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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辨析“共治”概念的基礎上，認為美國大學管理的“共治”理念有別于教授治校和大學自治，是指大學各類成員共同參與大學治理。論文全面介紹了“共治”理念在美國大學的發展、面臨的挑戰，并結合我國大學管理提出了若干思考。

[關鍵詞]共治；大學；美國

共治(Sharedgovernance)，或被譯為共享管理、共同管理、共享治理、共同治理、分享治理、成員共治、大學分權、聯合治理、共事決策……是20世紀美國大學管理的一個重要理念。

一、共治與教授治校、大學自治理念之辨析

所謂“共治”，首次在美國大學教授協會1966年《大學治理聲明》中定義為“教師和行政部門基于雙方特長的權力和決策責任分工”，一般理解為大學董事會、行政管理部門、教師、學生等大學各類成員共同參與大學治理，一直以來被認為是美國大學管理決策的原則、20世紀美國大學管理的一個重要理念。

1．共治與教授治校概念之辨析

有不少學者將“教授治校”與“共治”相提并論，認為教授治校和學術自由促進了美國現代大學的學術繁榮。但“教授治?！边@個耳熟能詳的詞在現代美國大學管理中卻沒有合適的對應詞匯：是教師自治(Facultyautonomy)?教師參議會(Facultysenate)?教師治理(Facultygovernance)?還是教師參與(Faeultyinvolvement)?其基本含義是“教授在大學的決策與管理中起決定性的或主導的作用，學校的行政機構起服務與輔助作用”(陳紅太，2003)?或僅僅是“教授參與治?！?有質疑的還包括：也許在歐洲大學有規定，只有正教授或高級教師才有權參與院、系或學校的行政管理，但美國大學一般提教師(Facuhy)，包括教授、副教授和助理教授，不單純是教授(Professor)。教授治校是特指教授還是泛指教師?大學教授在大學全體成員數量上不是絕對多數，在美國大學中不僅僅教授，其他職位的教師、職員、學生關于學校管理和發展的意見都會受到應有的重視，單提美國大學是教授治校是否偏頗?

事實上，盡管教授治校在歐美也是一種思潮，甚至可承認是西方大學管理的一種模式，尤其19世紀之后的德國大學教授曾擁有絕對的學術管理權，但一直以來并未成為美國流行的大學管理理念。在西方，二戰之后教授治校理念日漸勢微，“教授在大學管理中的權力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削弱與規制，過去純粹的‘教授治?！饾u演化成為由大學各種利益相關人員參與的“共同治?！?，在我國近代，西方大學管理實踐及其中包含的管理思想，曾被很不精確地概括為“教授治?！保⒈患右越梃b，近代中國高等教育體系基本上是仿造西方模式建立，這種借鑒毫不足怪，但隨著時代變遷和其他種種復雜原因，我們后來拋棄了它。在現代臺灣，自1986年底李遠哲首度提出“教授治?！庇^念，短短幾年“教授治?！痹谂_灣大學中受到普遍重視和快速發展，如今卻遭到包括大學校長層面管理者的普遍質疑，認為“臺灣的大學受到教授治校觀念的極大傷害”、“不應再推廣教授治校說法”等，甚至謂之“國粹”，現在臺灣轉而推行“大學行政法人化”。臺灣東華大學原校長、加州州立洛杉磯大學原副校長牟宗燦在1996年4月17日在《聯合報》撰文《澄清教授治校、落實大學成員共治》。文中寫道：“國外大學并不用‘教授治?！嗣~，一般采用‘大學成員共治’?！绷硗?，一向爭取和維護大學教師權益的美國大學教授協會也以支持共治為己任，不提“教授治?！?，美國大學教授的宗旨完整地表述為“美國大學教授協會旨在提升學術自由和共治、制定高等教育的基本專業價值和標準、確保高等教育對公共利益的貢獻”。

因此，對“教授治?！痹诿绹髮W管理理念中，更理性的理解應該是：大學通過共治理念，讓教授與其他大學成員一起參與到學校管理的各個層面，并發揮一定的治校作用。

2．共治與大學自治概念之辨析

我國也有學者強調“大學自治(Institutionalautonomy，Universityautonomy)”，認為學術自由和大學自治是美國大學精神，往往把共治的理念置于大學自治之下來理解?！八^大學自治是指大學作為一個法人團體享有不受國家、教會及任何其他官方或非官方法人團體和個人，如統治者、政治家、政府官員、教派官員、宣傳人員或企業干預的自由”(愛德華·希爾斯)，該定義已在較大程度上被認可。大學自治可理解為大學作為一個學術單位，在機構管理、資金控制、教職員聘任、招生、課程和評價等方面相對獨立于政府和社會其他管理體系。當然，有自治權的大學必然涉及到教師在大學管理中的微觀參與和決策過程，但“大學自治”無疑是把大學視為一個管理實體的宏觀層面的大學管理理念。

“共治”作為美國大學內部管理的重要理念，不是教授治校的另一種表述方式，也不是大學自治。共治體現為兩個基本原則：重要事務由大學各組成成員依身份參與決定；根據組成成員對要承擔的具體事務涉及的職責來確定其不同的發言分量?！洞髮W治理聲明》中詳細地闡述了共治理念，“本聲明是對大學治理中相互理解的呼喚?；趫F體利益和共同努力的理解至少需三個實質前提：①公立或私立大學常常更少自治，大學控制的支持建筑、研究和學費的基金逐漸縮小，各級立法機關和政府執行機構影響學術政策的重要決定，如能順利聽取各種聲音、綜合各方勢力，大學應當可取得滿意的、大體一致的意見；②學者交流，大學利益是永久重要的；③大學所有成員明白他們互相依存，溝通有效，具有共同行動能力，將對解決教育問題能力增強感到滿意”。這三個前提可概括理解為：大學所有成員互相依賴、有效溝通、合作解決教育問題。也許在具體實施過程中，教授的聲音易被聽到，但美國大學管理的原則是“共治”，在高等教育研究文獻中可以頻繁地看到“共治和學術自由的傳統”的表述而不是其他，并認為共治和學術自由即21世紀美國高等教育史。

二、大學共治理念在美國的發展

美國大學校內行政管理事務在19世紀之前主要由董事會管理，教師僅僅相當于雇員。進入19世紀，教師和董事會之間的矛盾逐漸尖銳。1825年哈佛大學教師因對殖民地的學院行政管理部門和相對停滯的課程表示不滿，他們的抗議使其爭取到控制學生招生和教育方向的內部權力。哈佛大學事件拉開了共治理念在美國大學發展的序幕。但早期關于大學教師參與的論點只強調教師們處理單純學術事務的能力。

密執根大學的首任校長H．泰彭(H．Tappan)在1858年提出：既然學者是“建設大學的唯一勞動者”，教師應享受在教學方法和課程上更大自主權。這個觀點在其后50年里被美國大學廣泛認同。到21世紀初大學教師的專家地位逐漸上升，至二戰之后的學術革命中加速，一些大學不僅承認教師對課程之外的掌控，且在教育相關的其他事務中教師也享有強勢發言權。

1966年，《大學治理聲明》第一次給予大學教師在大學學術治理中的正式合法地位。該聲明常被稱作“聯合聲明(JointStatement)”，由美國大學教授協會(AAUP)、美國教育委員會(ACE)和美國大學董事會協會(AGB)三家聯合發表。1990年4月，美國大學教授協會對原始文本作了個別語句修改。該聲明開篇即說，“以下聲明指引董事會成員、行政管理者、教師、學生以及其他人員，使其相信美國大學已進入提倡各大學組成成員適當分擔責任的階段”。

之后，共治理念在美國大學全面滲透、發展，成為現代美國大學的標準化管理模式。大學教師不僅擁有了參與決定教育和研究事務的權利，而且更普遍地涉足教育政策，如制度目標、規劃、預算、選舉管理者。1988年，加利福尼亞州甚至由立法機關頒布ABl725法案，希望在全州106所社區學院推廣共治。1998年，美國大學教授協會模仿著名的亞歷山大·米克爾約翰學術自由獎，設立拉爾夫·布朗共治獎(RalphS．BrownAward)，獎勵高責任體現高等教育共治原則的公認有突出服務的學術領導，次年圣克拉拉大學(SCU)校長和校董因開創了教師重要角色、校園管理新模式首次獲獎。

共治在美國及美國之外的西方大學得到擁護和發展的同時，也遭致不少批評意見，甚至有更激烈的意見要求對其進行全面改革。至1998年美國大學董事會協會(AGB)的治理聲明指出，“一些董事會、教師和行政主管認為內部治理規則已妨礙了及時決策，小派系爭論阻礙了決策進程”，并建議由董事會重申他們的最終職責和權力，明確闡明誰在各類具體決策中擁有權利，設立加速決策的最終期限，明確權力模糊不清和重疊的區域。

無論如何，“共治”發展至今，已被認為是美國傳統的大學管理理念。實施共治的5個基本要素包括：構建信任體系、開放的信息交流、信息共享、多數意見原則、不同意見的妥協。無論共治是通過何種途徑實施的，其核心原則是大同小異的。

三、現代大學共治面臨的挑戰和期望

1．社會經濟發展對共治理念的沖擊

技術上的發展正改變著高等教育。如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帶來了教學和管理模式的改變。教師和學生將聯接網絡的計算機作為教學和研究的工具，且能即時獲得學校的各類管理資料。教學方式改變了，管理方式也改變了。弗吉尼亞州90年代末通過政策：大學教師未獲得管理人員允許，禁止通過公共計算機訪問直接資料。將管理人員置于同意或拒絕教師調查的位置。輿論認為，這個規定限制了教師參與管理的范圍，損害了共治。

全球化趨勢也威脅到共治精神。如跨國公司和互聯網的發展，教師在美國能受到保護的知識產權，在全球范圍內就無法受到有效保護。當遠程教育、全球范圍內的學術交流不斷發展，教師不得不在世界范圍內開展學術活動，學生也來自世界各地時，共治也要受到不同地區的文化和法律的影響。

新經濟和學術資本主義的發展形成的文化系統使高等教育具有雙重經濟角色，高等教育既要為大學獲取收入，也要為全球競爭創造知識和財富。相對于全職教授和終身教授，兼職教師和非教師專業人員在部分觀點上取向金錢更甚于取向學術。資本主義意識和金錢意識在高等教育體系中滋長，花時間在共治上逐漸被認為是一件不經濟的事情，認為是投入時間多而結果不可測。

2．大學發展出現的新情況對共治提出的新要求

進入90年代后，美國大學財政普遍緊縮，一些項目未經與教師商議就被關閉了，還有一些項目因管理上的分配傾向學校任務中心項目而中止了，輿論因此認為，大學社區中學術和管理的平衡改變了，甚至認為共治理念被校園行政管理部門擱置一邊或置之不理。

對共治理念的沖擊還來自教師性質的改變，如兼職教師數量的上升、非教師專業人員的出現。根據美國國家教育統計中心(NCES)的數據，從1970年到1993年，美國大學全職教師增長了47％，而兼職教師增長了355％，兼職教師與全職教師之比從1：3．5迅速上升到l：1．5；到了2001年秋，全美大學一共有60萬全職教師和50萬兼職教師，逼近1：1。兼職教師在多個大學具有類似的身份。因為其兼職身份，他們很少可能進入大學的治理體系，但他們無疑也提供了高質量的教學和科研。沒有考慮越來越舉足輕重的兼職教師的共治體系能體現共治精神嗎?非教師專業人員(Nonfacultyprofessionals)在大學的出現是另一新現象，他們也被稱為管理性專業人員，除了由管理人員聘任、考核、解聘之外，相對于教師由同行來操作，其他方面在學位、知識體系、專業聯系上與教師并沒有差別，甚至他們也參與教學。日益增長的非教師專業人員讓大學管理者對共治理念越來越迷惑了。

新概念大學的出現也使共治左右為難。如1971年創辦的提供成教服務的國家大學(NationalUniversity)一直未設終身教職系統，至20世紀90年代仍全部聘請兼職教師。發展到現在，以其在加州1．7萬全日制學生和26個教學中心的規模，僅約200名全職教師，其余上千名教師是一至二年合同制教師和兼職教師。雖然大學也努力推行共治，但在其教師參議會和教師委員會中主要成員是全職教師。

另外，還有來自大學管理者的責難：教師通常局限于本身的科研領域和自身小團體利益，缺乏對全局的深入了解和思考，對外部環境不敏感，在共治過程中往往陷入小集團利益爭奪，甚至學術寡頭統治，決策結果并不一定是最優選擇。而且隨著高等教育規模擴大，分科越來越細，教師決策偏差越來越大，實施共治效果不如從前。自下而上的共治程序要求決策問題時盡量征求大多數成員的意見，決策過程必定拖沓漫長，延誤時機，錯失良機，一些大學嘗試不依靠傳統的共治程序，決策過程明顯加快。來自教師的質疑有：依靠教師投票進行治理決策，大學的行政管理部門和董事會是否推卸了其基本職責?

3．大學共治——希望渺茫或意義重大

在有些人的心目中，大學共治理念在21世紀是個渺茫的希望。如在加州的社區大學中，教師們抱怨：以提高效率為名的管理重組破壞了共治，一個接一個學院中教師選舉機構和系主任被全職管理者替代了。教師們感嘆，20世紀90年代始教師貶值了。甚至有大學校長認為：“20世紀是教師的世紀，21世紀將是管理的世紀。”美國大學教授協會也發出感嘆：現時，共治有時看來就象瀕臨滅絕的物種。

當然，樂觀態度也不少。如伯頓·克拉克(BurtonClark)對大學轉型中共治理念的發展是積極樂觀的。他提出要“重建共治”——“我們面前的任務是在院系內，特別是在大學內重建共治精神”。他認為，共治促進了一種集體感，教師們感到，“我們”擔負做出選擇和成績的責任。校園文化圍繞共同努力的感覺而整合起來?？死嗽谔岢觥靶纬勺灾鲃撔滦痛髮W新概念”時認為，“大學的獨特核心應該參與共治”，無論在傳統還是進步的大學，教師參與權力結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四、對我國大學管理的思考

大學的構成是復雜的，如果把大學視為一個有機體，我們應該盡量發揮有機體內各組成部分的積極作用，才能健康地生存和發展，煥發活力。當我國現代大學管理強調“教授治?！睍r，我們是否還應考慮提倡行政管理人員、教輔人員、學生等大學其他群體在大學管理和發展過程中發揮積極作用?

在我國大學各類成員參與學校管理程度都還比較弱的情況下，大學各成員適度參與學校管理仍是我國現代大學內部管理發展的方向。但是，美國大學“共治”理念推行的前提是各成員間賴以全方位溝通交流的校內環境。如果我們借鑒美國大學“共治”理念來提高大學內成員參與學校民主管理的程度，在我國大學校務公開程度尚不很高的情況下，應先重視教授治?；蛐瘸蓡T參與學校管理，還是應先強調營造適合校內包括教授在內的各類成員參與管理的校內信息溝通環境?

完善有效的校內管理制度是保證校內成員順利參與學校管理的另一內部條件。當我們在大學管理體制上尚處于“摸著石頭過河”的情況下，先推行全面參與校內管理或強調教授治校，在決策中將會遇到太多難以預料和不確定的困難。

美國大學的共治是在大學自治的前提下推行的。我國大學的發展歷史決定了我國大學的管理目前所處的外部環境獨立性相對欠缺。撇開外部環境，僅僅強調成員參與校內管理或教授治校，難免導致治理結果與外部環境不相協調，甚至遇到實施困難。因此，我們或應選擇允許校內成員有限地參與治校，或應努力營造合適的外部管理環境。

教授參與治校固然應該考慮，但是教授的本職是治校，還是治學?教授是為治校而治校，還是為保證和發揮治學作用而參與治校?教授治校僅僅是為了釋放教師的民主欲求，還是為了維護教授治學的基本權利?

美國大學經過多年實踐，紛紛著手實施對大學共治的改革，大學管理趨于行政化和專業化。我國大學現在就要更多地關注提高大學管理效率，從建立適合國情的有效管理機制、建設高素質行政管理隊伍、完善管理制度等多角度出發，著手建設大學管理的行家管理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