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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學生道德教育改革是我國高等教育的長期任務，也是強烈的現實訴求。道德教育內容單一與大學生興趣低迷之間的不良循環，教育途徑單一與生活情境脫離的“真空”環境，知行脫節與道德虛偽的必然結果共同形成了低效道德教育的整體風貌，也無可置疑地揭示出大學生道德教育改革的巨大現實壓力。與此同時，無論是作為道德教育直接對象的大學生，還是作為教育主體的高校，抑或是社會每一個普通家庭都有革新道德教育的迫切精神需求，無疑也為改革提供了強勁不竭的動力。

關鍵詞:大學生道德教育;現實壓力;精神需要;改革;動力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為建立適應多元、多樣、多變文化格局的大學生道德教育體系的嘗試不遺余力，改革成果日新月異，但這并不意味著改革的目標已經實現。事實上，德育實效性低下依然是橫亙于前的嚴峻事實，亟需通過改革予以突破。對改革的動力進行客觀、全面的解析則是破局之前的應然之舉。

一、低效的道德教育:大學生德育改革的現實壓力

(一)內容單一與興趣低迷

大學生道德教育實效性低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道德教育內容單一所致的興趣低迷是主要因素之一，究其原因不難發現:首先，政治教育代替道德教育的狀況并未全面改觀。改革開放后，我國在大學生德育內容上多次改革，努力與政治教育形成互動，又保持自身特色。2005年9月，完成了大學德育課程的第3次大調整，加入了科學發展觀和社會主義榮辱觀，形成了本科教育階段的4門主干德育課程，即《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概論》、《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概論》、《思想道德修養和法律基礎》、《中國近現代史綱要》。然而，從課程數目比例上看，政治類課程占據總數的一半，剩余的2門課程《思想道德修養和法律基礎》、《中國近現代史綱要》雖然涉及道德內容，但總體上依然以思想政治教育為主，大學生道德教育回歸生活、指導生活、構建幸福生活的意蘊沒有得到充分展示。其次，實踐育德形式化，配套考核不足。馬克思曾在論證實踐與道德觀念的養成的關系時指出:“人們自覺地或不自覺地，歸根到底總是從他們階級地位所依據的實際關系中，從他們進行生產和交換的經濟關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觀念?！保?］一言以蔽之，實踐產生道德觀念。所以，2004年頒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見》第五部分“努力拓展新形勢下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徑”中特別提出“深入開展社會實踐”，要求各級黨委和政府、高校以及全社會為大學生社會實踐提供保障，探索建立大學生社會實踐的長效機制。然而，實踐效果依然流于形式，大學雖然設立了實踐學分，但因為不是專業學分，不在課堂考核，致使大學生注重專業分數而忽視社會實踐的德育學分。同時，“實踐育德”尚未登堂入室成為大學生德育課堂的座上賓，道德知識的講授仍然是德育課堂的主角，僅僅依靠每年暑期的“三下鄉”和不定期的志愿者活動以及慰問弱勢群體來建構大學生的道德價值觀難免捉襟見肘。更何況這種“實踐”與社會之間的聯結非常松散，沒有法律約束，也無明確化、長期化的資金和制度保證，實踐過程中的動態評估與實踐后的效果總評既沒有校方的全程細化跟進，也沒有社會接收方的及時精準反饋，基本上由大學生自己完成，實踐育德的效果自然是不如人意。最后，價值判斷教育缺失，難以激發大學生的道德學習熱情。夸美紐斯曾言“德行是由經常做正當的事情學來的?！保?］那什么才是“正當”和“非正當”，是否存在一種情境下是“正當”的，而在另一種情境下又是“非正當”的情況?大學生何以應對?這需要在生活中運用道德價值判斷及時辨析。所以，陶行知才說:“……從生活中發生出來的困難和疑問才是實際的問題;用這種實際的問題來求解決，才是實際的學問。”［3］然而，大學的德育課堂上難覓價值判斷教育的蹤跡，無論是教材中體現生活情境的道德兩難沖突，還是教學方法中的一對一辯論，道德兩難情境模擬訓練等等激發大學生學習興趣的方法都少有出現，難以激發大學生的學習興趣。

(二)途徑單一與生活情境脫離

德育途徑單一是必須正視的另一缺陷。我國大學生道德教育主要依靠學校完成，而大學完成德育的途徑基本是課堂教學，雖然道德教育和社會實踐相結合的教育理想一直存在，但卻難以在德育過程中占據主導地位，由此形成高校只通過課堂教學進行德育教育的單一途徑，不但壓制了道德教育的應有活力，還引發了大學生的反感情緒。事實上，完全可以把諸如“攙扶老人的道德兩難事件”引入課堂教學，激發大學生的道德思考，把“托舉哥”、“最美村官”、“最美鄉村醫生”、“最美孝心少年”、“最美大學生”等草根善舉作為道德榜樣來學習，讓德育方法與價值判斷結合，能夠“接地氣”，這遠比周而復始地進行道德知識灌輸更有意義。除此之外，大學生道德教育遠離生活情境一直都是我國道德教育的硬傷。盡管大學的德育課堂不能完全復制社會中的生活實踐，但把生活情境因素遷移到課堂教學中則是完全可能的，讓大學生通過親身體驗感受到道德并非只有原則規范那般生硬冰冷，還有脈脈溫情和大無畏的社會正義，這也就是生活賦予道德的真實意義。所以陶行知才說:“教學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們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學。……先生拿做來教，乃是真教;學生拿做來學，方是實學。不在做上用工夫，教固不成教，學也不成學?！比狈M向的國際交流借鑒也是我國大學生道德教育亟待改進的問題。目前，高校的交流借鑒主要還停留在專業學科和人才交流層面，直接涉及大學生道德教育的少之又少。如此一來，不但可能因為對域外優秀德育資源的不了解而形成浪費，還會助長學校閉門造車的“熱情”。尤其是多元文化時代的信息流通并不以國家地域為界，大學生通過網絡可以暢游世界，自然也可以得到海外道德教育的進展情況，難免會進行比較，落差自在心中，要解決這一問題，必須以更開放、自信的胸懷放眼世界，積極吸納海外優秀的德育經驗和成熟做法，與時俱進，不落他國之后。

(三)知行脫節與道德虛偽

道德教育體系的固有缺陷加劇了大學生的知行脫節。眾所周知，道德的本質是價值觀，是內在于心的規范性力量，它起源于生活實踐中的頻繁交往，在互通有無的過程中最終形成了結合需要、動機、情感、意志和行為于一體的穩定約束力。所以孔子才說“力行近乎仁”［4］，王陽明則也對知和行的關系做出清晰界定:“夫學、問、思、辯、行皆所以為學，未有學而不行者也?！保?］生活實踐是道德形成的必需土壤，道德是生活實踐的形而上觀念和文化表征，如果強行割裂道德與生活實踐這對知行關系，結果必然是道德因為抽離了生活實踐變成了曲高和寡的“精神花瓶”，生活實踐也因為沒有了道德的約束而步入失序的漩渦。當前我國大學生道德教育體系就存在這樣的問題，投射在德育效果上就演化成了大學生道德知識的豐富與道德行為缺失之間的巨大反差，道德虛偽習以為常。也許杜威的觀點可以讓我們有所啟發:“我認為現在教育上許多方面的失敗，是由于它忽視了把學校作為社會生活的一種形式這個基本原則。”［6］知行脫節的教育模式只能培養出知行脫節的大學生，消除當下的模式缺陷，可行之策在于通過改革創新讓生活實踐成為大學生德育資源，令社會承擔應有的道德教育責任，使大學德育徹底融入社會生活，還原道德教育的實踐本色。與此同時，低效的道德教育體系也助長了大學生的道德虛偽。由于脫離行為實踐的道德認知變成了純粹的知識，實踐本身也會因為缺乏道德認知的價值引導而陷入迷失，所以二者脫節的德育方式會令大學生把道德教育的唯一意義視為考試分數，考試完成后隨著記憶的消退，道德知識也就不再被重視，難以內化為道德價值觀。審視這些大學生，不能說對他們沒有進行過道德教育，相反，他們記憶的道德知識超過大多數人，但陽奉陰違、隨波逐流、自私自利等虛假的道德行為卻層出不窮，根本原因還在于知行脫節的低效道德教育體系。

二、道德精神的需要:大學生道德教育改革的心理動力

(一)大學生:道德教育改革的期待者

忽視大學生道德發展的精神需要是造成當前德育實效性低下的最深刻的原因。馬克思認為是“人類生存的第一個前提”和“一切歷史的第一個前提”，“他們的需要即他們的本性。”［7］除此之外，需要作為人類的基礎心理元素，它也是行為產生的原動力。大學生自身的道德精神需要就是他們對道德理想的期待和自覺轉化為道德行為的原動力，如果這種道德需要沒有得到滿足，履行責任和義務的道德良知就難以有效轉化為道德行為。最好的德育一定是有“人”的地位，反映實際心理需要，解決實際問題的道德教育。生活中，大學生的道德需要并沒有因為被忽視而消失，比如說有人落水時會有大學生奮不顧身舍身相救;有人搶劫財物時，大學生們會群起捉賊;有辱華行為發生時，大學生則據理力爭，嚴加駁斥;災難來臨時，他們也會奔赴一線，奮勇救災，甚至獻出年青的生命。只是這類源自生活、極具生命力的道德需要在我國大學生道德教育過程中長期被忽視，正因為如此，大學生對改革當下德育模式的期望才是如此強烈。一同被忽視的還有道德情感。先秦著作《墨子》中就已經有了“為，窮知而縣(同懸，系也)于欲也”的觀點，即一個人的行為既要窮知，也要聯系情感，抽離情感的人就是行尸走肉，毫無生命可言，大學生德育也是如此，沒有道德情感的介入，德育實效性無從談起。考察當下德育模式可以發現，忽視大學生道德情感的模式主要集中在三個方向。首先，大學德育課程中鮮有反映道德情感的具體內容，與情感有間接關系的素材零散見于中國近現代史的愛國主義教育內容中，愛國主義道德情感與日常生活中道德情感的外延和內涵均有差異，是特定境遇下的情感表現，二者不能相互替換。其次，德育途徑沒有涵蓋大學生道德情感。由于當前德育途徑退化成了德育課堂教學一種渠道，加之延續已久“教師講，學生聽”的單向模式，無力激發大學生的參與熱情。再有，大學德育課堂上教師與學生基本處于情感“零交流”狀態，乏味的德育內容使大學生和教材之間無交流，單一的德育途徑令大學生難以產生情感認同，而教師和學生之間各行其是的授課狀態讓情感“零交流”成為常態，教師的乏力、無奈與大學生的“麻木”之間悄然形成一種可怕的“平衡”，在看似“一切安好”的課堂秩序中扼殺的是大學生的情感活力和教師的授課熱情，長此以往，兩敗俱傷的德育模式終讓道德情感的升華成了“海市蜃樓”，也進一步強化了大學生對改革德育模式的渴望。

(二)家庭:道德教育改革的期盼者

家庭是向大學生提供情感紐帶和心理支持的重要社會力量。德育實效性的高低會直接影響到家庭對幸福感的體驗，道德教育如何讓他們的子女習得堅定的道德價值觀，掌握價值判斷的精神利器，抵御個人主義、享樂主義、虛無主義的無形侵蝕，構建自我的幸福人生等等，大學生家庭普遍對學校寄予厚望。“望子成龍”一直以來都是中國家長的固有心態，子女學業則是家庭關注的焦點，甚至是家庭整體幸福感的風向標。農村家庭中，此類現象尤為普遍，因為子女成為一名大學生是全家光宗耀祖的大喜事，子女在學校里的學業成績、生活狀態、道德品行和未來就業給家庭帶來的影響既現實又深遠。父母期待大學道德教育能把子女培養成德才兼備、令人羨慕的棟梁之才。不可否認，目前的德育模式還很難實現家長的期待，此起彼伏的大學生失德行為卻已經讓家庭感受到子女道德品行的嚴峻形勢。近些年發生在大學生身上的失德事件就足以令人乍舌，考試作弊、破壞公物、辱沒師長此類的失德事件已經讓家長蒙羞，但尚可歸結為大學生成長中的錯誤，但“富二代”、“拜金女”，欠貸不還，、吸毒甚至殺害室友就遠遠超出了社會的一般心理接受程度，而對背后的家庭而言絕非蒙羞這般簡單，還有隨之而來的社會輿論，沉重的經濟負擔和揮之不去的心理傷痛。德育內容若能“接地氣”，講授與人為善、與社會為善、珍愛生命的“愛”的教育，大學生能從中習得價值判斷的理念和技巧，轉化為道德行為，興許令家庭心碎、社會震驚的道德失范行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以避免。另外，大學生就業是影響家庭整體幸福感的另一主因，大學畢業生中的“啃老族”嚴重制約了家庭的整體幸福感，就業難的主要原因除了學科結構、社會容納崗位的制約外，道德價值觀扭曲和誠信缺失則是兩個重要的隱性因素。比如，大學生編造虛假簡歷、捏造獲獎證明的事例不在少數，還有的與用人單位簽訂就業協議后肆意毀約，造成就業崗位的浪費和社會形象的損毀。凡此種種，都在影響他們的實際就業態勢，而且此類現象的積累、發酵和擴大又持續禍及下一屆大學生的整體就業，最終受到影響的不僅是本人，還有所在家庭，而這也是家長對建構道德教育新模式的長期心理動力。

(三)高校:道德教育改革的期待者和助推者

高校作為大學生德育改革的當事方，對道德教育的低效有著長期的實際感悟，他們對改革德育模式的愿望之強烈并不亞于大學生，他們既是道德教育改革的期待者也是助推者，但受制于我國現代大學制度尚未完全建立，高校并不擁有充分的辦學自主權，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德育改革的進度。原教育部長袁貴仁就曾指出:“現在高等教育存在的主要問題不是某個學校、某個人的問題，說到底是體制機制問題，即制度問題。……建立現代大學制度，是新時期高等教育改革的方向，發展的必然要求?！薄艾F代大學制度的核心是在政府的宏觀調控下，大學面向社會，依法自主辦學，實行民主管理?！保?］目前，消除大學德育改革的內部羈絆因素尚需時日，已有的改革只在課程教學和校園實踐層面有所進展。比如，為增加德育課程的豐富性，不少大學開展了通識教育課程的摸索。為求形成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增設了以中國傳統文化為核心的通識課程，明確了畢業生取得學位所需的最低通識課程學分，猶如陣陣清風吹動了大學生德育心弦。2005年復旦大學率先在全國成立復旦學院和通識教育研究中心，東南大學1998年就開始進行人文通識教育，2007年出版《人文通識演講錄》，西南大學的“重讀名著”課程以及中山大學的通識教育都受學界好評，起到了對大學生德育“側位補缺”的作用。在增設通識教育課程的同時，強化思想政治課教師的教學水平和政治輔導員、班主任的服務意識，力倡通過考核促進大學德育評估模式的改革。另外，提升校園實踐的廣度和力度。由高校團委牽頭，督導各類高校社團組織的校園實踐活動，以主題晚會、人文講壇、學術大賽和勤工助學為線索，擴大學生涉入實踐的層面，力爭實踐能力的提高。高校目前能夠拓展的德育改革空間非常有限，如若要全面提升大學生的道德判斷和行為能力則不僅需要“接地氣”的德育體系，還需要與社會不同機構、組織實現“無縫對接”，必然要求大學得到更多的自主權力，而這也是大學作為當事方期待德育模式改革的心理訴求所在。令人欣慰的是，一些高校已經開始在自身權限內扮演了大學生道德教育改革創新的積極助推者角色，目標直指大學生道德責任意識和道德實踐能力的培養，成果可圈可點。比如，肇始于2014年3月的南昌大學學生“自主保潔”事件就引起了全國高校的熱議，直至9月以“幫昌大校長上頭條”的形式達到最高潮，為何這項為了增強大學生責任意識，突顯自我道德教育的改革舉措在贏得兄弟院校掌聲的同時，也面臨著宿舍垃圾成堆，無人清掃的尷尬?這場吸人眼球的交鋒表面上看是大學生和校方的“保潔”之辨，本質上卻是怎樣培養道德能力的德育模式之爭，交鋒中既有校方推行德育改革的殷切之情，也有大學生對突如其來改革的驚詫與不適應，還有“自主保潔”和社會化后勤服務之間的理論拮抗。無論怎樣，這場論辯的意義就在于它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德育體系改革的可能方向，以及對博弈雙方“螺旋式”進步的熱切期待。

(四)社會:道德教育改革的間接受益方

當代社會既是道德紅利的受益方，也是大學生道德教育改革的動力來源。毫無疑問，具備優秀道德素養的大學生是社會繁榮發展的堅實力量，只有構建適應新形勢的大學生德育體系才能不斷提高他們的道德培養水平，積累更多的道德“正能量”，保障社會從中長期受益。盡管不斷有大學生失德的負面新聞曝出，讓全社會對他們的道德素養憂心忡忡，比如“80后”獨生子女大學生還曾是“垮掉的一代”經典代表，如今“90后”大學生已經登上歷史的舞臺，“富二代”、“拜金女”、“火星人”又成了他們新的文化符號。然而，不容否認的是，從這些大學生中也走出了耳熟能詳的道德模范徐本禹、洪戰輝、舍身救人的長江大學“三義士”以及扎根新疆喀什的女大學生志愿者馮卓怡，還有那些不能忘卻的在汶川、玉樹大地震中奮勇助人的青年學子們，正是一個個“他們”構成了今日社會的道德“正能量”，猶如道德高地上的“風向標”，向社會昭示道德良知的精準方向，指引更多人邁向道德的康莊大道?？梢韵胂螅绻軌蚣皶r有效地構建大學生德育新模式，培養出道德素養過硬的莘莘學子，便能在重構社會道德脊梁，凈化社會道德風氣的路上走得更遠、更好，對促成人與人、人與自我、人與社會和諧局面的早日形成大有裨益。除此之外，改革道德教育還有助于培養德才兼備的國際化人才，如果說大學生是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的智力資源和升華社會道德環境的寶貴力量，那么培養大學生道德品行的德育模式就是社會道德進步的“隱性發動機”。眾所周知，社會的長期發展，需要以持續、強勁的經濟為基礎，而經濟的發展不僅需要大學生的智力資源，還需要他們的道德能量。因為社會的全面發展遠不止經濟一個層面，還有制度的民主化，管理的科學化和內隱于社會的道德良知，這些都需要大學生未來從中駕馭，如果只以智力資源馭之社會，結果只會是人們富了口袋，窮了腦袋，虧了良知，“變成了綿羊，喪失了批判思考的能力，覺得自己軟弱無力，而且是消極被動?！保?］在這般喪失道德批判能力的境遇下離心背德之事就會前赴后繼地發生，最終會讓經濟建設的成就大打折扣，如果大學生作為未來建設人才心中始終有把道德良知的尺子，社會建設的成果會向高標準、高境界、高和諧度的方向發展，無論社會遭遇國內、國外何種風云突變的襲擾，社會都會因為有了凝聚人心的道德共識和逐日積累的道德軟實力而保證穩定發展與和諧共生，由此可見，道德教育和社會繁榮的互惠關系必然是支持改革大學生道德教育的持久心理動力。不難看出，當下大學生道德教育改革既有源于德育低效的現實壓力，也有來自大學生、家庭、高校和社會道德精神需要的強勁心理動力，兩種力量相互砥礪，共同構筑了改革的合力，而對其深刻剖析，逐一梳理不僅是前提條件，也是對道德教育改革本身的嚴肅回應。

作者:朱海龍 單位:廣東外語外貿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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