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總體性視野與20世紀中國文學

總體性是20世紀初西方馬克思主義先驅盧卡奇早期代表性著述《小說理論》中的核心范疇。在盧卡奇看來，文藝復興以降，上帝退隱，理性毀滅，之前人生意義和生存價值或不證自明或依附于神得以建立的時代一去不返。個人生命與社會進程、時代延伸、人類命運的關系日益疏離，個體還來不及適應外部環境的變換，便被剪掉臍帶，拋入前途莫測的現代世界。總體性消失，歷史將向何處延伸，成為糾結于人們心頭的哈姆雷特式難題。作為現代性的產物，小說文類歷史地擔負起為個體尋求和揭示新的總體性，并以之為標尺，重建個體生命價值與意義的重任。盧卡奇認為，最終走向自由與解放是人類社會的總體趨勢，彰顯現實與此總體的內在關聯與隱秘互動，強調無產階級在總體進程，彌合意識與現實的割裂，擺脫物化，自我揚棄，走向完善中的歷史作用，被盧卡奇視為評判小說優劣與否的最高準繩［1］。正基于此，盧卡奇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褒獎有加，而對意識流小說執著于內心瑣屑的雕刻則不屑一顧。然而，西方文學的實際進程并沒有如盧卡奇所愿看到的情形鋪展，一如我們所看到的，現實主義小說的“迷惘”與“垮掉”，表現主義、黑色幽默、荒誕派和存在主義等現代主義思潮只能止步于揭示時代總體性缺失給人帶來的異化、疏離、絕望等意緒，總體性的人類前景缺席，肉身的沉重與生存的價值仍無處得以安身。方興未艾的后現代主義文學的消解深度與話語狂歡，顛覆淹沒了建設，更是棄絕了對人類社會歸宿追問的興趣，仿佛歷史已然終結，一切只在當下。西方20世紀文學離總體性所表達和追求的理念愈行愈遠，反過來，卻為我們審視和反思中國當代，尤其是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文學狀況提供了一個有益的契機與切入點。

總體性作為西方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理論中的最重要范疇之一，不僅因為意識形態親近性的關系，更緣于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的文化癥候、審美情態與文學實際，我們不能再為多元化的假象所蒙蔽，現在已經到了對于總體性的關切需要重新被提升到一個應有高度的時候了。在20世紀90年代以前，窺其大者，一個貌似于“總體性”的“總體性存在”———名稱的相似標示出兩者的關聯，然而在具體語境下兩者會出現分歧甚至根本抵牾的———在中國現當代文學中一直是不構成問題的。現代文學以“啟蒙民智”與“救亡圖存”為主調，兩者膠著纏繞，成為此一時期作家的總體性追求。當代文學以新中國的成立為起訖，便意味著它的發生首先要服務于為新生政權的合理/合法性提供構建、維護與鞏固的話語基礎。很長一段時間，意識形態性成為文學的根本屬性，政治正確成為文學創作與評斷的圭臬。由于特殊的政治氣候，僵化的歌頌，圖式化的揭露，題材選擇、主題設計與人物形象塑造的高度宰制，種種因素造成這一時期整體文學成就不高已成為一個基本的共識。然而換個角度看，盡管對總體性的設定與表征不無檢討之處，但當代文學(1949～1978年)的“總體性存在”依然具備卻是事實。進入新時期文學，接續“五四”新文學傳統，再啟蒙與現代神話重新構成了這一時期的文學主調。現代性的降臨與滋長，被一批作家預定為中國未來的總體期待，“文明與愚昧的沖突”［2］成為此一時期文學屢試不爽的結構法則，當然主體傾向性是一目了然的，掌聲與唾沫分別獻給了前后兩者。在主調之外雖然存在一些貌似的不諧音，如尋根文學和新歷史小說，但本質而言，尋根文學與新歷史小說雖將筆鋒指向歷史深處與荒山鄙地，但其意旨仍是執著地植根于當下與此在，表現的是對前者單一西方模式現代性的深深狐疑與焦慮。從這個意義上看，尋根文學與新歷史小說實際上是從反面實現了向再啟蒙與現代神話總體的靠攏。毋庸否認，總體性僅是眾多衡量文學優劣的標尺之一，稍加檢視便不難察覺，20世紀90年代之前現當代中國文學中的杰出者，現代如魯迅、當代如賈平凹，似乎均堅守著總體性，并以嫻熟的藝術手法敘述個人命運與總體間的內在關聯與隱秘互動，并預示著總體性的前景。這一事實至少有兩方面的意義:其一，如果說盧卡奇是以西方的人文狀況為支撐，從理論上論證了總體性的有效性，那么中國20世紀的文學情形同樣為其貢獻了有力的旁證。其二，總體性對于中國文學解讀的適用性，使其有理由可以成為反思中國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文學狀況，檢討新世紀文學種種亂象的一顆亮眼的“照明彈”。如若將總體性之于中國當下文學的意義之二付諸扎實的探究工作，這將是一項極富價值的課題，然筆者雖有意，此課題卻非本文可以勝任。本文意在拋磚引玉，擇新世紀文學眾多現象之一種，即聚焦評論界投入近十余年來少有的熱情，議論紛紜且受到褒貶兩重天待遇的“底層文學”，主要圍繞作家的創作，也輔以批評家的評論與社會學者的研究，以“總體性”為聚光燈，冀圖較為深入地透視與辨析底層文學的得與失，辯證施治，寄望于其能盡快奔脫羈絆，并帶領中國文學闖出一條可資借鑒的光明大道。

二、“現代性”與新世紀底層文學的迷途

底層的困境，絕不是新世紀的今日才大規模出現的事實，而始終是20世紀乃至進入文明時代以來中華民族的一個客觀而尖銳的存在。然而幾乎貫穿整個20世紀，出于對現代性的單一追求，從國家的領導人到知識分子群體都始終懷著強烈的現代焦慮，從各自角度思考中國如何實現“現代化”的問題。以這樣的視野出發，底層就變成了單一的工具性存在，而在作家筆下也自然不會被看做平等的、有個性的，有私生活的“現代”個體，他們要么在革命時代(1900～1949年)是革命者企望集中全民力量實現民族獨立解放的動員對象，要么在后革命時代(1949年至今)是國家現代化或西化道路上的“人力資源”。正是由于“大多數思考都陷入現代性話語的霸權之中，對現代性話語的非人化的一面基本沒有思考和反省的余裕”［3］，底層的傷痛因故才被遮蔽，沒有作為一個獨立的話題進入主流權力話語的觀察視野與知識分子的言說范圍。通過權力話語視野中20世紀底層形象的勾勒，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出，20世紀中國文學不同時期的“總體性存在”完全可以與“現代性”成功置換，至少在對底層的表述與想象上是如此。成敗蕭何，底層的苦痛是為現代性的迷夢所屏蔽的，但也正是在現代性神話出現日趨崩大的裂縫的情勢下而鉆入人們視野的。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經歷著劇烈的社會轉型，社會各階層逐漸分化。一方面是一些“新富人”(王曉明語)與權貴勾結的暴富神話，另一方面是農民與工人勞而少獲，有的甚至背井離鄉，被趕出工廠，失去勞動機會。較大的生存反差已成為國家民族現代化道路上一個不得不需要嚴重正視并亟須解決的問題。這是中國“現代性”道路神話裂縫中的一個，但已足以引起我們對現代性負面效應的警醒，“底層”因此很自然地成為包括社會學者、思想學者和作家等在內的富有社會責任感的人文學者關切的焦點。也正是在這一語境下，以曹征路《那兒》、陳應松《馬嘶嶺血案》、劉應邦《紅煤》等小說為前奏，“底層文學”在新世紀文壇卷起一團聲勢浩大的旋風。對于底層書寫帶有文藝思潮性質的面世，人們剛開始的反應往往還只停留于簡單表達自己的立場。歡呼雀躍者有之，視之為左翼文學傳統的重新崛起;貶抑之聲亦不絕于耳，斥之為民粹主義幽靈的回魂;清醒者亦不乏其人，他們一邊質疑作家作為知識分子代言底層的可能性和正當性，一邊憂慮于其藝術實踐中的硬傷有可能導致其短命夭折。隨著討論走向深化，形勢越來越不利于對“底層文學”現象給予足夠高的評價發展。隨著底層文學在人文領域人氣與影響日炙，一批寫底層的創作蜂擁而上，良莠不齊的作品開始自我暴露出諸多受人詬病的把柄。簡單梳理一下，缺乏辯證性的道德化寫作、人物形象圖譜單面化、廉價的苦難情懷、現代性焦慮癥與文體風格濫情/戲謔化是至今為止出現的討論中，底層文學總體性缺失的主要癥侯表征。在批評者眼中，底層寫作越來越演變成一種道德化姿態寫作，作家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實施創作主體對社會不公的道德審判與溫情安撫，道德的正確性代替了對底層生態世界復雜性的考察與把握，“同情大于體恤，怨憤大于省察，經驗大于想象，簡單的道德認同替代了豐富的生命思考”［4］。另外，人物形象千人一面的苦大仇深，甚至連苦難的細節都開始彼此重復。文學形象塑造的總體特征高度簡單化:富人都是壞人，至少是心懷鬼胎;底層都是善人，如做出出格之事，也是為富人所迫。底層形象的圖譜化與單向性，令作品變得單薄虛假，形跡可疑，讓人對此類文學能否擔承起為底層鼓而呼的前景而疑竇叢生。與人物形象的模式化相伴隨，底層文學的“苦難情懷”也一直為討論者所廣為詬病。許多底層寫作在情節設置上向苦難表示親熱、獻媚甚至頂禮膜拜，作家總是以一種放縱式的敘述姿態，將苦難和慘烈的每一個細節不斷地放大，甚至給人以錯覺:苦難是底層的身份證，是人民性的標識，苦難變成了一種炫耀的資本，也變成了一種道德上的特權。苦難能說明一切的創作觀，抹殺了文學理應具有的超越苦難本身并對苦難追問的精神價值維度，底層寫作呈現出“嚴重的模式化、粗俗化和平面化的審美傾向”［5］。擱置藝術水準不論，上述不管是道德化地、情緒化地還是單面性地對底層的書寫，所反映出來的思想立場實質上都是對現代性的根本質疑與完全否定。

與前三者截然相反，堅守現代性信念的現代性焦慮癥也構成當前底層寫作正在誤入的歧途。在現代性攻城掠地，所向披靡，主宰中國社會發展方向的歷史進程中，對現代性神話的建構與維護，中國20世紀文學可謂不遺余力，居功至偉。20世紀的中國文學為現代性推波助瀾，強化了歷史斷裂的鴻溝。現代以來的中國文學，說到底“就是一部中國現代性斷裂的情感備忘錄。它一直在為現代性的合法、合理與合情展開實踐”［6］。然而隨著現代性在中華大地的鋪展與深化，在給國家、民族與個體帶來經濟繁榮和物質豐裕的同時，其負面效應和斷裂性也日愈暴露出來，具體表現為對社會群體層級分化、秩序規范、價值觀念和思想意識帶來的強烈乃至顛覆性的沖擊，這些急需引起人文學者對現代性的警醒與反思。然而一些底層寫作或許是慣性思維定勢緣故，仍企圖在肯定現代性的框架基礎上，為底層的苦痛尋求合理性，極力想證明底層的苦難作為“現代化的陣痛”是實現現代性美好前景的征途中值得付出的必要代價。無視社會現代性轉型這一大背景，要合理解釋底層所承受的苦難，這樣的工作，其難度可想而知，現代性焦慮癥便在作家的創作中產生了。溫情/戲謔敘事是底層寫作中作家疏泄和緩解現代性焦慮癥最常見的路數。所謂溫情敘事，是指從現實的批判抽身，將之轉化成情感的發掘，再把這種情感形式以審美的方式表現出來。底層寫作的溫情敘事不僅是文筆風格的詩意與溫暖，更在于它企圖以創造正面肯定性的形象，向讀者提供回憶和傷感，其所傳遞的審美訴求就不會有力地撼動現實的深層結構。人們從過去尋求意義，也總是會在對過去意義的批判中渴望新的意義，這種常常處在意義與放棄意義之間的徘徊狀態，便是眾多作家退回到民間社會的主體性困厄。然而，這是一種不需用理智甄別便可知的嚴重寫作誤區，“它使文學變得嘩眾取寵、華而不實，可能有結構、有技術，寫得也很巧，更有文學理論批評家想要的美學標準，但無論如何沒有思想的分量和審美的沖擊力以及現實的觀照力”［7］。對于底層寫作，如果說溫情敘事是不合時宜的浪漫風情，那么戲謔敘事便是自我作踐的后現代狂歡。底層書寫對底層的美化有之，但丑化戲謔似乎更勝一籌。底層書寫的主人公都是處于層層重壓之下的弱勢群體，在作品中也同樣處于弱勢地位，一任作者矮化、丑化與戲謔。一些作家對善良美好真實的人情物事缺乏敏感，反應冷淡，而對委瑣卑微屈辱陰暗的一面頗感興趣，樂于沉浸在黑暗中狂歡。一寫到底層世界就是暴虐丑惡病態殘缺，一寫到底層民眾，就是命運重壓下的扭曲異化沉淪墮落。于是，底層世界和底層民眾的真實面目被遮蔽了，本來嚴肅的社會批判也因過多的丑惡展露和感官刺激而失之簡單皮相。很多作品“少了對底層現實困境的真切反映，多了對人物性格的極端化描寫;少了完整的情節結構，多了讓讀者摸不著頭緒的心理結構、零散結構;少了和底層相通的樸素純凈的語言，多了能淹沒文本內容的爆炸性語言”［8］。底層民眾的精神狀態在這種書寫中要么被忽略，要么過于模糊而難于辨認。以上是對新世紀底層文學中陷入的各種主要歧路的簡要梳理，可以發現，不管歧路如何五花八門，盤根錯節，其實質上都主要是對現代性在立場、理解以及底層與現代性關系處理上出了問題的具體表征。底層文學要步出迷途與困厄，開辟一番新天地，歸根結底需要對中國現階段的現代性有更全面辯證的把捉，以及基于之上的更理性正直的寫作立場，當然敏銳的藝術觸角和高超的表現技法同樣不可或缺。

簡介：誠信的回歸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標志。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逐步完善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大進程，誠信這一永恒的話題開始受到社會各界越來越多的關注，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越來越受重視。會計誠信，是...

誠信的回歸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標志。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逐步完善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大進程，誠信這一永恒的話題開始受到社會各界越來越多的關注，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越來越受重視。會計誠信，是整個社會信用體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正視目前存在的會計誠信缺失現象，思考和制訂應對它的方法和手段，是會計

行業及相關部門和人士亟待解決的一個課題。

“人無信不立，業無信難興。”誠實守信是一個健康、和諧的社會必須建立的社會規則。會計誠信是會計行業最基本的行為規則之一。它對保障經濟秩序的正常運行，規范商業行為的合法操作有著重要的意義。反之，會計誠信的缺失，必然會給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帶來嚴重的負面效應。因此，探詢會計誠信缺失的原因，認識會計誠信缺失的危害，研究應對會計誠信缺失的對策，是一個應該被提上議事日程的課題。

會計誠信缺失的原因

(一)會計誠信缺失有其社會背景，它是社會誠信缺失在會計領域的反映。當今社會正處于市場經濟的探索過程中，各種法律和制度建設尚不成熟或者說尚不完備。單純靠社會道德教育和所謂“紀律性”約束，顯然已不適應今天人們多元選擇的價值觀念；也不可能用來規范人們的各種社會行為。在沒有嚴格法律規范人們行為的背景下，社會誠信缺失是必然要出現的一種現象。它會反映在各個領域———政治、經濟、文化等等。反映在會計領域，便是我們必須正視的會計誠信缺失。

摘要：誠信是一切道德的基礎和根本，是一個人思想道德素質最核心的外在表現。文章詳細列舉了大學生誠信缺失的現狀，從傳統觀念、社會、高校、大學生自身和家庭等多方面分析了大學生誠信缺失的原因，有助于大家尋找到有效防范大學生誠信缺失的方法和對策。

關鍵詞：大學生；誠信；缺失；現狀；原因

“誠信”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礎行為規范，是社會主義建設者的基本素質要求，也是現代文明的重要標志。作為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學生，其誠信程度近年來備受質疑。惠濟貧困學子的國家助學貸款的步履艱難讓社會對大學生的誠信鮮見一斑。2007年8月，揚州高校國家助學貸款的違約率達到17%，違約金額高達112萬，工行總部停止與揚州市6所高校的國家助學貸款協議。大學生誠信缺失對高校和社會提出一個嚴峻地課題。

一、當代大學生誠信缺失的現狀

大學生誠信缺失不僅指其經濟失信行為，還包括在生活、學習中違反道德或犯有嚴重過錯的行為。高校一直在教育學生要做到“明禮誠信”，但觸目所及的誠信缺失現象比比皆是，而且表現形式多種多樣。

（一）學習方面誠信缺失

摘要：兒童附著依戀一方面是尋求并企圖在軀體上、情感上與一位非常熟悉的人保持親密聯系的一種傾向；另一方面是親子的積極行為，它包括對孩子飽含深情的感情聯系，生活照顧，認知培育等等，對小兒形成最初信賴和不信賴的個性特點有重要意義。本文通過調查研究，論述了依戀缺失產生的原因、危害以及矯正方法。

關鍵字：依戀危害矯正方法兒童

一、依戀是美好的

依戀缺失是對親情的缺失，是聯系間的隔閡，是信賴的缺失，是安全感的缺失，是認知初期的迷茫，對開啟兒童早期智力有著負面作用。安斯沃恩在陌生情境中測量兒童的表現后認為，1—1.5歲兒童依戀行為的發展有三種模式：第一種是無顧慮的依戀。母親離開時，嬰兒稍有抗議的表示。母親回來時，就去親近她。但很容易平靜下來。第二種是回避的依戀。母親離去時不抗議，母親回來時不理她。第三種是反抗性的依戀。母親離去時非常傷心，母親回來時一會兒依偎著她一會兒推開她。研究者雖看到了個性氣質對情緒的影響，環境變化以及教育對依戀模式的影響，但依戀依然是人生的開始，是兒童發展的愉快搖籃。

二、依戀與依戀缺失的比較

（一）依戀——親情的滿足與體現

提要近年來，國際貿易中環境保護的介入已成為90年代世界經濟發展的新特點。在處理貿易與環境關系問題上，世貿組織的環保條款被越來越多地引用，但在實際運作過程中，發達國家對“環保例外權”的過分強調形成了對發展中國家的貿易壁壘；WTO中的若干基本原則也因發達國家對環保條款斷章取義的援引而未能真正貫徹執行，針對上述WTO環保條款實際運作中的缺失，本文作了較為深入的探討，旨在引導發展中國家增強自身環保意識，努力提高環保水平，充分利用多邊貿易體制，維護本國的正當貿易利益，以適應國際貿易的新趨勢。

關鍵詞世貿組織環保條款

90年代，伴隨著全球范圍內日益高漲的環保潮流，國際貿易也被打上了深重的環保烙印，世界貿易組織（WTO）作為主管世界貿易的多邊機構對環境與貿易的關系作了概括，指出：“各參加方為了保護和維持環境的需要，為了實現持續發展的目標，各方通過在不同經濟發展水平上所處的地位和需要相符合的方式來增強達此目標的手段。”這一思想原則也體現在世貿組織的相關協議中，我們稱之為環保條款。但在實際運作中，這一原則并未真正得以實現，一方面是由于WTO對貿易與環境關系所做的僅是一般性的、粗略的概括，缺乏明確的約束性規范，更重要的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在經濟發展、技術水平等方面存在的諸多差異使環境與貿易問題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定的沖突和矛盾，發展中國家的貿易由此受到不利的影響，認真研究世貿組織的環保條款及其在實際運作中的缺失，對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發展的新形勢下維護正當的貿易利益、實現經濟的持續發展有著重要意義。

<!--[if!supportLists]-->一、<!--[endif]-->世貿組織的環保條款

WTO是GATT和烏拉圭回合談判的一項重要成果，也是GATT運作47年后的一次飛躍，其中的環保條款仍以GATT中第20條“一般例外”中的（b）款和（g）款為基礎。根據該條規定，“只要不對情況相同的締約方構成武斷的或不合理的差別待遇”，或“不對國際貿易隱蔽的限制”，任何締約方都有權采取“保障人類、動植物的生命和健康所必需的措施”［即（b）款］和“與國內限制生產與消費的措施有效配合，為有效保護可能用竭的天然資源的有關措施”［即（g）款］。

新修訂的《貿易技術壁壘協議》、《衛生與植物檢驗措施協議》以及《服務貿易總協定》都依照GATT第20條的“一般例外”條款的基本原則賦予各國為保護環境而采取措施的合法性。如《技術貿易壁壘協議》中規定：“不得阻止任何成員方按其合理的水平采取為保護人類和動植物的生命和健康的必需的措施”。《衛生與植物檢驗措施協議》甚至更進一步，其第5條第7款引入了“預防原則”，即在成員方當時找不到足夠的“科學依據”以判斷所采取的保護措施的“必要”程度時，可以在“得到的有關資料的基礎上臨時地采取衛生或植物檢疫措施。”

一、誠信的經濟學含義

誠信即誠實守信，是個人與個人、個人與社會之間相互關系的基礎性道德規范。在市場經濟飛速發展的今天，誠信已被人們公認為協調不同利益主體之間關系的原則之一，更多地應用于職業道德的規范和行業內外競爭的秩序化。誠信不僅屬于道德和法律的范疇，也屬于經濟范疇。現代意義的誠信是在中國傳統信義原則的基礎上并借鑒西方管理制度的一些經驗形成的全新的理念，其出發點和目的是保證社會活動的順暢進行，各方在誠信原則的協調下都能獲得自己的利益，從而達到一種“雙贏”或“多贏”的態勢。世界經濟學制度主義的創始人凡勃倫認為，誠信作為一種“人類制度”在市場經濟的現實條件下，它遵循投資、收益、支出、回報等經濟學的規律，可以用貨幣曲線來描繪。“誠信”的觀念原本就是在人們追求利益的活動中產生和發展起來的。通常情況下，誠信是要付出“成本”才能得到的，有了初級的誠信后還要付出維護誠信的成本和擴大誠信的投資，才能獲得回報和源源不斷的收益。誠信的投資與收益關系為正比關系，投資越大收益越高。但是這種比例關系還要考慮客觀條件的因素，比如社會信用環境等。

二、誠信缺失的經濟學分析

在這里，筆者用經濟學關于“經濟人”的人性假設理論來分析誠信缺失的原因。

“經濟人”假設包含的基本含義：第一，“效用最大化”;第二，“有限理性”;第三，“機會主義行為”。作為市場主體的個人或者企業，首先是一個“經濟人”，他的一切行為都是為了最大限度地滿足私利，爭取最大的經濟利益。因而經濟人要追求金錢或物質利益，而誠信是獲得這些的手段之一。對誠信缺失原因的分析不妨建立在個人對成本收益比較的基礎上。

如果市場主體是誠實和守信用的，就會給他帶來好處，使他很容易地找到交易伙伴，低成本地進行交易，最終獲取利潤。此時，人是一個經濟人，誠信是利益之源。另一方面，維持誠信也是有代價的。在交易中，必須要守諾，即便是自己遇到重重困難，會受到很大的損失，也必須要守信，以維持信譽。

當前，面對“誠信缺失”而帶來的種種社會問題，“呼喚誠信”成了一個熱門話題，誠信教育也愈來愈引起全社會的廣泛重視。但總的來看，誠信教育的效果并不理想。筆者認為，“誠信缺失”的深層次原因主要不是教育不足，而是缺乏必要的他律機制。因此，應當認真貫徹《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提出的“堅持道德教育與社會管理相配合”的原則，重視發揮他律機制的作用，把誠信教育與科學有效的社會管理結合起來，通過他律，促進道德自律。

道德自律與他律

道德本質上是一種社會意識，它是人類在改造自然和社會的實踐中，以善惡為標準，通過社會輿論、傳統習俗和個人內心信念來評價人們的行為，調整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之間關系的社會規范和準則的總和。由于道德依靠不具有強制性的社會規范和人們的心理價值選擇發揮作用，長期以來，人們普遍重視道德的自律性，認為道德的維系和實現主要靠個人自律，即一個人能否按道德要求去做，不是取決于社會外部的他律作用（外因），關鍵在于個人內心信念（內因）；如果人們缺乏道德的自律性，社會輿論、傳統習俗也很難起作用；道德依靠個人心理價值選擇發揮作用，有很強的自律性。我們認為，這些無疑是正確的，但不能因此而忽視或否認社會輿論、傳統習俗等外因對道德的他律作用。實際上，道德觀念的形成，道德作用的發揮是通過自律（個人內心價值選擇）和他律（社會輿論、傳統習俗）相結合的機制來實現的。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是變化的條件，道德的自律性與社會環境的他律性是對立統一、相輔相成的，離開了他律性也就無所謂自律性。只要對道德觀念的形成以及道德的實現和維系過程稍作分析，我們就會發現道德的自律性離不開他律性。

從道德觀念形成過程看，道德作為一種社會意識，一種社會規范，一種價值觀念，不是與生俱來的，它同其他的意識、觀念、規范一樣，必須通過后天的社會生活實踐逐步獲得，有一個社會教化和個人內化相結合的過程，需要長期的社會教化和自我修養的過程。在這里，社會教化是外因，個人修養是內因，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因此，要使人們形成正確的道德觀念，就要緊緊抓住教化與內化這兩個環節，通過社會輿論、傳統習俗等倡導正確的道德規范，貶抑違反道德規范的言行，使人們在社會的教化下，把社會道德規范內化為自己的價值觀念，指導自己的言行。

道德的實現和維系也是一個自律與他律相結合的過程。道德具有自律性的特點。道德作為一種社會規范提倡“應當怎樣”，“不應當怎樣”，而不是強行規定“必須怎樣”，“不準怎樣”，它依靠不具強制性的社會規范和人們的心理價值選擇發揮作用。雖然道德通過個人自律發揮作用，但這種自律同道德觀念的確立一樣，也不是憑空產生的，同樣離不開外因促成，離不開他律的作用，也就是講，道德的自律性是在他律的基礎上形成的。由此可見，本質上，道德作用的發揮是依靠自律和他律相結合的機制來實現的。一個人選擇道德的行為或放棄不道德的行為，是在社會輿論、傳統習俗的倡導、鼓勵下，或是批評、貶抑下，通過自律機制實現的。對于不少人來說，離開他律，這種自律是靠不住的。在現代社會，人們的生活時空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出現了明顯的信息不對稱，在傳統社會十分有效的以社會輿論和傳統習俗為主要方式的他律作用正在弱化。以誠實這種傳統的道德為例，這是人類社會普遍推崇的美德，在傳統社會，由于社會的流動性小，人們常常生活在一個彼此熟悉的環境里，一個人誠實與否很容易被大家知曉。誠實者受人尊敬，不誠實者受到鄙視。在這種情況下，保持誠實是大多數人的必然選擇。隨著人們流動性加大，遷徒范圍擴大，信息技術的發展，傳統社會彼此十分熟悉的環境不存在了，誠實者得不到應有的肯定、贊美，說謊者不能及時被揭穿，受到應有的指責。誠實的道德自律機制和他律環境被打破了，因而，人們保持誠實的自律性就會下降，不誠實的可能性便大大增加。

由此，現階段道德建設必須正確處理教化與內化，自律與他律的關系，把道德教育與社會管理緊密結合起來，強化他律機制，在大力宣傳社會主義道德規范的基礎上，配套建立起相應的制度或者法規，建立起嚴格的懲罰機制和激勵機制，使遵守道德規范者的利益得到保障，受到激勵和鼓舞，讓違反規則者受到應有的懲罰，付出相應的代價。

摘要:中國正處于經濟體制轉型時期，由于一些人對道德水準的迷惘，道德評價標準的失衡，從而導致了某些社會遺德缺失現象的出現。解決連德缺失問題，應加強對優良傳統文化的繼承和發揚，完善法律體系，加大執法力度，淡化行為主體的功利性思想。

關健詞:道德道德缺失表現對策

中國正處于經濟體制轉型期，由于一些人對道德水準的迷惘、道德評價標準的失衡，從而導致了道德缺失現象的出現。現今的道德缺失已不再僅僅是作為獨立個體的人的道德失衡，而是以群體為尺度的集體道德缺失:蔑視道德、缺失誠信、恥言理想、職業道德滑坡。道德的底線也是一個民族存亡的底線，正確認識道德缺失現象，探討解決道德缺失問題的對策，對于喚醒沉睡的人性，營造德福一致的文化氛圍，重塑社會需要的道德規范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道德缺失現象的幾點表現

1、誠信缺失

誠信是一個古老的道德命題，是人類精神文明的體現。由于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時間較短，受千百年來傳統文化的影響較深，人們對經濟學本身的內涵還不了解，導致中國社會生活中出現了誠信缺失現象。在經濟領域，存在著企業信用缺失、商業信用和銀行信用缺失。在其他社會生活領域，假東西充斥如假文憑、假政績、假鑒定等，不一而足。以企業信用缺失為例，據有關資料統計，企業逾期應收的貸款額占貿易總額的指標在完善的市場經濟國家中僅占0.25%一0.5%;而我國目前超過5%，其水平是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10倍到20倍。

摘要：本文就近幾年經常談及的企業會計誠信危機問題，從經濟利益、社會道德、產權關系與契約關系等六個方面分析了會計誠信缺失的共性原因，并就其存在的根源提出了合理解決我國會計誠信缺失問題的一些主要對策。

近幾年。會計誠信缺失問題屢有發生。引起了全世界會計學界及社會各界普遍關注。紛紛著書立說。各抒己見。本文也想就這一問題發表拙見。懇望批評指正。

一、會計誠信遇到了國際性的挑戰

所謂的會計誠信實際上就是會計對其反映經濟活動的真實性及客觀性向會計信息使用者和整個社會所提出的一個基本承諾。

會計誠信是會計的立身之本。千百年來，正是由于會計真實性的存在。才使會計得以存在和發展。

但是，會計誠信缺失問題也越來越困擾著世界各國。

[論文關鍵詞]誠信保險業誠信制度

[論文摘要]隨著《保險誠信讀本》的出臺,我國保險業必須從維護最廣大人民群眾利益和確保保險業長遠健康發展的高度,重視和加強保險誠信建設。本文對我國保險市場誠信現狀及建設提出了建議。

日前,中國保險行業協會和中國保險學會正在為《保險誠信讀本》做最后的審編工作。據了解,此舉是為落實保監會主席吳定富提出的“必須從維護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和確保保險業長遠健康發展的高度,重視和加強保險誠信建設”指示精神的具體措施。

一、誠信對保險業的重要意義

誠信是保險業存在的基礎,是保險業健康發展的前提。在保險活動中,誠實守信是對保險交易對方合法權益的維護和尊重,也是對自身合法權益的維護和尊重,誠信的缺失最終也會使失信者的利益遭到損失。可以說,不誠信就沒有信譽,就沒有保險業的長期持續發展。

1.誠信是保險公司生存與發展的內在要求,是保險機構的核心競爭力。保險產品是一種典型的無形產品,是以保險公司的信用向客戶所做出的對未來可能發生的保險事故承擔賠付保險金責任的承諾。因而,保險公司是否誠實、守信用,在保險消費者的購買決策中起著很大的作用,消費者只會向其認為有信用的保險公司投保。保險公司只有誠信,才能為持續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才能增強競爭實力,為更廣泛地進入市場、擴大交易創造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