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無論是作為一種思潮還是作為一門科學，經濟學都肩負著不斷改善人類生活的神圣使命。對稀缺性經濟資源的有效配置和充分利用是完成這種使命的根本條件，這基本上是經濟學家們的共識。但對于收入分配是否有助于改善人類生活，經濟學家們的觀點卻表現出很大的差異。新古典經濟學家把收入分配問題僅僅看作是一般價格形成問題中的一個方面。在他們看來，只要市場機制能夠充分發揮作用，生產要素按其價格所獲得的收入就是公平合理的。舊福利經濟學把國民收入的總量和國民收入分配的均等程度作為經濟福利提高的充分條件。而新福利經濟學則把收入分配排除在福利增加的條件之外。社會福利函數論者認為經濟效率只是社會福利達到最大化的必要條件，收入分配的公平才是充分條件。但由于阿羅不可能定理的困惑，經濟學家始終未能找到滿足經濟效率與公平分配的最優組合點的條件，這就給研究收入分配問題留下了極大的理論空間。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由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崛起和美國“新政”的大規模實施，收入再分配已成為西方經濟學和政府用來對付不平等現象的主要手段，西方國家風靡一時的“福利國家”便是在這種背景下興起的。但是，20世紀70年代中期西方國家爆發了經濟停滯與通貨膨脹并發的“滯脹”，引致凱恩斯經濟學危機，自由主義經濟學思潮再度崛起。瑞典社會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大選中的失敗、80年代初撒切爾夫人和里根在英、美的上臺，都是在這種背景下發生的。進入20世紀以后，由于管理成本的上升和對效率的負面影響，“福利國家危機論”一直比較流行。但福利國家在提供信息和保健服務、消除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預防社會分化和利益沖突等方面所發揮的獨特作用又難以否認。不僅如此，西方國家強大的社會生產力又為政府實行再分配政策提供了豐厚的物質基礎。加之收入分配的過于懸殊不僅可能影響效率，而且其本身就與人類社會的基本價值觀念相沖突。因此，收入分配問題重新成為西方經濟學界關注的一個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邊際革命以來，西方主流經濟學家大多推崇經濟學研究的數理化傾向，貶抑倫理化傾向。近年來，主流經濟學對規范經濟學的理論意義和科學作用給予了充分的關注和肯定。1998年印度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就是明證。另外，羅爾斯、諾齊克等政治哲學家也對分配問題進行了深入而卓有成效的研究，并且已得到經濟學家的認可。這都為多視角、多方位、多學科綜合研究收入分配問題創造了良好的氛圍。因此，無論是從西方經濟理論自身的演變來看，還是從經濟學與其它學科的合理回歸與相互融合來看，收入分配問題的研究都愈來愈受到關注。而在西方收入分配理論的研究中，集中表現出兩大鮮明的特征：一是對非收入因素的關注，二是對社會最底層成員的關注。

二

收入分配的內容在傳統經濟學中可以說是一個并無多大爭議的問題。傳統經濟理論中對收入分配分析時所考慮的主要是收入、商品、效用等福利主義概念。而現代西方經濟學家在分析收入分配的內容之時，考慮的范圍不僅僅局限于收入或者商品了，自由、權利、能力等非收入和非商品信息日益受到當代經濟學家們的青睞。這可以說是收入分配理論研究、乃至整個經濟理論研究中的一種進步。表明經濟學研究的視野更加開闊了。或者說經濟學與倫理學、社會學、政治學等學科正在實現合理的回歸。

哈耶克（F.A.Hayek）把分配的內容基本上限定為自由選擇的機會。在哈耶克看來，自由不僅作為一種目的本身而極為重要，而且自由還是為人們提供各方面幫助的手段，正是自由賦予了人類文明一種創造力，而這種創造力才是人類社會進步的真正動力。因為只有當個人有自由運用他們所擁有的知識去實現他們自己的目的的時候，社會進步才會發生。

諾齊克（RobertNozick）在考慮收入分配內容的時候，也特別強調的是自由交換的權利。他認為，在一個自由的社會里，每個人所得到的東西，是他從另外一個人那里得到的，而另一個人給他這個東西的目的同樣是交換某種東西。因此，在諾齊克的分配理論當中，如果說有分配的內容的話，這個內容也只能是自由選擇的權利，而不是物質內容。自由選擇的權利是諾齊克分配理論的基礎和出發點，國家的根本職能保護這種權利不受侵害，而不是具體地分配收入和物品。

一、當前國企收入分配的基本情況

黨的*以來，我國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發生了重大變化。廣義的中央企業包括三類：一是由國務院國資委管理的企業，二是由銀監會、保監會、證監會管理的企業（根據銀監會提供的資料，20*年底，這類企業的總資產37.5萬億、利潤總額2496億、員工232萬人，員工平均工資5萬元）；三是由國務院其他部門管理的企業（根據《20*年國有企業財務決算匯編》提供的資料，20*年底，這類企業包括所屬的二、三級企業有0.59萬戶，總資產2.3萬億，利潤總額1120億，員工599萬人，員工年平均工資2.2萬元）。狹義的中央企業通常是指國資委管理的企業。20*年底，中央企業共有172戶（其中53戶“黨政一把手”由中央直接管理），總資產10.5萬億元，利潤總額近6400億，員工1110萬。

從收入數據看，一方面全國面上國企收入分配的統計數據不完整，統計信息不準確，很難掌握全國面上國企收入分配的真實情況；另一方面中央企業是我國國企的主力軍，20*年中央企業總資產、利潤總額、員工總數分別占全國國企的41%、66%和近30%。我們考慮，對全國國企收入分配問題的研究，可以把重點放在中央企業上。

中央企業的收入分配，撇開收入分配的指導思想、分配原則、工資制度變革、工資性收入結構變化，以及收入再分配等情況，僅從近三年來收入分配的結果看，以下三個特點值得重視：

1、員工平均工資遞增速度最快。

20*年，中央企業員工年平均工資為3.3萬元，全國國企員工年平均工資2萬元。“十五”期間，全國城鎮在崗職工的平均工資年遞增14.4%。其中國有單位在崗職工的遞增15.1%。2003―20*年，中央企業員工的遞增16.8%，是最快的。

豐富自己的文化生活，工廠工作人員應多學習各方面的知識。提高競爭能力。

組對西鄉的部分工廠工作人員就個人收入分配作了問卷調查。問卷發出51份，本學期11周。收回51份，其中27份男性填寫，7份是已婚男性，20份是未婚男性，還有24份女性填寫，都是未婚。問卷分為收入和分配兩大部分，旨在分析收入和分配是否真實、合理。問卷填寫都比較完整、真實和準確地反映了工廠工作人員的收入分配情況，基本上達到調查的目的現就將調查的情況做以下分析和報告。

反映了以下幾個方面：從調查資料的統計數據上。

一、收入大部分在1000元左右

一)基本收入在900元以下

基本工資在800元以下基本收入分為基本工資、福利費用和獎金三項。調查數據顯示。

1人力資本是影響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而教育則是人力資本形成的重要途徑。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同時，我國政府加大了對教育的投入力度，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和人力資本積累得以明顯提升。在我國教育快速發展，而同時又伴隨著收入分配不公平程度擴大的情況下，研究教育與收入分配不平等的聯系有重要的意義。

Gregorio&Lee的研究表明，教育與收入分配不平等之間存在密切的關系，平均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對收入分配不平等具有縮減效應，并且教育分配的平等有助于改善居民收入分配狀況。白雪梅借鑒Gregorio&Lee中的計量模型所含參數，運用中國各省的平均數據，對中國1982-2000年的教育和收入分配的關系做了時序的檢驗，其主要結論是我國的教育和收入分配之間不僅存在著密切關系，而且這種關系比較穩定；在我國不能拒絕平均受教育年限和收入分配差距之間存在著庫茲涅茨倒U型關系；與國外多數研究的結論相同，中國教育的不平等程度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正相關。

2教育對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影響

2.1教育對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擴大作用

人力資本理論認為人力資本也是資本的一種形式，它是投資于人身上而形成的既可以滿足眼前消費更可以帶來未來收益的資本，表現為勞動者身上蘊涵的知識和技能。人力資本投資，其中主要是教育投資，使勞動者具有不同的技能，不同技能勞動力的勞動是有差別的，有差別的勞動在勞動力市場上具有不同的供求關系，因而價格也是不同的。所以人們可以通過教育投資來改變自身在收入分配上的不利地位。

雖然個人終身的收入水平與其受教育程度成正比，但是由于社會中各個階層之間受教育的機會是不均等的，那些能夠接受中高等教育的人大多來自中高收入的家庭。在現代經濟中，教育是一種需要個人支付成本的準公共產品。準公共產品既具有公共產品的部分特征，又有私人產品的部分特征。該產品所提供的產品收益的一部分由其所有者享有，是可分的，從而具有私人產品的特征，但其收益的另一部分可由所有者以外的社會公眾享有，是不可分的，所以又具有公共產品的部分特性。就教育而言，一方面，接受良好教育的人比沒有或少受教育的人能多獲益，表現在就業、晉升和高薪方面，這部分利益是可分的。另一方面，一國受到良好教育的人越多，對于整體國民素質的提高、綜合國力的增強具有重要意義；而且教育對形成和改造人們的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對人類文明的積累、傳承從而使整個民族受益，也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這部分收益是不可分的。因此，教育既具有公共產品的部分特征，也具有私人產品的部分特征，屬準公共產品。個人教育成本的籌措來源可以是父母、親戚朋友的贈與、社會和政府的贊助等，但這些資金來源帶有一定程度的配給性，還必須尋找其他資金來源，這其中最重要的是從資本市場上借貸。但由于種種原因，教育借貸者所面臨的資本市場是不完全的。這種不完全提高了教育借貸者的借貸利率和教育成本，使教育的供給嚴重滯后于社會對教育的需求。教育供求的失衡將導致受教育者與未受教育者之間，或者說受過較多教育者與受過較少教育者之間的工資收入存在較大的差距。因為受過教育者或是受較多教育者，有更高的生產能力和更強的配置能力，他能占據收入更高的職業和崗位，從而獲得較高的收入。這樣，教育就擴大了而不是縮小了不同階層之間的收入分配差距。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由于教育體制不完善，低收入家庭出身的學生能夠完成各階段正規教育的很少，并且能通過完成正規教育而擺脫貧困提高生活水平的就更少。

摘要:本文以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表的綜合性金融發展指數為基礎，對G20成員國家和地區的金融發展和收入分配的關系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從一個新的角度闡釋了兩者的關系。雙向固定效應模型的分析結果表明，雖然整體金融發展導致了收入分配的惡化，但是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效率的提升對收入分配有著顯著的改善作用。為了縮小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抑制收入差距的擴大，急需進一步調整相關政策與制度。

關鍵詞:金融發展;收入分配

IMF金融發展指數金融發展與收入分配金融的定義是資金的融通。自工業革命以來，隨著生產力急速發展，大規模生產已經成為主流，在這一過程中，金融起到了從儲蓄者向投資者分配資金，為發展提供所需資源的作用。但是在現代社會，金融不再單單是資金的分配，而在各個方面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其重要性更被再三強調。Levine(2004)將金融的作用劃分為五個方面:生產有關未來投資機會和資本配置的信息，公司監督和公司治理，衡量和分散風險，儲蓄的形成以及降低商品和服務的交易成本。在這種背景下，金融的發展對擴大商機和教育投資等經濟機會產生了直接影響，同時也對經濟活動增加所帶來的勞動需求擴大、企業競爭加劇等起到間接的作用。

一、金融發展與收入分配關系相關理論

隨著金融在經濟活動中所占比重的增加，對金融的作用和功能的研究持續增加。尤其是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關于金融體系對收入分配的影響一直眾說紛紜，“金融是加劇收入不平等的一個因素”這一社會觀念，也開始以諸多形式向外擴散。迄今為止，學界尚未就金融發展是否會增加或減少收入差距達成共識。但是大多數金融經濟學家和發展經濟學家認為，金融業發展緩解了收入不平等。其關鍵原因是金融發展確保了資本獲得的平等性，從而促進了經濟的增長，降低了貧困比例。相反，以Minsky為中心的部分經濟學家則一直主張金融的發展加劇了收入不平等。他們引入了經濟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的概念，主張金融業的發展加速了從實體部門到金融部門的收入轉移，使非金融機構的財務成本迅速增加，從而導致工資及就業率的下降。根據DemirgüKuntandLevine(2009)的假說，從理論上講，金融發展會通過各種直接和間接的方式對改善或惡化收入的不平等現象。因此，金融發展與收入分配之間的關系可以歸納為，倒U型理論、降低收入差距論以及擴大收入差距論。倒U型理論認為，在經濟發展的初期，金融發展也處于起步階段，因此金融發展會導致收入差距擴大，但經濟規模達到一定水平后，金融發展則會縮小收入之間的差距。然而倒U型理論并沒得到實踐的證明，反而在相關研究中，金融發展會導致收入不平等或縮小或擴大。降低收入差距論的學者們認為，金融發展有助于改善收入不平等。如果因貧困和抵押能力不足而無法獲得金融服務的個人、家庭和企業家能夠享受金融發展所帶來的金融服務，那么投資機會就會隨之而增多，最終達到改善收入不平等的效果。進一步來說，金融發展可以提高資本配置效率，從而促進經濟增長，還可以通過增加對低技術工人勞動力需求來減輕收入的不平等。持擴大收入差距論的學者則擔心，在制度基礎尚不完善的情況下，金融產業所充當的角色可能不是向貧困層，而是向能提供擔保能力及償還可能性較大的富人層提供資金。如果金融機構作為富人融資來源的功能性不斷被強化，那么貧困階層的教育投資和新業務的推進則會變得更為困難。因此，金融發展導致收入不平等惡化的可能性也不容忽視。此外，如果金融發展帶來的經濟增長推動了對熟練工人而非低技術工人的勞動需求，那么金融發展可能會進一步間接地加劇收入不平等。

二、計量分析

摘要當前收入分配差距問題引起理論界、實際部門和民間的普遍關注，來自不同方面的、要求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呼聲日益高漲，本文試圖對政府調節收入分配差距過程中可能產生的影響進行理論層面的探討，主要涉及政府與市場邊界的模糊、效率損失、赤字效應以及政府失靈等方面,力求避免政府在施行調節中可能出現的偏差，并期望對深化認識和推動實踐有所補益。

關鍵詞收入分配調節政府

一、問題的提出

改革開放以前，中國可謂是一個均等化程度相當高的社會。1979年前后，城市的基尼系數在0.2以下，農村的基尼系數在0.21-0.24之間，而在許多發展中國家，前者的水平在0.37-0.43之間，后者的水平在0.34-0.40之間（趙人偉，2002），比照之下，中國的收入分配十分平均，以至于產生了激勵不足和低效率等問題。然而改革開放以后，隨著市場取向改革的逐步深入，在激發各經濟主體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經濟增長和發展取得顯著成績的同時，收入差距在總體上呈現出不斷擴大之勢，尤其是進入90年代中后期以后，這一趨勢益發顯著。僅就城鄉居民收入而言，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的調查，城鄉居民人均實際收入的比率1978年為2.36，1985年下降到2.14，1987年擴大到2.38，1995年擴大到2.79，到2001年城鄉人均收入比率高達2.899，差距十分懸殊。而世界大多數國家城鄉收入的比率為1.5，超過2的極為罕見（趙人偉，2002）。另有學者研究表明，按不變價格計算，2000年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比1997年提高了23個百分點，而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僅提高了10.5個百分點，城鄉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差距為建國50年來最高峰（楊斌，2002）。再按通行的衡量收入分配的標準——基尼系數來看，目前對全國基尼系數的最低估計也在0.4以上，高的估計甚至接近0.5，已經超過國際認定的警戒線水平。種種跡象表明，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已是不爭的事實。當前理論界、政府部門和民間普遍對收入分配問題十分關注，來自不同方面要求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呼聲也日益高漲，本文試圖對政府調節收入分配差距過程中可能產生的影響進行初步的探討，力求避免政府在施行調節時可能出現的矯枉過正，可望對深化認識和推動實踐有所補益。

二、政府調節收入分配可能產生的影響

理論上政府存在的理由被認為是彌補市場失靈，然而實際的情況也可能是：市場導致缺乏效率和不公平，但政府干預不一定必然會帶來情況的改善。斯蒂格勒曾將這種推論比喻為皇帝對兩個樂手的比賽做出這樣的判決：只聽了第一個樂手的演奏（感到不滿意）就把獎杯授予第二個樂手（阿特金森、斯蒂格利茨，1994）。政府再分配的目標旨在實現社會公平，借助的政策手段主要有兩大類：一類是運用政府的強制權力來征稅和進行轉移支付，以弱化甚至消除競爭博弈的后果；另一類是通過直接干預立足于私人產權的競爭基礎，通過影響財務資本、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積累，通過干預締約自由，改變市場的運行（柯武剛、史漫飛，2000）。通過上述途徑政府究竟能否實現預期的目標，獲得所要追求的公平？是否存在與公平目標相伴生的其他副產品？事實上，政府所能獲得的社會公平只是相對的，即使在那些實現了“從搖籃到墳墓”全面保障的高福利國家，乞討者也不鮮見，而不公平卻是絕對的。甚至更有激進者認為旨在消除不公平的政府政策反而可能帶來更大的不公平，幫助窮人的舉措往往會使利益流向富人，惡化收入分配。但無論如何，政府再分配產生某些與政策設計初衷相悖的、不合意的副產品是完全可能的。

摘要：當前收入分配差距問題引起理論界、實際部門和民間的普遍關注，來自不同方面的、要求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呼聲日益高漲，本文試圖對政府調節收入分配差距過程中可能產生的影響進行理論層面的探討，主要涉及政府與市場邊界的模糊、效率損失、赤字效應以及政府失靈等方面,力求避免政府在施行調節中可能出現的偏差，并期望對深化認識和推動實踐有所補益。

關鍵詞：收入分配調節政府

一、問題的提出

改革開放以前，中國可謂是一個均等化程度相當高的社會。1979年前后，城市的基尼系數在0.2以下，農村的基尼系數在0.21-0.24之間，而在許多發展中國家，前者的水平在0.37-0.43之間，后者的水平在0.34-0.40之間（趙人偉，2002），比照之下，中國的收入分配十分平均，以至于產生了激勵不足和低效率等問題。然而改革開放以后，隨著市場取向改革的逐步深入，在激發各經濟主體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經濟增長和發展取得顯著成績的同時，收入差距在總體上呈現出不斷擴大之勢，尤其是進入90年代中后期以后，這一趨勢益發顯著。僅就城鄉居民收入而言，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的調查，城鄉居民人均實際收入的比率1978年為2.36，1985年下降到2.14，1987年擴大到2.38，1995年擴大到2.79，到2001年城鄉人均收入比率高達2.899，差距十分懸殊。而世界大多數國家城鄉收入的比率為1.5，超過2的極為罕見（趙人偉，2002）。另有學者研究表明，按不變價格計算，2000年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比1997年提高了23個百分點，而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僅提高了10.5個百分點，城鄉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差距為建國50年來最高峰（楊斌，2002）。再按通行的衡量收入分配的標準——基尼系數來看，目前對全國基尼系數的最低估計也在0.4以上，高的估計甚至接近0.5，已經超過國際認定的警戒線水平。種種跡象表明，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已是不爭的事實。當前理論界、政府部門和民間普遍對收入分配問題十分關注，來自不同方面要求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呼聲也日益高漲，本文試圖對政府調節收入分配差距過程中可能產生的影響進行初步的探討，力求避免政府在施行調節時可能出現的矯枉過正，可望對深化認識和推動實踐有所補益。

二、政府調節收入分配可能產生的影響

理論上政府存在的理由被認為是彌補市場失靈，然而實際的情況也可能是：市場導致缺乏效率和不公平，但政府干預不一定必然會帶來情況的改善。斯蒂格勒曾將這種推論比喻為皇帝對兩個樂手的比賽做出這樣的判決：只聽了第一個樂手的演奏（感到不滿意）就把獎杯授予第二個樂手（阿特金森、斯蒂格利茨，1994）。政府再分配的目標旨在實現社會公平，借助的政策手段主要有兩大類：一類是運用政府的強制權力來征稅和進行轉移支付，以弱化甚至消除競爭博弈的后果；另一類是通過直接干預立足于私人產權的競爭基礎，通過影響財務資本、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積累，通過干預締約自由，改變市場的運行（柯武剛、史漫飛，2000）。通過上述途徑政府究竟能否實現預期的目標，獲得所要追求的公平？是否存在與公平目標相伴生的其他副產品？事實上，政府所能獲得的社會公平只是相對的，即使在那些實現了“從搖籃到墳墓”全面保障的高福利國家，乞討者也不鮮見，而不公平卻是絕對的。甚至更有激進者認為旨在消除不公平的政府政策反而可能帶來更大的不公平，幫助窮人的舉措往往會使利益流向富人，惡化收入分配。但無論如何，政府再分配產生某些與政策設計初衷相悖的、不合意的副產品是完全可能的。

摘要：當前收入分配的公平沒有跟上經濟發展的效率，效率和公平沒有得到兼顧。長此以往，因為分配的不均會制約經濟的發展。本文通過闡述經濟發展和收入分配的關系，分析了當前經濟發展和收入分配的現狀，著重研究了在新發展理念下應該怎么同時實現經濟的發展和分配的公平，希望給以后的研究者提供一個參考。

關鍵詞：新發展理念；經濟發展；收入分配；辯證思考

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時提出了新發展理念，所謂新發展理念就是要創新發展方式、使得各方利益得到協調、發展生態節能的綠色經濟，創建引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的開放經濟，并且把所有的發展結果實現共享。在這個理念中，主要是倡導要實現經濟發展和實現發展成果共享，創建一個共享、和諧社會。這就要求在新發展理念的指揮下，要求以經濟發展促公平分配、以公平分配反作用于經濟發展。

一、經濟發展和收入分配的關系

經濟發展和收入分配兩者的關系不是單一的前者決定后者，或者后者決定前者，需要辯證的看待二者的關系。現如今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經濟發展對分配有影響，經濟發展的方式決定收入分配的方式，經濟發展的水平決定收入分配的水平。但是收入分配對經濟發展也有能動的反作用，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反作用于經濟發展方式，收入分配的量反作用于經濟發展水平。通常把經濟發展和收入分配的關系比作“做蛋糕”和“分蛋糕”的關系，只有蛋糕做的足夠大，才能給人均分配更多的蛋糕；也只有把蛋糕分配公平了，才能促使人們去更努力的把蛋糕做大。

二、經濟發展和收入分配的現狀

摘要:收入分配改革是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新中國成立后,我國不斷進行收入分配改革,取得了明顯的成效,但收入分配領域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需采取不斷完善社會保障體系,鼓勵自主創業,促進中小企業發展,改革財稅管理體制,調節過高收入等措施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縮小居民收入差距,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關鍵詞:收入分配收入差距改革效率

收入分配改革是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是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重要體現,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的重要保障。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改善民生,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不斷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收入分配調節力度,加快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在增加城鄉居民收入、改善人民生活和促進社會和諧等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效。我國社會生產力快速增長,人民群眾普遍得到了實惠。但是,收入分配領域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城鄉之間、地區之間、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不斷拉大,一些行業收入過高,國民收入分配格局還不盡合理,經濟發展成果還未均等地惠及全體社會成員,收入分配制度不完善所造成的分配差距拉大的趨勢尚未轉變。今后,仍需不斷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縮小居民收入差距,讓改革的成果切實惠及全民,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一、我國各分配方式確立的意義

我國收入分配格局的演變是隨著我國收入分配制度的變革,伴隨經濟體制改革逐步展開的,其演變自1949年以來大致經歷了兩個時期:一是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到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29年,這個時期制度演變的趨勢是生產資料的公有化和生活資料占有的平均化;二是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至2007年中共十七大的29年,這個時期制度演變的趨勢是生產資料所有制多樣化和生活資料占有的多元化和收入差距的擴大。從傳統體制下的單一的分配形式到轉型期的多元并存,這是一個制度變遷的過程。影響中國收入分配制度變遷的因素有很多,國民經濟發展水平是制度變遷的最終決定因素。產權因素、所有制結構的變動是收入分配制度變遷的基礎。有什么樣的所有制結構和要素產權制度,就會有什么樣的分配制度;市場化改革是收入分配制度變遷的動力。近30年經濟體制改革的過程,是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過程,也是經濟市場化程度不斷提高的過程,同時也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越來越大的過程。與此相適應,我國的分配制度也明顯地呈現市場化的特征。

1.按勞分配方式主體地位的確立使居民收入水平顯著上升。個人消費品必須實行按勞分配,是由社會主義社會的客觀經濟條件決定的,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首先,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決定了分配的性質。在我國公有制經濟條件下,由于生產資料為全民或集體所有,個人消費品必然要實行按勞分配為主體。勞動者共同占有生產資料,進行聯合勞動,共同占有產品,因而誰都不可能憑借生產資料來剝削別人的勞動,只有勞動才能成為個人消費的分配的尺度,因為除了勞動,誰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東西。同時,在社會主義社會,舊的社會分工還沒有完全消失,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簡單勞動與復雜勞動的差別仍然存在。各個勞動者在同一時間向社會提供的勞動數量和質量還存在著差別。這就要求社會在分配個人消費品時,必須承認這種客觀存在著的差別。只有實行按勞分配,才能使勞動者所分得的消費品同他們為社會提供的勞動量相適應,才能調動他們的勞動積極性。其次,實行按勞分配,有利于鞏固社會主義制度。鄧小平同志明確指出:“按勞分配的性質是社會主義的,不是資本主義的”。“我們一定要堅持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貫徹按勞分配,實行勞動平等和報酬平等,從根本上否定了無償占有他人勞動成果的可能性,迫使好逸惡勞者自食其力。這樣就會更加激發起勞動者對社會主義制度的熱愛,有利于鞏固社會主義制度。第三,實行按勞分配,有利于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按勞分配,多勞多得,少勞少得,就能把勞動者的勞動支出和報酬直接聯系起來,把勞動者的個人利益和國家利益、集團利益密切結合起來,鼓勵勞動者勤奮勞動,鉆研和掌握科學技術,努力提高自己的勞動技能,積極進行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從而大大提高勞動生產率,促進生產力的迅速發展。第四,實行按勞分配,有利于促進企業改善經營管理。按勞分配要求對勞動者的勞動數量和質量進行科學的計算和統計。為此,企業就必須有嚴格的定崗責任制、技術考核和質量檢驗管理制度。這就要求企業加強和改善經營管理。同時,勞動者的消費基金同企業的經濟效益掛鉤,必然會促使勞動者以主人翁的態度監督產品的生產和分配,同官僚主義、貪污盜竊等現象作斗爭,促進企業注重經營管理,實現勞動耗費的節約。

摘要：居民收入是消費的基礎，當前內需不足主要根源是居民收入偏低，分配制度不夠合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鄉居民收入，這不僅是推動經濟發展的需要，而且關系到如何體現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優越性以及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根本問題。筆者將從分析收入分配不公問題現狀及產生原因入手，試圖尋找解決方案，提出對策。

關鍵詞：基尼系數收入分配機制

一、中國收入分配不公現狀

在當前大多數有關收入分配的實證分析中，均采用了基尼系數這個分析工具，并以此來描述20世紀90年代以后我國居民收入差距迅速擴大，并具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據測算，我國居民個人收入的基尼系數1996年為0.424，1998年為0.457，2000年繼續上升為0.458。根據國際標準，基尼系數在0.4以上表示絕對不平均。按此標準來判斷，我國早就進入絕對不平等區間。而最新公布的數據顯示，目前貧富懸殊差距已越來越嚴重，最高和最低收入相差33倍。

二、中國收入分配不公表現及原因

一是勞動力流動中的體制性歧視。勞動力流動的體制性歧視，源于計劃經濟早期的城鄉分割體制。在城鄉經濟一體化或城市化逐步形成的趨勢下，原有體制中以戶籍制度為基礎的身份性歧視并沒有根本改變，農村勞動力在向城市轉移過程中，農民的身份在就業、收入分配以及公共品分享方面，仍然受到相當程度的歧視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