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王蓉霞工作單位：河北經貿大學

1引言

憲法是一個國家的根本法律，憲法責任在其中充當著體現一個國家政治文明程度作用性的標志。憲法的實質在于：國家的一切基本法律和關于選舉權以及代議機關權限等等法律，都表現了階級斗爭中各種政治力量的實際對比關系。正如列寧所說的那樣，各種政治力量間的實際對比，決定了憲法責任具有很強的政治作用，憲法責任的政治作用在憲法責任的研究中占到足夠的重要程度。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今天，建設一個政治文明的社會，憲法責任是一個應受到足夠重視的問題。

2憲法責任概述

毫無疑問的是憲法責任屬于法律責任，同時與責任相對的是義務。由此我們可以推導出來一個形式的概念，憲法責任是指由于違反憲法規定的義務而應承擔的否定性后果。由此可以分離出進行分析的對象，包括憲法規定的義務，憲法所調整的主體，應承擔的否定性結果。我們可以推定出來兩層憲法責任關系的存在，第一個層次是憲法責任關系，而憲法責任關系實質上是一定的憲法義務，換言之，一切憲法責任的前提是一定憲法規范義務（關系）的存在。憲法關系還可進一步解釋為功利性關系及道義性關系。第二個層次是憲法責任形式，而憲法責任形式與責任關系存在功利的和道義的兩種形態相關，在責任形式方面也存在兩類：即補償與懲罰。憲法責任可以定義為：以破壞憲法上的功利關系和道義關系為前提而產生的憲法上的補償和懲罰的不利后果。這一定義意味著憲法效力向私人之間的擴展，即憲法學中的“第三者效力”問題。同時也就表明憲法責任的主體不僅限于，也包含了私人與私人團體。

3憲法責任的政治性

【論文關鍵詞】新聞評論；政治性

【論文摘要】目前，新聞評論越來越受到媒體的重視。但是，業界對于新聞評論是否具有政治性存在很大爭議，筆者提出了自己的意見，從評論意愿和寫作手法的角度，闡釋了政治性是新聞評論的必要屬性，在新的歷史時期，不僅不能舍棄而且必須得到加強與重視。

目前學界和業界很多學者在討論新聞評論的性質時，不贊同新聞評論具有政治性，筆者不拙，認為政治性是新聞評論的必要屬性，在新的歷史時期，不僅不能舍棄而且必須得到加強與重視，不僅黨報要高度重視，市場類報紙同樣要加大新聞評論的政治性。為什么要這樣說呢，首先我們了解一下什么是政治。

關于政治的定義的討論如同給新聞下定義一樣，各個時期，由于受到時代背景，思想觀，價值觀等等因素的影響，學者與非學者，政治家與非政治家給出的答案不盡相同。人們在不同時代面臨的歷史任務不同，需要政治發揮作用的側重點和著力點不同，再加上不同歷史觀的影響，所以在解釋政治概念時所強調的內容也就不同，從古希臘的教士到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從中國古代的先秦諸子到孫中山，都曾給政治下過定義。滬寧在《比較政治分析》一書中對政治的內涵進行了闡述。他說,歷史的演進往往會使一種概念發生嬗變,因為概念是對一定階段歷史活動的描繪,隨著歷史活動的進步,概念不變,但內涵已經不同。政治的這個概念也不例外,其內涵隨著時間的遷移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他用“完全政治”和“不完全政治”這兩個概念對政治內涵的演變作了闡釋。前者以階級斗爭為主要內容;后者以發展社會生產力為主要內容,也就是列寧所說的“國家建設的政治”、“經濟方面的政治”。

每個專家學者給出的答案都有合理性，但也都有不足，因為要給一個變化的動態概念下定義不可能得到十分準確的答案，但是不管怎樣理解政治，政治同各種權力主體的利益密切相關是不容置疑的。我認為之所以說報紙的新聞評論帶有政治性是因為它代表了一定權力主體的利益，是為一定權力主體的服務的，而且這種服務意識會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思想的進步越來越強。

傳統新聞評論的政治性主要是指為了重大政治事件，重大問題發言，宣傳中央和上級的指示精神，針對那些具有全局意義的問題發言，保證社會經濟、文化、教育等建設的,并沿著正確的軌道順利進行,新聞評論要堅定不移地宣傳和貫徹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黨的基本路線,為經濟建設提供理論依據和思想指導。這些傳統的新聞評論的政治性表現仍然適用，在新的歷史時期我國目前的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正進入關鍵時期，新聞評論對社會生活的引導功能也正發揮著更加重要的作用。

一、外事翻譯的目的

翻譯是一種跨文化的交際行為,要圓滿地完成這種交際任務,與翻譯的目的密切相關。關于翻譯的目的,翻譯理論者各有自己觀點。如有的人認為翻譯的目的是向受眾介紹異域民族不同的社會生活、文化、思想、觀念,從而推動社會的進步。但外事翻譯肯定要顯示其特殊性。一個翻譯活動是由翻譯目的決定的。我們認為,外事翻譯主要是向對方傳達國家和政府的政治觀點、政治立場、方針政策等,因而外事翻譯的特殊目的決定了外事翻譯的翻譯活動的特殊性。翻譯理論家彼特·紐馬克也很注重翻譯的目的,他將目的分為文本的目的和譯者的目的兩類。我們認為外事翻譯的目的應該是文本目的和譯者目的的完美統一。如上所述,外事翻譯,無論是口譯還是筆譯,都是代表國家說話。而文本的作者(包括文本的起草者、演說者)也都是奉命代表自己的國家起草文件、發表講話。所以文本的作者和譯者的目的是一致的,他們都是代表國家闡述觀點,表明立場和態度,維護國家的利益。這是一個根本點,不能出現任何差錯。如果文本作者和譯者不能完全統一,就會出現問題。大者會有損國家的形象和利益,小者會出現笑話和紕漏。而這種統一,則主要是在政治觀點和原則立場上的統一。

外事翻譯的目的決定了它具有有別于其他領域翻譯的特點:必須特別注重翻譯的政治性和時代性。首先,外事翻譯政治性和政策性強。無論是口譯,還是筆譯,外事翻譯的內容多是國家的立場、政策。稍有差錯,就可能影響到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利益、形象、聲譽、地位及其國際關系等,就可能給國家和人民造成無可挽回的損失。其次,外事翻譯的時代性強。21世紀人類進入信息時代,高科技產業迅速發展,以信息化帶動各行各業的發展已經成了時代的潮流。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的加速使整個世界都在發生巨大的變化,與此同時,中國也處于日新月異的變革之中。新的事物層出不窮,新的方針政策相繼產生,新的提法、新的詞語不斷涌現。這些都會給外事翻譯帶來新的挑戰。如:

(1)朱總理在回答《時代周刊》記者時說:我不認為我訪問美國將要進入地雷陣,但是確實要遇到很多敵意,或者是不友好的氣氛。Idon’tthinkmyvisittotheUnitedStateswillbringmeintoaminefield,butIdoexpecttoencountersomehostileorsomeunfriendlyatmospherethere.譯文用了bringinto和Idoexpecttoencounter似乎訪問美國就是進入地雷陣并確實期待敵意。若改為involveentering和mayreallymeetwith則更貼切。改譯:Idon’tthinkmytriptotheUnitedStatesinvolvesenteringaminefield,butImayreallymeetwithmuchhostilityorunfriendlinessthere.

(2)美國總統布什在2003年3月20日的伊拉克戰爭檄文中說:Ournationentersthisconflictreluctantly,yetourpurposeissure.ThepeopleoftheUnitedStatesandourfriendsandallieswillnotliveatthemercyofanoutlawregimethatthreatensthepeacewithweaponsofmassmurder.

出于政治目的,布什使用了entersthisconflictreluctantly;anoutlawregime;和threatensthepeacewithweaponsofmassmurder這些短語,因此以下翻譯則更符合布什本意且能引起受眾的同情和支持:美國并不愿意這場沖突發生,然而我們的目標是明確的,美國人民、我們的盟友不會對一個非法的政權心慈手軟,這個政權正使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威脅世界和平。

為進一步加強城市戶外政治性公益性社會宣傳管理，規范城市戶外社會宣傳活動，發揮社會宣傳主陣地作用，提高城市品位，爭創全國文明城市，根據中央關于加強黨對意識形態領域領導等指示精神，現就加強城市政治性公益性社會宣傳管理提出如下意見。

一、政治性公益性社會宣傳是指以宣傳站、宣傳車、宣傳櫥窗、墻報、板報、傳單、閱報欄、宣傳牌、電子（電視）屏、彩球、氣艇、飛艇、橫幅條幅、宣傳畫等為宣傳媒體，以黨和國家以及省、市重大政治活動、重要會議、重要節日、紀念日、重要法律法規和經濟、文化、體育活動等為主要內容的戶外宣傳活動。

二、政治性公益性社會宣傳要堅持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堅持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積極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大力宣傳長沙人民在黨和政府領導下團結進取、奮發向上的精神面貌。

三、城市戶外政治性公益性社會宣傳實施統一歸口管理。在市戶外廣告領導小組指導下，市委宣傳部負責城市戶外政治性公益性社會宣傳的歸口管理、總體協調和內容審查工作。市規劃局負責城市戶外政治性公益性宣傳設施選址的規劃審批。市城管局負責辦理城市戶外政治性公益性社會宣傳登記審批手續，查處未辦理登記審批手續、不按規定要求開展的戶外宣傳活動。

四、市委宣傳部應根據不同時期黨委和政府中心工作擬定宣傳內容，加強對政治性公益性社會宣傳活動的審核。市規劃局應根據城市規劃的要求，商同市委宣傳部定期編制戶外政治性公益性設施的設置規劃。市城管局應加強對政治性公益性社會宣傳活動的審查，未經市委宣傳部審核的政治性公益性社會宣傳活動，不能辦理登記審批手續。

五、加強政治性公益性宣傳設施的建設管理。在城市干道、入城口興建一批政治性公益性宣傳廣告牌，由市政府投資建設，委托市委宣傳部管理。今后，各部門各單位政治性公益性廣告由各業務主管部門提出申請，由市委宣傳部統籌安排。

[論文關鍵詞]外事翻譯政治性時代性

[論文摘要]外事翻譯主要是向對方傳達國家、政府的政治立場和態度,因而在外事翻譯實踐中要特別注重翻譯的政治性和時代性。為了正確地傳達思想,譯者在斟詞酌句時要特別注意它的政治色彩。同時,還要不斷學習新東西,研究新問題,以便跟上時代的步伐。

外事翻譯從形式上可以分為外事口譯和外事筆譯。外事筆譯的內容主要是各種外交、外事場合的講話稿,如在國際會議上的講話稿,在宴會、招待會上的祝酒詞,以及外交上交涉用的講話、聲明,國家間的照會、信函、公報、協議、條約等正式外交文件。

外事口譯的主要任務是,擔任我領導人出訪或外國領導人來訪時雙方或多方談判、會談、交談時的現場翻譯,在各種場合的演講、講話或參觀訪問時的介紹等即席翻譯。在雙邊會談中,這種翻譯通常采用交替傳譯方式。在國際研討會、國際大會、國際組織的年會等各種會議上通常采用同聲傳譯。在外事場合,口、筆譯往往同時使用。如建交談判、關于國際公約的談判,都要求譯員既能口譯,又能將所談的內容和結果落實到文字上,成為公報、公約、條約、備忘錄、協議等。有時是先口譯,然后產生文件。有時則在講話、演講前將稿件譯好,再到現場作口譯。

一、外事翻譯的目的

翻譯是一種跨文化的交際行為,要圓滿地完成這種交際任務,與翻譯的目的密切相關。關于翻譯的目的,翻譯理論者各有自己觀點。如有的人認為翻譯的目的是向受眾介紹異域民族不同的社會生活、文化、思想、觀念,從而推動社會的進步。但外事翻譯肯定要顯示其特殊性。一個翻譯活動是由翻譯目的決定的。我們認為,外事翻譯主要是向對方傳達國家和政府的政治觀點、政治立場、方針政策等,因而外事翻譯的特殊目的決定了外事翻譯的翻譯活動的特殊性。翻譯理論家彼特·紐馬克也很注重翻譯的目的,他將目的分為文本的目的和譯者的目的兩類。我們認為外事翻譯的目的應該是文本目的和譯者目的的完美統一。如上所述,外事翻譯,無論是口譯還是筆譯,都是代表國家說話。而文本的作者(包括文本的起草者、演說者)也都是奉命代表自己的國家起草文件、發表講話。所以文本的作者和譯者的目的是一致的,他們都是代表國家闡述觀點,表明立場和態度,維護國家的利益。這是一個根本點,不能出現任何差錯。如果文本作者和譯者不能完全統一,就會出現問題。大者會有損國家的形象和利益,小者會出現笑話和紕漏。而這種統一,則主要是在政治觀點和原則立場上的統一。

1887年，美國聯邦政府設立“州際貿易委員會（ICC）”，這一機構成為美國行政管制機構出現的標記，同時也是美國政府行政組織迅速發展的歷史性標記。行政管制機構的產生，是美國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共同作用的產物。“管制的先知”詹姆斯•蘭狄斯在其《行政過程》一書中指出，“市場本身存在許多問題，這些問題對于軟弱、松散、過去專門缺乏專門技術和知識的傳統政府而言，太大也太復雜了，國家需要政府的第四分支，即表現為各種管制機構的行政分支，創立更多而不是更少的機構有助于提高政府的效率”［1］。的確，美國政府行政管制機構在100多年的發展歷程中，對保護弱勢群體、促進社會公平、保護市場經濟秩序等諸多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但同時，其數量和權力均得到迅速的擴張，除行政執行權外，“準立法權”、“準司法權”也逐漸擁有。據此有學者認為，此類機構的設立對美國制憲者們所秉承的三權分立體制形成巨大的挑戰。鑒于此，本文擬從行政管制機構與總統（行政首長）、立法機關、司法機關的權力關系出發，探究行政管制機構的政治性及其影響。基于權力關系探究政治性的依據，韋伯、馬基雅維利等政治思想家均比較認可,“政治”就是在國與國之間或國內各集團之間力爭謀求權力、權力分享、維護權力和使用權力，研究政治就是研究政治中權力間的各種關系［2］。

一、美國行政管制機構與總統的權力關系

根據美國憲法，總統是行政首腦，但憲法并沒有明確賦予總統控制行政組織的具體權力。因此，總統在尷尬的境地中積極探求控制行政管制機構的途徑與方法。

（一）美國總統控制行政管制機構的動因

在美國，總統堅持認政機關的核心職能，行政管制機構必須對總統負責。否則，行政管制機構在國會廣泛授權之下根據規章來制定政策，將會輕視政府的民主制度［3］。這種觀點建立在下述三個理念基礎之上：與總統的政策議程保持一致的需要；避免機構彼此間相互矛盾或相互重疊的協調需要；節約和效率的需要。此外，總統控制行政管制機構的意愿往往與總統的黨派相關。共和黨通常傾向于有限政府，青睞于自由市場而不是管制政府。則傾向于積極政府和政府對經濟的管制。如此，共和黨總統常常希望限制行政管制機構的行為，如布什總統對行政管制機構實施嚴厲的改革；而總統則將官僚視為積極政府的伙伴，因此克林頓總統的改革則相對和緩。

（二）美國總統控制行政管制機構的方式

新中國建立后，大陸文學作品中凡是建構民族國家、講述新中國合法性、寫革命題材的都得到大力扶持，而講述個人事件和感覺的作品（如蕭也牧的《我們夫婦之間》、郭小川的《一個和八個》等）則遭到批判。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社會各個領域均得到前所未有的突破，在文學領域先后有國外現代派和后現代派作品及理論大量輸入中國。人體藝術大展、《深圳青年報》和《詩歌報》合辦的“現代詩群體大展”以及各種藝術門類得到大膽的創新實驗。“尋根”熱潮、“現代派文學”及討論、“朦朧詩”及論爭競相登場。這一切在顛覆和摒棄舊的意識形態的同時也為新的意識形態建構了合法性。20世紀80年代的“先鋒小說”正是在這一背景中產生的，并于1987由《人民文學》和《收獲》兩份文學雜志集束刊登“先鋒小說”而達到高潮。筆者嘗試從梳理和分析《人民文學》對“先鋒小說”的刊登動機入手，考察這一行動與政治意識形態之關聯。

一、《人民文學》的“表態”與行動

《人民文學》創刊于1949年10月25日，是新中國第一份文學期刊，曾為《人民文學》創刊號題詞“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在中國當代文學（新中國文學）的歷史上，無論從哪方面來看，《人民文學》無疑都堪稱最為重要、最為突出也最具權威性和代表性的文學刊物。《人民文學》的這種獨特的歷史和文學地位，是由中國當代具體的政治、社會和文化條件所決定的。作為中國作家協會的重要機關刊物，《人民文學》在副主編劉心武接替王蒙成為主編后，于1987年第1期和第2期合刊上刊登了莫言的《歡樂》、劉索拉的《跑道》、馬原的《大元和他的寓言》、馬建的《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蕩蕩》、北村的《諧振》、孫甘露的《我是少年酒壇子》，同時刊出了伊蕾的詩歌《獨身女人的臥室》。在《編者的話》中，以《更自由地扇動文學的翅膀》為題闡明了該刊“早已顯示出銳意改革的意向”：“你可以堅守你所傾心的那一元，也可以不斷改變你所投向的那一元，也可以同你所不喜歡不贊同的那一元進行平等的爭鳴，但不可以用‘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的態度和手段，來對待你那一元之外的其它各元。在多元化中大家應遵循‘在文學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鑒于此，本刊重申：作為中國作家協會主辦的一份刊物，我們是為老、中、青所有作家服務的，是既為專業也為業余、既為名家也為新人服務的，是對各種品類、各種風格、各種流派的作品敞開園地的。”“文學”向來處于“政治”漩渦之中，從“朦朧詩”到“現代派文學”的論爭中，持不同意見者一直討論得轟轟烈烈，官方在文學和思潮“解凍”的過程中，又不斷涉足爭論，1983年開展“清除精神污染”，1984年關于“異化”的批判，同年12月中國作家協會第四次代表大會又提出了“創作自由”的口號，“多元”的立場互相交鋒，反映出當時文學環境的活躍與復雜。而1987年的《人民文學》的一番“表態”算是對“創作自由”的確認與強調。不過，緊接著在1987年第3期《人民文學》就因為刊出馬建的小說《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蕩蕩》而引起爭議，為此《人民文學》不得不做出檢討和道歉。在題為《嚴重的錯誤，沉痛的教訓》文章中，編輯部說由于該小說庸俗獵奇，誣蔑凌辱了藏族同胞，損害了藏族同胞的情感，受到有關部門的指責，現認識到小說作者的靈魂是何等骯臟，在此向廣大藏族同胞和讀者道歉：“我們之所以出現如此重大的失誤”，“主要的，是因為一個時期以來社會上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泛濫，造成我們編輯部相當嚴重的思想混亂，面對所謂‘文學新潮’，一些編輯人員片面追求藝術探索”，“美丑不分，良莠莫辨，把一篇充滿污穢的文學當作是文學的探索”。在這一期刊物最后，刊登了幾篇少數民族讀者對《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蕩蕩》的批判文章。其中一篇是當時的中央民族學院院長、蒙古族任世琦的《讓壞事變好事》，他在文中指出：這一小說不是孤立現象，近年來有人生搬弗洛伊德理論，大量性題材充斥作品，性成了被任意拿捏的對象。這涉及到作品寫作的內容或題材，事實上大部分批判都是從內容出發的，近而認為作品藝術低劣。作品對亂倫、活佛轉世都用了藏族形象和地域，當然難免“誤導”讀者而招來指責。對活佛轉世的性交場面的描寫必然會被視為攻擊宗教，對人物的亂倫描寫也因其藏族“標簽”而必然引起“憤慨”。因為這一事件，《人民文學》主編劉心武被停職檢查，1987年第10期劉心武才重新恢復主編工作。以后的《人民文學》幾乎未發表“先鋒小說”。直到1989年第3期，《人民文學》又刊登了一批“先鋒小說”：余華的《鮮血梅花》、格非的《風琴》和蘇童的《儀式的完成》，并同時刊出作家筆談：王朔的《我的小說》、余華的《我的真實》；在“文學圓桌”專欄里刊出了重要的“先鋒小說”分析文章：陳曉明的《無邊的存在：敘述語言的臨界狀態》、張頤武的《語言和言語》。第6期刊出莫言的小說《你的行為使我們感到恐懼》。這反映出《人民文學》對“先鋒小說”的持續關注。從上述過程我們可以看出，在作協的機關刊物《人民文學》上，“多元”最終是有限定的，無論藝術上如何先鋒，在思想內容上不能有太多的“歧異”，否則從延安的解放區文學運動延續下來的批判傳統是不會輕易放過思想批判的。

二、《人民文學》刊登“先鋒小說”的波折及其政治性

1990年第4期開始，《人民文學》刊物上不再出現主編、副主編和編委姓名，到了第7期和第8期的合刊，刊物的主編姓名就換成劉白羽和程樹榛，并不再出現編委姓名。該期刊物上以“編輯的話”發表了題為《九十年代的召喚》文章，在肯定成績的同時鄭重檢討了該刊的錯誤：“近一段時期以來，在資產階級自由化錯誤導向下，脫離人民、脫離現實，發表了一些政治上有嚴重錯誤，藝術上又十分低劣的作品”；“我們一定堅持社會主義文學方向，不使這一人民的文學陣地，為少數‘精神貴族’所壟斷”；“但無論什么風格和形式的真正有價值的文學，都不可移易的需要解決一個問題，就是作家一定要到沸騰的人民生活中去”；“只要有正確的導向，堅定不移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把反對的教育與斗爭進行下去，蕩滌污泥濁水，掃除野莽荒榛，就會為勞動人民掌握文學開辟廣闊的道路”。從檢討的內容及該刊的行動來分析，文章中“精神貴族”之所指，與“先鋒小說”直接相連；而聯系時代背景，“資產階級自由化”、“個人主義”、“唯心主義”的內涵，則與1989年的“六•四”學潮密切相關。盡管可以存在并需要多種風格和流派，“但……”之后的內容才是重點，不得違反。“人民”這個詞重新獲得不需言說和限定的含義，成為至高無上的權利和標準。這一整篇文章口吻近乎《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在這兩期的合刊上發表的小說是：劉紹棠的《黃花閨女池塘》、浩然的《碧草巖上吹來的風》、鄧友梅的《相逢在巴黎》、賈平凹的《美穴地》、何立偉的《明月明月》等17篇，整個年度并未發表過“先鋒小說”。而主編等人的姓名不再出現在刊物上，在某種程度上表明“大我”最終覆蓋了“小我”。任何政治意識形態都需要自己的秩序，文學只能在現存的秩序中實現自由，“多元”是有限的“多元”，“百花”必須是沒有毒性的“百花”。就中國小說的發展史來講，“小說”要么不能登大雅之堂，要么就講述國家與革命的歷史合法性，否則就退出舞臺“自娛”。“”結束后，劉心武的《班主任》曾成了“傷痕文學”的重要起點，那時的新領導人需要文學來講述過去的政治意識形態的錯誤，同時也為新的政治意識形態建構合法性；1989年的“六•四風波”之后，各種文學和思想流派的歷史“任務”已經完成，滿懷憧憬的烏托邦自由理想已經抵達了它的邊界，新的歷史條件下需要讓“自由”回到新的秩序，接受新的領導，因此，劉心武在《人民文學》的主編職位的結束就宣告了一個時代的結束，另一個時代的開始。

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政策指導下，隨著改革開放步伐的加快和深入，文學作為啟蒙的先鋒責任已經漸漸淡出。在消費主義、影視、網絡等“快餐文化”的潮流中，文學的“危機”越來越“顯著”。這樣，既反商業潮流、又不與政治合謀、“回到自身”的“先鋒小說”，便顯現出了“生存”的窘境。因此，盡管1990年以后“先鋒小說”同樣能繼續發表和出版，但在20世紀90年代，“先鋒小說”作家陸續向傳統和現實“回歸”，意識形態展現出了它對文學深遠的控制力。

質量是職業教育類期刊發展的生命線，編校質量是衡量職業教育類期刊質量的重要指標。職業教育類期刊中出現的任何文字、數據、內容等的錯誤，都直接影響相關職業教育成果的推廣，特別是一旦出現政治性差錯，將會造成嚴重的社會影響。從實踐中看，政治立場、思想傾向明顯錯誤的政治性問題，編輯一般都能識別，但有一些隱蔽性較強的政治性差錯，編輯如果沒有較高的政治敏感度和扎實的編輯功底，很難發現并糾正錯誤。

一、常見隱性政治性差錯類型

職業教育類期刊常見的隱性政治性差錯主要有以下三種類型。

（一）教學案例中的隱性政治性差錯

職業教育類期刊中有一類論文是作者對于教學經驗的總結，作者會將平時上課時隨機講的一些例子寫進論文。這些例子一般是當時社會高度關注的話題，但受作者政治知識儲備水平所限，在論述觀點的時候，有時缺乏考證，用詞上也比較隨意，如果在正式出版物發表則風險較高。例如，在筆者復審的一篇關于德育教育的稿件中，作者舉了上課帶領學生討論肺炎疫情期間各國做法的例子，他弘揚了中國偉大的抗疫精神，同時作為對比，夾雜了一些對他國抗疫政策的評判。但這類涉及對外關系的問題，牽涉面廣，理應避免隨意評論，編輯應該警惕此類問題可能造成的不良影響，果斷作出刪除等技術性處理，絕對不能讓這些言論在正式出版物中出現。

（二）涉及政治性內容的表述差錯

摘要：政治性與法律性是憲法的兩種重要屬性，合理定位憲法政治性與法律性之間的關系對于中國憲法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主要是對政治性，法律性的相互關系進行論述，以求對憲法有一個更好的認識。

關鍵詞：憲法政治性法律性

憲法是階級統治的工具，作為統治階級意志和利益的集中表現，客觀的反映了各種政治力量的對比關系，它具有政治性;憲法是法，法是一定社會關系的調整者，統治階級制定法的目的，是通過法來調整各方面的社會關系同時具有法律性。憲法的政治屬性與法律屬性之間不是一種平行并存的關系，而是一種存在主次之別的辯證統一關系。“法律固然在一定程度上依附于政治，但政治可以形成法律’。

一、憲法的主導屬性是政治性

(一)憲法的政治性取決于憲法制定權的政治性

“憲法制定權(簡稱制憲權)是制憲主體按照一定原則創造作為國家根本法的憲法的一種權力。制憲權是一種價值體系，既包括制憲的事實力量，也包括把憲法加以正當化的權威與價值”。國家權力分為制定憲法的權力和山憲法所創立的權力。前者指憲法的制定和修改權，這一權力屬于人民，不受任何限制，憲法的制定或修改須經人民一致同意。后者是指依憲法設立的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等制度化、組織化的具體國家權力形態。這些權力都由制憲權派生出來的，必須受憲法的約束，只有根據憲法才能行使。在憲法學界，雖然學者們對制憲權性質的理解、表述不同，但制憲權本質上是一種政治性權力在很大程度上己成為一種共識，憲法的政治性在終極意義上乃是根源于制憲權的政治性。

中新網10月19日電十七大新聞中心今天上午9：30在梅地亞中心舉行第四場記者招待會。北京市副市長、北京奧組委執行副主席劉敬民在回答記者提問說，任何政治性的與奧林匹克無關的都不應該和北京奧運會聯系起來。有些人借這個問題企圖抵制奧運會，是不妥當的，也是不得人心的。

有國外記者提問：現在國際上有一股勢力在要求抵制北京奧運會，您對這種要抵制奧運會的威脅擔心嗎？

劉敬民說，我們認為任何政治性的與奧林匹克無關的都不應該和北京奧運會聯系起來。中國外交部前不久就緬甸問題正式發表了中國政府立場在緬甸問題上，中國政府采取了建設性的和負責任的態度，中方發揮的建設性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我們認為，有些人借這個問題企圖抵制奧運會，是不妥當的，也是不得人心的。

他指出，作為2008年奧運會的組織者，我們努力弘揚奧林匹克精神，弘揚和平、友誼、進步的宗旨，我們想使北京2008年奧運會成為全世界各族人民和平友誼的盛會。當前，正如同剛才談到的，奧運會各項籌辦工作正在順利進行，我們相信這次奧運會會極大地增進中國和世界人民之間的相互了解和友誼。我們歡迎世界各國的運動員和觀眾在2008年歡聚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