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的“一號文件”，是我黨執掌政權以來第一次就增加農民收入問題發出專門文件，可見這一問題的嚴重性，以及中央對此的關注程度。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后期開始，農民增收速度就逐漸放緩。進入九十年代后，這種趨勢更為明顯，從一九九七年到去年的七年間，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水平僅為百分之四，而同一時期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了百分之八，城鄉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從八十年代中期的不足二比一，擴大到目前的超過三比一。這不僅嚴重影響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而且由于占人口六成以上的農民購買力持續不強，導致整體經濟發展的消費拉動力不足。這是內地經濟目前面臨的最令人頭疼的問題。

改革開放之初農民收入增長比較快，主要是因為農民有了承包經營權，隨后農產品價格大幅提升，農村工業發展受到了鼓勵。當這些政策被逐漸消化，而新的政策又未能適時出臺時，農村經濟的發展和農民收入水平提高的速度就明顯放慢了。增加農民收入，涉及到許多帶有體制性的問題，歸納起來，有三個問題最為突出。首先從農村來看，農民的生產自主權并沒有完全落實，農民還沒有充分的權利按照各種產品利潤的高低來安排自己的生產。特別是在一些糧食主產區，不論市場上蔬菜、瓜果、家禽或其它農產品的價格有多高，農民仍不得不繼續種糧。

再看農村與城市的結合點。農產品進城的銷售價一直受到嚴密監控。去年一度出現糧油價格上漲，城里便傳出一片驚恐聲，要求政府出招平抑糧油價格。而事實上此時的糧油價格還遠比七年前低。據統計，二○○二年平均每個城鎮居民用在糧、油、肉、菜方面的開支，比一九九六年少四十三元，而同一時期城鎮居民的人均收入卻增長了三千多元。就在這年，反映家庭食物開支與總收入之比的恩格爾系數，在城鎮由上一年的百分之四十六猛降到百分之三十七，內地有媒體歡呼這是人民生活水平明顯提高的象征，其實降幅如此之大，明顯不符合經濟運行規律，表明農民的利益受到了侵害。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而從城市來看，進城務工農民仍在許多方面受到歧視。僅以年前內地廣泛報道的老板欠薪情況為例，這些老板欠的基本上都是進城務工農民的薪水，卻絕不敢欠城里人的薪水。進城農民的生產與生活條件相當低，在勞動保障、職業培訓、子女教育等方面，待遇不公，而且收費繁多、檢查繁多。現在農村已有超過三分之一的勞動力轉移到非農產業，農民近一半的收入來自非農產業，進城農民數以億計，他們收入的高低直接關系到農民收入水平的高低。

這次中央“一號文件”也論及了上述三個問題。事實證明，增加農民收入不單是一個農村問題，必須農村和城市一起抓，從根源上抓起。

長期以來，黨和政府十分關注“三農”工作，今年中央一號文件再次強調要“舉全黨全國之力持之以恒強化農業、惠及農村、富裕農民”,并明確提出到2020年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翻，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這是當前黨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市面對比全國、全省收入水平差距過大的局面，更是提出要提前五年即2015年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新目標。形勢如此逼人，身為國家級貧困縣的怎么辦？只有以比其他兄弟縣市更快的發展速度趕超。為此，我們從縣當前農民收入現狀入手,從中分析探討縣農民增收過程中存在的困難和問題，從而尋找如何加快經濟發展加速農民收入增長的對策和措施。

一、縣農民收入的現狀

近幾年縣農村居民的收入一直在低位徘徊。據國家統計局調查隊農村住戶抽樣調查資料顯示（本文調查資料來源同此），從2010年到2012年，三年中農民人均純收入分別只有3303元、3766元和4248元。大大低于全國、全省和全市的水平。經調查測算：2012年縣農民人均純收入只有全國平均水平7919元的53%，全省平均水平7828元的54%，全市平均水平5310元的80%。與本縣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比較，也有明顯差距，2012年縣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365元，與本縣農民純收入之比為2.9：1。因為農民收入低，縣是全省24個國定貧困縣之一，全縣299個村就有134個貧困村，占44.8%；全縣近80萬人口中貧困人口有22.1萬人，占27.6%。因此加快農村經濟發展提高農民收入是縣各級各部門應高度重視的問題。

二、農民收入低迷的主要原因和問題

1、縣域經濟發展緩慢?？h位于北部邊境，屬中低山丘陵地區，是個典型的農業大縣。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由于資源貧乏，交通不便，經濟逐漸落后于兄弟縣市。全縣無鐵路、無大中型企業，工業發展落后，可容納的就業崗位少，農村大部分富余勞力只能遠赴外省外縣務工。受大環境影響，農民本地務工收入較低，抽樣調查資料顯示，2012年農民工資性收入平均1199元，只占純收入的28.2%，這也就直接制約著農村居民收入的較快增長。

2、家庭經營性收入中二、三產業比重太低。長期以來，家庭經營性收入是農民收入構成中的主要組成。近兩年縣農民家庭經營純收入人均分別為2379元和2724元，占農民純收入的比重也分別為63.1%和57.1%，且非農產業收入占家庭經營收入的比重太低，只有20%和24.5%，農業收入占大頭的情況改變不大。這是農民收入低迷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不加快農村二、三產業的發展，不徹底改變農業收入在家庭經營中占大頭的現狀，則農民收入較快提高的愿望將很難實現。

摘要：近年來中國稅收收入的快速增長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但對其給予全面否定也是值得商榷的。通過歷史地分析中國稅收收入增長中的合理性，有利于加深對稅收增長的理性認識，把握今后稅收增長的正確方向。

關鍵詞：中國，稅收增長，理性認識

近一段時期以來，中國稅收收入的快速增長甚至“超速增長”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如果我們將研究的視野放寬，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建國以來中國稅收收入不管從絕對額、在財政收入中的比重還是占GDP的比重，總體上都在不斷增長，因此，近年來的快速增長作為這種長期增長趨勢的一種延續和集中體現，似乎也無可厚非并有其合理性。但是，隨著中國稅收比重步人“最佳”區間，對于其未來走向我們應當有理性的認識。

一、對中國稅收收入增長趨勢的歷史分析

(一)中國稅收收入的增長趨勢：絕對值角度

從表1和圖1不難看出，建國以來，中國稅收收入增長迅猛，從1950年的不足50億元增長到了2005年的30000多億元，增長了600多倍。盡管這一期間中國稅收收入的總趨勢是不斷增長的，但并不能說其增長過程是一帆風順的。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頒布《全國稅政實施要則》，規定全國共設14種稅收，為此后建國初期稅收收入的穩步增長奠定了基礎。1958年，隨著國家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完成，中國簡化了工商稅制，僅設9個稅種，稅收在國民經濟中的作用受到削弱，導致此后數年間稅收收入不增反降。“”期間，已經簡化的稅制仍被批判為“繁瑣哲學”。1973年，對工商稅制進行了進一步簡化，僅剩7種稅。這一時期盡管稅收收入仍有所增長，但顯然不能與國民經濟的發展相匹配。

我國經濟在經歷了20年高速增長后，已進入了穩定發展時期，稅收增長速度也呈逐年遞減的態勢。西方經濟學歷來認為，稅收是有極限的。如今我國正處在結構調整和經濟轉型的關鍵時期，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不可避免地制約著稅收的過快增長。那么我國稅收的極限在哪里，如何才能在當前的經濟形態下確保稅收收入可持續增長呢？筆者試圖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探討。

一、我國當前稅收收入現狀

（一）稅收計劃分配方式不合理。主要表現在：①是“以支定收”、“基數遞增”的分配方法不合理。每年國家下達的收入計劃任務都以國家和地方政府所需支出為基礎，以上年實際完成數為基數，然后確定一定的增長比例，以此作為當年的稅收計劃任務分配數。②是層層分配下達的方式不合理。目前，稅收計劃一般層層分配下達至省轄市局、縣局，直至基層分局。為了確保收入任務的完成，有的甚至落實到分局內的股室乃至個人。③是地方政府對稅收任務層層加碼的方式不合理。地府政府每年往往都要根據地方財政支出的需要，在稅務系統內部下達的年度收入計劃基礎上，再追加一塊任務指標。

（二）政府行政行為過重，稅收執法秩序混亂。主要表現在：①地方政府對稅收的干預。稅務執法是依法治稅在稅收工作中的具體實踐，它代表國家行使權力、執行公務。但在一些地區，地方越權干預稅收的情況嚴重妨礙了稅收執法。特別是當稅務機關清理欠稅和查處偷漏稅案件時，有些政府領導便會出面干預，甚至施加壓力。②稅務干部業務素質不高。當前隨著經濟發展，大量企業轉為私人所有，偷稅與反偷稅，避稅與反避稅的斗爭日益激烈，有些企業甚至不惜重金聘請會計師、注冊會計師做假帳，進行所謂的“合理避稅”。而如今稅收干部從總體上看，業務能力、法治意識仍達不到現代經濟的要求，加上有些企業對稅收檢查工作不予配合，給稅收執法帶來了很大的困難。③稅收執法隨意性大。有些干部對稅收政策、稅收規定重視不夠，加之工作責任心不強，在稅收執法過程中存在著嚴重的隨意性，有些稅務干部甚至濫用職權，越權執法，在社會上產生了不良的影響，嚴重打擊了納稅人的積極性，影響了稅收收入的持續增長。

（三）公民納稅意識不強。主要表現在：①各地稅法宣傳流于形式。目前的稅法宣傳從一定程度上來說仍停留于城市，停留在每年的稅法宣傳月，而且形式單一，內容單薄，很難與快速的經濟發展相適應。②納稅人納稅行為不夠積極。我國沒有經歷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階段，社會生產力水平比較低，稅收意識的發育先天不足。一些企業負責人（尤其是中小企業）文化層次較低，對國家稅法理解不夠，對納稅存在抵觸情緒，個體工商戶不向消費者開具發票偷逃稅款現象仍比較普遍。③利用管理漏洞進行犯罪的行為仍不容忽視。稅務機關稅源監控手段不多，極大地束縛了稅源管理的手腳。今年我省發現的一系列大要案，就是不法分子利用管理漏洞進行犯罪的表現。

二、制約稅收收入可持續發展的成因分析

從三次產業分布看，財政收入超經濟增長具備基礎從三次產業占GDP的比重看，張掖市三次產業（第一產業為農業、第二產業為工業和建筑安裝業、第三產業為服務業）占GDP的比重從2006年的30.06：35.38：34.55調整為2012年的27.7：36.5：35.8，而甘肅省和全國分別從2006年的14.67：45.81：39.53和10.10：47.90：42.00調整為2012年的13.35：49.4：37.31和10.09：45.31：44.60。2012年，張掖市第一產業比重相對較高，分別較甘肅省和全國高14.35和17.61個百分點，第二產業、第三產業比重均超過三分之一，具備較強的稅收增長基礎。從重點稅源行業看，有色、化工、電力、建材等基礎產業占有主導地位，來源于服務行業的三產稅收占比偏低，重點稅源行業核心競爭力不強，主要受經濟增長放緩、企業利潤增幅低、物價漲幅回落特別是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下降以及結構性減稅力度較大等影響，抵御市場變化能力有限，一定程度上制約了稅收的穩定增長。

從財政邊際收益分析，顯示宏觀稅負增長趨勢明顯財政邊際收入率是指新增財政收入占新增GDP的比率；財政平均收入率是指財政收入總額占GDP總額的比率。從2006-2012年張掖市財政收入增長趨勢圖（圖1）顯示，財政邊際收入率和財政平均收入率總體趨勢相同，財政邊際收入率曲線較財政平均收入率曲線明顯陡峭，從財政邊際收入率曲線與財政平均收入率曲線的近期趨勢看，財政收入超GDP增速現象仍將延續。

從勞動者報酬看，財政收入超經濟增長沒有制約居民收入增長從2006－2011年張掖市、甘肅省、全國生產總值（GDP）收入構成比較（表3）看，張掖市GDP構成中比重出現“兩升”（勞動者報酬、營業盈余）“兩降”（生產稅凈額、固定資產折舊），與甘肅省GDP構成變化趨勢正好相反，與全國GDP構成變化趨勢基本一致。在GDP構成中勞動者報酬占比穩步上升，2011年達到68.08%，較甘肅省和全國分別高22.13和23.14個財稅論壇表2張掖市經濟與財政橫向比較統計表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甘肅省統計年鑒》、《張掖市統計年鑒》，下同。說明：匯率按照中國人民銀行外匯交易中心2012年12月31日公布銀行間外匯市場人民幣匯率中間價為：1美元＝6.2855元人民幣；平均工資2012年未出。注：2012年部分數據未出。單位：人均GDP為美元，人均工資為人民幣，其它為%百分點，達到發達國家50%以上占比標準；生產稅凈額、固定資產折舊占比所有下降，2006-2011年間，二者在GDP總量中占比同步下降4.5個百分點左右；企業營業盈余占比所有提高，2006年營業盈余在GDP總量中占比為13.56%，到2011年達到16.92%，提高3.36個百分點。勞動者報酬、營業盈余與生產稅凈額、固定資產折舊占比兩升兩降，且二者變動幅度基本相當，這進一步說明，政府財政收入增長沒有制約居民收入增長。

財政收入超經濟增長現象產生的原因分析

（一）經濟因素我國采取的是以流轉稅收和所得稅收為主的征收模式。征收模式決定了稅收增長取決于經濟增長和企業效益的提高。1.經濟發展狀況。產業經濟的發展促進了GDP的增長，生產經營者實現的銷售(或經營)收入增加，保障了流轉稅稅基的穩定增長。2.企業效益。經濟發展帶來企業效益的提高，利潤的增長保證了所得稅收入的快速增長。3.產業增速。GDP是由第一、二、三產業增加值組成的，其中二、三產業增加值比重高，增速也高于GDP增速，而財政收入主要來自于GDP中的二、三產業，各產業增速的不同導致財政收入增速隨之變化。

（二）制度因素財政收入增速高于GDP增速，其主要原因是兩者統計口徑存在差異和稅收制度設計缺陷，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統計制度。我國實行的是“生產型”增值稅稅收制度，對生產經營者的銷售收入，減去已購進的各類材料和其他費用支出作為稅基進行課征，由于固定資產折舊費沒有剔除，所形成的財政收入存在一定水分。2.統計內容。財政收入與GDP兩者大部分統計內容相同，但也存在不同：部分稅種存在重復使用同一稅基計征現象，如對銷售行為除計征增值稅外，還要開征所得稅、教育附加費和城市維護費等；財政收入中的行政事業性收費和罰沒收入等非稅收入未計入GDP統計范圍等。3.統計價格。目前使用的GDP增長是以1985年價格為基數，按可比價格計算所得，沒有考慮物價變化，而財政收入是按當年價格計算的，包含了物價漲幅和體制變動等因素。4.稅收制度?，F行稅制中規定了先征后退、即征即退等優惠辦法，而在財政收入統計上，對已退稅收也計入到當期財政收入中，如對出口退稅的財政收入統計，使實際財政收入存在虛增。

1衢州地區農民收入現狀

1.1收入穩定增長。近些年，衢州地區農民收入呈現出逐年增長的態勢，以2016年為例，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13068元，同比增加1187元，增長10.0%，增幅較上半年回升。0.4個百分點，居全省第3位，僅次于臺州（10.1%）、麗水（10.1%），從收入增速看，衢州保持了較快的增長勢頭，與全省平均收入差距進一步縮小。1.2四項收入齊頭并進一是工資維持穩定增長，以2016年為例，工資性收入增長9.5%,對可支配收入增長的貢獻最大，拉動增長5.5個百分點。二是農民轉移凈收入穩步提高，隨著退休人員的增加和退休金標準的持續提高，社會保障制度不斷完善，2016年上半年，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中，轉移性收入達到1246元，增長10.0%，轉移收入已成為農村居民收入增長的主動力。三是經營凈收入保持平穩增長。2016年上半年，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中的經營凈收入2430元，增長10.2%，成為農村居民收入的第二大來源。四是財產凈收入增長較緩，2016年上半年，財產凈收入為88元，增長6.0%。1.3收入差距逐步縮小。衢州六個縣（市、區）都實現了較快增長，農村居民收入繼續增加。其中柯城區以10.4%增長速度領跑全市，開化（10.3%）、江山（10.1%）、常山（10%）、龍游（9.9%）、衢江（9.8%）緊隨其后，增速最高的柯城和最低的衢江差0.6個百分點，增收效果不盡相同。按五等份收入組計算，2016年上半年，20%最高收入組與20%最低收入組收入差距倍數為7.9倍，比去年同期8.5倍，縮小7.1%。1.4增長幅度快于全省平均水平衢州市特別關注農業發展工作，將農民創收作為政府的重要工作，農民收入顯著提高，增長速度基本處于全省同期平均水平以上。其中2016年，農村居民收入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0.3個百分點，居全省第四。

2新常態下農民增收面臨的問題與挑戰——收入結構視角

分析當前農村居民增收狀況，主要存在增收速度有所減緩、收入水平較低，收入結構不盡合理等問題。2.1增收步伐穩中趨緩。2016年上半年衢州全體居民可支配收入13255元，同比增長8.7%，增速趨緩，較上年同期回落1.6個百分點，其中農民人均收入8675元，同比增長9.5%，增速同比回落1.7個百分點。受經濟下行壓力不減、增長平臺下移等因素影響，今年來衢州城鄉居民增收難度加大、增速回落態勢明顯。2.2工資性收入增速回落。工資性收入增長是可支配收入增長的主導因素。2016年調查數據顯示，農村工資性收入增幅同比回落2.2個百分點，一定程度上減緩了可支配收入的增長。2.3經營收入增速減緩。衢州居民收入增速放緩，排位下降，部分原因是經營性收入增長動力減弱。以2016年為例，受勞動力成本上升及市場需求不振影響，農村居民經營凈收入同比增長10.2%，增幅同比回落0.4個百分點，其中農業經營收入同比下降5.8%，經營戶增收面臨一定困難。以山區毛竹收入為例，雇工成本在100-120元/天，毛竹售價每百斤24元左右，人工成本同比上升20%左右，毛竹價格同比下跌36%，一升一降，對竹農收入影響較大。2.4收入結構不盡理想。農村居民工資性收入占總收入的比重為56.6%，經營性收入占28.0%，財產性收入占比1.0%，轉移性收入占14.4%，四項收入結構比例還不協調，不均衡。另外，區域發展還不平衡，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江山市與最低的開化縣相差2179元。2.5就業狀況不甚理想調查資料顯示，2016年全市農村住戶調查樣本戶戶均就業人數為1.92人，戶均就業人口比上年同期下降0.08個百分點，就業人口比例的降低，直接導致部分居民收入減少，增收困難。

3新常態下推動衢州地區農民持續增收的主要因素

新常態下，隨著衢州城鎮建設及衢州產業結構升級優化的全面推進，衢州地區農民的收入影響因素必然隨著新的經濟社會環境的變化而出現新的影響。按照提出的“農業強、農民富、農村美”的要求，衢州市政府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把群眾增收放在突出位置，政府要緊盯產業發展項目，分類施策，以產業發展為紐帶，以創造就業崗位為結點，編織衢州低收入農戶增收致富的新網絡，實現“人人有事做、家家有收入”。3.1積極引入政府性投資項目，在持續有力的政策扶持中幫助農民間接增收。政府投資項目既可以改善農村的軟硬件條件，又可以創造就近就業機會，增加農戶收入，要將涉農的政府性投資項目當作一個重要的產業來抓。要結合五水共治、一縣一帶等重點工作，有計劃地彌補農村水利、電力、交通、物流、信息、管網等基礎設施短板，加大對農村基礎設施的投資，可以改善農村投資環境，吸引更多資金投入農業發展項目，從而增加農民的收入，形成“政府引導-民間跟進-農戶增收”的良性循環。3.2推動產業集聚發展，在精耕細作的產業挖潛中促進農業價值提升。要以農戶增收為目標，綜合考慮增強現代化水平、提升專業化規模、提高經濟效益、保證農民增收成功率等四個方面，以“四化”推動一個或若干個重點產業集聚發展。一是信息化推動涉農電商集聚發展。重點可從農產品現代化的流通環節入手，參考沃爾瑪的連鎖模式，優先向民營企業開放市場準入，加快農產品的流通速度，降低農產品的流轉成本，增加農民的純收入。二是高技術化推動農產品加工產業集聚發展。農村工業化的重點在于打造有中國特色的食品工業化，市場對更健康、更綠色、更安全、更豐富、更營養的農產品及其加工制品的需求越來越旺，衢州的茶葉、柑桔、生豬、竹木、蜂產品、清水魚等廣泛涉及各類農戶的大宗農產品，迎來了洗牌提質、創牌增效的黃金發展期。三是規模化推動健康養老產業集聚發展。立足醫養結合、以養為主，主打生態養生牌，要避免各自為戰、零打碎敲的現象，全市域統一謀劃布局，集群發展健康養老產業。重點之一是要充分發揮衢州農村剩余勞動力豐富和職業教育基礎良好的優勢，大力推動健康養老領域的職業教育，定向培養各類高水平、高技能、高收入的醫衛護理人員，助推低收入農戶持續快速增收。3.3著力發展鄉村休閑旅游，打開“兩山”轉化通道。隨著鄉村休閑旅游的興起，它的快速發展給農村的經濟面貌帶來了巨大轉變的同時也給農村居民帶來了可觀的收入，衢州大力推進鄉村休閑旅游宣傳平臺的建設，提升鄉村旅游、農家樂民宿品質，繼續實施人氣集聚工程，賦予“一縣一帶”產業功能，吸引外出務工群體返鄉創業，提高農民經營性收入。依托各級景區，建成了美麗鄉村風景線，有力推進了沿線農民增收。利用便利的交通網絡，大力發展民宿游，提升鄉村旅游業的發展，讓農民富起來。3.4引入金融資本，構建農業發展的強。大動力，助推增收農業項目投入多屬長線投資，時間長，見效慢，尤其需要政府加強引導。一是加快金融資本與涉農企業的融合發展。要積極培育涉農龍頭企業，加大對涉農公司上市的扶持力度，通過此類公司整合推進衢州農產品規?；N養、標準化生產和品牌化銷售，鼓勵和支持這些涉農龍頭企業優先安排低收入農戶就業。二是推進政府產業基金與金融資本的扶貧合作。積極探索與各政策性銀行、商業銀行、其他金融機構的扶貧合作。三是發揮基層經濟組織內部的聯合互助。在有條件的地方組建縣級扶貧資金互助會聯合會，充分發揮聯合會財務管理、安全監管、資金余缺調劑、風險救助等作用。3.5定向培訓就業幫扶增收。為適應經濟轉型升級的需要，全面提升農民的就業水平已是迫在眉睫。在培訓就業方面要向低收入農戶傾斜，找準產業項目與貧困農戶的結合點，避免為培訓而培訓現象的發生。一是積極探索開展各類培訓就業合作模式。創新政府與農戶合作模式，政府牽頭謀劃，借鑒沙縣小吃、縉云燒餅做法，將地方美食（如開化汽糕）進行統一化培訓、標準化生產、模式化銷售。二是加強重點群體幫扶。對收入來源單一、收入增長低，甚至減收的家庭戶進行重點幫扶，幫助其提高就業能力、改善經營狀況增加收入來源等。農民增收是“三農”工作的重中之重。當前農村居民收入增加所面臨的問題層出不窮，影響因素也是錯綜復雜，但經濟新常態下衢州地區農民收入的發展前景中仍然具有很多新機遇。因此，“十三五”期間，我們應抓住機遇，牢固確立共享發展理念，扎實辦好各項民生實事，切實做到補短板、?；?、兜底線、上水平，構建農民收入增長的有效機制，拓寬農民收入渠道，優化農民收入結構，確保農民生活一年比一年好。

可持續增長率，是指不增發新股并保持目前經營效率和財務政策條件下企業銷售所能增長的最大比率。當企業經營效率（資產周轉率和銷售凈利率）和財務政策（資產負債率和收益留存率）保持不變，并且不打算或不愿意發

售新股；此時銷售的實際增長率等于可持續增長率。

一、可持續增長率計算：

①根據期初股東權益計算可持續增長率

可持續增長率=股東權益增長率

=期初權益資本凈利率×本期收益留存率

目前，我國國民經濟仍然未能擺脫經濟緊縮的局面，農民收入增長緩慢。然而，在家庭經營農業收入節節減少的同時，工資性收入卻持續增長，成為農民收入增長的重要來源和新亮點。勞務經濟的研究已經引起農業經濟學界的重視。

本項研究的重點是從勞務經濟的角度來研究中國農民收入增長問題。所以，不是籠統研究非農業收入，也不是單純研究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問題。實際上是考察家庭經營與雇傭勞動的制度績效問題。

所謂勞務經濟，就是勞動者出賣勞務而獲得報酬的生產方式和經濟現象。在本項研究中，勞務經濟主要包括四個方面：一是以鄉村干部、民辦教師等身份在行政事業單位勞動得到的收入；二是在本地企業特別是鄉鎮企業中得到的收入；三是常住人口外出從業得到的收入；四是其他工資性收入。

農村勞務經濟的發展階段及其地位。1978－2000年間，我國農村勞務經濟在聯產承包變革中得到解放和發展，孕育了鄉鎮企業和民工潮兩次勞務經濟的浪潮，全國農村累計向非農產業轉移農業勞動力1.3億人，農村非農業勞動力占農村勞動力的比重從7．1％提高到目前的31．6％。我國農民人均純收入同期從133．57元增加到2253元，增長15．9倍。其中：1983-2000年間工資性收入從57．53元增加到701元，增長11．2倍；家庭經營純收入從227．68元增加到1436．2元，增長5．3倍。工資性收入占純收入的比重從18．57％提高到31．1％，對純收入增長額的貢獻率為33．1％。勞務經濟對農民人均純收入農產品過剩經濟的出現，為家庭經營的整合提供了基礎，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隨著我國加入WTO及其改革開放的深化，城鄉一體化步伐將進一步加快，農村勞務經濟發展的新階段即將來臨。

一、發展階段：勞務經濟成為農民增加收入的主渠道

根據勞務經濟與農民收入的關系，我們將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勞務經濟劃分為三個階段。

引言

中國已加入WTO，由于中國特定國情人口多，耕地少，人均耕地只占世界平均水平的32%；又加上城鎮化進程滯后，大量勞動力滯留在農村，從而造成農戶生產規模小，生產成本相對較高，玉米、小麥、大豆、棉花等大多數農產品國內價格已高于國際市場價格；加入WTO之后，隨著關稅的大幅度降低，國際市場農產品將對我國農產品產生巨大的沖擊。面對沖擊是采取放棄大面的農產品生產，去大量采購國際市場價格便宜的國外農產品，還是繼續堅持固守本國生產，就是一個非?，F實的選擇?？紤]到糧食安全問題，把我們需求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依賴價格波動較大的國際農產品市場上，那將是十分危險的。因此，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在不利的條件下，保持我國農產品基本自給，同時加大具有比較優勢農產品生產，爭取更多的創匯，將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理論和實踐問題。

一、農民收入增長趨勢的分析與預測

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00中農民人均名義收入和商品零售物價指數的資料，計算農民人均實際收入和農民收入實際增長率（按1978年價格），同時利用1985～2000年資料計算農民收入預測值（剔出價格因素按1978）。

預測值由如下指數平滑公式計算得

附圖

中央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在農村，重點、難點主要在增加農民收入。農民收入穩定增長，是鞏固農業基礎地位、保障糧食等基本農產品供給的必然要求，是農村穩定、繁榮和社會進步的必然要求，也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必然要求。近兩年，河北省農民收入扭轉連續七年徘徊局面，呈現較快增長勢頭，2004年全省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11.1%，增幅比上年提高了近5個百分點，高于城市居民收入增長2.4個百分點。但從“十五”以來總體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仍在擴大。根據河北省制定的農村小康社會建設規劃，到2020年全省農民人均純收入要達到7000元，年均遞增5%以上。實現農村小康目標，建設和諧河北，必須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遵循規律，加強統籌，加快農民增收步伐。

農民增收制約的多重性，要求促進農民收入穩定增長必須堅持以人為本、注重農民全面發展

從河北情況看，當前農民數量多、資源占有率低、受教育程度低、享受基本公共服務水平低是農民增收的直接制約。深層次的因素在于“三個不協調”和“三個不同步”。一是產業結構調整與就業結構調整不協調，農業占GDP比重與農業勞動力所占比重下降不同步。2004年河北農業增加值占GDP比重下降為15.5%，而農業從業人員占從業人員總量的比重仍高達45.9%，導致農民參與GDP分配系數由五十年代的0.6降至0.3。二是工業化進程與城鎮化進程不協調，工業比重提高與城鎮人口增長不同步。2004年全省生產總值中第二產業占比重為53.2%，而總人口中城鎮人口僅占34.5%，城鎮化滯后直接制約了第三產業發展和農民進入城鎮就業步伐。三是生產要素與國民收入在城鄉之間分配不協調，城鄉科技、教育、文化、衛生等社會事業發展不同步，農村各項社會事業發展和基礎設施建設明顯滯后于城市，制約著農民全面發展。河北省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79%，常年農村富余勞動力達1000萬人以上，農民人均耕地不足1.5畝；農村人口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僅占15.5%，小學及以下文化程度占26.4%。

實現農民收入穩定增長，必須綜合考慮制約農民增收的各種因素，立足于充分發揮農民的人力資源優勢，抓住提高農民素質這個根本，統籌治理，重點突破。要牢固樹立科學發展觀，堅持以人為本執政理念，促進農村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要在重視經濟增長、重視效率、重視物質成果的同時，更加注重社會事業發展、注重公平、注重改善人民生活，把人的發展放在突出位置，為促進農民全面發展創造有利條件，大力提高農民文化科技知識和市場意識。如果廣大農民不能較快提高文化科技素質、掌握市場經濟知識、增強市場競爭意識，那么，農民增收的領域就很難拓寬、增收的波動性就難以避免、增收的步伐就難以加快。只有實現農民全面發展，才能加快農村由人口優勢向人力資源優勢轉變，提升農業農村經濟競爭力，增強農民開拓增收新領域的能力，構建農村經濟增長、社會進步、人的全面發展、農民持續增收相互促進的新格局。

近年來，河北省在農村工作中堅持把追求經濟社會發展綜合指標，滿足農民生存、安全、健康、民主和全面發展需要作為目標，以文明生態村建設為重要載體，把農村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生活改善和農民素質提高緊密結合起來，努力構建農村經濟增長、精神文明、環境優美協調發展新格局，充分發揮了農民在增收中的主動性和創造力。在各級黨委、政府的組織引導下，廣大農民積極走提高農業競爭力、發展效益農業增收的路子，在發展糧食生產的前提下，大力發展特色優勢農產品，壯大以奶牛為重點的畜牧業，推進優勢農產品基地建設，延伸農業產業鏈條，推廣農業良種和增產增效技術，提高農產品產量和質量，挖掘了農業內部增收潛力。農民市場意識增強，以發展民營企業和農產品加工龍頭企業為突破口，推動農村非農產業發展進入快車道，加快了農民勞務輸出步伐，使農民收入呈現出多年來沒有的農業內部增收勢頭強勁、非農收入和工資性收入快速增長的局面。

農民增收與國民經濟的關聯性，要求促進農民收入穩定增長必須堅持統籌城鄉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