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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歷史學家侯外廬在《中國思想通史》中就說：“一千年來王安石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好像一個謎似的，為人們所不理解”。封建的學者把他看做‘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異端，而資產階級學者則把他捧到天上，好像在千年前他就是一個為資本主義世界設計的大人物。王安石變法之所以引來了如此天壤之別的評論，不僅同王安石其人及其變法措施所帶來的爭議有關，更同時代的發展，歷史的演繹有著密切的關系。在這里暫且拋開王安石其人、其事不談，只就王安石變法之歷史演繹及其原因作一個簡單剖析。

一、歷史上對王安石變法的幾次演繹

（一）南宋至晚清，絕大多數史學家認為王安石變法“禍國殃民”，是北宋亡國的元兇晚清前800年多年中，對王安石變法的主流評價散見于各種有關宋神宗朝史實的記述中，例如范沖等人修定的《神宗實錄》；宋孝宗朝由李燾、洪邁等人修撰的《四朝國史》：元朝史臣編修的《宋史》。這三部官修史書對王安石及其變法的評議不論是史實還是觀點都是一脈相承的，即認為王安石變亂祖宗法度，“禍國殃民”，最終導致北宋亡國，把王安石的諸項新法稱作聚斂之術，“聚斂害民”，把王安石的理財思想則視為興利之道“弱民興利”。這些觀點的出籠是和當時的政治斗爭綰結在一起。北宋末年，女真族貴族建立的金政權滅遼之后，又發動了北宋戰爭，宋徽宗不敢承擔歷史的責任，匆忙讓位于宋欽宗。宋欽宗為了挽救安危，爭取人心，首先貶竄禍國殃民的蔡京集團。因為蔡京不僅營私舞弊，貪污腐化，殘害忠良，而且還自稱是王安石的弟子，打著王安石的改革旗號繼續進行所謂的“改革”，所有后來人們在檢討北宋危亡的原因，以確定由誰來承擔造成國破家亡的歷史罪責時，自然而然的把責任推到了王安石身上，認為王安石是歷史的罪人。

（二）20世紀前半葉，梁啟超為王安石變法翻案，稱“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當之矣”對王安石變法評價的轉機出現在近代，當時國人面對西方列強的“船堅炮利”，急欲變法而“富國強兵”，遂使商鞅、王安石等都得到肯定的評價。對王安石評價最高者莫過于梁啟超的《王安石傳》。梁啟超稱王安石：“其德量汪然若干頃之陂，其氣節岳然若萬仞之壁，其學術集九流之弊，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設施之事功，適應于時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傳諸今日莫之能廢，其見廢者，又大率皆有合于政治之原理，至今東西諸國行之而有效者也。嗚呼，皋夔伊周，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當之矣。他把王安石變法中的青苗法和市易法看作近代“文明國家”的銀行，把免役法視作“與今世各文明國收所得稅之法正同”，“實國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譽之社會革命”，還認為保甲法“與今世所謂警察者正相類?！币谎砸员沃?，梁啟超用社會主義學說類比王安石新法措施，把王安石稱為社會主義學說的先行者。梁啟超如此拔高古人，究其緣由，在于梁啟超在政治上的改良主義主張。

（三）1949年—1978年，當時的主流看法稱“王安石是中國11世紀時的改革家”，是法家杰出的代表人物49年以后，歷史研究要為政治服務，階級斗爭學說占據了整個學術界。于是對王安石變法的研究局面也為之大變，一路的水漲船高。一是有了列寧的那一句“王安石是中國十一世紀的改革家，”的評價在前，對王安石的評價就只能高不能低，否則就是研究者犯了路線方向性錯誤。其中標志性的作品有宋學大師鄧廣銘先生寫《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和漆俠先生的《王安石變法》。兩位先生的研究基本奠定了當時對荊公研究的基調。其后，隨著轟轟烈烈的時代到來，根據上意，一部中國古代史，就是儒法斗爭的歷史，法家代表進步、革新，儒家代表落后、保守，王安石主張變革，自然是法家代表，于是對其人及變法運動更是不得有絲毫批判。荊公被奉為“尊法反儒”的典范，在“批林批孔”一批“”的宣傳班子，專門為“”篡黨奪權制造輿論，藉此攻擊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而一些專家、學者也因經受不住強大的政治壓力，違心地跟著撰寫了一些著作和文章?？傊?，中的王安石如同坐上了蓮花寶座，儼然成為中國歷史上“正確路線的代表人物”。

二、不同歷史演繹的原因分析

縱觀歷史上對王安石變法的幾次不同演繹，究其緣由有以下兩點：

（一）900多年來的“社會氣候”決定的“任何人在進行歷史認識的實踐活動之前，已經存在著支配主體實踐行為的某種特定的歷史觀或世界觀”無論是古代為統治階級涂脂抹粉的修史者，還是近代為救亡圖存，倡導變法維新的梁啟超，抑或是期間為政治斗爭服務的無端吹捧，王安石變法只是他們手里的一個工具，一個任意打扮得小女子。歷史的評議或研究從來都是和現實分不開的。著名的人類學家理查德•利基在追蹤人類學革命過程時曾專門提到學術假說與時代變化之間的內在聯系，他說“簡要地來看看過去一些年里曾經提出的用來解釋最早的人科物種是怎樣起源的幾種假說，有趣的是當每一種新的假說流行時，它常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出當時的社會氣候”。

（二）王安石理財思想引發的分歧

古代傳統的儒家思想是“君不言利”，王安石的“理天下之財”無疑違背了傳統的經濟信條，因而受到衛道者的批判也不足為奇。到了近代，國破家亡，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王安石富國強兵的思想自然會與梁啟超等人主張通過變法改良以圖中國強大的思想聯系起來。乃至當代，王安石之所以能再次引起中外學者的興趣，端在他的經濟思想和我們的眼光接近。他的所謂“新法”，無非就是將財政稅收大規模的商業化。他與司馬光爭論時，提出“不加賦而國用足”的理論，其方針乃是先用官僚資本刺激商品的生產與流通。如果經濟的額量擴大，則稅率不變，國庫的總收入仍可以增加。這也是刻下現代國家理財者所共信的原則。

最后要說的是，透過王安石現象告訴我們對歷史人物或事件的評判，要掌握好標準?！皻v史不是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女孩。”我們要把歷史人物放在其所在的時代即世界社會科學成就的平臺和環境中來評價，而不是與此相分離。同時要注重歷史人物所處的時代的獨立學者、民眾和史料對其的評價，而不是著重后代的評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