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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成立組織，加強領導。我校成立了以汪啟國校長為組長、業務副校長樊瑞科為副組長的課改領導小組，對課改過程實施管理，對活動過程做出了科學安排。

二是加強年級段教研組建設。各科開展有針對性、實效性的校本教研活動，學習借鑒東廬、后六、洋思中學的辦學模式，結合我校年齡段學生的心理特點、認知水平，開展教學研究活動。要求每人寫出實踐報告及教學反思，骨干教師上示范課引導年級段教師的成長與發展。,

三是成立實驗團隊，深入教學模式探究。語文組以高玲為組長，數學組以劉玲為組長，在全校抽取骨干力量組成兩個科研團隊，團隊內部進行研討座談，確定出方案；再到課堂中去實踐，通過聽評課，對出現的問題，一步步地認真地去研究、去解決；最后經過再交流、再反思、再總結，漸漸地摸索出了適合我校的課堂教學模式。

四是課堂教改初見成效。經過一個時期的艱苦探索，我校語數學科均總結出符合本校實際的教學模式。語文組構建了“四激”教學模式，數學組構建了“三要五讓”和諧教學模式。

“四激”教學模式。主要是“激趣導學”、“激疑導探”、“激情導讀”、“激勵導練”。它既有“三疑三探”教學模式的精髓，亦有洋思中學“先學后教，當堂訓練”的合理內核，具體表現為“四突出”、“四體現”，“四突出”即突出學生、突出學習、突出合作、突出探究。“四體現”即體現學生“自主”與在“自我”；體現師生、生生多邊互動與實踐；體現生活、開放的語文；體現三維目標的有機融合。

“三要五讓”和諧教學模式。具體操作流程分為“導——學——展——練——評”五個環節進行。“三要” 突出了教師的主導作用，即一要創設情景，設計富有趣味、富有挑戰、富有針對性的問題；二要組織好學生的各種活動，使其積極、有序、和諧；三要在適當的時候適度點撥與精講。“五讓” 強調了學生的主體作用，即一讓學生有充分的思考問題的時間與興趣；二讓學生有生生互動、合作交流的習慣；三讓學生有在老師點撥和同學的交流中有自我反思的意識；四讓學生有自我探究的能力與方法；五讓學生有充分的表達與展示的機會。“和諧”教學突出了教與學和諧統一。具體地說，（1）教師與學生和諧，即師生的關系是民主、平等，互相信任；（2）教師與數學課本和諧，即教師要研讀課本，明確教學目標及重難點，合理利用課本；（3）教師與方法的和諧，即教師的教學方法要適應學情，選擇最適宜的教學方法，起到最佳效果；（4）學生與課本和諧，即學生要做到預習，復習，避免知識點斷鏈；（5）學生與方法和諧統一，即學生的學習方法要科學有效，聽課有質量，解題講究方法；（6）課本與方法和諧統一，即教材的呈現方式要科學合理，根據學生的學情作出相應調整，做到因材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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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06年1月，列入吉林省改制計劃的816戶地方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已基本完成改制任務，同時帶動了其他國有工業企業及糧食、流通、建筑等行業1951產企業的改革，全省共完成2767戶企業改制任務，共涉及職工87．5萬人，轉換勞動關系78．08萬人，共支付改革成本217．87億元，化解債務299億元。

通過改革，企業體制、機制實現創新，企業冗員得到解決，辦社會負擔得到分離，資產負債率大幅降低，市場競爭能力增強，企業資產經營狀況得到改善，經濟運行質量得到提高。據初步統計，完成改制的企業月均銷售收入比改制前平均增長32．7％，比同期全省規模以上工業企業高出25．1個百分點。

一、吉林省國有企業改革的經驗

成本籌措、債務負擔、人員安置和企業辦社會負擔是國有企業改革的突出問題，是推進改革廠作的難點。針對這些難點問題，吉林省委、省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保障國有企業改革上作的順利進行。

1、多渠道籌措改革成本。各地、各部門都把籌措改革成本作為頭等大事來抓，利用多項政策大力籌措改革成本，一是采取土地使用權轉讓、國有產權股權轉讓、政府行政資產出讓等方式統籌改革成木；二是通過財政性債務減免、稅費減免以及金融債務打包打折等方式降低改革成本；三是通過引進域外資本參與國企改制重組來分擔改革成本；還充分利用國家并軌政策資金、省和各級財政投入資金以及利用國家開發銀行軟貸款補充了大量的改革成本。通過各種渠道籌措改革成本共計200多億元，并實行統一管理和使用，保障了改革上作順利進行。

2、多方推進化解企業債務工作。一是由政府主導搭建平臺，積極推進化解債務工作。在化解改制企業金融債務工作領導小組指導下，全省搭建了省國資委和各市(州)10個化解債務平臺，省政府籌集4．9億元撥給各市(州)作為補充資本余。各地也允分利用平臺積極與金融機構密切接觸，采取集中和分散談判相結合的方式，共同推進化解企業債務工作。二是依法對經營不善、資不抵債的國有企業實施政策性破產，合理合法處置一批企業債務。三是吸引域外資本、民營資本參與國企改制重組，承接企業債務。四是利用財政政策、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以及稅費減免等政策豁免、化解了一批債務。省政府也及時出臺了《關于妥善化解國有企業金融債務工作的指導意見》和《關于化解改制企業金融債務工作的補充意見》等政策對債務化解工作給予充分地指導與支持。

3、大力推行招商改制。在改革實施過程中，吉林省注重把改制、改組、改造相結合，把引進戰略投資者作為主攻方向，多種形式并舉，大力推行招商改制。吉林省委、省政府主要領導組成經貿考察團赴省外、國外進行招商推介丁作，升于2005年5月舉辦了規模空前的“2005中國?吉林國有工業企業產權轉讓暨項日招商大會”，組織改制企業參加東北亞博覽會進行會議招商。各地、各部門也組成小分隊進行招商引資，吸引優質資本參與國有企業改革。通過多種形式、多個層面招商引資活動，吸引了一大批跨國公司、國內外知名企業以及各類資本參與吉林省國有企業的改制重組。一些企業與國內外知名企業實現了嫁接改造，帶來了新的發展機遇；一些長期停產半停產企業通過改制重組啟動了生產，獲得了新的發展活力。

4、加大企業分離辦社會職能的推進力度。吉林省政府為了切實減輕國有企業辦社會負擔，推進改進步伐，促進企業發展，確定分離企業辦社會職能工作要與國有企業改革同步進行，并制定了相應的實施辦法與指導意見。有關企業和企業主管部門相應地成立了分離移交工作小組，廣泛吸取各方意見，尊重各方利益，制定了移交接收工作方案，穩步推進分離企業辦社會職能。

5、妥善安置改制企業職工。轉換職工勞動關系，接續養老保險，清償拖欠職工債務，盡可能擴大就業是國有企業改制最重要的方面。各地、各部門抓住國有企業下崗、寓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向失業保險并軌的政策機遇，把并軌試點與企業改制相結合，通過并軌試點促進企業的改制，極大地促進了職工勞動關系的轉換，使28．59萬名職工參加了社保并軌試點。對在崗職工也都按照標準采取現金、股權、債權等方式解除或終止勞動合同，轉換了勞動關系。基本完成改制的816戶國有工業企業的在冊職工已基本得到妥善安置，拖欠養老金問題基本得到解決。

二、吉林省國有企業改革的啟示

吉林省國有企業改革對其他地方國有企業改革的借鑒意義主要有：

1、政府高度重視。成立了由王珉省長任組長、4位省級領導任副組長及36個部門參加的省國企改革領導小組和由吉林省人大、吉林省政協，吉林省紀檢委等部門領導擔任組長的國企改革督查推進組，領導小組辦公室設立了6個工作組，建立了研究重大事項的“會辦制”制度以及協調會議制度。為加大改革的推進力度，吉林省委組織部會同吉林省企改辦在省、市兩級機關中選派千余名優秀年輕干部進駐816戶工業企業中參加企業改革。吉林省國資委、各市(州)也分別成立了以主要領導為組長的國企改革領導小組和141個改制工作推進組，基本做到了海戶改制企業都有一個工作組具體負責。政府主要領導的參與，上下貫通、行動一致的組織保障體系，加大了吉林省國有‘企業改革工作的力度，有利于協調處理部門之間的關系，是吉林省國企改革取得進展的重要條件。

2、健全的政策體系。實施國有企業改革，必須對影響和制約國有企業改制的重點和難點制定相應的對策措施，形成強有力的政策保障體系。為此，吉林省政府組織制定了《關于進一步深化國有工業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和籌措改革成本、妥善轉換職工勞動關系，推進分離辦社會職能、化解金融債務等7個方面的配套政策，又針對改革推進過程中出現的改革成本不足、拖欠社會養老保險費等15個重點、難點問題，提出具體解決的的意見和辦法。這些政策的出臺，為吉林省國有企業改革創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

3、按市場規律辦事。在改制中，吉林省始終堅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原則，針對國有企業的各自不同類型和特點，采取相應的方式和途徑，分類指導、分層次推進國有企業改革。一是對有影響、有帶動力的資源類優勢企業，全力做大做強；對困難企業，積極促進其與優勢企業重組，借助外力做大做強。二是對有比較優勢的競爭性行業的企業，促進其與國內知名民營企業進行重組，通過增量合作，引入新的經營機制和管理理念，發展壯大。三是對一般企業向管理層轉讓，通過管理層和職工持股，解決改制和發展問題。四是對嚴重資不抵債的困難企業，通過政策依法破產等改制方式，退出國有，先死而后生。通過這些辦法，最大程度地實現了國有資產的保值與增值，實現了資源的優化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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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統一思想、提高認識，加強創建工作的組織領導

創建全國文明城市是全面推進城市建設和管理水平，提升城市良好形象，促進各項事業發展的重要舉措。自接受具體工作任務以來，局領導班子十分重視，成立了以主管領導為組長的創建迎檢工作領導小組，具體部署、組織協調迎檢各項工作；同時，多次召開中層領導干部會議，貫徹落實市委市政府、區委區政府創建迎檢工作會議和文件精神，結合“三品一械”日常監管工作，將全體干部職工的思想統一到創建迎檢的決策上來，增強全員的責任感、緊迫感和使命感。

二、精心策劃、全面組織，貫徹落實創建迎檢工作

按照區委區政府具體布置的工作任務，結合“三品一械”網格化監管的日常工作，我局分成藥械巡查、監管許可和餐飲巡查等3個專項整治工作組，明確責任，將工作任務分解到小組與個人。一是以稽查科為基礎組成藥械巡查組，對重點區域的藥械經營企業展開合規、安全性檢查，包括：外方藥的銷售、藥師是否在崗、從業人員是否取得健康證等；同時結合近期開展的“鹽酸曲馬多”專項檢查任務，對經營精神類藥品、成癮類藥物的企業進行重點巡查；此外，對重點區域的小超市、小士多無證經營常用藥品行為進行專項整治。二是以藥械科為基礎組成監管許可組，結合網格化日常監管工作，著重監管重點區域的藥品經營企業證照是否齊全、藥品分類是否按規范擺設；同時，督促引導重點區域內未取得許可銷售藥械的企業依法辦證、合法經營。三是以食調科為基礎組成餐飲巡查組，主動派員配合區衛監所對轄區餐飲業、公共衛生行業的巡查工作。此外，還積極派員參與轄內主要交通路段文明交通督導工作。

三、突出重點、依法行政，抓好創建迎檢各項工作

自8月11日起至8月31日止，我局按照區委區政府部署的重點區域，結合自身的行政監管職能，嚴把許可、依法行政，較好地完成了轄區迎檢我局的任務和責任。經統計：創建迎檢期間我局共出動行政執法人員104人/次、巡查藥械經營企業164家/次、檢查超市和士多96家/次；派駐藥品生產企業專項檢查12人/次、檢查企業6家/次；配合區衛監所巡查餐飲和公共衛生行業4人/次、巡查企業20家/次。

四、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是無證經營藥械的企業屢禁不止；

二是個別藥品經營企業仍然存在違法經營違禁藥品行為；

三是個別旅業（賓館）、超市、士多仍然存在超范圍經營藥械的現象，取證取締難度較大。

五、下一階段工作設想

一是繼續完善和理順創建國家文明城市領導小組的職責與任務，抓住各階段重點，細化各項工作措施；

二是繼續加大“三品一械”日常整治力度，嚴懲嚴處違法經營違禁藥品、超范圍經營藥械等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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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當前我國投資環境呈現總體平穩與階段性惡化并存的特點

國際產業轉移(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Transfer,IIT)是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中的產業活動現象,它是指產業活動跨越國界,形成產業生產要素的跨國優化配置,其實現形勢主要是外商直接投資,即FDI。從長遠而言,中國的投資環境將保持總體平穩,但階段性惡化頻仍已在所難免。2012年前3季度,中國實際利用外資834.2億美元,同比下降3.8%,吸引外資的壓力增大,但中國依然是國際產業轉移和FDI最為重要的承接地,2011年吸收FDI為1240億美元,是全球第二大FDI流入國家。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全球外商直接投資出現了大幅下滑,2011年全球FDI為1.5萬億美元,較2007年的峰值下降24%,其中發展中經濟體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總額超過發達經濟體,約占全球外商直接投資的52%。

中國承接國際產業轉移規模擴張的進度有所放緩,但結構變動的速度有所加快,勞動密集型行業為主導的產業轉移逐漸發展為勞動、資本和技術密集型行業依次遞進和并存的產業轉移,并且產業轉移凸顯空間擴散的特征,轉移的重心從東部沿海地區向中西部地區移動的趨勢十分明顯,有利于新時期我國產業結構調整和地區平衡增長。

二、我國承接FDI的行業和地區特征

金融危機加速了我國行業和地區承接國際產業轉移的能力變遷,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產業轉移的三次產業結構

中國承接國際產業轉移從第二產業為主導的產業結構特點,向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協調發展的產業結構特點轉變。以加工貿易為主體的勞動密集型行業是我國承接國際產業轉移的主體,主要依賴的是我國豐裕和廉價的勞動力資源,但近年來這種行業結構特點正在轉變。第二產業失去外商投資的絕對優勢地位,第三產業的外商投資比重大幅提升。如2002年外商直接投資產業結構中第一、二、三次產業分別為1.95%、73.48%和24.57%,2010年則分別變為1.67%、46.94%和51.39%,第二產業下降了26.5個百分點,第三產業上升了26.8個百分點。

2、FDI的制造業集中度過高

外商投資集中于制造業和房地產業兩大行業,中國承接國際產業轉移的產業結構高度化問題依然嚴峻。從外商投資的行業細分看,外商直接投資主要集中于制造業和房地產業兩大行業,比重維持在60%的水平以上,這顯然不利于實現我國產業結構的高級化和軟化,不利于我國充分運用外商投資的溢出效應,增強承接高端產業或高端產業鏈環節的國際轉移的能力,也不利于減輕我國對高污染、高能耗發展方式的依賴。

3、承接能力地區間轉移

中國承接國際產業轉移呈現地區內轉移和地區間轉移并發的特征。東中西部三大區域構成了承接國際產業轉移的三大區塊,其中東部地區處于國際產業轉移的前沿,中西部地區為產業轉移提供了勞動力等要素條件;東部地區以京津唐、長三角和珠三角為中心形成了三個經濟輻射帶,推動區域內的產業轉移。當前,東部地區承擔著研發、設計、銷售和服務等全球價值鏈高端的國際轉移,具備了承接較高附加值的價值鏈環節轉移的要素基礎;中西部地區依賴資源稟賦、要素成本等優勢,具備了接收勞動密集型產業國際轉移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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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工程造價 階段性 改革 未來發展

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商品經濟的前提下，工程造價是指工程價格，即為建成一項工程，預計或實際在土地市場、設備市場、技術勞務市場等交易活動中所形成的建筑安裝工程的價格和建設工程總價格。我國的工程造價從解放至今，在不斷的學習與探索中取得了巨大的進步。由于一些歷史的原因，我國造價在發展過程中也遭遇了挫折，甚至停滯。隨著我國開始改革開放以及加入WTO，我國的造價水平在競爭中學習，在黨和政府的正確指導下，拉近了與國際先進水平的距離，同時也面臨更大的挑戰。分析總結我國工程造價的發展過程可以減少目前造價改革的盲目性，對我國造價管理的發展具有指導作用。

一 我國造價管理發展的階段分析

1 認知階段1949-1965

這一階段我國經濟百業待興，面臨著大規模的恢復與重建工作.由于當時國家經濟并不發達，為了用好有限的基本建設資金，我國引進了前蘇聯的一套概算定額管理制度，并學習蘇聯的施工管理制度。這一時期受經濟發展水平的限制，我國基本建設投資規模小，施工工藝，施工材料及設備簡單，在這個前提下我國對現代工程造價有了認識，并在基本建設實踐中探索與運用，我國的工程造價開始了初期的發展。

2 停滯階段1966-1976

這一階段由于一些歷史原因，我國概預算管理遭到嚴重破壞，概預算和定額管理機構被撤銷。預算人員培訓完全停止，大量基礎資料被銷毀。我國建工部直屬企業實行經常費制度，工程完工后向建設單位實報實銷，使施工企業變成了行政事業單位。我國工程造價發展在這一階段嚴重受阻甚至一度停滯。

3 恢復階段1976-1995

這一階段是概預算管理制度恢復與發展的時期，隨著國家開始改革開放，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1977年我國恢復了造價管理機構，對建筑市場的法律法規進行補充，強調了“三算”在基本建設管理中的意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合同法》中明確了設計單位在施工圖設計階段編制預算。在1988年各省市建立了定額管理站，成立了中國建設工程造價管理協會。1995年建設部頒布了《全國統一建筑工程基礎定額》 《全國統一機械臺班費用定額》 《全國統一建筑工程工程量計算規則》用于指導建筑工程預算編制。大量推動概預算及定額管理的文件指標也在這一階段頒布。

4 改革階段 1996-

這一階段是我國工程造價發展機遇與挑戰并存的時期，對于我國造價水平盡快達到國際先進水平具有重要意義。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這一時期我國的經濟迅速發展，基本建設規模不斷擴大且要求更高。特別是2001年我國入世談判成功，允許外商投資建筑企業，我國建筑行業的競爭更加激烈。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國的廣大造價管理人員認識到了傳統的概預算定額管理制度不能與國際接軌并且存在許多不足，現行預算定額中規定的消耗量和有管措施性費用是按社會平均水平編制的，以此為依據形成的工程造價基本上屬于社會平均價格，這種沒有經過市場競爭形成的價格，不能反映參與競爭企業的實際消耗和技術管理水平，違背了市場經濟的原則，限制了企業公平競爭，并且不能與國際接軌。為此我國開始實行工程造價的改革，在20世紀90年代國家提出了“控制量 指導價 競爭費”的改革措施，將工程預算定額中的消耗量和相應的量價分離，國家控制量，價格逐步走向市場化。但是這種做法中國家定額的控制量是社會平均消耗量，仍然不能反映企業的實際消耗量，不能適應招投標的需要。為了真正做到“量價分離”以及與國際接軌，我國制定了“定額量 市場價”逐步向“市場量 市場價”過度的改革方針，引進了國際通用的工程量清單計價模式。但由于我國工程造價起步較晚且目前建筑市場不成熟，地區經濟發展差異大，與國際先進水平相比我國的造價水平還有巨大的差距。主要表現在以下二個方面：

1 工程造價管理水平

與國外相比我國造價從業人員大多只是套定額的“機器”而且只參與了建筑項目的實施與竣工結算階段的工作，而對項目初期的可行性研究與項目的后評價工作參與較少，導致造價管理人員的素質不全面，跟不上國際水平。當中國的造價師關注如何實現項目的三大控制時，國外同行已在考慮如何為項目增值；當我們追求項目最佳投資效果時，國外同行卻已在追求全壽命周期成本最低；當我們的造價業務還停留在計量計價時，國外同行已開始受業主委托實施項目全過程造價管理。

2 計量與計價方面

英國與美國等發達國家都是根據統一的工程量計算規則計算工程量，以企業定額確定消耗量，依據的相關造價信息或指數，結合工程實際來形成最終的工程造價。我國目前由于企業定額的缺乏，法律法規不完善，建筑市場不成熟等原因出現了多種計價模式并存的局面。導致了造價審核困難，招投標無法真正達到公平，公開，公正。

為了縮小差距，提高我國造價行業的水平，我們可以從以下方面著手改善。

第一，全國統一執行2008年頒布的《建設工程工程量清單計價規范》計算工程量。

第二，通過對企業加強教育，促進企業編制能真實反映企業綜合競爭力的企業定額。

第三，全面提高我國工程造價管理人員素質，規范造價師與造價員考試制度，同時在工程類專本科院校開設工程造價專業。

第四，對目前的造價咨詢機構進一步規范，減少掛靠行為，使造價專業人員真正從事到項目建設全過程。

第五，完善相關法律，促進以上措施能順利進行。

二 我國工程造價未來階段的發展

黨的十的召開，明確了科學發展觀的指導精神。建筑行業將向著更環保，更節能的方向發展，中國的市場將更具有活力，競爭更加國際化。在建設市場上國家必然會加強宏觀調控，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建筑市場將日趨成熟。我國的工程造價行業也將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而進入一個過渡階段。主要是四個方面的過渡：傳統定額計價模式向工程量清單計價模式過渡；傳統預算定額向企業定額過渡；工程造價階段性控制向全過程控制過渡；工程造價粗放型管理向精細化管理過渡。在過渡階段中，我們主要是學習發達國家的造價管理模式，但不能完全的生搬硬套，必須符合中國國情，在保持與國際接軌的前提下，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造價管理模式；國家和建筑企業要加強信息化建設，實現工程造價信息化管理，使造價人員可以方便獲取當前的市場價格信息；企業要重視已完工程數據資料的積累及數據庫的建設，為企業的造價管理提供依據。

三 結論

通過對我國工程造價發展的階段性的分析，我國的造價管理起步晚并遭遇了挫折，發展相對滯后。但是在黨的正確改革方針指引下，總結失敗教訓，不斷的在競爭中學習，發展，創新。隨著建設法規的完善，建筑市場的成熟，企業定額的普及，我國的工程造價管理模式必將走向統一；傳統的定額計價模式必將退出歷史舞臺；不正規的建筑企業必將在市場競爭中被淘汰；我國的工程造價必將走向一條既和國際接軌，又具有中國特色的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價值規律的發展道路。

參考文獻

[1] 錢侖潤.建筑工程定額與預算[M]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03

[2] 孫震.建筑工程概預算與工程量清單計價[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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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人力資本；教育；經驗；區域

中圖分類號 F061.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07)01-0119-05

中國經濟發展正處在由區域經濟增長帶動的重要時期，與此同時，人力資本的貢獻與作用不斷凸顯，而且逐漸成為支撐經濟總體發展的主導要素。無論從國家宏觀經濟角度還是從區域經濟中觀層面看，都需要弄清楚與我國當代經濟發展相對應的人力資本的發展階段與特征，同時對區域發展與人力資本形成之間的影響機制變化做出識別，以便優化我國稀缺的教育資源配置、協調勞動力在區域之間的流動與遷移，實現區域發展與人力資本成長之間的良性互動。本文利用全國第四、五次人口普查數據對以下問題進行分析：①在中國的教育水平與普及程度迅速發展的背景下，正規教育對人力資本收益的影響有何變化；②在教育迅速發展的過程中，經驗因素對人力資本形成的影響如何變化；③在區域經濟由東至西梯次開發的過程中，區域因素如何對人力資本形成發揮影響作用。

1 計量模型與數據

1.1 模型的設定

本文對人力資本形成及其影響因素進行分析，基本模型源于Mincer（1974）的經典論文：

其中yi為第i個地區的年均收入，c為常數項，si為第i個地區的平均受教育年限，xi為用時間計量的工作經驗，ui是誤差項。本文拓展工作正是基于（1）式Mincer收入方程來進行。對經驗分解按照類型區分為兩種：第一種為工作前經驗（即非正式經驗）。它是指從結束正規學校教育開始到進入當前所在企業之前所有經驗，具體包括勞動力在市場上搜尋工作的經驗以及為工作職位形成的人際交往能力等經驗。這類經驗可以增加勞動力的一般性技能，幫助其進入當前企業。廣義上這些經驗屬于正規教育的延續；第二種經驗為工作后經驗（即正式經驗）。它是正式參加當前工作后所形成的帶有技能特征的專用性知識，因而可以直接提高勞動力的生產效率。兩種經驗對人力資本的形成存在時間先后與內容上的差別，對收入影響也不盡相同。基于此，（1）式演變為以下形式：

其中ti為參加工作以后所形成的經驗，而pi為參加工作前所形成的經驗。用時間來衡量經驗因素，具體的計算方法應為：

其中Ai，ei分別為第i人年齡和接受正規教育的時間，6為入學的法定年齡。在估算工作前經驗量值pi時，我們假定滿15歲時才能參加工作(即入學年齡6歲+義務教育年限9年=15歲)。如果(ei+6)大于等于15，則認為接受完教育就直接工作，勞動力無工作前經驗，即pi等于0；如果(ei+6)小于15，則pi=15-(ei+6)。在不對兩種經驗進行具體分解的情況下，

如果不能拒絕原假設，即承認β1=β2、β11=β22，說明我們對經驗的分解是沒有意義的，合并分析就可以實現對經驗因素的描述；相反，如果原假設被拒絕，則說明分解是有意義的，即正式經驗和非正式經驗對人力資本的形成是不同的，應該分別報告其對人力資本的作用，從而得出相應的政策含義。此外，考慮到我國地區間差異比較大，引入虛擬變量Dj(j=1,2,3)用來表示區域對人力資本形成的影響，這里對區域的分類用東部地區、中部地區、東北地區和西部地區的劃分標準東部地區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海南；中部地區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東北地區包括：黑龍江、吉林、遼寧；西部地區包括：內蒙古、廣西、重慶、四川、貴州、云南、、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

② 可以根據中專技校的實際年限進行加權，以便得到更精確的數據。

③ 可以根據大專、本科、研究生的具體數據進行加權，也可以單列大學本科和研究生。。以西部地區為基準，則（4）式演變為：

為了進一步分析區域因素影響人力資本形成的機制，將區域虛擬變量與其他自變量組合，形成交互項，即檢驗（6）式中的Dj是否具有顯著性。在后文回歸方程表中，我們給出了通過篩選以后的、具有顯著性的結果。通過對交互項統計顯著性檢驗可以分析區域因素影響人力資本形成的具體機制。

1.2 數據處理說明

下文分析所選用的省際人口特征數據是通過對第四、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資料計算得到的，其中平均勞動年齡是通過以下公式計算加權得到：

其中Ai為i省的平均勞動年齡，pij為i省年齡為j的人口所占該省人口的比例，所計算的人口范圍為15歲到64歲能夠參加工作的人口數量。通過計算得到1990年平均年齡最大的北京市為35.43歲，最小的寧夏回族自治區31.89歲，最大離差為3.54歲；2000年各省的平均年齡都有所上升，但基本格局并沒有發生變化，北京的平均年齡仍然最高為38.39歲，寧夏回族自治區的平均年齡仍然最小，為34.13歲，最大離差擴大為4.26歲。

根據我國的教育體制，學歷分為小學、初中、高中、中專技校、大學等，對不同學歷的教育年限并不連續，下表描述了不同學歷的受教育年限情況。

其中si為i省的平均教育年限，pij為該省教育等級j所占的人口比例，nij為教育等級j的受教育年限。根據計算1990年教育水平最高的為北京市9.88年，其次是上海和天津，分別9.25年和9.04，最低的是自治區，僅有2.46年，其余由4到8年不等，最大離差為7.42年。到2000年只有北京超過了10年，為10.49年，盡管仍然是最低的，但已經有大幅度提高，為7.24年，最大離差也縮小為3.25年。

2 實證分析

利用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資料和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資料對公式（1）～（6）等式進行實證檢驗。通過實證檢驗后發現，1990和2000年我國的收入方程的估計結果具有明顯的階段性差別。

2.1 1990年前后我國人力資本的形成

表2中前三列分別給出公式（1）、（2）、（5）的實證結果，第四列是在公式（6）基礎上不斷篩選后的最終的收入方程，第五列給出的是公式（4）分解顯著性的驗證結果。

從方程1的實證結果看教育和經驗總體解釋個人平均收入的56%，從統計的角度看截距項、教育年限、經驗及其二次項的T統計量分別通過了1%和5%的顯著檢驗。教育的收益率為26.3%。為了進一步檢驗經驗分解后對人力資本形成的影響，首先對分解后的公式（4）進行檢驗的估計，結果在表2的方程5給出。從回歸的顯著性看，工作前經驗P的回歸系數在5%的顯著水平上是顯著的，這說明我們對經驗在一次項的分解上是合理的。P2的系數在統計上是不顯著的，即對二次項進行分解的意義不大。

為了研究區域因素對人力資本的影響，我們在公式（2）的基礎上，將區域的因素作為虛擬變量引入，進而形成了公式（5），檢驗結果由表2的方程3給出。在加入區域虛擬變量以后，擬合優度上升，回歸標準差下降，說明引入區域因素后的模型對收入有較強的解釋力。工作后經驗因素T和T2的顯著性都明顯提高，工作前經驗因素P的顯著性沒有明顯提高，但其系數明顯變小，P2的二次的顯著性也得到明顯提高，這說明工作前經驗P對收入的影響不斷上升，而且是非線性的。區域虛擬變量D1在統計上非常顯著，而區域虛擬變量D2則不顯著，說明東部地區與西部地區在人力資本形成中存在明顯的不同，中部地區、東北地區與西部地區則沒有明顯區別。為了更進一步檢驗區域特征影響人力資本形成的機制，我們加入了交互項，即對公式（6）進行檢驗，這里把經過篩選的最終的收入方程列在了表2的方程4中。方程4剔除了T統計量不顯著的項，并把中西部地區進行了合并，經過篩選，只有教育和區域虛擬變量的交互項是顯著的，而且在引入交互項以后，原來的獨立虛擬變量變得不再顯著。從最終的收入方程看，中西部地區教育的收益率為0.371，而東部地區的教育收益率為0.430。由上述結果可知，上世紀90年代初期我國不同地區之間的差異正是由教育的差異所引起，東部地區教育收益率明顯高于其他地區，而教育對東部以外地區人力資本差別的影響并不顯著，即在1990年前后我國東部以外的地區人力資本形成基本屬于同一類型。另一方面與教育相比，經驗因素對收入的影響非常重要，并且呈現非線性特征，但是它在東部、東北與中西部地區之間差異不大。這說明在上世紀90年代初教育產品供給相對不足的情況下，勞動者的經驗因素對人力資本形成及其收入的影響，并且通過教育這一人力資本基本投資形式來發揮作用。

2.2 2000年前后我國人力資本的形成

仍沿用前述分析思路，利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對原始的Mincer方程進行估計。結果發現與1990年相比，2000年的收入方程發生了較大的變化。例如，2000年教育與經驗因素只解釋了34.2%。教育的對收入的邊際影響出現下降，由1990年的每增加一年，年收入提高26.3%，下降到22.8%，而經驗所代表的拋物線也明顯發生了向右偏移。在總體上發生變異的基礎上，我們對經驗進行分解后的公式（2）以及其驗證式（4）進行估計，結果分別由表4中方程2和方程6給出。我們發現2000年我國的收入方程與經典的Mincer方程以及1990年的回歸結果存在較大的差異。因此我們對公式（1）進行修正，引入教育的平方項。公式（1）演變為下面的公式（9）。

在公式（9）的基礎上對收入方程進行了重新估計，結果由表4的方程3給出。從擬合優度看，方程3調整后的R2與方程1相比有了明顯的提高，由0.342上升到0.746，即新的收入方程解釋了收入的74.6%。教育的一次項和二次項的T統計量在1%的檢驗水平上顯著，實際上概率值的小數點后三位都為零。從方程3可以看出與1990年不同，教育與經驗一樣都呈現出U型曲線的形狀，這說明教育的收益率開始下降而后隨著教育年限的增加而快速增長，經驗也呈現先降后升的現象。將教育的貢獻形式確定之后，對經驗因素進行分解，在公式（9）的基礎上進行擴展，分解后的形式如下式（10）。

在（10）式的基礎上進行估計，結果由表4的方程4給出，對分解的必要性的檢驗由方程7給出。結果顯示，加入了教育平方項后對經驗的進一步分解是必要的。方程4調整后的R2又有所上升，而且回歸標準差有了很大的下降，說明方程4教育對收入的影響呈現出倒U的性質，也就是說教育的收益率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趨勢。由于工作后的經驗的平方項不顯著，實際上與收入呈線性關系，而其系數的符號為負則說明工作后所獲得的經驗對人力資本積累的影響實際上不能抵補人力資本的折舊。而工作前所形成的經驗與收入呈現U型關系，即先下降，后上升。由于工作前經驗P的系數大于零，而P自身又非負，因此它是拋物線在正半軸逐漸上升的部分，所以增加工作前經驗P對收入的影響為正。在確定了收入方程的基本形式以后，通過分別對引入區域虛擬變量對（9）和（10）兩式進行進一步修正，修正后的模型由（11）和（12）式給出。

以（11）和（12）式作為回歸模型，對收入方程重新進行估計，結果發現加入虛擬變量以后教育的顯著性大為提高，而經驗不再顯著。虛擬變量D1，也就是東部地區顯著，而代表中部地區、東北地區的虛擬變量D2和D3不顯著。這說明中西部與東北地區在經歷10年的發展后仍然沒有明顯的差異，基本仍屬同一類型。

3 簡要結論與相關政策建議

我國目前正處在市場經濟縱深化、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重要階段，經濟發展中大量的異質性因素廣泛存在。人力資本的形成也受到發展階段的顯著影響，在結構特征、區域特征等諸多方面均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本文分析了教育和經驗因素在人力資本形成中的作用。主要結論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第一，1990年我國教育與經驗對人力資本的影響與國外的經典文獻相一致，教育對人力資本和收入的影響為線性的，而經驗則呈現出非線性特征。對2000年數據的分析發現，教育對人力資本的影響發生了較大的變化，由線性變成了非線性。第二，當把區域因素作為虛擬變量引入收入方程時，發現東部地區人力資本的形成與其他地區存在顯著的差異。1990年前后區域因素在人力資本形成的過程中是通過教育來實現的。而中、西部和東北地區之間的人力資本形成在1990-2000年間沒有明顯的差異，基本仍屬同一類型。這說明在我國未來新區域開發的過程中，從人力資本投資的角度可以嘗試運用相類似的激勵政策，以促進地區之間的人力資本形成與平衡發展。第三，1990年和2000年教育對收入影響發生較大的變動還表現在，九年制義務教育后的教育收益率出現略微下降，12年教育之后教育收益率開始提高。在平均年收益率方面，中等教育并不遜色于高等教育。可見，無論是個人收益還是從社會需求角度講，現階段應該加強對中等職業技能教育的投資力度。此外，2000年我國勞動力的工作前經驗對收入的影響高于1990年的影響，說明新世紀初期勞動力工作前經驗因素具有“工作機會導向”的特征，反映出最近幾年勞動力市場就業競爭加劇的形勢。這直接導致了一些勞動力在接受完學校教育后，仍滯留在勞動力市場一段時間，推遲進入工作崗位，增加對工作的搜尋與等待以獲得滿意的就業機會。從人力資本形成的角度來看，勞動力在工作前的這種獲得經驗與技能的過程是學校教育功能的延續，同樣實現了人力資本的增值效果。因此，現階段強化我國勞動力市場的這一服務內容，發揮對勞動力的知識、經驗等技能的“充電”功能，有助于彌補職業教育供給的不足，起到調整和優化配置教育資源的作用，并且有助于增加勞動力就業率和實現教育收益的最大化。

參考文獻(References)

［1］Mincer, Jacob. Schooling, Experience and Earning ［M］.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2］Schultz，Theodore W.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1, 3.

［3］徐現祥等.市場一體化與區域協調發展［J］.經濟研究,2005,12. ［Xu Xianxiang.Domestic Market Integration and Regional Coordinate Development［J］.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2005,12.］

An Analysis of the Forms and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Human Capital in China

LUO

Run-dong YANG

Xin-ming

(Nankai Institute of Economics Tianjin

300071,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estimated the return rate of human capital and main influencing factor in China in 1990 and 2000 based on classical Mincer income equation and variables of education, experience and region, and made the basic judgment about characteristic of human capital in our country. The result of the model demonstrated the change from linearity to nonlinearity of education that influences the human capital, and medium-sized technical education had a high return rate. As for the factor of experience, experience before work affected income much more than after work. The forming of human capital in the east was very different from that in other areas in China, where the forming of human capital belonged to the same type basically.

篇7

[論文關鍵詞]美國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強國 特征

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發展水平已成為國際競爭力的重要衡量指標，建設高等教育強國已經成為世界各國的基本戰略選擇。中國高等教育的改革與發展已經站到了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上，建設高等教育強國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是時展的必然，也是高等教育自身發展的必然。美國是國際公認的高等教育強國，具有很強的典范性，那么美國高等教育強國取得成功的奧秘是什么?其發展歷程是否具有明顯的階段性特征?是否對我國高等教育強國的建設具有啟發性意義?對此，探究美國成為高等教育強國進程的階段性特征是非常必要的，也是非常有價值的。

一、美國成為高等教育強國的歷程簡述

縱觀美國高等教育史，我們可以發現，美國成為高等教育強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經歷了一個由量變到質變的發展過程，即美國成為高等教育強國奠基階段(殖民地時期至二戰結束)、興盛階段(二戰結束后至20世紀70年代)、繁榮階段(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內外部兩種力量共同作用下，美國高等教育既沿著自身的發展規律前進，又與社會經濟的發展相得益彰，最終發展成為世界高等教育強國的典范。

(一)奠基階段(殖民地時期&--戰結束)

美國建國后，聯邦政府、高校、社會等都在為高等教育的改革與發展積極探索。美國高等教育融合英式學院和德國大學模式，在探索與借鑒基礎上實現了現代化轉型與創新。第一，開展贈地學院運動。贈地學院的蓬勃發展，確立了美國高等教育的第三職能，現代化高等教育理念應然而生。第二，創立研究生院，發展研究生教育。它源于德國，又不同于德國，可謂是青出于藍而勝于藍。第三，初創兩年制學院，設置副學士學位。由此，美國獨特的現代化高等教育體系得以形成，建立了由大學、學院和社區學院構成的三級高等教育結構，形成了由副學士、學士、碩士和博士構成的完整的四級學位制度。在高等教育領域，學術自由和學術自治有了組織與制度保障。高等教育作為整個社會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與政治、經濟等其他子系統緊密聯結在一起的，從社會的邊緣開始走向社會的中心，其功能得到進一步彰顯，開啟了美國走向高等教育強國的道路。

(二)興盛階段(二戰結束后至20世紀70年代)

二戰后，美國高等教育民主化運動極大地促進了高等教育的大眾化發展，為全面提高國民素質起到關鍵性的作用。從20世紀30年代至70年代，美國高校在校生總數從110萬增加到792多萬，大約增長了7倍多。其中，兩年制學院學生從5.56萬人增至163萬人，增長了29.32倍；四年制院校在校生約從1930年的99．8萬人增至1970年的525.9萬人，增長了5.27倍；研究生在校生數從1930年的4.73萬人增至1970年的103多萬人，增長了21.79倍。在1940—1975年這30多年期間，高校授予的學士學位數增長了5.25倍，而授予的碩士學位數增長了10.94倍，授予的博士學位數增長了10.36倍；1975年高校學士學位授予數近98萬，碩士學位數29萬多，博士學位授予數3.4萬多。

在美蘇的競爭中，美國的勝利無不得益于高等教育的大發展。20世紀50年代美國第三次科技革命興起，美國的經濟也得到空前的發展。美國高等教育的發展進入第二個“黃金時期”，率先實現高等教育大眾化，并穩步進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階段，為社會培養了數以千萬計的各級各類專門人才，促進了社會和經濟發展。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美國研究型大學得到繁榮發展，推動了研究生教育的迅速發展，培養了一批批高科技拔尖創新人才，并成為美國高等教育發展的引領者，使美國高等教育開始走向世界前列，同時也為美國的科技事業的進步甚至為維持美國的霸權地位做出了不可代替的貢獻。zO世紀70年代，美國率先實現了高等教育大眾化向普及化的跨越。

(三)強盛繁榮階段(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

二戰結束后，美國高等教育進入了興盛發展的階段，尤其是高等教育規模有了突破性進展，在20世紀70年代初期就進入了高等教育普及化階段。但是，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社會動蕩時期，美國高等教育的質量尤其是大學本科教育質量出現了嚴重下滑的現象。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美國的國際競爭力有所削弱的情況下，人們的解釋點落腳在高等教育方面，認為高等教育質量的下降是美國綜合實力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在這一階段，如何提高高等教育的質量和競爭力成為美國高等教育改革的主要方向。

經過國家的宏觀引導、高校自身的調整與改變以及社會各方力量的全方位參與，美國高等教育普及化進程繼續推進，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80％以上；美國擁有世界一流的師資隊伍，2007年，美國高校全職教師中的教授達到了17.34萬人，占全職教師總人數的比例為25％，副教授13.37萬人，助理教授16.85萬人，講師10.14萬人，分別占全職教師的比例為20％、24％和14％；美國高校達到4 300多所，其中約有280多所博士研究型大學，代表著美國高校科研和教學的最高水平。根據2009年英國泰晤士報公布的世界大學排行榜數據，在排名前十所高校中，美國占8所，前20大學中有美國高校15所，前50大學中占29所；在世界百強大學中，美國占32個席位，約占總數的1／3，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美國一流大學的實力；美國高校尤其是著名的研究型大學在國家創新體系里居于核心地位，引領世界先進科技的創新與發展。

二、美國成為高等教育強國的階段性特征

(一)奠基階段的主要特征

1　創新高等教育理念是美國做強高等教育的先導

通過考察美國高等教育發展進程可知，以現代化高等教育理念為先導，美國高等教育實現了從傳統學院到現代大學的轉型，各類各層次院校都在不同程度的層面上實踐著這種理念。按照史學家的劃分，近代以來高等教育中心轉移的順序是：意大利(1410—1530年)英國(1600—1750年)法國(1650—1830年)德國(1770—1830年)美國(1830—?)。我們可以看出，在19世紀30年代，世界高等教育中心已開始由歐洲轉移至美國，但這并不是因為當時美國的高等教育是多么強大，而是因為美國形成的現代化高等教育理念作為一種新的力量，不但是美國走向高等教育強國的基礎，而且引領世界未來高等教育發展的方向。事實證明，美國的高等教育理念對世界各國高等教育產生著深刻影響。因此，美國能成為世界頭號的高等教育強國，無不得益于這一階段創新的現代化高等教育理念的形成。

2　—美國現代高等教育體系的創新與超越

在這一階段，美國率先實現了高等教育的大眾化，建立了由大學、學院和社區學院構成的三級高等教育結構，形成了由副學士、學士、碩士和博士構成的完整的四級學位制度的具有美國特色的現代化高等教育體系。雖然這一時期美國高等教育的發展受到德國大學模式的影響，但這次學習的結果與殖民地學院移植英式學院不同，是在學習與借鑒德國大學模式的基礎上實現了創新與超越，形成了美國獨特的高等教育模式，影響了世界高等教育的發展。就如哈佛大學校長艾略(C.W.Eliot)所說：“當美國新型大學降臨時，它將不是一個德國大學的摹本，而是根植于美國社會和政治傳統而逐漸地和自然地結成的碩果。它將是美國受有優良教育階層的高尚目的和崇高理想的表現。它是富有開拓精神的，因而是舉世無雙的。”正是由于美國的創新和超越，美國獨特的現代化高等教育體系才得以形成，這為美國邁向高等教育強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3　學術自由和學術自治成為美國現代大學制度的精髓

美國特有的制度環境充分保證了學術自由和大學自治。美國大學選修制的確立以及1915年美國大學教授協會的建立，使美國大學學術自由和學術自治有了組織與制度保障。美國高校享有很大程度上的自治權利，確保了學術自由的實現。

美國擁有一批具有國際影響的大師和一批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學，這與美國注重學術自由和學術自治是分不開的。在這一階段，美國一批卓越的大學校長脫穎而出，成為推動美國高等教育現代化轉型的關鍵人物。例如，哈佛大學校長查爾斯·艾略特、威斯康星大學校長查理斯·R·范海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校長丹尼爾·科伊特·吉爾曼、芝加哥大學校長威廉·哈珀等等。正是由于這一批卓越的校長不畏艱難，勇于創新的作為，影響著甚至引導著美國高等教育事業的現代化改革和發展，為美國走向高等教育強國的道路上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二)興盛階段的主要特征

1　高等教育普及化是美國高等教育強國的應有之義

通過分析與探究這一時期高等教育的發展可知，在努力做強高等教育的進程中，美國高等教育關注的焦點不僅僅只是局限在研究型大學和研究生教育發展上，而是推動了整個高等教育系統的發展。美國通過不同層次、類型高校的分流發展，普及了高等教育，又做強了高等教育。二戰結束至20世紀70年代，經歷30多年的時間，美國高等教育穩步進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階段。高等教育普及化促使高等學校在辦學規模、辦學層次、辦學類型、辦學特色等方面發生了不同程度的變化，由此，高等教育的發展開始走向多元化。

美國的普及化進程與美國做強高等教育過程是融合在一起的，高等教育普及化是美國精英高等教育的基礎，精英高等教育是美國普及高等教育的靈魂，以點帶面，兩者共同繁榮。美國成為高等教育強國，不僅僅是因為美國擁有一批一流研究型大學，也不僅僅是因為美國高等教育擁有許多一流的科學家或大師等，同是它也包括高等教育普及化這一成果。高等教普及化是美國高等教育強大的體現，而高等教育的強大是美國高等教育普及化的保證，兩者相輔相成。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高等教育的普及化是美國高等教育強國的重要組成部分。

2　高水平大學確保了美國高等教育的龍頭地位

在美國高等教育普及化進程中，研究型大學迅速崛起，研究生教育發展速度超過了本科生教育發展速度，美國著名的研究型大學成為美國高等教育的驕傲。根據美國政府的統計，在1974年，全國科學家有40％集中在各個大學，尖端科學研究集中在少數著名大學。諸如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加利福尼亞大學和加州理工學院等著名研究型大學，已成為美國科學研究的重要基地。研究型大學的發展日益成為美國科技事業發展的動力源泉，1941年至1978年美國共有97人獲諾貝爾獎金，人數為各國獲獎者總和；僅在70年代，美國就有30人獲得這一獎項，同時期，英國10人，西德4人，瑞士2人，蘇聯、東德各一人，英國科學家斯諾稱贊美國高等教育為“世界性真正成就。

在高等教育大眾化甚至普及化階段，美國通過聯邦政府的立法與資助傾斜，使美國的研究生教育得到繁榮發展。例如，在1960年，高等學校(主要研究型大學)獲得的聯邦政府的科研經費，占當年所有大學研究經費的75％，主要研究型大學成為“聯邦撥款大學”。充足的科研經費保證了美國著名研究型大學在競爭中處于優勢的地位，并成為美國高等教育發展的引領者，也使美國精英高等教育在世界上獨占鰲頭。美國精英高等教育的存在與普及化高等教育之間并不沖突，美國的精英高等教育發展的成果為大眾化高等教育的發展不斷注入新的力量，同時大眾化高等教育的普及為精英高等教育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兩者之間形成了一個動態的良性循環。

(三)強盛繁榮階段的主要特征

1　提升高等教育質量是其保持世界領先地位的核心內容

這一階段，美國高等教育由數量與質量并重型向重質型轉變，提高高等教育質量成為現階段美國保持世界領先地位的主要任務。

第一，國家層面。美國聯邦政府對高等教育的發展增強了宏觀政策的引導，警醒美國提高高等教育質量的必要性。如，1981年美國教育部成立高等教育質量委員會以調查美國教育質量，1983年《國家處在危險之中：教育改革勢在必行》向全國敲響了警鐘，1984年的《投身學習：發揮美國高等教育的潛力》報告提出了改進本科生教育的27條建議，《目標2000年：美國教育法案》及《領導力檢驗：美國高等教育的未來走向》戰略報告等等相繼出臺。第二，高校層面。美國高校自身不斷地進行著調整與轉變，注重學校內部評估，廣泛應用科技革命的成果，改革教學方式和辦學形式。同時，雄厚的師資隊伍是美國高等教育軟實力的主要組成部分，是美國提高與保持高等教育質量的關鍵因素。第三，美國高等教育質量監控體系更加完善，評估更加專業化。高等教育質量評估工作由公認的非官方控制的社會組織機構或媒體來完成，如，美國高等教育認證委員會、《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高等教育問責委員會等等。

2　高等教育強國與經濟強國、科技強國相得益彰

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和高等教育高程度的普及化，20世紀90年代末，美國與信息產業直接相關的部門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的比重已達80％，信息產業正在成為美國最大的產業以及美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技術和知識密集型產業得到巨大的發展。美國高等教育與產業界乃至整個社會生活的關系越來越密切，高等教育在社會和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來越重要，高等教育已經站在社會的中心，尤其是在世界全球化和多極化的背景下，美國高等教育的強大對保持美國世界領先地位的意義顯得更加關鍵與重要。

美國強大的經濟實力為高等教育的發展提供了相對充足的物質保障，為美國高等教育的強大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例如，2003年，排名前100名的高校共擁有研發基金400.77億美元，來自聯邦政府的基金為247.34億美元，州地方政府為26.53億美元，也就是說，政府對高校科研的投入占這100所高校科研基金的68％。1993年美國共有科學家和工程師254萬人，其中在工業界約為200萬人，在聯邦政府部門約20萬人，在高等院校約為34萬人。1995—1998年是美國戰后以來技術發明專利增長最快的時期，年均增長率達12.5％；1999年美國申請專利數共3萬項，大大超過德國(1萬項)和日本(7 200項)。另外，美國是世界上獲諾貝爾獎最多的國家，1950年－1990年全世界共有249人氣科學家獲諾貝爾獎，其中美國就有138人；1994年獲得醫學生理學、物理學、化學和經濟學諾貝爾獎的共有8人，其中有美國科學家6人；2009年獲得生理學或醫學、物理學、經濟學、化學諾貝爾獎的共有10名科學家，其中有美國科學家9名，這些證實了美國在數學、物理學、化學等基礎研究方面在世界上具有一流的水平。同時，美國在信息、通信、生物工程、新材料、新能源等眾多高科技領域處于領先的地位。

美國的大學成為科研的重要基地，成為世界先進技術的重要發源地，為美國的科學技術發展不斷注入新的力量；科技的強大，使美國的經濟發展保持著強大的發展勁頭；經濟的強大又為科學技術和高等教育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由此可見，高等教育強國與經濟強國、科技強國相得益彰，對維持美國的世界領先地位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三、對我國建設高等教育強國的啟示

(一)提高高等教育質量是建設高等教育強國的核心要素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高等教育發展實現了歷史性跨越。2008年我國高等教育在校生已經達到2 900多萬人，先后超過俄羅斯、印度和美國，成為世界第一。2010年，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26.5％，早已進入國際公認的大眾化發展階段，已成為名副其實的高等教育大國。但是，按照國民生產總值來算，2007年我國已經達到世界第三位；按照國際競爭力來看，我國的排名大致在20位左右；按照社會進步指數來衡量，我國在國際上的排名約在70余位；按照人類發展指數來衡量，我國在國際上的排名就會落到100位左右。在高等教育大眾化的進程中，我國高等教育發展的整體質量受到了人們普遍的質疑，與建設高等教育強國的戰略目標比較來看，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水平還存在很大差距。

提高高等教育質量是建設高等教育強國的核心要素，由此，我們在普及高等教育的同時，更加注重高等教育質量的提高。建設一流的師資隊伍，完善高等教育質量監管體系，引導高校發展的多元化分流等等方面，都是我們建設高等教育強國尤其是提升高等教育質量的必要步驟。

(二)構建學術自由和學術自治的制度環境

學術自由作為一種大學理念已被世界大多數國家所認可，且已成為一種現代大學制度。學術自由是大學生命的真諦所在，是大學保持生機與活力的源泉。雖然我國中央集權制的高等教育管理體制與美國非中央集權的高等教育管理體制截然不同，但是追求大學自治和學術自由是任何一所大學發展中的應有之義。哈佛大學前校長博克曾指出：“當大學履行發展知識的義務時，學術自由是一種基本的價值前提。由于這種義務是大學的基本目標，因而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犧牲這種探究和表達的自由。”

建設高等教育強國，需要以強有力的支持系統為物質基礎，更需要構建學術自由和學術自治的制度環境，促進高等教育自身的發展。尊重學術自由和學術自治，是造就一批具有國際影響的大師和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學的必要條件。注重大學自治和學術自由轉變管理體制，是我國建設一流師資隊伍的要求，是建設高水平大學的要求，也是我國建設高等教育強國的制度保障。

(三)創新與超越是建設高等教育強國的必需元素

建設高等教育強國，我們要勇于借鑒世界高等教育強國的經驗，但不能盲目仿效他國的教育模式，更不能簡單地把西方成功的理論與實踐“克隆”到我國教育的發展道路上來。菲利普·阿特巴赫(Philip G.Altbach)教授談中國建設高等教育強國時曾指出：不能生搬硬套西方高校的那一套做法，更不能以為照搬西方的就夠了。中國需要尊重自己的高等教育文化，需要適應自己具體的高等教育環境，需要有自己的高等教育特色，特別是要建立起能夠為中國人所廣泛認同的“什么是優秀大學”的觀念，特別是要建立起能夠有效滿足中國各個方面需求的高等教育體系。美國就是這方面的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在借鑒中有創新與超越，才能更進一步，否則將一直處于學習階段。

創新與超越是建設高等教育強國的必需元素，中國高等教育要想成為世界高等教育領域的一支奇葩，自身必需要擁有世界公認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元素。

篇8

[關鍵詞] 脊髓型頸椎病；椎板成形術；椎板減壓融合；C5神經根麻痹；頸椎活動度

[中圖分類號] R687.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7210（2016）04（c）-0069-04

[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clinical outcomes and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between modified cervical open-door laminoplasty and cervical laminectomy and fusion in treating multilevel cervical myelopathy. Methods From June 2009 and June 2013， in Xijing Hospital， 245 patients with multilevel cervical myelopathy （≥3 segments） were selected. 118 cases were treated with modified cervical open-door laminoplasty （group A）， the other 127 cases were treated with cervical laminectomy and instrumented fusion （group B）. The operation time and 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 during operation were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 Improvement of neurological function （JOA）， neck disability index（NDI）， visual analog scale （VAS）， cervical curvature index （CCI）， cervical range of motion （ROM）， the complications prior to operation and post operation were evaluated as clinical efficacy. Results The operative time and blood loss between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the differences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The JOA， cervical ROM， NDI， VAS and CCI of two groups before operation were compared， the differences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JOA， NDI and VAS of two groups at 6 month and 1 year after operation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an before operation （P < 0.05）， CCI of of two groups before operation were compared， the differences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and ROM decreased than before operation （P < 0.05）； the JOA and CCI of two groups at 6 months and 1 year after operation was compared， the differences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NDI and VAS of group A at 6 months and 1 year after operation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group B ， ROM of group A at 6 months and 1 year after operation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group B，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Except the ROM decrease in group A， the other indicators of two group at 6 months compared with those at 1 year after operation， the differences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Conclusion Both methods can effectively treat the multilevel cervical myelopathy with similar clinical efficacy. modified cervical open-door laminoplasty as ideal option for patients with multilevel cervical myelopathy can more effectively preserve cervical ROM with less complications.

[Key words] Cervical myelopathy； Laminoplasty； Laminectomy and fusion； C5 plasy； Cervical range of motion

多節段脊髓型頸椎病常采用頸椎后路手術，其手術方式主要包括椎板成形術及椎板減壓融合內固定術（LIF），對于哪種術式臨床療效好，并發癥少，仍存在爭議。本研究對多節段脊髓型頸椎病患者分別采用改良椎板成形術（MOLP）及LIF治療，分析兩種手術方式的臨床療效及相關并發癥。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擇2009年6月～2013年6月西京醫院脊柱外科確診的多節段（≥3）脊髓型頸椎病（包括后縱韌帶骨化癥）行MOLP及LIF的患者286例，其中隨訪245例患者，失訪41例，隨訪率為86%。行MOLP的患者為A組118例，其中行LIF的患者為B組127例。兩組患者年齡、性別、病變分型、手術節段等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

納入標準：存在不同程度步態不穩、上肢動作笨拙等癥狀，進行性發展的多節段脊髓型頸椎病患者，保守治療6個月無效或加重。排除標準：急性感染、頸椎外傷、腫瘤、存在頸椎后凸、既往有頸椎手術史、資料不全或失訪的患者。

1.2 手術方法

A組：保留C2及C7肌肉附著點，磨鉆于C3～6開門側和門軸側制備縱形骨槽，開門側結合超薄椎板鉗咬透全層，門軸側磨透外側皮質即可，椎板全層向門軸側掀起，開門角度大約30°，用10～14 mm微型鋼板保持開門角度。

B組：采用Margel法在相應減壓節段側塊處預備側塊釘道（C2及C7預備椎弓根釘道），磨鉆結合超薄椎板鉗去除C3～6全層椎板，安裝側塊螺釘固定裝置。

兩組患者術后即刻頸托保護，24～72 h拔出引流管，頸托保護3個月。

1.3 評價指標及方法

記錄兩組手術時間及術中出血量，術后1周、3個月、6個月及1年復查，觀察神經功能恢復及并發癥情況。采用Cobb法在頸椎過伸過屈位片上測量頸椎活動度（ROM）；采用Ishihara法在頸椎側位片上測量并計算頸椎曲率指數（CCI）；采用頸椎功能障礙指數（NDI）評估頸椎功能；采用VAS評估軸性癥狀，對于VAS評分≥3分定義為軸性疼痛[1]；采用JOA17分評分法評估術后神經功能恢復情況，并根據公式[（末次隨訪時評分-術前評分）/（17-術前評分）]×100%，計算術后JOA評分改善率。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Image-Pro Plus 6.0行影像學資料測量，采用SPSS 19.0統計軟件行數據分析，同時用GraphPad Prism 5.0軟件行圖表處理。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x±s）表示，兩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以率表示，采用χ2檢驗。以P < 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兩組手術時間及出血量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表1）。隨訪時間為12～36個月。

2.1 兩組術前與術后各評價指標比較

兩組術前、術后6個月及1年JOA評分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兩組術后6個月及1年JOA評分較術前顯著改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A、B兩組術后6個月改善率分別為（62.59±14.41）%和（62.91±14.25）%，術后1年改善率為（67.82±13.35）%和（68.25±14.36）%，兩組術后1年及6個月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術前兩組平VAS評分、NDI評分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術后兩組VAS評分、NDI評分較術前顯著改善（P < 0.01）。術前、術后6個月及1年A、B兩組CCI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術前A、B兩組ROM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術后6個月及1年ROM與術前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A組術后1年與術后6個月ROM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B組術后1年與術后6個月ROM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見表3。

2.2 兩組并發癥情況

兩組術后均未發生切口感染、醫源性神經功能惡化、假關節形成等并發癥。術后A、B兩組分別有3例和17例發生C5神經根麻痹，發生時間為術后6～72 h，給予藥物及物理治療，1年隨訪均完全恢復。術后B組1例出現腦脊液漏，經保守治療治愈。末次隨訪A、B兩組軸性疼痛發生率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兩組并發癥具體情況見表4。A、B兩組術前及術后典型病例見圖1、2。

3 討論

單開門椎板成形術自20世紀70年代末在日本興起后，廣泛用于治療多節段脊髓型頸椎病。但2012年北美脊柱外科學會調查發現70%的脊柱外科醫生更傾向用LIF治療多節段脊髓型頸椎病[2]。目前針對這兩種術式的選擇尚存爭議，支持單開門椎板成形術者認為此術式在減壓的同時保留了患者頸椎的活動度，術后生存質量明顯高于減壓融合術[3-5]；而支持椎板減壓融合固定術者認為，單開門椎板成形術不僅適應證范圍有限，而且存在術后再關門的風險[6-7]。本研究結果表明，兩種術式術后神經功能恢復相似，但是MOLP組術后具有更好的活動度，軸性疼痛及C5神經根麻痹等并發癥發生率也低于LIF組。MOLP相比LIF最大的優勢在于保留了頸椎的活動度。有研究顯示，LIF與傳統單開門椎板成形術比較，術后1年C2～7之間的活動度較術前，前者下降75%，而后者下降20%[8]。Hyun等[9]報道，單開門椎板成形術患者術后頸椎活動度下降是隨著時間變化的，術后1個月內頸椎活動度下降幅度最大，至18個月達到高峰。本組數據顯示，LIF組術后6個月及1年頸椎活動度較MOLP組明顯減低（P < 0.05）。LIF組術后1年與術后6個月相比頸椎活動度無明顯改變（P > 0.05），而MOLP組患者術后1年與術后6個月相比頸椎活動度有部分減低（P < 0.05），這與Hyun等[9]的報道相一致。

軸性疼痛的發生可能是由于頸背部肌肉損傷、小關節破壞、術中神經根損傷或植骨不融合等引起。椎板成形術后軸性疼痛發生率較高，嚴重影響患者的生活質量[10-12]。采用改良單開門椎板成形術，術中避免破壞小關節，盡量保留C2及C7的肌肉附力點，同時微型鋼板重建椎管為椎板提供支撐，鉸鏈側植骨提高融合率，軸性疼痛的發生率明顯降低。而椎板減壓融合固定術通過內固定實現了椎間的穩定，但是犧牲了頸椎的活動度，引起了頸部的僵硬及肌肉萎縮，軸性疼痛的發生率相對較高[13]。臨床研究顯示單開門椎板成形術患者由于“回彈”現象導致術后6個月再關門的發生率為10%，而術后的神經功能惡化與再關門有關[14]。開門角度的增大并不能防止再關門現象發生[15-16]。Matsumoto等[17]報道，34%的單開門椎板成形術患者術后至少有一個節段發生再關門。而本研究未發現MOLP患者出現再關門，這可能由于微型鋼板給予即刻穩定支撐，鉸鏈側植骨提高術后融合率有關。LIF后頸椎正常的生物力學發生改變，軸向旋轉力不再按正常生理方式傳到下方結構，連續的固定節段增加了力臂的長度，也增加了相鄰節段小關節及椎間盤的壓力，最終導致相鄰節段的退變[18]，隨融合節段的增加，臨近節段的退變也明顯增加。而MOLP由于保留了后方的結構，未破壞小關節，臨近節段小關節及椎間盤壓力未明顯增加，臨近節段退變發生率低[19-20]。本研究隨訪時間最長為36個月，兩組均未發現臨近節段退變情況，兩種術式對相鄰節段退變的影響尚需要進一步隨訪。

綜上所述，兩種術式在治療MCSM時臨床療效相似，但是MOLP能夠保留頸椎活動度，術后C5神經根麻痹及軸性疼痛發生率低，是治療MCSM的理想術式。本研究是回顧性研究，患者隨訪時間短，因此需要延長隨訪時間，同時需要進一步的隨機對照研究，評價兩種術式的長期療效。

[參考文獻]

[1] Li H，Dai LY. A systematic review of complications in cervical spine surgery for ossification of the posterior longitudinal ligament [J]. Spine J，2011，11（11）：1049-1057.

[2] Manzano G R，Casella G，Wang MY，et al. A prospective，randomized trial comparing expansile cervical laminoplasty and cervical laminectomy and fusion for multilevel cervical myelopathy [J]. Neurosurgery，2012，70（2）：264-277.

[3] Lee S E，Chung C K，Jahng T A，et al. Long-term outcome of laminectomy for cervical ossification of the posterior longitudinal ligament [J]. J Neurosurg Spine，2013，18（5）：465-471.

[4] Ding H，Xue Y，Tang Y，et al. Laminoplasty and laminectomy hybrid decompression for the treatment of cervical spondylotic myelopathy with hypertrophic ligamentum flavum： a retrospective study [J]. PLoS One，2014，9（4）：e95482.

[5] Miyamoto H，Maeno K，Uno K，et al. Outcomes of surgical intervention for cervical spondylotic myelopathy accompanying local kyphosis （comparison between laminoplasty alone and posterior reconstruction surgery using the screw-rod system）[J]. Eur Spine J，2014，23（2）：341-346.

[6] Heller JG，Edwards CN，Murakami H，et al. Laminoplasty versus laminectomy and fusion for multilevel cervical myelopathy：an independent matched cohort analysis [J]. Spine （Phila Pa 1976），2001，26（12）：1330-1336.

[7] Kode S，Gandhi AA，Fredericks DC，et al. Effect of multilevel open-door laminoplasty and laminectomy on flexibility of the cervical spine： an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J]. Spine （Phila Pa 1976），2012，37（19）：E1165-E1170.

[8] Subramaniam V，Chamberlain RH，Theodore N，et al. Biomechanical effects of laminoplasty versus laminectomy： stenosis and stability [J]. Spine （Phila Pa 1976），2009，34（16）：E573-E578.

[9] Hyun SJ，Rhim SC，Roh SW，et al. The time course of range of motion loss after cervical laminoplasty： a prospective study with minimum two-year follow-up [J]. Spine （Phila Pa 1976），2009，34（11）：1134-1139.

[10] Nurboja B，Kachramanoglou C，Choi D. Cervical laminectomy vs laminoplasty： is there a difference in outcome and postoperative pain？ [J]. Neurosurgery，2012，70（4）：965-970，970.

[11] Fehlings MG，Smith JS，Kopjar B，et al. Perioperative and delayed complications associated with the surgical treatment of cervical spondylotic myelopathy based on 302 patients from the AOSpine North America Cervical Spondylotic Myelopathy Study [J]. J Neurosurg Spine，2012，16（5）：425-432.

[12] Kawaguchi Y，Nagami S，Nakano M，et 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ostoperative axial symptoms and the rotational angle of the cervical spine after laminoplasty [J]. Eur J Orthop Surg Traumatol，2013，23 Suppl 1：S53-S58.

[13] Lao L，Zhong G，Li X，et al. Laminoplasty versus laminectomy for multi-level cervical spondylotic myelopathy：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J]. J Orthop Surg Res，2013，8：45.

[14] Wang HQ，Mak KC，Samartzis D，et al. “Spring-back” closure associated with open-door cervical laminoplasty [J]. Spine J，2011，11（9）：832-838.

[15] Lee DH，Park SA，Kim NH，et al. Laminar closure after classic Hirabayashi open-door laminoplasty [J]. Spine （Phila Pa 1976），2011，36（25）：E1634-E1640.

[16] Kim SW，Hai DM，Sundaram S，et al. Is cervical lordosis relevant in laminoplasty？ [J]. Spine J，2013，13（8）：914-921.

[17] Matsumoto M，Watanabe K，Tsuji T，et al. Risk factors for closure of lamina after open-door laminoplasty [J]. J Neurosurg Spine，2008，9（6）：530-537.

[18] Steinmetz MP，Miller J，Warbel A，et al. Regional instability following cervicothoracic junction surgery [J]. J Neurosurg Spine，2006，4（4）：278-284.

[19] Motosuneya T，Maruyama T，Yamada H，et al. Long-term results of tension-band laminoplasty for cervical stenotic myelopathy：a ten-year follow-up [J]. J Bone Joint Surg Br，2011，93（1）：68-72.

篇9

__局專項工作考評記錄表

表格編號：

工作項目

現場檢查調研報告全局專項工作處室專項工作其他

項目時間

項目負責人

項目參與人

項目名稱

項目過程及工作成果（含階段性成果）

第一完成人簽名

第二完成人簽名

1、

2、

3、

4、

5、

6、

7、

8、

項目需說明之事項：

處長評估意見

評估內容

評估等級

總體評價

是否在規定的時間內完成

提前按時超時

完成質量水平

優秀良好需改進

分管局長意見

評估內容

評估等級

總體評價

是否在規定的時間內完成

提前按時超時

完成質量水平

優秀良好需改進

局長評估意見

評估內容

評估等級

總體評價

是否在規定的時間內完成

提前按時超時

完成質量水平

優秀良好需改進

填表說明請見背面附記

附記：

一、釋義：

（一）工作項目定義：

現場檢查：__*處按照保監會的要求或處室計劃，下發《現場檢查通知書》，進駐__機構進行的業務檢查；

調研報告：對__機構進行專項調研，形成的具有研究參考價值的報告；

全局專項工作：列入全局年度工作計劃之列的專項計劃工作；

處室專項工作：列入處室年度工作計劃之列的專項計劃工作；

其他：__*、__、黨委會臨時指定要求完成的重大專項工作。

（二）“項目時間”是指項目的起始與結束時間；

（三）“項目負責人”是指組織項目運作，并在項目執行過程中起主導作用的責任人；

（四）“項目參與人”是指協作項目負責人開展項目，并在項目執行過程中參與完成的人員;

（五）“第一完成人”是指項目階段性成果的主要完成人；“第二完成人”是指項目階段性成果的輔助完成人；

（六）評估等級定義：

優秀：專項工作表現及達成的結果明顯超出要求水準

良好：專項工作表現及達成的結果達到要求的水準

需改進：專項工作表現及達成的結果未盡符合基本要求水準

二、如處長為專項工作的項目負責人，則無需填寫「處長評估意見一欄。

三、專項工作過程中如存在因客觀原因導致項目未能按時限完成或影響完成質量水平，應填列于「項目需說明之事項欄，以作為考評之重要參據。

篇10

在兩個月工作中，初期熟悉公司技術，鉆研項目業務，配合項目組完成階段性的任務。

從主要職責具體上講：

1．負責時代項目的模塊編碼工作，完成功能應符合設計的功能及性能要求，符合部門相關規范；

在時代項目組基本完成了公告管理模塊，與部分特配單模塊，正在進行主界面菜單的完善與更新；

在地質調查局項目組，完成了審批與全文搜索功能，與修洪海經理共同完成遠程數據庫同步更新功能，與賈俊奎經理完成了CMS站點遠程實時更新功能；

所完成功能符合設計的功能與性能要求，符合規范；

2.負責對所分配模塊的單元測試，同時應配合測試人員進行系統集成測試

所作模塊完成時，先做測試，然后提交組內測試人員集成測試，遇到錯誤能夠及時修改。

3.協助實施人員進行系統實施，并在項目經理的組織下進行問題的修改；

還沒有實施任務；

4.負責編寫相關模塊的開發文檔，文檔應符合部門的開發文檔規范；

能夠根據模塊編寫開發文檔，基本符合部門開發規范；

5.完成上級交辦的其它工作。

能夠及時完成上級交辦的其他工作；

從工作要求上講：

1.自覺遵守公司各項規章制度

認真完成工作，遵守員工守則；

2.努力學習、掌握并能熟練應用崗位相關業務知識，以飽滿的工作熱情、積極的工作態度投入到工作中，按要求完成崗位工作；

在工作中，做到努力學習不懂就問，及時與項目組同時之間的溝通，避免失誤。工作熱情高，不遲到不早退，能夠按要求完成崗位工作；

3.高度的責任感和良好的團隊合作精神；

在工作中敢于承擔壓力，有責任感。與同時之間關系融洽。共同合作完成本職工作。

4.對公司外部的工作要高度保持公司形象，對公司內部的工作要高度保持部門的良好形象；

能夠做到維護公司形象，與部門形象，有主人翁意識；

5.按公司要求提交周報、完成各種公司流程。

可以按公司要求提交給上級部門周報，做事安公司流程規章制度；

6.按時提交項目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