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許倩工作單位：北京市文聯

在傳統上，我們對內的宣傳工作強調思想的灌輸和一致性，在傳播內容單調乏味，不尊重受眾的意見。這種現象，在國際傳播上也照樣存在。我們的傳播內容往往與外國民眾的價值觀、話語方式不一致。在新媒體高度發展的今天，我們應當注意到新媒體傳播主體之間雙向互動、平等溝通的特性，“擺脫習慣以主觀片面的簡單灌輸的觀念和方式進行約束嚴、效應低的舊式‘外宣’窠臼,建立一種在廣泛交流和多元討論對話中達成協商和共識的新的國際傳播思維和模式。”轉變以單向灌輸為主的宣傳模式，最重要的是要做到與受眾之間的平等溝通。在國際傳播中，我們必須認識到國內外受眾的區別，注意到外國民眾沒有義務接受我們傳播。“要使我們的國際傳播貼近中國和世界發展的實際、貼近國外受眾對中國信息的需求、貼近國外受眾的思維習慣，從內容到形式都為國外受眾所喜聞樂見，并在盡可能大的程度上取得效果，必須研究和掌握國際傳播的特點、原則和規律。”與國外民眾的平等溝通體現在語言方式和傳播內容上，可以是使用外國民眾的流行語言或李煜，使用符合外國民眾情感傾向和語言風格，拉進與國內民眾的距離，淡化傳播的色彩，提高傳播的效果。

當前參與國際傳播的中央電視臺、新華社、中國國際廣播電臺等重要媒體機構幾乎不傳播與政府不同的聲音，官方色彩過于濃厚。這在導致外國受眾形成了其缺乏獨立性的印象，也直接影響了傳播的公信力。同時，這些傳播機構程式化、死板空洞的傳播語言，也引不起受眾的共鳴和參與。雖然我們作為一個亟待提高國際話語權的國家，在國際上準確、正面傳播統一的聲音非常重要，但是我們也應該注重在傳播技巧和策略上的轉變。特別是在新媒體時代，官方機構也可以非常活潑的參與傳播。以新浪微博平臺上在華機構的微博為例，他們“積極與國內網友互動”，甚至“嬌嗔調侃”化解各種棘手難題，通過“賣萌”建立了開放親和的形象。這種對官方色彩的淡化措施，有效降低了民眾天然對官方機構傳播內容的不信任感，拉近了與民眾的距離，提高了自身的親和力，值得我們在公共外交中大力借鑒。

目前，我們的傳播有著濃厚的官方色彩，內容上缺乏細節。同時在語言方式上還習慣使用攻擊性的語言，常常帶有明顯的政治傾向。但是我們也要注意到，當前世界上通用的傳播語言，已經脫離意識形態的色彩，往往被包裝在“公正”、“自由”、“民主”等價值標簽之下，并在此基礎上獲得一定的邏輯一致性。“軟性的、社會性、文化性的內容更多地被使用，解釋、說明與溝通成為基本的表達方式。”因此，我們要在國際傳播上取得效果，就必須尊重這種語言，從外國民眾尊重信奉的價值觀出發。另一個方面從傳播規律來看，受眾喜歡有著豐富細節的故事，而不是照本宣科的干癟文本。比如“德國對外政策中的核心原則之一,是向國外‘有學識的群體’講述其價值觀和準則的故事。”因此，“中國的公共外交必須有效組織自身的社會力量與西方社會在各個層面‘結網而漁’,學會用民眾的故事、民眾的語言和民眾的視角來詮釋自己,打動對方,影響輿論。”要讓外國民眾深入地了解中國，就不能簡單的把他們認識中國的內容標簽化、簡單化，就應該為他們提供有豐富細節的故事。在《人民日報》創辦60周年的講話上指出：“必須堅持以人為本，增強新聞報道的親和力、吸引力、感染力，堅持以人為本，是做好新聞宣傳工作的根本要求”，就是對尊重傳播規律的生動注解。

隨著博客、播客等新媒體的迅速發展，正在深刻地改變著人們獲取信息的方式，并且正在創造一種新的傳播環境和傳播理念。在國際上，各大重大媒體都在積極利用網絡平臺加強自身的影響力。特別是針對中國的新媒體平臺建設上，各個國際媒體也毫不落后。“2012年6月28日，美國紐約時報推出中文網。這是繼BBC中文網（1999年11月18日）、共同網（2001年）、華爾街日報（2002年1月）、金融時報（2006年）等國際重要媒體發行中文網刊之后，又一家美國主流媒體進入中文網上世界。”同時在我國的新浪微博平臺上，聯合國、美國駐華大使館、朝日新聞中文網等微博賬號也吸引了大批用戶的關注，形成了巨大的傳播能力。這些新媒體平臺具有和民眾直接溝通的能力，通過互動能夠輕易獲得民眾的認同。其中，聯合國新浪微博對秘書長潘基文2012年7月17日至19日對中國訪問的行程進行預告、直播、介紹，并邀請網友與潘基文開展“微訪談”就是一個經典的案例。我國加強媒體建設，必須積極利用新媒體平臺，加強傳統媒體與新媒體平臺的融合。在具體做法上，要加快媒體機構自身網站的建設，積極在國際上具有重大影響力的youtube、twitter、yelp等網站上建立官方賬號，并進行及時的更新維護，吸引用戶關注與互動。同時，由于這些網站對傳播內容缺乏審核沒有限制，容易對國內造成不良的影響，因此國內的民眾無法直接訪問。但是也由此造成了國內民眾和國外民眾的分隔，造成了在這些新媒體平臺陣地上無法看到國內民眾的聲音，不利于與國外民眾的溝通交流。我們應當對這種政策重新評估。

在新媒體環境下，每一個用戶都能夠產生、制作互聯網內容，他們既是信息的受眾，也是信息的傳播者。這種“受傳一體”的特征，直接要求我們在國際傳播過程中，必須尊重這一規律，讓民眾和民間機構參與國際傳播，提高傳播的實際效果。另一方面，隨著網絡使用程度的不斷提高，民眾本身也在逐步走向成熟，懂得了如何運用手中的話語權來擔起自己的社會責任。同時，由于官方機構和媒體是“代表國家或最高統治權力說話,它必須非常嚴謹和小心,由此極大地壓縮了話語空間”，而民眾和民間機構“可以更自主和多元地進行話語表達,而國家通常卻可以不必為此承擔責任,這種相對自由的表達同時也是國際傳播界接受的‘規則’或‘秩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更為獨特的作用。在公共外交領域，特別是在國際傳播中擴大民眾和民間機構的參與，需要經過積極的培育。“從網絡形象傳播對個體認知的影響過程來看，人們大都經歷了從旁觀者角色到表達意見、參與意見交流的傳播者角色轉換，并且后者對人們形象認知的形成往往起著決定性作用。”我國有著龐大的華人華僑群體、外國留學生群體，并且外國駐華機構、外資公司等數量也非常龐大。我們要積極通過這些與我國和國外民眾同時保持著聯系的群體，注重他們同時兼具的“受者”和“傳播者”的身份，積極向他們傳遞信息，并培育他們對外傳播，通過他們開展公共外交。

本文作者：劉冠楠陳鋼工作單位：東北師范大學

公共外交在國家對外戰略中的作用與功能

促進民間理解與國際認同，創設良好國際輿論環境公共外交可以促進民眾間的相互理解與信任，促進本國的價值觀念被他國民眾理解和認同，進而影響國際社會的輿論。誰能影響國際社會的輿論，誰就能在國際社會中居于支配地位，居于支配地位的國家就能夠對他國的對外政策施加影響，并使之朝著有利于實現本國國家利益的方向前進。“開展公共外交可以增進外部世界對中國的情況、政策和價值觀的理解，可以創造更加客觀友善的國際輿論環境，改善中國的國際形象。”［3］“它能突破政府對政府的僵化和民間對民間的軟弱，著眼于未來，通過溝通和交流贏得外國民眾的信任和承認，因而是提升一國國際形象的重要途徑。”［4］中國是否能和平崛起以及崛起的過程，一方面取決于我們自己，另一方面取決于國際社會對我們崛起以及崛起方式的接納程度，這種接納程度受國際輿論環境制約。樹立國際良好形象，提高國家威望一個國家良好的國際形象是各國的戰略目標和謀求國家利益的重要手段，它對國家的國際形象產生無形而強大的作用，使國際形象可以成為國家直接動用的資源，進而能夠維持和增進國家對外影響力和吸引力，“對于政府來說，只引導本國的公共輿論支持其外交政策時不夠的。它還必須贏得其他國家的公共輿論對其內外政策的支持。……現今國際舞臺上的權力之爭不僅是對軍事優勢的政治統治的爭奪，而且在特定的意義上是對人心的爭奪。這樣，國家的權力不僅依賴于外交的技巧和武裝力量地強大，而且依賴于它的政治哲學、政治體制和政治政策對其他國家的吸引力。”［5］這種強大的影響力就是國際威望，“在當今世界上，一個國家的國際威望和所處地位如何，在由傳統的經濟和軍事實力因素決定的同時，該國的知識潛力以及科學、教育和文化發展模式的吸引力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6］提供良好國際基礎，服務中國的和平崛起公共外交可以為中國的和平崛起提供良好的國際基礎。“英國《每日鏡報》的記者羅伯特•弗休在一篇文章中寫道:現在的中國意味著什么?富裕、強壯、性感，想想2008年奧運會開幕式我們就不寒而栗，開幕式免費發放的礦泉水的費用，就足夠讓英國政府破產。這樣的輿論在西方發達國家是有代表性的，顯然這種對中國的評價所造成的影響是恐懼、壓力和一種抵觸心理。”［7］中國崛起所引起的“霍布斯主義的恐懼”會帶來他國的誤解，因此為了消除這種恐懼，為中國的和平崛起創設良好的國際環境并樹立良好的國際形象，我們應加強公共外交，發揮公共外交相對于政治外交、經濟外交的獨特優勢，通過文化的交往讓他國了解中國的戰略選擇和政治理想，信任中國并喜愛中國。

公共外交視角下體育外交歷史任務及其確定的依據

體育外交的歷史任務:在政府監管下，以體育民間社團體與精英為中堅力量，以公眾為基礎，以體育文化交流與傳播為主要內容，以體育文化表現形式為載體，與國外公眾進行積極的交流、對話和溝通，使外國公眾了解自己的情況和政策，接受和支持雙邊關系，改善本國的體育形象和國際輿論環境，為實現國家對外戰略目標與體育戰略服務以維護國家利益。具體任務及確定依據如下。促進中國和平外交理念與和平崛起方式的國際理解與國際認同，減少“中國威脅論”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綜合國力增長迅速，中國的崛起已經是不可阻擋的歷史發展趨勢。一個大國綜合國力的增長與崛起，勢必會引起他國的恐慌，盡管崛起大國對他國并無傷害之意，但如果他國難以對大國崛起的方式產生理解與認同，就會對崛起理解為潛在的威脅。因為西方大國如葡萄牙、西班牙、荷蘭、法國、德國、英國以及亞洲的日本的崛起都是以戰爭和掠奪方式實現的。因此，為了減少他國這種認知上的誤解，體育外交理應做出自己的貢獻。因為體育外交較少受到政治與意識形態的制約，交流形式靈活，有助于不同國家尋求共同的目標和提供交流平臺，“如果行為體之間的共同期望使行為體具有高度的猜疑，使它們總是對對方做出最壞的估計，那么雙方就會形成相互感到威脅的關系，這就是所謂的‘安全困境’。相反，如果行為體之間的公有知識使得它們能夠建立高度道德相互信任，那么它們就會以和平的方式解決它們之間的問題，這就會形成所謂的‘安全共同體’。”［8］“通過與各國的多方對話來增加相互之間的認同感與親近感，以進一步打破各種隔閡與心理上的距離感、陌生感以及過分的防范與戒心，從而在較大程度上減輕安全困境的束縛。”［9］表達中國“和諧世界”的政治理想并獲國際認同，獲取良好的國際輿論環境中西方文化存在差異是客觀存在的，這在一定程度上為“中國威脅論”提供了產生可能與空間，因此中國構建和諧世界的政治理想要為世界所認知與認同，既要靠政策的宣傳，更要靠我們的實際行動，體育的交流就是最好的實際行動之一。因為相對于其他形式來說，體育交流更為直接，更為方便快捷，更易為人所接受。在體育外交中，展示不同國家、地區、民族的不同體育文化與體育形態，以此促進對不同體育文化多樣性的理解，充分認識到多樣性的文化與文明是人類文明進步的動力，讓世界人民充分認識到各種不同的體育文化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為人類文明的進步做出了自己的獨特的貢獻，在此基礎上理解各國不同文化基礎上形成的不同社會制度與社會發展模式不是國家和民族之間交流的障礙，各國應加強包括體育在內文化的交流與對話，以互相取長補短，共同維護各種文明與文化的多樣性，這本身就是中國倡導的“和諧世界”理念的重要體現。可以說，“和諧世界”的理念是中國和平外交戰略理念的升華，意向世界傳達一個負責任的崛起過程中大國的善意和意志，“中國是人文大國，中國人愛好和平，中國是可信賴的朋友，中國永遠不會謀求世界霸權，中國向往世界民主，向往世界民主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從而喚起人類長遠的、共有的價值和追求，給世界帶來和平的信仰，為我國贏得寬松的國際環境創造最廣泛的根基和最普遍的理解，取得世界的信賴。”［10］樹立明確的體育外交戰略目標，為加速邁進體育強國服務時下，作為體育組成部分的體育事業的國內發展和體育事業的國外發展都要統一于建設體育強國的戰略框架之中，并使二者協調發展，也就是說，我們要真正成為體育強國，一方面要使我們的實力真正達到體育強國的標準，另一方面要使我們的國際影響力和吸引力與體育強國的地位相符合，而要獲取這樣的國際影響力和吸引力，這就需要體育外交制定相應的戰略，具體來說，“深化與亞洲各國尤其是周邊國家的體育交流與合作，務實推進與歐美發達國家的互利合作，鞏固和發展與非洲和拉美國家的友好關系，為發展中國家提供力所能及的體育援助。繼續鞏固和加強與國際奧委會、亞奧理事會、國際單項體育組織等國際體育組織的友好合作關系，積極參與國際體育事務，增強我國在國際體育組織中的影響力和話語權，形成全方位、多渠道、寬領域的體育對外交往新格局。”［11］提高中國體育文化的影響力與吸引力，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做出貢獻體育的對外交往，是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在某種意義上講，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復興的就是中華民族的文化在世界范圍內的影響力和輻射力。體育文化，自然任重而道遠:第一，肩負對傳統文化發揚光大的任務;第二，肩負宣揚中國文化理想的重任。可以說，如何實現將“文化中國”的形象傳遞給世界是一個重大的問題。為掃除“中國威脅論”做出貢獻，不僅要看中國體育文化與世界體育文化交流的水平，更重要的是中國體育文化的內涵與品質以及國際社會的吸引力。加強與世界各國的聯系與交流，積極宣傳中國改革開放與體育事業發展的輝煌成績作為中國文化外交重要組成部分的體育對外交往，“不僅要展示給世人中國厚重的歷史與和諧的文化，更要展示一個現代的中國，一個變化的中國，一個開放的中國，一個與世界接軌的中國。”［12］

實現歷史任務的路徑選擇

摘要：法律外交即將依法治國理念貫徹于外交關系當中，將反腐敗國際合作等外交問題作為法律問題，依法處理外交事務，解決涉外糾紛。法律外交可分為政府外交和公共外交兩種模式，前者是國家外交活動的主渠道，后者以社會組織和公民為主，是前者的有益補充。中國及其他金磚國家在反腐敗領域開展了多種形式的合作，但由于實際國情與法律制度的差異，反腐敗國際合作面臨諸多難題。通過實施法律外交戰略，從政府外交和公共外交層面，建立金磚國家反腐敗國際合作的法治路徑與制度模式，促進實現全球反腐治理的法治化。

關鍵詞：反腐敗；金磚國家；法律外交；政府外交；公共外交

一、引言

當前腐敗犯罪向著跨國性、有組織、智能化的方向發展，跨國洗錢和轉移贓款、腐敗分子潛逃出境等問題突出。各國政府通過相互締結多邊公約及雙邊協定，在司法管轄、引渡、追逃追贓等方面開展反腐敗國際司法合作，反腐敗領域外交關系的法律性質凸顯。我國先后加入《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聯合國反腐敗公約》，同時與許多國家締結了引渡和刑事司法協助條約，簽署雙邊合作諒解備忘錄，積極參與包括聯合國、亞太經合組織、二十國集團和金磚國家在內的全球性和區域性反腐敗合作。同時，政府機構、社會組織及公眾積極開展涉及反腐敗合作的民間交流活動，參與主體范圍大大擴展，使得反腐敗國際合作兼具外交屬性和司法屬性。作為金磚國家（BRICS）的成員國，我國與巴西、俄羅斯、印度、南非都是重要的新興國家。近年，金磚國家攜手合作，先后達成《金磚國家銀行合作機制金融合作框架協議》《金磚國家經濟伙伴戰略》等協議，成立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形成以首腦峰會為核心，以部長級會議為支撐，以研討會、論壇等為輔助形式的國際合作機制，體現了開放、包容、合作、共贏精神。可以說這與我國倡導的“一帶一路”的共商、共建、共享理念是一致的①。“一帶一路”倡議為金磚國家的合作帶來了新路徑，兩者的協同發展有利于現行全球治理體系的“包容式改進”②。值得關注的是，我國于2017年6月起草審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法（草案）》第四十八條、第四十九條規定，監察委員會負責組織反腐敗國際條約的實施，統籌協調與其他國家、地區、國際組織開展反腐敗領域的合作與交流。然而，金磚國家各國經濟、社會制度及意識形態存在較大差異，國內腐敗問題也不容樂觀，這些因素都成為困擾和阻礙各成員國開展反腐敗國際合作的痼疾。在我國反腐敗國家立法和全球治理法治化的時代背景下，如何借助金磚國家合作機制和平臺共同懲治和預防腐敗，是擺在各成員國面前的重要課題。

二、法律外交與反腐敗國際合作問題

黨的報告指出，要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同時，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推動建設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所謂法律外交，就是指將法治理念貫徹于外交活動當中，將外交問題轉化為法律問題，按照法定程序處理外交事務、依法處理和解決外交糾紛及沖突③。具體包括傳統外交中的涉法活動，如司法協助、簽訂條約、國際訴訟，是以法律為內容、機制和媒介的外交活動等④。金磚國家在進行反腐敗國際合作時，會受到本國政治、經濟及社會發展等各種因素的制約。因此，將法律外交確立為一種反腐戰略，將國際反腐中的外交問題作為法律問題加以解決，應成為金磚國家反腐敗國際合作的重要路徑和發展方向。（一）法律外交的內涵、理念和模式。國家外交關系和全球治理的法治化，客觀上需要運用法治思維、法律程序和方法去溝通化解分歧和矛盾，使國家利益和外交主張更具有正當性與合法性，也更容易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可。從性質上看，法律外交就是將某些外交問題轉化為法律問題，用法律手段達到政治或外交目的，將外交問題法律化。作為一種新型外交理念，法律外交是將外交法治化的一種創新之舉⑤。中國政府一貫重視并踐行國際關系法治化，運用法律方式解決國家、區域、利益集團之間的矛盾，恪守《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積極參與國際立法，全面履行國際條約義務，嚴格按照國際法原則和規則辦事，通過積極開展法律外交來推動國際法治⑥。從主體和內容上看，法律外交包括政府外交和公共外交兩種模式。政府外交是指以國家各部門及領導人為主體，以法律為主要對象和內容，運用法律手段和體現法律因素的、官方的、正式的外交活動。各國政府和司法機關為應對反腐、反恐、環保等全球性問題，廣泛開展以形成國際司法合作相關制度、規則和機制為目的的外交活動，共同簽署專門性國際條約。在我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外交部及其他各部委的涉外職能部門代表國家處理雙邊和多邊法律外交事務，這屬于傳統外交的層面，基本上是國家對國家的官方外交活動。公共外交是指在政府主導下，民間團體、機構以及公民個人參與的對外法律交流活動，包括政府支持的新聞媒體、研究咨詢機構、法律院校主辦的國際法律研討會、法律從業人員的互訪與交流等。全球腐敗治理并非僅限于各國政府公共部門之間的官方合作，而是應當有民間社會、非政府組織和社區組織的廣泛支持和積極參與。正如有學者指出“范式的轉變，就是強調從由國家構成的范式向由多種行為體構成的范式轉變”⑦。相對于政府外交來說，公共外交屬于“柔性外交”，其主要特征就在于外交行為的公共性、民間性，“不僅體現在內容的公共性，而且體現在外交對象的公共性”⑧。從政府外交和公共外交的關系來看，政府外交是反腐敗法律外交的主渠道，公共外交作為前者的有益補充，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外交“巧實力”的作用，成為一個國家反腐敗法律外交整體格局的有機組成部分。一方面，反腐敗政府部門在開展官方外交活動的同時，必須反思如何在“廣場化”的公共領域尋求其反腐決策與施政的合法性，探索如何在公眾輿論的“廣場雜言”中接受監督和塑造公信力；另一方面，社會組織和公眾參與反腐法律外交活動并依法行使民主監督權利，也需要依靠法治思維和理性行動。實踐表明，要使官方機構和民間力量都能發揮自身應有的反腐外交的功效，須構建“官方主導、民間參與、行為規范、權益保障”的反腐法律外交有機平臺，實現政府外交與公共外交的對接協調，形成反腐法律外交的合力。（二）我國反腐敗領域法律外交的實踐。在反腐敗領域，我國一直都很重視通過多邊合作、雙邊合作以及公共外交活動開展國際合作。首先，在多邊合作方面，我國積極參與全球和區域反腐敗合作機制。如在追逃追贓方面，我國于2014年在亞太經合組織（APEC）《北京反腐敗宣言》中提出加強追逃追贓務實合作的“中國主張”；于2016年在二十國集團（G20）杭州峰會上通過了《反腐敗追逃追贓高級原則》和《2017—2018年反腐敗行動計劃》，并在華設立G20反腐敗追逃追贓研究中心⑨。據統計，2014年至2016年，我國追回外逃人員2442人，其中外逃國家工作人員397人，追回贓款85.42億元，“百名紅通人員”37人，近年新增外逃人數也呈明顯下降趨勢⑩。其次，在雙邊合作層面，我國已與近百個國家和地區建立反腐敗國際司法合作關系，對外締結引渡和刑事司法協助條約，積極開展司法領域的法律外交活動。如最高人民檢察院于2004年創立中國與東盟成員國總檢察長會議機制，2006年發起成立國際非政府司法組織《國際反貪局聯合會》，推動亞太經合組織第26屆部長級會議并審議通過《北京反腐敗宣言》，倡議舉辦上海合作組織總檢察長論壇等；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倡議舉辦金磚國家大法官論壇，通過并簽署了《三亞聲明》。再次，在公共外交方面，我國積極承辦和參加國際反腐敗會議，參與制定反腐敗文件；開展以法學教育和法律文化交流為內容的公共外交活動，媒體網絡、專業機構、社團組織、跨國公司等在反腐敗公共外交活動中都發揮著重要作用􀃊􀁉􀁓。如中國法學會近年與近百個國家和地區的組織和機構簽署了雙邊合作備忘錄，舉辦中非合作論壇-法律論壇、中國-亞歐法律論壇，中美、中澳、中德法律研討會等，在派團互訪、法學研究、學術研討、人才培訓、法律服務等方面開展了富有成效的對外交流與合作，在反腐敗公共外交中扮演著先行者的角色。

文化軟實力在中國對外交往進程中所受到的重視和發揮的作用伴隨著中國和平發展的外交思路，對中國積極融入國際社會產生了重要影響。一是豐富了外交內涵。文化軟實力外交理念的貫徹，不僅豐富了中國外交的內涵，而且扭轉了外交發展不平衡的態勢，形成了經濟和文化外交兩翼齊飛的外交格局，從而擴展了中國外交的發展空間和回旋余地。二是提高了外交的功效。通過開展文化外交，不僅極大地降低了中國經濟、政治外交由于過于倚重“硬實力”的高強制性而帶來的高成本和高風險，同時，文化外交還以其潛移默化的無形的滲透力量，增加了國際社會對中國文化的價值認同，進而改變了中國文化輸出的被動落后局面，取得了運用硬實力無法實現的文化效果和外交作用。

一、如何發揮文化軟實力在實現中國外交夢想中的作用

1.增強對外話語議題的設置能力，把握話語導向。

（1）設計好話語議題。在經濟方面，主張提高發展中國家對世界經濟議題的話語權，按照國家在世界經濟總量中的權重和對世界經濟發展的貢獻率來劃分其話語份額。在政治安全方面，謀求提高金磚國家合作組織等由發展中國家組成的旨在維護地區與世界和平、發展的多邊機制在國際舞臺上的話語權。在文化方面，在抵御西方道貌岸然的“民主、自由、和平”思想入侵的同時，以實際行動向國際社會宣揚和證實中國堅持獨立自主、和平、合作、和諧的外交政策。

（2）把握好話語導向。加強中國外交思想和政策的對外宣傳工作，及時準確地表明中國對國際事務的主張，積極開展國際輿論斗爭，著力維護國家利益和形象。指出，面對“中國責任論”、“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我們要廣泛深入地宣傳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的戰略思想，引導國際社會正確認識和對待中國的發展。

2.探索從被動應對走向主動作為的中國公共外交路徑。

當兩國政治關系處于低潮階段，兩國之間的政治與經濟交流中斷，體育賽事往往能夠成為打破僵局的利器。相比嚴肅刻板的政治活動，體育賽事具有非官方性、輕松靈活性、親和力強等特點，卻能解決一些國際社會問題。過去的十年，朝鮮不間斷進行核試驗，各方會談也是反反復復重啟多次，2017年之際朝鮮多次進行導彈試驗，韓國則安置美國薩德系統以應對，雙邊關系處于僵局階段;但2018年年初朝鮮領導人高調宣布有意派代表團參加韓國平昌冬奧會，隨后幾日雙方恢復高級別的會談，商討朝鮮參加平昌冬奧會的事宜;屆時雙邊緊張多年的僵局又一次打破，朝鮮半島的緊張局勢得到緩解，這是朝鮮成功核試驗之后以一種自信的政治姿態主動對韓體育外交政治外交，以體育外交為契機朝韓兩國關系將會進入新一輪的緩和與對話階段。在國際歷史上很多國家通過體育外交完成雙邊關系的政治外交破冰，改善雙邊關系。1954年印巴“板球外交”為雙方恢復對話、降低雙邊緊張局勢提供契機;1971年中美“乒乓球”外交開啟新中國與美國的外交巨輪，極具劃時代的意義;2008年土耳其與亞美尼亞“足球外交”對消除雙方長達一世紀的恩怨消除起著不可磨滅的推動作用。國內學者郝雅燁子在《體育外交在解決國際爭端中的輔助作用研究》一文分析了和平時期運用體育外交輔助解決國際性矛盾的可行性，研究顯示體育外交有助于緩解國際爭端的氛圍，對于解決國際矛盾起著一定的輔助作用;本文認為該文客觀分析了體育外交的意義所在，體育外交在國際事務中起著“藥引”的作用，完全寄希望體育外交是不成熟的政治行為表現。新時期總書記再報告中指出:新時期是我國日益走向世界舞臺中央的重要時期、也是中國為世界做更大貢獻的時期，因此如何通過體育外交這柔性“潤滑劑”助力中國政治、經濟、文化、體育快速發展是具有重要的意義的;本文認為新時期體育外交更多的是主動出擊，柔性與靈活的表達政治態度，以體育外交為窗口在國際制造輿論宣傳、宣揚包括中國體育文化在內的中國文化，是展示中國大國責任、提升中國人道主義號召力的重要途徑之一，也是構建新時期構建體育強國的重要舉措之一;當然不排除謀求尋找合適的契機采用體育外交解決諸如當下美國挑起的對中國的貿易戰等相對棘手的時政問題［1］。

1新時期中國大國外交思維

中共之際總書記在一次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主義思想確立為我黨必須長期堅持的執政思想，為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事業的建設提供思想指南。政治外交、體育外交也是屬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范疇，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下，我國外交工作的新型大國外交理論體系也基本成型。客觀判斷國際環境，順勢為之;就中國目前發展來看，解決中國安全合作短板，多角度在全球擴大影響力，提升國際事務的話語權是中國外交任務重點和難點所在。明確目標，內外聯動效應趨于明顯;報告指出，新時期中國要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系，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通過兩個構建，實現中國與國際實現共贏的局面，促進中國夢與世界夢的聯通。新時代新型外交理念更加靈活，不拘一格，與世界呈現共振性，協調性、互惠性;共振性、協調性，表明中國在外交過程中不尋求單方面的利益，而是要實現榮辱與共。由此可以看出，新時代中國外交政策主要是向世界表達出中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以不拘一格的靈活政策實現中國與世界的共贏，傳揚中國幾千年的優秀文化。中國體育外交屬于中國外交的范疇，遵循中國外交宏觀目標是必然［2］。

2體育外交表達國際政治關系、展示政治態度

體育外交可以作為國家之間表達政治態度的一種工具，主要是分為友好和抵制兩種不同的政治態度。國際歷史中，以體育外交表達政治態度的案例不在少數;1948年法西斯戰敗國拒絕參加倫敦奧運會，1956年新中國因奧委會邀請臺灣以“中華民國”的名義參加而拒絕參加本屆奧運會。2014年，國家主席應俄羅斯聯邦總統普京邀請于2月6日至8日參加索契冬奧會的開幕式，但開幕式之前俄羅斯傳來出現恐怖襲擊的報道。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俄羅斯是否能夠安全舉行索契冬奧會持懷疑態度，相比西方國家對待此次冬奧會的冷遇，中國國家主席應邀參加索契冬奧會對俄羅斯可謂是雪中送炭，表達對普京、俄羅斯強有力的支持。值得令人深思的是，參加俄羅斯索契冬奧會，是國家主席執政新年之初首次外出訪問的國家，也是他首次出席境外國際大型體育賽事。兩個第一次，直接明了地向普京和俄羅斯表達出中方對中俄關系、對索契冬奧會的重視，顯示出中國和俄羅斯在重大國際關系如“反恐”問題上意見的高度契合，也顯示著中俄兩國追求世界和平的決心［3］。在索契冬奧會上中俄兩國國家元首對國際重大問題表達出獨立與共識的意見，兩國元首共同與參加敘利亞化學武器海運聯合護航的中俄軍艦艦長視頻通話，展示中俄兩國為維護國際和地區安全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彰顯中俄雙方今后就重大國際問題繼續磋商與合作，共同維護世界及地區和平、安全、穩定的決心。冬奧會期間，兩國元首達成一致意見:2015年共同舉辦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暨中國抗日戰爭勝利七十周年活動。這完全符合新時期中國外交政策理念，和平是時代主體，既符合中國的利益也符合俄羅斯的利益，更符合全世界熱愛和平人群的利益。國家主席應邀參加索契冬奧會一行，體現著新時期中國外交的務實性、靈活性，也體現著中國外交的獨立自主性、不人云亦云的外交路線。一場成功的體育外交，加深主席與俄羅斯總統普京之間的友誼、加強兩國民族之間的情感，深化兩國之間的雙邊共贏的合作伙伴關系。

3體育外交助力中國體育文化

【內容摘要】全球化是客觀的、多維的歷史發展進程，是同一化與多樣化的統一。當代全球化對外交的影響是巨大的，它推動了外交主體、外交議題、外交方式的革命。

【關鍵詞】全球化主權碎片化外交議題擴展公共外交多邊外交

Abstract:Globalizationisaobjectivelyandmultidimensionallyhistoricalcourse,andalsoaidenticalanddiversifiedunion.Contemporaryglobalizationisprofoundtodiplomacy,whichpromotestherevolutionofdiplomaticbody,diplomaticsubjectanddiplomaticmode.

KeyWords:Globalization;Fragmentizedsovereignty;Expansionofdiplomaticsubject;Publicdiplomacy;Multilateraldiplomacy

全球化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時髦用語”（buzzword）。但是，全球化的許多基本問題都處在巨大的爭議之中而難以達成共識，譬如全球化究竟是一種實際狀態，還是一種意識形態或目標，全球化究竟始于何時，全球化是單維的還是多維的，全球化是西方化、美國化嗎？全球化是同質化還是異質化？正如羅伯特•基歐漢所言，全球化這一說法意在表明，人們普遍認識到世界政治的性質正在發生變化，當然，這種模糊的說法也意味著，人們對這一變化的理解還是膚淺的。所以，我們首先應該對全球化發展的趨勢和特點作一理解和把握。

一、當代全球化發展的客觀趨勢

2002年開始，美國重要非營利研究機構“藝術文化中心”開展了“藝術、文化與國家對策”的重大項目的研究。該項目著重研究美國國家在藝術及文化決策方面面臨的重大難題。

《美國政府的文化外交》是其向美國政府提交的研究成果的一部分，是一項階段性的研究成果。該中心為一家獨立的智囊機構，致力擴展和加深國家對文化的理解。中心董事會由詹姆斯•艾倫•史密斯任主席，基吉•布來伏德任執行主席，成員包括霍普金斯大學、魯特吉爾大學、德克薩斯大學等學校和研究機構的教授或學者，受羅伯特斯特林克拉克基金會、納坦卡明斯基金會等數家基金會的贊助。《美國政府的文化外交》項目由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彌爾頓•C•卡明斯博士主筆，前不久（2003年）剛剛完成。該項目對美國70余年來的文化外交進行了較深入的研究，并簡要地總結了美國政府文化外交的深層模式或發展趨勢，筆者對此做一些簡要的介紹，相信對于我國文化發展與文化體制改革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二戰后美國文化外交的基本情況

二戰結束，冷戰相繼而至，美國政府開始了新一輪的教育和文化斡旋。在由美國人占領的前納粹德國地區，美國著手實施了大量的教育和文化計劃，對德國人進行民主制度方面的改造教育。教育和文化交流是這一廣泛的教育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從1945年到1954年，有12，000多德國人和2，000多美國人參與了美國政府在兩國間發起的交流活動。1945年8月份太平洋地區的戰事結束，其后美國占領日本并推行了類似計劃。

1945年，杜魯門總統將兩個戰時機構??戰爭新聞辦公室和美洲事務協調辦公室的國際新聞職能轉交至國務院行使。它們的職能與文化關系司的職能合并，形成了國際新聞和文化事務辦事處。一年后，這一機構被重新命名為國際新聞和教育交流辦事處。這個辦事處負責向助理國務卿匯報公共事務。在接下來的幾年里，負責管理美國文化外交事務的政府機構發生了更多的變動和重組。

1946年，美國開始實施一項也許是美國歷史上最著名的教育和文化交流計劃。阿肯色州的參議員J•廉•布萊特，曾作為一名領羅氏獎學金的研究生，通過非政府獎學金計劃的資助在英格蘭學習。他發起和協助通過了79-584號公共法案——富布萊特法案。根據這個法案，美國國務院有權與外國政府簽訂行政協議，而且可以利用通過銷售美國作戰剩余物資所得的外國貨幣為學院和文化交流活動提供經費。后來，美國聯邦政府每年都提供年度撥款，用以維持和繼續這項開始被稱作富布萊特法案基金的計劃。1996年，在富布萊特法案實施達50周年之際，美國國家人文中心建立了一個由學者和商界人士組成的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由私人贊助，對富布萊特法案基金進行了評估。該委員會注意到，從1946年至1996年，約有250，000人次受益于富布萊特獎學金。委員會還申明了一個文化交流計劃的潛在原理，它為富布萊特法案基金的支持者們一再推進：

[摘要]核心素養是全新教育理念中重點提倡的目標，對于高中政治教學而言，培養學生的理性認知能力、基本法治意識、政治歸宿感以及公共參與能力等是重要的教學任務。其中公共參與肩負著實踐落實的重任。本文結合高中政治教學的相應內容，集中探討高中生公共參與與核心素養在政治教學中的滲透策略。

[關鍵詞]高中政治;公共參與;核心素養;策略

任何一種知識傳授活動，其目的都是為了培養學生的基本核心素養，以此來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高中政治課針對現階段的社會發展需求以及青少年群體的特性，從政治認同、法治意識、理性精神以及公共參與性幾方面進行核心素養能力的提升。但是這些提升，最終都需要落實到公共參與的范疇中，才能從根本上培養和提升高中生的核心素養能力。

一、公共參與素養的概述

公共參與素養是指公民主動有序參與社會公共事務管理，承擔公共責任，維護社會公共利益，踐行社會公共精神的一種意愿和能力。它包含兩方面的內容，即公民參與公共事務的意識和基本能力。高中生的公共參與素養能力不是天生的，而是需要在不斷的政治學習中積累和培養出來的一種對知識、精神、能力的整合和升華。

二、在高中政治課堂教學中培育學生公共參與素養的基本策略

文化是每一國家民族的重要資源，當今世界各國對自身的文化資源也越來越重視。2001年美國“藝術、文化與國家對策”項目研究報告認為，“美國文化是美國智慧和創造精神積聚而成的一種資本。這種特殊的資本既是人類成就和歷史的寶藏，也是人類創造力和創新精神的源泉。美國文化資本在當今全球知識性經濟社會中，作為一種關鍵性社會資源，對于美國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在尋求保存各自的民族特性和達成相互了解的過程中，正日益顯現其重要性。”了解美國當前文化政策的變革，對于我國當前文化體制改革與文化產業的發展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當今世界，技術領域的變革和全球性經濟的發展，迫使我們重新認識創造精神和文化遺產的重要性。全球不少國家，包括美國本土的許多州縣、市鎮都已經開始把“文化經濟”視為國民經濟的一個新的部類。一些地方已開始研究“創意群體（創造性群體）”“創造性社團”“創造性勞動人群”對國民經濟增長、帶動就業、增加出口做出的重大貢獻。

文化在經濟中的作用是實質性的。在美國，所謂的版權經濟，包括電影，錄像，音樂，出版，軟件諸行業一年就創造4500億財政收入，幾近全部GDP的百分之五，為上述行業貢獻了790億的銷售額。據估計，上述行業吸納760萬人就業，這個數字每年還在以遠遠超過其他行業的速度在增長。從屬版權經濟的文化部門，就占到了美國GDP的2.5%。

人們對創造性的日益關注，是對在信息經濟時代創新步伐日益加快的回應。文化作為一種資本已經在新經濟中創造財富并在急劇變化的時期滿足著人們的各種需要。美國聯邦儲蓄主席格林斯潘提醒說：近幾十年是思想激發了國際貿易增長的浪潮，同樣還是思想促進了生產力和國民財富的躍升。他說，我們目睹了一場“思想——新的洞見——替代物質材料和純人力的投入”。美國的許多州及地方政府都體會到體現在藝術活力和文化遺產中的思想是如何變成明顯的經濟財富。人們注意到文化作為一種社會財富，具有改善個人生活質量，增進社會凝聚力的重要意義。

從經濟角度看文化，創造精神和文化遺產成了我們在新經濟活動中立于不敗之地的關鍵。從社會角度看文化，文化就成了維系社會并幫助人們適應變化的資本。在兩種情形中，我們都有必要重新思考影響文化領域的公共決策。

從政策工具上看，美國聯邦中央政府在文化領域所使用的決策機制，多數情形下，間接鼓勵并保護了自由競爭市場，以及知識產權以及公眾對知識產權的興趣。在非營利領域，稅賦減免的相關辦法促進了民間的慈善傳統。根據最樂觀的估計，各種各樣的私人捐贈團體，基金會及公司1999年一年當中就為藝術，文化和人文學科慷慨解囊高達100億美元。近年來每年向聯邦文化機構--如史密斯學會，國會圖書館，公共廣播公司，國家藝術促進及人文學科基金會，等的直接撥款，總值近200億美元。

一、政府公共管理的基本內容及相關研究述評

政府公共管理是政府部門為履行公共管理職能，通過計劃、組織、指揮、控制、協調等功能環節，實現公共管理目標，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一種社會活動。市場經濟條件下，現代政府的最基本職能是為社會公眾提供有效的法制環境、政策環境、社會環境、生態環境、制度保障等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滿足社會公眾的公共需要①。新公共管理理論強調政府公共管理要實現政府定位從統治型和管理型向服務型轉變;在新時期的治理活動中，公共管理活動要以公共利益代表者的面貌出現，積極服務于社會、服務于公眾。伴隨著西方公共管理理論的發展，政府公共管理一直是研究熱點。SPENCERZ(1999)主要研究維多利亞時代的政府公共管理改革，探討了政府問責制與民主政治改革對于公共管理的影響，認為政府公共管理應更加多元化，并將民主管理概念化、具體化②。國內學者主要結合國家發展需求，在明晰現代政府公共管理的基本職能與特點基礎上③分析公共服務的市場化管理④，公共管理與和諧社會構建的關系⑤以及新媒體時代下的公共管理⑥等問題，并探討新公共管理理論下的管理模式創新⑦。對于西方公共管理借鑒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共管理的具體職能，如對于財政管理體制，公共服務體系等方面的經驗借鑒⑧⑨，并分別總結了相應領域的可借鑒內容。而公共管理作為完整的系統，需要統而觀之，僅針對特定領域的問題探討能夠更為精準地把握可借鑒內容，但往往容易忽略經驗借鑒的政策條件和環境條件可行性問題。譚爽，胡象明(2010)認為我國在對西方公共管理進行理論引入和實踐過程中存在缺乏對理論適用性的深入思考，本土化研究尚存不足以及延續性有待進一步加強等方面的不足，影響了管理政策和措施的成效⑩。本文旨在通過對澳洲政府在權力監督，公務人員管理，社會保障以及外交策略等公共管理宏觀環境和根本制度方面進行經驗總結，并結合我國國情進行選擇性借鑒，以期為提高我國公共管理水平提供決策參考。

二、澳洲政府公共管理的實踐經驗

(一)在國家治理上，注重權力制衡

澳大利亞為聯邦制國家，實行三權分立。聯邦憲法規定了聯邦、州和市三級政府的職能，一級政府對應一級財政，每級政府的財權和事權劃分清晰。聯邦政府的事權主要包括國防、國際貿易、外交、社會保障、移民、貨幣管理、大學教育和郵政服務等，并擁有關稅、消費稅等部分稅權瑏瑡。州政府主要處理教育、衛生、交通、環境等事務。地方政府主要是提供市政建設方面的服務，包括地方道路、供水、鄉鎮規劃、垃圾處理等。各級政府職責明確，并且各州的事情由自己來決定，有較大的自主權。澳大利亞聯邦議會也叫做國會(Parliament)，由眾議院和參議院組成，負責立法工作。這一屆眾議院有156名議員，每個人數相等的選區都有1個席位名額，參議院有76名議員，6個州每州12名，兩個領地各2名，任期3年瑏瑢。澳大利亞政府由眾議院多數黨或黨派聯盟組成，每屆政府任期3年，擁有行政權，內閣是政府的最高決策機關，由30名部長組成，最高行政領導人是總理。澳大利亞高等法院(HighCourtofAustralia)是澳大利亞的最高司法機構，對其他各級法院具有上訴管轄權，并對涉及憲法解釋的案件做出決定，由1名首法官和6名大法官組成瑏瑣。各州設最高法院、區法院和地方法院。在澳洲政府權力運作中，審計部長需要定期向國會報告各部門財政預算執行情況，并接受議員的質詢，從而實現對公共權力的有效監督。除此之外，為約束治理權力，澳大利亞政府還設置獨立的反貪污委員會作為監督機構，該部門雖沒有司法權但有調查權，可以啟用私人方式進行調查，調查情況直接向國會報告，如證據確鑿，可以直接移交司法部門處理。政府還設置信用委員會，主要是接受對政府部門不作為和亂作為的投訴，也是直接向國會負責，獨立開展工作，而不受其他部門的干擾。近代以來西方法治的發展一再強調權力制衡的重要性，認為不受約束的權力必然導致腐敗。權力監督早在封建專制社會就已經形成和發展，但監督權本身也是一種權力，也需要受到監督。因而，從邏輯上說，權力監督中的權力是一種外在的權力，容易使權力陷入監督無限累加的怪圈，傳統監督制度永遠不能從根本上克服腐敗的根源。近代法治產生后，以權力制衡為核心的法治原則替代權力監督。澳洲政府各個政體要素相混合，相互牽制部門權力，防止權力過分集中，一定程度上防止腐敗現象的發生。

(二)在公務員管理上，注重制度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