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近期，有關人口紅利(Populationbonus)的議論很多，這種學術關注熱度本身就值得重視。這是一個熱問題，但需要冷思考。

通常所說的人口紅利是指人口轉變的結構性變化所導致的積極經濟后果。20世紀80年代前期，國內已有學者看到了人口低負擔比時期所包含的發展機遇。1983年6月15日，田雪原研究員在《人民日報》發表了《利用人口年齡結構促進現代化建設》一文，文中提出“人口年齡變動的黃金時代”這一說法，即在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動中，由于生育率的下降，老少被撫養人口之和所占的比例減少，勞動人口比例增多，有利于經濟發展。其時，筆者感覺到人口低負擔比所提供的機遇恐怕只是一種可能而非必然，20世紀90年代前期開始撰文闡述自己的觀點，隨后，在與鄔滄萍教授合著的《中國人口的現狀與對策》一書中，用專門的章節來討論理論負擔比與實際負擔比的差異問題。

眾所周知，人口過多是中國的基本國情。控制人口數量、降低人口生育率、穩定低生育水平是中國重大的戰略選擇。那么，人口控制帶來了什么變化呢?人口控制一方面減少了每年人口的出生量和增長量，另一方面也改變了人口的年齡結構，人口年齡金字塔底部收縮，“少子化和老齡化”問題同時出現。毫無疑問，人口控制加快了中國人口轉變的步伐，而人口紅利理論的提出就是試圖解釋我國人口快速轉變所帶來的積極的經濟社會效應。

回顧過去的三十多年，由于人口控制和經濟社會變革的雙重影響，中國走過了一條有本國特色的人口轉變道路。通常所說的人口紅利與人口轉變有關。人口學的知識告訴我們，在不考慮流動、遷移的“封閉人口”假定下，影響人口數量變化有三個變量，即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長率。人口轉變就是從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到高出生率、降低的死亡率和自然增長率，再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的演進過程。

由于人口政策的巨大影響，中國比發達國家更快地實現了現代人口轉變，雖然社會現代化的整體水平還不高，但早在20世紀90年代前期我國就到了一個標志著現代人口轉變初步實現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時期。目前，我國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已經分別下降到12.4‰和5.89‰。那么，現代人口轉變的實現意味著什么?會有什么樣的后果?人口紅利理論突破了三率組合類型變化的角度，從人口年齡結構變化的角度來解釋人口轉變的意義，從而豐富了人口學說史上經典的人口轉變理論。

一、引言

近代以來，現代化一直與人口轉變過程相伴隨。不少學者從勞動力比較優勢等供給的角度進行理論分析，人口因素受到很大重視(Juliansimon，1987；Simon，1980)。人口過程和經濟過程是一體兩面：人口過程包括人口的數量、質量、結構和分布等變動過程；經濟過程包括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等過程。在人口過程中，人口結構逐漸引起人們的注意。Bloom等人(1998)發現，過去的研究都只關注人口規模或人口增長，而忽視了人口年齡結構這個關鍵變量。在相等的人口變動規模下，由于不同年齡組人口的相對比重不同，不同類型的經濟行為強度也會不同，人口轉變過程所造成的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就成為影響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一般來說，在勞動年齡人口比重高的情況下，人口生產性強，社會儲蓄率也高，也就是社會追加的人口生產性為經濟增長貢獻一個具有促進作用的“人口紅利”，一個國家或地區如果恰好處于人口年齡結構最富生產性的階段上，并且能夠對這種人口紅利加以充分利用，經濟增長就可以獲得一個額外的源泉，創造經濟增長奇跡。研究者又進一步認識到了老年撫養比對經濟增長的作用。Lee和Mason(2006、2007)提出人口老齡化將會產生第二人口紅利。他們認為，進入老齡化階段后的一二十年內，由于勞動年齡人口為退休而積累資產的動機增加了儲蓄，整個社會的財富增加，而有效勞動力數量下降，從而提高了每個勞動人口的生產資本，單位平均資本收入進入了一個快速增長的時期，并且會在較長的一個時期內保持在較高的水平，繼續推動經濟增長。目前，凡是發達國家，人口轉變都已經完成，而發展中國家，人口轉變仍未完成。中國是唯一的例外，雖然經濟尚處于發展中國家的行列，但是在過去短短30年左右的時間里，史無前例地實現了從“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長”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的人口轉變模式，在2000年正式進入老齡化社會(鄔滄萍等，2003、2004)。改革開放以來，按可比價格計算，在三十多年的時間里，中國的GDP增長了近14倍。這兩個變化幾乎是同步的，那么在中國特殊的國情中，人口紅利作用于經濟增長的效果如何，如何挖掘人口紅利利用的潛力與不足，重點分析第二次人口紅利時期的社會經濟發展戰略是一個具有重大實際意義的課題。

二、人口紅利與中國經濟增長研究綜述

Bloom等學者提出人口紅利概念以后，以中國的人口紅利解釋中國經濟增長研究的也逐漸增多。Cook(2006)認為，亞洲國家尤其是中國和越南經濟的高速增長與經濟結構和人口轉變相伴而生，經濟結構從農業向以城市化為基礎的工業轉變和有利的人口年齡結構，對于經濟增長無疑有著重要意義。Wang和Mason(2005)對中國人口轉變與人口紅利的研究，把Bloom等人的結論放在中國的發展經驗中進行驗證，證明了中國的人口轉變促進了經濟更快增長。蔡昉、王德文(1999)對中國人口轉變過程與人口紅利的關系進行了研究，認為建國以后的人口轉變“大大減輕了人口撫養負擔，提高了人口結構的生產性”，“在社會撫養少兒人口和老年人口負擔較輕的條件下，產生了兩個潛在的促進經濟增長的源泉，即所謂人口紅利”，使得中國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享受人口紅利，并一直持續到2015年前后(王德文、蔡昉等，2004；Cai等，2005)。在中國的第二人口紅利方面，鞏勛洲、尹振濤(2008)分析了財富積累將如何推動經濟增長；蔡昉(2009)認為，僅從人口老齡化時期儲蓄動機角度來觀察，在推動經濟增長作用的程度上，尚不能構成堪與第一次人口紅利相提并論的第二次人口紅利，老年人力資源也應該受到重視。通過文獻整理，我們發現上述研究存在一些不足：以前的研究始終沒有論證人口紅利與經濟增長的內生性(周祝平，2007)；總撫養比的變化可能是少兒系數和老年系數絕對或相對變化的結果，不多的定量和實證研究忽略了其變化的影響，也完全忽視這對經濟和社會造成的不同影響，而這些影響恰恰是亟需研究的(鄔滄萍，1999)。2000年中國正式進入老齡化社會，“第二人口紅利”稍縱即逝，只是有存在的可能，很多問題比如中國是否存在第二人口紅利和怎樣增強和利用第二人口紅利的研究相對較少。判斷潛在人口紅利是否為經濟增長所利用，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被利用，需要使用長期的經濟增長數據、人口數據和其他影響經濟增長的變量數據進行綜合計量分析(Bloom和Williamson，1997)。因此，我們使用省級面板數據分析研究這幾個問題。第一，“第一人口紅利”是否為中國經濟增長所利用，他們之間是否存在內生性？第二，中國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第二人口紅利”是否已經到來或者是否存在?第三，如何利用短暫的人口紅利尤其是第二人口紅利？如何將其效應進行延伸？人口紅利與經濟增長有可能受到潛在內生性問題的影響，采用普通的面板回歸難以解決。本文采用動態面板GMM估計，通過工具變量解決變量的內生性問題。

三、計量模型和數據

本文的目的在于檢驗人口紅利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內在關系而非研究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所以我們只考慮重要變量的影響，參照以往研究，選擇的變量如下。

一、該體系的覆蓋率仍然十分低。根據《中國勞動統計年鑒》數據計算，2005年底，城鎮基本養老保險參保人數達到1.75億人，占城鎮就業數量比例為55.2%。但是，由于現行的統計體系遺失了相當一部分非正規的就業人群，因此，按照這個口徑計算的基本養老保障覆蓋率，被大大高估了。根據200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微觀數據，我們可以估算出在不同就業口徑假設下的城鎮基本養老保障覆蓋率(表1)，從中可以看到，實際覆蓋率比公布的統計數字要低得多。具體地講，包括一部分再就業勞動者、因拆遷而失去土地的農民，以及絕大多數農民工在內的非正規就業者，迄今為止尚沒有適當的養老保障制度予以覆蓋。

2.該體系的社會統籌層次還較低。早在1998年，國務院就提出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向省級統籌過渡的改革任務，然而整整十年之后，目前全國仍有19個省份尚未實現省級統籌，許多地方甚至沒有實現市級統籌。這不僅反映了改革的不到位，也反映了改革沒有與市場經濟體制良好銜接，因為統籌層次低就降低了基本養老保險的可攜帶性，從而在勞動力流動性提高的情況下，使得轉移就業地點的勞動者不能接續起保障關系。

3.作為該體系重要支柱的個人賬戶既不充實也不廣泛。為了解決個人賬戶的空賬問題，2001年開始在遼寧省，隨后在吉林和黑龍江兩省，先后進行了以作實個人賬戶為主要內容的基本養老保險制度改革試點。之后，僅僅又有另外8個省市自治區進行試點，全國大多數省份還沒有起步。然而，在試點省份把空賬變為實賬的同時，個人賬戶規模卻大大縮小了。在遼寧的試驗中，把個人賬戶的規模從相當于個人工資的11%降為8%，完全由個人繳費形成。原來規定的用人單位的繳費不再劃入個人賬戶，全部形成社會統籌基金。試點擴大到吉林和黑龍江兩省時，個人賬戶的規模降到了只有5%。而在另外8個省份的試驗中，則允許這個比例進一步降到只相當于個人工資的3%。而在沒有進行試點的地區，統籌賬戶和個人賬戶仍然實行混賬管理，相互調劑使用，因而繼續積累個人賬戶上的巨額空賬規模。

養老保障制度表現出不完善和改革進程緩慢，固然與中國所采取的漸進性改革方式有關，但是在某種程度上也是由于改革的目標模式有其不盡清晰之處。雖然養老保障制度改革的目標模式早在上個世紀90年代后期就已經確立，但是只有在充分認識和考慮到人口轉變特征、經濟體制類型、公共財政性質和勞動力市場發育程度等一系列因素，并在制度設計中包含了上述因素之后，改革目標才能逐步清晰，改革步驟才能按照人們的期望推進。

二、政策抉擇中面臨的兩難處境

中國的基本養老保障制度改革，是在雙重的轉型背景下進行的，即一方面是經濟體制轉型的過程，核心是從沒有積累的、全國統籌和企業支付型的現收現付體制，轉向地方統籌加部分積累型的社會化體制(隨著遼寧等11個省份的試點，逐步轉變為統籌加完全積累型體制)；另一方面又伴隨著不斷加快的人口轉變過程，即在經濟社會發展和計劃生育政策雙重作用下，中國顯現出迅速的未富先老趨勢。這樣一種復雜背景，為中國基本養老保障制度改革帶來了一系列的矛盾或兩難處境。

本文作者：吳九香工作單位：福建省廣播電視大學

人口增長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人口是生活在一定社會生產方式、一定時間、一定地域，實現其生命活動并構成社會生活主體，具有一定數量和質量的人所組成的社會群體。人口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既扮演著生產者的角色，又扮演著消費者的角色。人口對經濟的影響，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制度。此外，人口的結構性變化、生育的高峰與低谷波動等等，都會對經濟發展產生持久而深刻的沖擊。人口的數量和質量不是決定社會制度性質和社會變革的主要力量，但對社會的發展起促進或延緩的作用。馬爾薩斯理論認為:人口增長會導致勞動生產率降低，生態環境退化，社會總儲蓄減少、投資率下降，從而不利于經濟增長。盡管技術進步可以加速經濟增長，但是，如果人口無限制地增長下去，那么，技術進步的步伐將最終趕不上人口增長的速度，從長期的觀點看，人口增長阻礙經濟的增長。而反對馬爾薩斯的理論則認為，人口增長可能在短期內會不利于經濟增長，但從較長的時期看，人口增長將最終促進經濟增長。他們的論據是，第一，人口增加將增加勞動力供應，增加人口密度，人口壓力的存在將激發技術創新，推動經濟發展；第二，較多的人口可能產生更多的知識與技能，科技進步正是經濟發展的動力來源；第三，人口多也是資源優勢，較大的市場規模必將產生“規模效應”[1]。無論哪種觀點，都說明人口變化與經濟發展息息相關。人口結構均衡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人口是任何一個國家經濟發展最基本的國情。其中人口的規模和結構及其發展趨勢與經濟是相輔相成的，存在著相互作用與相互影響的緊密關系，也就是人口與經濟發展均衡點。中國的經濟發展仍處在產業結構轉換、消費結構升級的重要發展階段，要使國民經濟真正能夠實現持續快速地發展，必須建立在人口和諧的基礎之上。這是國民經濟與社會長久和諧發展的重要前提與基礎，也是建設和諧社會的核心內容之一。人口和諧包括人口的規模和諧與結構和諧[1]。

人口變化情況1.人口規模與經濟發展情況根據2010年人口普查數據，福建省常住人口達3689萬人，比2000年增加了0.08個百分點。福建的人口周期與經濟增長周期同中國國情一致，高峰點上有著十分的吻合度，人口的三次高峰期在國民經濟的迅速恢復期、經歷三年災害之后的調整和恢復期、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后的頭十年。受20世紀80-90年代第三次出生人口高峰的影響，在2005-2020年期間，20~29歲生育旺盛期婦女數量將形成一個高峰，同時，由于獨生子女陸續進入生育年齡，按照現行生育政策，政策內生育水平將有所提高，福建省同樣將迎來第四次出生人口高峰。以人均GDP指數來考察福建省經濟增長情況可以發現，人口轉變過程伴隨著經濟發展過程，自改革開放以來，福建經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長，伴隨這一增長過程的是人口自然增長率的下降人口年齡結構變化1.老齡化。勞動年齡人口總量增長，一方面為社會提供更多勞動力，增加社會積累；另一方面就業壓力增大，需要的社會保險，養老保險等社會負擔加重，勢必對經濟的發展產生負面影響。從圖1可以看出，福建省15~64歲的勞動適齡人口所占總人口比重不斷提升，從1964年的54.50％上升到2010年的76.65%；由于經濟發展、計劃生育政策和人們生育觀念的轉變等因素共同作用，0~14歲少兒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開始下降，從1953年的近35.80％下降到2010年的15.46％，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不斷上升，從1953年3.30%上升到2010年的7.89%，上升了4.59個百分點,福建省人口進入成年型的同時，開始向年老型過渡，人口老齡化出現加快的趨勢。2010年，全省常住人口中，65歲及以上的人口為291萬人，占常住人口的7.88%，福建省已進入老年化社會（按國際通行標準衡量，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在7%以上就進入人口老齡化社會）。由于制度不健全，老年人口的社會保障和健康服務面臨挑戰。提前到來的“銀發浪潮”給社會經濟的發展帶來了始料不及的諸多挑戰。2.人口紅利。福建省目前處于利好的“人口紅利期”，主要表現為勞動人口比例上升，人口撫養系數下降，社會負擔較輕。改革開放以來總撫養及少兒撫養比開始下降，而老年撫養比慢慢地開始上升（見圖2）。圖1福建省分年齡組人口歷年變化圖數據來源：2000-2010年《福建統計年鑒》圖2福建省歷年撫養比趨勢圖數據來源：2000-2010年《福建統計年鑒》人口變化與經濟發展的回歸分析為分析人口變動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我們可以采用馬克威分析系統對人口增長、人口結構與人均GDP進行相關分析因p≤0.05，因此各變量間存在線性相關；根據相關系數判斷標準r≥0.8,可視為高度相關；0.5≤r＜0.8，可視為中度相關[2]。人口自然增長率、老年撫養比相關系數分別為-0.6665、0.6611，表明兩者與人均GDP間分別存在中度負、正相關，總撫養比、少兒撫養比、勞動適齡人口比重相關系數分別為-0.8545、-0.8676、0.8879，表明與人均GDP間分別存在高度負、負、正相關。各變量間存在線性相關，因此可進行回歸分析。選擇人均GDP為因變量，人口自然增長率、總撫養比、老年撫養比、勞動適齡人口比重為自變量，建立Y=a+bx1模型，反映兩變量x與y之間的線性依存關系。利用馬克威分析系統進行回歸分析。分析結果顯示，回歸方程顯著性強，回歸方程具有意義，人口自然增長率、總撫養比、老年撫養比、勞動適齡人口比重回歸系數分別為3017.2389、-34.1600、362.0014、513.3890，表明人口自然增長率、總撫養比、老年撫養比、勞動適齡人口比重每變動一個百分點，人均GDP變動3017.2389、34.16、362.0014、513.389個百分點，其中總撫養比變動方向相反。基于上述分析結果，福建省勞動適齡人口增長對人均GDP的增長有較強的正向效應，人口撫養比的上升對人均GDP的增長有抑制作用，人口適度增長、老年撫養比的緩慢上升有利于人均GDP的增長。福建省正處在總撫養比下降、勞動年齡人口上升、老齡化帶來人口紅利的大好時機，而人口自然增長率穩中有降也給我們敲響了警鐘。

適度調整計生政策，與經濟發展相適應人口的平衡發展是經濟社會和諧發展的重要前提。保持人口的適度增長，以保持勞動年齡人口適當增長，降低將來老年撫養比帶來負擔。隨著城鎮化率的提高，客觀上存在農村家庭靠勞動力多脫貧致富的現象不存在，一些農民多育的愿望不是那么強烈，加上政府對人口控制工作從未放松，即將面臨一個家庭養四個老人的嚴重問題。因此適度調整農村一胎半政策，對有經濟能力的人群適度放松計生政策，有利于人口和諧發展，有利于經濟社會發展。同時，人口問題，首當其沖的是獨生子女問題。北京大學人口所教授穆光宗認為獨生子女家庭本質上是風險家庭。第一是孩子的成長風險，主要是夭折、重病的風險；第二是孩子的成才風險；第三是家庭的養老風險；第四是社會的發展風險；第五是國家的國防風險[3]。這些都不利于人口與經濟的和諧發展。調高退休年齡，減輕老齡化造成的社會負擔老齡化社會已經提前到來，盡管當前老年撫養比還未給經濟帶來負面影響，而我們的社會保障體制卻已捉襟見肘。要真正有效地化解老齡化危機，并且變“危機”為“契機”，就要從制度建設入手，力爭為老齡事業發展創造更加良好、寬松的法律政策環境。適當調高退休年齡，增加勞動年齡組人口比例，將非常有利經濟發展[4]。積極擴大就業促進創業，最大化利用人口紅利人口紅利隨著人口轉變的完成，終將要消失殆盡，充分挖掘人口轉變的潛在貢獻，是迎接老齡化社會到來的當務之急。福建省目前處在“人口紅利期”，應實施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多渠道增加就業崗位，提高勞動者創業就業能力，健全公共就業服務體系，促進社會充分就業；保障勞動者權益，建立企業和職工利益共享機制，健全勞動關系三方協調機制；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實現勞動力由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向第三產業的轉移，依靠第三產業盡可能多地消化社會富余的人力資源；政府要在財政、稅收等政策上鼓勵自主創業和彈性就業[5]。完善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健全覆蓋城鄉居民的養老、醫療、社會救助體系，加快以公共租賃住房為重點的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建立滿足多元化需求的住房保障體系。要特別關注農村人口老齡化問題。全省老年人口大部在農村且大部份家庭都是留守老人家庭,農村醫療條件差、經濟相對落后，是解決人口老齡化的重點和難點。以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為實踐，探索新型農村養老和醫療模式，大力發展敬老院、老年公寓等社會養老機構和以社區服務為主體的老年服務體系。調整產品結構，發展人口老齡化形成的“灰色經濟”或“銀色經濟”[5]。任何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都離不開人口這個最基本的國情。目前福建省的經濟發展正處在一個產業結構轉換、消費結構升級的重要發展階段，要使經濟社會真正能夠實現持續快速地發展，必須建立在人口和諧的基礎之上。

[摘要]人口規模和數量的大小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影響程度，多年以來成為人們討論人口政策是否有效的重要依據。而隨著經濟增長理論的發展，用人口質量和人力資本來解釋經濟增長已顯得尤為重要。鑒于我國目前人口數量較大而人口質量偏低的現狀，指出人口由外延式的數量增長向內涵式的人口質量轉變是發揮我國人口資源優勢，實現中國經濟可持續性增長的客觀要求。[關鍵詞]人口發展人口質量經濟增長一、問題的提出眾所周知，人口既是生產者，又是消費者。人類社會的一切經濟活動，無不與人口緊密聯系在一起。因此，人口與經濟的關系，歷來是人們矚目和研究的焦點問題之一。建國以來，隨著中國經濟的不斷發展，中國對人口與經濟發展的關系的認識，經歷了一個從“樂觀主義”到“悲觀主義”的轉變，走了“先盲目生育后計劃生育”的發展道路。從1971年推行“晚稀少”政策和1980年進一步推行“一胎化”政策后，特別是黨的是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的13年，是我國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發展史上最好的時期，實現了人口再生產類型的歷史性轉變，“增長型人口”已轉化為“縮減型人口”，從五、六十年代的6%生育率，直至現在僅略高于1%。人口政策的有效性，緩解了人口對資源、環境的壓力（見表1），增強了我國的可持續性發展能力。但是在人口政策取得成效的同時，人口與經濟的發展中又出現了另一個尖銳矛盾，即我國出現了發達國家高收入時期出現的“人口老齡化”現象。2004年60歲以上人口高達12.4%，已超過老齡化社會10%的標準，低收入水平下過度人口老齡化將會對社會和經濟產生不利影響。因此，是否繼續推行人口的“一胎化”政策，如何實現人口增長與經濟協調發展，已成為理論界爭議的一個焦點。資料來源：蔡：《中國人口與勞動報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7月，P9二、人口紅利對中國經濟的影響人口轉變理論告訴我們，人口再生產類型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長”模式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模式的演變過程中，出生率的下降速度和人口老化的速度不是同步發生的，前者先于后者發生，前者與后者也是原因和結果的關系。從而形成年齡結構變化的三個階段。這三個階段分別具有高少年兒童撫養比、高勞動年齡人口比重和高老年撫養比的特征。一般來說，當人口的結構由高勞動年齡組成的情況下，總人口“中間大，兩頭小”的結構，使得勞動力人口供給充分，儲蓄率較高，社會保障支出負擔輕，財富積累速度比較快，人口學家稱這段時期為“人口機會窗口”或“人口紅利”。一個國家或地區如果恰好處于人口年齡結構最富生產性的階段上，并且能夠對這種人口紅利加以充分利用，經濟增長就可以獲得一個額外的源泉，創造經濟增長奇跡。“人口機會窗口”一般可以持續開放30年到50年，主要取決于生育水平下降的速度。生育水平下降越快，勞動力比例越高，潛在發展機會就越大，但是人口機會窗口持續的時間卻相對比較短。反之，生育水平緩慢下降帶來的人口機會窗口開啟的時間相對較長，但是帶來的潛在發展機會不夠明顯。從戰略的角度看，世界各國都特別重視人口轉變所帶來的總人口負擔系數下降時期，因為類似的機遇基本上是屬于一次性的，而且稍縱即逝。中國在較短的時期，大幅度降低了生育水平，屬于典型的發展機會大，但持續時間短的模式。如果以50作為人口負擔系數高低的一個門檻，那么中國的人口機會窗口大致是從1990年開始，到2030年結束，前后持續大約40年。從1990年開始，人口負擔系數下降到50以下，一直到2010年前，人口撫養比還會繼續下降；到2010年前后，人口負擔系數將會降到最低點。2010年后，由于人口老齡化速度加快，人口負擔系數將逐步停止下降轉而開始上升。到2030年前后，人口負擔系數回升到1990年前后的水平，也意味著人口機會窗口開始關閉。所以，中國實行了近30年的人口政策對經濟增長的效果，與其說是控制了人口總量，有助于人口、資源、環境之間的協調發展，不如說是由于人口結構的變化，大大減輕了人口撫養負擔，通過較早贏得年齡結構優勢，提高了人口結構的生產性，并進而通過保持高儲蓄率和勞動力的充足供給，為經濟高速增長提供了重要的源泉。但是，人口紅利從來不是永久性的增長源泉，隨著人口轉變的完成，隨著人口老年化速度上升，這種特殊的增長源泉終究要消失殆盡，人口轉變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將由人口紅利階段轉為人口負債階段，正是基于此，理論界主張應放松“一胎化”的人口政策，但是這一政策帶來的問題是：一般情況下，人均收入水平增長較快，家庭養育孩子成本越大，生育率會迅速下降，而在中國，出生率很高的原因是養育子女的成本低廉。特別是在廣大農村，由于教育落后，對子女的智力投資很少，婦女受教育和參加工作的機會不多，“多子多福”，“傳宗接代”的傳統生育觀念還沒有發生根本明顯的改變，在這種情況下，放松計劃生育政策，使得這部分人的人口增長難以控制。由于素質相對低的人口比例較大，必然在總人口中出現低素質人口增長高于高素質人口增長的人口逆淘汰現象，這無疑會對提高人口素質產生不利影響。但是，繼續堅持“一胎化”人口政策，雖然能夠繼續有效的控制人口增長，卻如何能提供保證經濟可持續增長的人口資源呢？[1][2][][]三、人力資本投資與經濟增長在上述的經濟分析與爭論中，人們對人口與經濟關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人口數量的增減變化，圍繞人口數量的擴張或抑制對經濟發展的影響這一主線延續下來，人的質量因素一直是被忽視的，人們沒有意識到人的質量的提高會對經濟增長作出貢獻。而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西奧多·舒爾茨（T.W.Schultz）在長期的美國農業經濟問題的研究中發現，從20世紀初到50年代，美國的土地、資本存量和勞動力數量并沒有顯著的增加，但是農業生產的產量卻迅速增加，導致農業產量迅速增加的原因是人的知識、能力和技術水平的提高。因此他提出了“人力資本的投資”的概念，他指出，傳統的經濟理論認為，經濟增長必須依賴于物質資本和勞動力數量的增加。然而，他認為，在當代研究經濟增長問題，有必要將傳統的資本概念中包括進人力資本概念，而不僅僅考慮有形的物質資本。人的知識、能力、健康等人力資本的提高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遠比物質資本、勞動力數量的增加重要的多。隨后，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羅默（Romer,P.）、盧卡斯(Lucas,R.)等人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在舒爾茨和貝克爾等人重視人口質量對經濟的增長的的作用，把人力資本看成經濟增長的外生變量的基礎上，使人力資本“內生化”，而提出知識、人力資本等內生技術變化因素的引入，其結果是資本收益率可以不變或遞增，人均產出可以無限增長，并且增長率在長期可能單調遞增。正是基與此，歐美等發達國家在上世紀六、七年代就開始了由人口由數量向人口質量轉變，發達國家對于人力資本的投資額也在逐年增加。因此，盡管許多歐美發達國家已經進入了人口負債時期，人口老齡化現象較為嚴重，但是這些國家經濟發展的速度并未減緩。現實社會與經濟的發展充分證明，在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較低階段，人口數量的增長和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長期穩定的關系，但當經濟發展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這種關系會逐漸減弱，而此時人口對經濟影響的程度與每個人對經濟增長所做出的貢獻是正相關的，即與人口的質量是正相關的。以盧卡斯為代表的一部分經濟學家提出了人力資本外部性的內生經濟增長模型，國外經濟學者曾利用該經濟增長模型對世界上主要經濟較為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情況進行分析，發現這些國家經濟增長過程中人力資本的貢獻率遠大于物質資本的貢獻率，尤其是美國和日本，由于它們在教育方面的投資巨大，兩國長期以來經濟的持續增長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人力資本投資來解釋。國內學者劉華等人曾對我國1978年～2001年的經濟增長數據進行分析，結果發現在我國的經濟增長過程中，物質資本仍然是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源泉，1978年～1990年物質資本的貢獻率為51.32%，而1990年～2001年物質資本的貢獻率上升到61.31%；而人力資本的貢獻率卻從1978年～1990年間的32.78%下降到1990年～2001年間的22.30%；這恰與美日等發達國家的情況相反，這說明在我國對人力資本投資理論還不夠重視，（主要是教育）投資嚴重不足，人力資本存量偏低，使得人力資本在經濟增長過程中的貢獻份額很小。“人力資源是國民財富的最終基礎，資本和自然資源是被動的生產要素，人是積累資本、開發自然資源、建立社會經濟及政治組織并推動國家向前發展的主動力量，顯而易見，一個國家如果不能發展人們的技能和知識就不能發展任何別的東西”在知識經濟時代，人力資本的核心地位更為突出，因此增加人力資本的投資，加快人力資本的積累并有效地使用人力資本對于我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具有重要意義。四、結束語根據上面的分析，無論是從我國目前人口面臨的實際問題，還是從美國和日本的人口發展道路來看，未來中國人口政策離開了人口質量的提高與改善，僅從數量的增減上去考慮，是難以得出有效的實施方案，難以實現未來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發展中國家經濟落后的一個重要因素就人口數量眾多，而人口質量較低,原因是人力資源開發的力度不夠。總結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繼續推行計劃生育政策，嚴格控制人口數量增長，仍然是我國目前人口政策的重要任務，也是發展中國家人口數量經濟理論的基本要求。但更為重要的是要加大人力資本的投資，提高人口質量，把經濟發展中的人口數量優勢轉化為人力資本優勢和人才優勢、把發展經濟的立足點從主要依托物質資本逐步轉向依托人力資本上來，這是西方人力資本理論與新經濟增長理論與中國現有的社會歷史時期相結合的客觀要求，而且也是實現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緩解人口、資源與環境矛盾的必然選擇。參考文獻：[1]陳友華:人口紅利與人口負債:數量界定、經驗觀察與理論思考[J].人口研究，2005(6):21～27[2]蔡:人口轉變、人口紅利與經濟增長可持續性——兼論充分就業如何促進經濟增長[J].人口研究，2004（2）:2～9[3]吳曉麗景躍軍:韓國人力資源開發經驗及其對中國的啟示[J].東北亞論壇，2000(2):81～84[4]劉華李剛朱翊敏:人力資本與經濟增長的實證分析［J］.華中科技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04(7):64～66[][][1][2]

摘要：隨著中國社會老齡化的不斷加深，我國的計劃生育政策不斷進行調整，2011年11月，中國各地全面放開雙獨二胎政策，2013年12月，中國開放單獨二胎政策，而今年10月，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公報中指出，堅持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完善人口發展戰略，全面實施一對夫妻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中國將逐步進入二胎時代，本文將分析全面二胎政策實施的原因及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關鍵詞：老齡化;全面二胎;中國經濟;計劃生育

一、前言

20世紀70年代，為了解決人口增長過快，穩定低生育水平，緩解人口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壓力和人口與資源環境的緊張關系等問題，我國全面推行計劃生育，并且在1982年將計劃生育作為一項基本國策。而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計劃生育雖然有效緩解了人口對資源、環境的壓力，但其負面影響也不斷顯現，中國的老齡化問題不斷突出并由此帶來一系列社會問題。今年10月，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公報中指出，全面實施一對夫妻可以生育兩個孩子政策。本文將分析全面二胎政策實施的原因及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二、全面二胎政策實施原因分析

（一）中國面臨陷入“低生育陷阱”

摘要：本文使用時間序列分析研究了產業結構升級與失業對我國經濟增長的影響，結果發現導致我國目前經濟增長速度減緩的主要原因是失業率的提高。并且通過查閱文獻等方法發現導致失業率上升的主要原因是我國已經跨過“劉易斯拐點”，勞動力供給數量下降，而供給質量仍沒有得到有效的提升。

關鍵詞：產業結構升級失業經濟增長

劉易斯拐點產業結構升級是當前世界各國普遍關心的問題。我國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產業結構不斷升級的同時，經濟也保持著較高的增長速度。據數據顯示：我國自1978—2017年的39年間，年均增長率達到9.5%，且早在2009年，我國GDP總量就已經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實體。然而，近年來我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整體呈現下滑趨勢，從之前兩位數的增長率下降到6%左右。因此，找到導致經濟增長減緩的原因，對我國持續穩定的發展無疑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理論界普遍認為，產業結構的優化對于經濟增長具有促進作用。根據配第-克拉克定理，隨著經濟的增長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勞動力會沿著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的順序進行轉移，這也是產業結構優化的表現。

目前，我國的勞動力轉移方向與此一致，說明我國的產業結構仍在不斷升級，那么造成經濟增長減緩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我國學者湯希、任志江通過對2004年以及2010年兩次“民工荒”的研究，得出我國已經越過劉易斯拐點，人口紅利開始下降的結論[1]。事實上，我國目前出現的就業難、失業率上升等現象也反映出了這一問題。李村璞，何靜等學者也對產業結構升級、失業和GDP作了實證分析，得出產業結構對失業和GDP的非線性影響[2]。但是，他們都沒有將這三者看作是連續的時間變量進行分析，因此，本文擬使用時間序列分析，探尋產業結構對經濟增長及失業的影響。

1理論分析

由于我國的勞動力不斷地向第三產業轉移，與配第-克拉克定理相一致，這說明我國的產業結構在不斷的升級，產業結構的升級會帶動我國消費結構的升級，而消費結構升級也會反饋產業，兩者相互促進，共同作用于GDP的增長[4]。這說明產業結構的升級對于經濟發展水平是有促進作用的。與此同時，勞動力的工資水平也在不斷提高，這說明我國的人口紅利正在逐漸已然消失，已經跨過了劉易斯拐點。然而，依據“二元經濟”的描述，如果達到均衡狀態，勞動力的轉移也會隨之消失。顯然，我國還沒有達到均衡狀態，我國此時應處于勞動力轉移與工資上漲同時發生的階段。基于上述分析，提出理論假設：我國的產業結構仍在不斷升級，導致經濟增長減緩的原因是人口紅利下降造成的失業增加。

一、中等收入陷阱的含義

從各國經濟發展的實踐來看，拉美、東南亞和中東地區的許多國家通過發揮資源優勢，完成了從低收入國家向中等收入國家的跨越，但是在向高收入國家攀升的過程中卻出現了重重困難。甚至有一些國家曾經一度進入到高收入階段，但是由于種種原因又退化到中等收入階段，最終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不能自拔。從本質上來講，中等收入陷阱不僅僅是經濟增長的問題，而是涵蓋經濟、政治、社會、自然資源與生態環境協調可持續發展的問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擺在轉型國家面前的戰略難題。

二、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

(一)原有的經濟發展模式難以持續

隨著經濟發展環境的變化，一個經濟體原有的經濟發展模式難以持續，而經濟發展戰略又未及時調整，導致經濟增長目標難以實現。世界銀行認為一國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是因為延續“以生產要素積累為基礎的發展戰略”以及“資本的邊際生產率的下降”。一些具有資源優勢的國家，通過發揮資源優勢，推動產品出口，拉動經濟增長，但是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原有的資源優勢逐漸削弱，而經濟發展模式未能及時轉型升級，社會問題頻發，經濟增長動力不足，收入增長緩慢，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此外，部分經濟體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建立起來的依賴FDI的技術外溢、本地企業學習模仿的產業升級路徑，不能適應經濟環境的變化，難以形成新的產業競爭優勢，無法為經濟增長提供充足動力。

(二)產業結構與需求結構不協調

1概述

裝卸工作是鐵路貨物運輸生產組織的重要環節。從企業現代化管理的角度講，裝與卸不僅關系到運輸生產的起始和終結，而且貫穿于運輸生產的整個過程。因此，裝、卸的工作質量直接影響到鐵路運輸的安全、效率和效益。裝卸工作是集勞動者、裝卸搬運設備設施、貨物，以及信息、管理等多項因素為一體的作業系統，只有按照裝卸作業本身的要求、在進行裝卸作業的場合，合理配備各種機械設備，以及合理安排勞動力，才能使裝卸搬運的各個環節互相協調、緊密配合。按照作業方式分，鐵路裝卸工作可以分為人力裝卸、機械裝卸和人機結合裝卸3種，目前我國鐵路裝卸機械化程度還不高，特別是成件包裝貨物主要依靠人工裝卸或人工與機械配合裝卸作業。從這個角度講，目前我國鐵路裝卸工作在一定程度上還屬于勞動密集型工作，而保證裝卸勞動力供給、提高裝卸工能力和素質對提高鐵路裝卸效率具有重要意義。

2鐵路裝卸工供給不足原因分析

目前鐵路從事人力裝卸作業的裝卸工主要是40～50歲的農民工，70后、特別是80后、90后的新生代農民工從事裝卸工作的越來越少，后備人才接續不足。大部分裝卸工在職時間短，接受教育和培訓不多，裝卸技術知識欠缺。最近幾年出現的全國性用工荒，使各鐵路局裝卸企業招工困難，對鐵路裝卸行業沖擊較大。特別是在春節或農忙時節，車站裝卸工緊缺，限制了貨場吞吐能力的加強及車輛的快速周轉。裝卸工緊缺而且面臨斷層問題的原因主要有以下2個方面。（1）人工裝卸費率較低。目前鐵路裝卸工主要由2部分組成，一部分是鐵路職工，一部分是聘用的勞務公司的農民工。聘用勞務公司農民工主要采取勞務外包的方式，外包人力裝卸費用按噸計算，根據工作量支付給勞務公司，勞務公司再支付給農民工。以敦煌站為例，該地區勞動力市場的裝卸費率水平遠高于鐵路裝卸費率，為了留住外地招用人員，保證足夠數量的勞動力應對集中到達或發送時的裝卸任務，裝卸隊每人每月發放保底工資，導致裝卸勞動力支出成本加大，裝卸隊經營壓力很大。再如蘭州東站，貨場內1個裝卸隊有裝卸工30余人，據估算，一個月需要收入22萬～23萬元才能維持經營，其成本包括人員工資、社保、水電費、工作服、小型工具、稅收等，如果裝卸人員最低工資不能達到市場其他同類用工企業的水平，很難招聘到滿足裝卸工作量需要的裝卸工。（2）新生代農民工就業訴求發生變化。在后人口紅利時代，農民工群體正在或已經實現了大規模的代際替換，新生代農民工在農民情結、成長經歷、成長環境、打工目的、工作態度、價值追求、接受新事物的能力等方面已經有很大不同。具體體現在：外出就業動機從“改善生活”向“體驗生活、追求夢想”轉變；對勞動權益的訴求，從單純要求實現基本勞動權益向追求體面勞動和發展機會轉變；對職業角色的認同由農民向工人轉變；對職業發展的定位由亦工亦農向非農就業轉變；對務工城市的心態，從過客心理向期盼在務工地長期穩定生活轉變；對外出生活的追求，從忽略向期盼精神、情感生活需求得到更好地滿足轉變。與這些訴求相比，裝卸工的工作體力支出大，工作環境較差，缺乏良好的職業發展前景，許多新生代農民工對裝卸工的工作比較排斥。因此，與車站對裝卸工的需求相比，裝卸勞動力供給不足，尤其是在春節、農忙時期更加緊缺，制約了車站裝卸工作的開展。

3鐵路裝卸勞動力供給對策的建議

3.1加大機械化裝卸力度

內容提要：中國社會養老保障制度的改革，迄今為止取得差強人意的成績，形成了許多有價值的經驗，這些都有助于我們形成比較清晰的改革目標模式，同時也需要形成新的認識視角。我們將探討在更加開放的視野下，如何形成符合中國國情的養老保障體制的改革路線圖。

關鍵詞：養老保障，社會保障，養老金

一、引言

如果以正式確立建立統一的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相結合的城鎮職工養老保障制度，即1997年國務院正式頒布《關于建立統一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決定》為起點，中國有明確目標模式的基本養老保障制度改革已經歷經十余年，并取得初步的成效。基本養老保險像其他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一樣，不僅是整體中國經濟改革的必然要求和邏輯中的一環，還應用于勞動力市場改革的配套要求，起到了獨特的為改革保駕護航的作用。但是，城鎮基本養老保障制度的改革還遠遠沒有完成，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1.該體系的覆蓋率仍然十分低。根據《中國勞動統計年鑒》數據計算，2005年底，城鎮基本養老保險參保人數達到1.75億人，占城鎮就業數量比例為55.2%。但是，由于現行的統計體系遺失了相當一部分非正規的就業人群，因此，按照這個口徑計算的基本養老保障覆蓋率，被大大高估了。根據200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微觀數據，我們可以估算出在不同就業口徑假設下的城鎮基本養老保障覆蓋率(表1)，從中可以看到，實際覆蓋率比公布的統計數字要低得多。具體地講，包括一部分再就業勞動者、因拆遷而失去土地的農民，以及絕大多數農民工在內的非正規就業者，迄今為止尚沒有適當的養老保障制度予以覆蓋。

2.該體系的社會統籌層次還較低。早在1998年，國務院就提出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向省級統籌過渡的改革任務，然而整整十年之后，目前全國仍有19個省份尚未實現省級統籌，許多地方甚至沒有實現市級統籌。這不僅反映了改革的不到位，也反映了改革沒有與市場經濟體制良好銜接，因為統籌層次低就降低了基本養老保險的可攜帶性，從而在勞動力流動性提高的情況下，使得轉移就業地點的勞動者不能接續起保障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