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用主義的最大弱點是它最終對任何人沒有任何用處。”

——T.S.愛略特

I

實用主義運動賦予法律現實主義與它自身相同的知識形態與內容。隨后，實用主義消亡了（或者說融入了其他哲學運動而失去了自身的不同身份），法律現實主義也消亡了（或者說同樣地被其他法學流派所吸納而得到超越）。最近，實用主義得到了復興。我在本文中所要討論的問題是：實用主義的復興是否已經或者可能導致一種新的法學理論的誕生？而這種新的法學理論與新實用主義之間，以及法律現實主義與舊實用主義之間，有著相同的聯系。基于以下兩點，我的答案是否定的。新實用主義和舊實用主義一樣，并不是和其他哲學有著明顯區別的哲學運動，而是對許多種類的哲學思想傾向的統稱。并且，新、舊實用主義所指稱的是相同的思想傾向，所謂新實用主義并不新。這些思想傾向中構成實用主義傳統的那一部分，已經被法律現實主義（主要通過霍姆斯和卡多佐的著作）富于成效地吸納；而其余部分以前沒有，現在也不會有任何出路。那些許多年前被法律現實主義富于成效地吸納的思想傾向，確實有助于一種新的法學理論的形成，但這里的“新”主要是指對法律現實主義中幼稚的政治學和其他的不成熟之處及夸大其辭的拋棄。這種經過清理的、現代化了的現實主義極少或者完全不應歸功于新實用主義——如果確實存在新實用主義這樣的事物，但我對此表示懷疑。

通常認為，實用主義的歷史始于皮爾士（CharlesSandersPeirce），雖然他自己將基本觀點的功勞歸于一位律師朋友格林（NicholasSt.JohnGreen），并且可以在更早的年代（比如在伊璧鳩魯身上）發現這些觀點的端倪。從皮爾士那里，指揮棒（按照通行的描述）傳給了詹姆士（WilliamJames），然后是杜威（JohnDewey）、米德（GeorgeMead），以及英國的希勒（F.S.C.Schiller）。與實用主義同時發展并受實用主義的影響，法律現實主義登臺亮相了，它由霍姆斯（OliverWendellHolmes）、格雷（JohnChipmanGrey）和卡多佐（BenjaminCardozo）的著作激發而產生，最終完成于那些自我標榜的現實主義者——例如弗蘭克（JeromeFrank）、道格拉斯（WilliamDouglas）、盧埃林（KarlLlewellyn）、柯恩（FelixCohen）和拉丁（MaxRadin）——的著作當中。在杜威論述法律的論文中，實用主義和法律現實主義得到了結合。但是到了二戰末期，實用主義哲學與法律現實主義都成了隔日黃花，前者為邏輯實證主義和其他“堅實的”分析哲學所取代；后者為法律主流，特別是在1958年因哈特與薩克斯的《法律過程》而達到頂峰的“法律過程”學派所吸納。隨后，從六十年代開始，邏輯實證主義逐漸凋零，實用主義又隨著羅蒂（RichardRorty）沖殺回來，接著是七十年代的法律批判運動——法律現實主義的激進后裔，到了八十年代則是新實用主義學派,包括米諾（MarthaMinow）、格雷（ThomasGrey）、法布爾（DanielFarber）、弗立克（PhilipFrickey）以及其他學者。這里的其他學者包括我本人，并且如羅蒂在對本文所作的評論中指出的，可能還包括德沃金——雖然他在表面上反對實用主義——甚至昂格爾。這一學派中意識形態的多樣性確實令人注目。

在我上面提供（但并不贊同）的描述中，實用主義，無論是原始的還是其新變化的形態，都逐步更加堅決地拒絕啟蒙主義的兩元論，諸如主觀和客觀、思想與肉體、感覺與實在、形式與內容。這些兩元論被視為是一種保守的社會、政治與法律秩序的支柱。

其實，只要花一點點心思，我們就可以將衣櫥里現有的基本服裝搭配出具有華美感的美麗伴娘裝。準備好沒有？現在就開始，按需要添加幾款精美配飾，打造嬌俏可人的伴娘裝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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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mantic的造型，細節裝飾不容忽視

一、實用主義的歷史淵源及其演變

實用主義一詞來源于希臘文“行動”（action）,是由實踐(praction)與實際(pratical)演化成為pragma(行動哲學),最終成為實用主義是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的美國.實用主義本意認為知識來自“活動”，認識來自“經驗”和“實踐”。然而他們所說的實踐絕非是人類認識和改造世界的客觀活動。而是一種先驗的內心體驗。作為一個重要的哲學派別，實用主義源出于對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否定。它主張“實踐的”“實用的”“有效用”的哲學觀點。古希臘歷史學家波里比啊，在他論述歷史的著作中就曾將自己的歷史觀點稱為“實用的”。歐洲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思想家馬基雅維利提出”目的說明手段正當“的原則。十八世紀法國啟蒙學者伏爾泰、孟德斯鳩等人在用因果性解釋歷史過程時，僅限于用思想動機去說明而未能找到思想背后的政治經濟根源，因而沒有真正去揭示歷史發展的真正規律。

實用主義興盛于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后期。實用主義作為一種哲學流派，發源于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先是在資本主義各國廣泛流傳，而后曼延到世界各地。創始人是美國的皮爾斯。1871-1974年間，美國哈佛大學組建一個學術團體稱作“形而上學俱樂部”。1872年，皮爾斯在這個俱樂部作了一個報告，首次表述了他的實用主義基本原則：任何一個概念的全部內容和意義在于它所能引起的效果。1901年，他正式提出“實用主義”這一術語。此后，出現了一系列的代表人物，如：查理、皮爾士、威廉、詹姆士、杜威、胡適等。他們都奉行一種“效用原理”，即“能滿足我需要的”“有用的”就是真理。其中心范疇是“效益”，“效用”，它崇尚個人主義、利己主義。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實用主義和邏輯實證主義語義哲學同流，主要代表有美國哲學家劉易斯、納格爾、莫理斯等。劉易斯創造了“概念實用主義”，認為概念和范疇都是先天性的東西。而關鍵在于它們的有用性。納格爾認為實用主義和實證主義只有在使用詞語的表達事物的方式不同。莫理斯創立了語義哲學，倡導“符號學”，片面夸大了人造符號在語言環境系統中的作用，宣揚真理是按照人的需求方式不同而異的。

實用主義傳播到中國是在“五四”時期。當時這一哲學流派也同馬克思主義哲學流派一樣在中國大地迅速傳播，。當時，杜威和胡適學說在中國大地風靡一時，尤其在知識界和教育界，他們的學說在思想解放，傳播民主和自由，倡導人本思想，注重實踐和實驗。特別是在啟迪中國知識青年，曾起到一定的作用。解放后，由于受到“左”傾思潮和教條主義的影響，我們曾不公正地，非科學地曲解了杜威和胡適的實用主義，在知識界開展了大規模的批判運動。

二、作為一種哲學思想理論，實用主義理論存在很大的缺陷

（一）否認認識的唯物論，宣揚認識的先驗論。辨證唯物論的認識是能動的反映論。堅持實踐是首要的基本的觀點，即實踐是認識的源泉，是認識的發展動力，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也是認識的目的。而實用主義則堅持唯心主義先驗論，主張感覺先于經驗，否認物質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唯物主義原理。雖然實用主義也談實踐，而且也認為實踐的主題是人，客體是物是實踐的對象。但卻撇開人的社會屬性、撇開人與社會的關系，而把人單一的看作“純自然的有機體”，但單純的去適應自然，而不能去改造自然為人類所用的社會關系的人。同時又強調人作為有機體又不同于動物，更不同于一般的自然界的物體。強調人具有情感、意志，可以按照個人的意愿去適應環境、改變環境，這樣人也就有了主觀能動性。所以實用主義實踐觀強調的是以個人主義為中心的實踐觀，只有單一的情感、意志去按照個人對大自然的需求來改變環境，完全忽略了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實踐關系。只強調個人主義實踐，所以實用主義實踐是以個人為中心的實踐觀。

［摘要］羅蒂對傳統“鏡式哲學”進行批判，認為人的內心和語言，不能作為鏡子折射事物的本質。因此，羅蒂新實用主義中的心靈、語言都不能反映世界。這種理論的本質便是“無鏡哲學”，它引導哲學從認識論逐漸向解釋學的方向發展，從系統哲學走向教化哲學，將人完全置身于社會現實與實踐對話中，注重人的能動作用。

［關鍵詞］新實用主義;鏡式哲學;無鏡哲學;現實價值意義

在上世紀80年代，羅蒂針對當下流行的“鏡式哲學”進行批判，并提出自己的新實用主義哲學思想。他首先強調知識的意義是在于解決問題，而不僅僅是表征現實。面對在近代哲學占有一席之地的心靈之鏡和語言之鏡，羅蒂率先提出了質疑。從理論上來說，要想解決問題，最先踏出的第一步就是要提出評價，而就評價的角度，知識的意義就在于能否針對問題本身，提出有效的解決思路。但是傳統的“鏡式哲學”，單純地把人的內心和語言，當作會像鏡子一樣折射事物的本質存在。所以羅蒂主張的是要更多地關注現實世界和人們日常的生活，將真理觀推向了一個具有發展性的高度，這便是他的“無鏡哲學”。

一、羅蒂對傳統鏡式哲學的批判

羅蒂對傳統的心靈鏡式哲學進行批判。在他看來，不管是柏拉圖的理念論:“心靈的眼睛看到的東西”;還是笛卡爾哲學:“我思故我在”;洛克的“白板說”認為:“一切知識都來源于經驗”;康德哲學:在認識中，不是心靈去符合事物，而是事物要符合心靈。這些思想都屬于“自然之鏡哲學”，即使發展到現代語言學轉向后，也只是稱之為“語言之鏡哲學”，不論如何都沒有脫離傳統鏡式哲學的桎梏。羅蒂認為，這種傳統的心靈鏡式哲學是人們把心靈比喻成鏡子，從而通過各種現象折射出心靈之外之物。把人和客觀世界相分離基本上就是傳統認識論的基本要素，感官被客觀世界進行刺激，從而反映在人的心靈之中，這種心靈對客觀世界所形成的認識被稱之為真理。鏡式哲學者所追求的真理并不是真正的真理。羅蒂認為，正是這種鏡式方法使人停留在觀念認識是否符合客觀世界上，如果觀念和客觀事物相符合的認識就是真理，反之則是錯誤認識，就不是真正的真理。正是鏡子的觀念提前存在，知識就不能被準確認識，在這種傳統哲學統治之下，心靈對客觀事物認識通過感官來刺激，認識是被動獲得，因此不能被證實。羅蒂對笛卡爾心靈實體和洛克“白板說”進行批判。他認為笛卡爾的身心二元論是人通過心靈這面鏡子，對客觀世界進行認識的根本上是錯誤的，心靈只是一種神經系統的生理活動，笛卡爾的錯誤認知歸結于當時神經學不夠發達。對于洛克的“白板說”，羅蒂認為其雖然對知識獲得的過程做了詳細的闡述，但是也并不是可靠的知識，這一學說并沒有確切指明后天經驗的知識是具有客觀必然性的，在他看來，洛克所提出的知識具有絕對性，當作一種人與事物之間的關系，并未考慮到人的因素，且這種絕對性無法被證實，應該被拋棄。因此洛克“白板說”也是一種自然之鏡，所獲得的并不是真理性認識。

二、羅蒂無鏡哲學的特點

1當前我國的消費文化以及設計道德狀況探討

實用主義為了達到效用與利益的目標可以摒棄原則與假定必需的東西，無疑這會帶來很多社會問題:為了衛生與方便，我們每天都在制造一次性餐具垃圾，每個嬰兒都會用尿不濕，每次購物都會有一個甚至一堆塑料袋，每次喝飲料都會制造一個塑料瓶廢品等等，這直接導致了資源的大量浪費以及城市周邊堆積如上的垃圾堆，我們不禁反思實用和主義、工業化到底給我們帶來了什么?工業設計價值觀作為社會價值觀的一部分，也具有社會整體價值觀的一般的特征。工業設計的目標是服務工業生產，輔助實現工業產品效益并提高產品的附加價值，由于人們無休止的私欲激發了工業的生產，從而使設計不由自主的卷入其中，成了工業化的傀儡而不能自拔。

2我國設計應具有的道德及文化

在設計方面，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特征鮮明并且積極的設計文化與道德，同樣，我國有著深厚的民族底蘊與傳統美德，有著豐富的關于造物的文化與道德觀。關于器物道德的記載，最早見于《道德經》，老子說:“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器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2］意思是說，器成，需要有事物的規律與生產方法，其次是器物的文化與德行，再加上物質條件賦予其外形。可見，先秦時期的造物道德放之今日依然有其現實意義，我們現在的工業生產何嘗不是如此呢?每個行業需要具備生產工藝、行業規范、行業文化等，再加上具體產品，才能達到“器成”的要求。宋明時期，理學倡導“存天理，滅人欲”，主張抑制私人欲望，將倫理道德推向極致，這種思想也直接影響了當時的器物文化。雖然沒有直接說明當時的器物思想，但是通過當時的社會價值觀可以窺見當時的器物文化，畢竟器物文化來源于社會文化。例如，宋代的瓷器，釉色樸素，形態不事雕琢;明代家具，無論造型、材料還是其中的人文思想，都是古今設計的典范。通過這種禁欲與推崇倫理道德的思想可以看出，我國古代的正統思想重視事物的自然規律，重視人的修養及德行的提高，以禁欲來維護世間道德，可以說，體現出了我國傳統文化主張樸素、維護自然及社會道德的特征。在今日我國市場經濟條件下，顯然這種思想是行不通的，因為實用主義生活哲學占據了社會主流地位，每個人都在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都在實現自我的最大發展，也因此使社會出現很多重效益不計后果、重指標不計投入的社會現象，但是，這不是我們當今社會的本質要求。針對以往粗放型的經濟發展模式以及生活方式，我國提出“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的經濟發展新方針，強調“可持續發展”目標，不再以指標作為唯一的衡量標準，經濟增長由粗放型改為集約型，這些都體現出當前我國充分考量了資源、環境與人的關系，更加注重系統的和諧發展。試問，這些現象不正是“天人合一”的體現嗎?可見，我們并不是沒有工業設計的文化與道德，只是人們忙于實現自身的利益、貪圖方便與效率，從而導致了上述問題的發生。

3設計道德回歸的可能性分析

工業設計道德的回歸首先需要社會生活道德、生活哲學的回歸，畢竟有什么樣的生活道德與哲學，就有什么樣的消費哲學與設計哲學。我國傳統哲學是以儒家哲學為主導，儒、道、釋三教相融合而發展，形成我國傳統哲學的基本特征，而當代我們面臨的是西方哲學思想的沖擊，能否形成中西哲學的融合與發展是當代我國當代哲學發展的新挑戰。牟宗三先生的說過，“中國未來的哲學特質，在于中國傳統主流哲學與當代西方哲學的融合，從而形成新時代特征的中國哲學。”［3］我國正處在傳統文化與西方價值觀激烈碰撞的時代，受西方哲學、價值觀、生活方式影響很大。但可喜的是，近年來我國逐漸重視傳統文化與傳統哲學，逐漸對當代不良的、實用主義特征的重指標、重眼前效益的價值觀進行了糾正，開始回歸“可持續發展”觀，“環境友好型”“資源節約型”等，既重視效益又協調整體協調的全面發展觀，頗有“存天理”“致良知”“天人合一”的哲學意味。同時，主流媒體加大了工藝公告的投放力度，對社會節約、環保、和諧等思想進行了大力弘揚，這些都是我國傳統哲學思想與優秀傳統發揚的典型例子。通過這些現象可以看出，我們在中西方道德文化激烈碰撞中并沒有迷失自己，而是把握住了自己文化的前進方向，從而對弘揚具有我國傳統哲學特征的價值觀、器物觀有著積極的建設意義，社會哲學、價值觀問題的解決，工業道德、設計道德問題也會水到渠成。實用主義的社會哲學，是以個人、民主、進化的觀念為基礎。

一、實用主義哲學視閾下的“經驗”

杜威提出生活是個體的和種族的全部經驗［1］。經驗是有機體與環境交互作用的產物。在這種相互作用中，如果有機體對自己探究、改造環境的結果感到滿意，那他便收獲了經驗(探究和改造的過程)。經驗是一種動態思維的能力，這種能力將有助于有機體在將來相似的環境中有效解決問題。經驗從獲得方式的角度看可以分為直接經驗和間接經驗。直接經驗是有機體經過自主的探究、實驗后獲得的。間接經驗則是通過其他渠道獲得的經驗，比如來自教育者的口耳相傳、從經驗的記錄載體(紙、符號)中獲得。間接經驗的獲得是基于前人經驗的結晶，具體體現在學校中就是學習課本的內容。杜威看來，經驗獲得過程至少有三個階段:①在真實情境中獲得直接經驗;②在直接經驗的基礎上增加其縱深意義;③進一步拓展成為科學的、系統的知識。在這三個階段中，直接經驗的獲得是絕對的起點，間接經驗主要在將直接經驗拓展化、意義化的方面發揮作用，其獲得一定是建立在直接經驗的基礎上。間接經驗在經過理解、內化、意義化以后便轉化成了自身的直接經驗［2］。

二、教育即經驗的不斷改造

杜威認為，教育就是幫助有機體獲得經驗的過程。教育要有助于有效用的經驗的生成、創造和重組，而不單單是傳遞和繼承。只有在經驗改造和重組的基礎上才能實現“超越前人”的思維和創新創造。這就是杜威實用主義哲學視角下教育的含義。杜威強調經驗的獲得來自于真實情境中活動的刺激。即兒童成長的過程是以本能、能力為依據的，也就是說經驗的獲得必須是主動的，是基于每個個體的本能而產生的［3］，而非外力作用下產生，是一種“自覺的教育”。在杜威看來，傳統的教育向學生提供的是獨立的學科、系統的知識、經過成人化的邏輯［4］。這些內容不是學生本身活動的產物，它們超越了學生的經驗。學生對這些內容感覺不到需要和興趣。因此，經驗的傳遞應該在被心理化、被“還原”至學生的邏輯后再進行傳遞才是有效的［5］。這就是實用主義哲學思想中教育的任務，即還原、重構經驗，將經驗還原至可以被教育者接受的程度，讓受教育者發自內心的、主動地去獲得這些經驗。在科學的教育過程中，教育者的主要任務在于提供刺激學生的反應和指導學生學習過程的環境［6］。換言之就是通過構建教育情境，將間接經驗與學生本身所具有的直接經驗聯系起來，繼而通過親身活動被受教育者內化。

三、教育情境構建的基本原則

從杜威對教育任務(還原經驗)的描述中可以知道，經驗產生于生活中的具體情境。經驗不可能脫離情境而單獨存在，因此構建教育情境是教育者還原經驗的必由之路。結合杜威“教育即生活”的觀點，認為教育情境的構建應該遵循以下幾個基本原則。(一)真實性。完整的教育不僅僅是還原正確的經驗。杜威的探究知識論強調知識需要經驗的還原，而經驗的獲得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其中不免會出現各種各樣的錯誤。如果只是將正確的經驗還原，那么這樣的知識是“絕對”的正確，但是“經驗的獲得”卻失去了多樣化的原始發展。只給孩子留一條正確的知識獲得道路，是不利于孩子思維的發散性構建的［7］。真實教育情境的意義還在于它是學生曾經經歷過的，或是即將經歷的。這會提升教育過程的親切感，減少陌生感帶來的身心緊張［8］。完整的教育不一定是把完美的經驗(靜態、結果性經驗)傳遞下去，而是將經驗獲得時的經驗(動態、過程性經驗)同步傳遞給學生。這正如愛因斯坦所說的，“對真理的追求比對真理的占有更為可貴”。教育情境的構建要有容錯機制，甚至是有引導性的試錯，允許學生在真實的情境中嘗試各種可能。以實驗模擬系統為例，目前有些VR實驗模擬系統，只允許進行正確的實驗操作，一旦操作失誤或順序錯誤，實驗即陷入無法繼續的境況，并沒有模擬出操作失誤的后果。這種模擬失去了“真實模擬”的意義，也就不能算是真實的教育情境。(二)開放性。教育情境的構建應該允許開放的角色帶入。杜威提出理想的教育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是分不清彼此的。在這種教育情境中，沒有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差別，大家均是教學統一背景下的合作者。教師在理想教育情境中的身份是學生的同伴和經驗獲得過程的引導者和見證者。生命體的意識是具有情境性的，是與其所處身份和經驗積累相關聯的。我們應該充分尊重生命體在情境中成長的主體地位，不針對某一類人而創設封閉式的、固定主題的教育情境，應該關注不同個體的反應，不僅僅是學生。教育情境的構建應該允許開放的刺激輸出。情境對人的刺激是隨著人的認知程度不同而變化的，因此要留足充分釋放學生對刺激反應的空間，而不預設固定的統一的刺激。不能把情境的輸出想象成固定的刺激，應該充分尊重每個人不同的經驗獲得。理想的教育情境中沒有失敗者，只是獲得經驗的效率不同而已。如何提高學生經驗獲得的效率是教育者應該著重注意的問題。(三)社會性。杜威在《民主主義與教育》中批判了傳統學校的學科式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把孩子的世界割裂和肢解了，并提倡將人類事物引進學校，作為學校的教材［9］。此外，杜威提出復雜的文明過分復雜，不能被兒童全部吸收。因此，學校應該選擇相對基本的環境要素，建立一個循序漸進的秩序，同時保證每個人不受所在群體的限制，可以與異質群體建立充滿生氣的聯系，將學校的教育適當社會化，建立一個人為優化的社會情境。他提出學生在學校接受教育不是為了將來更好地在社會中生活，學習的目標也不是為了求知識，學校本身就是一種生活。理想的教育一定是有助于有效用的經驗的生成、傳遞和創造。“有效”的標準即是否有利于個體更好融入社會［10］。(四)綜合性。杜威提出“以經驗為基礎的教育，其中心問題是從各種現時經驗中選擇那種在后來的經驗中能夠豐滿而具有創造性的生活的經驗”［11］。生活中沒有單一純粹的知識，這些知識都存在于復雜的、綜合的問題情境之中。為了不把經驗與生活相割裂，教育情境需要具備綜合性，而不單單是傳授學科知識。應該將斷裂的、分散的經驗以綜合性的狀態表現出來，創造“復雜問題”，從而引發學生的深度探究和全面認識。綜合性的問題在一定程度上還能讓學生在克服困難的過程中感受到自己的才智和力量，進一步樹立自信心，培養自尊感［12］。兒童具有積極的認知主動性和巨大的潛力，教育情境應賦予學生自主獲得的權利，大膽構建綜合的、復雜的教育情境。在杜威學校中13歲的孩子們需要完成四項作業，分別是歷史課、科學課、活動課、政治課。在這四項作業中，杜威創造性地將地理學、建筑學、衛生學、裝飾學、公民自治能力等內容融入到其中。例如在科學課中開設攝影術的教學，不僅僅教會學生如何攝影，還同時教會學生“光的知識”，將觀看光學儀器、了解干涉儀和分光鏡、學會成像原理、自主制取顯微鏡、研究植物光合作用等內容整合在一項綜合課程之中，利用學生的創造性沖動，引導學生發現社會事物背后的科學原理。這一教育探索取得了成功，也充分證明了綜合性的教育情境對學生思維提升的重要作用。(五)連續性。經驗是連續的［13］，而不是孤立的。沒有前續經驗的積累，后續經驗的習得會格外吃力。特別是涉及教育資源的開發，如果過于生硬、過于刻意地建立人為化的邏輯關系，對學生的經驗獲得是起反作用的。教育情境的構建需要考慮經驗的連續性，在選取認知事例和目標時應該站在學生已有經驗的角度，注重采用學生關注、喜聞樂見的題材、形式，順著學生的思路去展開教學過程。舉例的過程應該是強化經驗之間的聯系，將孤立的、分散的經驗轉化為連續的、相互關聯的關系。只有當教育內容具備連續性的時候，才能將學生帶入一個又一個連續的最近發展區，使得學生可以持續成長。(六)互動性杜威在經驗的產生過程中特別強調了有機體與環境的交互作用，即環境和人之間的交互性與認知變化。這體現了人對情境的認識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在“環境刺激—基本認知—反觀環境—新的認知”的認知循環中不斷完善。因此人對固定環境的認知也是變化著的，所謂的“固定環境”會隨著人的認知的變化而產生對人的新的刺激，即經驗來自于情境的刺激，而所獲得的經驗又會影響對情境的再認識。實用主義哲學基礎上的情境概念與赫拉克利特的“人不可能兩次踏進同一河流”的思想有異曲同工之處。互動教育情境的意義還體現在使客體呈現運動的狀態會增強學生對情境的感知效果［14］，讓學生真正實現因情入境、觸境生情。基于此，教育情境的構建應具備互動性，重視有機體在交互作用下產生的對環境的反饋與再認識，具備收集有機體在情境中的“主動適應”信息，并反饋給有機體，將有機體獲得的靜態經驗(對當前情境的認知)轉變為動態經驗(適應更多情境的經驗)。(七)無目的性。在教育即生活的視角下，教育的時間軸被無限拉長，是沒有時間限制的，直至生命的結束。評價教育的唯一標準是“經驗”。因此，教育的目的不是為了考試、評價，而是為了培養一個完整的人，一個可以生活在完滿生活中的人。在理想教育情境中教育評價的時間點是“現在”，而不是未來的、人為的固定考核，其評價的指標就是“是否收獲了解決未來復雜問題的經驗”。因此，教育情境的構建不應以考試評價為結果局限，也不應以學校為空間局限。對于教育者而言，應該充分發掘社會的各個教育情境，例如廚房、音樂廳、博物館、圖書館等，都可以用來設置主題情境來進行社會性教育。“認識情境的過程”本身就是成長的過程［15］。只要走進了生活的任何情境，每個學生就都是經驗的收獲者，每個學生都是成功者。

編者按：本文主要從導言；中國系統觀基本觀點及其問題；科學實踐哲學和新經驗主義對于大系統觀的批判；破碎的地方性系統觀之要義借助科學進行論述。其中，主要包括：世界視為有層次結構的系統的整體主義、系統結構主義和系統普遍主義的大系統觀、中國系統論思想在本體論上一直秉持三個基本立場、中國系統論思想在認識論上同樣秉持著三個相應的基本立場、中國系統論思想在在方法論上秉持的基本立場是受到上述本體論和認識論支配、人們的實踐都是當下的實踐，是基于具體環境的地方性實踐、介入主義的實踐系統觀、建構主義的實踐系統觀等，具體請詳見。

摘要：論文討論了：1、中國傳統系統觀的基本特征，它們是，普遍主義的大一統的系統觀；基礎主義和整體主義的系統觀；2、科學實踐哲學和新經驗主義科學哲學蘊含的多元主義的地方性系統觀；3、多元主義地方性系統觀對于系統科學的意義。

關鍵詞：科學實踐哲學；新經驗主義；大系統觀；地方性；多元主義

導言

中國系統科學領域和系統科學哲學領域占主流的觀點基本上一直秉持著這樣一種把世界視為有層次結構的系統的整體主義、系統結構主義和系統普遍主義的大系統觀。

例如在中國比較權威的著作《系統科學》（許國志主編，2000）就這樣說“：系統科學以這樣一個基本命題為前提：系統是一切事物的存在方式之一，因而都可以用系統觀點來考察，用系統方法來描述”[8]P.17。絕大多數研究者也一直視其為當然，而很少對這種系統觀及其哲學基礎提出質疑和挑戰。近年來，由于實用主義、工具主義的出現，特別是科學實踐哲學[2][3][4]和新經驗主義科學哲學[1]的興起，在科學哲學領域掀起了一股關注科學實踐的實用主義思潮，這種思潮由于自身的需要，在論證科學實踐和科學知識的局域性、地方性的同時，也間接地帶來了對于整體主義、普遍主義和結構主義的種種挑戰和沖擊。然而，這種挑戰與沖擊由于學科界限所限，還沒有引起中國系統科學哲學領域的重視，也沒有引起中國系統科學研究者的重視。但是，在西方，我們已經看到實用主義思潮已經影響到這種系統觀，這是一種新變化。本文試圖借助科學實踐哲學、新經驗主義科學哲學對于中國系統科學界和系統科學哲學界所長期秉持的大系統觀進行批判、剖析和討論。

1詹姆斯實用主義

恩格斯說：“社會上的需要遠比十所大學更能推動科學的進步。”正是美國資本主義現代化發展這一社會事實的需要，推動了實用主義哲學的誕生。在高速發展的過程中，美國人越來越不注重過程而注重效果，強調適應，這是對高速發展社會的適應。因此，美國沒有完全照搬歐洲的哲學思想，而是在自己的土壤里孕育出了實用主義哲學。進化論當時在學術界已經有很大的影響，科學進化論倡導的優勝劣汰、適者生存迎合了當時美國人所需要的觀念，這也對美國機能主義和實用主義哲學產生了直接的促進作用。實用主義主張“有用就是真理”，因此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就是“功用”的價值觀。[1]詹姆斯認為實用主義是一種方法。實用主義的方法只不過是一種確定方向的態度。這個態度不去看最先的事物、原則、“范疇”和假定是必須的東西，而是去看最后的事物、收獲、效果和事實。[2]實用主義的方法與以往的強調方法不同，是根據問題來確定方法，即“以問題為中心”。[3]實用主義的方法放置在人類實踐活動的大背景下，強調實踐，知識成為指導我們正確行為的有效手段，適應環境的工具。在《心理學原理》中詹姆斯提出意識是屬于私人的，并且不是靜止的而是在不斷變化的意識流，在意識中思想都是可感知地連續。[4]在哲學領域他認為世界上的一切都可以當作是經驗，這個世界就是一個純粹經驗的世界。實用主義不得不考慮的是將世界看作一種附加結構的多元觀點。實用主義與多元論思想具有內在一致性即存在是多元的，實用主義提倡多元的方法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去認識研究對象，使認識更加全面。多元的方法更加體現了其主張的“有用即真理”，從“方法中心論”轉變為“問題中心論”。應該說，多元論具有實用主義的意義。[5]詹姆斯認為，在心理學的研究中僅實驗法是不夠的，所以他將之前被剔除的內省法作為心理學研究方法之一，同時還提出了比較法，這是對內省方法和實驗方法的補充。多元化為心理學帶來了更多的機遇和發展空間，保持思想上的開放、包容性，不斷接受時代改變給心理學研究帶來的新問題，發揮心理學的實用價值。

2詹姆斯實用主義與機能主義心理學、行為主義心理學

說到詹姆斯與心理學的關系就不得不說機能主義心理學，對詹姆斯而言先有的《心理學原理》再有的《實用主義》。他生活在注重人的實用價值背景下的美國，作為美國機能主義的先驅，先在心理學領域研究進而轉向哲學，提出實用主義哲學。他將實用主義和心理學緊密聯系在一起，可以說實用主義是對他對心理學研究的升華和總結。詹姆斯認為，首先，意識是生物對環境的適應。其次意識是一種有目的、有用途的反應，并且這個目的首先是為了保存利益。意識活動的適應性、目的性和有用性是詹姆斯實用主義心理學的基本觀點，實用主義心理學的基本觀點實質上是機能心理觀。[6]機能主義心理學注重心理學的實用性，強調個體差異，把人的意識、心理作為一種工具，適應環境的工具，忽視了人的主觀能動性。在方法上開始注重多種研究方法的應用。這也體現了實用主義方法論中多元方法論的觀點，不強調方法的唯一性，可以解決問題的方法都是可行的。這樣就避免了心理學研究方法的局限性，拓展了心理學研究視角，可以使心理學研究的深度和廣度都有了突破性的進展。華生將機能主義極端化，完全摒棄了人的意識、心理的作用，把人比作其他動物一樣，只需要研究外在的行為就可以了。行為主義也是從美國實用精神出發，立足于現實生活，對實踐活動進行研究，把采取行為當作主要手段。詹姆斯認為意識是不能直接被觀察到的，意識需要通過行為活動來展現。這也可能是華生認為行為主義是唯一始終一貫而合乎邏輯的機能主義的原因。但是人并不同于動物，人們在研究中發現，對人的研究無法擺脫意識、心理的作用，人的主觀能動性同樣也影響著外在行為，并不是簡單的條件反射。逐漸的，行為主義走向衰退，這也是它的必然。

3詹姆斯實用主義與進化心理學

進化論影響了詹姆斯的實用主義哲學，同時對心理學的發展也帶來了新的思潮，進化心理學深受達爾文進化論的影響，從進化的角度思考及解釋心理學上的各種問題，認為人的適應性機制同樣是在進化當中，它受遺傳和環境的共同作用，同時遺傳與文化也是相互影響、共同進化的。它認為對人類的心理進行分析是通過功能，心理執行的是不同的功能，那么就能把他看作是獨立的機制。這些心理機制是進化而來，為的是滿足一個一個的適應問題，更利于自己的生存。《進化心理學》中解釋：現代人擁有的適應性機制并非是“最佳設計”。環境的改變會帶來新的選擇壓力。由于進化過程非常緩慢，現代人類其實是先前環境的設計產物，[7]現在我們內在的存在是得益于對過去環境的適應和過去經驗的總結。詹姆斯在半個多世紀前就有談到，知識是一點一點增長起來的。但是詹姆斯對進化論的認識是片面的，他接受了進化論，卻沒有將進化論的全部都收為己用，強調了心理的適應性卻忘記說明心理又是怎樣產生的，他忽略了進化論的發生方面。我們不僅僅只是在適應，而是在適應的同時也能動地改造我們的世界。在心理學當中他強調人的心理狀態是一直變化著的，從來也不是完全一樣的，當我們對同一件事情進行兩次處理時，第二次肯定會以與第一次多少有些不同的角度來思考，相繼看法中往往存在差異。在進化心理學談到了發生方面，強調“過去是了解現在的關鍵”，要充分理解人的心理現象就必須了解這些心理現象的起源和適應功能。[8]詹姆斯認為人是被動地接受環境的變化帶來的心理改變，是為了適應環境。可進化論的本質特征在于把有機體視為環境的一個因素，人是在有機體與環境之間雙向的動態關系中把握自身以及其他有機體。這種動態的關系才是人把握一切存在的事實的關鍵。這樣看來，進化心理學是更加全面的理解和接納進化論，并作為重要的理論基礎。它從進化的角度來研究當下社會的各種心理學問題，在方法論上有學者認為存在局限，主要是推論性的，無法證實過去的適應性。但是在研究方法上是處于開放包容的態度，在研究中采取廣泛的科學方法。巴斯提到了比較法、實驗法，對數據的檢驗可以通過考古學記錄、對傳統群體的研究、觀察、自我報告法等。此外，進化心理學在研究方法上一直秉持著多元的方法論觀點，不對研究方法有任何約束，這也使得進化心理學從最開始的追溯性研究發展到各種方法均可研究，不拘泥于哪種研究方法，以問題為中心，這也是進化心理學自產生以后迅速在全世界得到學者的認可，也吸引更多人來研究的原因。詹姆斯實用主義哲學與進化心理學雖都受到了進化論的影響，但無疑是后者在吸收了前者方法論之上更加符合當今社會所要研究的問題，是在哲學基礎上的進步。

摘要:高校的學風建設關系到國家的人才培養、科技創新等計劃能否順利實施，但當前高校在學風建設上仍存在一些普遍問題。學生受社會上功利主義、實用主義等不良思想影響，在校學習期間急于求成果、要成績，輕視知識積累或喪失學習目標。在當前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的社會背景下，高校應從引領學生思想觀念、改革高校基礎課程、加強學生管理工作三方面入手，進一步推進高校學風建設。

關鍵詞:高校學風建設;對策;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背景;不良現象

學風是學校師生整體精神風貌的反映，也是學生健康成長的軟環境。高校建設優良的學風，對學生掌握扎實的專業知識、樹立優良的思想品質有著潛移默化的作用［1］。但當前社會上存在的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思想對高校學生的學習態度和學習習慣產生了一些負面影響，是當前高校不良學風現象產生的原因。在新常態下有針對性地加強高校學風建設，不僅是完成高校教學任務的前提，也是強化高校基礎建設的大計，更是推進人才培養工作的核心。

一、不良社會風氣影響導致的高校不良學風現象

受社會上功利主義思想的影響，部分大學生不注重平時知識的積累，輕視真才實學，推崇“及格萬歲”的觀點。作業抄襲、考試作弊、課堂紀律松散、遲到、曠課等現象在高校中經常發生。受實用主義思想的影響，不少學生用所謂的就業前景、大學排行榜來衡量自己所學專業、就讀學校是否有價值。在所謂的“冷門專業”和非重點大學中，不少學生認為自己就業前景堪憂，就算學好了專業知識將來在社會上也毫無競爭力，因此干脆不學習、不努力。此外，部分大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容易把學校開設的課程按有無實際用途的標準來劃分，并區別對待。他們僅對能迅速回饋效果的課程感興趣，對基礎課和思想政治課則不感興趣;在課程學習上，不少學生對與短期目標關系不大的通識文化課不感興趣，對此類課程常常是應付了事。由上述現象可以看出，在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的影響下，在當前高校大學生的學習生活中普遍存在利己、短視、實用等現象。長此以往，將嚴重影響高校的學風建設，進而阻礙國家的人才培養大計。

二、新常態下的高校學風建設對策

【正文】

實踐觀與實用主義實踐觀之間的關系問題，是人們探討和研究的焦點問題。我們知道，有些西方學者通過一些表面性的研究，簡單地把實踐觀與實用主義實踐觀相等同起來，致使實踐觀的辯證唯物主義特性被否定，而與唯心主義劃上了等號。美國學者斯塔爾在評述的思想的過程中斷言，毛（指，引者注。）的見解具有把“實用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溶合起來的特點。他論證說，毛的認識論與美國實用主義者杜威的認識論有著明顯的相似之處，后者的思想在五四時期發生了很大的影響。和杜威一樣，毛也認為思想觀點是從實踐經驗中產生的，并反過來影響實踐經驗……事實上，毛也清楚地看到了這種相似之處，因為他不止一次地把自己描繪成一個實用主義者”。他還說，馬爾庫塞曾經和我討論毛的哲學著作，他這樣評論《實踐論》：“其中，杜威多于馬克思”（注：《日本學者視野中的思想》，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版，第208頁。）。在施拉姆看來，自從1919年對實用主義持贊成態度以來，這種態度幾乎一直保持到他的生命結束（注：［美］斯圖爾特·施拉姆：《的思想》，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版，第31頁。）。因此，為了消除人們認識上的混亂，對實踐觀與實用主義實踐觀之間的關系問題作進一步的探討是大有必要的。

一、實踐觀與實用主義實踐觀的內在聯系

在哲學發展的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內，人類一直沒有找到科學地理解理論與實踐之間辯證關系的方法。馬克思打開了將理論與實踐辯證統一起來的大門，使人們認識到實踐對于理論的決定意義。在馬克思主義實踐觀誕生之后不長的時間里，在美洲大陸亦出現了以強調實踐對于理論決定作用而聞名于世的“實用主義”哲學。早在1837年，實用主義的真正創始人愛默生就肯定了行動的優越性。他在《美國的學者》（TheAmericanScholar）這篇著名的講演稿中說道：“思想是從行動當中涌現出來的。”又說：“思想由無意識進入有意識，這取決于行動。”（注：參見［日］中村元：《比較思想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5頁。）作為美國實用主義運動的創始人和奠基人之一的詹姆士曾認真分析了實用主義的理論基礎，他說道：“看一下這個概念的歷史就會更明白實用主義的意義。實用主義這個名詞是從希臘的一個詞派生的，意思是行動。‘實踐’（Practice）和‘實踐的’（Practical）這兩個詞就是從這個詞來的。1878年皮爾斯開始把這個詞用到哲學上來。”（注：［美］詹姆士：《實用主義》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26頁。）由此可見，盡管實用主義以注重實際效果為其基本特征，但是，從發生學的角度看，實用主義是以強調行動和實踐為其創立的出發點的。同時，通過詹姆士的解釋，我們也懂得了實用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實踐觀在概念的使用上具有同根性。

實踐觀與實用義實踐觀之間存在著某些無法否認的內在聯系，這一點是可以肯定的，而且這是我們理解它們之間存在本質區別的基本前提。具體來說，它們之間的內在聯系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是，它們都強調認識是在行動中獲得的，實踐是獲得認識的唯一根本的途徑。指出：一切認識的唯一來源是實踐，“離開實踐的認識是不可能的”。在實用主義者那里，行動的存在意義就在于能夠引起觀念的意義，行動是觀念意義的來源，同時自然也會引伸出行動就是觀念的來源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