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一）選題意義。2014年以來中國人民銀行多次使用定向降準對符合條件的涉農金融機構提供更為充足的流動性，自此人民銀行引導金融支持農業發展的政策工具箱中又多了一項有力工具。實施近兩年，現行貨幣政策、信貸政策多種支農政策工具實施效果如何，在不同時期、不同經濟環境下政策工具效果是否有差異，又是否起到預期的疊加協同效應等問題都值得進一步深入研究。本文擬通過構建的金融支農績效評估體系，對廣東省現行政策工具實施效果進行比較、綜合分析，為進一步提高金融支農水平提出相關政策建議。（二）文獻綜述。現行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金融支農效應及支農再貸款等工具使用效果，較少通過建立績效評估體系定量分析多種支農貨幣信貸政策工具的個體效果及效應疊加。彭志強（2009）認為近年來定位于服務“三農”、支持“三農”發展的支農再貸款業務卻不斷萎縮，貸款規模大幅下降，結合潮州本地情況，發現農信社經營能力提高、資金自求平衡能力增強，支農再貸款制度設計上的局限性等因素是造成經濟欠發達地區支農再貸款發放萎縮的主要原因。王彥青（2013）認為河北省各級各類金融機構積極貫徹文件要求，涉農金融服務主體日益增多，信貸產品不斷創新，資金分布也更趨合理，但仍需健全壯大基層涉農機構，建立縣域涉農貸款的投放激勵機制，完善農村保險體系，加強金融與財政政策配合，助推涉農信貸發展，滿足“三農”日益增長的資金和金融服務需求。田湘龍（2011）通過對湖北省支農再貸款運用情況的調査，重點分析了導致支農再貸款運用減弱的流動性充裕、缺乏激勵機制、管理約束過強、價格相對偏高等六大原因。畢翼（2013）從支農再貸款的中間環節－農村金融機構人手，對影響其使用再貸款的主要因素進行分析，并挖掘原因，進而提出政策建議＾而對于具體的支農貨幣信貸政策工具的使用效果，前人研究較多的主要是支農再貸款，部分成果建立了對支農再貸款的績效評估體系，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參考。喬海濱（2015）對內蒙古支農再貸款管理和使用的基本情況和存在的問題進行了總結，概括了基層人民銀行的管理情況和金融機構的使用情況，總結了支農再貸款的社會效應，并有針對性地對支農再貸款管理使用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了相應的對策建議。中國人民銀行黃南州中心支行課題組（2014）總結了黃南州支農再貸款使用績效，提出了在支農再貸款使用中存在的實際問題并分析了問題原因，最后提出了改進支農再貸款使用績效的建議。李晶彥（2015）基于政策要求分析設立衡量支農再貸款使用效果的指標，并根據實踐經驗和數據的可得性列舉了可能影響支農再貸款使用效果的主要因素，通過比較分析和實證檢驗篩選對支農再貸款使用效果有顯著影響的指標，分析各項影響因素的影響程度，為優化支農再貸款管理提供參考依據。簡錦恩（2010）認為支農再貸款政策及其效應，由于制度缺位和路徑局限令其失去引導“三農”領域信貸資源配置的作用，在統籌城鄉發展的新形勢下，應當以制度化、主導性、統籌城鄉為原則，通過制度化管理、合理核定額度、豐富工具、建立風險控制機制等方式，重構支農再貸款管理體系。整體來看，目前文獻對支農貨幣信貸政策工具的研究以單一工具的定性分析為主，本文針對支農貨幣信貸政策工具效果難以定量分離的問題，建立包含支農信貸資金投放、支農信貸資金結構、支農信貸資金利率、支農信貸可持續性、三農發展五維度的綜合績效評估體系，全面、定量的分析各個政策工具的執行效果，并在此基礎上對支農再貸款、再貼現、定向降準的多種政策工具進行比較分析，不同區域經濟特點影響下政策效果的差異進行實證分析。

二、廣東省貨幣信貸政策支農工具使用情況和特點

2011年以來，人民銀行廣州分行不斷完善支農再貸款和再貼現的投向和利率要求，并建立再貼現投放效果監測考核，加強差別化存款準備金管理，開展法人機構的“一定存款比例考核”、“定向降準考核”與縣域農行“三農金融事業部”差別化存款準備金考核，探索開辦了支小再貸款、扶貧再貸款，增強對涉農企業以及縣域地區小微企業的信貸支持力度，積極引導降低社會融資成本，發揮了較好的定向寬松和利率引導作用，有力支持了廣東三農經濟發展。（一）信貸政策支持再貸款使用情況和特點。1．信貸政策支持再貸款使用情況。2014年2月7日，人民銀行將原有的流動性再貸款劃分出了信貸政策支持再貸款，包括支農再貸款和支小再貸款，2014年正式開辦支小再貸款，2016年創設了扶貧再貸款。2014－2015年期間，人民銀行下調4次支農、支小再貸款利率，同時為推廣信貸資產質押，以信貸資產質押方式發放的信貸政策支持再貸款利率可再減10BP。自2014年始，對金融機構借用再貸款資金發放的貸款利率加點幅度上限及貸款增速作出明確規定并多次對上限進行下調，目前加點幅度按3個百分點掌握，最高可調整至5個百分點。為加強對農村地區和重點領域的支持力度，充分發揮提高再貸款政策效能，人民銀行廣州分行將支農再貸款限額重點投向粵東、粵西、粵北等欠發達地區，支小再貸款限額重點投向小微企業較為聚集的珠三角地區，扶貧再貸款則全部投向國家、省級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地區。整體來看，再貸款規模逐步上升，但2016年以來，受宏觀經濟形勢影響，廣東“三農”及小微領域的有效信貸需求下降，涉農信貸風險明顯上升，導致地方法人金融機構對支農、支小再貸款的資金需求減少，再貸款整體規模有所下降。2．信貸政策支持再貸款政策效果及其特點。一是作用直接，直接增加了“三農”信貸資金，緩解涉農資金需求。二是杠桿撬動，撬動了更多資金投向涉農領域。人民銀行明確規定，金融機構借用再貸款資金必須全部用于發放涉農貸款和小微企業貸款，并在借用再貸款期間，所發放的涉農貸款和小微企業貸款增量不低于借用再貸款資金總額。三是利率引導，引導金融機構降低涉農貸款成本。人民銀行規定要求，金融機構借用再貸款資金發放的貸款利率加點幅度在實際支付的各期限檔次再貸款利率上原則上不超過3個百分點，隨著再貸款利率的數次下調，金融機構發放的涉農及小微貸款利率也隨之下調。（二）涉農再貼現使用情況和特點。1．涉農再貼現使用情況。2014年8月，人民銀行調整了再貼現業務的投向和操作要求，2014年9月，人民銀行廣州分行建立再貼現效果投放效果監測考核機制，對再貼現資金投放效果、再貼現利率傳導效果、再貼現資金使用效率、再貼現資金安全性等指標進行考核，其中“涉農票據占比高于30％或者小微企業票據占比高于50％”的考核力度最大，權重為70％，強化了再貼現工具信貸導向功能。從投向結構來看，再貼現投向涉農的比重穩中有升，保持在三成多的比重。與再貸款情況類似，2011－2015年五年間，投向涉農的再貼現的覆蓋地區、累計發放額等指標也逐年增加，但自2016年以來，隨著宏觀經濟形勢的變化，整體規模也有所下降。2．涉農再貼現使用情況政策效果及其特點。一是作用溫和，投向結構比重較為持穩。2011以來，投向涉農的再貼現累計發放額占比最低24．88％，最高37．72％，變化不大，主要地區集中于湛江、清遠、河源等農業產群化地區。二是利率引導，引導金融機構降低票據貼現成本。人民銀行要求，辦理再貼現的票據貼現利率原則上應低于不辦理再貼現的票據貼現利率，該項指標考核權重為15％。（三）結構性準備金政策使用情況和特點。1．結構性準備金政策使用情況。2010年建立“一定存款比例考核”，考核對象主要為貧困地區法人金融機構，將新增存款一定比例用于當地貸款考核達標的機構，獲得執行低于正常標準1個百分點的準備金率。同時，對新成立的農商行可以給予一個季度的過渡期準備金率，緩解資金壓力。2014年創設“定向降準考核”，人民銀行首次實施定向降準工具，符合審慎經營要求且“三農”或小微企業貸款考核達標的機構，獲得執行低于正常標準1個百分點的準備金率。同時，對縣域地區農業銀行“三農金融事業部”進行考核，考核達標的，獲得執行低于正常標準2個百分點的優惠存款準備金率。同樣，受宏觀經濟形勢影響，各法人機構貫徹執行貨幣政策力度下降，2016年，考核達標機構的小微企業與涉農貸款增速均逐年下降，2016年甚至低于各項貸款增速。2．結構性準備金政策效果及其特點。一是作用較為間接，引導金融機構增加涉農信貸投放。2014年實施定向降準以來，考核達標的金融機構在信貸結構、信貸投放增速、信貸投放存量等方面的指標明顯優于未達標的金融機構。二是短期內改善金融機構流動性效果較好。結構性準備金政策以考核形式決定降準與否，在短期內對改善金融機構流動性資金需求作用較為積極，而對改善信貸結構的影響相對較弱，獲得執行較低檔次準備金率的機構并未立即表現出更高的信貸投放增速與增量。三是存在地區差異性，在農業主產區和山區效果更為明顯。定向降準通過對涉農信貸指標進行考核，降低符合條件機構的存款準備金，增強其信貸能力，在執行中發現，該政策在農業主產區和山區效果更為明顯。從廣東的執行情況看，在粵北地區定向降準對涉農貸款的引導作用較珠三角及粵東西兩翼明顯。

三、貨幣信貸政策支農績效評估體系的構建及基于廣東省的測算

運用AHP模型構建包含支農信貸資金投放、支農信貸資金結構、支農信貸資金利率、支農信貸可持續性、三農發展五維度的綜合績效評估體系，測算近五年廣東省的支農政策績效水平，并對其趨勢特點進行歸納總結。（一）構建貨幣信貸政策支農績效評估體系。i．貨幣信貸政策支農績效評估體系構建及指標選取。參考文獻關于貨幣信貸政策支農績效的論述，結合廣東省支農貨幣信貸政策工具使用情況，本文在建立貨幣信貸政策支農績效評估體系時，圍繞貨幣信貸支農工具主要通過影響金融機構支農信貸投人達到支農、惠農的政策目標，設定支農信貸資金投放、支農信貸資金結構、支農信貸資金利率、支農信貸可持續性四個準則層目標，同時加人考察政策工具實施最終效果的三農發展指標，共5個準則層目標。再根據5個準則層目標，考慮符合經濟意義、數據可得性、指標具代表性等條件，選取了涉農貸款增速、農戶貸款審批通過率、涉農貸款中非房地產業占比、新型農業主體貸款占比、涉農貸款利率、涉農貸款相對各項貸款利率高低、金融機構涉農貸款回收率、金融機構利潤增長率、金融機構資本充足率、農村人均純收人、人均農業總產值11個指標層，具體績效評估體系內容及變量見下表。2．指標權重確立。本文采用問卷調查的方式，向廣州分行及廣東省轄內19地市人民銀行貨幣信貸部門負責人及1名主要業務骨干發放調查問卷采集貨幣信貸政策支農績效指標之間的相對重要性，然后以Satty的比例九標度體系確定了取值標準。即以1、3、5、7、9分別代表指標i和j兩相比較一樣重要、稍微重要、明顯重要、強烈重要和極端重要，而介于等級之間的程度比較分別賦值為2、4、6和8。本次調查共收回有效問卷40份，使用expertchoice11．5計算判斷矩陣，并進行一致性檢驗。具體各層權重見下表，其中inconsistencyratio＝0．06，小于0．1，說明數據通過一致性檢驗。根據算得指標權重，在準則層中權重最大的為支農信貸資金投放和支農信貸資金利率，權重均為0．248，其次為三農發展。在指標層中，權重最大的五個指標依次為涉農貸款相對各項貸款利率高低、涉農貸款增速、農村人均純收人、新型農業主體貸款占比和金融機構涉農貸款回收率。（二）基于廣東省的近五年數據測算及趨勢分析。基于上述績效評價體系，將廣東省19地市匯總數據代人算出2010年－2016年上半年貨幣信貸政策支農整體績效，具體績效情況見下表。通過績效評價結果，發現廣東省貨幣信貸政策支農效果呈現以下趨勢和特點：1．基于層次分析法構建的貨幣信貸政策支農績效評估體系能排除外部影響，較好擬合實際金融政策支農效果。相對于使用客觀賦值法，本文通過層次分析法構建的貨幣信貸政策支農績效評估體系可以有效避免由于財政支農力度、農業災害等非貨幣信貸政策因素對績效結構的外部影響，較好的擬合實際金融政策支農效果。從2010－2016年的測算結果看，結果與客觀情況整體一致，具有推廣運用的實踐意義。2．貨幣信貸政策支農績效穩步提高，績效增長由規模擴張向質量提升轉變。2014年－2016年上半年，貨幣信貸政策支農平均績效為0．989，較2010年－2013年平均績效提高了0．075，期間表征質量的支農信貸資金結構平均績效穩步提升，有效彌補了表征規模的支農信貸資金投放平均績效下降帶來的影響，說明績效增長由規模擴張向質量提升轉變。2014年以來支農貨幣信貸政策更加注重對信貸資金的結構優化，總行先后出臺《中國人民銀行關于做好家庭農場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金融服務的指導意見》、《關于全面做好扶貧開發金融服務工作的指導意見》等文件，除了引導支農資金避免過度進人縣域房地產市場，還特別提出加大對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貧困地區的金融支持。3．支農信貸可持續性、三農發展績效保持較髙水平，但支農信貸資金利率水平有待進一步降低。2010年－2016年上半年，支農信貸可持續性、三農發展平均績效分別為0．151、0．178，均接近滿績效水平。支農信貸資金利率績效小幅下降，說明政策工具未能顯著降低支農資金利率水平，細分的看，表征支農資金絕對利率水平的績效由0．041降至0．037，而表征相對利率水平的績效由0．205降至0．170，相對利率水平降幅更大，在當前流動性較為充裕，整體市場利率水平下降的背景下，支農信貸資金的利率降幅不及一般貸款。

為引導金融機構堅持服務“三農”、服務實體經濟發展的市場定位和政策導向，加強農村薄弱環節信貸支持，并有效改善農村基礎金融服務，使涉農導向更加明確，涉農信貸投放總量持續增加，2011年，中國人民銀行出臺了《涉農信貸政策導向效果評估指引（試行）》，明確了信貸政策導向效果評估的指標設計、方法程序和結果運用等方面的內容，對于提高信貸政策執行力具有重要意義。如今七年過去了，農村金融環境、經濟環境、社會環境、人口環境乃至政治環境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對基層人民銀行涉農信貸政策導向效果評估工作也帶了許多變化。現從基層人民銀行實踐角度出發，對進一步完善涉農信貸政策導向效果評估工作，進一步提高評估結果的針對性、科學性、參考性，談幾點粗淺認識。

涉農信貸政策導向效果評估情況

（一）2017年度秭歸縣涉農信貸評估工作整體情況。1.評估對象的基本情況。2017年，秭歸縣正常經營的共有9家金融機構，其中縣域法人金融機構有2家，分別是秭歸農商行和秭歸興福村鎮銀行。除了秭歸興福村鎮銀行成立不到4年，不符合參評條件以外，參加2017年度涉農信貸政策導向效果評估的共有8家金融機構，分別為工行、農行、中行、建行、農發行、農商行、郵儲銀行、湖北銀行，較上年增加了1家，其中湖北銀行為首次參評。2.涉農信貸評估結果。2017年，秭歸縣域金融機構涉農信貸政策導向效果評估總體情況良好。8家縣域金融機構評估結果為：優秀類1家，良好類3家，勉勵類2家，占比分別為12.5%、37.5%、25%和25%。8家參評金融機構中評分優秀的和勉勵的機構占比較往年變動不大，中等的機構占比較往年有一定減少，而良好的機構占比較往年有所上升，顯示出秭歸縣金融機構支農惠農能力在不斷改善，涉農信貸評估成效較為明顯。　（二）2017年度秭歸縣涉農信貸評估特點分析。1.涉農貸款余額持續增長且增速在不斷加快。2015年至2017年，秭歸縣涉農貸款余額在持續增加，增長速度有所加快，全縣經濟發展薄弱環節的信貸需求得到有效滿足，有力支持了縣域涉農經濟體穩定快速發展。從總量上看，2015年與2017年相比，全部參評金融機構涉農貸款余額由38.83億元增長到62.75億元，提高了61.6%，年均增長20.53%；縣域貸款余額由72.45億元增長到98.5億元，提高了35.96%，年均增長11.99%；涉農貸款余額占縣域貸款余額由53.6%上升到63.71%，提高了10.11%。其中，農林牧漁業貸款余額由1.72億元增長到2.58億元，增長50%；農戶貸款余額由11.27億元增長到18.34億元，增長62.73%；農田基本建設貸款余額由0億元增長到0.06億元；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貸款余額由12.1億元增長到18億元，增長48.76%；只有農村中小企業貸款余額先升后降，由18.83億元增長到21.52億元又降到15.53億元，降幅17.53%。對比2015年和2017年數據，涉農貸款的流向主要是農戶貸款、農村中小企業貸款以及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貸款，尤其是農戶貸款余額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貸款余額增加顯著，農村中小企業貸款余額和農田基本建設貸款余額相比往年略有下降（見圖1）。從增速上看，全部參評金融機構涉農貸款余額增長穩定且呈現加快趨勢，而且涉農貸款余額的年均增速要快于縣域貸款余額的年均增速，說明全部貸款中流向涉農經濟體的貸款呈增長態勢。具體分析，受國家經濟形勢、金融監管政策和地方政府政策影響，以2016年為分水嶺，除了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貸款余額增速持續加快以外，農戶貸款余額增速、農村中小企業貸款余額增速、農田基本建設貸款余額增速有所回落，呈現出先快后慢，甚至負增長的趨勢，農林牧漁業貸款余額增速則是先低后高，這與秭歸縣的整體經濟形勢也呈正相關關系（見圖2）。2.涉農貸款風險有所下降但力度減弱。全縣涉農貸款不良貸款余額先升后降，由2015年的5995萬元上升到2016年的9251萬元，增幅54.31%，再降到2017年的6853萬元，降幅25.93%，2017年涉農貸款不良貸款余額比2015年小幅上升，增幅為14.31%。3年里，全縣涉農貸款不良貸款余額以2016年為分界點，呈現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趨勢，充分體現了各銀行金融機構由前期粗放經營到后期注重防控金融風險的轉變，也表現出各金融機構開始注重對優質農戶和“三農”小微企業的甄別和培育。然而，在當前防范和化解重大金融風險的背景下，金融機構對貸款主體的審核和挑選勢必更加嚴格，貸款發放和農村金融產品和服務方式的創新更為謹慎，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了金融對三農以及農村中小微企業的幫扶力度。3.涉農金融產品與服務創新日益豐富但動力不足。近年來，各金融機構為加強對農村薄弱環節的信貸支持，并有效改善農村基礎金融服務，著力在創新支農信貸產品、擔保方式、服務方式等方面實現突破，取得了較好的效果。在金融產品創新方面比較典型的有工行的“納稅信用貸”和“農民工住房按揭”；農行的“扶貧惠農貸”、“扶貧直補貸”和“農家樂貸款”；建行的“裕農易貸”和“隴上新農貸”；農發行的“企業信用保證基金收購貸款”、“農村創業創新園區建設貸”、“返鄉下鄉人員培訓基地建設貸”、“新產業與新業態信貸通”、“新型經營主體創業貸”和“返鄉下鄉企業貸”；郵政儲蓄銀行的“扶貧小額信貸（惠農易貸）”；農商行分別對涉農企業、農村新型經營主體、建檔立卡貧困戶制定的“金融精準扶貧貸款”，為農戶和涉農經濟體提供了豐富的產品選擇。在金融服務創新方面比較典型的做法是以“助農（惠農）取款點”、“金融精準扶貧聯系點”、“銀行+擔保”、“銀行+供銷社”等模式為重點，不斷優化農村金融環境，提高普惠金融的可獲得性。但從整體上看，由于經營重點不同，國有五大行的涉農貸款余額占比有所下降，對涉農信貸產品與服務創新的積極性不高。

涉農信貸評估工作存在的問題

（一）評估指標體系不夠完善。目前，所有銀行機構使用的定量指標和定性指標及其權重是完全統一的，但由于不同銀行機構的業務重點、市場定位、經營模式和風險防控模式不同，尤其是工農中建這些全國性大型商業銀行與本地的農商行、村鎮銀行業務側重點有顯著差異，導致評估結果可比性不強，未能真正反映評估對象的涉農信貸重點、方向、風險及成效，也未能真正體現涉農經濟主體的實際信貸成本、經營概況和實際效果，從而降低了評估結果作為上級行調整涉農信貸政策的參考價值。（二）評估數據報送的質量難以保證。目前定量評估數據主要來源于人民銀行金融統計監測管理信息系統，定性指標數據主要來自于自評問卷，包括涉農信貸政策實施情況、涉農信貸制度建設情況、涉農金融產品與服務方式創新以及涉農信貸業務的獎懲情況等大量佐證資料需要金融機構主動按時報送。但在具體評估過程中，這些報送資料缺乏有效的核驗手段，對不按要求自評、材料弄虛作假的金融機構，沒有明確的規章制度進行有效制約，致使報送材料的真實性大打折扣。（三）缺乏現場評估的依據。目前涉農信貸政策導向效果評估工作主要采取的是非現場形式，由人民銀行分支機構結合定量指標數據和金融機構主動報送的定性指標數據，通過人民銀行開發的信貸政策導向效果評估信息管理系統與人工計算雙重途徑進行評估，缺乏現場評估這種能夠隨時查閱評估對象相關資料的方式。同時，相關政策文件中也沒有對現場評估這種方式作出明確的制度規定，導致對現場評估這種方式實際操作起來難度大。（四）評估結果運用無明確操作細則。目前涉農評估結果被劃分為優秀、良好、中等和勉勵四檔，然而對評估結果運用方面的規定則較為寬泛，對不同檔次金融機構的獎懲不夠明確，且缺乏具體、詳細的執行標準，致使評估結果對金融機構的約束和導向作用沒有完全發揮出來。例如，對于如何將評估結果與金融機構的差別準備金動態調整、銀行間市場業務準入管理相結合，目前沒有做出明確規定。（五）評估工作人員的專業素質有待提高。涉農信貸政策導向效果評估需要工作人員具有較高的專業知識和政策理論水平，而基層人民銀行工作人員的業務素質、政策水平和分析手段相比較涉農評估工作的要求還略有差距，這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涉農評估工作的高效開展。

對策建議

一、我國國家宏觀調控政策概述

1、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政府宏觀調控的兩大經濟政策。財政政策直接作用于社會經濟結構，間接作用于供需總量平衡；而貨幣政策直接作用于供需總量平穩，間接作用于社會經濟結構。由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促進經濟發展過程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政府通過協調運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極大地促進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

1998—2004年，中央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為落實中央擴大內需方針、保持社會總需求的穩定增長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通過綜合運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保持貨幣信貸總量的適度增長，財政資金和國債配套貸款拉動了投資增長，充分發揮金融支持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穩步推進利率市場化進程。

2005—2006年，我國國民經濟繼續保持平穩較快增長。2005年實行穩健的財政政策，標志著實施近7年的積極財政政策調整了取向。繼續實行穩健的貨幣政策，保持貨幣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進一步改善和優化信貸結構，促進信貸資源合理配置和國民經濟結構優化，與宏觀調控政策總體要求基本適應，穩步推進利率市場化進程。企業融資渠道呈現多元化，如企業債融資比重明顯上升，企業發行短期融資券等，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業對信貸資金的依賴。2006年，繼續實行穩健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發揮利率杠桿的調控作用，加強“窗口指導”和信貸政策引導。按照國家宏觀調控政策及產業政策的要求，為抑制過度投資加強貨幣信貸總量調控，引導信貸結構優化，引導投資和貨幣信貸的合理增長，中長期貸款的37.6%投向基礎設施行業。

2007年，針對銀行體系流動性偏多、貨幣信貸擴張壓力較大、價格漲幅上升的形勢，貨幣政策逐步從“穩健”轉為“從緊”。按照黨中央、國務院的統一部署，六次上調金融機構人民幣存貸款基準利率，引導信貸結構優化。

【摘要】通過信貸政策對企業投資影響研究，構建信貸總量和企業財務指標之間統計模型，確定不同信貸政策對企業投資等的影響，以此為依據在完善信貸政策制定、實施、監督方面提出有效措施。

【關鍵詞】信貸政策;企業投資;多元線性回歸

一、引言

2017年，中國經濟運行穩中求好、好于預期，其中，信貸政策在支持實體經濟尤其在中小企業投資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滿足了實體經濟領域的有效融資需求。中國人民銀行把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加強信貸政策結構性調整有機結合起來，加強宏觀調控，實施差別化信貸政策，推進經濟結構優化、產業結構升級、綜合運用信貸政策，使更多金融資源配置到中小企業投資，服務于實體經濟又好又快發展。信貸政策是我國央行根據國家宏觀調控要求、以貨幣政策為依據，通過實施一系列政策法規和管理制度對金融機構的信貸總量和信貸投向進行引導、調控和監督，國家宏觀政策正是通過信貸渠道來影響企業融資約束的程度，從而對企業投資進行調控。通過信貸政策的實施，促使信貸政策不斷滿足實體經濟發展需要，實現信貸資金有效配置。

二、信貸政策對企業投資影響的分析

信貸政策通過調控金融市場上的信貸總量來影響實體經濟中企業的投資。企業面臨信貸政策的沖擊時，信貸量的改變并不直接影響企業的投資意愿和投資規模，而是通過影響企業可用借款資金（即投資能力），來改變企業投資意愿和規模。信貸政策寬松時，銀行可放貸資金會增加，使得企業能夠較容易的從商業銀行或相關金融機構取得外部資金，為擴大投資規模提供資金。當信貸政策進入緊縮期時，銀行信貸很難獲取，企業資金鏈收緊，外部融資約束加強，企業可獲得的外部負債減少，投資意愿和投資支出都會相應縮減。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信貸量變化會改變一個企業的投資意愿和投資規模。當增加信貸投放量，會提高企業的投資意愿和投資支出；反之收緊信貸投放量則會降低企業的投資意愿和投資支出。我國人民銀行主要通過信貸總量來調控企業投資的意愿和規模，因此為了檢驗上述假設，本文建立如下統計模型：上述模型中，變量的定義如下表所示：本文采用滬深兩市A股制造業企業2012～2016年度報告數據為研究樣本，信貸政策的數據較企業財務數據滯后一期，采用2011～2015年的數據。其中，企業財務數據均來自Wind數據庫和上市公司的相關財務報表，信貸政策的相關指標（信貸量）數據來自中經網產業數據庫和貨幣政策執行報告。數據均采用SPSS統計軟件進行分析，根據上述模型，進行多元線性回歸，輸出的方差分析結果文件如下所示：上述方差分析表中，可以看出F統計量是47.238，相伴概率值P小于0.001，說明本文構建模型選取的變量與因變量投資在整體上存在著線性回歸關系.另外，回歸平方和是241.481，殘差平方和是154.519以及總平方和是396，df為自由度。由上述回歸系數分析輸出結果可得知，現金持有量與投資在0.05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負相關，說明一個公司現金持有量越大，平均來說投資意愿更低，同時公司規模與投資在0.01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負相關，說明公司規模越小的企業，投資意愿越高。這符合當前信貸政策扶持中小微企業，推動普惠金融更上一個臺階。經營現金流與投資成正相關，并且系數通過顯著性檢驗，符合投資時需具備一定經營現金流常理。短期、長期借款籌措資金均與投資成正相關，說明企業投資所需資金大部分是通過財務桿杠獲取。公司成長性與企業的投資也是正相關，說明企業需要成長，離不開投資。投業的投資成正相關，并且通過系數檢驗，說明信貸政策下，信貸量變化會改變一個企業的投資意愿和投資規模。當信貸政策寬松時，央行會增加信貸投放量，能夠刺激企業投資支出；反之，央行收緊信貸政策，會降低企業的投資意愿和投資支出，從而更好的發揮信貸政策的結構引導作用，支持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將更多金融資源配置到經濟社會發展的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通過上述模型的構建，也可以得出如下多元線性回歸方程：

摘要：對固定資產投資進行宏觀調控是保持全社會供求基本平衡，促進經濟結構優化升級的重要保證。在諸多調控政策中，通過信貸政策對投資的調控往往起到了從源頭上調節投資規模和增長速度的效果，是調控投資資金的重要“閘門”。

我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高度依賴信貸資金的特殊原因

中國經濟目前仍是投資主導型經濟，投資占GDP比重不斷提高，信貸增長仍然是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的重要來源。我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長對信貸資金的高度依賴，主要是由以下幾個因素決定的：

第一，經濟處在經濟周期的不同位置和經濟增長的不同階段，對信貸資金的需求有所不同。在經濟周期的上升階段，信貸需求增加。每一輪經濟快速增長之前，投資開始加速，物價開始回升，貨幣供應量和銀行信貸資金也開始高增長。近年來，新一輪經濟周期的上升階段正值我國進入資本密集型增長階段，不僅是傳統的重化學工業，而且新興產業和技術的不斷出現，也使得企業和社會對資金的需求越來越大，資本深化不斷推進，創造單位GDP需要的資金存量增加，一定速度的經濟增長客觀上需要更多的資金供給。

第二，我國直接融資比重過低，導致企業融資高度依賴信貸資金。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的比例在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已達到1∶1左右，我國直接融資比例長期較低，融資結構以間接融資為主。貸款在全部非金融機構的融資中占近80%的比重，在企業融資中占90%左右，企業長期資金需求絕大部分通過銀行中長期貸款來滿足。

第三，政府國債投資和外商直接投資進一步增長，客觀上需要銀行配套資金，從而導致信貸資金需求的增長。以國債投資為例，1998～2002年我國共發行長期建設國債6600億元，銀行配套貸款1.32萬億元，銀行配套貸款是長期建設國債的2倍。也就是說，1000億元的國債投資需要2000億元的銀行配套貸款。

尊敬的各位領導、各位企業家：大家好！

今天，我很榮幸能夠代表農商行參加這次企業老板座談會。借此機會，首先代表農商行向一直對我們金融事業發展給予關心、支持和幫助的各位領導、各位同志和各位企業家及社會各界表示衷心的感謝！

回顧十二五期間，在上級主管部門的正確帶領下，在地方企業的支持下，我行按照“支農扶企、共同成長”的發展理念，深化各項業務，積極支持地方企業經濟做強做大，實現轉型升級發展，在扶持地方企業科學發展，在扶持地方經濟良性發展等方面，發揮出了巨大的作用。根據不完全統計，截止目前，我行各類信貸資金達到萬元。

2019年是我國實施“十三五”規劃的重要一年，也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之年。面對國內外宏觀經濟環境和地方產業結構調整的新形勢、新狀態，面對未來，我行將重點做好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繼續堅持服務地方經濟發展，服務地方企業發展的經營理念，支持地方企業轉型升級，做強做大。同時，我行將結合地方企業的發展實際，對產業升級、發展經營前景廣闊的企業，提供更加優惠的金融服務策略。

二是加快產品創新步伐，滿足地方企業多元化融資需求，尤其針對地方中小企業在發展過程中面臨的實際困境，我行將充分利用銀企洽談會、銀企對接會等多平臺，加強與地方企業的信息交流，進一步優化信貸業務流程，提供高效便捷的金融服務，如流動資金貸款、票據融資等業務，更好更快的支持地方企業的發展。

當前，我國面臨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進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重要任務。副總理在第七次全國環保大會上明確指出，要堅持在發展中保護、在保護中發展，充分發揮環境保護對經濟增長的優化和保障作用、對經濟轉型的倒逼作用，要進一步制定和實施有利于環境保護和節能減排的經濟政策。綠色信貸是環境經濟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推動企業節能減排、促進經濟結構轉變的重要力量。今后，應在總結和分析“十一五”綠色信貸政策實施的經驗、問題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綠色信貸政策，充分發揮綠色信貸在服務節能減排、促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推進綠色轉型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經濟政策在環境保護中的作用日益顯現“十一五”時期，我國環境保護工作取得顯著成績。在經濟繼續保持較快增長的情況下，主要污染物減排任務超額完成。2010年全國二氧化硫、化學需氧量排放總量比2005年分別下降14.29%和12.45%。污染治理設施快速發展，城市污染處理率由2005年的52%提高到72%,火電脫硫裝機比重從2005年的12%提高到82.6%。環境質量有所改善。我國地表水國控斷面水質優于Ⅲ類的比重提高到51.9%，全國城市二氧化硫平均濃度下降26.3%。但是，我國環境狀況總體惡化的趨勢尚未得到根本遏制，環境矛盾凸顯，壓力繼續加大。2010年，我國地表水劣Ⅴ類水質仍占到16.4%，國控重點湖庫中Ⅴ類及劣Ⅴ類所占比例分別為23.1%、38.5%。全國酸雨程度嚴重或較重的城市占21.6%，部分區域和城市大氣灰霾現象突出。30多年來，全國工業固體廢物增加約4倍，2010年已達到24.1億噸。

“十一五”期間，危險廢物產生量增加46.4%；城市生活垃圾產生量平均每年以10%的速度遞增，而無害化處理率僅為70％左右。水土流失面積占國土總面積的37.2%。污染正由城市向農村轉移并有加速趨勢，部分地區生態損害嚴重，生態系統退化，生態環境比較脆弱。當前我國環境形勢呈現出一個新的特點，即環境風險上升、突發環境事件的數量居高不下，環境問題已成為威脅人體健康、公共安全和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之一。2009年，陜西鳳翔、湖南武岡、云南東川等地發生12起重金屬、類金屬污染事件，致使4035人血鉛超標、182人鎘超標，引發32起群體性事件。2011年云南曲靖發生劇毒工業廢料鉻渣非法傾倒案件，2012年初廣西柳江龍江河段發生重大鎘污染事件，給當地飲用水安全、農牧漁業生產和人體健康造成重大危害。另外，大中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引發的環境群體性事件也越來越多，包括交通、電力、垃圾焚燒廠等；大型現代工業企業由于安全生產事故引發的流域性、區域性的污染事件增多。“十一五”時期，國家更加重視充分發揮經濟手段在環境保護中的作用，國務院的《關于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強環境保護工作的意見》和《“十一五”節能減排綜合性工作方案》等文件，均對制定和實施有利于環境保護的經濟政策、服務節能減排提出了明確要求。環保部門積極配合發改委、財政部、商務部、人民銀行和銀監會等有關部門，推動出臺了綠色信貸、環境污染責任保險、燃煤機組脫硫電價、綠色稅收等環境經濟政策。通過有效運用經濟政策，促進污染減排和環境保護，推動產業結構調整和綠色轉型，取得積極成效。我國綠色信貸取得積極進展綠色信貸是“十一五”期間我國實施的一項重要的環境經濟政策，在引導資金流向節能減排、優化產業結構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它包括兩方面核心內容：一是利用優惠的信貸政策和手段支持環保、節能項目或企業；二是對違反環保和節能等相關法律法規的項目或企業采取停貸、緩貸甚至收回貸款等信貸處罰措施。我國綠色信貸的發展歷程起步階段（1995～2005年）：綠色信貸的理念開始在一些政策中得以體現。1995年，中國人民銀行下發了《關于貫徹信貸政策與加強環境保護工作有關問題的通知》，要求金融管理部門在信貸工作中注重對自然資源和環境的保護。2004年，發改委、人民銀行、銀監會聯合了《關于進一步加強產業政策和信貸政策協調配合控制信貸風險有關問題的通知》。2005年，人民銀行與原國家環保總局建立了環境執法信息納入征信管理系統的合作機制。但是由于當時環保部門和銀行業對綠色信貸政策的需求不足，缺乏促進政策執行的內在動力，加之約束機制不強、信息溝通不暢等不利因素的影響，早期的綠色信貸政策的實施效果并不理想。穩步推進階段（2006～2008年）：綠色信貸政策得到穩步發展，環保和金融部門建立了信息交流共享機制。2006年以來，原國家環保總局和銀監會、人民銀行等部門共同開展了綠色信貸的政策調研。2007年，環保部、人民銀行和銀監會聯合了《關于落實環保政策法規防范信貸風險的意見》，綠色信貸政策在全國全面正式啟動。隨后有關部門又出臺了一系列進一步完善綠色信貸的政策性文件。

較快發展階段（2009年以來）：綠色信貸政策在我國取得了較快發展。金融部門越來越重視環保在信貸中的重要作用，了一系列文件（見表1），對銀行業金融機構提出了開展綠色信貸，促進節能減排和環境保護的明確要求。今年2月，中國銀監會印發《綠色信貸指引（銀監發[2012]4號）》,對銀行業金融機構實施綠色信貸作出了具體的規范要求。在信息溝通與共享方面，2008年初，銀監會和環保部簽署環境信息交流與共享協議；2009年，環保部和人民銀行共同《關于全面落實信貸政策進一步完善信息共享工作的通知》，明確了信息交換的范圍、時限和方式等。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已有4萬多條企業環境違法信息和7000多條項目環評審批、竣工驗收、強制清潔審核等信息納入人民銀行征信系統，1.3萬條企業環境違法信息被銀監會轉發商業銀行。商業銀行將環境信息作為信貸審批、貸后監管的重要依據，從源頭切斷了一大批污染企業的資金鏈條。以嚴格信貸管理支持環境保護、以嚴格環保監管防范信貸風險的良好機制正在形成。

地方積極開展綠色信貸試點地方積極開展信貸試點，結合當地特色，開展了創新性的嘗試。據不完全統計，已經有20多個省份和城市（福建、山西、江蘇、浙江、河南、河北、江西、遼寧、黑龍江、四川、陜西、青海、廣東、遼寧、北京、重慶、深圳、沈陽、寧波和西安）的環保部門與所在地的銀行部門，聯合出臺了有關綠色信貸的實施方案和具體細則。一些地方政府將企業環境行為表現評價結果與實施綠色信貸政策相結合，創新綠色信貸政策。如從2009年起，江蘇省、上海市、浙江省三省市聯合對長江角洲區域內的企業，按照其環境行為表現，分為5個等級，并將評價結果及時通報金融管理部門，引導銀行業金融機構對上述企業實施“區別對待、有保有壓”政策。2010年，廣東省環保廳印發了《廣東省環境保護廳重點污染源環境保護信用管理辦法》，對各排污單位開展環境信用狀況評價，并將評價結果抄送給廣東省金融監管機構，作為其貸款決策的重要依據。也有一些地方政府實施綠色信貸效果評價，考評銀行綠色信貸績效。如河北省和山西省相繼頒布了綠色信貸效果評價方法，對銀行業金融機構執行環保信貸政策的情況開展考核評價，考核結果作為銀行評優重要依據。

銀行業金融機構開展綠色信貸取得初步成效近年來，銀行業金融機構以綠色信貸為抓手，創新信貸產品，調整信貸結構，積極支持節能減排和環境保護，取得了初步成效。許多銀行將支持節能減排和環境保護作為自身經營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建立了有效的綠色信貸促進機制和較為完善的環境、社會風險管理制度。一些銀行已制定了相應的綠色信貸政策和實施辦法，從操作層面上落實國家綠色信貸政策，逐步減少或退出“兩高一剩”和落后產能的信貸投放，逐步增加對節能環保項目的支持。據銀監會統計，截至2011年年底，僅國家開發銀行、工商銀行、農業銀行、中國銀行、建設銀行和交通銀行等6家銀行業金融機構的有關節能減排和環境保護的相關貸款余額已達1.9萬億元。全國19家主要銀行業金融機構黑色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業、有色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業、水泥制造業、煉焦業和印染業等“兩高一剩”行業貸款增速比全部貸款平均增速低3.3個百分點。深入開展綠色信貸面臨的主要問題綠色信貸政策體系尚不完善。因行業、區域不同，執行綠色信貸政策應遵循的環保標準和規范均有不同，但現有的綠色信貸政策多為綜合性、原則性的要求，缺少具體的綠色信貸指導目錄、環境風險評級標準和行業環保績效評價指南等技術性政策，銀行難以制定有效的信貸實施細則，降低了綠色信貸政策的可操作性。地方保護主義阻礙了綠色信貸的有效實施。通過調研了解到，最近一些地方出現了提供的企業環境信息數量下降、不及時提供等情況。原因在于一些地方政府出于片面追求經濟發展的目的，限制環保部門將相關環境信息提供給銀行機構。

地方保護主義在一些地方已經成為綠色信貸政策有效實施的重要障礙。環保部門與金融部門的有效溝通機制還有待完善。從目前來看，環保部門自身的環境信息交流體系還不完善，向銀行提供的環境信息不完整或沒有及時更新，而不完善或者未及時更新的環境信息，有可能使銀行對企業的環境行為出現判斷失誤，從而影響其作出正確的信貸決策。綠色信貸的執行能力不足。環保部門和銀行業在綠色信貸政策執行方面的能力不足，也制約了綠色信貸的貫徹落實。主要表現在：環境金融風險評估能力不足，缺乏專業人員和社會中介力量；綠色信貸的信息收集和處理能力不足，信息對接和及時交換等方面存在障礙；人力資源和管理能力缺乏，不能為執行綠色信貸政策提供有效支持。完善我國綠色信貸政策的建議抓緊制定配套的實施規范，提高綠色信貸政策的可操作性。目前，需要抓緊制定與綠色信貸政策配套的具體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規范，便于銀行業金融機構判斷貸款企業或者項目的環境風險。建議：進一步推進環保與銀行業金融機構合作，建立一套基于環保要求的產業指導目錄，制定操作性強的綠色信貸的準入標準，特別是重點行業的綠色信貸指南和標準；借鑒國外經驗，銀行業金融機構自身也需要在環保部門的協助下，構建一套完整的企業或者項目環境風險評估體系。建立完善的信息溝通機制。綠色信貸政策實施的基礎是獲取企業環境行為表現信息。這首先要求環保部門要建立完善的環境信息庫，進一步健全企業環境行為評價和信息公開制度。其次，搭建環保部門與金融監管部門和銀行業金融機構間的信息溝通平臺，建立部門間有效的環境信息共享機制，保證銀行業金融機構實時獲取企業環境表現信息，供其作出是否發放貸款的決策。今后可以結合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要求，逐步構建一個統一標準、細化分類、動態管理的數據中樞，以及時向環境保護部門和相關銀行業金融機構提供數據與決策支持信息，并能夠與其他行業相關數據信息系統進行關聯。加大信息公開力度。

對固定資產投資進行宏觀調控是保持全社會供求基本平衡，促進經濟結構優化升級的重要保證。在諸多調控政策中，通過信貸政策對投資的調控往往起到了從源頭上調節投資規模和增長速度的效果，是調控投資資金的重要“閘門”。

我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高度依賴信貸資金的特殊原因

中國經濟目前仍是投資主導型經濟，投資占GDP比重不斷提高，信貸增長仍然是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的重要來源。我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長對信貸資金的高度依賴，主要是由以下幾個因素決定的：

第一，經濟處在經濟周期的不同位置和經濟增長的不同階段，對信貸資金的需求有所不同。在經濟周期的上升階段，信貸需求增加。每一輪經濟快速增長之前，投資開始加速，物價開始回升，貨幣供應量和銀行信貸資金也開始高增長。近年來，新一輪經濟周期的上升階段正值我國進入資本密集型增長階段，不僅是傳統的重化學工業，而且新興產業和技術的不斷出現，也使得企業和社會對資金的需求越來越大，資本深化不斷推進，創造單位GDP需要的資金存量增加，一定速度的經濟增長客觀上需要更多的資金供給。

第二，我國直接融資比重過低，導致企業融資高度依賴信貸資金。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的比例在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已達到1∶1左右，我國直接融資比例長期較低，融資結構以間接融資為主。貸款在全部非金融機構的融資中占近80%的比重，在企業融資中占90%左右，企業長期資金需求絕大部分通過銀行中長期貸款來滿足。

第三，政府國債投資和外商直接投資進一步增長，客觀上需要銀行配套資金，從而導致信貸資金需求的增長。以國債投資為例，1998～2002年我國共發行長期建設國債6600億元，銀行配套貸款1.32萬億元，銀行配套貸款是長期建設國債的2倍。也就是說，1000億元的國債投資需要2000億元的銀行配套貸款。

房地產業作為國民經濟發展的支柱產業后，其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經濟發展的影響也越來越大。央行《關于進一步加強房地產信貸業務管理的通知》(以下簡稱“新政策”)的出臺，更被房地產商稱作為央行十年來出臺的最嚴厲的措施。眾所周知，房地產增長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和相關產業的帶動作用非常大，但如果在發展中不謹慎，一旦出現問題，將導致商品房貶值，空置房增多，以及銀行貸款變成負資產等一系列問題。

一、新政策出臺的背

1.央行檢查房地產貨飲問題顯現。“十五”期間房地產行業作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管理層一向非常重視。為了監控房地產信貸可能引發的金融風險，中國人民銀行對部分城市商業銀行2(X)1年7月1日至2儀犯年9月3O日發放的房地產貸款進行檢查。調查發現違規貸款和違規金額分別占總檢查筆數和金額的9.8%和24.9%，這一比例引起了管理層的極大關注。因此，在銀監會還未成立時，央行就開始著手起草相關文件來減少房地產業迅速擴張可能引發的金融風險。

2.商業銀行房地產開發貨欲增長迅速。根據央行的統計，商業銀行房地產開發貸款和個人住房貸款的增速都遠遠超過同期GDP的增速。2(X犯年下半年以來，部分地區出現了房地產投資增幅過高、商品房空置面積增加、房價上漲過快以及低價位住房供不應求和高檔住宅空置較多等結構性問題。部分地區的商業銀行違反有關規定，放松信貸條件，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這些地區房地產投資的過熱傾向。這種情況再次加大了管理層對房地產業出臺“新政策”的決心。

3.央行貨幣供應1增長過快。今年上半年，央行兩次統計均表明貨幣供應量過快。而近年來不少房地產巨頭依靠銀行信貸和不規范的土地批租暴富起來，近期某些房地產民營企業因為違規使得這一問題再次基露。為保證房地產業今后的良好發展，為減少金融風險，上述幾方面綜合作用，就促成了管理層近期開始出臺相關的政策措施來規范房地產企業的經營發展。

二、新政策調整的實質

各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商業銀行；中國人民銀行上海總部，各分行、營業管理部、各省會（首府）城市中心支行、副省級城市中心支行：

《國務院辦公廳轉發建設部等部門關于調整住房供應結構穩定住房價格意見的通知》（國辦發〔20****〕37號，以下簡稱《通知》）中明確規定：從20****年6月1日起，個人住房按揭貸款首付款比例不得低于30%；但對購買自住住房且套型建筑面積在90平方米以下的仍執行首付款比例20%的規定。為貫徹落實《通知》精神，現就有關事項通知如下：

一、各商業銀行要高度重視、認真貫徹中央關于加強房地產市場調控的決策和部署，嚴格按照《通知》要求，緊密結合實際，及時制定實施辦法，落實新的住房信貸政策。

二、各商業銀行在受理住房貸款申請時，應要求貸款申請人如實填寫購房用途，并嚴格按照《通知》規定確定住房貸款的最低首付比例，同時，按有關規定將住房抵押貸款信息及時錄入中國人民銀行個人信用信息基礎數據庫。

三、中國人民銀行各分支機構應密切關注房地產市場變化，加強監測分析，強化“窗口指導”，督促商業銀行貫徹落實上述規定，并及時上報有關情況。

請中國人民銀行上海總部，各分行、營業管理部將本通知轉發至轄區內各城市商業銀行、城鄉信用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