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經濟新常態下深化農村金融改革的總體要求

1.指導思想。以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為指導，以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精神為指引，堅持市場配置資源，深化農村金融體制機制創新，全面推進農村金融綜合改革，建立健全適應當前現代農業發展的新型農村金融體系[1]。2.總體目標。通過實施農村金融改革，率先建立“統一開放、主體多元、競爭有序、風險可控”的現代農村金融體系，構建推動農村金融發展的政策支持體系[2]。

二、經濟新常態背景下深化農村金融改革的思考

1.進一步深化農村信用社改革。作為整個農村金融的核心，農信社承擔了金融改革的重責，因此，必須要深化農信社改革，從而推動整個農村地區的金融改革。在新常態下，農信社需要明確自身的發展方向，明確發展目標，從農信社管理體制進行改革，轉變農信社的發展方向，將其資本結構進行優化，將農信社轉變為股份合作制，并通過風險機制的設立來進行農信社的風險監管，讓農信社避免出現過多的壞賬，控制不良貸款率，降低金融風險，保證農信社在農村金融供給中的穩定性[3]。2.積極構建農村保險體系。積極促進農村地區的保險建設，通過在農村地區建立系統的完善的保險系統來維持農村金融體系的穩定性，轉移金融風險[4]。政府要扶持保險企業的入場，降低準入門欄，提供優惠政策，讓商業保險與銀行體系聯合起來，將保險與信貸聯系起來，讓二者有機結合，共同構建新型農村金融生態，打造農村金融新環境。3.改善農村信貸環境。目前，由于一些現實原因，農村地區的信貸發展緩慢，民間資本介入不足，農民融資渠道狹窄，銀行對于農民的扶持不足，導致許多農民面臨著資金困難，致使農村信貸環境惡劣。因此，需要以政府為主導引入民間資本進入農村市場，讓銀行降低準入門欄，提高農村的信貸環境，為農村金融發展提供一個良好的金融環境，真正的做到服務農村，改變金融服務模式。4.建立農村金融市場的競爭機制。農村金融改革離不開政府的大力扶持，也離不開財政的積極調控。為了讓金融市場可持續發展，就必須要進行競爭機制的建立。將農業銀行納入到競爭機制內，轉變其服務方式。通過對民間資本引入，保險產品的介入，民營資本等資本的利用，建立起一個多層次的立體的金融競爭體系，讓金融機構在這種新的競爭環境中不斷地完善自身，進行改進，達到深化金融改革的目的[5]。

三、經濟新常態背景下深化農村金融改革的建議

1.培養專業的金融人才，向農村輸送專業人才。金融體制的改革必須要依靠專業人才的支持，因此，政府要積極的進行人才的引進。對于農村地區來說，本身人才缺口較大，后續不足，再加上環境限制，很難留住高素質的專業人才。這時，就需要政府出面，進行政策的扶持，進行人才引進機制的構建，以政府為主導來積極的制定人才引進計劃，將高素質人才轉移到農村，提高政策扶持，挽留專業人才，通過對人才的培養來為金融體制注入新鮮血液，促進深化改革。2.積極發揮政府的監督指導作用。秩序對于金融市場和金融行業是非常重要的，沒有秩序規范的市場只是一盤散沙而已。在金融市場的改革中，必須充分發揮政府的作用，在政策上進行支持和引導，大力倡導創新型和精細型發展方針，為行業的發展做好宏觀調控和積極引導。對于在金融市場出現的一些不合規操作和不合理情況要及時進行監督管理，并及時做出調整和治理，確保金融市場的合法規范發展，讓整個金融行業處在監督之下，不僅能夠提高員工的合規意識，還能夠側面提高金融創新的質量[5]。3.不斷進行金融體制創新。時代是不斷發展與進步的，要想順應時代的潮流，就必須具備創新意識與創新思想，不斷用發展的眼光看問題。勇于開拓創新，才能走的更遠。農村金融體制改革具有其獨有的特性，必須符合農村的發展現狀，因此要結合農村實際進行金融體制的創新，促進農村金融行業的發展。

當前，為了促進資金流向實體經濟、促進經濟轉型，除了應當適度調整貨幣政策（主要是消除“不對稱”格局）外，還應當大力深化金融改革。“深化”的方向是“市場化”，消除壟斷，使金融體制更符合現代市場經濟的要求，既能使資金順暢地流向邊際產出率較高的領域，又能明顯改善小微企業、農戶等各類低端客戶的金融服務。為此，需要出臺多項舉措，主要有下列十項。

開放證券一級市場，從速造就多層次的“金字塔式”市場。基本內容是：股票發行實行“登記制”，并將“發行”與“上市”分開。任何自然人和法人都可以依法申請組建股份有限公司并向社會募股，證監部門僅審核其手續是否齊全、是否符合法律規定，符合者便允許登記、發行。發行后，必須先在的券商中掛牌交易，期滿一年后，業績優良者可由券商推薦進入城市的柜臺交易市場；再滿一定時期的業績優良者，可經柜臺交易市場推薦、由證交所擇優“錄取”而進入主板、二板市場。

任何公司都必須遵守這個程序，不能有“特權”。主、二板市場中的“低劣者”，也按此程序逐級退市。證監部門不再從事發行、上市的審批后，專職從事證券發行、交易全過程的監管，依法懲處違法違規行為。向民間資本開放銀行市場準入，使得民間資本也可以成為銀行的“主發起人”。進而造就大批的“產權清晰、政企分開、黨企分開”的控制權、人事權真正屬于“三會”的民營銀行。發展民營銀行不能“急于求成”，而應當根據實際條件“循序漸進”。由于遲遲沒有正式“開放”，以致現有的民營銀行極少，僅僅在城市商業銀行中個別“個案”，金融企業家和民間金融資本相當缺乏，因而只能把“開放”重點先放在村鎮（社區）銀行等微型商業銀行上。為防止金融風險，應設立不得“腳踩兩條船”（指工商企業主同時掌控銀行）的“底線”。因為這會造成大量“關聯”貸款，成為銀行“殺手”。同時，民營的村鎮（社區）銀行不能是“有限公司”，而必須是“無限公司”或“兩合公司”，董事長與董事股東必須對“未能清償債務”承擔無限責任。

堅決地推進利率市場化。眾所周知，“利率市場化”改革嚴重滯后了。存貸利率體制格局已經嚴重影響了資金的優化配置并且“劣化”收入分配結構，它使信貸市場上的強勢階層（如銀行，大型企業、尤其國有壟斷企業，地方政府等等）得益，而民營中小微企業以及廣大中低收入人群則受其害，它還是導致民間借貸市場利率奇高的重要推手。目前，已是下定決心，沖破“利益集團”阻撓的時候了。當然，也不能貿然全部“放開”。作為第一步，或者可以將一年期存款的基準利率定為GDP平減指或CPI（取兩者中的高者）加1%，或者至少不低于兩者；同時，允許上浮20%-30%。盡快讓郵儲銀行發揮應有作用，真正成為小額信貸的中堅。郵儲銀行是全國性的中小微企業銀行、小額信貸銀行。它從籌建開始，就如此定位，并且也是這樣做的。比如浙江分行，戶均貸款僅30萬元左右，比以發放小額貸款出名的臺州銀行（45萬元左右）還小。它不但網點多，而且規模也大，目前存款余額已經超過4萬億元，列全國銀行中的第6位。只是貸款余額才7000億元左右，按存貸比75%計算，有2.3萬億元資金放空，不能進入中小微企業，十分可惜。個中原因是資本金數量不足，貸款規模受到資本充足率的制約。

雖然，今年1月郵儲銀行已經改組為股份有限公司，并增加了注冊資本，但是，資本金還是偏少，還需要不斷增加。同時，為了加速發展、轉換經營機制，還應當廣攬英才，可以考慮引入國內最優秀的小額信貸經營專家擔任CEO，進而使郵儲銀行早日發揮應有的作用。大力推進“小企業金融服務專營金融機構”建設。為了引導信貸資金流向小客戶，銀監會于2008年發文要求各銀行建立“小企業金融服務專營機構”。目前，各有關管理部門應當通力合作，切實加強推進力度。首先，要通過“政策”引導城商行、農信機構、村鎮銀行等小法人銀行成為“小企業金融服務專營銀行”。制定“達標”的標準，主要是“戶均貸款”與“500萬元以下貸款占比”；大體上可以分別為“100萬元以下”及“60%以上”。給予“達標”的銀行授牌并享受各種“差異化”優惠政策。比如，財稅、貨幣信貸、跨區域發展與機構“升格”等方面的“差異化”政策，并且“差異化”力度要足夠大。其次，鼓勵大中型銀行設立“小企業金融服務專營機構”，尤其事業部制的專營機構。凡是“達標”者也可享受相應的“差異化”優惠政策。再次，對于此項“推進工作”做得好的管理機構，包括銀監、人行、財稅等地方分支機構與地方政府，應給予表彰、獎勵。

承認小額貸款公司的金融機構身份。小額貸款公司“出臺”后，由于允許民間資本“主發起”，并且由省級地方政府批準，發展迅猛。目前，小額貸款公司存在的問題主要有三：一是信貸資金來源不足，只允許向銀行融入占資本金50%（有的省為100%）的資金，而且還不容易融到；二是利率偏高，往往接近基準利率的4倍，以致有人稱之為“合法的準高利貸機構”；三是缺乏有力的監管，違規行為難以有效約束，風險難以有效監控。要解決好這三個問題，根本途徑是承認它是金融機構。目前，銀監部門僅承認它是金融組織。試問“金融組織”與“金融機構”的差別在哪里？為什么由法人銀行設立的貸款公司是金融機構，而由民間資本設立的貸款公司卻不是？一旦承認小額貸款公司也是金融機構，那么，首先就要解決監管問題，“設定”專業的監管機構；其次，作為金融機構，將實行資本充足率管理，進而就允許融入數倍于資本金的資金，由于有良好的監管，銀行也會比較樂意融資；再次，由于融入資金大大增加了，利率也會隨之下降。

編者按：本文主要從金融深化理論的發展和主要內容；金融深化的手段——金融自由化；發展中國家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實踐；對我國金融深化的啟示進行論述。其中，主要包括：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中往往不重視市場機制的作用而進行過多的行政干預、金融深化是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推進金融改革的需要、“金融自由化”與金融深化這一概念密切相關、金融深化是目的，金融自由化是手段金融自由化是金融深化的必要條件、拉美三國的實例考察、亞洲國家的實例考察、發展中國家金融自由化改革的經歷、改革國有商業銀行體制，實現國有獨資銀行完全商業化、建立統一、高效、規范的現代金融市場、建立更加靈活的利率機制，實現利率水平、利率結構的優化、加強金融監管，為我國審慎推進金融自由化創造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等，具體請詳見。

一、金融深化理論的發展和主要內容

要探討金融深化理論，首先明確“金融抑制”這一概念，它是美國經濟學家——麥金農，1973年，在《經濟發展中的貨幣與資本》一書中首先提出的，指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中往往不重視市場機制的作用而進行過多的行政干預，強行規定利率和匯率，使它們低于市場均衡的水平，而過低的利率抑制儲蓄，過低的匯率(本幣高估)抑制出口，最終抑制經濟發展，形成所謂的“金融抑制”。

同年，另一位美國經濟學家——愛德華·肖在《經濟發展中的金融深化》一書中有針對性地提出了“金融深化”這一理論。金融深化論的核心觀點是：政府應當放棄對金融體系和金融市場的過分干預和控制，允許市場機制特別是利率和匯率機制自由運行，充分反映市場上資金與外匯的供求情況。在這個前提下，一方面，健全的金融體系和活躍的金融市場能夠有效地動員社會閑散資金向生產性投資轉化，還能引導資金流向高效益的部門和地區。另一方面，隨著經濟的蓬勃發展，通過增加國民收入和提高各經濟單位對金融服務的需求，又刺激了金融業的擴展和完善。由此，形成金融——經濟發展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愛德華·肖教授認為，解除金融抑制，實行金融深化，不僅是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繁榮金融的必要條件，而且是工業化社會發展過程中必然經歷的歷史階段。

可見，金融深化是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推進金融改革的需要，而要實現金融深化首先要實施金融自由化。

二、金融深化的手段——金融自由化

國內外的理論和實證研究表明，東道國必須具備一定的條件，才能放大外商直接投資(FDI)的溢出效應，推動FDI促進東道國經濟增長，這些條件包括完善的基礎設施、健全的法律制度環境、人力資本和知識結構等。

一、我國吸引FDI和金融深化現狀

當前，在全球經濟復蘇步伐加快，跨國直接投資繼續回升的形勢下，我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保持了穩定健康發展，實際使用外資金額繼續名列全球前茅。截至2006年底，中國累計批準設立外商投資企業59萬家，實際使用外資金額近7000億美元；來華投資的國家和地區近200個，世界500強企業約470家在華投資，外商投資設立的各類研發機構超過750個。我國已經成為發展中國家最重要的FDI接受國。而與此同時，在經濟持續穩定發展和金融領域改革的推動下，我國金融體系日益完善，資本市場日益活躍，投融資行為日益規范，金融體系正向一個更加開放、更加有序的競爭體系轉變。一方面，以2006年12月中國全面開放本土金融市場為標志，金融改革進入“后WTO”的加速調整階段，金融市場更加開放，金融機構競爭更加激烈，金融產品種類更加繁多。另一方面，以國有商業銀行股改上市、資本市場股權分置改革、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等事件為標志，中國金融體制正有條不紊地進行結構性改革，企業活力不斷釋放，投融資渠道不斷拓寬，信貸市場發展迅速（如下圖所示），資本流動效率不斷增強，金融風險不斷降低，金融市場正進一步向市場化、國際化方向加速。（巴曙松，2005）

據統計，截至2006年底，外資銀行業有14家法人機構、200家分行和79家支行、242家代表處，另有9家法人機構獲準籌建；資產總額1175億美元，約占中國銀行業金融機構總資產的2%，其中貸款余額616億美元；負債總額1081億美元，其中存款余額350億美元。此外，已有21家中資銀行業金融機構引進29家境外投資者，投資總額190億美元。不難看到，我國商業銀行將日益面臨在國內國際金融市場上與境內外金融機構同場競技的全新格局，競爭的范圍更大、領域更廣、層次更高；而且同一地區、同一業態、業態與業態之間的競爭也將更加激烈。

可以看到，我國的金融深化、FDI和經濟增長都處于良性發展軌道，但三者是否存在內在的聯系，還需要進行科學的實證研究給予證明。下面本文將利用計量經濟模型給予驗證。

二、金融深化、FDI和經濟增長的實證分析

編者按：本文主要從金融深化理論的發展和主要內容；金融深化的手段——金融自由化；發展中國家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實踐；對我國金融深化的啟示進行論述。其中，主要包括：要探討金融深化理論，首先明確“金融抑制”這一概念、形成金融——經濟發展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金融自由化”與金融深化這一概念密切相關、“金融深化”則是通過金融自由化，讓資金和外匯市場的供求關系決定適當的利率和匯率水平、拉美三國的實例考察、亞洲國家的實例考察、金融自由化首先要有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要改革國有商業銀行體制，實現國有獨資銀行完全商業化、建立統一、高效、規范的現代金融市場、建立更加靈活的利率機制，實現利率水平、利率結構的優化、要加強金融監管，為我國審慎推進金融自由化創造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等，具體請詳見。

一、金融深化理論的發展和主要內容

要探討金融深化理論，首先明確“金融抑制”這一概念，它是美國經濟學家——麥金農，1973年，在《經濟發展中的貨幣與資本》一書中首先提出的，指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中往往不重視市場機制的作用而進行過多的行政干預，強行規定利率和匯率，使它們低于市場均衡的水平，而過低的利率抑制儲蓄，過低的匯率(本幣高估)抑制出口，最終抑制經濟發展，形成所謂的“金融抑制”。

同年，另一位美國經濟學家——愛德華·肖在《經濟發展中的金融深化》一書中有針對性地提出了“金融深化”這一理論。金融深化論的核心觀點是：政府應當放棄對金融體系和金融市場的過分干預和控制，允許市場機制特別是利率和匯率機制自由運行，充分反映市場上資金與外匯的供求情況。在這個前提下，一方面，健全的金融體系和活躍的金融市場能夠有效地動員社會閑散資金向生產性投資轉化，還能引導資金流向高效益的部門和地區。另一方面，隨著經濟的蓬勃發展，通過增加國民收入和提高各經濟單位對金融服務的需求，又刺激了金融業的擴展和完善。由此，形成金融——經濟發展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愛德華·肖教授認為，解除金融抑制，實行金融深化，不僅是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繁榮金融的必要條件，而且是工業化社會發展過程中必然經歷的歷史階段。

可見，金融深化是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推進金融改革的需要，而要實現金融深化首先要實施金融自由化。

二、金融深化的手段——金融自由化

摘要：本文首先分析了金融深化與經濟增長之間相互促進、相互制約的關系，然后解析中國金融業的現狀，同時對中國的金融深化程度作了綜合評價，最后對中國金融業進一步進行金融深化的“攔路虎”提出了相關解決策略，以致最終實現經濟增長和金融發展的良性循環。

關鍵詞：金融深化；金融自由化；金融約束；經濟增長；金融創新

一、金融深化與經濟增長的理論分析

西方經濟學家羅納德·麥金農和愛德華·肖最早提出金融深化理論，他們都認為金融抑制妨礙了儲蓄投資的形成，造成資源配置的不合理，從而阻礙了經濟發展。他們提出的金融深化，其實質就是放棄政府對金融領域的過度干預和保護，依靠市場機制的作用提高金融體系的效率，優化金融結構和金融資源的合理配置，形成正的投資、就業、收入和結構優化效應，從而建立起經濟發展和金融發展的良性循環。金融深化的基本政策是實行金融自由化，金融自由化現在被概括為3P自由化，即價格自由化、產品自由化、參與自由化。

但在實踐中拉丁美洲南錐體國家發生的一系列銀行恐慌與倒閉，使人們對贊成金融自由化的一般論點產生懷疑。實際上，1994年發生的墨西哥金融危機和1997年席卷東南亞的金融風暴，導致東南亞以至整個世界的經濟萎靡不振，無不與過度金融自由化有關，金融自由化理論及其主張日益受到懷疑與批評。此時作為金融自由化的對立理論——金融約束論由斯蒂格利茨等人提出，但是通過透析該理論我們不難發現，金融約束實質上是在一國金融經濟發展沒有達到一定程度而進行金融自由化的前期準備，因此這兩個理論并不矛盾，它們都是金融深化的途徑和手段，目的都是為了促進經濟發展和金融發展的良性循環。

隨后，雷蒙德·戈德史密斯在其《金融結構與發展》一書中明確提出了金融深化與經濟發展的互動作用，并就評價金融深化的程度提出了一系列的指標：（1）貨幣化比率(M2／GDP)；（2）金融相關率，是金融資產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3）金融資產的多樣化，是社會融資方式變化發展的標志；（4）金融機構種類和數量的增加，是金融深化的另一特點，這是金融資產增長和金融市場擴大的主體；（5）金融資產發展的規范化。經過幾十年的發展，金融深化理論已發展為一國的金融體制與該國的經濟發展之間存在一種相互刺激和相互制約關系的理論。

在這個論壇上，我想強調三個觀點。

第一個觀點，中國的金融體系改革落后于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改革30多年來，中國金融領域進行了很多卓有成效的改革，但是相對經濟體制改革來講，它是滯后的。它之所以滯后是因為改革開放初期金融面臨著巨大的問題甚至是危機，當時危機發生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過程當中，大量的國有企業占有了大量的銀行資金，銀行背負了很重的債務，所以，受此影響中國金融改革步伐就比較慢。但是，隨著經濟的迅速發展，從現在的形勢來看，金融的改革必須跟上中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步伐。只有跟上了，我們的經濟才能夠更快、更好的發展。這里主要有兩個問題，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的金融體系應該引進更多的民間資本，因為民間資本最具活力，具有可持續性。而政府資本、國家資本相對于民間資本來講活力是比較弱的，可持續性也缺乏。所以，我認為經濟體制改革應該大膽引進民間資本。全國工商聯在十幾年前就向國務院提出申請，成立以民營資本為主的銀行，當時朱镕基總理批準了，中國民生銀行就誕生了。經過十幾年的運行，現在看來民間資本進入金融領域辦銀行是完全可以辦好的，但是，我們中等、小型的民營銀行還要受到各種各樣的限制，這個問題是必須要解決的。金融體制改革的第二個問題，銀行在國民經濟的發展過程當中起的作用太大了，超出了所承受的能力。很多西方國家市場融資過程當中，銀行融資也就占到一半作用，但是，中國的融資市場是銀行獨霸天下，各種金融產品很薄弱，這樣不利于金融市場發揮全面的作用，同時也使銀行孕育著巨大的風險。中國的金融體系改革迫在眉睫。

第二個觀點，金融體系必須為實體經濟服務，必須面向中小企業西方的發達國家近幾十年來興起了一股新的金融風暴，那就是虛擬經濟。虛擬經濟在過去幾十年當中飛速發展，虛擬經濟量遠遠超過實體經濟量。以美國為例，美國虛擬經濟發展，包括金融衍生產品數量都是以幾十萬億、上百萬億美元計算的。而它的實體經濟力量也不過幾十萬億美金，所以，虛擬經濟大大超過了實體經濟，虛擬經濟所產生的泡沫由于和一些金融高管利益緊緊聯系在一起，所以泡沫非常大。中國在這些年來也有此趨勢，現在我碰到很多民營企業家朋友們，他們說：辦實體經濟無錢可賺、風險太大、責任沉重。因此，他們把投到實體經濟的錢用來成立投資公司，進行短期操作。由于金融資本市場不開放，民間資本就變成了一種投機資本，本來是積極健康的力量變成危害金融穩定的力量。所以，實體經濟必須要發展，但是實體經濟發展遇到什么問題了呢？從2011年的情況來看，一個嚴重問題就是銀行利息太高，很多企業家跟我講，他們好不容易搞到年息15%的貸款，還認為很好，甚至搞到20%利息的貸款也認為很好，搞實體經濟的企業有多少企業賣產品能夠凈賺20%？30年來，中國通過努力獲得“世界工廠”的稱號，但是，現在有人對此不以為然，當然從“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這是發展必須走的歷程，但是“中國制造”還是“中國創造”的基礎，沒有了中國制造，就沒有中國創造的基礎。

所以，實體經濟的問題是我們金融需要認真支持的問題。最近，中國人民銀行調低了準備金率，也降低了貸存款的比率，這是一個方向，我認為還不夠，還應該大大降低。現在金融機構的利潤太高。根據2011年統計，金融上市公司行業就是十幾家，金融上市公司利潤占到了整個上市公司利潤的一半。說明金融體系太賺錢了，而實體經濟就太困難了，這樣的情況必須改變！真正做到長期、共同的發展也是金融企業的長遠之道。如果把實體經濟逼入絕境，那么，金融企業也會遇到很大的困難，很多的貸款將變成死錢，將變成呆壞賬，那個時候就會更困難。所以，金融支持實體經濟是基礎，對此應該形成共識，應該進一步降低貸款利息，金融企業必須有足夠的利潤，但是必須要使貸款企業也有足夠利潤，這樣才能長期共同合作。現在最需要幫助的是實體經濟，實際上就是科技型的企業。科技型企業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體，什么叫作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我的理解其中一個最重要的指標就是科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如果經濟增長主要是由科技貢獻率來實現的，那經濟結構調整的目標就實現了。如果經濟增長主要仍然是依靠大量投資、大量建工廠、大量消耗資源、大量污染環境，那這種經濟調整就無從談起。所以，科技對于經濟發展的貢獻指標，不僅是科技企業也是其他生產要素要給予支持的。

前幾年有中關村企業發牢騷，說：我們從20世紀80年代就到了中關村，到現在沒死真是萬幸，但是我們也沒有長大，我們自己是“小老頭樹”。一問這些企業的年頭兒不少，但是一問產值才只是幾千萬，而房地產轉眼間就是上百個億，搞科技的企業卻灰頭土臉了。這樣的政策是不行的，必須加大對科技企業的扶持力度，因為只有科技強大了國家才能強大。現在正是發展科技型企業的最好時機，為什么？因為中國優勢已經從勞動力優勢轉變為科技優勢。現在招一個農民工沒有兩三千塊錢是招不來的，像越南、印度尼西亞，三四百元人民幣就可以招一個工人，中國勞動力比較優勢已經逐漸消失，今后也不可能再利用勞動力比較優勢來占領市場。但是，有一個新的優勢出現了，就是每年有將近700萬大學生畢業，他們能不能在國民經濟當中發揮重要作用？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現在問題是農民工稀少，招農民工很困難，而大學生有的是。大學生畢業每月掙3000塊錢也行，兩千塊錢也行，跟農民工價格差不了多少，這就說明經濟轉型還沒有開始。西方的一些大公司已經看到中國的比較優勢轉變，他們紛紛在中國設立研發中心，利用中國廉價的科技優勢來獲取技術上的進步，而企業也應該充分利用科技企業人員多而相對的要求和待遇比較低的優勢。到國外大企業看，一天工作五六個小時中間還要喝咖啡，但是，我們的科技人員是辛苦的。中國這樣的比較優勢變化，為科技型企業的人才儲備創造了條件。所以，應該充分利用這個條件來發展科技型企業，所以金融機構應該對科技企業給予支持。

第三個觀點：金融體系的改革必須要適應企業“走出去”的要求中國企業“走出去”已經成勢，多年來我們一直是以商品“走出去”為戰略，現在商品“走出去”已經遭到世界各國的抵制，人員“走出去”是承包建筑工程。現在是企業“走出去”的時候，經過中國國內市場經濟的磨煉，一大批企業具備國際競爭能力，可以“走出去”，而且需要“走出去”，環境資源生產要素的束縛使一些企業要進一步發展就必須到國際上去。從中國整個發展態勢來看，也必須要進一步國際化。中國從GDP數量來看已經是世界第二了，大家很自豪，但是，我要提醒大家還有一個指標，叫做GNP的指標，中國的GDP要減去在中國的外資企業產生的GDP，再加上中國企業在世界其他地方產生的GDP，按這個數字來看遠遠不是世界第二，日本要比我們強，許多國家在國外跟國內產生的GDP相差不了多少，這就是世界大國的標志。現在我們只能夠利用中國的資源、中國的土地、中國的資本、中國的人力來創造財富，而他們可以用世界的土地、世界的資本、世界的人才、世界的資源來為他們創造財富，所以,中國也必須“走出去”，這是大的發展要求。我們的企業已經準備好了，成千上萬的企業準備“走出去”。有沒有條件“走出去”？我認為有條件“走出去”。中國有三萬億外匯，應該支持中國企業“走出去”，利用世界資源，到世界上創造新的財富，這個條件其他國家都沒有。現在國外都希望中國企業“走出去”，因為中國企業有錢，當然去國外投資有風險，但是這個學費也是必須交的。我相信民營企業80%～90%是會賺錢的，所以，一定要和私營成本結合在一起“走出去”，支持這樣的企業在世界上做大，我相信經過10年、20年，世界將有一大批500強企業出現，我相信那個時候中國企業不僅強大，銀行也一定會很強大！

一、農村金融的發展歷程

2019年是我國成立的70周年，創造了令世人矚目的中國奇跡。但我國農村經濟的發展卻不盡如人意，城鄉差距不斷加大，農村經濟明顯滯后于工業化進程。農村金融作為農村經濟發展的重要支點和基石，在解決“三農”問題、繁榮農村經濟、推進鄉村振興和建設現代農業中都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然而農村金融的發展和改革卻問題不斷。國內學者對農村金融進行了大量的研究，梳理、總結和分析改革開放以來農村金融理論研究的進展，展望農村金融未來的研究方向，對未來農村金融政策的制定和農村金融戰略重點的部署都有重要意義。從1979年中國農業銀行接管農村金融業務，并在之后進行商業化改造，突出商業屬性，到1994年中國農業發展銀行，設立剝離中國農業銀行的政策性金融，再到1996年農村信用社從中國農業銀行中脫離，恢復合作金融組織屬性。這一階段農村金融市場論逐漸興起，理論重視市場機制作用，排斥政府干預，主張由市場決定利率水平而不是由政府管制。主張盡量從農村內部籌集資金，反對外部注入。提出采用市場化手段提高農村信貸回收率，保持農村金融的自我可持續性。鼓勵金融機構的競爭，認為對金融機構的保護和管制措施是沒有必要的（王曙光，2015）。20世紀90年代后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所爆發的一系列金融動蕩和金融危機使得經濟學界開始反思完全的金融自由化所帶來的消極后果。農村金融市場不完全競爭論也應運而生，提出政府一定程度的干預有助于彌補市場失靈（殷本杰，2006）。在農村金融發展初期政府有必要對金融機構進行一定程度的保護和管制，并適度介入非正規金融，以提高非正規金融效率。2005年農村金融改革進入創新階段，以增量改革代替存量調整，明確了微觀層面推進農村金融改革的思路，放松民間資本的準入限制，激發農村金融市場活力，創新農村金融產品。之后農村金融市場不完全競爭論仍是主流理論，強調農村金融發展后期政府應逐步放松管制，鼓勵競爭。認為新型農村金融機構的發展可大幅提升農村金融市場的運行效率（葛永波等，2011），提出利用擔保融資、使用權擔保以及互助儲金會等回收資金，改善信息非對稱（高圣平，2014）。主張政策性金融應在一定范圍內存在，但不能妨礙正當的金融市場競爭。

二、農村金融的核心問題——金融抑制

在農村金融發展、改革與創新的過程中，各種問題不斷顯現，金融體系和組織的不健全、金融市場發展不完善、農村居民的借貸行為扭曲，追其根本是因為金融抑制。在我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背景下，農村金融抑制現象十分嚴重，從表現形式來看，農村金融抑制可以分為供給型金融抑制和需求型金融抑制兩種。（一）供給型金融抑制。供給型金融抑制是從資金供給角度研究農村的金融抑制現象，主要由于缺失、不適當或過度的金融制度、金融政策和金融服務等原因而導致的資源配置不合理，從而產生的資金供給不足。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農村金融機構呈現供給抑制性。出于對利潤最大化經營目標的考慮和對農業經濟高風險特征的規避，大部分商業銀行已經退出了“三農”領域，從農村陣地中逐步脫離。而政策性金融機構——農業發展銀行支農范圍有限，在改善農業金融有效供給和促進農民增收等方面并未起到有效作用。同時，現階段國家對新型金融仍持嚴格管制態度，小額貸款公司、民營銀行、村鎮銀行的準入門檻高，限制條件多且審批復雜，金融管制使金融機構不可避免的呈現抑制性（楊軍和高鴻齋，2015）。二是農村金融資源配置呈現供給抑制性。未退出“三農”領域的金融機構一方面吸收農村存款，壓縮農業貸款，將資金貸給非農企業，導致農村地區資金外流，農業資金向其他行業轉移。一方面對農業借貸存在“理性排斥”行為，導致農村金融出現“市場失靈”（程惠霞，2014），收入越低的農民越難以從銀行等金融機構獲得貸款，受到的金融抑制程度越大，大量的農村金融需求被排斥在金融市場之外（王小華等，2014）。三是農村金融服務呈現供給抑制性。農村居民礙于受教育水平和對外溝通的限制，對現代金融服務了解較少，缺乏認識，金融知識的普及和有針對性的金融服務會讓農民感覺到金融的方便快捷，激發農村居民和企業對現代金融的需求。但是，農村地區的金融服務品種單一、手段落后，在許多農村地區，金融機構提供給農民的金融服務仍局限于傳統的存款和貸款，阻礙了潛在需求的激活。（二）需求型金融抑制。需求型金融抑制是從資金需求角度研究農村的金融抑制現象。主要由于農村市場化程度低、農村金融體系不健全等原因導致了農村對正規金融組織借貸資金需求不足（高帆，2002）。主要體現在以下兩方面：一是農村生產性和消費性借貸需求抑制。首先，我國小農經濟歷史悠久、根深蒂固，農民自給自足，商品化和貨幣化程度低，對借貸資金的需求強度遠低于城市。其次，近年來農產品市場低迷，農業資金投資回報率遠低于其他行業，農民不愿意向金融機構借貸做不盈利甚至賠本的經營，導致農民、農村企業涉農生產積極性降低（曹立群，2000）。再加上大量農戶外出務工，務工人員獲得非農收入對農戶借貸具有很強的替代性（陳鵬和劉錫良，2011）。二是正規信貸需求抑制。吳雨等（2016）運用中國家庭金融調查數據，從農戶信貸渠道偏好角度對農戶信貸進行了研究，結果發現在中國農村信貸市場有信貸需求的農戶中，偏好非正規信貸渠道的農戶比例非常高，正規信貸需求缺乏。成思危等（2005）提出，我國農戶自給自足、不愿借款的觀念隨著時代的發展在逐漸改變，但向親友借款而非正規信貸的比重仍比較大。農村非正規金融對正規金融有替代效應與擠出效應，從而形成了正規信貸需求抑制。

三、農村金融抑制的形成機理

由于我國農村金融抑制的復雜性與多樣性等特征，深入分析金融抑制的形成機理，對癥下藥才能為農村經濟的發展尋求突破口。追究我國農村金融抑制問題形成的根本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一）交易成本在農村金融市場中，借貸雙方的交易成本都居高不下，農村金融機構顯性交易成本和隱性交易成本均高于城市金融機構（朱粵偉，2007）。我國農村人口密集度低，客戶相對分散、單個客戶信貸規模小、交通通訊設施落后，這些自然環境是造成農村金融交易成本過高的客觀因素。農村金融市場信用中介的缺失和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加重了交易成本和時間成本居高不下的現象。農村金融機構自身體制和自身制度的缺陷，也是交易成本高昂的主要原因。高昂的交易成本和時間成本，抑制了金融機構的供給熱情和農戶對資金的需求強度。（二）風險因素。在農村資金的供給中，金融機構除了要支付高昂的交易成本，還要面對農村金融的高風險性。首先，農業生產具有明顯的季節性和不穩定性，生產項目受自然和市場影響較大，不可抗力因素較多，這是農業生產的特殊性。其次，為了預防信用風險，金融機構在給農民這一類缺乏信用信息和信用記錄的人發放貸款時通常要求有抵押物做擔保，雖然農民擁有土地、住房等實物，但是由于沒有土地使用權流通市場，農民無法用土地作擔保，缺乏有效的可抵押物（韓俊，2003）。再次，農業信貸主要以非生產性信貸為主。近年來，我國農村留守老年和兒童問題日益嚴重，勞動力大量進城務工，農村生產力水平相對較低，為了滿足生存需要，農村貸款中非生產性借貸占據很大比例，而這一部分借貸是沒有明確還款來源的（周立，2007）。最后，金融機構還面臨農戶主動違約風險，由于農戶居民借貸的自償性較差（何廣文，1999），違約成本較低，涉農貸款不良率一直居高不下（丁志國，2011），使得金融機構不愿意也不敢插足涉農貸款。（三）市場機制。完善的農村金融市場機制可以推進農村金融從抑制狀態向深化狀態轉變，從而實現農村金融市場化。雖然我國農村金融體系在規模上已經取得了突破，但是農村市場機制并不健全。一方面市場機制不健全所導致的制度供給不足、資源配置機制不足阻礙了農村金融資源的聚集、就地轉化以及使用效率的提高，以致供求渠道不暢和農村金融風險等問題（夏國強，2014）。以行政導向與市場引導交叉融合的農村市場機制，在金融產業組織、市場格局和制度安排等方面存在缺陷，對農村金融市場化的推進是非均衡的，忽略了農村的金融服務需求與市場化的關系，導致了農村金融市場運行失范、價格失真（侯國棟，2017），這也是引起我國農村金融抑制、供給失衡主要的原因。另一方面，市場機制不健全所導致的農村金融機構競爭不充分，農戶可選擇的正規金融機構范圍狹少阻礙了金融服務產品數量和質量的提升，阻礙了農戶潛在需求的激發和收入的增長（林毅夫，2003）。（四）信息不對稱。在我國的農村信貸市場上，貸款人很難收集到有關借款人的還款意愿、能力、風險偏好等方面的信息，對借款人貸款的使用情況更是難以監督，導致農村信貸過程中的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問題突出，極易產生信用風險。大量實證研究結果表明，我國農村金融市場中，金融機構與農戶之間明顯的信息非對稱是農戶信貸違約率居高不下的一個主要原因（王冀寧和趙順龍，2007；丁志國等，2014）。農村金融市場借貸雙向信息不對稱導致的“使命漂移”及衍生的錨定效應，使農戶長期遭遇正規部門的金融排斥（吳本健等，2014），這也充分解釋了銀行機構的惜貸行為和農民貸款難的問題。綜合來看，國內學者對金融抑制形成機理的研究數量較多，理論化程度相對較高，系統性較強，主要使用數理模型分析。對農村市場機制的理論研究主要基于信貸合約模型，模型的負責程度較高。對農村金融市場信息不對稱的研究與國際主流研究接軌，主要使用了博弈論、信息經濟學、機制設計等理論。多數側重從微觀農戶、金融機構角度入手，對中觀金融市場機制的研究相對較少，對中國不同地區農村金融的區域特征以及交易成本的時序變化的研究也較少。

金融業是數據密集型行業，既大量使用數據，也大量生產數據。在依法合規、保障安全的前提下，金融數據資源的融合利用與數據資源價值的充分挖掘，有利于增強宏觀分析和金融監管決策支撐，推動金融數字化轉型升級，提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助力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

金融數據利用取得初步成效

近年來，人民銀行重慶營業管理部積極運用大數據、可視化等技術手段，利用金融數據服務普惠金融、服務宏觀分析和金融監管，取得初步成效。數字央行建設成效顯現。一是持續開展數字央行大數據平臺建設，利用先進技術架構、建立統一數據標準、拓展數據覆蓋范圍、強化數據治理，實現主要業務應用數據的統一歸集、統一存儲、統一處理和統一展現，探索開展數據分析，初步形成大數據應用體系。二是搭建金融服務大數據平臺，提供標準化數據交換接口，實現一點對接重慶市大數據局、市場監管局、民政局等政府部門，降低金融機構獲取相關數據的門檻和成本，提升金融機構跨行業數據的應用能力。系統上線以來，已注冊市、區（縣）金融機構482家，為金融穩定重大事項報告、支付結算企業賬號管理等提供了有效手段。助力普惠金融發展。一是整合銀企供需數據建設“渝融通”民營小微企業首貸續貸中心，有效提升市場主體融資便利度和獲得感。系統上線以來，已覆蓋重慶各區縣，累計放貸超15億元。二是開發“長江綠融通”系統，實現金融、環保、財政、金科技、建設等綠色信息共享，精準識別、定期推送綠色項目，對接市、區兩級綠色重點項目和小微企業融資1000多億元。三是深化金融科技應用試點，推動重慶銀行等23家金融機構綜合運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開展小微普惠金融智能化服務，有效緩解中小微企業和三農融資難融資貴問題。輔助宏觀分析決策。一是運用大數據、可視化等技術手段建立“清算云”數據中心，開展支付清算數據的治理、挖掘和分析，將屬地明細數據轉化為統計分析數據，實時動態呈現轄區資金流量和流向，為區域經濟金融形勢研判提供有價值的金融數據服務。二是打造智慧國庫，建設國庫大數據可視化平臺，運用關聯、聚類、穿透等數據分析方法，對國庫海量數據進行快速分析處理，實現國庫資金流動情況的動態監測，提升了國庫資金運行數據利用率，有效提高財政收支預算分析效率。提升金融監管效能。一是建設基于人工智能技術的反洗錢智能檢查系統，以脫敏后的反洗錢數據以及反洗錢現場檢查數據為基礎，構建可疑交易識別模型，在現場檢查中實現高效、精準的可疑交易篩查和全量數據監管，大幅提升反洗錢現場檢查效能。二是基于跨行業數據建設賬戶事中事后監督管理系統，實現從事前向事中事后監管的轉變。系統依托重慶區塊鏈政務服務平臺，打破工商數據與銀行信息之間的數據壁壘，提供企業注冊開辦、預約開戶一站式服務，實現數據“一源多用，有源可循”，助力改善營商環境。三是基于國家外匯管理局應用服務平臺（ASone）監管數據，引入大數據、聚類分析、人工智能等技術，實現貨物貿易異常線索智能篩選，徹底解決貿易項下違規線索的識別效率難題。同時，通過整合外匯管理內外部數據，創新外匯管理事后綜合分析監測方式，強化實時監測，持續提升外匯管理監測分析水平和效率。

深化金融數據綜合利用前景廣闊

深化金融基礎設施數據利用，支持普惠金融發展。目前，金融基礎設施數據包含大量關鍵支付交易和金融市場交易等數據。這些數據由交易主體發起，實時動態呈現企業和個人交易主體的跨行、跨境資金流動以及票據等金融市場工具信用狀況，與銀行行內支付結算數據、企業工商注冊數據、征信數據等多個來源的數據進行交叉驗證和相互匹配，可以完整地反映企業日常現金流量、經營狀況以及企業經營業主和個人的消費狀況，有利于增強數據的穿透性，厘清企業境內、境外上下游關系網絡，避免依靠單一數據來源建模可能面臨的欺詐風險，從而建立更加科學精準的信用評估模型。貸款投放前，這些數據可以幫助金融機構完善對小微企業客戶經營穩定性、還款能力的評估，提高貸前審核的有效性和準確性，并彌補小微企業缺乏征信記錄的“信用白戶”問題，提高普惠小微首次貸款和信用貸款的可得性。貸款投放后，金融機構利用實時跨行支付交易、轉賬流向等數據，可以及時掌握客戶信貸資金用途和還款意愿變化，有效緩解資金空轉、資金流向不明、資金難以收回等貸后監控難題。金融基礎設施數據資源通過適度開放，允許金融機構進行依法合規、科學合理的利用，有利于打破目前在互聯網領域和金融領域存在的數據壟斷和“數據煙囪”等問題，充分挖掘數據資源價值，降低數據獲取和利用成本，緩解銀企信息不對稱矛盾，打造更多“可交互、有溫度”的智能普惠金融產品。深化金融數據綜合利用，優化宏觀分析決策。運用經濟金融交易實時全量數據，可提高宏觀經濟金融分析的前瞻性和準確性。目前，人民銀行正在建設符合大數據發展方向的國家金融基礎數據庫，建立覆蓋所有金融機構、金融基礎設施和金融活動的金融業綜合統計體系。借助金融基礎設施系統的實時全量支付交易數據和金融市場交易數據，加上對工商、稅務等政務大數據融合利用和深度挖掘，金融業綜合統計體系可以為央行決策提供一個更加科學高效的宏觀經濟金融大數據監測預測平臺，為貨幣政策調控和宏觀審慎管理決策提供更有力的支撐。深化金融數據綜合利用，強化金融風險防控。金融監管部門和金融機構通過掌握全量、實時的金融交易數據和工商、稅務、海關等政務數據，有助于掌握微觀主體完整的資金鏈條和關系網絡，大幅度提高對各種異常交易和違法違規風險的快速精準識別和防控能力，有效提升反欺詐、反洗錢、反逃稅、反恐怖、反腐敗等工作水平。同時，基于跨行業數據可以加強對交叉金融產品在跨行業、跨市場、跨機構交易的風險監測，強化對重點領域、重點機構的風險預警，增強穿透性金融監管能力，防范金融風險交叉傳染。技術發展為金融數據的安全利用提供了條件。個人隱私安全和商業秘密保護是數據治理的關鍵。目前，聯邦學習、差分隱私和多方安全計算等主流隱私保護技術能夠在不接觸明細數據、不傳輸非加密數據的前提下進行數據的利用和共享。近年來，金融業積極利用新興技術促進數據資源融合利用，極大地提升了金融服務的智能化、精準化水平。比如，招商銀行信用卡中心與中國銀聯合作，在銀聯智慧平臺基于脫敏后的銀聯跨行交易商戶數據、本行數據構建套現評分模型，精準識別信用卡套現行為，增強支付風控能力。

進一步提升金融數據綜合利用效果

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金融在市場資源配置中起著關鍵性的作用，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離不開金融提供連續持久的支持。我國農業基礎比較薄弱，金融如何加大對農業的扶持是一項緊迫而艱巨的任務。

一、目前農村金融環境的狀況

改革開放以來，黨中央高度重視農業，采取了一系列扶持農業的政策措施，農業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但“薄弱環節”的地位并沒有改變。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滯后，抵御自然災害和風險的能力不強，農業綜合生產效益低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還在拉大。農村金融環境總體上看是比較差的。主要表現：

（一）信用缺失。客觀上農業生產風險較大，投入農業的資金風險也大。主觀上也存在建國以來投入農村的大量資金，成了呆壞帳，承貸者長期以來形成了貸款是國家的錢，還不了遲早會豁免的觀念，沒有形成借債還錢天經地義的理念，信用觀念淡薄。

（二）保障體系滯后，抵御風險的能力弱。農村經濟受自然條件、市場環境、政策因素的影響較大，農民抵御風險的能力弱，客觀上導致銀行投入的信貸資金的風險較大。面對存在的風險，卻在風險的控制上缺乏必要的手段。目前我國尚未開辦農業政策性保險業務。商業保險在城市競爭已非常激烈，功能日臻完善，但在廣大農村保險業務發展仍非常滯后，只有少量的房產和交通工具參加了商業保險。而種養業、農作物受自然災害、市場供求的影響風險最大，這些領域商業保險又不愿意介入。

（三）缺乏有效的貸款擔保手段。農民的資產主要是房產和一些生產資料。農村的房產一方面變現難，另一面屬生活必需品，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民事執行中查封、扣押、凍結財產的規定》，不具備抵押擔保的條件。農民的生產資料比較復雜、難定價，也不能作為抵押擔保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