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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837年，美國中西部俄亥俄州的奧柏林學院首次招收了四名女生，標志著西方傳統大學之門向婦女開放。但是從嚴格意義上而言，高等教育即便是在男女同校的體制下，卻仍然長期實行男女隔離的教育。西方社會男尊女卑的宗教傳統以及當時生物學上的某些謬論的誤導是阻礙西方大學實施男女同校制教育的主導原因，但是隨著西方社會風氣的不斷開化以及其它的經濟、政治等因素的作用，女性進入傳統大學和男性接受同等的高等教育的現實條件不斷成熟，歷史的潮流必將還女性包括受教育權利在內的一切平等的社會權利。

［關鍵詞］女子高等教育；女子教育；教育性別隔離；男女同校

Abstract:In1837,OberlinCollege,Ohio,inthemiddlewestoftheUnitedStates,firstenrolledfourwomenstudents,whichsignpostedtheopeningofthedoor

oftraditionalhighereducationinstitutionstowomen.However,strictlyspeaking,inspiteofthebeginningofcoeducation,thehighereducationspherehadbeenregulatingsexualsegregatededucationalpracticeforalongtime.Women''''sinferiorpositionresultedfromreligioustraditionandthemisleadingofbiologicalbogyintheWesternSocietyarethemainbarrierstocoeducationinhighereducationinstitutions.Thegradualovershadowofthediscriminationagainstwomen

andothereconomicandpoliticalfactorsprovidedarealisticconditionforwomentoentertraditionalhighereducationinstitutionstoreceiveequalhighereducation.Thecurrentinhistoryisboundtoreturnwomeneveryequalsocialright

includingtherightinreceivingeducation.

Keywords:women''''shighereducation;women''''seducation;sexualsegregationineducation;coeducation

作為世界女子高等教育的先驅，美國俄亥俄州的奧柏爾林學院（OberlinCollege）1837年首次招收了四名女生。四年后，其中的三名畢業并獲得學士學位。這是美國女性第一次與男性一樣接受了大學頒發的學位，也是西方女子高等教育史上的一個里程碑。19世紀末以后，隨著越來越多的綜合性大學向女性開放，男女同校制的高等教育模式不斷擴展。婦女在奧柏爾林學院的成功讓許多女性主義運動的領導者們堅信，男女同校必將在全世界實現。斯通（LucyStone）1856年在婦女權利大會上發表過這樣極端的言論：“我們只需稍等時日，哈佛和耶魯大學就會接收女生。當這些大學在等待觀望之時，無數的女子學院象雨后春筍般出現，預示著公正的大學教育應該給予婦女。然而，這些女子學院是無法滿足時代的需要的，它們最終都會消失的。”［1］斯通的這番預言似乎是錯誤的，因為哈佛和耶魯大學直到一個世紀之后才開始平等地招收女生，而且女子學院在她的演說之后的多年中非但沒有消失，反而更加興旺，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分析，斯通的話也不無道理。雖然哈佛和耶魯之類的大學對男女同校制教育予以堅決反對，但從19世紀末開始，男女同校制高等教育還是成為了西方大學教育的主導形式。不過西方大學男女同校制教育的斗爭歷程確實是一段艱辛的歷史。男性曾經是如此偏執地堅信女性不能進入大學接受教育，甚至認為女性進入大學領域會破壞他們深愛的大學。

一、早期西方大學性別隔離的原因

到20世紀30年代為止，在婦女進入高等教育領域后的一百年中，各種反對婦女接受大學教育的爭論始終沒有停止過，其中對大學男女同校制的爭論尤為突出。即使是在婦女內部，思想的矛盾也一直存在。盡管如此，到20世紀30年代，除個別精英或軍事的高等院校外，先前只對男性開放的西方高等教育機構都陸續對女性開放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女性在和男性一起接受大學教育的同時，也經歷著由于各方的壓力所致的懷疑和恐懼。從嚴格意義上說，高等教育即便開始實行男女同校，卻仍然長期實行男女隔離的教育。在歐美國家，來自宗教及社會等各方面的輿論均反對婦女進入大學。

1.男尊女卑的宗教傳統

基督教的宗教傳統是阻止西方女子高等教育發展的一塊重要的絆腳石。在以基督教教義為主導的歐美國家，無論是法律的制定還是社會的生活方式，無不將婦女不公正地擺在屈從的地位。按照神的旨意，婦女的正確位置是在家庭生活中，只有男性才可以參與政治、經濟及社會事務。男女分別屬于不同的社會領域，這種觀念也是大學教育男女隔離的主要淵源。在神權、父權、男權的統治之下，女性不得不屈從于所謂的“女性特質”的教條，那就是虔誠、服從、純潔及持家［2］(P14)。

甚至在美國這樣一個國家，婦女的自由也受制于男權。作為美國第三任總統杰斐遜（Thomas

Jefferson）的智力顧問的魯索（Jean-JacquesRousseau）也曾發表過這樣的言論：“對婦女教育的計劃必須和男性關聯。婦女一輩子的責任是使男人賞心悅目、贏得男人的尊重和愛、培養自己的兒子、照顧自己的丈夫、給他們提供建議和咨詢、使他們的生活快樂。因此，對年輕婦女的教育內容應該以上述的責任為出發點。”［3］雖然各種主客觀的因素迫使男性作為主流的社會非常勉強地接受女子高等教育的觀念，但是，其前提是這種教育僅僅滿足特定的社會需求，而并非婦女應享有的權利。由于是勉強地接受，因此，不少教育家認定婦女不具備足夠的智力和能力來完成與男性一樣的課程。就算在最早實行男女同校大學教育的美國奧柏爾林學院的女生也只是修讀所謂的“女性課程”，這種課程比男生修讀的課程難度和要求都要低。女子被認為無法完成專門為培養男子邏輯思維能力的一些經典課程。她們學習的女性課程主要包括家政學及所謂的“女性科目”（finishingsubjects），例如，縫紉、繪畫、法語及其它一些次要科目等。課程內容的不同也導致學校對女生的學業要求的不同。2.生物學的謬論

19世紀中期，人們利用科學特別是生物學來解釋性別差異。英國哲學家、教育家斯賓塞（HerbertSpencer，1820～1903）就極力推崇這種思維方式。他認為，人的身體是一個封閉的生物系統，身體某一部位的能量消耗必然會損耗其它部位的能量。他提出“功能專門化”對社會和生物進化是非常關鍵的。所謂“專門化”，也包括男女性別的專門化，即男女各自扮演著不同的同時也是不可改變的角色。因此，男女采用隔離的教育體系，不僅是神的旨意，更是生物學的表現。

最早對男女同校教育的強烈抨擊來自醫學界，當時引起了很大的社會反響。1873年，曾在哈佛大學醫學院工作過的愛德華•克拉克（EdwardH.Clark）出版了《教育中的性別：給女孩的一個公正機會》一書。他在書中陳述了自己對婦女教育的看法。基于“生物學決定論”的觀點，愛德華•克拉克得出了自己的荒謬結論：由于婦女的大腦先天發育不足，而且無法像男性一樣承受大學教育帶來的對大腦活動的刺激和壓力，因此，婦女教育的方式不應該與男性相同。更嚴重的是，他將緊張的大腦活動和潛在的生理組織紊亂聯系在一起。據此，愛德華•克拉克提出：男女隔離的大學教育體制是完全必須的。他強烈反對男女同校的大學教育，將它視為“冒犯神和人性的罪行”［2］(P17)。愛德華•克拉克的書在社會上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成為了婦女教育反對者引經據典的依據。在大學校園、婦女俱樂部、醫學院里，到處都能聽到由此書所引發的有關婦女教育的爭辯。雖然到1873年時，美國密執安大學已經實行男女同校教育三年了，但該校園中幾乎人人都在閱讀《教育中的性別：給女孩一個公正機會》，此書曾在該校一天之內售出200本。在威斯康星大學，該校原來就反對男女同校教育，于是校董會就借此書來消除校內支持婦女教育的聲勢。生物學謬論在很多西方國家嚴重地阻礙了婦女順利地進入大學接受平等教育。在德國，針對婦女是否應該進入大學學習的爭論的一個主要焦點是婦女天生的智力和能力。在傳統的偽科學理論中，婦女的腦容量要比男性的少。直到解剖學的應用將科學事實公布于眾，這一謬論才得以破滅［5］(P2)。

二、西方大學性別隔離制度的打破

1837年，美國俄亥俄州的奧柏爾林學院第一次招收了四名女生，標志著傳統大學之門向婦女開放。但這僅僅是一種形式上的男女同校教育，在具體的課程教學和方法上，該校還是實行男女隔離的做法，例如，專門針對女生采用“女子課程”。從女生形式上進入傳統大學校門到真正的男女同校教育，經過了將近20年的漫長道路。美國的男女同校大學教育的顯著進步是從南北戰爭開始的。戰爭使越來越多的婦女面臨著自立的壓力。到1872年，有97所大學和學院開始招收女生。然而，這些院校在教育質量和目的方面有著很大的差異，并且多數都比只招男生的大學遜色。但應該看到，這些院校對促進男女接受平等教育作出了前所未有的貢獻。

在美國，一方面，隨著城市化的不斷推進，尤其在東部地區，中產階級不斷崛起。城市化將大量的男性勞動力吸引到城市之中，工業和城市的發展也對勞動力的文化修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在深受基督教傳統影響的國家中，公民能看懂《圣經》也是一種基本的社會需要。于是，大學教育在東部及中西部地區迅速發展，即使在相對保守的南部，大學數量也在不斷增加。城市化進程和大學教育的擴展實際上都為婦女進入大學領域創造了可能性。在美國的不同地區，男女同校大學教育的發展呈現出不同的發展軌跡。在東部，象哈佛、耶魯大學等只供男性學習的大學一直態度十分堅決地將女性擋在校門之外。婦女只能在隸屬于這些大學但實際上是靠外界捐贈，并采用完全不同教學方式的女子學院中接受大學教育。雖然這樣的局面使得男女同校大學教育的進程緩慢，但在夾縫中求生存成為了東部地區男女同校大學教育發展的特點。在中西部地區，巨大的財政壓力迫使男女同校大學教育成為了一種主流。由于南北戰爭和保守的傳統，南部地區的大學教育自身發展就很緩慢，因此，男女隔離的大學教育持續了很長的時間。從男女同校大學教育的發展來看，得克薩斯州立大學及一些黑人就讀的大學最早采用了男女同校教育，而在受保守勢力影響最大的弗吉尼亞州，州政府資助的弗吉尼亞大學直到1870年才開始男女同校教育。對早期的女性主義者來說，男女同校大學教育是一種人權的體現。然而，從某種程度而言，賦予婦女這種權利僅僅是因為男女分校花費太高。因此，最早實施男女同校教育的大學往往都是迫于經濟的壓力。

推進男女同校大學教育的原因十分復雜，其中另一個主要的原因是對女教師的不斷需求。普通教育的日益增長再加上提供給男性的就業機會不斷增大，女教師的需求隨之顯現。在尋求廉價勞動的同時，人們也要求政府制定法規以確保未來女教師能接受到相應的教育。此外，宗教復興運動刺激了對傳教士的需求。從19世紀30年代開始，各種女子學院以及向女性開放的其它學院抓住了這個契機，注意培養女學生，以使她們勝任這兩種社會角色。雖然婦女可以繼續接受中學后教育，并且在工作中體現她們的智力和職業價值，但必須看到，上述的兩種社會角色僅僅在有限的范圍內拓展了女性的社會領域，換言之，婦女仍然保留著屈從的基督教徒及子女養育者的身份。從20世紀開始，專業化成為了一種潮流。專業化要求更高的專業訓練和教育，大學教育自然地承擔了這一職責。隨著越來越多的研究生院成立，社會地位較高的工作不再由家庭出身、世襲制度決定，而教育程度開始起主要決定作用。這促使大學內部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隨著課程設置的改革及選修制的實行，女生的教育權利逐步得以保證，然而這些變化卻引起了社會對大學和學院女權化的恐慌。男女同校大學教育就是在這樣一種進步與徘徊中逐步發展起來的。

三、西方各國大學男女同校制進程

雖然許多早期女子學院已經為婦女提供了完全的大學教育，但是，實施男女同校制教育的院校都拒絕讓婦女修讀文科課程。因此，在嚴格意義上，這類院校所提供的教育并非真正的大學教育。進入傳統大學學習的女生經常遭到男同學的嘲笑，在校園中隨處張貼著帶有諷刺挖苦意味的漫畫，學校的雜志和報紙上也會刊登懷有惡意的文章以打壓在校的女生。雖然在同一個大學和學院接受教育，但婦女被隔離在學校的幾乎所有重要組織和活動之外，包括俱樂部、食堂、樂團、榮譽社團等。除了男生對女生態度充滿敵意，學校教職人員也經常忽視女學生的存在，老師在課內經常拒絕回答女學生的問題或者干脆禁止她們參與討論。很多時候，甚至連校方的政策中也完全忽視女性或者將女性排除在外。作為針對這種情況的回應，女生效仿社會中女性主義者的做法，在校園中建立起一種獨特的女性文化。她們創建各種辯論社，發展女性文學，編寫女性雜志和報紙，并且在學校的刊物上另辟“女性專版”，同時在校內建立女性聯誼會。這些女性組織和活動在女生擺脫大學生活中性別不公的斗爭中起著不可低估的作用。

西方各國大學在實現男女同校制的進程中經歷不盡相同，各自表現出了許多不同的問題：

1.美國

女生在傳統大學中的出現，引發了大學課程的變革。在美國，尤其是在《莫里爾法案》頒布之后的最初幾年，大學課程中就加入了兩門女性課程。男女同校教育及對教師的需求促使許多大學創建了師范部，設立了家政課程。其中，衣阿華州立大學早在1871年就建立了此類課程。家政學在女子教育上的作用具有兩面性，但是，許多教育界人士支持女性接受一定的、實用的家政訓練。在大學中選修家政學的人數不斷上升，充分說明該學科在學生中的受歡迎程度。女生在獲得家政學的學位后，仍然可以在社會各個行業中找到穩定的職業。這一現象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尤其普遍。然而，應該看到，家政學系的存在，在某種程度上阻礙了婦女在其它學科學術上的進步。因為很多在其它學科已經取得了高學歷的婦女，在大學謀職時往往就會被安排在家政系。據統計，到1911年時，美國60%的男女同校大學中的女教授都屬于家政學系。教師培訓和家政學這兩個領域吸收了19世紀絕大多數美國大學的在校女生。1900年時，在男女同校的美國大學中，共有6.1萬名女生，其中4.3萬名屬教育系，2000名屬家政系。直到1900年以后，這一狀況才發生改變，女生及大學女教師開始尋求其它感興趣的課程。隨著越來越多的婦女積極參與進步教育運動，新的課程需求日漸顯現，例如，兒童心理學、婚姻和家庭問題研究、社會工作及慈善事業研究等。男女同校大學教育也帶來了其它方面的課程變革。各院系逐漸意識到，男女同校的大學教育中存在著一個令人頭痛的趨勢。在相同的專業中，男生和女生在選修課程方面表現出了很大的差異。男性多數不愿選擇人類學及語言學，而對科學特別是一些新興社會科學，例如經濟學、政治經濟學等更感興趣。然而，女性剛好相反，她們則更傾向于人類學和語言學（在女子進入大學教育領域之前，女性被認為沒有能力完成這些學科的學習任務），以及社會學等。但與此同時，人們也逐漸意識到，男女選擇學科的不同是以不同的職業興趣和就業可能為基礎的，而不再基于過去人們所認為的先天能力的差異。由于當時婦女的主要就業領域是教學或社會工作，因此，人類學、語言學及社會學的知識對她們的工作非常有利。但是，多數男性都打算進入商業以及其它一些人類學課程起不了很大作用的領域工作。于是，為了防止某些課程女性化的趨勢，有些大學企圖限制婦女入學，在所有學科中隔離男女生或者干脆廢止男女同校制度。盡管如此，美國婦女的大學之路還是在繼續前進，并在學術領域得到了發展。例如，1963年只有11%的博士學位授予婦女，但到1983年時已增加到33%。此外，大學中36%的副教授職位是由婦女擔任的。

男女同校大學教育中另一種男女不平等表現在教育資源的分配不均上。美國中西部地區的一些大學不為女生提供住宿、醫療及體育設施，盡管學校具備這些設施。即便在某些大學女生可以使用某些體育設施，但一般都是在男生不使用的時候，例如用餐時間。直到1900年之后，美國東部的男女同校的大學才開始向女生提供宿舍及體育館。

2.英國

英國的劍橋大學最早允許女生參加由該校主持的地方考試，此外，還為18歲以上的女生另設特別考試。男教師去劍橋大學的兩所女子學院教課，這兩所女子學院的學生也可去聽男生的課程。在此期間，一些榮譽課程考試，例如為取得劍橋大學文學學士資格的榮譽考試（Tripos），也接受婦女參加并非正式地對她們進行評分。1881年時，校方正式允許女生參加劍橋大學文學學士資格榮譽考試并給予評分。但直到此時，女生和男生一起參加完全相同的考試卻不被授予學位或其它任何頭銜。劍橋大學原來的做法極大地打壓了婦女接受大學教育的權利，大學中的婦女充其量不過是訪客。這種不公的狀態一直持續到1923年，此時劍橋大學才開始對女性授予學位，并正式允許她們有權利進入課堂聽課。到1926年時，又允許婦女擔任大學中的職務。1948年，婦女已經可以擁有劍橋大學校籍。雖然劍橋大學在為女生提供大學教育方面的態度極其保守和不公，然而，它在整個婦女解放運動中還是起了某些重要的作用。首先，劍橋大學在沒有正式地招收女生入學之前，就已經在為婦女提供最高的學術培訓，并使她們能將所學應用到教學之中。其次，劍橋大學的態度實際上代表了英國官方的態度，向劍橋大學要求獲取學位權力的斗爭可以說是婦女向政府要求獲得選舉權的演練。

牛津和劍橋大學這兩所大學在英國社會的舉足輕重的作用，決定了它們大學的畢業生對國家事務的參與乃至決定作用。因此，女生長期被這兩所大學排除在外，也直接導致婦女被排除在國家事務之外。19世紀，追求大學教育的英國婦女及她們的支持者為爭取獲得學位進行了兩次斗爭，分別發生在1887年和1897年。這兩次斗爭最終確保了婦女從劍橋大學獲得文學學士資格榮譽考試。其中，第二次斗爭導致了劍橋大學全校上下支持者和反對者雙方進行了長達18個月的公開辯論。學校的正常工作秩序被打亂，這場運動掀起的波瀾不亞于以往的某些政治斗爭。從格頓和紐納姆這兩所隸屬大學的女子學院，到婦女被正式接納進入劍橋大學學習并獲得學位，再到最終獲得校籍，英國婦女走過了將近一個世紀的艱辛歷程。

3.德國

德國女子高等教育發展顯現出一個特殊的軌跡。由于所有德國大學都是公立的，因此，婦女入學問題很快就成為了德國所有大學的共同問題。有些德國教育界人士認為，解決問題的方式要么是全部開放，否則就一個也不開放。德國大學與國家密切關聯的傳統使得爭論的焦點始終都在傳統大學是否該招收女生入學從而男女同校的問題上。偶爾受美國女子學院的影響而創建女子學院的嘗試也很快被證明是徒勞的。相比美國女子高等教育的發展，德國的女子高等教育只是局限在男女同校上。但是，必須看到，這種有限的女子教育發展空間卻產生了積極的后果。美國多樣性的女子高等教育為婦女較早地提供了大學教育的機會，但其教育質量參差不齊，并且從某種角度來說，美國婦女的大學教育要比男性狹窄很多，尤其表現在精英教育和研究生教育領域。與之相反，雖然德國婦女正式進入大學是1900年之后的事，但她們很快就獲得了進入所有大學學習的機會，其中也包括具有世界名望的大學。而在美國，這類大學一直到20世紀以后的很多年才向婦女開放。

在19世紀的德國，婦女的地位低下，也沒有選舉權，因此，她們無法為自己爭取包括平等的教育權在內的各種社會政治權利。人們認為，大學中有女生是一件可笑的事情。19世紀末，當婦女真的出現在大學校園中時，許多德國教授都覺得難以接受這樣的事實，他們聲稱：“我們的大學是屬于男性的。”有些教授甚至不顧一切地直接將課堂中的女生趕出教室［4］(P1)。

當時并非只有教授覺得無法接受婦女進入大學，事實上，在學術界人士、政府官員以及女性主義者中，有關德國婦女能否進入大學的爭論是十分激烈和持久的。但是，這種論戰并沒有改變婦女對大學教育的渴望。在婦女被正式允許進入大學之前的40年間，約有3000名女子申請入學。1865年，慕尼黑大學出現了第一位女生。到1909年時，婦女正式獲得在所有德國大學學習的權利。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婦女已經在德國大學中建立了自己的團體。改革者將婦女接受大學教育視作改善婦女社會地位的一種手段。應該看到，德國婦女進入大學學習也是女性主義運動的一個主要成就。

女子高等教育在德國研究型大學中的出現和發展是一個十分值得關注的問題。柏林大學于1810年創建后，最能從中得益的是中產階級家庭的男性子弟。大學學位所帶來的威望和社會地位吸引了更多來自不同背景的男生入學。還有許多外國學生涌入了德國大學，因此，當許多德國大學為過多的、背景復雜的，尤其是外國學生的入學而頭痛時，有關婦女進入大學學習的爭論使局面變得更為復雜。當時人們對婦女進入大學的一個最大顧慮是，大學教育對婦女而言可能是一種浪費，因為她們一旦結婚就會荒廢學業。然而，當婦女真的將所接受的教育利用起來后，男性又開始恐慌婦女會把他們的就業機會搶走，特別是在醫學和教學領域。

婦女在進入大學學習后，更值得關注的問題不再是“婦女是否該學”，而是“婦女該學什么”。事實證明，首批進入大學的女生在學業上比男生優秀。雖然婦女已取得了法定的進入大學的權利，但她們的學習僅限于有限的領域，例如婦科醫學、女校教學等。直到婦女進入大學數十年之后，女生才被獲準和男性一樣參加大學資格考試（Abitur）。更應該看到，允許婦女進入大學學習，對德國社會性別角色、教育倫理、教學形式等方面構成了挑戰。女子高等教育的倡導者積極主張婦女打破傳統的社會角色的束縛，以促進公平教育的發展。

德國婦女為爭取獲得大學教育的斗爭萌芽于18世紀。當時有許多著作都論及該領域，其中最著名的是馮•希佩爾（TheodorvonHippel）的《論婦女修養的進步》一書。該書指出，婦女在德國大學中學習可以追溯到18世紀中期。施洛澤（DorotheaSchlozer）1787年獲哲學博士學位，被公認為德國歷史上最早獲得哲學博士學位的女子。1865年，在德國中產階級婦女中爆發了要求拓寬就業領域的運動。與此同時，少數婦女被允許進入大學旁聽課程，不過不能注冊成為正式學生。因此，多數大學也沒有專門的校規明令禁止女生入校。但在19世紀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早期，有些婦女要求旁聽大學課程迫使大學對此事采取明確的官方立場，從而導致了1879年幾乎所有德國大學都明令禁止女生。從19世紀80年代初期到中期，數個德國婦女團體又重新將婦女進入大學的議題提起，并于1887年開始興起了一場有組織的請愿運動，該運動一直持續到20世紀。請愿運動強調了培養高層次的女教師以及培養女內科醫生的重要性。雖然這一請愿一開始遭到了政府的拒絕，但它在整個德國社會引起了對女子高等教育問題的關心。因此，到19世紀90年代后期，許多德國大學又重新向婦女開放，允許她們旁聽大學課程，甚至還特許授予旁聽者“博士”頭銜，這也是當時婦女能得到的唯一學位。據統計，從1754年到1908年，共有169名女生（包括外國人）獲得各科博士學位，其中僅醫學博士學位獲得者就有66人。從1900到1909年間，德國各州大學陸續對婦女開放。1900年，巴登—符騰堡州的大學首先接收女生入校，緊接著巴伐利亞州的大學也于1903年向女生開放。

德國社會就女子是否該接受大學教育的另一個爭論源于是否該讓婦女涉足公共事務領域。因為一旦婦女有權進入大學學習，她們就有資格參加國家職業資格考試，從而獲得機會進入政府機關擔任公務員，這也意味著婦女將有權完全參與社會公共事務。德國的所有大學都是由政府出資的，政府和大學之間的關系十分密切。到1900年時，德國大學已經成為了通往德國上層社會的通行證。由于當時的婦女團體都沒有參政權，多數參政的黨派也因而對女子高等教育持反對態度。后來，婦女獲準進入大學的真正原因正是德國社會開始推崇社團主義，婦女開始被認為是社會中的一個團體，因而被允許作為團體而非個人進入大學。

四、西方大學實施男女同校制教育的歷史貢獻

男女同校大學教育是否實現了人們的期望一直是許多西方教育學者關注的一個問題。在男女同校大學教育開始之初，人們只關注到婦女終于可以躋身于原本只屬于男性的領地，女性終于擁有了與男性一樣的機會。然而，這個目標的實現有著很大的局限性。因為人們當時過于看重了形式上的男女同校，卻忽視了男女同校教育的內涵以及婦女特有的要求。婦女研究表明，雖然在男女同校的大學中，婦女的學術成就也很突出，但她們始終處在次要的地位。這種次要的地位源自女性長期以來都是有限地接受教育。直到20世紀80年代，美國的女生才和男生一樣享有幾乎相同的大學教育。在學術領域，婦女似乎在女子學院或女性專業中更能體現自己的學術優越性。因此，男女同校大學教育不應該僅僅從數據統計來判斷它的公平性，而應該從大學學術的發展出發重新思考真正意義上的平等。

19世紀70～90年代入學的第一批女生后來成為了女子高等教育的先驅者。她們治學嚴謹、目標明確、信念堅定。通過自己的親身經歷，她們向世人證明了婦女是能夠接受大學教育的，不僅在學術上可以得到發展，而且在一些領域特別是在醫學、科學、教學及社會工作領域亦可獲得很大的學術成就。她們中不少留在了大學教育領域，有些人成為了大學教授，有些人則成為了大學行政人員。盡管第一代進入大學接受教育的女性經歷了無數的磨難甚至屈辱，但也享受到了大學教育帶給她們的個人滿足及個人解放感。大學教育給予了婦女更寬廣的人生選擇。在男女同校的大學中，女生和男生雙方都開始接受男女共存的教育環境，從而為社會接受男女共存的工作環境、發展男女合作的工作方式鋪設了道路。

與此同時，女性自身首先對自己在社會和家庭中應該扮演的角色進行了重新的認識。多數女生將智力和專業事業視為她們的一種人生選擇，而婚姻和家庭以及母親的角色則是另一種人生選擇。但在當時，想要事業和家庭兩者兼得似乎還不可能。因此，女子高等教育的一個后果便是，受過大學教育的女性相比沒有受過大學教育的同齡女性，她們選擇不結婚、不要孩子的比例很高。這也成為了人們抨擊男女同校大學教育的主要原因之一。

男女同校大學教育的成功最早表現在兩個方面。首先，表現在婦女在大學和學院中的人數上。19世紀末，在美國，男女同校的院校數已經超過男女隔離的院校數。男女同校教育已經成為了美國大學教育的主導模式。到1920年時，大學女生人數已經占到全部學生人數的一半，其中80％的女生在男女同校的大學中學習。其次，表現在女大學生的智力成就上。以美國芝加哥大學為例，從1892年到1902年的十年間，該校46%的學士學位是由女生獲得的。在其他院校中，情況也很類似。婦女在學術上所取得的成就，促使一些大學逐步放棄了對授予婦女學位及學術榮譽的限制。

在女子高等教育開端時期，婦女在傳統大學校園中的出現意味著該校缺乏資金及社會威望。正如美國威斯康星州立大學校長范海斯（CharlesR.VanHise）所說的：導致男女同校大學教育的原因純粹是經濟的。因此，隨著1900年后威斯康星、斯坦福和芝加哥等大學逐步獲得政府更多的財政資助，它們曾試圖縮減或限制男女同校的規模以期提高大學的威望。但應該看到，這種嘗試顯然是有悖大學教育發展的。

婦女在西方大學中被忽視，甚至被不公正對待的狀況，一直持續到20世紀的前半期。然而，女生在大學校園中的日常生活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與此同時，男女學生的社會生活模式也逐漸變得寬松。隨著越來越多的男大學生將女大學生作為擇偶對象，女大學生也更青睞男女同校的大學模式。因此，婦女在大學校園中的出現不再是什么奇怪的現象，婦女也越來越將大學教育視為一種有重要意義的人生經歷。據統計，到20世紀30年代，美國婦女對大學教育的參與達到了高點。這一成果因受到了兩次大戰后社會及政治保守主義的影響而削弱。直到20世紀70年代末期，婦女接受大學教育的比例才超過20世紀30年代的記錄［2］(P14)。70年代興起的女性主義運動的高潮，使人們在大學教育領域更加關注婦女的智力和專業潛力。

然而，必須指出，社會對女子高等教育的反對并沒有因為大學之門的敞開而消失。著名女詩人伍爾夫（VirginiaWoolf）就曾將人們對女性的潛在歧視和不公正對待描述為“和根一樣深，卻象海上的煙霧般不可及”［8］(P28)。一方面，婦女在進入大學之初所經歷的不公正待遇為男女同校大學教育的發展留下了一個很大的后遺癥。另一方面，這也成為激勵了女子高等教育的支持者更加不懈地努力和奮斗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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