式所吸納的技術、人才或資金資源有限,受成本財力、勞動性質、產品數量品種等的限制,使其沒有必要與外界產生更多的聯系,信息相對閉塞,影響了其生產經營活動的與時俱進發展。農業技術品種的研究、推廣、服務或應用等,通過國家補貼以無償或低價形式提供給農民,這種由國家財政支撐的運作受財力影響投入有限,由于無償性可不計成本效益,對農業的促進作用有限。而以贏利為目的的社會資金、技術或人才較難通過市場化運作進入到農業領域。在農業政策的保護下,農村形成的排斥競爭低級壟斷的小農經濟堡壘,拔高了民營資金、技術或人才等市場資源進入農業的門坎,因為誰要想進入首先必須解決眾多農業人口的就業或保障問題,這種本應當由國家或社會承擔的責任,受制于國家的財力而轉嫁到試圖進入農業領域的經營者身上,從而加大了市場資源進入農業領域的難度。

同樣也使農業領域內善于耕作經營的農民精英通過市場化渠道擴大生產規模受到限制,盡管目前小農經濟的內部也發生了分化,但這種分化,是建立在維護小農經濟基礎上的,土地的使用權沒有改變,部分耕種大戶僅是租借了他人土地的經營權,由于這種租種具有一定的不確定性,使之無法形成比較穩定的大規模化家庭農場等。目前,農村中少數富裕者主要受益于特色農業,技術、經營、創業收入,鄉鎮經濟的發展或承包地使用權的有償租用下的規模化效應等。而大多數農民仍然處于溫飽狀態。為了提高農民的收入,國家實施了普惠式的免收農業稅政策,這種大家(或同一領域行業)都有的實惠,這種一視同仁的平等,實質上就是平均,并不能起到激活農業優勝劣汰的競爭或縮小農村收入差距的作用,容易產生“馬太效應”。對農村中強勢者是錦上添花:一是生產經驗豐富,資金投入較多,以特色農業收益為主,品種、產量、質量具有一定的優勢;二是不少人擁有其他技能,農田收入所占比重不大,成為自己相對城鎮人而言的額外獲得的一種優勢,這實際上是對其他城鄉人的一種不公正;三是土地的使用權不允許買賣,僅是有償租用,決定了只能獲得短視效應,使某些農村能人對租用而聚集的土地進行掠奪性的生產,以此獲得規模化的短期高收益等。此外,雖然減輕了農村中的弱勢者生活負擔,但并沒有消除他們與強勢者之間的差距:其一不善于耕耘,生產底蘊不足,投入有限、產品單一、質量不高或產量較低;其二以農為生存根基,缺乏其他技能,副業收入較少,僅靠幾畝地的農田收入,生活水平難予提高;其三農村中的弱勢群體一般是無勞力、因病致貧、負擔較重(債務、撫養老小或學費等),有的人由于主觀因素無能力耕作,只能將土地低價發包給他人,生活一直在低水平上徘徊。因此,只有將這種暗補變為明補,才能夠起到縮小收入差距的作用。

如對貧困戶除免征農業稅外,還進行困難補助,對中等戶實施減免稅收,對富裕戶全額征收農業稅等,或采取先征后退的政策,根據低、中或高收入者的狀態,全部退還、部分退還或不退還的稅收政策等。征收農業稅:第一它是一種合理的稅種,是國家財政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特別是在目前國家財力有限的情況下,可以通過征稅,來調節農村貧富差距,加大幫扶貧困地區或貧困群體的力度;第二有助于土地的合理開發利用,使農民更加珍惜利用土地來獲得最大收益,防止有的農戶由于沒有稅收壓力,自己主要靠副業生存,土地收益少,寧愿將土地撂荒,使土地資源不能得到合理開發利用;第三有利于剩余農村勞動力的轉型。滿足現狀是不少農民的特征之一,容易呈現夠吃夠用就行了,依托土地生存,依賴國家扶助,躲避外面打工辛勞的狀況,從而導致一方面企業用工緊張,另一方面不少農民不愿意外出打工,不利于勞動力的充分合理利用。此外,征稅能夠使某些不善于耕作的農民,考慮成本收益或機會成本,就會將土地流轉出去,自己從事非農產業謀生存,有利于促進土地的相對聚集,推動農業領域市場化運營,對于農業的特色化、規模化、現代化經營具有一定的作用。

要突破農業發展的困境,實現農業的可持續發展,應當通過農業的市場化運作模式,建立健全覆蓋全社會的保障體系,使非農產業的產能向農業擴散,使農業過剩人口向非農產業轉移,使農業能夠與其他產業發展相互協調互相適應齊頭并進。首先,必須處理好農業的困境與農業補貼的幅度、方式或條件的關系。目前,非農產業如果不對農業進行補貼,城鄉差距就會不斷地加大,只要這種差距不消除,補貼就將長期地存在下去。這是因為,社會基礎公平要求,除保障全社會成員的基本生存條件外,還應當逐漸縮小社會成員之間的差距。但這種補貼是建立在非權利與義務相對應基礎上的,只有在生產力高度發達的情況下,即只要少量人進行生產就可以產生大量的利潤或財富時,擴大這種非權利與義務的補貼,才具有真實性、可行性或實際操作。因此,現階段對農業的補貼必須與推動農業的發展、減少農村人口或提高農村人口素質等相結合,才具有可持續發展的進步意義。

目前,我國生產力水平仍較低,在社會財富或利潤的相當一部分來自于人們體力或簡單腦力操作的情況下,擴大并且長期固定實施這種非權利與義務的補貼,在生產力仍不發達的情況下,容易導致社會矛盾或生產的衰退,重返改革開放前的平均主義的狀態,只會傷害那些權利與義務者,而促使之轉入非權利與義務的行列,這實際上是往后退回不發達狀態,還是向發達社會過渡的重要分水嶺。我們不能被現代西方國家的“三高”(高工資、高福利和高保障)的表象所迷惑。西方的“三高”是建立在高度發達生產力基礎上的,不少西方國家僅是依靠高科技專利或品牌就可以輕而易舉獲得高額利潤。其次,必須處理好社會穩定與發展現代農業的關系。我國農業人口占人口的多數,只有小農經濟才能夠容納這么龐大的人群,小農經濟的存在具有一定的歷史必然性。小農經濟像海綿一樣地吸納了大量的勞動力,使他們得以生存。小農經濟將大量的勞動力消耗在農田之中,使之為了生計整天圍繞幾畝地轉悠。作為人口大國:不得不將本來可以讓機械由少數人就能夠承擔的勞動,而讓大量的農民用手工來操作。為了減輕農民體力勞動,將農民的農田勞作通過政府補貼用機器來代替,或為了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通過政府補貼農民和提供社會保障等,但這一切的目的是使農民穩定在農村。多年來農村一直在發揮著勞動力的蓄水池的作用,第二、三產業要用人時,可以從農村大量招聘,不用時可以讓其回歸農業,在城鎮經濟發展不太穩定、非農產業吸納簡單勞動力有限、農民素質普遍較低無法進行創業的情況下,農村小農經濟確實起到了穩定社會的作用,避免了現代農業經濟情形下,不少農民流離失所,淪為城鎮貧民的狀態,保證了每一位農村勞動力有事可做,能夠自己養活自己。但是這種穩定農村人口的做法,似乎與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或解放農村勞動力具有一定的矛盾性。

改革開放或實施“計生”政策以來,農村傳統的生育觀念,并沒有隨著近年來農村重體力活的減輕而改變,而在農民僅能維持溫飽的狀態下,以處罰為主來制約農村超生行為顯得蒼白無力。農業人口盡管逐年向城鎮緩慢轉移,但農村人口的基數基本維持不變,我國八億多人口時約有七億農民,現在十三億人口仍有七億農民。城鎮由于實施比較嚴格的“計生”政策,人口增長受到制約,大量低素質的新增農業人口源源不斷地涌入城鎮,這些只能夠從事簡單勞動的城鎮后備軍,成為每次經濟不景氣時下崗的主力軍。事實表明,依靠簡單或體力勞動為主低收入的打工要使農民富裕起來比較困難。而靠小農經濟要富起來也不容易,小農經濟由于生產規模小,生產工具落后,生產者素質較低,生產資源貧乏等,充其量只能保持其生存,而不可能致富,容易導致農業生產經營無法與現代農業鏈接,城鄉差距不斷地擴大。小崗村等各地改革開放以來的狀況表明,實施聯產承包責任制,對于解決人們的吃飯問題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是要使農村人口單純依靠傳統農業或小農經濟來致富,受人口素質、自然、生物、氣候狀態等影響有一定的局限性。采取現代農業方式才是實現農業振興的重要途徑。發展現代農業并不是簡單地將農民從土地上趕出去,現代農業是一個綜合的系統,它包括農業運用機械化、電氣化、智能化、現代化生產,提高農產品的數量、質量、品種以及精加工后的附加值,以及推動農業的發展逐漸形成一個產業鏈:農業的耕耘、特色農業研究開發運作評鑒、農產品的精細深加工、農業特色旅游、農業機械的開發、運用或修理,農產品的推廣、流通或信息服務領域的拓展等,現代農業所衍生的產業鏈可以容納一定量的就業人口。但是現代農業所依賴的是有一定科學素質的人才,因而與時俱進地提高農業人口的素質,將大量的低素質的農業人口培養成為能夠駕馭現代農業的能手具有一定的重要意義。再次,必須處理好農業改革發展與社會整體改革發展的關系。發展現代農業就必須改革農村的小農經濟,試圖將現代農業建立在小農經濟的基礎上是不切實際的。

發展現代農業雖然能夠解決部分農民的就業問題,但是發展現代農業肯定會釋放大量的農村人口(即使是所謂“小農經濟”的日本農業人口也只占總人口的5%左右)。一方面要從源頭上減少農業人口,改變農村的生育觀念,實施農村人口與城鎮相同的具有較強約束力的“計生”政策標準,是有效的途徑之一。另一方面要減少現量農民,轉移農村人口,加速城鎮化發展是重要的途徑之一。這不并是農業領域改革所能夠決定的問題,它涉及到整個社會系統的改革。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求各個行業領域的全面市場化,依托市場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和通過市場競爭將資源平均配置到急需的領域之中。目前制約現代農業發展的主要是人才、技術或資金等資源問題,并非是我國市場缺乏現代農業發展所必須的資源,而是必須使廣大農民有一個維持生計的飯碗。如果讓市場來決定農業人口的去留,眾多的低素質的農民不是競爭的對手,將流離出農業,那么眾多的農民又如何安置是一個重要的問題。現代農業的發展與農民的安置是一對矛盾,解決矛盾的重要方式之一是以發展生產力為中心,以社會穩定為重心,兩個方面哪個都不能丟。

篇6

【關鍵詞】 膿毒癥； 谷氨酰胺； 靜脈注射； 生存率

Therapeutic Effect of Intravenous Supplement Glutamine on Patients with Sepsis and Its Effect on the Quality of Life/YANG Xue，SHAO Han-quan，CHEN Jie，et al.//Medical Innovation of China，2016，13（10）：044-046

【Abstract】 Objective：To analyze and discuss the effect of using intravenous supplement Glutamine in the treatment of sepsis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quality of life.Method：From January 2013 to January 2015，60 cases of septic in the ICU of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they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experimental group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each group had 30 cases.The two groups were treated with routine standard sepsis treatment，and on this basis，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intravenous injection of Glutamine，0.4 grams per kilogram of body a day，intravenous infusion after

250 mL mixtured with 250 mL 8.5% amino acid solution，the therapeutic effect，the survival situation and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were observed.Result：The survival rates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on the twenty-eighth day and the sixtieth day were respectively 96.67% and 83.33%，which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70.00% and 56.67%，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Key words】 Sepsis； Glutamine； Intravenous injection； Survival rate

First-author’s address：The People’s Hospital of Dongguan City，Dongguan 523059，China

doi：10.3969/j.issn.1674-4985.2016.10.013

由感染引起的全身炎癥反應綜合征在臨床上稱為膿毒癥，是內科疾病中一種病情兇險、致死率高的疾病。在ICU中，每年都會有大量患者因膿毒癥失去生命，并且膿毒癥的病死率呈逐漸上升趨勢。膿毒癥是因細菌感染引起的，肺部感染、膽管炎、腦膜炎等任何部位炎癥都會導致膿毒癥的發生。嚴重燒傷、多發傷、外科手術后等患者也常常會發生膿毒癥。膿毒癥患者體溫、呼吸頻率、心率、外周血細胞數目都會出現異常，對患者的正常生活造成了嚴重的影響[1]。拯救膿毒癥患者的生命，延長其生存時間是目前最急需解決的問題。谷氨酰胺是人體內的一種重要的氨基酸，對人體淋巴細胞的增殖具有一定的影響。對患者靜脈補充谷氨酰胺，可以使患者體內淋巴細胞數目增多，免疫功能得到改善，降低感染的發生率并減少住院時間和住院費用。本研究對靜脈補充谷氨酰胺治療膿毒癥患者的效果及對生活質量的影響進行分析，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13年1月-2015年1月本院ICU收治的膿毒癥患者60例作為研究對象，按照隨機數字表法分為對照組和試驗組，每組

30例。對照組中男18例，女12例；年齡20～78歲，平均（52.5±3.5）歲；嚴重肺部感染8例，腹膜炎9例，壞死性胰腺炎6例，急性膽囊炎7例；試驗組中男17例，女13例；年齡23～76歲，平均（54.5±2.5）歲；嚴重肺部感染9例，腹膜炎6例，壞死性胰腺炎6例，急性膽囊炎9例。兩組性別、年齡及疾病類型等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1.2 納入及排除標準 納入標準：（1）18周歲以上（含18周歲）的住院患者，男女不限。（2）膿毒癥導致的全身炎癥反應綜合征（符合以下4項中的

2項或2項以上）：①體溫>38 ℃或

②心率>90次/min。③呼吸>20次/min，或PaO2

12.0×109/L或10%；（3）膿毒癥引起的組織低灌注或器官功能損害（符合至少1項）：①平均動脈壓小于

65 mm Hg或收縮壓下降超過40 mm Hg。②低氧血癥

（PaO2/FiO21.5或APTT>60 s）或血小板減少（70 mmol/L）；（4）受試者或他們的合法委托人已簽署知情同意書。排除標準：（1）年齡

1.3 方法 患者入院后，首先建立臨床檔案，登記基本信息，接受治療前對患者的肝功能、血糖水平、血生化、出凝血等指標進行檢測。采用常規的標準膿毒癥治療方法對兩組患者進行治療，根據患者的實際情況選擇胃管注入瑞素（華瑞制藥有限公司生產）或經中心靜脈注入提供足夠的營養支持，營養補充劑量為25～30 kcal/（kg?d）。兩組患者在治療期間，每隔2小時進行一次末梢血糖水平檢測，對所有患者進行胰島素強化治療，對于血糖水平較高的患者采用靜脈緩慢注射胰島素，注射速度應控制在4～10 IU/h，如患者情況比較嚴重，可采取連續微泵泵入給藥，在給藥的過程中要定時對患者的血糖水平進行檢測，使患者的末梢血糖水平控制在4～10 mol/L。試驗組在此治療基礎上，給予靜脈注射L-丙氨酰-L-谷氨酰胺雙肽注射液（華瑞制藥有限公司生產），使用劑量為0.4 g/（kg?d），與250 mL的8.5%氨基酸溶液混合后進行滴注，滴注時間至少為3 d。對照組給予相同氮量的氨基酸進行治療。在治療過程中，可根據患者的自身情況，選擇胸腺肽α1（1.6 mg，皮下注射，1 次/d）進行伴隨治療。在治療過程中，隨時對患者的腎功能和肝功能進行監測，以保證患者的安全。記錄兩組患者在治療中生命體征的變化及并發癥發生情況。治療完成后，對患者進行隨訪調查，記錄兩組患者在第28天和第60天的生存情況。

1.4 療效判定標準 療效評價分為3個等級，其中顯效：患者的免疫功能得到修復，感染程度顯著降低，血漿Glu、尿L/M、血漿DAO、C反應蛋白、SIRS、APACHEⅡ評分均得到明顯改善，并且存活時間顯著增長，患者預后良好；有效：患者的免疫功能得到改善，感染程度有所下降，患者血漿Glu、尿L/M、血漿DAO、C反應蛋白、SIRS、APACHEⅡ評分改善不明顯，患者預后較差；無效：患者死亡或未達到以上標準[4-5]。總有效率=（顯效例數+有效例數）/總例數×100%。

1.5 統計學處理 采用SPSS 13.0軟件對所得數據進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用（x±s）表示，比較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以率（%）表示，比較采用 字2檢驗，生存分析采用Kaplan-Meier法，以P

2 結果

2.1 兩組生存情況比較 治療后，試驗組第28天及第60天的生存率均高于對照組，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

2.2 兩組并發癥發生情況比較 試驗組并發癥總發生率為26.67%，明顯低于對照組的56.67%，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字2=5.5543，P

2.3 兩組療效比較 試驗組的治療總有效率高于對照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字2=6.37，P

3 討論

膿毒癥的出現使患者的各項生命體征發生改變，患者會出現發熱、呼吸急促、心動過速的癥狀，嚴重影響患者的正常生活，并且病情兇險，可能使患者的器官出現功能障礙，嚴重者常常會因此失去生命，每年因膿毒癥失去生命的人數呈不斷上升趨勢。對于膿毒癥患者的治療，是一項急需解決的問題[6-7]。

在本研究中，試驗組不良反應發生率要明顯低于對照組，說明加用谷氨酰胺對改善患者的免疫功能有良好的功效，可以提高治療的安全性[8-10]。治療后，試驗組患者在第28天和第60天的生存率分別為96.67%和83.33%，均高于對照組的70.00%和56.67%，說明在治療中使用丙氨酰谷氨酰胺后，可以有效提高患者的存活率。通過加用谷氨酰胺治療可起到調節體內淋巴細胞數目的作用，對患者炎癥的發生具有抑制作用。對患者出院時進行調查發現，患者在ICU時間和總體住院時間均縮短，住院費用也較對照組患者低[11-15]。

綜上訴述，對膿毒癥患者的治療中加以注射谷氨酰胺，可以使患者的免疫功能得到改善，提高患者的生存率，降低不良反應的發生率。患者在ICU住院時間和總體住院時間都明顯縮短，降低了醫療費用，在之后膿毒癥疾病的治療中具有良好的應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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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關鍵詞：農村經濟；金融約束；發展

中圖分類號：F832.4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4-0432（2014）-05-09-1

0引言

就目前來看，我國的農村經濟發展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績，農村經濟發展也趨于穩定健康發展的狀態，新農村建設取得了實效，農民收入有了明顯提高，生活幸福指數也有所提高。但是，在我國農村經濟發展的道路上，還存在一定的制約因素，農村金融約束就是其中之一。筆者主要分析了我國農村經濟在發展過程中受到金融約束的原因。

1金融約束

金融約束就是政府通過實施一系列金融約束政策促進金融業的發展，從而推動經濟快速增長，其隱含的前提是政府可以有效地管理金融業，或者說政府可以解決市場失靈問題。金融約束理論的核心內容：政府通過一系列金融政策在民間部門創造租金機會，以達到既防止金融壓抑的危害又能促使銀行主動規避風險的目的。金融政策包括對存貸款利率的控制、市場準入的限制，甚至對直接競爭加以管制，以影響租金在生產部門和金融部門之間的分配，并通過租金機會的創造，調動金融企業、生產企業和居民等各個部門的生產、投資和儲蓄的積極性。政府在此可以發揮積極作用，采取一定的政策為銀行體系創造條件鼓勵其積極開拓新的市場進行儲蓄動員，從而促進金融深化。

2農村經濟發展受到金融約束的原因

我國農村經濟發展的約束因素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農村金融結構體系屬于二元化，對農業生產產生一定的約束性；二是金融機構需要把信貸作為一種基礎，在經濟的發展中起到供給補充的作用；三是農村經濟發展中采用小農生產組織形式，與現代的金融資本不匹配。

2.1農村金融結構體系屬于二元化，對農業生產產生一定的約束性

一方面，在農村正規的金融機構很難正常運轉。例如，如果農民的貸款用于消費，則增大了還款的風險。另一方面，非金融機構在農村屬于合理的機構，這種金融機構的特點在于只能維持很簡單的經濟生產，沒有向現代化的農業注入大量的資本。非正規渠道取得的資本在一定條件不能有效地運行。同時，非正規資本的利息過重，影響了農村經濟的發展，造成了很多非經濟性的問題。所以農村金融結構體系的二元化，給農業生產帶來了一定的約束性。

2.2金融機構需要把信貸作為一種基礎，在經濟的發展中起到一種供給補充的作用

現在的金融體系本身屬于資本供給的中心渠道，非正規的金融體系屬于自發的狀態。雖然我國已經對金融體系進行改革，但是農村的儲蓄資本轉向投資，流入到城市中，削弱了農村經濟增長需要資本，影響了農村經濟的發展。此外，我國的金融資本市場本身處于轉型和相互融合的階段，對農村經濟的發展會造成很大的沖擊和影響。從農村經濟的發展角度出發，這種金融借貸資本的形式會造成農民很難支付還款，農村經濟增長受到高資本低回報的影響，制約了農村經濟的發展。

2.3農村經濟發展中采用小農生產組織形式，與現代的金融資本不匹配

主要表現在農村金融體系資本不完善，制約了獲得資本的方式。同時，小規模的農業生產方式無法支撐現代意義上的金融體系。農村經濟發展需要提高勞動生產率，轉移非農業生產。農業剩余勞動力只是暫時地離開農村，他們對小農經濟仍然存在一定的依賴，把很多希望都寄托在農村土地上。農戶的非農收入需要進行有效的補充，不能替代農業收入，缺少現代的資本支撐使小農經濟的簡單生產得到全面擴張。現在的商業金融機構很難為小農經濟提供必要的金融服務。

3結語

篇8

關鍵詞：烏江流域；小農意識；多元；兼容

中圖分類號：G1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農耕是人類為了生存、繁衍和發展，在認識客觀物質世界的基礎上，謀取生活資料來源的最基本的生產方式，是人與自然和社會關系的綜合表現。農耕的出現“是人類歷史上一件劃時代的大事，是由攫取經濟到生產經濟的偉大革命性轉變。人類第一次通過自己的活動來增殖天然的產品，從而改變了整個社會的經濟面貌，對人類的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1]71綜觀烏江流域農耕文化歷史，始終是在特定的自然生態和社會生態的動與靜之中，和諧而有序地發展變化著，除了物質層面上的諸如農耕工具、農業品種等文化現象之外，還集合了儒釋道文化，及各民族宗教文化、風俗習慣為一體的精神層面，由此形成了烏江流域地區多元、多彩，且具有較強兼容性、開放性、延續性的地域農耕文化特征。

一、傳統農業中的小農經濟特征

英國經濟學家伊特韋爾（Eatwell.J.）與美國經濟學家米爾蓋特（（Milgate.M.））和紐曼（（Newman.P.））編纂的《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小農（peasant）是耕種土地的人”，許滌新主編的《政治經濟學辭典》、馬洪利等主編的《經濟與管理大辭典》、丁光遠的《經濟大辭典》（農業經濟卷） 也都有小農和小農經濟的辭條， 這些辭典的解釋都強調小農和小農經濟指的是為了簡單再生產，滿足自身食物的需要，以家庭為單位、從事傳統農業的個體小生產者，其耕作方式以鐵犁牛耕為主。“他們耕種的目的都是為了謀生，而不是為了攫取利潤”。[2]40考察烏江流域地區，其小農經濟的特點在歷史上表現為：

第一，生產經營單位規模小。在農業社會，土地是最重要的自然資源，然而，烏江流域地區的民族多聚居在山多田少，土地貧瘠的地方，使人們的生產活動十分困難。正如《勞動歌》寫道：“山外原無地，刀耕農當鍤，火種野無煙。灌溉難為力，榮枯只問天，傳聞春夏日，此歲雨綿綿。”[3]302耕地狹小，環境封閉，加之地質災難，如水土流失，致使土層淺薄，肥力下降，基巖，石漠化面積擴大，使得人均耕地量面積不大，人們只得在極為狹小、分散的小塊土地上從事種植業生產。所以，在烏江流域農耕史上，以“溪峒”①為代表，“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自然經濟居于主體地位，分散、隔絕的山地特征十分明顯。人們耕地以自食，紡織以自衣，伐木以建屋，劈竹以制器……構成“小國寡民”的經濟基礎。

第二，生產工具原始。生產工具是衡量生產力發展水平的重要標尺，其發展是一個從粗陋到完備，從簡單到復雜的歷史過程。從原始社會到奴隸社會，烏江流域農耕文化從使用天然石塊，再到對石料經過選擇，進行打制和磨制，經歷了漫長的歷史歲月。 “工具的磨制是由于農業發生后才需要并普遍出現的。由于農業的產生，才有了所謂以磨制為特征的新石器。”[4]夏商周時期，雖然私有制已經出現，但烏江流域地區的人們還主要靠集體耕作，使用的農具，絕大部分仍然是木制和石制工具，僅有少量青銅農具。直到秦漢時期，才開始出現鐵器農具的使用和以及牛耕技術。西漢時期，由漢武帝時搜粟都尉趙過發明的開溝與播種同時進行的專用播種農具“耬車”，亦在烏江流域夜郎地區得到了應用。三國、兩晉和南北朝時期用于農業灌溉的翻車，用于谷物加工的水碓、水磨，隨唐時期創造的新灌溉工具“筒車”，用于水田耕的“曲轅犁”等農業生產工具在烏江流域地區已基本成熟和定型。之后，宋、元、明、清直到中華民國，烏江流域地區的農耕工具少有突破和發展。在建國之后實行農村集體化時期，烏江流域部分地區曾出現過短暫的如拖拉機、收割機等農業小型機械化時代，但隨著土地承包下戶，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農經濟重新了占據主導地位，使得農機械化工具曇花一現，烏江流域地區的生產工具出現大面積的倒退。時至今日，在大部分偏僻的農村，其生產仍主要依賴人力、畜力和粑子、鋤頭、鏵犁等手工工具，水平似乎滯留在隋唐時期。究其原因，除了體制方面的原因之外，一方面傳統農具工藝和操作相對簡單。傳統農業中的耕、鋤、割、脫粒等所使用的犁、木漏、鏟、鋤、鐮刀等工具，沒有復雜的機械原理，簡單易學，不需要多高的文化程度，不需要專門的培訓學習，就可掌握，且使用方便，一個人即可操作；另一方面烏江流域地區地形復雜，地貌崎嶇，境內山多地少，嚴峻的生產條件不適合一定規模的現代農耕農具使用。

第三，農業生產經營方式散漫。《墨子》有云：“農夫早出暮入，耕稼樹藝，多聚菽粟，此其分事也。婦人夙興夜寐，紡績積，多治麻絲葛緒捆布，此其分事也。”在烏江流域農業社會時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男耕女織的自然經濟在社會生產力中占著主導地位。以一家一戶為生產基本單位的體力勞動是烏江流域地區長期以來農業生產的基本模式。各自為政、各行各法散漫的經營方式是這一基本模式的特點。

生產規模小，工具簡單原始和個體的散漫的生產方式，加之山川阻隔，交通不便，使得生活在烏江流域地區的農民祖祖輩輩，終日臉朝黃土背朝天，在炎炎烈日下在凜冽寒風中勞作，他們對外面的世界知之甚少。以家庭為單位的生產方式和坐井觀天的視野，一方面造就了他們質樸、誠實、勤勞、勇敢的秉性，一方面又養成了他們不思進取、固守成規、僵化保守、自私自利、狹隘懦弱等人性缺陷。我們將這種人性缺陷所反映出來的社會心理和社會意識稱之為小農意識。小農意識是烏江流域地區傳統農業社會中典型的思想觀念和行為方式，是中華民族傳統道德和價值觀的主要載體和表現形式。

二、多元與兼容的農耕文化特征

（一）差異性與多元性

美國生態學者朱安利?斯圖爾德（Julian Steward）認為，“相應的環境特征由文化決定。較簡單的文化比發達的文化更直接地受環境制約。”[5]12自然環境不僅決定了物質存在的方式和形態，也是文化現象賴以產生的載體。從地域上看，烏江流域地區西接云南、北連巴蜀、東臨荊湘，南毗嶺南，使之天然地與四川、湖南、廣西和云南有較多的交往。加之通往鄰省的河流多在下游通航，形成一個通道，所以，烏江流域地區東、南、西、北四部分的區域差異相當明顯，分別受楚文化、粵文化、滇文化和巴蜀文化的影響。然而，封閉式的自然經濟，又客觀上造成了烏江流域農耕文化的相對封閉性。無論是中原文化、巴蜀文化、滇文化、楚文化、粵文化以及西方文化等，在傳入烏江流域地區的過程中都受到一定障礙，時間上滯后，空間上有限。大而言之，烏江流域地區的黔東、黔中、黔西、黔北四大塊始終沒有得到充分的融合，各具特色；小而言之，山與山之間，壩子與壩子之間，山與壩子之間，似乎各是一個小天地，文化的傳承在某種意義上大于文化的傳播，所以，多樣性的文化特征明顯地表現出來，影響人們的生產以及生活方式。在農業生產方式、技術水平以及衣、食、住、行各方面顯示出若干差異和獨特之處。譬如說，生產方式上，與技術水平有關，有粗放式的刀耕火種，有集約式的精耕細作；飲食喜酸、喜辣、喜食糯米，長于煙薰、腌制。山地環境，還影響人們的氣質，養成一種吃苦耐勞、不畏艱險、樸實耿直、粗獷憨厚的民風，從而形成若干特殊的風俗習慣、民俗信仰，在文化上表現出許多特有的自然形態，形成了它多樣化格局和迥然不同的風格特點。總之，在生產生活方式上，不但地區間有較大差異，民族間有所不同，而且同一民族處在不同地區也不一樣。表現出烏江流域地區包括農耕文化在內的差異性和多元性特點。

（二）兼容性、開放性、延續性的農耕文化特征

烏江流域地區文化具有典型的移民特征。歷史上，各個民族因不同的原因從四面八方遷徙至此，帶來了不同的文化。但由于山川阻隔，交通不便和破碎的地形，使生活在烏江流域各區域各民族文化雖然未能得到充分整合而形成了一個個相對獨立的文化圈，使烏江流域地域文化“既多且奇，融而未合，分而未化”。然而山高谷深的地理環境，阻隔不了民族之間的相互對流，阻隔不了農業作物的遷徙與交融。一方面，產于烏江流域地區的、稻谷、烏桕、油桐、茶葉、馬匹等，通過驛道、水路的運輸，改變了周邊地區乃至中原地帶的農商格局，另一方面，從中原、內地傳入進來的玉米、紅薯、棉花、洋芋、煙葉等也改變了烏江流域地區的農耕種植面貌。同時，各民族之間的互為穿插，特別是與漢族之間的雜錯而居，加之封閉式的自然環境逐漸被打破并開放，使得各民族在農耕作業、技術水平、生活方式等在傳承與延續的接觸點上發生了諸多的變異，產生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農耕文化特點。正是這個原因，同其他文化現象一樣，烏江流域地區的農耕文化在兼容、開放與延續性中得到了進步和發展。從這種意義上說，烏江流域地區的農耕文化的發展與各民族之間的交融有著剪不斷的文脈關系。

（三）以農為本、守則與和諧的農耕文化特征

生活在烏江流域地區的先民為了生存、繁衍，在認識自然與改造自然的過程中，發育和培植了具有烏江流域區域特點的農耕文化。這一文化最大的特征是就是以農為本，守則與和諧。如在服飾方面，盡管各民族的服飾千姿百態、色調多樣，但從總的樣式來看，其上衣和褲子都較為肥大，特別是袖口和褲口都較為寬松，以便于從事農耕生產；在村落選址方面，為了少占耕地，一般都建在視野開闊而土地見少的坡地上，依山勢向上分臺而筑。而把那些較為平坦的洼地、壩子、臺地留著耕田種地之用，這反映了烏江流域地區山多地少的現實，又體現了烏江流域地區人民“以農為本”，節約用地以求生存和圖發展的心理。在烏江流域烏蒙山回族地區，流傳有“戶戶種良田，家家小而全”的諺語，就是這種“以農為本”思想的體現。在西北高原地帶，那些橫亙在山梁、山坡上的層層梯田，是烏江流域地區農耕文化中一道獨特的風景，閃耀著烏江流域地區人民順天順地，接天地之氣，與自然和諧發展的智慧與靈光。在一些不宜于農業耕作的高山草地，則用于放牧。藍天白云、牛羊成群，落英繽紛、鳥唱蟲鳴，充分體現了烏江流域地區人民守則與和諧自然生態的農耕文化思想。所有這些，無不反映了烏江流域地區的民族特質和民族風貌，亦從本質上體現了傳統農耕社會里人民共同的價值取向。

綜上所述，烏江流域地區在歷史上是各民族交往的大走廊和結集地，從不同的地方和區域帶來了各自不同的文化符號。烏江流域地區山高菁廣，地勢險峻，山道崎嶇，水道不暢的地理生境，使這些民族文化符號在“大雜居、小聚居”的生存環境下，使烏江地區的農耕文化既具有 “山地文化”的小農經濟特征，又具有分異融合、守則和諧的特點。

注釋：

①所謂溪峒，從地理上看，是指一些相互隔絕的小區域，在萬山叢中，人們以“壩子”為中心形成聚落，彼此間隔著道道山梁和溪流，方圓數里或數十里不等，自成一個小天地。從經濟上看，由于地形復雜，氣候多樣，動植物呈垂直分布，所以在一個小區域內，大體可以“自給自足”。

參考文獻：

[1]李根蟠等.中國原始社會經濟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

[2]（美）羅伯特?芮德菲爾德.農民社會與文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

[3]王承堯等.土家土司史錄[M].長沙：岳麓書社，1991.

篇9

【摘 要 題】農村改革與發展

【關 鍵 詞】小農經濟/公共產品供給/二元結構

【 正 文】

一、土地制度和小農經濟：“二元均衡”經濟結構的形成和變動趨勢

西方制度經濟理論指出，不同的產權安排會導致不同的制度績效。因此，以制度經濟學理論分析中國傳統農業社會中農業經濟效率時，必須考察特定的產權安排背景。事實上，在經營方式和效率等方面，中國傳統農業所體現出來的特點，與其特有的土地產權制度有著極強的相關性。

中國傳統農業社會里，在土地私有和自由買賣合法的制度安排下，土地的兼并成為一種不可抑制和逆轉的必然趨勢。兼并者為了從土地資源中獲取更多的地租收益，有最大限度擴大土地規模的激勵。在一定的技術生產條件下，他會選擇能夠最大化其地租收益的人地結合比例，這與資本主義中企業家行為選擇存在著相似之處，就是以最佳的規模來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標。大土地所有者會根據土地占有的多少，規模的大小（假定技術條件是一定的），來決定租佃或雇傭勞動者的多寡，吸納或滲出農業勞動者，產生如傅筑夫將中國的土地兼并與英國的圈地運動比較研究后指出的，土地私有和兼并造就了大量的農業無產者，使中國的租佃關系中土地所有者一方能夠對租稅進行極端索取，對農民殘酷剝削，農民只有以此作為交換才能與土地相結合，從而“在形式上也形成了像鳥一樣無拘無束的無產者”。［1］

這些農業無產者失去生產資料又不能全部被大土地所有者吸納，就產生了極大的生存危機。由于當時生產力發展的限制，城市工商業不夠發達，農業中產生的相對過剩人口沒有渠道滲出，游離在生產領域邊緣，成為社會動蕩的根源和威脅統治者生存的一個群體。因此，國家就必須擔負起安置流民的責任。而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將國有土地平均分割，給無地農民經營。這就是均田制，中國傳統農業社會中一種最有代表性和典型性意義的土地制度安排。國家將國有土地平均分配給他的編戶齊民，一方面是為了保證穩定可靠和最大限度的租稅來源，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對政局穩定和國家安全方面的考慮。當國家使土地承擔起這種農業失業人口“蓄水池”的功能時，對于人地結合的比例是否為一定技術前提下的最佳規模，可能考慮的就會比大土地所有者欠缺得多。

馬克思在論述這種小農經濟時說：這種生產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產的分散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產資料的積聚，也排斥協作，排斥同一生產過程內部的分工，排斥社會對自然的統治和支配，排斥社會生產力的自由發展。它只同生產和社會的狹隘的自然產生的界限相容。［2］小塊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質來說就排斥社會勞動生產力的發展、勞動的社會形式、資本的社會積聚、大規模的畜牧和科學不斷擴大的應用。［3］據此，長期在我國史學界就有觀點認為，這是我國傳統農業社會經濟長期停滯不前、不能發展的根源，甚至造成了對現代化進程的阻礙。

近年來開始出現其他角度的分析，認為這樣的經營特點造成了高效的農業，對傳統農業社會的經濟繁榮作出了貢獻。趙岡就認為家庭農場是農業生產較合適的經營方式。一來是農業生產所要求的最佳規模不大，二來因農業生產的特性決定的：首先，農業生產工作的監督很難，因此監督費用會比其他產業部門高很多。其次，農業生產周期長，農業耕作的各個環節工作質量無法按規定的標準來逐一檢查，各環節步驟質量的好壞，只能從最后收成的好壞多寡體現。這樣一來，家庭農場因依靠家庭成員而具有可靠的激勵機制，比大規模農業生產要有較大的優勢。這種以家庭為經營單位的耕作方式，是在井田制私田經營中，以及土地私有后自發形成的經營方式。國家在為了安置個體家庭分配土地給無地農民的均田制度中，沿襲了這種經營方式。對于大土地所有者，多采用租佃制方式將土地租給佃農，尤其是土地規模大時，也同樣體現出大土地所有和小土地家庭經營的特點來。雖然在后期土地經營中出現了雇傭制，但是根據考證對于租佃制或雇傭制的選擇中，雇傭制的替代與土地所有者性質與其土地規模大小雖有一定的相關性，更重要的卻是來源于農業生產技術水平的提高。

傅筑夫認為在中國，土地兼并導致的土地所有權的集中，伴隨的是經營規模的不斷縮小，經營方式的更加分散。有經濟學家稱之為中國農業經營的“過密化”。這種特色的小農經濟在中國歷史上能長期占據主導地位，是依靠國家的支持實現的，這種支持一方面體現在國家通過政策（如均田、摧抑兼并等）穩定保持土地產權結構和經營方式上，另一方面，在農業領域中國家主動承擔起了具有公共產品性質的技術創新和推廣、水利設施建設等方面的職能，也成為小農經濟在中國歷史上長期興旺發達的重要原因。

二、公共物品的供給與小農經濟的保障

1.傳統農業中的技術創新和信息傳播

前文論及土地私有和自由買賣的合法化對農業產生的影響，首先是產生出大量的與土地相脫離的“自由人”。這些人的存在會對政權的穩定帶來嚴重的威脅，更重要的是，當時的農業生產水平，也還難以提供如此多的剩余產品養活過剩人口。因此，一方面為了保證國家政權的穩定安全，“授田與民”來達到“人得耕種，不得買賣，以贍貧弱”的目的，另一方面為了能從產出中提取更多的租稅收入，統治者對于能夠提高授田農戶勞動生產率和農業產量的技術創新和推廣十分重視。為此，各朝統治者都不遺余力地鼓勵推廣使用先進的農業技術和新的工具，通過提高土地單位面積的產量來增加總的產量。在土地授民的基礎上，推廣農業技術和指導農業生產成為了歷朝歷代統治者責無旁貸的職能。

反觀中國農業社會經濟史，農業技術的發明、使用和推廣都深深打上了國家行為的烙印。早在漢武帝的時候，就曾在全國范圍內由政府倡導新技術和新工具的采用，大力推廣犁耕和新的耕作方法（代田制和區田制），是中國歷史上首次由政府出面在全國推動農業生產方法的轉變，從而在短期內普及了新的技術，并迅速提高了農業產量，使中國農業生產就此走上精耕細作的道路。

國家以完備的層級官僚體制為依托，承擔起技術創新和推廣的主要責任，在客觀上部分地替代了市場形成的自發力量。以至于有些學者認為，中國封建地主政權雖然不是由于管理水利灌溉而出現的東方專制國家，但在實行重農政策，保護小農經濟時，卻類似地采取了一系列直接促進農業生產的措施。在國家干預下的幾次重要的農業耕作工具的發展推廣使用，先進的耕作方法傳播普及速度之快，范圍之廣，足以證明這種方式對于市場自發形成的傳播機制有很好的替代性。

同以上分析相映證的是，在我國傳統農業技術創新和傳播中，最活躍的行為主體是統治者在各區域中對農業生產負責的人，某些朝代稱之為農官。據史料記載，很多當時先進的生產工具、耕作技術的創新也多是來源于他們的聰明才智。他們集農業生產者、技術使用者和租稅收入執行者于一身，既有農業生產的實踐經驗，又兼有國家賦予的提高生產率的職責，是當時最具有創新動力和創新能力，以及傳播動力和傳播能力的行為主體。固然有提高國家收入的意圖，但這種模式對于傳統農業社會的經濟增長有很高的貢獻率。這也可以看作是國家為了換取收入而向在國有土地上勞動者提供的一種服務。

隨著國家經濟控制權力被削弱和侵蝕，均田制度的逐步瓦解，這種技術創新和傳播的信息體系也因之解體了。因此在中國傳統農業社會后期，農業生產技術方面再沒有發生什么重大的突破，更多地是對原有技術體系的細化和完善。相較于國家主導型的技術創新和推廣機制而言，這一階段農業生產效率和產值的提高，更多地體現了市場化導向的特征。

2.基本農田水利設施的供給

小農經濟細微的生產組織和廣泛的地理分布不僅帶來了農業生產上技術變革的麻煩，而且使得“公共物品”——水利工程灌溉設施及運輸倉儲等方面產生了先天供給不足的缺陷。對于自然條件不穩定、不平衡的農業大國，為了提高農業生產水平、保障穩定的農業產出和防止因天災引起的農業波動，統治者以其所獲取的租金中的一部分用于向社會提供必須的服務。這類服務的特征是必須有龐大的資金支持，有序的協作、計劃和組織，復雜的技術和相應的大規模的勞動投入，這是國家機器所擁有和擅長的能力，可以憑借整個國家掌握的資源和權力作為支撐。

固然小農個體都可以意識到這類物品的供給對其再生產的重要性，但由其能力和性質決定，組織一個系統工程所需要的交易成本（組織費用、談判、磨擦等等）足以破滅任何一個自發的小農組織下的雄心壯志。因此在初期，這類物品的供給是完全依賴國家意志來實現的。尤其是在各朝發展農業的初期，中央集權的力量最為強大時，往往伴隨著大規模、大投資的水利系統工程的進行。從漢武帝至三國期間，各政權都曾普遍興修水利。這有助于我們觀測國家在對經濟資源控制力比較，對其“編戶齊民”的授田者的經濟效率既承擔后果（獲取所有權收益租金與稅收）又負有責任（經濟增長和社會安定）時，大型的水利工程、灌溉設施等有穩定、周期性和地域性增長的現象。

由于水利工程的供給是以大規模、大系統、大協作、大投入的方式組織起來的，這樣的國家供給部分替代了農戶個體可能需要的投入。對于經濟能力弱小、缺乏應對危機和風險能力的小型家庭農場，提供了較高層次的生產保障，使他們比較容易在現實復雜多變的自然環境下生存。這樣小規模、家庭經營、簡單協作、小投入的生產方式與大規模、系統組織、高度分工協作、大投入的公共物品的供給相配合，宏觀上減弱并消解了可能因缺乏此類供給而帶來的農業生產風險和經濟波動，提高了農業整體產出效率和生產水平；微觀上為小型家庭農業的存在和延續提供了必要的保障，防止了小農階層的迅速分化，使小規模的家庭農場在兼并和自由買賣的威脅下，有可能維持最低限度的再生產，降低了自耕農階層瓦解的可能性。

一方面是國家機器上精密先進極具現代生產經營特點的系統工程，另一方面是大量分散細小的家庭農耕方式的簡單生產單位；不同于劉易斯二元經濟中兩部門的劃分和兩者間存在的巨大勢差和隔離，他們都統一在中央集權的農業經濟體系中。這兩個規模、形式全然相反的二元結合在一起，創造了中國傳統農業社會農業生產的高效率，維護了農業經濟的穩定性。

與技術擴散的特征相類似，我們可看到隨著國家所有的土地的削減，國家“授田于民”的能力喪失，以及由此產生的財政收入的銳減，在傳統農業社會后期（宋后），由政府規劃實施的大型的農田水利設施寥寥無幾。后期農田水利設施建設主要致力于既有水利設施的修復與改善。這一時期可數的較大規模的工程多是在天災人禍的背景下被動實施的，而且往往因為對人力、物力和正常耕作的妨礙而受到相關利益階層、豪強貴族的阻撓，最終半途而廢。對原有水利設施的修修補補就成為這一階段水利建設的主流。

其次，中小型水利工程的興起和水利環境的破壞相伴。中小型水利工程的興起與國家權力向地方權力，主要是人口、土地和財力資源各方面的轉移和分化直接相關。同國家追求的經濟目標相似，地方政府和地方豪強對地方農業經濟發展的責任和自身利益極其關注，使區域性、小范圍的水利設施建設既成為必要又成為可能。但與此同時，由于私有權（大土地私有和小土地私有）的強化和國家控制力的減弱，使土地利用方面的短期行為大量滋生。太湖流域就曾因豪強任意兼并和圈圍，個體農民自筑騰岸止水旱，使得大圩田被分割為零亂的小圩，使塘埔圩田系統始終未得到有效的改變。

這種由于缺乏統一規劃、混亂無序導致的農業基礎設施的破壞，用現代經濟學觀點可以解釋為“個體理性導致的集體非理性”以及“公共物品提供中的市場失靈”。徐浩在解釋為何中國華北農業由先進變為落后，在清代農業勞動生產率呈現出停滯和下降趨勢時，認為農田水利失修是最根本的原因。農田水利失修造成水旱災害，使農民生命財產被破壞，是對農村宏觀經濟運行的周期性打擊，即使在一般年景也使農業水平下降，糧食單位產量普遍偏低。“河防不善，廬舍難保，水利未興，耕鑿何賴，試觀歷年以來土地之肥瘠，煙村之多寡，以及小民之貧富，大半均由河防水利之所致，合境大利大害無過于此。”［4 ］但我們也不能小視在這一過程里中心工程中私人投資興起的意義，這是當國家財力有限卻又需要提供必需的公共物品時，逐漸發展出的一種公私合作的權宜之計。它以給予合作投資個體某種優惠政策為前提，同時投資個體往往也是當地土地所有大戶，當這種合作觸犯到其自身利益時，工程往往就會半途而廢。

由于國家勢力的變動和土地所有權結構的變動，這種“二元均衡”在中后期尤其是均田、屯田逐漸縮小的趨勢下，逐步失去了存在的基礎。隨著這種小農經濟中個體農業經營和國家保障的“二元結構”逐步退出歷史舞臺，體現并加劇了傳統農業經濟及其經營模式的逐步分化衰落，直至被現代農業技術和生產方式所替代。

參考文獻

［1］傅筑夫.中國古代經濟史概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

［2］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3］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篇10

關鍵詞： 中國古代社會 重農政策 帝國政治權力 文明的發展 內卷化

一、重農政策的形成

中國向來以農業立國。商鞅變法前后進行了十年，主要內容大都圍繞著農業這個層面展開。根據《史記?商君列卷》所載，其措施和農業相關的包括：“（1）致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2）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顯然，變法的目的就是為了富國強兵，而推行以小家庭為主的自耕農是為了富國。但是秦國在實現以耕戰強國的目標過程中逐步形成了“以農為本的指導思想，而且清晰地表達出這樣一種特殊的國家體制，所有政策都是圍繞著以耕墾田地為出發點展開的”，社會其它方面的發展都不得與之相悖。這方面的一個典型就是幾乎每個統一的王朝都會實行重農抑商政策。中國傳統農業是在國家全力倡導、監督下得以發展成為一種進步的形態。“農為邦本”的意識非常強烈，而這種意識絕非只是停留在口頭上，它有一系列的政策舉措保障。這些保障在特別“照顧”農業的同時，也意味著國家的一切都將要靠它滋養支撐。正是國家――高度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帝國――對農業的超強控制，使農業本身受到重壓，使得發達的小農經濟所產出的剩余產品無法以合乎經濟的方式擴散、轉化、輻射到其它經濟領域，整個社會的經濟結構缺乏合乎理性的自我運行機制，一切都在國家的監護之下。

隨著精耕細作的小農經濟興起，由于其可以為社會提供較高的糧食剩余，因此必將引發商品經濟迅速興起；商品經濟的發展又反過來促進小農經濟的分解，造成貧富對立、社會分化。面對這種情況，司馬遷獨具慧眼，清醒地認識到國家的經濟政策應該是“善者因之，其次利導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爭之”。然而從富國強兵和鞏固邦本的立場出發，漢武帝在重農抑末的名義下開始壟斷天下鹽鐵，把工商虞由民間私營轉為國家官營，而農業也沒有了商品化的途徑。對這一政策的后果，馬端臨在其《文獻通考》的自序中分析得很精辟：“善言利者，則曰山海天地之藏，而豪強擅之，關市貨物之聚，而商賈擅之，取之於豪強、商賈，以助國家之經費，而毋專仰給於百姓之賦稅，是崇本抑末之意，乃經國之遠圖也。自是說立，而後之加詳於征榷者，莫不以藉口，征之不已，則并其利源奪之，官自煮鹽、酤酒、采茶、鑄鐵，以至市易之屬。利源日廣，利額日重，官既不能自辦，而豪強商賈之徒又不可復擅，然既以立為課額，則有司者不任其虧減，於是又為均派之法。或計口而課鹽錢，或望戶而榷酒酤，或於民之有田者計其頃畝，令於賦稅之時帶納，以求及額，而征榷遍於天下矣。蓋昔之榷利，曰取之豪強、商賈之徒，以優農民，及其久也，則農民不獲豪強、商賈之利，而代受豪強、商賈之榷。有識者知其苛橫，而國計所需，不可止也。作《征榷考》第五，首敘歷代征商之法，鹽鐵始於齊，則次之；榷酤始於漢，榷茶始於唐，則又次之；雜征斂者，若津渡、架之屬，以至漢之告緡，唐之率貸，宋之經、總制錢，皆衰世一切之法也，又次之。”

如果農工商虞四業是由民間經營的，農民提供的剩余產品將會通過商業、手工業者的積累而在農工商虞四業中化為各種形式的產業，從而促進生產的發展和社會財富的增加。然而由重農而抑商的政策反而限制了社會的可能發展。它一方面使得國家力量因對社會財富的過度掌握而無比強大，另一方面商人、手工業者會因這種政策而僅僅熱衷于博取一官半職或求田問舍，由于被政治權力所壓制，從而也就無法成長為一種獨立的社會階層。“在秦以后的王朝循環中，它一直成為大一統帝國的基本國策。保護小農經濟，抑制商品經濟，商業手工業的官營，這便成為中國傳統經濟結構的基本格局和發展定勢”。

二、重農政策導致農民素質的下降

國家政權在小農經濟的支撐下變得越來越強大，而其對社會的控制也越來越嚴密。政治權力成為了中國社會的最強大力量。在這種強大的控制下整個社會逐漸分化為兩個極端的社會階層：一端是國家官僚和依附于這一官僚體系的地主、士大夫階層，在此泛稱之為統治階層；另一端是個體農民，在此泛稱之為被統治階層。其它社會階層則在國家控制之下始終沒有成為有影響的社會力量。這種兩極化的社會結構對中國文明的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它造成了農民――這個民族的大多數――素質的逐漸下降。

在這種大致一分為二的社會結構中，兩者在對立統一中結合為一個整體。由于農民一般不能直接從事精神財富的生產，他們也沒有能力思考自己的命運，精神上除去一些原始的自然崇拜之外，他們的精神風貌如何，大體總是受制于當時的統治階層能夠提供什么樣的思想養料。而統治階層對待被統治階層的方式是自孔子時就有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政策，而法家所強調的控制又使農民階層變得碎片化，從而易于國家的控制。“就統治階層而言，使國民愚順是必需的，但是國家也為此付出了代價。這種代價就是由漢唐到宋以后的國力的逐漸衰弱，反過來，一個時代的國力強弱又對國民的風氣和性格發生極大的影響。中國國民性的從開放到封閉是與國力的強弱相一致并互為因果的”。由于國家運行的物質基礎完全建立在農業生產之上，國家在重農的名義下把農民牢牢地限制在土地上，這樣碎片化的廣大農民除了提供糧食剩余就幾乎被國家隔絕了與周圍一切事物的聯系，“也幾乎割斷了他們自己之間的一切聯系，從而無論在精神上還是現實生活中都徹底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隨著農民境遇及其與外界關系的變化，他們的心理和性格則隨之發生變化”。從漢唐到宋以后農民在社會中的地位逐步下降，在國家重農政策的保護下逐漸割裂了與社會上層之間的聯系，其生活的世界也變得越來越單調、狹小和封閉，結果則是整個農民群體素質的不斷下滑。

三、重農政策導致整個民族思想的貧乏

當大一統的帝國形成之后，思想領域的發展則逐漸消沉下去。這不能說和帝國的政策沒有任何關系，帝國時代的儒家學說不應該成為中國古代思想沉悶的首要原因，更多時候我覺得儒家學說是帝國政策的替罪羊，否則怎么解釋孔子的“生不逢時”？顯然孔子不是在為他身后數百年的帝國創立學說，是帝國的統治者選中了儒家學說。根本原因是在統一的時候強大的國家權力強行制造的二元結構的社會模式造成了中國人在思想領域的貧乏。在這種二分對立的社會模式中，農民階層沒有能力對精神層面進行思考，他們關注的是生存的問題；而統治階層首要的任務是為自己的統治的合法性進行辯護，統治階層最關心的是其統治的穩定性。形而上的精神思辨大多隱含著對絕對性、完美性的追問，這種追問是無止境的，也是不可及的，但唯其不可及，人們將會永遠處于一種對完美的追求之中。而現實總是殘缺的，即使我們認可一個不平等的制度，在以精神層面對其審視時也會感到不滿意。無論如何，這種從精神層面以絕對性、完美性為基礎的對現實的觀察都會是對現存秩序的一種消解、破壞。對本質的思辨必然是超現實的，也必然伴隨著對現實的批判，而一個強大的國家政權是拒絕這種批判的，這或許是因為習慣了霸道，或許是因為恐懼。在思想領域，人類從來就不是寬容的。在古代中國，統治階層不需要異己者，也不會允許這樣一個階層存在，這樣最有能力進行形而上思考的知識階層在國家的種種政策壓迫之下不得不依附于國家政權，從而也喪失了其獨立的人格。從春秋戰國時代的合縱連橫之士到唐太宗見新科進士魚貫而出大喜道“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矣”，再到明清的八股取士，知識階層的人格精神在一路下滑。在統一的王朝時代，政權不需要有獨立見解的人才，只需要各種各樣的循規蹈矩的奴才，只許代圣賢立說，不許有任何越軌的思想。

進入帝國時代以后，三次思想活躍時期――魏晉玄學、南宋理學、明末經世之學――都是國家的不穩定時期，政治權力無法全面控制社會的時期。但是看一下這短暫的間隙給我們留下的精神財富卻是如此豐富，對我們社會生活的影響又是如此綿遠。由此可知，我們這個民族不是缺乏思辨能力，而是缺乏精神思辨的現實環境。帝國的政治權力實在是太強大了，連無形的精神都無法擺脫其控制。如此一來，由于缺乏形而上的思考讓人們在習慣中變得盲目自信，以至于斯塔夫里阿諾斯在其《全球通史》中寫道：“有史以來，從未有一個民族面對未來竟如此自信，卻又如此缺乏根據。”

帝國政治權力的逐漸增強，知識階層的獨立人格精神的淪喪，農民素質的下滑，這三者相互影響、惡性循環，從而造成了中華文明發展的逐漸內卷化。這其中尤以帝國政治權力的過于強大為第一因素，古代社會是權力社會，而過于強大的國家政權控制了社會的一切層面，完全覆蓋了社會層面的發展，作為個體的人也逐漸被淹沒于其中。而這一切我認為都和帝國權力對農業的控制即重農政策的實行有關，因為中國古代社會無論是權力社會還是農業社會，都有著發達的政治模式，也有著先進的農業耕作模式。權力和農業的合理結合本來應該是大力促進中華文明的進步的，可惜農業是以被權力綁架的方式結合在一起的。如此一來，時間越久，兩者的相斥也就越強烈，從而在內耗中使文明的發展越來越趨向于內卷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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