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提出了區域性供水的特征，進一步探討了區域性集中供水系統和區域性供水集中管理系統兩種模式及其區別與聯系，提出了主要幾類城鎮需水量的預測方法，對區域性供水的形成和管理問題作了多方面的探討，提出了一些建設性建議。文中結合成都市實施區域性供水工程的實踐，論證了區域性供水這一具有強大生命力的管理模式的社會經濟價值。

關鍵詞：區域性供水供水模式

1、問題的提出

在八十年代初，在城市供水水源的調研基礎上，于1982年2月四川省給水排水情報網年會期間，第一次提出重力流供水的方案，在研究重力流供水的范圍過程中我們引伸出區域性供水的思路，并進一步討論區域性集中供水系統和區域性供水集中管理系統模式的區別、聯系及其實用價值。

2、區域性供水的模式

區域性供水系統的主要特征是不僅為中心城市供水，還同時向作為城市、場鎮及廣大農村集居點供水，按照水源水系、地理環境特征或一定的行政區劃確定供水區域，供水面積小至數十平方公里，大至數千平方公里。它把一個區域內的若干個凈水廠及其配套企業聯合為一體，統一開發、分配水資源，水費的收取辦法又因輸配水距離及高差而有所差異的新型網絡供水系統。我們認為，區域性供水的模式主要有兩種，即區域性供水集中管理的模式和區域性集中供水的模式。

建設大市場發展大商貿

努力打造區域性商貿中心

近兩年來，××區圍繞商貿中心的定位，充分發揮核心城區優勢，突出文峰特色，建設大市場，發展大商貿，搞活大流通，轄區商業檔次明顯提升，市場規模不斷擴大，商貿中心的框架已基本形成。截止目前，全區商業網點達到個，營業面積達到萬平方米，大商場、大超市、大市場達到個，商戶發展到了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多戶。今年元至月份，全區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達到萬元，商貿稅收對財政的貢獻率達到了％以上。我們的做法主要是：

一、明確定位，大力推進“商貿富區”戰略。××區是傳統的商貿大區，特別是區劃調整后，市委、市政府對我區的定位是政治、商貿和文化中心，這對文峰區而言是難得的歷史性機遇。區委、區政府立足現實，著眼未來，以市行政中心東移為切入點，以東區建設為契機，提出了建設“充滿經濟活力、富有文化特色、人居環境優良、社會秩序穩定”的新型核心城區的總目標，組織實施“農業穩區、工業強區、商貿富區、科教興區”四大戰略，把發展商貿作為了振興文峰經濟的長期戰略之一。在城區發展定位上，形成了“建設商貿中心”的共識，在實施“商貿富區”的發展戰略上，確立了“抓市場、抓招商、抓環境”的工作思路。在空間布局上，在老城區，依托文峰商業步行街、丹尼斯購物廣場、北關拱辰廣場等大型商場，著力培育核心商圈；在行政東區，圍繞商務中心建設，突出沿路發展的產業布局，增強服務功能，打造一批設施先進的大酒店、大超市、連鎖店、專賣店，以商業的發展帶動酒店業、娛樂業、信息業等現代服務業的發展，培育商貿新區；在城區南部，規劃建設大型物流園區，積極培育發展規模大、檔次高、功能全的現代化綜合市場和專業批發市場。通過－年的努力，構筑以大商場、大超市、連鎖超市、專業街、專賣店為主線，以綜合性市場、專業性市場、現代物流園區為基礎，以集貿市場、中小商場、社區超市、便利店、連鎖經營店為網絡的大商貿格局，努力形成輻射豫北地區的家具、建材、五金、糧油、肉禽蛋奶、瓜果蔬菜等物資的重要集散中心。

二、搭建平臺，加快商貿市場建設步伐。近年來，我區緊緊抓住舊城改造和東區建設的機遇，加快商業設施建設，為商貿業的快速發展搭建了廣闊的平臺。一是打造大十字核心商業區。狠抓了文峰中路及商業步行街的管理，努力提升北大街商業街的品位，服務好唐子巷精品商業街、夏綠地城市廣場、供銷社商貿一條街的建設，引資多萬元對明珠商廈進行了裝修改造，建成了豫北地區規模最大的郝氏名酒城。以文峰中路、文峰商業步行街、北大街商業步行街、唐子巷商業街為主體，丹尼斯、亞細亞、拱辰廣場、銀基商貿城等為支撐的核心商業區日益繁榮，集人氣，聚財氣，現代商貿的集聚效應更加明顯，為商貿業進一步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二是積極推進大市場、大商場、大超市建設。今年以來，我們引導社會資金投資興建了興達汽貿大市場、美特好超市、華豐農貿市場、家多福超市等大型批零市場，加快了龍興汽配市場、文蘭市莊蔬菜果品批發市場的規劃建設步伐，為發展商貿提供了空間。目前，轄區建成和在建的營業面積超萬米的大型商業設施達到了個。三是規劃建設現代物流園區。結合市整體規劃，依托京珠高速、京廣鐵路、國道和在建的東外環、南外環、安林高速、高寶公路，規劃了中華路、寶蓮寺兩個物流園，鼓勵傳統的交通運輸、倉儲配送、流通加工等物流企業進行整合重組，積極爭取大型物流企業落戶我區，總投資億元的金橋物流廣場已達成了入駐園區的意向。市運輸總公司正對寶蓮寺物流園項目進行考察，意向建設占地畝的物流基地。同時，加緊推進寶蓮寺工業區和高莊工業區的建設，引導城區企業騰地換業、退二進三。四是努力提升城區管理品位。我們樹立“城市管理也是生產力”的理念，下功夫搞好城市管理，創造良好的商業環境。改造提升北大街商業檔次，對店外經營及占道經營進行徹底治理，清理店外經營及占道經營商戶多戶，拆除違章建筑處平方米，投資多萬元，鋪設了花崗巖路面，完善配套措施，街容街貌煥然一新，把一個昔日臟亂差、群眾怨聲載道的老商街，改造成了靚麗的不夜步行街；開展聲勢浩大的街區整治活動，把文峰中路及四環作為重點，共拆除違章建筑和有礙觀瞻建筑萬平方米，清理不規范牌匾、廣告個，粉刷、清洗、整修墻面萬平方米，亮化商業門店多處，打造了“一路兩街”三大品牌；大力整治規范市場環境，集中治理占道經營、店外經營，取締攤群點，退路經營，劃行歸市，共清理占道經營、店外經營，規范治理農貿市場，有效改善了全區市場環境。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三、招商引資，打造商貿中心品牌。我區以招商引資為主線，提高商業檔次，打造商貿特色，有效改變了轄區商業品牌少、規模小的格局，為建設區域性商貿中心打下了基礎。一是大招商。實行全員招商。出臺了《關于實行招商引資工作目標責任制的意見》和《考核辦法》，把招商引資目標任務逐級分解落實，實行抵押金制度，對部門和鄉鎮、辦事處進行績效考評，獎懲掛鉤。各鄉鎮、辦事處、區直部門拿出三分之一的力量招商引資跑項目，建立了全員招商的長效工作機制。二是招大商。建立招商項目庫，對在談和在建重點項目，由名縣級領導牽頭，跟蹤服務，及時了解項目進展情況，提供政策咨詢，幫助辦理各種手續。區委、區政府主要領導經常過問重點項目，并深入到施工現場詢問進度，解決施工過程中遇到的難題，促使項目早簽約、早開工、早見效。在得知市重點工程金橋物流廣場因土地、規劃等問題有意投資我區，區主要領導親自包項目，親自參與項目的洽談，親自主持會議研究解決客商關注的征地等問題。今年以來，一批影響大、帶動能力強的項目相繼落戶我區，拱辰廣場、興達汽貿城、華豐農貿市場等大市場、大商場、大超市先后投入運營，夏綠地城市廣場、新天地娛樂中心、龍興汽配市場等一批投資超千萬的大型商業項目正在加緊建設中，同時簽訂了兩家物流企業意向合同。三是招名商。運用網上招商、委托招商、招商等手段，實行企業招商、組團招商、以商招商，發揮溫州商會的作用，引進了世界強之一的肯德基連鎖店；在丹尼斯追加投資擴建的基礎上，又達成了投資萬建設丹尼斯東區店的意向；夏綠地廣場項目正在與國內大型連鎖企業上海世紀聯華洽談，力爭年內簽約；香港宜美佳女子百貨正在緊鑼密鼓籌建中。一批國內外知名商業連鎖企業入駐文峰，對我區商貿業態升級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截至月份，全區共引進商業項目個，合同利用區外資金萬元、域外資金萬元、境外資金萬美元，實際到位分別達到萬元、萬元和萬美元。

1農業保險差異性需求特征分析

風險因素是引發風險事件致使風險損失的條件。現代農業風險因素表現出錯綜復雜性，既包括風險的有形因素，如自然風險因素、市場風險因素和技術風險因素等，又包括風險的無形因素，如道德風險因素和社會風險因素等。農業風險因素是決定農業保險需求特征的直接原因，然而從現代農業的產業組織與管理角度來看，農業生產結構、農業生產區域化和農業產業化經營是決定農業保險差異性需求特征的內在原因。

1．1農業生產結構與農業風險因素的系統性及客觀性

農業生產結構優化要求合理安排各部門間的比重關系，并在農業生產資源有效利用條件下建立一個高效、優質、低耗的農業生產系統和農業生態系統，因此，農業生產結構優化的實質就是農業生產資源的合理配置與利用［1］。廣義農業生產結構包括種植業、牧業、林業和漁業四大門類。種植業也被稱為狹義的農業，這是由種植業的基礎地位和不可替代性決定的，因此，種植業生產結構的優化是農業生產結構調整的關鍵。根據2013年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種植業的農業總產值構成從2000年的55．7%降至2012年的52.5%，但其絕對數仍從13873．6億元增加至46940．5億元。這與政府的民生需求和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是一致的［2］。再從各類農業自然災害受災面積與直接經濟損失來看，旱災、洪澇、山體滑坡和泥石流、風雹災害、低溫冷凍和雪災仍然是影響農作物生產的主要風險事件，以2010年為例，自然災害直接經濟損失達5339．9億元，占全年農業生產總值的7．7%［3］。因此，農業生產結構優化致使農業風險因素表現出:(1)系統性特征。優化種植業結構要求根據社會經濟發展需要及市場需求變化，及時安排糧食作物與經濟作物各生產項目之間的比重，以保證農產品市場供求的動態平衡，勢必會受農產品價格波動等市場風險因素的影響;種植業結構優化不但要求增加農產品產量，而且要求通過灌溉技術、播種技術、施肥技術及農業機械化作業等改進品種結構，提高農產品質量，勢必會受科學技術副作用和使用不當等技術風險因素的影響。(2)客觀性特征。由種植業生產的特點及農產品的自然屬性決定種植業結構優化必定會遭受農業自然風險因素的影響。實踐證明，通過有效地實施農業保險供給能夠規避具有系統性與客觀性特征的農業生產風險因素，促進農業生產結構優化，因此，農業保險需求特征表現為農業生產的結構性需求。

1．2農業生產區域化與農業風險因素的伴生性及同步性

1981年編制的《中國綜合農業區劃》根據農業自然條件、自然資源差異與農業生產的穩定性地域特點將全國劃分為9個一級農業區，并根據農業生產發展方向和建設途徑進一步劃分為38個二級農業區。根據農業區劃劃分，在東部，淮河秦嶺以北的北方地區，是各種旱糧作物的主產區;淮河秦嶺以南的南方地區，是水稻以及亞熱帶、熱帶經濟作物主產區。在西部，祁連山以北的甘新地區與祁連山以南的青藏高原地區是以放牧業為主的地區［4］。因此，農業生產區域化致使農業風險因素表現出:(1)伴生性特征。農業生產的區域化與農業風險因素是相伴而生的，如松嫩－三江平原農業區，平原遼闊，水土資源豐富，采用以農為主、農牧結合的農業生產發展方向，是東北主要的農業基地，然而由于灌溉與防洪設施落后，土壤具有沼澤化和鹽漬化特征，水土出現流失現象，且春季易干旱、風沙嚴重;內蒙的北部牧區發展方向是建立一個穩定、優質、高產的現代化畜牧業基地，但由于白災黑災頻繁，牧業生產極不穩定。(2)同步性特征。農業生產區域化要求農業生產投入更多的生產資料與活勞動，采用先進技術與措施，進行精耕細作，實現農業集約化，發揮比較優勢;同時農業生產區域化也要求農業生產規模適度擴大，降低平均成本，獲取更多的經濟效益。農業生產區域化與農業生產集約化、規模化具有相對的一致性。農業風險因素具有同步性特征。實踐證明，通過有效地實施農業保險供給能夠規避具有伴生性與同步性特征的農業生產風險，促進農業生產的地域分工，因此，農業保險需求特征表現為農業生產的區域性需求。

為了進一步加強非公有制企業黨建工作，按時完成中組部提出的“兩有”目標，全面推動非公有制企業黨組織的規范化建設，實現非公有制企業黨建工作“全覆蓋、規范化”的目標要求，現就建立非公有制企業行業性、區域性黨總支提出如下指導意見：

一、充分認識建立非公有制企業行業性、區域性黨總支的重要意義

近年來，我市非公有制企業黨建工作在各級黨組織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與上級的要求相比，與形勢發展的需要相比還存在一定的差距。如非公有制企業不斷涌現，越來越多的黨員在非公有制企業就業，實現和保持黨組織全覆蓋的難度很大。部分非公有制企業黨組織由于沒有場所、經費和時間，黨員教育和黨組織活動不夠正常。這些都迫切要求各級黨組織轉變傳統的黨建工作方式，創新工作方法，擴大非公有制企業黨組織的覆蓋面，增強非公有制企業黨組織凝聚力和戰斗力。而建立非公有制企業行業性、區域性黨總支，既可以幫助所在行業或區域內沒有建立黨組織的企業做好黨員的日常教育管理工作和發展黨員工作，實現黨的工作全覆蓋，又可以通過建強黨總支來帶動支部工作的規范化建設，是新形勢下加強非公有制企業黨建工作的有效途徑之一。

二、建立非公有制企業行業性、區域性黨總支的指導思想和目標任務

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認真貫徹落實黨的十六大和十六屆四中、五中全會精神，著眼于夯實黨的執政基礎、擴大黨在非公有制經濟領域的影響力、保證和促進非公有制經濟快速健康的發展，以實現黨的組織覆蓋和工作覆蓋、增強黨建工作有效性為主要目的，通過調整黨組織設置、創新工作載體、轉變工作方式，進一步完善非公有制企業黨建全覆蓋的格局，通過整合行業內、區域內與黨建工作相關的各類資源，使每個行業性、區域性黨總支做到設施齊全、資源共享、服務高效、管理科學，促進非公有制企業黨建工作不斷取得新進展。

三、建立非公有制企業行業性、區域性黨總支應重點把握的幾個環節

黨的基層組織作為構建和諧社會的具體組織、推動和實施者，適應新的形勢任務需要，不斷完善設置模式，創新工作內容和工作方法，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戰略目標的實現至關重要。在開展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期間，我們寧波市在開展基層黨組織工作中，積極適應城鎮化、工業化加快推進條件下“兩新”組織迅猛發展的新趨勢，按照“有利于加強黨組織建設，有利于改進黨員教育管理，有利于發揮黨組織和黨員作用”的目標要求，著眼于建立長效機制，探索實施了區域性黨建工作新模式，成片推進“兩新”組織黨建工作，從而使全市基層黨建工作水平得到全面提升，也為和諧社會建設打下了堅實的基層基礎，提供了堅強的組織保證。

1區域性黨建模式，突破了單位建黨模式的條框制約，有利于實現黨的組織和工作的全覆蓋，更好地擔負起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組織領導職能

長期以來，我們黨實行的是一種被稱為“計劃全控型”的社會結構方式，在這種社會結構中，黨依靠執政權力將社會成員納入到各種行政單位之中，同時將黨的組織系統落實到每一個單位，對社會成員實施有力的影響，即以具體單位為單元建立基層黨組織的建黨模式。但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完善，出現了脫離行政機構的“兩新”組織，這使黨的垂直型、行政化、單位式的組織體系出現了“空白點”，黨的工作出現了“盲點”，一定程度上將制約黨在和諧社會建設中的作用發揮。基于這一情況，我們按照“有利于加強黨組織建設”和“有利于實現‘兩個全覆蓋’”的原則，順應經濟區域化、人才集聚化的趨勢，制訂出臺了《關于推進區域性黨建工作，進一步加強新經濟組織和新社會組織黨的建設的意見》和《關于加強外來務工人員集中居住點黨建工作的意見（試行）》。

在實踐中，我們依托社區、工業園區和產業集聚區、商務樓宇、大型商貿區、專業市場、行業協會或專業團體、外來務工人員集中居住點建立區域性基層黨組織，改變傳統的以縱向控制為主要特征的“單位建黨”模式，注重橫向聯合，以區域為主體，把區域內所有“兩新”組織納入建黨范疇。在一個區域內統一考慮基層組織設置、黨員培養發展和教育管理工作，統籌開展黨組織活動，從而較好地實現了黨的組織和黨的工作的全覆蓋，使基層黨組織的觸角延伸到社會的角角落落、方方面面，真正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推動者、和諧社會建設的組織領導者。如，在奉化西塢街道依托外來務工人員生活小區——力邦村,建立力邦村黨總支，對周邊企業黨組織和黨員進行統一管理，工作涵蓋周邊企業3000多名外來員工，將黨的組織和工作滲透到了區域內各個企業，創造了社會、企業、員工和諧共處、共同發展的良好局面。海曙、江東兩個中心城區針對區域內樓宇經濟迅猛發展的實際，積極探索樓宇黨建工作，有力地增強了基層黨組織對“兩新”組織的滲透力，走出了一條促進經濟與社會和諧發展的新路子。

2區域性黨建模式，克服了非公有制黨建對企業主的過分依賴，有利于基層黨組織站在工作制高點，更好地發揮統籌協調各方利益關系的職能

傳統的“單位建黨”模式，在非公有制企業黨建工作實踐中，受企業主制肘較大，一些非公有制企業黨組織常常會處在“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頭”的兩難境地，企業黨組織在協調企業、職工、社會三方利益關系，構建和諧勞資關系，促進企業、社會和諧發展上難有作為。有的非公有制企業黨組織還由于在活動經費、活動場地等方面過分依賴企業主的支持，甚至出現組織依附、角色迷亂、職能錯位的現象，從而使黨組織在黨員群眾心目中的地位大打折扣，黨組織在非公有制企業中的政治領導核心地位面臨挑戰，基層黨組織作為和諧社會建設組織實施者的作用得不到充分體現。而區域性黨建模式，作為對傳統“單位建黨”模式的拓展，黨建的對象不僅僅是單個企業，而是把區域內的所有單位作為一個黨建整體，推進組織建設，開展組織工作，從而克服了非公有制黨建對某個具體企業主過分依賴的弊端，使非公有制企業黨組織的品格更加獨立，工作更加自主，有利于基層黨組織登上工作制高點；賦予了基層黨組織在更大范圍內協調經濟社會關系的職能，更加有利于基層黨組織發揮好統籌協調各方利益關系的職能。

摘要：物流服務其最主要服務內容就是滿足客戶的相關需求進而開展的物流活動，物流的服務營銷具有自己的服務特性，如服務系統化，模式的智能化。當前，很多區域性物流企業在服務營銷過程中其宣傳的力度不充足，手段也存在相對單一陳舊的種種問題，所以需要企業積極的進行改革創新。本文對區域性物流企業服務營銷創新做出了以下具體的分析。

關鍵詞：區域性；物流企業；服務營銷；創新

一、區域性物流企業的特征及服務營銷的意義

區域性物流企業最基本的特征即是針對區域經濟實體提供更加專業的專項物流服務。當前，物流服務內容主要是倉儲運輸以及庫存的管理等業務，不像是大規模的物流企業提供綜合集成性相對強的物流服務。區域性物流企業的營銷策略相對傳統，同時對自身的服務行業性質的服務主題表達不充分，所以區域性物流企業的營銷策略必須要向服務營銷方面轉變。區域性物流企業的服務營銷主要是集中在服務產品的營銷以及客戶服務的營銷上，服務的核心宗旨就在于市場客戶的滿意忠誠度，進一步的提升物流企業的市場競爭力，從而更加高效的成長。服務營銷和傳統產品營銷特征區別就在于以下幾點：一是無任何表現形式的營銷服務，讓客戶感受不到企業服務的效果及質量，所以區域性物流企業在服務營銷的過程中需要加大服務設施配置，品牌的標識，服務人員的工作服，營業場所的統一裝飾等設立，同時需要融入到服務營銷的管理當中。二是加強物流客戶的參與度，由于物流企業服務性質不同，所以需要物流企業在實施物流服務營銷的同時，還需引導客戶參與其中，以此來實現服務消費的和諧共存。三是物流服務當中的差異性，這種差異性的特征能夠使得物流企業只需要在服務營銷過程中提供規范的服務就能取得很高的客戶滿意度，但是要求物流企業必須針對市場需求來進行細分，并且基于此來進行差異化服務內容的制定。以當前區域性物流企業營銷的現狀和發展趨勢來看，服務營銷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能進一步的提升企業的效益和質量以及市場競爭力，同時也是物流企業持續發展的重要保障。因此，區域性物流企業的營銷策略需要從傳統產品營銷轉變為服務營銷。

二、區域性物流企業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手段單一陳舊。當前，區域性物流的多數企業營銷模式依然是以宣傳單的發放為主要宣傳手段，或者是在營業網點進行廣告牌的設立等，但是這一系列宣傳仍然僅僅只是面向的企業，對于客戶群體的服務需求并沒有得到有效的聯系。同時，營銷宣傳的科學以及系統性非常的欠缺，活動完成以后，后續的跟進以及營銷環節中的相關配合工作都沒有做到，因此這也是宣傳成效不高的主要原因。當前，隨著電子商務的快速發展，交易的范圍也有效的得到了進一步的擴展，同時也提升了工作效率與發展水平，進而企業的運行模式也將得到進一步的革新。電子商務對物流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就如商流電子化的適應，服務范圍的進一步擴展以及速度和效率的提升等等。然而當前區域物流企業的服務營銷還需要考慮諸多的問題，如何實現營銷手段與電子商務之間的有效對接，進而滿足電子商務企業的高要求，進一步的在市場上占據一定的競爭力等。（二）宣傳力度不足。區域性物流企業對物流之間的聯系非常的重視，而將宣傳給忽視了，因此在對客戶群體進行宣傳的力度上相對缺乏。而當前對于客戶群體而言物流企業的認知還僅僅只是建立在網購的基礎上，所以物流企業若不能將宣傳的力度進一步的加強，那么對于企業今后的發展勢必會帶來嚴重的影響。如果與企業之間的合作關系一旦失去，物流企業的業務量也會大大消減，甚至會危及到物流企業的生存發展。（三）營銷理念落后。以往的區域物流企業營銷僅僅只是簡單的貨物運輸，待貨物送到以后營銷也就全部完成。但當前時代下的區域物流企業服務營銷的過程更加的系統化，服務營銷工作會更深入的擴展到訂單的處理，配送，物流的咨詢，代收款以及結算等等。同時這一系列的工作都影響著后續客戶的服務選擇。所以服務的水平絕對著營銷的價值。

摘要：隨著我國金融改革進入攻堅期，改革的風險和難度不斷增大區域性金融改革是我國金融改革的一個重要維度，是我國金融改革新的突破點，也是區域發展模式的一種全新探索，具有服務實體經濟、推動區域經濟發展、為全國金融改革探路的重要意義。本文以新制度經濟學的制度變遷理論為視角，將政府因素作為金融制度形成的內生因素，嘗試分析了區域性金融改革制度變遷的動因、路徑以及企業、政府和金融制度之間的變遷與選擇過程，為區域性金融改革提供理論依據。

關鍵詞：區域性金融改革；制度變遷；新制度經濟學

一、引言

從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我國金融體制改革已持續了三十多年，并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效。通過恢復專業銀行、打破單一金融機構、人民銀行專門行使中央銀行職能、建立浮動匯率制度、外資金融機構獲得準入、利率市場化改革、國有銀行股份制改革、建立分行業監管體系、資本市場股權分置等一系列漸進式改革，實現了由計劃金融向市場金融、封閉型金融向開放型金融的轉變。實踐證明，這種全局性、強制的、“自上而下”的金融改革方式極大釋放了經濟的增長活力，為促進國民經濟發展提供了強大的動力。但隨著我國經濟金融的發展，經濟與金融發展不協調，金融發展滯后于經濟發展等問題凸顯出來。雖然我國金融體系的市場化程度在加深，但與其他領域相比，金融改革仍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滯后環節，存在著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相適應的諸多問題，如金融機構數量和種類不足、資本市場發展不均衡、民間金融發展受限、金融國際化程度不高等，這些金融領域存在的問題已成為制約我國經濟結構發展和調整的“短板”。黨的十八大提出要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健全促進宏觀經濟穩定、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的現代金融體系。十八屆三中全會確立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對金融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的改革進行了全面部署。為加快探索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模式和新途徑，避免走大的彎路，區域性金融改革成為了我國金融領域改革與發展的另一個新的突破點。從2012年溫州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設立以來，我國先后開展了十幾個區域性金融改革試驗，有金融綜合改革型試驗區，如珠三角、福建泉州、云南廣西、山東青島等；有國內自貿區型試驗區，如上海、福建、廣東等；有綜合配套改革型試驗區，如天津濱海新區、深圳、義烏、沈陽、長株潭等；有自主改革型試驗區，如山東、寧波、吉林等；有特殊領域改革型試驗區；如浙江麗水、湖北武漢、新疆喀什和霍爾果斯等。與全國性金融改革是“中央制定政策，自上而下推動”的改革方式不同，我國區域性金融改革是為支持地方實體經濟發展、解決地方金融發展過程中存在的、普遍性的問題，由地方推進的“自下而上”與“自上而下”相結合的改革模式。推動區域金融改革不僅是進一步推動地方經濟發展的手段，更重要的意義在于通過區域金融改革與發展的自身動力帶動整體金融改革向前發展。本文以新制度經濟學的制度變遷理論為視角，將政府因素作為金融制度形成的內生因素，嘗試分析區域性金融改革的理論依據。

二、區域性金融改革的制度變遷動因

對制度變遷的動因分析是諾思等新制度經濟學家制度變遷理論的核心內容。制度變遷的誘致因素在于利益主體期望獲取最大的“潛在利潤”。只要這種“潛在利潤”存在，就表明金融資源的配置沒有達到“帕累托”最優狀態，就可以進行“帕累托”改進，因此，金融制度變遷實質上就是外部利潤內部化的過程。（一）促進區域經濟發展。中國強制性金融制度變遷造成的后果是國有金融長期處于壟斷地位，金融資源配置總體效率低下。楊瑞龍（1998）的研究表明，在中央與地方的財政收入分享比例既定的條件下，地方政府追求可支配財政收入最大化的目標依賴于企業利潤最大化目標的實現，而且政府壟斷租金最大化目標的實現也與本地經濟發展水平相關，說明地方政府推動的誘致性制度變遷具有效率提升作用。雖然我國區域性金融改革初始目標不同，有的是著力解決地方金融存在的問題，如溫州是為了解決溫州民間資金“兩多兩難”的供求矛盾；有的是發揮地方金融發達優勢，先試先行，如珠三角金融改革是為了創新金融發展方式和深化粵港澳金融合作；有的是著力點是促進金融對外開放，如云南廣西金融改革是為了加強與周邊國家的金融合作和推進跨境人民幣業務創新發展。這些區域性金融改革的最終目的都是相同的，即都是為了促進地方經濟發展，實現政府和企業的潛在利潤最大化。這些區域性金融改革采用的是“試驗推廣”的方式，不僅可以促進當地經濟金融發展，還具有極大的示范性和較強的外溢效應，對其他地區起到借鑒作用，實現促進其他地區經濟發展和制度創新的目的。（二）現行金融體制已不能滿足經濟發展需求。林毅夫（1989）認為由于某種制度結構中制度安排的實施是相互依存的，因此，其中某個特定制度的變遷，可能會引起其他制度安排的變動需求。即某種新的制度的出現一般會使得相關的制度發生相同方向上的變遷，或是具有某種配套性質的變遷。從建國以來的金融制度理論探討6變遷看，金融制度一直依賴于經濟制度變遷，在金融制度安排的創新選擇方面存在著對經濟制度變遷的“模仿”，這使金融制度變遷始終滯后于整體經濟制度的變遷。如1978年以前是非完全意義的金融體制與計劃經濟體制相對應；1978年至1997年是計劃金融體制與市場經濟體制相對應；1998年以后是轉軌中的金融體制與相對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相對應。愛德華•肖（1998）認為：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金融體制和經濟發展之間存在著一種制約關系。由于金融體制的落后和缺乏效率，約束了經濟的發展。目前我國現行金融體制已經不能適應經濟快速發展的要求，這就需要全面深化金融體制改革，而金融改革牽一發而動全身，有些改革造成的影響可能很大，中央政府很難下決心，因此通過區域性金融改革，從小范圍開始，允許創新，允許“試錯”，及時吸取經驗教訓，探索出一個適合本區域經濟發展的金融體制，為全國金融改革提供經驗。（三）適應經濟金融全球化的需要。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使金融進一步自由化，出現了與之相應的金融全球化趨勢。金融全球化要求世界各國和地區開放金融業務，放松金融管制，使資本在全球各國家和地區的金融市場能夠自由流動，最終形成全球統一的金融市場。雖然我國金融在對外開放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取得了一些成績，但依然面臨開放程度不高的問題，限制了外資的流入，也使國內資金錯過了國外投資的良機。而不健全金融宏觀調控體制和監管體制，就盲目完全開放金融市場，必然會存在潛在的金融風險，并可能導致金融危機。通過區域性、局部試驗，選擇適合中國特色的金融對外開放政策，漸進地、穩步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改變我國金融短板、實現金融進一步對外開放。

區域性金融中心比較分析

1．沈陽———區域資源集聚程度較高。在銀行業方面，截至2010年末，沈陽共有銀行營業網點1100個，金融機構本外幣存款余額8254．2億元，同比增長21．2%。其中，城鄉居民儲蓄存款余額3394．9億元，同比增長12．7%;本外幣貸款余額6068．4億元，同比增長17．4%。全年金融機構現金收入11005．7億元，現金支出10657．9億元，貨幣凈回籠347．9億元，同比增長18．9%。此外，作為區域票據中心，沈陽全年實現票據交易量超過東北地區交易總量的2/3。在證券業方面，截至2010年末，沈陽共有證券營業機構74家，全年證券交易總額11915．6億元，同比下降7．1%。其中，股票交易額11373．9億元，同比下降3．0%;基金交易金額133．5億元，同比增長40．6%。在保險業方面，截至2010年末，沈陽共有保險機構網點250個，全年實現保費收入147．1億元，同比增長32．4%。其中，財產險保費收入37．7億元，同比增長35．5%;人身險保費收入108．5億元，同比增長32．2%。全年支付各類保險賠款總額32．9億元，同比下降17．7%，其中，財產險賠付金額16．2億元，同比下降1．7%;人身險賠付金額15．6億元，同比下降31．2%。①2．武漢———金融市場基礎相對發達。在銀行業方面，截至2010年末，武漢共有設立分支機構的銀行32家，其中，外資銀行4家;金融機構本外幣各項存款余額10930．77億元，各項貸款余額9093．71億元。此外，武漢還擁有全國起步最早、融資量最大的同業資金拆借市場。在證券業方面，截至2010年末，湖北全省證券交易總額同比增長3．6%;期貨交易總額同比增長184．8%，并擁有5個品種的10個期貨交割庫;全年境內股票市場融資217．8億元，其中，IPO募集資金68．6億元，通過增發募集資金149．2億元，創業板融資10億元;全年發行企業短期融資券375億元，中期票據124億元。在保險業方面，截至2010年末，武漢保險機構全年實現保費收入164．49億元，同比增長34.0%，其中，財產險保費收入40．54億元，同比增長39．0%;人身險保費收入123．95億元，同比增長32．0%。全年支付各類保險賠款總額29．49億元，同比下降2．6%，其中，財產險賠付金額14.89億元，同比下降5．7%;人身險賠付金額14．60億元，同比下降1．0%。3．西安———省內資源集聚程度較高。在銀行業方面，截至2010年末，西安金融機構本外幣各項存款余額9044．15億元，同比增長16．5%;本外幣貸款余額6591．73億元，同比增長19．0%。全年金融機構現金收入10880.23億元，同比增長19．3%;現金支出10610．74億元，同比增長20．0%;貨幣凈回籠296．48億元，同比下降3．3%。在證券業方面，截至2010年末，陜西省證券交易總額12105．51億元，其中，股票交易額11909．24億元，基金交易額47．47億元，債券交易額8.75億元;西安市擁有境內上市公司28家，總股本184．38億股，總市值2718．74億元。在保險業方面，截至2010年末，陜西省共有保險機構432家，其中，財產險178家，人身險254家，保險中介機構95家。全年實現保費收入158.01億元，同比增長29．4%，其中，財產險保費收入33．86億元，同比增長30．7%;人身險保費收入124．14億元，同比增長29．0%。全年支付各類保險賠款總額27．03億元，同比增長7．5%，其中，財產險賠付金額14．10億元，同比增長11．8%;人身險賠付金額12．93億元，同比增長3．1%。4．重慶———金融資源增長速度較快。在銀行業方面，截至2010年末，重慶共有設立分支機構的銀行34家，其中，外資銀行8家;全市金融機構本外幣存款余額13613．97億元，同比增長22．8%，其中，城鄉居民儲蓄存款余額5839．66億元，同比增長19．0%;本外幣貸款余額10999．87億元，同比增長24．2%。此外，重慶還設有租賃公司3家，擔保公司132家，小額貸款公司95家，村鎮銀行12家。在證券業方面，截至2010年末，重慶共有設立分支機構的證券公司23家，證券營業機構111家;全市擁有境內上市公司34家，總股本230．14億股，股票總市值2645．00億元，全年通過發行配售股票、發行公司債券等方式共籌集資金168．70億元。在保險業方面，截至2010年末，重慶共有設立分支機構的保險公司33家，其中，保險公司總部3個，保險從業人員8．8萬人。全年實現保費收入321億元，同比增長31．2%，其中，財產險保費收入65．96億元，同比增長40．2%;人身險保費收入255．12億元，增長27．8%。全年支付各類保險賠款總額62．10億元，同比增長9．7%。

1．沈陽———具備成為東北區域金融中心的潛力。作為東北地區的中心城市，沈陽不僅具有較顯著的區位優勢，而且經濟基礎較雄厚，具備成為東北區域性金融中心的發展潛力。2005年8月，遼寧省政府提出要將沈陽建設成為東北地區金融中心的發展戰略。同時，根據國家對沈陽經濟區新型工業化綜合配套改革的總體要求，到2015年，沈陽將基本建立起多層次的金融市場體系、規范化的地方政府融資渠道、較為完備的金融司法保障體系和覆蓋全域的社會信用體系;基本完成核心區———沈陽金融商貿開發區基礎設施的國際化、生態化建設，為東北老工業基地的全面振興和東北亞提供金融服務。到2020年，沈陽將全面建立起符合新型工業化和市場化發展要求的全新金融生態體制和機制，金融生態綜合評價水平躍居全國金融生態最優地區行列，成為金融市場發達、行政行為規范、法制環境優良、誠信體系健全、基礎設施先進和體制機制合理的國家級金融生態示范區，成為在國內及東北亞地區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區域性金融中心。2．武漢———具備中部區域金融中心的潛能。武漢是我國中部區域十分重要的交通樞紐和金融資源集聚地，金融業發展歷史悠久。2008年9月，國務院在《武漢城市圈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總體方案》中提出，要把湖北建設成為促進中部崛起的重要戰略支點，而構建區域性金融中心則是方案的重要內容之一。湖北省政府在《武漢區域金融中心建設規劃》中也提出，要將武漢建設成為立足湖北、帶動中部、面向全國、聯系世界的金融中心。目前，武漢已將構建區域性金融中心的功能目標定位為:依靠武漢作為中部地區交通通訊樞紐和經濟中心等基本條件，利用現有的金融發展實力，在擴大金融機構發展的基礎上，完善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使武漢成為華中區域的金融中心。3．西安———設想打造西部區域金融中心。2006年，西安正式提出“打造中國西部重要的金融中心”的發展目標。2008年，陜西省政府進一步明確提出“以構建西部重要金融中心為目標，建設浐灞金融商務區”的發展部署。2010年1月，西安將浐灞金融商務區命名為西安金融商務區，并于同年9月成為國家服務業綜合改革試點區域。根據陜西省政府的戰略部署，西安區域金融中心的目標定位將分為兩個階段實施:第一階段是建立以陜西為基地，輻射甘肅、青海、新疆和寧夏等西北地區的區域金融中心，為西北地區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的升級發揮金融中心的帶動作用;第二個階段是建立以西北為核心區，輻射黃河上中游、歐亞大陸經濟的延伸地帶、東部與西部的連接地帶，進而輻射整個西部的范圍更大、層次更高的區域金融中心。在此基礎上，西安將構建區域性金融中心的任務具體落實為“一個中心、四個高地、五個基本建成”，即建成西部重要的金融中心;建設金融信息高地、金融創新高地、金融產業高地和金融配套服務高地;建成金融組織體系、多層次金融市場體系、現代金融體制和運行機制、金融監管安全體系和社會信用體系。4．重慶———規劃實施長江上游金融中心。2006年，重慶正式提出“建設長江上游金融中心”的發展目標。根據《重慶市金融中心建設“十二五”專項規劃》，重慶將著力推動銀行、證券、保險金融創新，發展中小型非銀行金融機構，建設金融要素市場體系，打造內陸金融結算中心，改善金融生態環境，提升金融服務水平和輻射力，提高金融創新能力和擴大對外開放，加快建成以產業發展和投融資活動為基礎的結算型區域性金融中心框架體系。到2015年，重慶金融業增加值將占到全市生產總值的10%左右;銀行、證券、保險等金融機構數量超過200家;股權投資類企業等新型非銀行金融機構數量超過400家、力爭達到700家;上市公司達到100家左右;金融要素市場年成交量超過4000億元，金融結算量達到2500億美元。

1．沈陽———競爭對手較為強大。有利條件:隨著國家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戰略的實施，沈陽、大連、長春和哈爾濱等城市都先后做出了大力發展金融產業、支持地方經濟發展的戰略部署，并謀求成為區域性金融中心。作為東北地區的中心城市，相對于上述其他城市，沈陽具有構建區域性金融中心的經濟基礎和先發優勢。2011年9月，國務院出臺的《沈陽經濟區新型工業化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總體方案》更明確提出要將沈陽金融商貿開發區建設成為國家優化金融生態綜合試驗區和東北區域金融中心的發展目標。可見，將沈陽發展成為區域性金融中心已經上升為國家戰略。面臨挑戰:大連將是沈陽最主要的發展區域性金融中心的競爭者。作為我國重要的對外開放城市和港口，大連經濟金融基礎也較好，不僅擁有東北地區唯一的證券期貨類交易所———大連商品交易所，同時還是我國重要的金融外包服務基地。2．武漢———輻射力度有待提升。有利條件:武漢是我國中部地區最大的城市，也是我國重要的工業基地、科教基地和綜合交通樞紐，經濟基礎較為雄厚。2008年9月和2010年3月，《武漢城市圈和“兩型社會”綜合配套改革總體方案》和《武漢市城市總體規劃》先后獲得國家批準。武漢“中部地區中心城市”的發展定位得到進一步明確，這將有利于產業資本集聚的加快和區域間的平衡發展，從而推進武漢成為區域性金融中心城市的步伐。面臨挑戰:雖然武漢金融市場和機構比較發達，但外資金融機構相對較少，利用外資水平依然較低。同時，武漢周邊雖然有鄂州、孝感、黃岡、咸寧、仙桃、潛江、天門和黃石等城市，但與上海和深圳的城市群相比，其城市化和現代化程度都還存在較大的差距。這些將對武漢發展區域金融、提升金融輻射力形成制約。3．西安———外部資源有待加大引入。有利條件:西安是我國中西部地區重要的交通樞紐和資源聚集地，經濟基礎相對較好，相對周邊城市具有明顯的區域金融發展優勢。同時，西安也是國家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的“橋頭堡”。國家支持西部地區發展的一系列政策將有力地推動外部生產要素向西安的集聚，促進其基礎設施建設和產業迅速發展。面臨挑戰:目前，在西安設立分支機構的各類金融機構數量較國內其他區域性金融中心城市少，西安的金融總部也較少，缺乏向周邊金融輻射的載體和能力。同時，西安企業直接融資服務體系尚不健全，信用信息資源尚未實現整合和共享，中介機構經營還不夠規范，尤其是信用擔保體系建設滯后。此外，西安周邊農村金融發展相對滯后，農村金融體系不夠健全。這些因素都將對西安發展區域性金融中心形成制約。4．重慶———集聚和輻射功能有待提高。有利條件:作為我國西部唯一的直轄市，重慶擁有良好的區位和交通優勢，也具有較好的經濟發展基礎，這些都使其具備了成為區域性金融中心的基本條件。隨著新一輪西部大開發政策的貫徹實施和成渝經濟區的建立，重慶將承接大量的東部產業轉移，并獲得更多來自北京、上海和深圳等全國性金融中心的輻射，這些因素都將大大加快其區域性金融中心的建設步伐。面臨挑戰:金融中心的重要功能就是對區域經濟的集聚和輻射。而目前，重慶金融機構總部較少，區域輻射能力相對有限;同時，長江上游地區城鄉發展差距依然較大，這將長期影響重慶金融資源的集聚和輻射效應的發揮。

結論及建議

通過上述比較分析可以看出，目前沈陽和武漢具有一定的比較優勢。它們分別作為我國東北和中部的中心城市，區位優勢較為明顯，經濟和金融基礎較好，具有成為區域性金融中心的天然優勢。同時，它們也都存在著一些相似的不足，如缺乏區域性資本市場、金融機構總部較少、外資金融機構不足等。重慶和西安均地處經濟基礎相對薄弱的西部地區，雖然具有一定的區域性經濟中心和交通樞紐的條件，但從全國范圍來看，它們的區位和交通優勢并不顯著，經濟發展狀況、金融市場發展也都較沈陽和武漢相對落后，在區域性金融中心的建設道路上還將有更長的路要走。通過對上述四個城市的研究，本文提出以下兩點建議:第一，國家應對區域性金融中心建設進行總體規劃和協調，以避免出現過度競爭。就一個大國金融中心的布局而言，理想的狀態是擁有若干區域金融中心，但是這些區域之間的地理位置要相距較遠，以確保金融聚集和輻射效應不交叉。目前，我國區域性金融中心發展中，部分城市距離較近，有的甚至同處一省，這就可能導致存在相互競爭關系的城市為了爭奪有限的資源而進行過度競爭，甚至惡性競爭。這不僅會導致基礎設施的重復建設，造成資源浪費，而且由于地域相近，彼此輻射區域重疊，金融中心功能難以有效發揮，也導致金融資源浪費。第二，建設區域性金融中心不能僅倚重爭取政策，更需要依賴產業基礎的持續增強。金融中心的形成和發展主要有自然漸進和政府推進兩種模式。前者需要的時間較長，后者需要的時間相對較短，但無論哪種模式產生的金融中心都需要一個過程，需要依賴所在城市和區域的強大經濟實力，政策的推進只是其中一個影響因子。目前，我國各地區域金融中心的建設和發展大多采用的是政府推進模式，這個模式本身沒有什么問題，也符合我國各地加快經濟發展的要求。但是，各地在發展區域金融中心的過程中出現了過度依賴于政府扶持政策的傾向，而政府對金融市場發展的過度干預可能導致效率的降低和資源配置的不合理。過度重視金融行業的發展甚至有可能導致對實體經濟的忽略，從而導致區域經濟發展后勁不足。綜上所述，目前我國金融中心建設正處于上升階段，全國性金融中心和區域性金融中心建設也呈現出蓬勃發展態勢，未來我國將形成國際性金融中心、全國性金融中心以及地區性金融中心并存的局面。因此，有關城市在區域性金融中心的發展競爭中都應采取“既要競爭，更要合作”的策略，結合自身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合理確定適宜的功能發展定位，以避免出現無序競爭而導致資源浪費。

2010年5月5日，國務院決定將《人民調解法(草案)》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國家立法機關對此立法給予了高度的重視，堅持科學立法、開門立法、民主立法，充分聽取各部門、專家學者和基層的意見、建議，深入地調查研究，對此法作了修改完善。2010年8月28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調解法》，自2011年1月1日起施行。人民調解法讓人民調解這支“東方之花”更加絢爛奪目。2010年3月3日，武漢經濟技術開發區人民調解委員會在開發區人民法院揭牌成立，她是武漢市第一家由市司法行政系統與法院系統聯合設立的區域性人民調解委員會，她的成立標志著武漢市“三調聯動”工作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她是構建區域性調解機制的一次有益探索。該人民調解委員會，由武漢市司法局法制培訓和調解辦公室與武漢經濟技術開發區人民法院共同發起，經武漢經濟技術開發區管委會和武漢市司法局批準設立的人民調解委員會。

2009年以來，武漢市司法局法制培訓和調解辦公室就如何構建區域性大調解機制進行的積極探索，在對武漢市區域性大調解工作的發展變化以及當前社會矛盾糾紛、維穩防范力量構成等深入調研的基礎上，結合我市大調解工作推進的戰略舉措，科學整合大調解力量，調整大調解實驗區域，優化大調解機制，開辟了在國家級開發區設立區域性調解組織的新途徑。武漢經濟技術開發區人民調解委員會經過半年多的運行，為開發區經濟社會發展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果。市委書記楊松、市委政法委書記胡緒昆對我市大調解工作的實踐與創新予以充分的肯定并要求進一步研究和推進。作為人民調解基礎上再提升的矛盾調解機制，大調解機制在社會轉型多發社會矛盾特定環境之下應運而生，區域性調解機制更是司法行政系統在參與社會管理模式創新中的一項實踐和探索。筆者依據區域性調解機制在武漢經濟技術開發區的摸索，以及對武漢市部分城區、武漢城市圈、孝感市、云貴等地區的區域性調解機制的調研，僅就新形勢下如何構建區域性調解機制提出一點思考與啟示。

一、構建區域性調解機制的現實意義

(一)構建區域性調解機制是社會發展

的需要和人民群眾的期待。在社會經濟發展大背景下，區域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社會矛盾糾紛也呈現出動態性、關聯性、聚合性的新特征。對此，只有構建區域性調解機制，才能有效地把握社會矛盾糾紛大的走勢，更好地維護社會和諧與穩定，更好地滿足人民群眾的基本要求。大調解作為“三大建設”之首，成為司法行政系統當前的重要任務。大調解以排查、發現、化解、疏導各類社會矛盾糾紛為目標，促進整體平安社會的創建。這是形勢發展的需要，是人民群眾的期待，區域性調解機制的構建，適逢新的機遇，面臨新的挑戰。

(二)構建區域性調解機制是深入推進

摘要：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振興，關鍵是重振重工業傳統優勢，同時培育接續產業。由于經濟發展的區域性差異及重工業投資需求規模巨大，因而需要國家提供相應的財稅政策支持。本文認為，我國應實行宏觀與區域有別的財稅政策，即總體上實施穩健的財稅政策，而區域上選擇性地實施積極的財稅政策。

關鍵詞：振興東北區域性積極財稅政策

一、實施振興東北的區域性積極財稅政策的可行性

由于我國地域遼闊，經濟發展水平無法保持同步，所以在經濟政策的戰略選擇上，應采取整體與區域既相互協調、相互促進，又講求實效、彼此有別的政策取向。

（一）區域性積極財稅政策與宏觀的積極財稅政策比較

1.實施范圍不同。區域性積極財稅政策僅實施于需要拉動經濟增長的特別區域，如東北老工業基地。而我國以往的積極財稅政策則是在全國范圍內實施，雖然也有優先發展某一區域的特點，但更加注重的是優先發展某一行業領域，如基本建設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