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倫斯•艾爾斯的名字在國內學界鮮為人知，但他在經濟思想史上卻是制度主義中的一位重要經濟學家。美國制度主義興起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凡伯倫、康芒斯和米切爾等人的努力下，制度主義在美國學界曾取得過支配性的地位。但在20世紀40年代以后，制度主義逐漸被堅持新古典傳統的西方正統經濟學所取代。在制度主義銷聲匿跡的時期，正是艾爾斯一直堅持著制度主義的分析方法，并將其系統化，建立了一個明晰的理論體系，為后來新制度主義(neo-institutionalism)的興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正因為此，艾爾斯被視為制度主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代表人物。

國內學界之所以對艾爾斯其人知之甚少，一方面是因為國內對制度主義的后續理論缺乏介紹，另一方面是因為近年來新古典制度經濟學（注：本文將以科斯、諾思、威廉姆森等人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newinstitutionaleconomics)稱為“新古典制度經濟學”，以區別于堅持凡伯倫傳統、至盡仍活躍在西方經濟學界的另一個“新制度經濟學”(neo-institutionaleconomics)。本文中當提到“新制度經濟學”和“新制度主義”時，均指的是后者。）的流行，使人們相信過去的制度主義傳統中已經沒有多少值得挖掘和吸收的內容，從而忽視了思想史的梳理工作。本文的目的就是要將艾爾斯的制度經濟學思想介紹給國內同仁，使人們了解老制度經濟學(OldInstitutionalEconomics)、艾爾斯、以及新制度主義(neo-institutionalism)的理論體系和思想中有著諸多值得借鑒和吸收的合理成分。希望本文的介紹能有助于國內經濟學者在當前的制度經濟學熱潮中保持清醒的頭腦。

一、艾爾斯理論的源泉和背景

要了解艾爾斯的理論體系，必須先對制度主義的歷史作一回顧。

美國制度主義的代表人物和最重要的先驅是凡伯倫(1857-1929)。凡伯倫綜合了達爾文進化論、德國歷史學派、美國早期實用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方法，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歷史與現實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形成了研究經濟問題的制度主義方法。在凡伯倫的理論中，他將經濟視為一個進化的系統，經濟系統是社會文化的組成部分，經濟系統的性質由它所處的社會文化環境所決定。經濟系統中的個人是文化的產物，個人行為由社會環境和人的本能共同支配（注：凡伯倫，索爾斯坦：《有閑階級論：關于制度的經濟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凡伯倫認為人的本能由兩類相反的要素構成：一類是建設性的本能，包括作業本能(instinctofworkmanship)、隨意的好奇心(idlecuriosity)和父母本性(parentalbent)；另一類是破壞性的本能，包括競賽(emulation)本能、好斗(pugnacity)或運動本能(sportinginstinct)以及掠奪(predation)的本能（注：Veblen,Thorstein(1914)TheInstinctofWorkmanship,reprintedbyLondon:Routledge,1994.）。這兩類本能何時對人的行為發生決定性作用，取決于社會環境中流行的思維習慣。

社會環境中流行的思維習慣被凡伯倫定義為制度。既然是一種思維習慣，那么制度就總是過去經驗的產物，它就總是滯后于社會的發展，尤其是滯后于社會發展的決定因素—技術發展的要求。任何制度都會產生一個這種制度下的既得利益集團，在競賽本能等破壞性本能的驅使下，這個集團傾向于用身份、階級、財產等帶有明顯歧視性差別的指標來衡量人的能力和價值。這些指標顯然不利于人類生命過程的延續。因此制度是保守的。人類生命過程的延續是靠技術進步來實現，人的建設性本能、尤其是其中的作業本能是推動技術進步的主要因素。由于制度總是滯后于技術進步的要求，因此，社會發展過程就是技術不斷克服制度阻力的過程，社會就是在這兩股力量的沖突中向前發展。制度的力量總是很強大，當制度結構中所包含的有利于技術進步的因素更多時，社會進步也就更明顯，反之反是。凡伯倫認為資本主義制度和它的經濟體系就是由兩種相抗衡的力量組成：一種是維護現存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團，主要是不直接從事物質產品生產的工業巨頭、商人和金融家；另一種是代表著技術進步要求的技術工人、工程師和普通大眾。資本主義一切社會和經濟問題的根源就在于儀式性(ceremonial)的制度體系支配了工具性(instrumental)的技術體系。

克拉倫斯•艾爾斯的名字在國內學界鮮為人知，但他在經濟思想史上卻是制度主義中的一位重要經濟學家。美國制度主義興起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凡伯倫、康芒斯和米切爾等人的努力下，制度主義在美國學界曾取得過支配性的地位。但在20世紀40年代以后，制度主義逐漸被堅持新古典傳統的西方正統經濟學所取代。在制度主義銷聲匿跡的時期，正是艾爾斯一直堅持著制度主義的分析方法，并將其系統化，建立了一個明晰的理論體系，為后來新制度主義(neo-institutionalism)的興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正因為此，艾爾斯被視為制度主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代表人物。

國內學界之所以對艾爾斯其人知之甚少，一方面是因為國內對制度主義的后續理論缺乏介紹，另一方面是因為近年來新古典制度經濟學（注：本文將以科斯、諾思、威廉姆森等人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newinstitutionaleconomics)稱為“新古典制度經濟學”，以區別于堅持凡伯倫傳統、至盡仍活躍在西方經濟學界的另一個“新制度經濟學”(neo-institutionaleconomics)。本文中當提到“新制度經濟學”和“新制度主義”時，均指的是后者。）的流行，使人們相信過去的制度主義傳統中已經沒有多少值得挖掘和吸收的內容，從而忽視了思想史的梳理工作。本文的目的就是要將艾爾斯的制度經濟學思想介紹給國內同仁，使人們了解老制度經濟學(OldInstitutionalEconomics)、艾爾斯、以及新制度主義(neo-institutionalism)的理論體系和思想中有著諸多值得借鑒和吸收的合理成分。希望本文的介紹能有助于國內經濟學者在當前的制度經濟學熱潮中保持清醒的頭腦。

一、艾爾斯理論的源泉和背景

要了解艾爾斯的理論體系，必須先對制度主義的歷史作一回顧。

美國制度主義的代表人物和最重要的先驅是凡伯倫(1857-1929)。凡伯倫綜合了達爾文進化論、德國歷史學派、美國早期實用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方法，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歷史與現實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形成了研究經濟問題的制度主義方法。在凡伯倫的理論中，他將經濟視為一個進化的系統，經濟系統是社會文化的組成部分，經濟系統的性質由它所處的社會文化環境所決定。經濟系統中的個人是文化的產物，個人行為由社會環境和人的本能共同支配（注：凡伯倫，索爾斯坦：《有閑階級論：關于制度的經濟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凡伯倫認為人的本能由兩類相反的要素構成：一類是建設性的本能，包括作業本能(instinctofworkmanship)、隨意的好奇心(idlecuriosity)和父母本性(parentalbent)；另一類是破壞性的本能，包括競賽(emulation)本能、好斗(pugnacity)或運動本能(sportinginstinct)以及掠奪(predation)的本能（注：Veblen,Thorstein(1914)TheInstinctofWorkmanship,reprintedbyLondon:Routledge,1994.）。這兩類本能何時對人的行為發生決定性作用，取決于社會環境中流行的思維習慣。

社會環境中流行的思維習慣被凡伯倫定義為制度。既然是一種思維習慣，那么制度就總是過去經驗的產物，它就總是滯后于社會的發展，尤其是滯后于社會發展的決定因素—技術發展的要求。任何制度都會產生一個這種制度下的既得利益集團，在競賽本能等破壞性本能的驅使下，這個集團傾向于用身份、階級、財產等帶有明顯歧視性差別的指標來衡量人的能力和價值。這些指標顯然不利于人類生命過程的延續。因此制度是保守的。人類生命過程的延續是靠技術進步來實現，人的建設性本能、尤其是其中的作業本能是推動技術進步的主要因素。由于制度總是滯后于技術進步的要求，因此，社會發展過程就是技術不斷克服制度阻力的過程，社會就是在這兩股力量的沖突中向前發展。制度的力量總是很強大，當制度結構中所包含的有利于技術進步的因素更多時，社會進步也就更明顯，反之反是。凡伯倫認為資本主義制度和它的經濟體系就是由兩種相抗衡的力量組成：一種是維護現存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團，主要是不直接從事物質產品生產的工業巨頭、商人和金融家；另一種是代表著技術進步要求的技術工人、工程師和普通大眾。資本主義一切社會和經濟問題的根源就在于儀式性(ceremonial)的制度體系支配了工具性(instrumental)的技術體系。

摘要：通過對制度分析的整體主義方法的淵源、內容等的闡釋，揭示了這一方法的本質及其局限性，認為把馬克思經濟學的制度分析方法簡單歸結為整體主義方法是不科學的。

關鍵詞：老制度經濟學方法論整體主義個人主義

制度經濟學有兩個典型學派，即以科斯、諾斯等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NewInstitutionalEconomics)派和以凡勃倫、康芒斯等為代表的老制度經濟學(OldInstitutionalEconomics)派。他們都以制度分析為核心，以人和制度的關系為主線，對制度的起源、變遷及其對經濟的影響展開分析。但在方法論上，他們被認為是截然對立的，前者被歸結為個人主義方法，后者被認為是整體主義方法。由于對制度分析方法的這種二分法，國內外一些研究者在分析馬克思的制度理論時，也往往籠統的或者將其歸結為個人主義方法，或者將其歸結為整體主義方法。筆者認為這兩種歸結都是對馬克思經濟學分析方法的誤解。

事實上馬克思對制度的分析方法既不能簡單認為是整體主義，也不能歸結為個人主義，他的根本方法是唯物辯證法。為什么馬克思的制度分析方法不能簡單歸結為整體主義或個人主義?要說清這個問題，必須對個人主義和整體主義方法的綱領和實質有一個清楚認識，這是對制度經濟學深入研究的必要前提。對于制度分析的個人主義方法論與馬克思方法論的區別，筆者已有探討。因此，本文將集中探討整體主義方法論的由來、特征、方法論本質及其局限性。

一、制度分析的整體主義思想的淵源

“整體主義”(Holism或Wholism)作為一種思想，有著悠久的歷史和豐富的內容，對它進行全面考察是困難的。正如對整體論思想頗有研究的美國學者菲立普指出的“要從文獻中找出關于整體論中心思想的明晰表達是異常困難的，而對這些思想的評價也存在著相應的困難。”基于此，本文只從對經濟學方法論產生影響的視角對整體主義思想加以考察整體主義思想是與個體主義思想相對而言的，它最早可以追溯到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關于“一般”和“個別”的論述，其中，柏拉圖的“理想王國”就是用整體思想構建的。到了中世紀，整體與個體之間的關系演變為經院哲學的“實在論”和“唯名論”兩種思潮。實在論者認為，整體先于個體而存在；而唯名論者則認為，只有個體才是真實的存在。盡管這種爭論是為了論證教權與皇權哪個更高的問題，但無形中卻對后來的整體主義與個人主義思想的形成產生了影響。

一、制度主義的興起及流派劃分

20世紀二三十年代之后，西方經濟學在經濟理論上陷入持久的危機，自19世紀70年代興起后一直占統治地位的新古典經濟學自發平衡的市場理論與經濟現實嚴重脫節，正統經濟學日益喪失解釋力。造成這種脫節的主要原因來自于新古典經濟學的兩大缺陷，一是孤立的個人主義假設，一是完美的市場假設。在這樣的假設之下，新古典經濟學運用邏輯演繹的方法對有機的經濟過程加以處理，隨機和偶然因素被排除在分析體系之外，使得經濟理論發展為一門類似于數學、物理學的學科。凱恩斯主義革命引入了一定的不確定性思想，然而其后的新古典綜合派通過形式化處理凱恩斯的宏觀分析方法，綜合了凱恩斯主義和新古典主義思想，卻丟棄了凱恩斯關于風險、不確定性與預期等革命性的思想。并且，新古典綜合的這種理論范式在后來很長時間里都作為經濟學的主流得以保持與鞏固，使得整個經濟理論的根基并未有根本性的觸動。（注：參閱貝爾和克里斯托爾主編《經濟理論的危機》，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

制度經濟學就是在批判傳統經濟學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其創始人凡勃侖綜合了達爾文進化論、德國歷史學派、美國早期實用主義的分析方法，對資本主義的歷史與現實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從經濟學、人類學、文化學、生物學等多種視角漫談經濟和社會問題，將經濟分析的核心轉向制度，形成了研究經濟問題的制度主義方法。20世紀初，凡勃侖的制度分析曾在美國學界引起了廣泛的關注與爭論。凡勃侖所開創的制度分析學派，在康芒斯那里得到進一步發展與光大。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制度經濟學成為美國經濟學界的一大學派，不僅成為經濟學界的主要力量，也對政府政策產生了重要影響。經濟思想史上這一時期發生的這一事件被稱為“制度主義運動”。

20世紀40年代，由于凱恩斯主義的興起，制度學派及其他一些非主流學派被忽視，直到60年代，制度主義重新興起。這一時期，出現了兩個“新”制度經濟學，分別是以加爾布雷斯、繆爾達爾等經濟學家為代表的“Neo-institutionalEConomics”，及以科斯、諾斯等為代表的“New-institutionalECconomics”。為了區分這兩支制度學派，國內一般將以加爾布雷斯等人為代表的制度學派稱之為后制度經濟學，而將以科斯等為代表的制度學派稱為新制度經濟學。也有學者提出新的分法，即根據其理論關聯，將前者稱為“新制度經濟學”，而將后者稱之為“新古典制度經濟學”（注：參閱張林《兩種新制度經濟學：語義區分與理論淵源》，《經濟學家》2001年第5期.）。考慮到新制度經濟學的稱謂已為大多數人所習慣，本文仍采用前一種分法，將這兩支制度學派分別稱為“后制度經濟學”與“新制度經濟學”。

后制度經濟學派較多地繼承了早期制度學派傳統。這一學派中的經濟學家大多數都受過主流經濟學的熏陶，但隨著深入接觸大量現實，對主流經濟學的假設前提、研究方法產生不滿，從而轉向制度主義分析。最典型的是繆爾達爾，根據其學術信仰由新古典主義向制度主義的轉變，有“老繆爾達爾”和“新繆爾達爾”之分。他們認為，正統經濟學狹隘的方法論使得經濟學變成了供經濟學家玩樂的枯燥無味的游戲；毫不客氣地批評正統經濟學“缺乏解決現實問題的能力”，斷定它是失敗的，并且“在方法論的門堂的臺階上，這種失敗就已經開始了”(May,Sellers,1988)。

新制度經濟學則屬于新自由主義思想中的一支，與早期的制度經濟學的理論聯系相對較少。新制度經濟學同樣把新古典經濟學忽視的制度作為研究對象。在他們看來，最重要的且長期被新古典主義忽視的現實，就是交易成本的存在和制度的重要性，而忽視這些現實前提的經濟學是沒有生命力的。新制度經濟學的開創者科斯尖銳地指出，新古典經濟學不過是一堆工具，研究的是“沒有軀體的血液循環”。他更在獲諾貝爾獎時所作的演講中對新古典主義作了這樣的評價：亞當•斯密以后的經濟學家主要致力于把那只“看不見的手”模型化，被研究的東西是經濟學家心目中的、而不是現實中的體系。科斯稱之為“黑板經濟學”。

評價一個學者在學術史上的地位和貢獻，很難有一種統一的標準，這些標準可能是許多因素的混合：對未來學術趨向的影響程度，對同時代的學者和社會思潮的沖擊力和滲透力，在當代學術界引起爭議和關注的程度，思想觀念的新穎性和體系范式的革命性等。學術史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一部相當殘酷的歷史，它可能無情地淘汰了不少不幸而優秀的學者的鮮活的思想，而那些僥幸在學術史上留下痕跡的學者，有時又不得不面臨自己的思想被曲解和閹割的命運。學術史的殘酷性還在于，它同人類的其他記憶一樣，只會保存對于那些個性鮮明的學術“面孔”的記憶，而那些以陳舊的形式出現的學術思想，則難以逃避漸漸淡出學術史舞臺的最終結局。在我們考察一門學科的學術史的時候，我們常常會詫異于同時代學者對一種學術思想的評價與學術史的“記憶”有如此嚴重的分歧和差異：一些受到同時代學者尊崇的學者竟然在學術史上湮沒無聞，而一些遭受同時代學者嚴厲抨擊或者蔑視的學術思想反而在學術史上大放光芒。這種悖論顯示出在學術的“主流”和“邊緣”之間存在的微妙的差異。學術主流是一個時期之內占據優勢地位的學術思潮所形成的主要學術趨向，而學術邊緣則是游離于學術主流之外的學術思想，這些思想與主流思潮保持著一定的距離，在學術話語、學術范式以及所關注的主題方面都有著明顯的分野。但是值得指出的是，學術主流與學術邊緣并不是一種絕對的格局，主流與邊緣是相對的稱呼，在學術史上，由于時代背景的變化、學術思潮的波動以及研究者興趣的轉移，學術主流和學術邊緣之間存在著經常置換的可能——也就是說，在一個時期為學術邊緣的學術思想，有可能在另一個時期備受關注從而成為“顯學”，而有些曾經盛極一時的學術思想卻有可能面臨式微的命運，從而淡出學術視野。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到底花落誰家，還有待歷史本身來驗證。

經濟學的歷史中就充滿了這種不確定性。主流經濟學的主題和研究范式并不是一個僵滯的過程，而是一個不斷更新的歷史。翻閱經濟學說史，我們不難發現三種類型偉大的經濟學家：一種是在主流經濟學的發展中起到中流砥柱作用并有開創之功的學者，比如亞當·斯密、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等，他們是主流經濟學中影響深遠功績卓著的人物，引導著經濟學話語的潮流和學術研究的范式，并在經濟學的發展歷史中起著無可比擬的革命性的作用；第二種是一些技術型的經濟學家，這些經濟學家的貢獻在于他們以自己的智慧和知識背景完善了經濟學的分析工具，確立了主流經濟學研究的主要數理方法和邏輯體系，比如瓦爾拉、希克斯、薩繆爾森，他們的分析方法已經通過無數的教科書而融入經濟學的發展長河中，滲透進無數經濟學的初學者和經濟學家的頭腦中；第三類經濟學家可以被稱為“另類”經濟學家，他們或者對獨特的研究視角和研究對象情有獨鐘，從而拓展了經濟學研究的疆域，開辟了嶄新的經濟學研究分支，或者在研究范式上迥異于主流學派，從而以自己富于個性的思想和學術風格在經濟學說的歷史中確立了自己的獨特地位。這些個性鮮明卓然不群的經濟學家中，有馬克思、凡伯倫、熊彼特、哈耶克、加爾布雷斯、布坎南、諾斯、貝克爾和森等。這些在經濟學說史上另類（或者說異端，當然人們對于異端或者另類的標準并沒有一致意見）的經濟學家，現在已經成為經濟學發展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些思想正在或已經開啟了經濟學的某種主流思潮。以經濟學說史的眼光來看，假如我們足夠冷靜和客觀的話，我們就得承認，這三類經濟學家在經濟學的發展中都是不可或缺的，而尤其值得指出的是，那些另類的經濟學家，他們展現了經濟學理論發展的多元特征和無窮的多樣性，顯示了經濟學家在許多領域的創造力和滲透力，也昭示著經濟學與其他學科不斷整合的歷史趨勢；他們增加了經濟學作為一種知識體系的豐富性，拓展了經濟學的視野，在經濟學理性主義和工具主義的傳統中浸入了經濟學家的人文關懷和歷史眼光，這是“另類經濟學家”對于經濟學的貢獻與價值所在。

如果我們想判斷一個“另類經濟學家”的價值的話，也許最合適最突出的例證是馬克思。這個深諳德國古典哲學傳統的經濟學家，以自己的獨特的邏輯力量和犀利的批判性語言揭示了資本主義這一歷史制度的運行特征，“在理解資本主義制度的驅動力和各參與力量之間的緊張局勢方面，無人能與馬克思相提并論”，因而“馬克思必將與亞當·斯密和約翰·梅納德·凱恩斯一起，并稱為經濟學歷史上的三位巨匠”，盡管這三位經濟學家的理論存在著根本的歧見和沖突。馬克思的經濟學充分顯示了一個經濟學家（當然馬克思并不僅僅是經濟學家）在引導和影響學術范式和意識形態從而在左右社會思潮方面所能達到的廣度和深度。無論后代的經濟學家對馬克思有多少批判性的反思，他作為經濟學歷史上的一個極其獨特的革命性人物以及他貢獻給這個學科的思想資源，都是學術史所必將銘記的。與馬克思同時關注資本主義制度和工業時代弊端的還有美國20世紀初的著名經濟學家凡伯倫，這個行為怪僻離奇、思想獨特卓絕的經濟學家，在其他主流派的經濟學家遵循著經典的經濟學理念進行他們的研究的時候，他卻關注制度的變革和演進，斷然否定經濟學中流傳已久的理性人的假說，并將其他社會科學的豐富思想引入經濟學來研究人類行為。正如有學者指出的：“凡伯倫是美國20世紀初最著名的幾位經濟學家之一。他把從其他社會科學中汲取的知識引入經濟學，并試圖通過這種方式拓展經濟學。更具體地說，他闡明了習慣、文化以及制度如何塑造人類行為，以及人類行為的變化怎樣影響經濟。正是由于上述研究成果，凡伯倫成為經濟學制度學派的智慧之父。”這是對這位離經叛道特立獨行的經濟學家的公允的評價。

我要說的第三位帶有“另類經濟學家”印記的學者是哈耶克，盡管在貨幣、商業循環和資本理論方面的純經濟學成就上，哈耶克完全能夠躋身于一流經濟學家的行列，但是他的最引起知識界轟動和爭議的成就卻是在政治哲學與社會哲學方面。40年代以來，“哈耶克主要以一位法律和政治哲學家以及一位尖銳的對經濟計劃和經濟統制的理智批評家而聞名于世”，他的經濟學家的身份反而在逐漸淡化，有些學者對此評論說：“哈耶克在學術上的主要成就是重新使經濟學成為社會科學的主要部分。”在1941年他的全面論述經濟理論的著作《資本純理論》（ThePureTheoryofCapital）出版后，他由衷而坦然地感嘆：“我對（經濟學）純理論有些厭倦。我寫作《資本純理論》的4個年頭里是非常艱苦的。”此后，他的主要精力轉向政治哲學、法律理論和思想史的研究，并在這些領域取得巨大的成就，其影響遠遠超出經濟學領域，成為一位劃時代的思想巨匠。從正統的主流經濟學的觀念來看，哈耶克的名作《通往奴役的道路》（TheRoadtoSerfdom,1944）的論證范式和學術價值是值得懷疑的，因而這部后來聲名大噪的著作在當時的學術界卻連遭非議，幾乎到了“聲名狼藉”的地步。這種受主流經濟學家排斥的命運直到70年代才有所轉機，作為凱恩斯的反對者，哈耶克東山再起，再次被主流經濟學界所接納并奉為神明。經濟學界對于哈耶克態度的這種變化從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評審委員會稍顯夸張和吹捧的評語中就可以看出：“鑒于哈耶克作為在經濟學界自亞當·斯密以來最受人尊重的道德哲學家和政治經濟學家的至高無上的地位……”云云。哈耶克經歷了一個典型的“另類經濟學家”的典型命運：先是從“主流”的經濟學研究轉移出來而投入廣泛的社會科學的探索，成為“邊緣”的經濟學家，然后在經濟學“邊緣”獲得巨大的思想成就（也遭受廣泛的爭議和攻擊），然后在經受了歷史考驗之后重新受到主流經濟學的認同和尊崇，從而再次成為“主流”。加爾布雷斯也許是受到非議最多的經濟學家，他在經濟學界所贏得的聲譽與遭受的毀謗幾乎同樣令人印象深刻。作為先進工業國家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問題的重要評論家，加爾布雷斯成為當代最著名的學者和最有影響的批評家之一，他的四部著作（《美國資本主義》、《豐裕社會》、《新工業國》和《經濟學與公共目標》）引起思想界和大眾的普遍關注與爭論。加爾布雷斯在方法論上是獨樹一幟的，他運用歷史的和演進的方法研究經濟現象，他相信，“行為和感覺要在它們的文化和制度環境的結構中得到理解，這一信條促使他以相互約束和機能主義的方式建立一種神圣的綜合分析”。這種信念影響了他的寫作方式，他屏棄了正統的經濟學家的論述模式，而代之以更有震撼力和說服力從而也更加容易被思想界接納的方式來闡述他的犀利觀點。有評論說：“加爾布雷斯改變了人們的信條，進而改變了他們的社會；他獲得了極大的成功，這不僅由于他論點的力量，而且因為提出論點時的極強的表達能力、詼諧和能夠被接受的方式”。作為主流經濟學的不懈的嚴厲的批評者，加爾布雷斯譏諷經濟學家們只是關注于數理分析而不關注現實的經濟社會的“白癡專家”，這些尖銳的批評激起經濟學家主流集團的強烈反感和抵制，許多經濟學家反唇相譏，稱加爾布雷斯并不是經濟學意義上的經濟學家，甚至根本算不上經濟學家。但是盡管如此，加爾布雷斯以其獨特的理論魅力和論證方式，證明了經濟學在影響公眾和社會信仰方面所能達到的力量，因此，“低估他對經濟學作出的特殊貢獻和對社會科學的一般貢獻，將是錯誤的。”

另類經濟學家的例證還可以舉出很多。比如貝克爾，他將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引入廣泛的人類行為研究領域，拓展了經濟學的研究范圍，成為名副其實的“經濟學帝國”的創立者，顯示了觀察非市場性人類活動的新的研究手段和嶄新的視角，堪稱20世紀末最有創造力和影響力的經濟學家。比如布坎南，盡管他并沒有用數理方法研究經濟學從而受到許多正統經濟學家的蔑視，但是他將政治概念引入經濟學，其公共選擇理論的政策影響“超過了20世紀后期除弗里德曼以外的任何經濟學家”，贏得學術界的普遍推崇。比如阿馬蒂亞·森，他對于許多經濟學的傳統信條進行了強有力的批判，迫使經濟學家對人類行為的動因進行理論反思，他對道德哲學的關注呼應了古典經濟學的終極關懷的訴求，部分地影響了現代經濟學家們審視經濟現象和人類行為的視角，這些成就，足以使得森在世紀交替的經濟學家中占據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地位。

在經濟學的歷史上活躍著的許多“另類經濟學家”，盡管毀譽參半，盡管命運多蹇，但是只有他們才會因為獨特的理論個性而進入學術史的“記憶”。“主流”和“邊緣”之間的攻擊和爭斗是徒勞的，只有歷史才可以評判一切思想的最終價值。“另類經濟學家”是經濟學內在活力和創造力的象征。他們對傳統經濟學的超越和批判正是經濟學得以更新的重要推動力量。處于“邊緣”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了經濟學家所應有的激情和對于這個世界的關懷。正如一位自稱處于“邊緣”經濟學家地位的學者所說的：“‘邊緣’是一種生活方式，是一種‘非主流’的生活方式。假如一個社會里面所有的人都局限于‘主流’的生活方式，那么，這個社會的創造力和生命力的源泉遲早要枯竭。”我想，“另類經濟學”的價值也在于此。

編者按：本論文主要從制度分析的整體主義思想的淵源；制度分析的整體主義方法論的內容；制度分析的整體主義方法論的局限性等進行講述，包括了比較系統的整體主義思想是伴隨著近代科學的發展而逐步形成的、制度分析的整體主義方法是與個人主義方法對應的范疇、制度分析的整體主義方法論的根本局限性表現在唯心史觀和形而上學思維上等，具體資料請見：

論文摘要：通過對制度分析的整體主義方法的淵源、內容等的闡釋，揭示了這一方法的本質及其局限性，認為把馬克思經濟學的制度分析方法簡單歸結為整體主義方法是不科學的。

論文關鍵詞：老制度經濟學；方法論；整體主義；個人主義

制度經濟學有兩個典型學派，即以科斯、諾斯等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NewInstitutionalEconomics)派和以凡勃倫、康芒斯等為代表的老制度經濟學(OldInstitutionalEconomics)派。他們都以制度分析為核心，以人和制度的關系為主線，對制度的起源、變遷及其對經濟的影響展開分析。但在方法論上，他們被認為是截然對立的，前者被歸結為個人主義方法，后者被認為是整體主義方法。由于對制度分析方法的這種二分法，國內外一些研究者在分析馬克思的制度理論時，也往往籠統的或者將其歸結為個人主義方法，或者將其歸結為整體主義方法。筆者認為這兩種歸結都是對馬克思經濟學分析方法的誤解。

事實上馬克思對制度的分析方法既不能簡單認為是整體主義，也不能歸結為個人主義，他的根本方法是唯物辯證法。為什么馬克思的制度分析方法不能簡單歸結為整體主義或個人主義?要說清這個問題，必須對個人主義和整體主義方法的綱領和實質有一個清楚認識，這是對制度經濟學深入研究的必要前提。對于制度分析的個人主義方法論與馬克思方法論的區別，筆者已有探討。因此，本文將集中探討整體主義方法論的由來、特征、方法論本質及其局限性。

一、制度分析的整體主義思想的淵源

摘要：通過對制度分析的整體主義方法的淵源、內容等的闡釋，揭示了這一方法的本質及其局限性，認為把馬克思經濟學的制度分析方法簡單歸結為整體主義方法是不科學的。

關鍵詞：老制度經濟學；方法論；整體主義；個人主義

制度經濟學有兩個典型學派，即以科斯、諾斯等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NewInstitutionalEconomics)派和以凡勃倫、康芒斯等為代表的老制度經濟學(OldInstitutionalEconomics)派。他們都以制度分析為核心，以人和制度的關系為主線，對制度的起源、變遷及其對經濟的影響展開分析。但在方法論上，他們被認為是截然對立的，前者被歸結為個人主義方法，后者被認為是整體主義方法。由于對制度分析方法的這種二分法，國內外一些研究者在分析馬克思的制度理論時，也往往籠統的或者將其歸結為個人主義方法，或者將其歸結為整體主義方法。筆者認為這兩種歸結都是對馬克思經濟學分析方法的誤解。

事實上馬克思對制度的分析方法既不能簡單認為是整體主義，也不能歸結為個人主義，他的根本方法是唯物辯證法。為什么馬克思的制度分析方法不能簡單歸結為整體主義或個人主義?要說清這個問題，必須對個人主義和整體主義方法的綱領和實質有一個清楚認識，這是對制度經濟學深入研究的必要前提。對于制度分析的個人主義方法論與馬克思方法論的區別，筆者已有探討。因此，本文將集中探討整體主義方法論的由來、特征、方法論本質及其局限性。

一、制度分析的整體主義思想的淵源

“整體主義”(Holism或Wholism)作為一種思想，有著悠久的歷史和豐富的內容，對它進行全面考察是困難的。正如對整體論思想頗有研究的美國學者菲立普指出的“要從文獻中找出關于整體論中心思想的明晰表達是異常困難的，而對這些思想的評價也存在著相應的困難。”基于此，本文只從對經濟學方法論產生影響的視角對整體主義思想加以考察整體主義思想是與個體主義思想相對而言的，它最早可以追溯到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關于“一般”和“個別”的論述，其中，柏拉圖的“理想王國”就是用整體思想構建的。到了中世紀，整體與個體之間的關系演變為經院哲學的“實在論”和“唯名論”兩種思潮。實在論者認為，整體先于個體而存在；而唯名論者則認為，只有個體才是真實的存在。盡管這種爭論是為了論證教權與皇權哪個更高的問題，但無形中卻對后來的整體主義與個人主義思想的形成產生了影響。

[摘要]福利經濟學是一門研究如何增進社會福利的西方經濟學分支，社會救助是社會保障的重要子系統，對解決貧困人口的基本生活問題以及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經濟發展至關重要。探尋社會救助制度的福利經濟學思想來源和精神基礎，使社會救助制度改革可以從福利經濟學各代表人物的思想中汲取營養，取得更好的政策效果。

[關鍵詞]福利經濟學；社會救助

一、引言

福利經濟學是一門研究如何增進社會福利的西方經濟學分支，主要研究如何進行資源配置以提高效率、如何進行收入分配以實現公平以及如何進行集體選擇以增進社會福利。社會救助是指公民因各種原因導致難以維持最低生活水平時，由國家和社會按照法定的程序給予款物接濟和服務，以使其生活得到基本保障的制度。一個真正具有生命力的制度不僅僅是一個技術設計完美無缺的制度，更重要的是把握住它的思想來源和精神基礎。社會救助制度的設計與實施，從福利經濟學的角度來說，就是要在公平和效益的博弈中最大程度地改善窮人福利的問題。在福利經濟學的歷史演進中，我們要汲取思想營養，為社會救助制度的設計提供理論指導，并在實踐中對社會救助的實施提供價值規范。

二、福利經濟學歷史演進中的主要思想

傳統經濟學對福利經濟學的思想都追溯到邊沁的功利主義上，而真正意義上將福利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來看待，并首次建立了福利經濟學理論體系的是庇古在1920年出版的《福利經濟學》。二戰結束后，一大批福利經濟學家的出現和大量的福利經濟學文獻的出版，極大地拓寬了福利經濟學的研究領域與內容。因此，經濟學界一般將福利經濟學的發展分為新舊兩派。舊派以英國庇古為代表，新派導源于意大利著名經濟學家帕累托，為英國的卡爾多、希克斯與美國的勒納、薩繆爾森等所倡導。

摘要：新制度經濟學理論范式已然成型，其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逐步滲透到經濟學各領域，并悄然成為經濟學界不可或缺的重要常識之一。我國開設和研究新制度經濟學課程起步較晚，在教學內容與教學方法上均存在諸多缺陷與問題。要有效提升新制度經濟學的教學質量，必須依據其內容龐雜抽象以及理論性強且爭議不斷之典型特征，從教材選用與教師講授兩個層面入手，全面整合、梳理與變革教學內容，同時全方位與深層次推進案例教學法、文獻閱讀法與問題教學法，構建啟發式教學、參與式教學和討論式教學等各種教學方法有機結合的多元互動教學體系。

關鍵詞：新制度經濟學；教學障礙；創新路徑

一、新制度經濟學在經濟學教學中的地位及作用

新制度經濟學的源頭可以追溯到科斯1937年的著作《企業的性質》，而其興盛則始于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新制度經濟學致力于考察制度非中性環境下如何實現制度分析與新古典理論的耦合。它在放寬新古典經濟學前提假設的同時，采用了新古典經濟學的邊際分析、均衡分析等方法來研究制度問題，努力把制度分析納入到主流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之中，并引入了以交易費用和產權等概念、研究視角為內核的理論體系，對現實經濟世界具有較強的解釋力，所以又被稱為“真實世界的經濟學”，這區別于抽象掉制度因素的新古典經濟學，后者由于脫離現實世界而被稱為“黑板經濟學”。由此，新制度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逐步滲透到經濟學各領域，并悄然成為經濟學界不可或缺的重要常識之一。可以說，在學派林立，學術觀點異彩紛呈的學術界，以制度為主題和標簽的“思維范式”已然成型。尤其值得關注的是，1991年、1993年和2009年新制度經濟學的三位重要代表人物科斯、諾斯和威廉姆森先后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這無疑提升了新制度經濟學的全球影響力。新制度經濟學的獨特視角和理論范式契合了轉型國家的理論需求。20世紀80年代末，以交易費用、產權、契約、企業、制度變遷理論為核心的新制度經濟學開始傳入我國并得到迅猛發展，以其理論方法研究我國在改革開放進程中，如何加快政府職能轉變、經濟體制轉軌、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等熱點問題愈演愈烈。在此背景下，高校全面傳授新制度經濟學別具一格的理論觀點、研究視角、分析方法勢在必行。所以，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新制度經濟學一直被列入我國高校教學計劃之中，成為國內多數高校經濟管理類專業的一門重要的主干課程，有的高校還設置了新制度經濟學碩士點或博士點。[1]在教學實踐中，新制度經濟學的講授有助于學生運用其理論解釋與分析中國經濟現實問題，以及深度參與經濟學理論研討和撰寫學術論文，進而不斷提升自身的專業素養與思維能力。

二、我國新制度經濟學教學過程中的主要障礙

作為一個興起僅半個世紀的經濟學新分支，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尚未成熟。而且，我國開設和研究新制度經濟學課程起步較晚，所以各高校在該課程的教學內容、教學方法上均顯露出諸多局限性與缺陷。

一、引言

關于經濟增長原因的研究，古典經濟學家非常重視。亞當·斯密（AdamSmith）在《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簡《國富論》，1776）中將經濟增長的原因歸于三個方面：自由市場、勞動分工和新機器形式的技術進步，即“三大定理”。對于亞當·斯密而言，市場競爭在資源配置時能將社會福利最大化，勞動分工、技術進步對提高生產率有重要的進步作用，三個方面是經濟增長中缺一不可的。隨后李嘉圖（DavidRicardo）、馬克思(KarlMarx)、恩格斯(FriedrichEngels)等經濟學家也研究了經濟增長的原因。然而，在19世紀下半葉，新古典經濟學派出現以后，該學派就不再把經濟增長的三個方面視為重要問題，而轉而去描繪亞當·斯密的第一個思想（競爭市場的作用），并選擇了效用函數、無規模報酬的生產函數這種最簡單的數學工具（楊小凱，1996），而建立的這一模型卻與斯密的第二個思想（勞動分工的作用）、第三個思想（技術進步的作用）是相沖突的。進入20世紀初，出現了兩位偉大的經濟學家研究斯密的第二個思想和第三個思想。美國經濟學家揚格（A，Young）和熊彼特(JosephSchumpter)分別提出勞動分工、規模報酬為基礎的經濟增長理論（1928）和以創新為基礎的創新周期經濟發展理論（1912），但是經濟學的發展中，人們普遍接受了新古典經濟學理論，以至于在20世紀內，新古典經濟學理論占據統治地位。事實上，美國在20年代30年代后的經濟增長與新古典經濟理論是相沖突的，這使許多經濟學家大傷腦筋。這一矛盾不但使新古典經濟學派修改原有的理論，也使以勞動分工與組織演進為基礎的制度經濟學派（發展為新制度經濟學派）及技術創新學派迅速發展，經濟學家又開始重新思考現實的經濟增長原因。至今開始出現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趨勢。

二、新古典經濟學的修正：索洛模型

新古典經濟學是以英國經濟學家阿弗里德·馬歇爾（AlfredMarshall,1842—1924）為創始人，他在19世紀90年代出版的《經濟學原理》（1890）一書中，提出了把供求論、邊際效用論、生產費用論等融為一體的經濟學體系以及均衡價格論、價值論、分配論、局部均衡論、需求彈性、供求彈性等理論體系。這一理論從生產函數和利潤最大化假定導出供給函數，從效用最大化導出需求函數，從供求相等條件導出協調個人利益的市場均衡，該理論最大的問題是生產函數。它在把市場競爭的功能形式化過程中，其生產函數效用函數理論框架使分工及專業化對生產率進步的作用變為與市場競爭不相容的東西了，同時忽視了技術進步對生產率的進步作用。如生產函數的公式為：Q＝f（K，L），其中Q表示產出，K是資本，L是勞動。這里開始，新古典經濟學派實際上只研究了斯密提出的經濟增長的三個原因的一個原因：市場競爭，而拋棄了斯密的另外兩個思想。從此出現了經濟理論與經濟現實的脫節。

二戰后，為了研究經濟的實際增長，經濟學家索洛（R，Solow）出版《經濟增長理論：一種解說》。索洛指出，增長理論應當描述或解釋經濟生活具有何種特征？它所作的描述究竟怎樣？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基于“一個講述得很好的模型必須能夠再現發達工業經濟增長的主要事實”（Solow，1957）的觀點，索洛設計了一種總量生產函數：

Q＝F（K，L，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