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完全競爭、產業組織

美國經濟學家多恩•布什和克魯格曼等從市場的不完全競爭和產業組織的角度來解釋匯率的不完全傳遞。他們認為傳統的匯率傳遞理論以世界市場是完全競爭的，即進出口廠商是價格的接受者，而不是制定者為前提，當匯率發生波動，則會引起進出口商品價格的同等波動。然而在現實世界中，世界市場大多數情況下是不完全競爭的，大部分貿易產品是差異性產品。即便是同類產品，其特色、品牌等產品的差異性也會給進出口商一定的壟斷權利，從而成為定價者。因此，當貨幣貶值時，國外出口商并不立刻調整其出口產品的價格，而是根據市場上產品需求價格彈性來制定不同的價格。

產業組織因素也會影響匯率的傳遞，這些因素包括：市場集中程度、產品的同質性和替代程度等。一般來說，市場集中程度越高，廠商的壟斷勢力就越強，匯率的傳遞系數就越低。產品越具有相似性，產品的可替代程度就越高，廠商的壟斷力量越小，匯率的傳遞系數就越大。

二、沉淀成本

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格曼從供給的角度分析了匯率不完全傳遞的原因，建立了沉淀成本模型，該模型認為，“出口商為了開拓國外市場，必須將一部分資源用于使產品適應外國市場，開發市場，建立銷售網絡，通常還要針對外國人的需求開發生產能力”，這部分資源一旦投入，便在一段時間內沉淀下來成為沉淀成本，因為廠商不能輕而易舉地廉價出售他的資產，不管是無形資產抑或是有形資產。由于沉淀成本的不可逆轉性，使得貿易對匯率的變動相當不敏感，只要其產品的價格能彌補可變成本，廠商仍然會向該市場出售產品而不會輕易退出。

從動態角度來看，當存在沉淀成本時，廠商會對未來利潤的貼現值與當前的利潤進行比較然后做出決策。同時，在一個不穩定的環境中，廠商不愿對匯率做出反應，但一旦廠商最終做出反應后，他們也不愿輕易改變決策。這就導致“回滯”現象的發生，即如果匯率變動幅度很大，即使是暫時的，也會對進口價格產生持久的效應。

摘要：通過構建不完全競爭市場下的中國匯率傳遞的理論分析框架，探索人民幣匯率傳遞對中國出口商品的價格差異產生的影響。選取1996年10月至2009年4月作為樣本區間，通過VAR模型對傳遞效應的分析，發現勞動密集型商品的出口價格受人民幣匯率升值產生的負面影響要大于資本密集型商品，本幣升值客觀上促進了出口商品結構的調整。實證分析結果表明：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出口商品的價格存在不完全傳遞，傳遞程度的差異對我國出口商品和相關產業的結構調整具有促進作用。

關鍵詞：匯率傳遞效應；出口價格；結構調整

一國經濟在開放環境下發展，本幣匯率作為重要的價格變量，其變動會通過對進出口貿易品相對價格的影響而作用于該國內部經濟，對內外部經濟均衡加以調節。自2005年7月人民幣匯率改革以來，人民幣幣值累計升值幅度巨大，對我國出口產品的價格產生了重大影響。我國出口產品相對價格的提升對我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產生了不利影響。到底出口企業會在多大程度上將匯率變動的影響反映到貿易品價格上，這需要用出口商品的匯率傳遞彈性來衡量。不同類型商品的出口價格匯率彈性存在差異，研究行業特性與傳遞彈性大小的關系，對研究人民幣升值背景下我國產業競爭力變化和產業結構調整有著重要意義。

一、匯率傳遞的結構調整效應：理論分析

一般來講，匯率傳遞是指由匯率變動所導致的其他一系列相關經濟變量變動的過程。單純就出口貿易品而言，匯率完全傳遞是指名義匯率升值(貶值)會導致出口產品相對價格同比例上升(下降)，匯率的變動1:1地反映到商品的價格中去。而匯率傳遞彈性則被定義為本國出口商品的進口國市場貨幣價格變動與匯率變動的比率㈣。

我們首先建立簡單的分析框架來進行理論闡述，首先設置三個前提條件：(1)存在兩國經濟體，c為出口國，A為進口國，C出口的產品分別為x和Y，兩種產品的價格需求彈性不同，X產品富于需求彈性，這意味著當產品價格上升時，居民對X產品的需求將會以一個更大的比例下降。而當價格下降時，需求也會有更大比例的上升。Y產品缺乏需求彈性，說明價格變動對Y產品的需求影響有限。假設影響產品價格需求彈性的其他因素(如居民的偏好結構等)不變，意味著價格變動是影響需求的惟一變量。(2)C國勞動要素豐富，勞動供給富有彈性。C國同時生產兩種產品，但國內市場資源配置側重于Y產業，c國在國際分工中的優勢產品是Y。(3)C國與A國短期內貨幣供給量保持不變。

1、不完全競爭、產業組織

完全的匯率傳遞是以世界市場的完全竟爭為前提，而現實中大多數產品市場不完全競爭市場，美國經濟學家多恩布什和克魯格曼等從市場的不完全競爭以及產業組織角度來分析解釋匯率的不完全傳遞問題。

他們認為傳統的匯率傳遞理論是以世界市場是完全競爭市場為前提的，即進出口廠商是貿易產品進出口價格的接受者，無法左右進出口價格，在這種前提下，當匯率變動時則會引起進出口商品價格的同等變動。然而事實上，世界市場是不完全競爭的，在不完全競爭市場，大部分產品是差別產品，出口商有決定價格和產量的權力。在升值的情況下，出口商一般會通過降低成本等方式來抑制因貨幣升值而造成的價格上漲壓力，從而導致不完全匯率傳遞。通常，市場集中程度越高、進口商品用國內貨幣標價的范圍越大，匯率的傳遞系數越低;而產品的同質和替代程度提高、國外廠商相對于國內競爭者的市場份額擴大，匯率的傳遞系數就越高。

多恩布什認為一些產業組織因素也會影響匯率的傳遞，這些因素包括:市場集中程度、產品的同質性和替代程度等。一般說來，市場集中程度越高，廠商的壟斷勢力也越強，所以匯率的傳遞系數就越低:產品越具相似性，產品間的替代程度越強，則廠商的壟斷勢力越小，匯率的傳遞系數就越大。

2、沉淀成本

美國經濟學家迪克希特和克魯格曼從供給角度分析了匯率傳遞不完全的原因，他們同時也建立了匯率傳遞的沉淀成本模型[’61。該模型的思想是:在產品存在差異的情況的情形下，出口廠商不僅要為消費者提供高質量的產品和確定合理的價格，還必須投入一部分資源用于開發市場，建立分銷網絡，針對外國人的需求進行研發以使產品適應外國市場等。這些投入成本是為進入外國市場而支出的，然而這些成本一旦支出就可以被看作沉淀了，因為廠商不能輕而易舉地廉價出售它的資產，無論是無形資產還是有形資產。由于沉淀成本的不可逆轉性，以只有當廠商預期能夠彌補沉淀成本時，他才會進入一個市場，一旦成本己經沉淀，即使廠商只能彌補可變成本，它也仍然會留在市場中不會退出。

1、不完全競爭、產業組織

完全的匯率傳遞是以世界市場的完全竟爭為前提，而現實中大多數產品市場不完全競爭市場，美國經濟學家多恩布什和克魯格曼等從市場的不完全競爭以及產業組織角度來分析解釋匯率的不完全傳遞問題。

他們認為傳統的匯率傳遞理論是以世界市場是完全競爭市場為前提的，即進出口廠商是貿易產品進出口價格的接受者，無法左右進出口價格，在這種前提下，當匯率變動時則會引起進出口商品價格的同等變動。然而事實上，世界市場是不完全競爭的，在不完全競爭市場，大部分產品是差別產品，出口商有決定價格和產量的權力。在升值的情況下，出口商一般會通過降低成本等方式來抑制因貨幣升值而造成的價格上漲壓力，從而導致不完全匯率傳遞。通常，市場集中程度越高、進口商品用國內貨幣標價的范圍越大，匯率的傳遞系數越低;而產品的同質和替代程度提高、國外廠商相對于國內競爭者的市場份額擴大，匯率的傳遞系數就越高。

多恩布什認為一些產業組織因素也會影響匯率的傳遞，這些因素包括:市場集中程度、產品的同質性和替代程度等。一般說來，市場集中程度越高，廠商的壟斷勢力也越強，所以匯率的傳遞系數就越低:產品越具相似性，產品間的替代程度越強，則廠商的壟斷勢力越小，匯率的傳遞系數就越大。

2、沉淀成本

美國經濟學家迪克希特和克魯格曼從供給角度分析了匯率傳遞不完全的原因，他們同時也建立了匯率傳遞的沉淀成本模型[’61。該模型的思想是:在產品存在差異的情況的情形下，出口廠商不僅要為消費者提供高質量的產品和確定合理的價格，還必須投入一部分資源用于開發市場，建立分銷網絡，針對外國人的需求進行研發以使產品適應外國市場等。這些投入成本是為進入外國市場而支出的，然而這些成本一旦支出就可以被看作沉淀了，因為廠商不能輕而易舉地廉價出售它的資產，無論是無形資產還是有形資產。由于沉淀成本的不可逆轉性，以只有當廠商預期能夠彌補沉淀成本時，他才會進入一個市場，一旦成本己經沉淀，即使廠商只能彌補可變成本，它也仍然會留在市場中不會退出。

1、不完全競爭、產業組織

完全的匯率傳遞是以世界市場的完全竟爭為前提，而現實中大多數產品市場不完全競爭市場，美國經濟學家多恩布什和克魯格曼等從市場的不完全競爭以及產業組織角度來分析解釋匯率的不完全傳遞問題。

他們認為傳統的匯率傳遞理論是以世界市場是完全競爭市場為前提的，即進出口廠商是貿易產品進出口價格的接受者，無法左右進出口價格，在這種前提下，當匯率變動時則會引起進出口商品價格的同等變動。然而事實上，世界市場是不完全競爭的，在不完全競爭市場，大部分產品是差別產品，出口商有決定價格和產量的權力。在升值的情況下，出口商一般會通過降低成本等方式來抑制因貨幣升值而造成的價格上漲壓力，從而導致不完全匯率傳遞。通常，市場集中程度越高、進口商品用國內貨幣標價的范圍越大，匯率的傳遞系數越低;而產品的同質和替代程度提高、國外廠商相對于國內競爭者的市場份額擴大，匯率的傳遞系數就越高。

多恩布什認為一些產業組織因素也會影響匯率的傳遞，這些因素包括:市場集中程度、產品的同質性和替代程度等。一般說來，市場集中程度越高，廠商的壟斷勢力也越強，所以匯率的傳遞系數就越低:產品越具相似性，產品間的替代程度越強，則廠商的壟斷勢力越小，匯率的傳遞系數就越大。

2、沉淀成本

美國經濟學家迪克希特和克魯格曼從供給角度分析了匯率傳遞不完全的原因，他們同時也建立了匯率傳遞的沉淀成本模型[’61。該模型的思想是:在產品存在差異的情況的情形下，出口廠商不僅要為消費者提供高質量的產品和確定合理的價格，還必須投入一部分資源用于開發市場，建立分銷網絡，針對外國人的需求進行研發以使產品適應外國市場等。這些投入成本是為進入外國市場而支出的，然而這些成本一旦支出就可以被看作沉淀了，因為廠商不能輕而易舉地廉價出售它的資產，無論是無形資產還是有形資產。由于沉淀成本的不可逆轉性，以只有當廠商預期能夠彌補沉淀成本時，他才會進入一個市場，一旦成本己經沉淀，即使廠商只能彌補可變成本，它也仍然會留在市場中不會退出。

摘要：伴隨著市場經濟的全面發展和進步，金融產業要想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目標，就要從市場效益角度出發，夯實管理要素的基礎上，確保能依托市場基本規律特點進行市場改革和貿易結構管控，從而保證經濟運行的實效性。本文簡要分析了匯率傳遞的內涵，并基于匯率傳遞的角度集中討論了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進出口的影響，僅供參考。

關鍵詞：人民幣匯率；匯率變動；進出口；影響；匯率傳遞

一、匯率傳遞的內涵

所謂匯率傳遞，主要指的就是國家貨幣的名義匯率在出現變動后，就會對國家內部進出口商品的基本價格以及總體物價水平產生對應的影響。基于此，全球范圍內都對本國貨幣匯率傳遞工作給予了充分重視。也就是說，匯率傳遞過程不僅僅關系到國際收支調節項目的水平，也關系到國家貨幣政策的實施效果，因此，要想維護市場經濟運行管理水平，就要結合市場經濟發展領域的特征落實對應的管理機制[1]。值得一提的是，在匯率傳遞的過程中，匯率變動會對進出口產品價格產生影響，而這種傳遞過程所反映出來的就是進出口企業對匯率變動而形成的舉措，一般會采取吸收和嫁接的處理方式，為了全面順應市場經濟發展要求，人民幣匯率管理工作要結合市場發展趨勢建立動態化分析和監督機制，確保能提高國內物價傳導工作的合理性。

二、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進出口的影響

人民幣匯率的變動和我國經濟發展水平有著較為密切的關系，因此會直接影響到進出口項目的發展情況。基于此，要深度剖析基于匯率傳遞產生的貿易結構轉型[2]。(一)對進出口商品產生的影響。在人民幣匯率出現變動后，會對人民幣的基礎性價值產生對應的影響，造成價格出現嚴重的波動，這就使得國內商品價格也會受到影響。就算是小范圍的波動，都會產生相應的變化，這些變化會集中表現在價格模式中，則顯示出較為突出的影響力。值得一提的是，商品自身價格結構出現異常，不能按照要求完成貨物購買和出售，必然會對我國相關產業的國家市場的競爭力造成一定的影響。加之目前商品的需求量和國際市場需求程度相關，因此，若是彈性需求較小的產品，其自身的價格變動幅度也并不大，對經濟貿易管理以及經濟運營體系的影響也有限。相對應的，若是商品價格本身變化幅度較大，則若是需求量出現變化，則會嚴重影響產品的整體進出口貿易結構，必然會對經濟體系和運營項目產生對應的影響。(二)對進出口貿易主體結構的影響。結合匯率傳遞效應可知，匯率的改變會對進出口貿易項目的主體結構產生對應的影響，主要是因為在匯率出現變動后，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對人民幣價值產生的影響，隨之會對商品價值形成作用。需要注意的是，正是因為進出口貿易發展和商品價格之間有著明顯的關系，因此，商品價格變動必然會對整個外貿經營管理模式中的相應內容形成制約。因此，從我國經濟體組成結構出發，進出口貿易項目的企業都集中在國企、外企以及中外合資企業等，其本身就是經濟運營結構中的主體，也是進出口貿易中的“主角”，會受到經濟運營管理水平的影響，自身運營模式也是關鍵因素。但是，企業規模、資金周轉以及發展實力等不確定因素也會對貿易項目發展現狀形成作用。所以，從匯率傳遞效應的角度分析，一旦人民幣匯率出現較大的波動，避免導致企業經濟運營管理結構的失衡，甚至造成經濟危機，這種趨勢會導致一部分私營企業逐漸淡出進出口貿易市場，使得第三方勢力無論是范圍還是整體經濟實力都會增大，影響我國進出口貿易主體結構的布局[3]。(三)對進出口貿易市場結構的影響。若是人民幣匯率出現了調整，那么人民幣價值總值就是最先受到影響的部分，并且也會對其他國家的幣種產生機制的影響，尤其是一些和我國交往較為頻繁且貿易來往多的國家。例如，假設人民幣對日元的匯率出現了大幅度增值，必然會導致人民幣在日本的市場購買力增大，相對應的，日元在我國的市場購買力就會明顯降低，在這個過程中，就必然會對兩國貿易經濟產生一定程度上的影響，使得匯率變動效益的影響力增大。另外，若是匯率增大，也會影響到國內對于日貨的內需數量，這種影響力的降低也使得經濟運營平衡受到影響，其影響范圍只會不斷增大和擴散。在這種處理模式中，一部分國家會采取相應的措施進行商品出口額度的管理，對應增加的部分就是作為市場投資項目，必然會形成經濟影響因素，甚至會造成小范圍內的經濟危機問題。除此之外，人民幣匯率的變動對整體經濟運營和管理會產生對應的影響，最關鍵的就是對進出口市場結構造成的制約作用，匯率的變動往往會對已經成型的經濟體系產生不良的打擊作用，使得進出口貿易結構受到影響，制約經濟元素之間的配合和管理，也會造成市場運營危機問題的增多[4]。

匯率不完全傳遞：基于微觀和宏觀決定視角

（一）匯率不完全傳遞的微觀決定：基于企業定價行為視角1.依“勢”定價與匯率不完全傳遞。多恩布什（Dornbusch，1987）認為具有市場勢力的企業在分割的市場上實行價格歧視的程度越強，匯率傳遞就越明顯。霍伯和曼恩（Hopper和Mann，1989）在考慮由產品差異形成的市場勢力基礎上，認為產品差異化程度越高，產品替代程度就會越低。消費者對本企業的產品偏好程度越高，廠商在進口國的市場份額就越大，就越具備價格調整和維持利潤加成的優勢，匯率傳遞就越明顯。加西亞和斯隆、托雷洪和弗洛爾斯（Garcia和Solanes、Torrejon和Floers，2010）將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匯率傳遞效應的不同歸因于企業市場勢力差異而形成的差異定價策略，發達國家企業在新興市場中具有較高的市場勢力，一般是價格的制定者，而新興市場消費者一般是價格的接受者。2.跨國公司內部貿易與匯率不完全傳遞。由于跨國公司在國際貿易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在利潤最大化的驅使下，其通常采取內部貿易策略來實現其全球戰略。格雷斯曼（Grassman，1973）以預期東道國貨幣貶值為前提，認為由于跨國公司內部貿易通常采用彈性形式，東道國子公司可以提前向母公司或者貨幣相對堅挺國家的其他子公司支付貨款。同時，母公司向東道國子公司發貨時采用較高內部價格，提前抽回利潤，規避了匯率風險對公司利潤的影響。擁有銷售權的子公司則會獨立按當地市場狀況定價，為維持市場份額保持銷售價格不變，進而導致匯率對進口價格的不完全傳遞。（二）匯率不完全傳遞的宏觀決定：基于宏觀經濟分析視角1.經濟開放度與匯率不完全傳遞。哈吉（Hegji，2003）從企業的跨國生產行為角度考慮經濟開放度與匯率不完全傳遞的關系，認為經濟開放度越大、企業生產所跨國家越多、最終產品的成本涉及的幣種越《金融發展研究》第3期多，匯率傳遞水平就會越低。高希和拉揚（Ghosh和Rajan，2009）分析了一國經濟開放度對匯率傳遞的雙層影響機制：首先，一國經濟開放度越高，國內物價水平受外界影響就越大，因而匯率對國內物價水平的影響程度就越大，匯率的不完全傳遞效應就越大。其次，一國經濟開放度越高，本國進口商品市場競爭越激烈，國內企業為保持原有的市場份額可能自己吸收匯率變動的影響，因而匯率不完全傳遞效應就越小。2.通脹環境、貨幣政策與匯率不完全傳遞。泰勒（Taylor，2000）、溫克爾里德（DiegoWinkelried，2011）認為匯率傳遞效應與通脹具有內生性，較低的通脹環境會導致較低的匯率傳遞效應。但是，巴柳和藤井（Bailliu和Fujii，2004）在研究低通脹環境引起匯率不完全傳遞的下降趨勢時發現了一種特殊現象：二十世紀90年代，采取通貨膨脹目標制的國家在通脹環境穩定的情況下，也出現了匯率不完全傳遞下降的趨勢。但在二十世紀80年代同樣條件下，通脹目標制國家卻沒有出現匯率不完全傳遞的下降趨勢。因此匯率不完全傳遞的原因可能在于央行貨幣政策公信力的高低。如果通脹目標制國家貨幣政策公信力較高，相對于短期匯率波動造成的國內價格變動，公眾的通脹預期受政府通脹目標的影響較大，故匯率傳遞效應變小。

人民幣匯率不完全傳遞：來自中國的證據

1.出口企業缺乏市場勢力導致人民幣匯率對出口價格傳遞效應低。從中國出口貿易構成來看，2008—2010年出口總額中加工貿易總額均超過一般貿易總額。2011—2012上半年一般貿易總額雖超過了加工貿易總額，但是兩者相差并不大，且改變趨勢并不明顯（見圖1）。因此，加工貿易仍是中國出口貿易的主要部分。然而，中國加工貿易本土附加值較低。張和唐（Zhang和Tang，2012）對中國115個重要工業行業進行了估算。結果顯示，以行業出口值為權重計算的加工貿易整體的垂直專業化份額值為56%、加工貿易整體的附加值率為44%，遠低于美國和日本85%左右的出口附加值率。加工貿易主要依靠廉價勞動力帶來的規模效應和價格優勢參與國際競爭，非價格競爭能力較弱，且企業規模較小、經濟實力不強、出口企業之間低價競銷的現象時有發生，企業缺乏市場勢力和產品定價能力。因此，在人民幣升值背景下，出口企業很難通過提高出口價格轉嫁人民幣匯率的不利變動，只能通過降低成本以及利潤空間自行吸收匯率變動帶來的影響，從而產生較低的出口價格匯率傳遞效應。圖1：2008—2012上半年出口總額及出口貿易方式量值數據來源：國家海關總署（）。2.進口企業缺乏議價能力導致人民幣匯率對進口價格傳遞效應低。國家海關總署的統計數據顯示，2012年上半年中國前十大重點進口商品中，機電產品、集成電路等高新技術產品以及原油、鐵礦石及精礦、銅、初級塑料等資源性原材料占據絕大部分（見圖2）。由于進口的高新技術產品多是國內技術無法自主生產以及資源性原材料緊缺而無法滿足需求的，導致中國對這些產品的剛性需求和外國出口商較高的市場勢力。國內進口商缺乏議價能力，最終導致了人民幣升值背景下較低的進口價格傳遞效應。圖2：2012年上半年進口總額及前十大重點進口商品量值數據來源：國家海關總署（）。1.國外企業“走進來”導致人民幣匯率對進口價格傳遞效應低。從按企業性質劃分的中國對外貿易構成來看，2011年外商投資企業對外貿易額占全年對外貿易總額的51.1%，而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對外貿易總額占全年對外貿易額不足一半（見圖3）。外商投資企業多從事加工貿易，外資企業和加工貿易所占比重過高，會引起外貿依存度進而經濟開放度的提高。2004—2008年，中國年均出口貿易依存度為37.5%，顯著高于美國、日本的11.3%、16.1%。同時，由于跨國公司迅速發展，其經常性的內部貿易行為使得擁有銷售權的中國子公司在人民幣升值背景下獨立地按市場定價，也導致了進口價格的不完全傳遞。2.國內企業“走出去”導致人民幣匯率對出口價格傳遞效應低。中國政府一直鼓勵國內企業走出去，支持條件成熟的企業對外進行直接投資。2012年上半年中國境內投資者共對全球116個國家和地區的2163家境外企業進行了直接投資，累計實現非金融類直接投資354.2億美元，同比增長48.2%。跨國公司是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形式。近年來中石油、中石化、三一重工、華為和中興等越來越多的國內企業走出國門，在全球不同國家和地區設立分公司和開展業務。正如哈吉（Hegji，2003）所言，企業生產所跨的國家越多，匯率傳遞效應越低。即國內企業生產的跨國行為導致生產成本涉及的幣種較多，最終導致了人民幣匯率對出口價格的較低傳遞效應。中國雖然不是實行通脹目標制的國家，但當一些歐洲國家主權債務持續發酵、國際金融市場震蕩加劇和市場預期普遍走低時，中國經濟之所以能率先實現復蘇，張弛有度、科學的宏觀調控功不可沒。從2002—2011年金磚國家（BRICS）的CPI同比上漲率可知，相比于其他金磚國家，中國的通脹率一直維持在6%以下（見圖4）。2009年后，中國CPI指數雖然陡升，但并沒有出現惡性通貨膨脹，這與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密不可分。2010—2011年中央銀行連續12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5次上調金融機構存貸款利率，形成了較強的市場預期。憑借長期形成的央行貨幣政策公信力，公眾市場價格預期深受央行貨幣政策的影響，市場轉嫁成本的可能性降低，從而形成了較低的人民幣匯率傳遞效應。五、結論中美貿易失衡不僅是一個雙邊貿易問題，而且是一個全球產業分工問題。東亞地區通過國際碎片化生產形成了較為成熟的區域性生產網絡，但這種網絡主要由歐美需求驅動，具有明顯的外部性特征。中國在這個全球生產網絡中扮演的是代工角色，即從日韓等進口中間品，加工組裝后再出口到歐美市場。因此，中國對美出口存在著大量的他國（地區）成分。中國對美貿易巨額順差，實際上不僅有利于中、日、韓和東盟等，也有利于產品出口的最終目的地——美國。但需要指出的是，這種福利水平增進雖然為各國（地區）共享，但在全球貿易統計體系上卻全都計入中國的貿易順差。國際碎片化生產的快速發展表明人民幣匯率不是中美貿易失衡的根本原因，人民幣匯率變化只影響在我國增值的部分，其對出口的影響將弱化甚至被抵銷。換言之，只要這種全球生產網絡不變、中國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不變、美國對華貿易政策不變，中國對美貿易順差將會持續。因此，中美貿易失衡是美國內部經濟、貿易結構以及全球生產網絡影響下的結果。同時，考慮到匯率不完全傳遞效應的客觀存在，單純依靠人民幣升值并不能從根本上緩解美國對華貿易逆差。要真正緩解中美貿易失衡，美國還需要從自身做起，改善內部經濟結構、擴大內需、降低外需。我國也應加快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提高出口產品技術含量、改變過度依賴出口的經濟增長模式。

本文作者：鐘武臺工作單位：廣東商學院

一、問題的理解

匯率波動對國際收支的影響是全方位的。一國的國際收支能否處于平衡狀態，一方面取決于該國的產業結構層級以及與此關聯的技術梯度和產品進出口數量，另一方面則取決于匯率波動對進出口產品價格的傳遞效應。廠商能在多大程度上將匯率對價格的影響轉嫁到出口產品價格上，或能在多大程度上通過價格變動吸收匯率的影響，這是我們通常所理解的匯率傳遞效應。匯率傳遞效應既是廠商應對匯率波動的效用體現，也是廠商決策行為的結果。對于這些效用或結果，可以從不同角度或側面進行分析。以基礎理論的分析而言，我們可以聯系廠商的決策動機、偏好和效用函數來展開。經濟學界針對匯率傳遞問題的理論和實證研究，大體上是在以下兩種基本假設下進行的：一是完全市場競爭、價格充分反映匯率從而購買力平價在任一時期都成立；二是不完全市場競爭、價格不完全反映匯率傳遞從而購買力平價并不是在任一時期都成立。這兩種假設的差異，是傳統宏觀經濟學與開放宏觀經濟學在分析前提上的區別。當經濟學家針對某一分析參照系（如國際貿易和國際收支）來研究特定的經濟現象時（如匯率傳遞效應），這一分析前提的區別，不僅會導致經濟學家對特定研究對象的分析方法和分析結論的區別，而且會引致經濟學家對廠商具體活動的基本行為方式的研究有著不同的側重點。

或許是因為廠商決策行為決定匯率傳遞效應的顯現過程并不具有直接性，經濟學家對匯率傳遞效應的分析和研究主要集中在匯率傳遞的決定因素、進出口產品的價格指數、對外貿易開放程度、廠商的定價策略等方面。①誠然，這些分析和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匯率波動對出口產品的傳遞效應，但沒有在廠商基本行為方式的層次上對匯率傳遞效應作出分析。針對人民幣升值背景下的中國進出口產品定價的匯率傳遞效應，有影響的研究文獻則主要集中于匯率對出口產品價格的影響機制、人民幣匯率波動對國內物價水平的影響、進出口產品價格的相互作用、出口產品價格的地理分布特征等方面。②在筆者看來，無論是以傳統宏觀經濟學還是以開放宏觀經濟學為假設前提的有關匯率變動之于出口產品傳遞效應的現有研究，基本上是以主流經濟學的理性決策理論為依據的，這樣的分析框架容易忽視廠商在出口產品定價中的某些偏離理性決策的行為，難以從基礎理論角度對匯率傳遞效應作出關聯于廠商決策行為的描述。

其實，人民幣升值背景下廠商的出口產品定價，可以在理論上看成是受匯率波動驅動而關聯于物價水平、產品結構、技術梯度、國際收支平衡等的函數，這是問題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以廠商行為決策的屬性而言，出口產品的定價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廠商的行為決策是理性與非理性的融合③。當從以上函數來認識廠商的定價決策時，我們就會注重在現實操作層面上來分析人民幣升值對廠商出口產品定價的作用機理；當從廠商的決策動機、偏好和效用期望來研究人民幣升值之于廠商出口產品的定價時，就有必要在基礎理論的層次上關注廠商決策行為對出口產品價格形成的作用過程。就基礎理論分析與現實操作層面分析的聯系而論，對廠商決策行為基礎的深入研究，有利于更好地在現實層面上理解匯率波動對出口產品定價的傳遞效應。現代主流經濟學對行為決策的分析和研究，仍然是以新古典經濟學的理性決策理論為底蘊的，它們通過自利假設來定性決策動機和演繹偏好的內在一致性，把追求效用（利潤）最大化看成是廠商理性決策的主要乃至于唯一依據。新古典經濟學有關偏好內在一致性的不確定條件下選擇的二元關系的理論描述，假定廠商在可供選擇的全部子集中，具有能尋找到選擇X子集比選擇Y子集更受偏好的理性化能力；在自利動機驅動下具有這種理性化能力的廠商，會在全部子集中選擇特定子集，而這個特定子集正好由選擇X比選擇Y更受偏好時的最大化元素組成（Richter，1971）。當我們將自利與效用最大化聯系在一起，并依據偏好的內在一致性來分析行為決策時，追求自利就會使偏好成為效用的函數。這種分析方法和分析視角對于人民幣升值下廠商出口產品定價決策的理解有以下解讀：只要廠商追求自利，他們就會產生將匯率波動有可能造成的損失轉嫁到出口產品價格上的偏好，并通過這一偏好和出口產品價格變動來說明匯率傳遞效應。從基礎理論的角度來考察，出口產品價格變動能在多大程度上產生匯率傳遞效應，屬于廠商的效用函數問題。人民幣升值背景下的廠商出口產品定價決策所涉及的效用函數，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理解：（1）如果廠商可以把匯率波動所造成的損失百分之百轉嫁到出口產品價格上以至于能夠實現期望的利潤值，那么，相對于匯率傳遞效應而言，廠商的效用函數達到了最大化；（2）在人民幣升值背景下，如果出口產品價格變動只是部分產生匯率傳遞效應，亦即以美元或其他主要外幣計量的出口產品價格變動導致廠商按人民幣計量會出現利潤損失時，廠商的效用函數不僅難以實現最大化甚至會出現較低的期望值，但根據筆者所接觸的文獻，有關效用函數負值的討論比較少見，或許因為如此，經濟學者在有關匯率傳遞效應的分析中，通常把廠商對出口產品定價的決策看成是理性行為。盡管傳統宏觀經濟學與開放宏觀經濟學在匯率傳遞效應的基本假設上存在區別，但對廠商出口產品定價的決策動機、偏好和效用函數之于行為理性的理解，兩者并不存在分歧。作為對匯率傳遞效應與廠商決策行為的一種分析性探討，有必要從決策動機、偏好和效用函數的角度來分析廠商在出口產品定價上的行為決策屬性，從而在基礎理論上解說廠商出口產品定價時有可能存在的非理性決策。

二、廠商在出口產品定價中的決策動機、偏好和效用函數

廠商的選擇偏好與決策動機、效用函數有著直接的關聯，這不僅表現為決策動機會影響選擇偏好，而且表現為選擇偏好會影響廠商的效用函數，即廠商在不同選擇偏好支配下的決策會出現不同的效用函數值。從廠商決策行為與匯率傳遞效應的聯系來看，由于廠商面對匯率波動是在自利動機和轉嫁利潤損失的偏好下進行決策的，因而，可以將廠商轉嫁利潤損失的這種微觀層次的匯率傳遞效應，看成是廠商決策行為的效用函數的體現。另一方面，由于在匯率波動的情況下，廠商追求利潤所期望的主要路徑，通常是將匯率波動有可能造成的損失轉嫁到出口產品價格上，因而，可以把廠商的這種行為過程看成是廠商效用函數的實現過程。一國貨幣的升值或貶值所產生的在宏觀層次上的匯率傳遞效應，主要反映在國際貿易的順差和逆差上，這種宏觀層次上的匯率傳遞效應是全體廠商行為決策的結果。也就是說，貿易的順差和逆差可以看成是全體廠商行為決策之集合的效用函數。

摘要：研究國際金融危機傳遞機制，對于防范金融風險，建立有效風險防范機制具有重要意義。國際金融危機傳遞與傳遞源、被傳遞對象、傳遞媒介、傳遞途徑、傳遞過程、各國的經濟實力和經濟結構等相互關聯。國際金融危機的傳遞力度一般與傳遞源的距離、各國的經濟實力、金融體系的健全程度等成反比。拯救國際金融危機的方法對迅速中止危機的傳遞起著關鍵的作用。

關鍵詞：國際金融；金融危機；傳遞機制

文章編號：1003-4625（2000）01-0049-02中圖分類號：F821.5文獻標識碼：A

嚴兵（廈門大學國際貿易系，福建廈門361005）

［收稿日期］1999-10-20

［作者簡介］嚴兵（1977-），男，湖北荊門人，廈門大學國際貿易系在讀碩士研究生，攻讀國際經濟貿易專業。

摘要：研究國際金融危機傳遞機制，對于防范金融風險，建立有效風險防范機制具有重要意義。國際金融危機傳遞與傳遞源、被傳遞對象、傳遞媒介、傳遞途徑、傳遞過程、各國的經濟實力和經濟結構等相互關聯。國際金融危機的傳遞力度一般與傳遞源的距離、各國的經濟實力、金融體系的健全程度等成反比。拯救國際金融危機的方法對迅速中止危機的傳遞起著關鍵的作用。

關鍵詞：國際金融；金融危機；傳遞機制

研究國際金融傳遞機制，對于防范國際金融風險，建立有效防范機制具有重要意義。國際金融傳遞可分為正常傳遞與非正常傳遞兩種類型。正常傳遞指在維持各國匯率穩定和金融市場正常運行的條件下國際資本的流動和影響，非正常傳遞指引起各國匯率劇烈波動和金融市場秩序混亂的國際資本流動，它不僅由一國的金融危機影響到另一國，而且造成各國和地區之間的連鎖反應，即危機“傳染”。本文所討論的國際金融機制，主要指后一種類型。

一、傳遞源與被傳遞對象

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化的國際環境下，由于種種原因首先爆發金融危機的國家（地區）稱為“傳遞源”。受傳遞源影響，同樣的危機很快出現在其臨近或周圍的國家或地區，這些國家或地區稱為“被傳遞對象”。一般情況下，國際金融危機的“傳遞源”多發生在區域經濟鏈條較為薄弱的環節上。那些被傳遞的國家或地區，往往與傳遞源國家在經濟類型、金融體制、發展模式等方面有相似之處，具體來說，可大致分為兩種情況：

（一）經濟一體化區域內高度相關的投資貿易關系。以這次東南亞貨幣危機為例，東盟五國較為全面地進入區域經濟一體化合作階段是在1976年2月五國簽署《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以區內實行特惠關稅區時算起。當時東盟各國為了迅速發展經濟紛紛實行50出口導向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由于當時美、日、歐占東盟進出口總額的60%，使得東盟各國經濟極易受到西方經濟波動的影響。為此，東盟決定采取擴大區內貿易的政策，政策的實施使得東盟五國的內部貿易、投資比重迅速上升，各國經濟命運由此被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了。同時對東盟的這些經濟總量相對較小的國家來說，對外部波動極為敏感，加上各國在產業和進出口結構上有很大的相似性及競爭性，那么一旦某國貨幣受到投機者沖擊而匯率發生大幅波動和下跌時，自然也會迅速影響到其它國家的外匯市場，從而造成貨幣危機的傳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