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德治國”是以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第三代領導集體在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步入新的發展時期提出的重要治國方略，是在深刻總結國內外治國經驗的基礎上作出的科學論斷，它是一項長期的戰略任務和龐大的系統工程。當前，貫徹落實江總書記“以德治國”的重要思想，當務之急就是要加強全社會的思想道德建設，加大道德規范約束的力度，要以黨員干部為重點，通過多種形式的宣傳和教育，切實增強黨員干部廉潔奉公的道德修養和反腐蝕、反腐敗的免疫力，努力使廣大黨員干部自覺成為身體力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道德的模范，從而影響和帶動人民大眾共同推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發展。

“以德治國”是重要的治國方略，干部監督是從嚴治黨的一項重要舉措。要嚴肅黨的紀律，提高黨的凝聚力和戰斗力，建設一支高素質的黨員干部隊伍就必須進一步加強干部監督工作。干部監督貫穿于干部工作的全過程，涉及的內容多，工作的范圍廣，因此在實際工作中，各級不僅要從健全法制入手，不斷完善各項監督機制，落實好主要領導負責制，還要隨著形勢的發展，緊緊圍繞“以德治國”的重要思想，牢牢把握干部思想道德觀念形成的各個重要環節，進一步強化道德意識，規范道德行為，只有這樣，才能把社會主義基本道德觀念的要求真正融于整個干部隊伍建設中，才能有效抵制一切腐朽思想的滲透和侵蝕，才能使我們的黨始終成為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中國先進的前進方向、中國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的忠實代表。如何強化“以德治國”重要思想對干部監督工作的指導，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入手：

一、深化認識，在強化干部監督的“德治”觀念上下功夫。

干部監督是黨建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黨和國家長治久安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保證。中國歷史上的政治文化有一個重要傳統就是德治，這一傳統對于中華民族文化心理有著深刻的影響，其突出的表現就是中國的老百姓在評價一個時代、一個社會，甚至一個地區的時候，十分注重社會風氣、社會道德水準，尤其是執政的各級官員的道德素質狀況。人們所追求的理想社會是一個講究道德、民風敦厚、官員體恤民情的社會，這種追求幾千年積淀于民族心理之中，至今還在發揮著作用。因此，我們在加強干部監督工作中，要以關心愛護干部、提高干部自身綜合素質為出發點和落腳點，進一步強化“德治”的監督觀念，把干部監督工作放在堅持、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推進我國民主政治建設進程的大局去考慮，牢固樹立干部監督工作為全黨工作大局服務的思想，按照“三個代表”的要求，建設一支高素質的干部隊伍特別是領導干部隊伍，為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提供堅強有力的組織保證。

二、豐富內涵，在強化干部監督的“德治”內容上下功夫。

“德治”的一個積極內涵就是對于“治者”的德行和德性有較高的要求。針對這一傳統的積極內容，迫切需要大力加強領導干部的道德建設，充分發揮其表率和示范作用。領導干部的道德建設，廣義上包括“公德”與“私德”兩個方面。“公德”是大眾化的，是作為一名黨員干部的基本要求，主要依賴于社會的整體約束和個人自我改造來形成的；“私德”是指干部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場、政治觀點、政治紀律、政治鑒別力、政治敏銳性和思想作風素養等方面的內容，是干部監督工作的重點，具體可綜合為五個方面：一是政治理論素質；不僅應具備基本的馬、列、毛、鄧理論素養，還要看干部本人平時進行理論學習的基本情況和態度，以及理論學習的成效，看其是否能理論聯系實際，是否能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去改造主觀世界、解決實際問題，是否真正做到了學與用、行與知的統一。二是貫徹執行黨的方針、政策的態度；一方面要看其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上級決定、決議的堅定性和創造性，有無消極應付和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現象；在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局部利益與全局利益發生矛盾時，有無全局觀念。另一方面要對其遵守黨的政治紀律情況進行有效監督，看能否在政治上、行動上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三是同人民群眾的感情；看是否忠誠地實踐了黨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是否真正掌握和實踐了群眾觀點、群眾路線，是否把人民群眾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作為想問題、做工作的根本尺度。四是個人品行修養；看其為人是否品行端正、忠誠坦白、胸襟開闊，處事是否公道正派、堅持原則、實事求是；有無艱苦創業精神和艱苦樸素的作風；能否把社會道德規范和黨紀國法的要求變成自覺行為，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勵，自覺抵制各種腐朽思想和丑惡現象的侵蝕。五是廉政勤政情況；看其遵守廉潔從政的各項規定情況，看有無以權謀私、腐化墮落現象；能否樹立正確的名利觀、苦樂觀、人情觀，能否經受考驗，過好權力關、金錢關、色情關和人情關。

一、教書育人是教師的根本職能

教書育人是教師的根本職能，也是教師的神圣職責和義務所謂教書育人，就是教師既要向學生傳授科學文化知識，又要培養學生的思想品德。也就是說，教師在傳授知識、開發學生智力的同時.幫助學生形成科學的世界觀和正確的人生觀，使其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所需要的德才兼備的人才門需要明確的是“教書”與“育人”是密不可分的同一概念。高校是培養社會高級人才的搖籃，目前確實有一些教師認為育人是小學和中學的事情，他們只注重將知識傳授給學生，或者是一些教師把育人工作留給了班主任和輔導員，自己只顧講學問、做學問，輕視和忽視育人工作，這在學校不是個別現象，有一定的傾向性。

教師教育的對象是社會的未來，教師通過自己的勞動將科學理論知識傳輸給學生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但是教師能將前人和社會遺留、沉淀的精神財富傳遞給年輕的一代，使他們能在較短的時間里適應現實社會，延續社會的發展，更是重要的職責。科學的飛速發展，把學生頭腦當作“知識倉庫”的時代已經過去，通過十幾年學習的知識就指望用上一輩子已經是不可能的了。因為教育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知識儲備式的教育已被智力開發式教育和素質教育所代替，培養人才不再以知識儲備為最終目標培養學生鍛煉思考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更為重要，提高學生的科學文化素質和思想道德水準放在了同一起跑線上。

因此說，教師不僅要調整自己的知識結構和智能結構，更要調整自己的素質結構，教師不僅要為學生未來的職業做準備，更重要的是要發展人，要以能夠培養出承擔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人才，培養出擔負起跨世紀責任的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一代又一代社會主義新人為己任。

二、為人師表是師德最高表現

教育是以人為工作對象的。教師要把先進的知識體系和思想意識傳輸到學生頭腦中，就首先要贏得學生的尊敬、信任和愛戴，讓學生接受你的個人，才能達到接受你的知識及思想。蘇聯教育學家蘇霍姆林斯基說過這樣一段話:“學校好比一種精致的樂器，它奏出一種人的和諧的旋律，使之影響每一個學生的心靈—但要奏出這樣的旋律，必須把樂器的音調準，而這種樂器就是靠教師和教育者的人格來調音的。”學生如何看教師，他們在教師身上發現了什么;每一個教師或教師群體在學生面前表現了人的品質的哪一個方面，哪一些方面;教師的思想信念，教師精神生活的豐富性，教師道德面貌的完美性等等。所有這些屬于教師或教師群體的人格魅力的表現，都是能夠趨使學生檢點自己、影響自己、鼓舞自己的最重要的精神力量。

那么，什么是儒家德治思想的內在邏輯呢？為了使問題更加明晰和易于集中討論，本文在此把討論的范圍確定在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特別是以孔子、孟子、荀子為代表的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的內在邏輯。

一、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內在邏輯及其缺陷

任何一種有生命力的理論的產生，都是基于解決現實中某種問題的需要。孔、孟、荀生當春秋戰國之亂世，運用自己的學說幫助明君圣主結束各國紛爭、建立有序社會，是他們共同的目標，也是先秦儒家德治思想得以產生和發展的動因和基礎。這樣，便有了先秦儒家德治思想內在邏輯的一個最初的、也是最基本的元素：建立一個符合理想的社會。

孔子心目中的理想社會是一個類似周朝制度的社會：“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佾》）孟子心目中的理想社會是王治：“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仁義，頒白者不負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荀子心目中的理想社會可以稱之為“政教之極”：“臣下百吏至于庶人，莫不修己而后敢安正，誠能而后敢受職。百姓易俗，小人變心，奸怪之屬，莫不反愨。夫是之謂政教之極。”（《荀子·君道》）

從上可見，孔、孟、荀對理想社會的具體描述雖各有不同，但有一點是共同的，這就是社會有序，人民安居樂業，教化盛行，人人道德高尚。正是從這個角度，我們也可以把孔、孟、荀追求的理想社會稱之為道德社會。

那么，這種理想的道德社會如何才能成為現實呢？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內在邏輯由此往下推衍。對于這個問題，孔、孟、荀的共同回答是：實行德治！

“以德治國”是以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第三代領導集體在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步入新的發展時期提出的重要治國方略，是在深刻總結國內外治國經驗的基礎上作出的科學論斷，它是一項長期的戰略任務和龐大的系統工程。當前，貫徹落實江總書記“以德治國”的重要思想，當務之急就是要加強全社會的思想道德建設，加大道德規范約束的力度，要以黨員干部為重點，通過多種形式的宣傳和教育，切實增強黨員干部廉潔奉公的道德修養和反腐蝕、反腐敗的免疫力，努力使廣大黨員干部自覺成為身體力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道德的模范，從而影響和帶動人民大眾共同推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發展。

“以德治國”是重要的治國方略，干部監督是從嚴治黨的一項重要舉措。要嚴肅黨的紀律，提高黨的凝聚力和戰斗力，建設一支高素質的黨員干部隊伍就必須進一步加強干部監督工作。干部監督貫穿于干部工作的全過程，涉及的內容多，工作的范圍廣，因此在實際工作中，各級不僅要從健全法制入手，不斷完善各項監督機制，落實好主要領導負責制，還要隨著形勢的發展，緊緊圍繞“以德治國”的重要思想，牢牢把握干部思想道德觀念形成的各個重要環節，進一步強化道德意識，規范道德行為，只有這樣，才能把社會主義基本道德觀念的要求真正融于整個干部隊伍建設中，才能有效抵制一切腐朽思想的滲透和侵蝕，才能使我們的黨始終成為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中國先進的前進方向、中國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的忠實代表。如何強化“以德治國”重要思想對干部監督工作的指導，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入手：

一、深化認識，在強化干部監督的“德治”觀念上下功夫。

干部監督是黨建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黨和國家長治久安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保證。中國歷史上的政治文化有一個重要傳統就是德治，這一傳統對于中華民族文化心理有著深刻的影響，其突出的表現就是中國的老百姓在評價一個時代、一個社會，甚至一個地區的時候，十分注重社會風氣、社會道德水準，尤其是執政的各級官員的道德素質狀況。人們所追求的理想社會是一個講究道德、民風敦厚、官員體恤民情的社會，這種追求幾千年積淀于民族心理之中，至今還在發揮著作用。因此，我們在加強干部監督工作中，要以關心愛護干部、提高干部自身綜合素質為出發點和落腳點，進一步強化“德治”的監督觀念，把干部監督工作放在堅持、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推進我國民主政治建設進程的大局去考慮，牢固樹立干部監督工作為全黨工作大局服務的思想，按照“三個代表”的要求，建設一支高素質的干部隊伍特別是領導干部隊伍，為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提供堅強有力的組織保證。

二、豐富內涵，在強化干部監督的“德治”內容上下功夫。

“德治”的一個積極內涵就是對于“治者”的德行和德性有較高的要求。針對這一傳統的積極內容，迫切需要大力加強領導干部的道德建設，充分發揮其表率和示范作用。領導干部的道德建設，廣義上包括“公德”與“私德”兩個方面。“公德”是大眾化的，是作為一名黨員干部的基本要求，主要依賴于社會的整體約束和個人自我改造來形成的；“私德”是指干部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場、政治觀點、政治紀律、政治鑒別力、政治敏銳性和思想作風素養等方面的內容，是干部監督工作的重點，具體可綜合為五個方面：一是政治理論素質；不僅應具備基本的馬、列、毛、鄧理論素養，還要看干部本人平時進行理論學習的基本情況和態度，以及理論學習的成效，看其是否能理論聯系實際，是否能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去改造主觀世界、解決實際問題，是否真正做到了學與用、行與知的統一。二是貫徹執行黨的方針、政策的態度；一方面要看其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上級決定、決議的堅定性和創造性，有無消極應付和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現象；在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局部利益與全局利益發生矛盾時，有無全局觀念。另一方面要對其遵守黨的政治紀律情況進行有效監督，看能否在政治上、行動上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三是同人民群眾的感情；看是否忠誠地實踐了黨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是否真正掌握和實踐了群眾觀點、群眾路線，是否把人民群眾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作為想問題、做工作的根本尺度。四是個人品行修養；看其為人是否品行端正、忠誠坦白、胸襟開闊，處事是否公道正派、堅持原則、實事求是；有無艱苦創業精神和艱苦樸素的作風；能否把社會道德規范和黨紀國法的要求變成自覺行為，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勵，自覺抵制各種腐朽思想和丑惡現象的侵蝕。五是廉政勤政情況；看其遵守廉潔從政的各項規定情況，看有無以權謀私、腐化墮落現象；能否樹立正確的名利觀、苦樂觀、人情觀，能否經受考驗，過好權力關、金錢關、色情關和人情關。

自同志提出“以德治國”的理念和方略以來，理論界對“以德治國”已有不少解讀。這些解讀的具體觀點雖然不盡一致，但大體上都是從治國手段的角度立論的。道德作為一種規范體系和社會調控力量，當然是治理國家、管理社會、建構社會公共秩序的重要手段。但道德首先不是作為一種工具，而是作為一種合目的性要求和文化價值而存在的，并且同人類的“終極關懷”聯在一起。而“治國”所涉及的也不只是“如何控制”的方式和技術問題，同時還有價值立場、價值判斷和價值選擇的問題。因此，僅僅從“手段”或“工具”的角度理解“以德治國”，不但是比較偏狹的，而且還會由此引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觀點，如把以德治國簡單地歸結于對人的道德教化與感化。基于科學的道德論和治國論，我認為應從治國依據、治國手段和治國目的等三大視點上來理解以德治國。

一

從治國依據的視點上來理解“以德治國”，我們可以把“以德治國”看作是以道德原則為價值依據的政治活動和公共管理活動。

治理國家為什么要以道德原則為依據呢?在現代意義上，治國之治，不是少數人對多數人的專制統治之治，而是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政治之治，是政府代表人民行使公共權力、管理公共事務、維護公共秩序的公共管理之治。它包括制度的安排、公共政策的制定、制度和政策的執行以及司法活動等。羅爾斯說，正義是法律制度的首要美德。對此，幾乎沒有人表示異議，這說明法律制度與價值密切相關。和鄧小平都強調政策的人民性，這表明政策的制定必定有價值立場和價值選擇問題。法律和政策的執行，是不是純技術性的活動?現在很少有人贊同那種純技術論的觀點。至少行政裁決是擺脫不了價值糾纏的。司法活動也許是最具技術性的治國活動，但能說與價值毫無關系嗎?恐怕不能說沒有價值問題。既然立法、制定公共政策和行政裁決等都擺脫不了價值問題的糾纏，都要作出價值判斷和價值選擇，其中當然就有價值依據的問題。道德原則(如公正原則和權利原則)是從人民的根本利益或社會整體利益中引伸而來的價值標準，以其作為立法、制度政策和行政裁決等等的依據，是必要的選擇。在這一意義上，也可以說，把道德原則作為治國的重要依據，實質上是把“人民利益”作為立法、制定政策和行政裁決的根本出發點和立足點。而政治和行政意義上的“治國”之所以要以道德原則為依據，從根本上說，這是由政治與價值、行政與價值的內在關聯性決定的。

把道德原則作為立法和制定公共規約的依據，當然會帶來法律制度和公共政策的道德化，但不能說以道德原則為依據治國，就是要建構純道德性質的現代政治和公共行政，就是要實現中國古代社會的所謂“德政”。這里必須明確的是：強調把道德原則作為治國之依據，并不意味著道德原則是現代政治和公共行政的唯一依據。實際上，現代政治與公共行政還必須以法律為依據，此外，還有事實的依據和科學理論的依據。如果說以道德原則為依據來立法和完善制度政策也意味著現代意義上的“德政”的話，那么，這種現代“德政”與傳統意義上的“德政”是不能混為一談的。現代“德政”強調的是制度與政策的道德基礎，而傳統“德政”強調的則是政治統治者的仁慈。由此，我們還可以得出這樣論斷：以道德原則為依據治國與所謂的“人治”是搭不上界的，而與“法治”卻有其內在的關聯。我們強調以道德原則為依據“治國”的重要意義在于：使社會制度安排和公共政策具有倫理道德上的合理性和立足點，從而也具有更為扎實的社會基礎。

根據以上闡述，我們可以將“依據”論意義上的“以德治國”理解為：以道德原則為依據“立法”、以道德原則為依據制定公共政策、以道德原則為依據進行行政裁決等，從而立合乎道德之法、制定合乎道德之公共政策、進行合乎道德之行政裁決，達成公眾對政治和行政的道德性期望，以實現法律制度和公共政策對社會的更有效的控制。

摘要:作為“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重要內容，全面從嚴治黨是新形勢下管黨治黨的總要求，其對于推進黨的建設工程具有重要意義。全面從嚴治黨必須把依規治黨和以德治黨相結合。依規治黨強調以黨章為主體的黨內法規體系對黨員干部的約束作用，力求將權力關進“制度之籠”，是全面從嚴治黨的剛性約束和教育評價;以德治黨強調以教育為手段的傳統道德對黨員干部的教化作用，力求將思想引入“道德之籠”，是全面從嚴治黨的柔性引導和文化傳承。二者相輔相成、互融互動，相互結合，為管黨治黨提供了堅實的制度保障和思想基礎。

關鍵詞:全面從嚴治黨;依規治黨;以德治黨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了“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其集中體現了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治國理政的總體框架和戰略思想。“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全面從嚴治黨的提出將整頓黨風、從嚴治吏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體現了中央治黨治吏的決心信心。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更是將全面從嚴治黨作為重大問研究。從黨的十八大到全面從嚴治黨戰略思想的提出，再到黨的即將召開，黨建工作不斷取得新實效、新進展。在新形勢下，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有必要在全面從嚴治黨的視角下，對依規治黨和以德治黨加以梳理、總結及展望，推動黨的建設向更高水平邁進。

一、依規治黨和以德治黨是全面從嚴治黨的內在邏輯

面對世情、國情和黨情發生的深刻變化，黨建工作隨之也面臨新形勢、新考驗。強調，“如果管黨不力、治黨不嚴，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黨內突出問題得不到解決，那我們黨遲早會失去執政資格，不可避免被歷史淘汰。”［1］從黨中央管黨治黨的實踐發展來看，黨的建設邁入了新常態。在這一時代課題和背景下，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思想應運而生。全面從嚴治黨中“全面”二字蘊含著深邃的思想哲理。從主體角度來看，“全面”涵蓋了從中央到地方再到基層的各級黨組織。從對象角度來看，“全面”涵蓋了從黨員領導干部到普通黨員。從內容角度來看，“全面”涵蓋了從思想建設到制度建設，其中思想建設是靈魂、是根本，突出了道德、思想在黨建中的作用，即以德治國;制度建設是載體、是保障，突出了規章、制度在黨建中的作用，即依規治黨。依規治黨和以德治黨如同鳥之兩翼、車之雙輪，共同構成了全面從嚴治黨的有機組成，為歷代國家領導人所高度重視。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以為代表的中央領導就提出要從嚴治黨，并將黨的建設作為中國革命的三大法寶之一。［2］鄧小平多次強調黨要管黨的思想，始終堅持“兩手抓”，一手抓思想建設，一手抓制度建設。［3］強調，堅持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緊密結合，二者一柔一剛，同向發力、同時發力。［4］全面從嚴治黨在以往從嚴治黨的基礎上，強調了“全面”二字，這就決定了在從嚴治黨的內容上，以德治黨要從嚴，依規治黨也要從嚴。以德治黨、依規治黨分別為管黨治黨劃出了黨員干部行事標準的高線和底線，進一步豐富了從嚴治黨的內涵與外延，體現了“全面”的真正含義。從依規治黨和以德治黨二者的辯證關系來看，依規治黨強調了以黨章為主體的黨內法規體系對黨員干部的約束作用，以德治黨強調了以教育為手段的傳統道德對黨員干部的教化作用。二者互為補充、互融互動，同質同向、同頻共振，前者力求將權力關進“制度之籠”，后者力求將思想引入“道德之籠”，二者共同織密織牢了全面從嚴治黨的“大籠”，為管黨治黨提供了堅實的制度保障和思想基礎。

二、依規治黨是全面從嚴治黨的剛性約束和教育評價

尊敬的各位領導、各位朋友和主持人：

陽光、空氣、花園、大地，我們渴望時刻置身其中。工作、家庭、社會、和平，我們期冀能夠安身立命！親人、朋友、友愛、幸福，我們祈求擁有永恒！

每一天，當我們迎著朝陽走向社會、走上工作崗位，自由施展著自己的聰明才智；每一晚，當我們沐著晚霞返回歸途、走進家門，盡情享受著家庭的溫馨幸福；每一次，當我們呼朋喚友、徜徉公園街頭，隨意放飛著現實與夢想的翅膀……這一切，讓我們感受著這世界無上的美好，倍增著我們對于這人間至真生活的眷戀。

今天，當我穿著這身海一般湛藍的稅服，頭頂著閃閃發光的國徵，站在這講臺上時，（來自）我感到異常的激動。穿上這身服裝時，每次我都禁不住看它一眼。或許是關注一下自身作為稅務人的形象；也或許是興奮自己又重新揚帆起航了。但它不由地時時讓我知道，我是一名國稅人，是一名道德的赤誠的清廉的國稅人。

道德，以它無所不在，無所不有的特性把我們每一位公民緊緊牽在一起。馬克思主義認為它是一種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我國早在孔孟時代就提出“禮義廉恥”等一套道德規范，并在漫長歷史中形成文化習慣。上世紀初，蔡元培曾經這樣概括他所理解的當時歷史條件下的公民道德：所標揭者，曰自由、平等、親愛，道德之要者盡于是矣。一個古老國度的現代化進程走到今天，對于公民道德的認識和理解當然應比一個世紀前更為深遠，也更加具有社會進步的時代內涵。然而，曾幾何時，隨著改革開入的深入，越來越多的公民卻忘記了道德，忘記了自己是一名中國人。思緒繁亂之時，“好雨知時節”——在二十一世紀，“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和”共建和諧和諧社會”說出了內里的心聲。

而作為一名共和國的國稅人，加強道德建設，做一名真正的國稅人在新時代下顯得如此重要。嶄新的世紀大門已為我們開啟。每個人都渴望祖國建設的步伐不斷邁進。我們，一群為國聚財的稅務官，一群共和國的收稅人，唯有加強道德建設，加強自身修養，才能對得起這身海藍的稅服，對得起頭頂的國徵，才能自豪地說一聲，我是一名真正的國稅務。

[論文關鍵詞]鄧小平德治思想

[論文摘要]鄧小平德治思想是對傳統德治思想的科學揚棄，是對新時期治國方略的理性認識。鄧小平德治思想有深厚的歷史淵源、豐富的內涵和深遠的意義。

一、鄧小平德治思想的理論基礎

鄧小平德治理念的提出有著很深的理論淵源它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的繼承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辨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原理為鄧小平德治理論提供了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是鄧小平德治理論的理論基石。

唯物辨證法關于普遍聯系和發展的觀點對德治活動的開展起到了及其重要的作用。由于德治的一切要素都處于普遍聯系之中，因此，在進行德治思想教育的過程中，應全面考慮，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方法、教育內容、教育原則、教育環境等多方面要素，避免孤立的看問題。同時，德治思想在發展變化的過程中是存在規律的。因此，我們要取得德治的成效，只有認識和把握其客觀規律，自覺地按照客觀規律辦事，才能取得良好效果。

歷史唯物主義中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之間的辨證關系對鄧小平德治思想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一方面，社會存在的復雜性決定了人的思想的復雜性，多種多樣的社會存在，反映到人們頭腦中，就自然會產生出各種思想觀點，造成思想的復雜性，另一方面，社會意識對社會存在具有能動作用。先進的社會意識促進和加速社會的發展，落后的社會意識阻礙和延緩社會的發展。因此，只有通過德治思想幫助人們樹立正確的思想，充分發揮社會意識的能動作用，才能使人們用先進的思想去指導社會實踐活動，促進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

那么，什么是儒家德治思想的內在邏輯呢？為了使問題更加明晰和易于集中討論，本文在此把討論的范圍確定在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特別是以孔子、孟子、荀子為代表的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的內在邏輯。

一、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內在邏輯及其缺陷

任何一種有生命力的理論的產生，都是基于解決現實中某種問題的需要。孔、孟、荀生當春秋戰國之亂世，運用自己的學說幫助明君圣主結束各國紛爭、建立有序社會，是他們共同的目標，也是先秦儒家德治思想得以產生和發展的動因和基礎。這樣，便有了先秦儒家德治思想內在邏輯的一個最初的、也是最基本的元素：建立一個符合理想的社會。

孔子心目中的理想社會是一個類似周朝制度的社會：“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佾》）孟子心目中的理想社會是王治：“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仁義，頒白者不負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荀子心目中的理想社會可以稱之為“政教之極”：“臣下百吏至于庶人，莫不修己而后敢安正，誠能而后敢受職。百姓易俗，小人變心，奸怪之屬，莫不反愨。夫是之謂政教之極。”（《荀子·君道》）

從上可見，孔、孟、荀對理想社會的具體描述雖各有不同，但有一點是共同的，這就是社會有序，人民安居樂業，教化盛行，人人道德高尚。正是從這個角度，我們也可以把孔、孟、荀追求的理想社會稱之為道德社會。

那么，這種理想的道德社會如何才能成為現實呢？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內在邏輯由此往下推衍。對于這個問題，孔、孟、荀的共同回答是：實行德治！

一、以德治班管理理念概述

（一）實行以德治班的必要性

1.傳統教育暴露出的弊端要求以德治班。

傳統教育僅注重知識的傳授，忽略了所學知識與學生生活實際的結合，教學內容以課本為主，較為抽象難懂，德育教育成了空洞的理論教育，缺乏感染力和影響力，學生難以將所學知識轉化為自身行為。《中學德育大綱》強調國家利益、愛國主義教育等，不符合學生的年齡特征和心理發展，脫離學生實際，學生難以接受。傳統的教學活動以提高學生成績為目的，輕視了對學生的德育教育。而在進行德育教學時，教學方法陳舊單一，主要靠教師枯燥的講解，不能激發學生學習的興趣，不能發揮學生的積極主動性，因此，思想道德教育不能內化為學生的行為。

2.以德治班，順應時代的需要。

以德治班是素質教育的必要要求，素質教育的首要任務是教育學生成人，強調學生在德、智、體、美、勞方面全面發展，教育家林崇德指出：“德育教育為一切教育的根本和出發點，是教育工作的生命所在，德育工作是整個教育工作的基礎。”[2]因此，提高學生素質首先從德育教育入手。以德治國思想在班級管理中的體現就是以德治班，旨在培養學生愛祖國、愛人民，遵守社會道德。目前，我國德育教育不被重視，班級作為德育教育的主陣地，要順應時代的要求，加強德育管理，培養學生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