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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息消費向知識消費升級的特征及趨勢

信息消費是指消費主體在信息需求引導下，購買和使用信息產品及服務的總和，是信息消費主體將信息需求訴諸信息市場供給，從而實現獲取信息、認知信息內容及再生信息需求等環節所構成的社會活動［1］。由于信息消費對于推動國民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具有重要作用，得到了學術研究界和政策層面的高度關注。在學術研究中，眾多學者從信息消費的內涵特征［2］、過程結構［3］、環境因素［4］、發展評價［5］［6］等方面進行研究，為提升我國信息消費的質量及水平提供理論建議。在政策層面，黨中央及國務院多次頒布促進信息消費的政策文件。2013年8月，《國務院關于促進信息消費擴大內需的若干意見》中指出，“在全球范圍內信息技術創新不斷加快的背景下，信息領域新產品、新服務、新業態大量涌現，不斷激發新的消費需求，成為日益活躍的消費熱點”，并從國家層面明確了信息消費對于推動經濟增長、促進消費升級、產業結構優化以及民生改善方面的重要作用。2015年11月19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加快發展生活性服務業促進消費結構升級的指導意見》;2015年11月23日，國務院印發《關于積極發揮新消費引領作用加快培育形成新供給新動力的指導意見》;2017年5月，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再次提出“聚焦生活類、公共服務類、行業類等消費新領域及新型信息產品，推進信息消費升級”的發展方向①。在理論研究與政策支持的背景下，我國信息消費領域蓬勃發展，已成為推動國民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2016年，我國信息消費規模超過3．9萬億元②，同比增長超過21%。自2010年至2016年，我國信息消費規模的年均增速超過20%。在信息消費規模總量不斷擴大的同時，信息消費的質量不斷提升，結構不斷優化，并呈現由信息消費向知識消費升級的發展趨勢，主要特征如下。1．消費受眾對象的升級從我國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來看，自2006年開始，我國產業結構呈現長期優化的發展趨勢，第三產業占比持續上升，2013年首次超過第二產業。2016年，第二、三產業占比分別達到39．8%和51．6%。相對于第一產業，第二、三產業為相對技術密集型產業，產業占比提升的動因是勞動力素質結構的不斷優化。根據《國家人權行動計劃(2016—2020年)》的相關規劃，到2020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要達到10．8年。人口素質的提升不僅擴大了信息消費的受眾群體，而且通過生產和生活方式的轉變，對信息消費的內容和渠道有更高要求。2．消費基礎條件的升級從信息消費的發展歷程看，伴隨著信息基礎條件的改變，可劃分為文獻型信息消費、電子型信息消費、網絡型信息消費以及移動互聯型信息消費等階段。兩千余年前中國造紙術及活字印刷術的發明為文獻型信息消費奠定了基礎，19世紀40年代開始的電氣化工業革命開啟了電子型信息消費的時代，20世紀80年代起信息產業的蓬勃發展以及互聯網的產生為網絡型信息消費提供了條件?，F階段，伴隨著大數據、4G網絡、智能終端等技術的快速發展，信息消費已進入移動互聯時代。隨著科技進步和信息通信技術的發展，我國地區間信息基礎條件差距不斷縮小，“數字鴻溝”逐步消失。移動智能終端的普及使消費者接入消費信息服務的路徑不斷多元化、便捷化，信息消費的邊際成本不斷降低。因此，技術進步與區域信息基礎設施的完善為消費升級提供了基礎保障。3．消費內容資源的升級美國心理學家馬斯洛提出了需求層次理論，將人類需求層次由低到高分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以及自我實現需求五類。而公眾對于信息服務的內容資源需求也能夠運用需求層次理論進行分析，由低到高分為信息資源層、知識獲取層、知識交流層、知識認同層以及知識創造層［7］。其中，信息資源層需求為最低層，對應需求層次中的生理需求，以滿足消費者基本層次的信息需求，具體包括圖書館等機構信息服務中信息供給、文獻傳遞等內容;知識獲取層是指公眾在享有大量信息資源后，通過對知識的有序提取和序化管理而獲得知識掌握及心理安全，從而對應需求層次中的安全需求，具體包括圖書館等信息服務機構引導消費者進行的知識獲取及管理活動;知識交流層是指推動消費者所擁有的信息得到有效管理，在知識有效運用的基礎上形成社交需求，從而對應需求層次的社交需求，具體包括知識消費者之間以及知識消費者與供給主體之間的交流活動;知識評價層是指消費者在知識管理及交流的基礎上，獲取個人的自我價值，具體對應需求層次的尊重需求;知識創新層是指消費者從知識管理向知識創造轉變，通過創造創新實現知識增值，具體對應需求層次的自我實現需求。結合信息消費內容的分層，在信息化網絡化發展的背景下，公共圖書館的基層普及以及公眾信息平臺已完成了信息資源層的建設，現階段進入由信息資源向知識管理的轉變，特點是由普惠性的信息資源普及向專業化知識服務供給轉變，由被動式信息獲得向主動式知識管理轉變，由整塊式信息供給向碎片化知識需求轉變。據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調查，86．7%的消費者表示不會花費專門時間進行信息消費，消費場景也呈現碎片化特征，排名前三的消費場景分別為在家休閑、飯后閑暇以及吃飯期間③。而隨著消費場景和行為的碎片化，消費者對消費內容資源的選擇也將更加主動化，未來知識消費的特征將進一步加強。4．信息服務應用產業的升級消費對象、條件以及內容資源升級的同時，需求升級也培育了大量的新業態、新模式。消費者對于個性化知識信息服務的需求，結合現代信息技術，形成了個性化定制的知識供給服務和生產方式。知識付費產業的發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傳統知識供給模式中，一般由消費者根據自身知識需求，前往圖書館等信息服務部門進行檢索查閱。而知識消費的趨勢下，結合互聯網信息技術，相關市場主體通過整合知識創作者，以產業價值鏈的形式向受眾有償提供信息服務，從而形成知識付費的新興產業模式。根據騰訊網調查，截至2016年12月，55．3%的互聯網用戶進行過知識付費的行為，購買的知識類型包括工作經驗型知識、思想情感型知識、文藝修養型知識等，產品形式包括音頻點播、在線視頻以及語音問答等，其中喜馬拉雅、知乎等應用的用戶數已超過2000萬，調查顯示87．7%的知識付費消費者對消費表示滿意或非常滿意④，這反映了知識付費服務供給中對用戶導向性及消費體驗度的重視。由信息消費向知識消費轉變過程中，產生了以知識付費為代表的新業態和新模式，這些產業發展速度快，對社會發展具有正外部性且具有綠色經濟的特征，對于優化經濟結構和發展方式，推動社會發展具有重要作用。結合上述分析，現階段信息消費在規模不斷提高的同時，結構和質量也呈現升級的趨勢，其中，以受眾對象的升級為動力，以科技條件的升級為保障，以資源內容的升級為核心，以應用產業的升級為支撐，推動信息消費向知識消費的升級轉變。

二、知識消費升級下傳統公共信息服務的問題

1．在信息需求方面，表現為爆炸式信息量與精準化信息需求之間的矛盾。隨著互聯網及信息技術的蓬勃發展和普及應用，人類社會進入信息化時代，各種信息資源呈爆炸式增長，2012年，全世界一天所產生的信息量為1EB(Exabyte)，相當于全美國學術研究圖書館藏書信息總和的500倍，而近年來信息仍保持著40%的年均增長率，預計2020年，全球信息量將達到40ZT(Zettabyte)⑤。在大數據的背景下，信息產量處于過剩狀態。消費者在收入提升及消費升級的階段中，按照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已跨越了生理和安全需求，而進入以社會交往、尊重以及個人實現為特征的消費階段，在這一階段，普遍性的知識需求可分為包括資源經驗等的工作技能型知識、包括思維方法及哲學心理學等的思想情感型知識、包括文學及藝術等的文藝修養型知識，相對于龐大的信息總量，符合消費者偏好的知識呈稀缺狀態。因此，知識消費升級背景下，爆炸式的信息總量與消費者精準化的知識需求之間的矛盾，成為推動傳統公共信息服務模式供給側改革的根本原因。2．在信息供給方面，表現為便捷化知識獲取方。式與主流信息供給渠道的矛盾信息獲取方式的變革有三個原因:其一，結合前文對技術條件升級的討論，現階段我國已進入移動智能終端普及化階段，據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6月，我國即時通信用戶數已達到6．92億，占全體網民的92．1%，移動互聯網進入高度普及化階段⑥。上網瀏覽與搜索已成為公眾獲取信息知識的主導方式，占比達到82．5%，遠高于書籍雜志閱讀的方式④，可見，信息消費者日益接受并習慣通過便捷化網絡終端進行知識獲取。其二，信息技術帶動勞動生產率的提升將使獲取信息的單位時間成本上升，要求知識獲取渠道的高效性。其三，知識消費呈現由大粒度向小粒度的轉變，由整體式消費向分散式消費的轉變，即由利用整塊時間對知識體系進行系統學習，轉向利用零散時間進行分散式知識點的學習，這就要求在知識獲取方式上具有實時性。而知識消費中對于便捷性、實時性、高效性知識獲取方式的需求，為主流信息供給渠道提供了新的要求，而以移動互聯網終端為依托的信息化技術與信息供給服務的進一步融合，將成為推動傳統公共信息服務模式供給側改革的基本動力。3．在市場監管方面，表現為傳統監管方式與現。實發展需求的矛盾信息化背景下，知識供給門檻降低，知識供給主體呈現多元化的趨勢，究其原因，普通社會成員受教育程度提高，在具有專業知識技能以及閑暇時間的基礎上，利用認知盈利向社會公眾提供知識供給。同時，分享渠道增加及門檻降低，部分企業開始建立包括免費分享—吸引受眾—收費平臺變現的盈利模式，從而進一步刺激知識供給主體的數量增長。這種新興發展模式為傳統監管方式提出了挑戰，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主體監管。知識供給門檻降低和主體數量快速增長的趨勢下，對知識供給主體質量的有效監管是產業良性發展的基礎，特別是對于法務、醫療等專業領域，應確認知識供給主體具備相應資質，從而保證消費中的權責關系。二是內容監管，在監管缺位的前提下，以營利為目的的知識供給將導致不良信息的出現，對社會具有危害性。三是過程監管，鑒于知識消費的特征，普遍為事先付費的門檻式消費流程，在缺乏有效過程監督的前提下可能導致消費內容與宣傳的差異性，從而損害知識付費者利益。因此，從知識供給主體、供給內容以及消費過程方面強化監管，將成為推動傳統公共信息服務模式供給側改革的前提保障。4．在社會效應方面，表現為知識消費下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兼容的矛盾在知識消費的背景下，結合信息技術的發展，知識創造后復制及分享的邊際成本非常低，激發了具備專業技能的知識供給者通過付費的形式向外分享知識，以獲取額外收益的動力，從而帶來了較大的經濟效益。但知識消費的弊端在于:一是有償知識供給的公益性缺失。知識消費的發展趨勢會損害無償分享者的意愿，同時更具有經濟效益的知識將成為供給的主要內容，從而造成公共信息服務中公益性的缺失。二是消費的技術化門檻對社會階層的分離效應。知識消費推動大量知識信息數字化傳播，消費知識需具備相應的技術門檻，特別是對于能夠提升社會階層的相關知識具有更高的技術門檻，這可能導致社會分層效應的鞏固和加強。因此，如何實現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兼顧，從而推動社會整體福利的最大化，將成為新型公共信息模式供給側改革的重要原則。綜上，知識消費升級為傳統公共信息服務帶來了一些亟待解決的矛盾和問題，其中，以滿足精準化信息需求為前提，建立便捷高效的信息供給渠道為動力，完善全面的監管機制為保障，保證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相結合為原則，共同構成了傳統公共信息服務模式供給側改革的目標要求，這就需要結合新的理論視角對傳統公共信息服務模式進行分析，厘清改革發展方向，研判現實發展路徑，有效推進公共信息服務模式供給側改革。

三、新公共管理視角下公共信息服務模式供給側改革的理論分析

結合知識消費升級的發展趨勢，起源于20世紀70年代的新公共管理理論以公共行政理論為基礎，結合現代經濟學市場理論，以公平與效率相兼顧的公共服務為重要研究內容之一。從起源演進來看，新公共管理理論對于公共信息服務模式的供給側改革具有背景相似性和適用性。在知識消費升級的背景下，新公共管理理論也能夠為公共信息服務模式的供給側改革提供理論分析視角和發展方向。1．新公共管理理論的起源及內涵。自20世紀70年代起，西方各國的傳統政府管理模式遭遇到理論與實踐層面的挑戰，伴隨著全球化、信息化以及市場化的發展趨勢，以英國為代表的部分國家率先進行政府管理改革，并迅速開始在各國普及，成為公共管理領域出現的一種國際性趨勢［8］，并形成了新公共管理理論的實踐基礎。新公共管理理論的起源背景包括三個方面:一是政府職能的轉變。20世紀70年代起，伴隨著政府干預理論在宏觀經濟領域失靈，公共管理學界開始逐步反思政府在經濟社會管理中的作用。小政府、大社會理念的興起，為政府部門明確公共事業管理機制，優化公共產品供給機制提供了重要的思路。二是公民社會的興起。各類社會組織及市場主體的蓬勃發展，為新公共管理理論發展和實踐提供了基礎。在公共事業產品由政府包攬向政府主導轉變中，社會組織對于承擔政府職能的轉移起到重要作用。社會組織及市場主體逐步參與到傳統公共服務的供給中，通過公共產品供給水平提升，被社會公眾接受認可，從而為公共服務供給主體的多元化提供觀念支持。三是公共產品的社會需求不斷升級。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高，社會居民也對公共服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期望。建設完善健全的公共服務系統，是政府的基本職責，也是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保障。新公共管理的理論內涵是以轉變政府職能為起點，引入市場機制，改變政府壟斷公共服務供給的局面，擴大社會參與公共服務供給的渠道，以實現提升公共服務質量和社會整體福利的目標。具體而言，在供給主體方面:構建以政府為主導，多元社會及市場主體共同參與的公共服務供給體系;在運行機制方面，重視公共產品供給中市場機制的調節作用，結合政府權力重構，認為應將市場機制引入公共產品供給中，將市場合約與外部管理相結合，以提升公共服務的效率與水平;在供給內容方面，公共服務供給內容和水平應以公民需求為導向，并根據公共服務內容進行供給模式的具體分類，以實現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統一，達到社會整體福利最大化。新公共管理理論不僅在理論起源方面與公共信息服務的供給側改革背景具有相似性，而且通過將公共理念與市場理念相融合，在重新界定公共部門職能邊界的基礎上，對優化公共服務供給方式和效率進行研究，能夠為公共信息服務模式的供給側改革提供理論支持。2．新公共管理視角下公共信息服務模式供給側改革方向。新公共管理視角能夠從理論層面為公共信息服務供給側改革提供發展方向。就發展取向而言，應以提升社會整體福利為改革目標，以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相結合為原則，轉變政府職能定位，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并更好的發揮政府的作用，在改革中堅持以公民為本的價值取向，關注社會發展和公民的現實需求，推動公共信息服務供給水平提高、質量提升、結構優化。具體包括三個方面:一是供給主體改革方面，新公共管理理論認為，公共產品可分為純公共產品和準公共產品，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純公共產品應由公共部門供給，準公共產品應由公共部門與市場主體共同供給。而公共信息服務具有明顯的準公共產品特性，多元化主體構成與各主體的職能定位改革是公共信息服務模式的改革方向。二是供給體系改革方面，以多元化供給主體的職能定位改革以及相互協作關系為基礎，結合公共信息服務的內容特征，以差異化、精準化為方向，形成內容差異化導向下政府主導、多元化供給主體間協作的一主多元供給體系是未來改革的目標。三是內容渠道改革方面，應重視信息消費者的偏好及效用，關注需求側結構的變動，通過需求側與供給側的協調銜接，優化公共信息服務的內容結構，并強化新技術在公共信息服務中的有效運用，以提升公共信息服務渠道的便捷性和高效性。

四、新公共管理視角下公共信息服務模式供給側改革的實踐路徑

1．供給主體的改革路徑。公共信息服務的供給主體改革以構建政府部門為主導，多方參與的公共信息服務供給主體結構為改革目標，通過政府部門職能轉變，營造良好市場環境，鼓勵培育多元化市場主體成長，并結合政府部門精準化制度供給，推動一主多元供給主體的發展，具體改革路徑包括以下方面。第一，深化政府部門改革，推動職能轉型首先，在改革定位方面，政府應將有限的公共收入優先利用在純公共產品供給領域，提升公共產品供給水平和質量。對于準公共產品的供給應以放松進入管制，強化質量監管為原則，轉變公共部門的職能定位，由供給者向監管者轉變，由整體包攬向市場主導、缺位補充轉變。其次，在改革理念方面，新公共管理理論主張堅持“公民導向”，政府應進一步改變重管理輕服務的官本位理念，提升公共信息服務水平，以滿足社會公民知識消費升級的客觀需求。再次，在改革路徑方面，新公共管理理論主張對行政進行全過程的目標控制與績效考核，在公共信息服務模式改革中，應結合目標管理對政府職能轉型進行科學規劃，合理定位，通過體制機制的深化改革，明確職責清單并構建公共信息服務質量的公眾評價反饋機制，以保證職能轉變效果。第二，完善市場機制，培育多元化市場主體市場主體在資源配置中具有自發性和靈活性，相對于政府部門而言具有更高的資源配置效率。新公共管理理論主張將競爭機制引入公共服務領域，構建多元化公共服務供給主體，吸納社會資本參與，以降低政府財政壓力，提升供給質量。在具體改革中，首先，政府應放松對公共信息服務供給主體的管制，鼓勵具有相關資質的市場主體進入公共信息服務供給領域，為多元化公共信息服務供給市場的形成與培育提供良好環境;其次，對于能夠交由市場主體供給的公共信息服務，政府部門由供給者轉變為委托方及監管者，可通過委托、政府購買或服務外包的形式，向市場主體招標購買，后由市場主體實施具體的供給行為，以鼓勵多元主體參與公共信息服務的市場化運作，達到低成本、高效益的目標。第三，健全監管機制，保障主體行為責任由于市場主體在資源配置中具有盲目性與非公益性，需要政府部門進行有效的干預與合理引導。結合信息技術進步及知識消費升級的背景，在公共信息服務的供給體系、供給內容、供給方式的構建中，應由政府進行科學規劃。具體而言，在主體監管方面，對公共信息服務供給主體的監管是公共信息服務質量的基本保證，對于推動公共信息供給模式良性發展具有重要作用，應建立供給主體的準入制，由文化部門制定相應的資質標準，明確市場主體的進入條件和退出機制，特別是對于法務、醫療等專業知識的供給主體，應嚴格執行相關資質準入標準;在內容監管方面，明確由各市場主體對公共信息服務質量的監督職責，并完善舉報投訴機制，嚴防不良信息傳播;在過程監管方面，建立健全信息消費評價體系，對供給內容、供給質量方面存在較大問題的供給主體施行黑名單制度。2．供給體系的改革路徑。新公共管理理論的研究目標是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相結合，推動社會整體收益提升，而政府主導下多元市場主體良性互動是實現目標的關鍵。在具體發展中，以資源配置效率的最優化為目標，完善政府主導的多元主體間互補協同機制，并根據特定公共信息服務的類型和特征進行具體的供給體系設計，以充分發揮政府與市場的優勢，實現公共信息服務質量的優化提升。第一，以政府為主導，構建多元主體間的互補協同機制協同治理體系并不等于多個主體的簡單相加［9］，強調以政府為主導，社會及市場的多元主體基于自身職能定位，以優化公共信息服務質量為目標，發揮各自優勢，實現職能互補、關系互動，從而獲得協同增長效應。其中，政府在目標確定、發展規劃、標準制定等方面發揮主導作用，總體推動公共信息服務的發展;以公益性公共圖書館為代表的社會主體是公共信息服務的重要參與者，能夠獨立承擔政府的公共信息服務發展規劃;市場主體是社會主體的有力競爭者，能夠發揮在資源配置中的靈活性優勢，率先進入政府公共信息服務缺失或低效率領域。因此，以政府為主導，整合協調社會及市場主體優勢，共同構建一主多元的公共信息供給體系。第二，以公益性為基礎，制定差異化精準化的供給體系在一主多元的公共信息供給體系中，充分發揮政府的主導地位，根據特定公共信息服務的特點，分類制定供給模式。其中，對于具有純公共產品特征的公共信息服務，能夠由市場主體承擔，可以采用招標的形式，通過政府購買完成公共信息服務，政府負責標準制定、價格核定、質量監督等，例如政府信息平臺建設，公益性文化演出等;若難以由市場主體承擔的，可由社會主體承擔，政府制定科學考核標準，進行目標考核，通過細化管理制度，提升服務質量，如公益性公共圖書借閱，古籍保護研究等;對于具有準公共產品特征的公共信息服務，在政府制定目標、標準及規劃的基礎上，引入市場機制，由社會主體及市場主體在內的多元化主體共同實現公共信息供給，如特定領域的知識消費。3．內容渠道的改革路徑。新公共管理理論認為，公共管理改革應以公民為導向，以消費滿意度提升為重要標準，在改革中應重視現實發展的變動，不僅應關注需求側的升級調整，豐富公共信息供給服務內容，而且應結合信息技術進步，完善科技化、便捷化的信息供給渠道。第一，建立與需求側升級相銜接的內容體系結合知識消費升級的背景，以供給側與需求側相銜接為標準，豐富公共信息服務產品形式和內容，以滿足公共信息需求的升級發展。在產品形式方面，結合信息化發展趨勢，公共信息服務產品的供給應以傳統媒介與信息化媒介相結合，以傳統信息化媒介與移動互聯媒介相結合，根據信息受眾的偏好及設備差異進行精準化設計;在產品內容方面，以滿足信息受眾個性化信息需求為目標，鼓勵多元主體在監管下進行創新，通過需求信息調查、內容體驗、滿意度檢驗等手段，開發內容優質、體驗度高的公共信息產品。此外，政府應從財稅政策、基礎設施、技術研發等方面對相應創新給予支持，以推動優質內容體系的建設［10］。第二，完善科技化、便捷化的信息供給渠道在科技基礎條件升級及智能移動終端普及的背景下，以便捷化、高效化為目標，綜合構建包括微信開放式信息服務平臺、互聯網信息服務系統等公共信息供給平臺，以形成集合多種供給方式，具有信息供給、即時通信、反饋互動等功能的科技化信息供給渠道，降低信息受眾的獲取成本，提升綜合滿意度。

作者:王欣亮 任弢 單位:1.西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2.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