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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萬歷年間“淡巴菰”(煙草)傳入中國，很快便南北風靡。筆者認為，它應先由西班牙商人自南美傳入呂宋，再依次傳入日本、朝鮮以及中國各地，時間則遲至萬歷中葉(1600年前后;若由葡萄牙人首先傳入，時間上不至于如此之晚)。煙草之名，本寫作“菸”，后來有“淡巴菰”、“金絲醺”、“蓋露”、①“佘糖”、②“發絲”(以上名稱均見于姚旅撰《露書》卷十)，“丹白桂”(《清實錄•太宗實錄》)，“仁草”、“八角草”(熊人霖撰《地緯》)，“淡把姑”、“擔不歸”、“淡肉果”、③“金絲煙”(均見于方以智撰《物理小識》卷九)，“干酒”(葉夢珠撰《閱世篇》卷七)，“煙酒”(楊士聰撰《玉堂薈記》卷四、汪灝等撰《廣群芳譜》)，“香煙”(《在園雜志》卷三)，“打姆巴古”、“大籽古(菰)”、“醺”、“芬草”(均見于汪師韓撰《談書錄一卷》及《金絲錄•題詞》)，“相思草”(阮葵生撰《茶余客話》卷九)，等等;“淡巴菰”、“淡把姑”、“淡白果”、“丹白桂”、“打姆巴古”顯然都是西班牙語tabaco的不同音譯(按:疑“擔不歸”亦為“淡巴菰”的轉音)。當然，最普遍流行的詞就是“煙草”。明清文獻對煙草之來源論說紛紜，除源于呂宋、日本、朝鮮諸說之外，尚有“見于佛經”(如納蘭性德《淥水雜識》卷二、④方孝標《鈍齋詩選》卷一六、⑤田霡《鬲津草堂詩注》及趙之謙《勇廬間詰•自序》)、“見于唐詩”(趙翼《陔余叢考》卷三十三)、見于《宋史》(陳琮《煙草譜》卷四引石杰語，無出處)者。因久無確解，最后竟一致認定“淡巴”源于鄰近呂宋之小國，“淡巴菰”自然便是此國獨有的“菰”種了。⑥煙草在中土得到迅疾播傳，至崇禎末年便已“無分老幼，朝夕不能間”;⑦方孝標(1617—1697)于順治后期得見塞上煙草種植之風，其《吃煙》詩云:“革囊銅管偕刀璲，已見吹噓遍九州”;⑧乾隆時期，吳江人陸耀(1723—1785)撰《煙譜》，稱其時“士大夫無不嗜煙，乃至婦人孺子亦皆手執一管。酒食可缺也，而煙絕不可缺。賓主酬酢，先以此物為敬”。⑨這樣一來，煙草種植日益拓展，自然要侵害糧食生產，影響國民生計。以此之故，自明崇禎朝以及清天聰初年以來，歷朝皆有煙草之禁。⑩禁煙對吸煙之人影響有限，但使不少名公巨卿諛頌煙草的詩詞很少收錄于自己的詩文別集。不過，無論如何，煙草事實上自晚明伊始便以骎骎之勢廣泛介入了中國人的生活乃至生命之中。關于煙草的記錄，晚明文獻甚少，而有清一代則歌詠詞唱相對較為豐贍，并有煙草專書數種。這些著述自然蘊含了一些煙草與文人騷客的話題。不過，大多為文獻輯錄，很少就現象再作更深層的思考。清末民初周馥(1837—1921)賦《憫農》詩五首(輯入徐世昌編《晚晴簃詩匯》卷一百六十八)，分別吟詠麥、樵、煙、茶、田，可見煙草至20世紀初已成為農業生活的一部分，詞人騷客之諷詠也在在皆有。但是，相比于學界對酒、茶、樵等與文學之關系的論述，煙草與文學之關系可稱被全然漠視。有鑒于此，筆者欲對其稍作探討。因資料絕大部分出自清代，故以“清人筆下的‘淡巴菰’”為副題。

一、“淡巴菰”與名公巨卿

煙草傳入中土，名公巨卿多酷嗜者。據《玉堂薈記》，晚明天啟年間煙草流行，一畝之收可敵田十畝，民多種植者。崇禎十二年(1639)有煙禁之令，后洪承疇(按:事在崇禎十四年)以戍邊兵士之需為由而解禁。瑏瑡明清鼎革之后，吸煙風尚依然如故，酷嗜者之中不乏位高權重的大臣。據李調元(1734—1803)《淡墨錄》云，康熙不吸煙，也厭惡大臣吸煙:“上南巡，駐蹕德州，命侍衛傳旨:朕平生不好酒，未能飲一斤，總是不用。最可惡的是用煙，諸臣在圍場中看我竟日曾用煙否?每見諸臣私行在巡撫賬房偷吃，真可厭惡。且是耗氣的東西!不但我不吃煙，太祖、太宗、世祖以來都不吃煙，所以我最惡吃煙的人。”瑏瑢陳其元《庸閑齋筆記》則記錄康熙南巡駐蹕德州時，以水晶煙管賜酷嗜淡巴菰的陳元龍(1652—1736)和史貽直(1682—1763)，“一呼吸之，火星直達唇際，二公懼而不敢食。遂傳旨禁天下吸煙。蔣學士陳錫《恭記》詩云:碧碗瓊漿瀲滟開，肆筵先已戒深懷。瑤池宴罷云屏敞，不許人間煙火來”。瑏瑣但是也有別的文獻表明，康熙并不拒絕西洋傳教士所貢煙草。《熙朝定案》載，康熙首次南巡(1684)至南京，耶穌會士汪儒望(JeanValat，1599—1696，法國人，1651年入華)、畢嘉(Jean－DominiqueGabi-ani，1623—1696，意大利人，1659年入華)獻方物4種，康熙命留“西蠟”，趙之謙《勇廬間詰》認為所留者乃煙草;瑏瑤另據意大利人、遣使會士馬國賢(MatteoRipa，1682—1745，1710年入華)記載，傳教士在康熙花甲之壽時獻巴西煙葉與歐洲葡萄酒，被康熙視為最稀罕之物。瑏瑥乾隆時代吸煙風氣更盛，李伯元(1867—1906)撰《南亭筆記》載:“北京達官嗜淡巴菰者十而九，乾隆嗜此尤酷，至于寢饋不離。后無故患咳，太醫曰:‘是病在肺，遘厲者淡巴菰也。’詔內侍不復進。未幾病良已，遂痛惡之。”瑏瑦據此，則乾隆亦曾嗜煙。李伯元《南亭四話》又載，咸豐曾賜長洲彭文敬(按:即清道光、咸豐間名臣彭蘊章)一白玉煙壺，上鐫山水，一背纖，一乘舟，極其工細，并有乾隆手制詩。詩云:“船中人被名利牽，岸上人牽名利船。江水滔滔流不住，問君辛苦到何年?”瑏瑧由此可知，彭蘊章應該也是煙客。鼻煙自晚明起也傳入中土，煙葉便不僅用嘴“吸”，同時亦可用鼻“嗅”。不少文獻表明，各色各式的鼻煙壺常常成為清中前期外交場合的新寵兒;瑏瑨使用者多為高官顯貴，而且整個清代盛行不衰。如光緒嗜鼻煙，據載每晨必飲茶、聞鼻煙少許之后，方“詣孝欽皇后宮行請安禮”;瑏瑩李調元詠鼻煙詩稱“達官腰例佩，對客讓交推”;瑐瑠嘉慶、道光間升寅(1762—1834)撰有《戈壁道中竹枝詞》，一云:“皮冠冬夏總無殊，皮帶皮靴潤酪酥;也學都門時樣子，見人先遞鼻煙壺”;瑐瑡吳省欽(1729—1803)認為，吸煙“于味不于臭，勿乃享敝帚”，不如鼻煙“頓消膚粟寒”、“扶病豁朦瞍”;瑐瑢晚清傳抄的“查抄和珅住宅花園清單”云，和宅抄沒的巨量財物中有大量的西洋器物，其中，白玉煙壺800余個、玭爾煙壺300余個、瑪瑙煙壺100余個、漢玉煙壺100余個，瑐瑣這些都是鼻煙壺。又據記載，晚清時某宗室素喜鼻煙，壺蓋或珊瑚、或翡翠，燦爛大備，宗室摩挲愛惜，較勝諸珍。宗室生子，長曰奕鼻，次曰奕煙，三曰奕壺，四曰奕蓋，合之則鼻煙壺蓋也。

好煙成癮的貴介公卿為后人留下了不少逸聞趣話，而清代煙迷最癡者莫過于韓菼(1637—1704)、陳元龍和紀昀(1724—1805)，三位都官至禮部尚書。韓菼和陳元龍曾賦《詠煙草詩》各4首。韓氏4首，袁枚于《隨園詩話》卷九曾提及，后似已失傳;陳氏4首則收錄于《蓮坡詩話》卷下，都是傾心諛煙之辭。瑐瑥至于韓菼、紀昀的嗜煙趣話，以下清人筆記兩則可作代表:韓慕廬宗伯(菼)嗜煙草及酒，康熙戊午與余同典順天武闈，酒杯煙筒不離于手。余戲問曰:“二者乃公熊、魚之嗜，則知之矣，必不得已而去，二者何先?”慕廬俯首思之良久，答曰:“去酒。”眾為一笑。后余考姚旅《露書》“煙草產呂宋，本名淡巴菰”，以告慕廬，慕廬時掌翰林院事，教習庶吉士，乃命其門人輩賦《淡巴菰歌》。瑐瑦河間紀文達公酷嗜淡巴菰，頃刻不能離，其煙房最大，人呼為“紀大煙袋”。一日當值，正吸煙，忽聞召見，亟將煙袋插入靴筒中，趨入，奏對良久，火熾于襪，痛甚，不覺嗚咽流涕。上驚問之，則對曰:“臣靴筒內走水。”蓋北人謂失火為“走水”也。乃急揮之出。比至門外脫靴，則煙焰蓬勃，肌膚焦灼矣。先是，公行路甚疾，南昌彭文勤相國戲呼為“神行太保”，比遭此厄，不良于行者累日，相國又嘲之為“李鐵拐”云。瑐瑧這兩則軼事流傳較廣。韓慕廬的故事又見于阮葵生《茶余客話》卷九、查為仁《蓮坡詩話》卷下、黃之雋《煙戒》、徐以升《淡巴菰歌》、全祖望《淡巴菰賦》、史夢蘭《止園筆談》卷三、徐珂《清稗類鈔•飲食類》等，細節方面有所演繹，說韓氏所好有三:酒也，棋也，煙也，必去其一，則去棋;再去其一，則去酒。紀昀的故事，又見于王棠《燕在閣知新錄》卷二十九、橫香室主人《清朝野史大觀•清人軼事》、方濬師《蕉軒隨錄》卷六、徐珂《清稗類鈔•詼諧類》、葛虛存《清代名人記》卷十二、孫靜庵《棲霞閣野乘》卷上、李伯元《南亭筆記》卷五等等。王士禛(1634—1711)所說韓菼命庶吉士賦淡巴菰一事，確實可信，但韓氏直至康熙三十六年(1697)十月方為翰林掌院學士(迄于1703年)，距離王士禛所言戊午(1678)同典順天武闈之事已近20年。查為仁《蓮坡詩話》載:“韓慕廬宗伯掌翰林院事時，曾命門人賦淡巴菰。詩多不傳，惟慈溪鄭太守(梁)為庶常時所作，存《玉堂集》中。瑐瑨”鄭梁(1637—1713)為康熙二十七年(1688)進士并選授庶吉士，此時韓菼從蘇州回京未久，出任原職翰林院侍讀學士。所以王、查所說命庶吉士賦淡巴菰一事，當在韓菼任侍讀學士時所為(1678年和1688年，韓氏均任此銜)，《玉堂集》及《玉堂后集》正是鄭梁在翰林院期間所作。今查《四庫存目叢書》據康熙間刻本影印的《寒村詩文選三十六卷》，其中《玉堂集》及《玉堂后集》均未收《淡巴菰賦》;倒是四、五十年之后進入翰林院的徐以升(1694年以前—1753年以后)和全祖望(1705—1755)先后聞風而起，所撰《淡巴菰歌》(1743年)與《淡巴菰賦》都流傳至今，分別收錄于朱鑄禹匯校集注的《全祖望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和徐氏《南陔堂詩集十二卷》。瑐瑩為《南陔堂詩集》作序的著名詩人沈德潛也有詠煙之作，即:“八閩滋種族，九宇遍氤氳。筒內通炎氣，胸中吐白云。助姜均去穢，遇酒共添醺(注:名‘蓋露’者可以醉客)。就火方知味，寧同象齒焚。”瑑瑠末句所云“象齒”，指煙筒為象牙做成，是極名貴的一種，當然這也只有名公巨卿或豪富之人方可擁有了。

二、“淡巴菰”與江南文人群體

現存詠煙詩詞，多出自江南文人。袁枚(1716—1798)瑑瑡論浙西學人之詩，特別標舉諸錦(1686—1769)、汪師韓和翟灝(?—1788):學人之詩，吾鄉除諸襄七、汪韓門二公而外，有翟進士諱灝、字晴江者，《詠煙草五十韻》警句云:“藉艾頻敲石，圍灰尚撥爐。乍疑伶秉箭，復效雁銜蘆。墨飲三升盡，煙騰一縷孤。似矛驚焰發，如筆見花敷。苦口成忠介，焚心異郁紆。穢驚苓草亂，醉擬碧筒呼。吻燥寧嫌渴，唇津漸得腴。清禪參鼻觀，沆瀣潤嚨胡。幻訝吞刀并，寒能舉口驅。餐霞方孰秘，厭火國非誣。繞鬢霧徐結，蕩胸云疊鋪。含來思渺渺，策去步于于。”典雅出色，在韓慕廬先生《煙草》詩之上。瑑瑢諸、汪、翟三人均嗜煙，而且彼此互有往來。汪師韓除前揭《金絲錄一卷》之外，另有《詠煙七律四首》(收入陳琮《煙草譜》卷六)，第三首所云“詞林名重淡巴菰”，可能是對乾隆年間江浙文人群起而和厲鶚《天香》詞之事的描述(詳下文)。翟灝有上述《詠煙草五十韻》(收入氏撰《無不宜齋稿》卷一)。諸錦則有《煙》詩:“我性不嗜煙，六十始愛煙。是名淡巴菰，見之姚旅編。方寸多魁磊，以煙全其天。一吸四體和，悠然見神全。摧剛化為柔，刓方以為圓。五味近乎辛，養恬茲取憐。高鳥聚密林，游魚守潛淵。醉鄉不到此，那識羲皇年!”瑑瑣翟灝之詩模擬吸煙時諸種狀貌情態極為細膩妥帖，故深得時人賞識，袁枚之外，王端履《重論文齋筆錄》亦引錄此詩，稱其“組織工細，布置妥帖”。瑑瑤此詩結尾所云“損益人憑說，辛芳爾不渝。詩腸感熏染(按:王端履引作‘詩腸緇恐涅’，反用孔子‘涅而不緇’之語，與原詩意蘊不合)，吟謝淡巴菰”，瑑瑥與諸錦“醉鄉不到此，那識羲皇年”，同為期冀借煙草來超脫名利糾葛、俗務煩擾的表達。翟灝的友人萬光泰(1712—1750)也賦有《煙》詩:“小草紛纏市，何年火利開。神農經不載，呂宋國移來。葉槁干時切，花紅露下栽。曲生風味似，為爾減深杯。”瑑瑦萬光泰在音韻學、元史及上古算學等領域多有建樹，是當時有名的詩人和學者，瑑瑧英年早逝之后，其《柘坡居士集十二卷》由同里好友汪孟鋗(1721—1770)刊刻傳世。萬氏特別推服的全祖望為其撰寫墓志，尤表彰其“《周髀》之學”，稱“卓然獨絕”。

汪孟鋗、汪仲鈖兄弟同于乾隆十五年(1750)中舉，士林傳為佳話，但汪仲鈖三年后即辭世，他的兒子汪如洋(1755—1794)不但彌補了乃父未成進士的遺憾，而且一舉在乾隆四十五年殿試拔得頭籌，此人有詠煙詞一闋《沁園春•詠淡巴菰》(《煙草譜》卷八著錄)。諸錦、翟灝、萬光泰以及同樣來自浙江的厲鶚(1692—1752)、杭世駿(1695—1773)、汪沆(1704—1784)、錢陳群(1686—1774)、吳廷華(1682—1755)、陳皋(字對鷗)、劉文煊(字紫仙)，等等，都與水西莊查氏家族之查為仁、查禮(1716—1783)等往返密切。這些人大都嗜好吸煙，而且除萬光泰之外，汪沆、厲鶚、劉文煊也有詠煙詩傳世。乾隆二年，汪沆、劉文煊、萬光泰與查禮撰有長詩《煙草聯句》，收入查氏《銅鼓書堂遺稿》。瑑瑩厲鶚的詠煙詞曾遍傳江南士林，題曰《天香•詠淡巴菰》，序云:煙草，神農經不載。出于明季，自閩海外之呂宋國移種中土，名淡巴菰，又名金絲薰，見姚旅《露書》。食之之法，細切如縷，灼以管而吸之，令人如醉，祛寒破寂，風味在麴生之外。今日偉男髫女，無人不嗜，而予好之尤至。恨題詠者少，令異卉之湮郁也。暇日斐然命筆，傳諸好事。瑒瑠此作先后引來了眾多的附和者，僅《煙草譜》所錄之“天香”詠唱者便有:陸培(字恬浦)、陳章(字授衣)、鄭廷旸(字隅谷)、朱方靄(1721—1786)、朱研(字子成)、吳烺(字荀叔)、王昶(1725—1806)、瑒瑡王又曾(1706—1762)、徐寶善(號穆堂)、凌應曾(字祖錫)、吳泰來(1722—1788)、朱昂(字適庭)、趙文哲(1725—1773)、朱漢倬(字凌霄)、張熙純(1725—1767)、吳元潤(字澤均)、蔣業鼎(字蓀湄)、吳錫麟(字圣征)、吳蔚光(字悊甫)、許宗彥(1768—1818)。從厲鶚、杭世駿、錢大昕、王昶、曹仁虎等人現存詩文別集來看，除年資較晚的許宗彥之外，上述諸人之間往來相當密切，并且大都在當時便負有盛名。其中，王昶、吳泰來、趙文哲均屬乾隆年間“吳中七子”。“吳中七子”之錢大昕(1728—1804)、曹仁虎(1621—1787)雖未和“天香”之詞，卻也有詠煙之詩。不過兩人對于煙草之好惡恰恰相反:錢氏以為，煙草處處流行，傷人肺腑又礙事靡財，故于質問“濫觴起誰某”之余，期冀“安得拔其根，卮茜種千畝”!瑒瑢曹仁虎自云“學得餐霞法，筠桿巧制宜。吹噓長日便，冷暖一心知”，瑒瑣為嗜煙的癮君子無疑。厲鶚、陳章、鄭廷旸、朱研、朱方靄、朱漢倬、張熙純、吳錫麟、許宗彥的上述“天香”詞，均被王昶輯入《清詞綜》。該書還收錄了《煙草譜》漏選的淡巴菰“天香”詞兩闋，分別由過春山(字葆中)和朱位恭(字叔曾)所撰。而上述和作“天香”詞的文人當中，諷誦煙草詩詞最多者正是王昶。其他人皆各和一闋，獨王昶奉和兩闋。此外，王昶還有《金縷曲•碧夢劇梅枝為飲煙筒囑賦》、《采桑子•再賦梅筒》及《煙草花》詩一首，此三者不是“被動”應和之作，自然更有韻致。瑒瑤明代遺民、著名文學家董說(1620—1686)入清后撰《石馬煙謠》，自序雖說為“傷煙滿江南”而作，但所詠當地風俗(作者為浙江吳興人)卻頗有情趣。

自然，煙草雖號稱“仁草”，卻遠非“仁者無敵”。在江南文人之煙草“歌德派”大行其道之時，非議者也屢有其人。如順、康年間戲劇家徐沁(1626—1683)撰《香草吟》，劇中人物俱用藥名，正派如桑寄生、紅娘子、劉寄奴、蜜陀僧，反派如木賊、葳靈仙夫婦。桑寄生等欲清剿木賊等反叛軍隊，經蜜陀僧指點，取“淡把姑”(淡巴菰)以毒攻毒。蜜陀僧在介紹此物之“威力”時說:“乍吸頭先暈，頻吞體遍麻。略嘗滋味渾難罷，半晌昏迷魂欲化。千番嗚嘬唇還咂，口角流涎堪訝。似醉酒眼乜斜，如病瘧腳波查”;至于其出處，則是“神農未嘗，本草不載，佛說《楞嚴經》中列于五辛，名曰興渠，比于腥血之穢。有誤食者，須懺悔四十九日，方許禮佛。《法苑珠林》詮釋甚詳。……用火酒制造，內加砒霜，酷烈無比。人一嘗之，刻不能少，以致焦灼肺腑，嗚乎哀哉!”瑒瑦乃人間劇毒之物。“淡把姑”在此劇中堪稱關鍵“意象”，待到桑寄生、紅娘子等得勝歸來，劇本便以“淡把姑”作結，并借“丑角”與眾人互動，反復致意于煙草之害。如“丑”言:“世間無不散的筵席，譬如演戲，終要收場。便與君等奉別，并無他語叮嚀。只是掃除木賊的淡把姑，原系劫藥。前者偶然撮弄，不期廣播人間，流毒無窮，灼人肺肝，迷而不悟。自今以后，但愿宰官們各發婆心，轉相勸誡，使眾生一切人等，斷除勿食，即此公德，不可思念。”瑒瑧李漁(1611—1680)評點此劇時說徐氏曾“刻煙誡勸世，闡發曲盡”。瑒瑨后來全祖望《淡巴菰賦》又云“瑯琦督相，視為野葛;梁溪明府，指為旱魃;黃山征君，明火勿汙”，瑒瑩是說寧波錢肅樂(1606—1648)、歙縣宗誼(字正庵)等三人厭惡吸煙。“明火勿汙”，意為“別用煙草弄臟了爐火”，全氏《又擬薤露詞九首》之《污吾火》即云此事。瑓瑠再如王元啟(1714—1786)云，劉汶惡煙草妨農，作《種煙行》以譏之，其卒章曰:“往者歲歉難舉炊，誰家食煙能療饑?”瑓瑡總體而言，非議煙草最主要的理由便是錢大昕、查慎行所言的傷農、靡財以及害身。趙翼(1727—1814)《吃煙戲詠》(撰于1808年，詩人82歲)詩云:“淡芭味不入咸酸，偏惹相思欲斷難(注:古詩‘相思若煙草’)。豈學仙能吸云霧?幾令人變黑心肝!噴浮銀管香驅穢，暖入丹田氣辟寒。贏得先生夸老健，鼻尖出火駭旁觀。”瑓瑢據此可知，趙翼也嗜吸煙，但他又深知其害，愛恨交加、欲斷偏難。知其害而形諸文字者，還有清初名詩人施閏章(1619—1683)的《矩齋雜記》，記“煙害”三事，茲引其中之二:一友酷嗜煙，日凡百余吸，已得奇疾:頭大如斗，牙齦潰膿升許，穢聞列屋，死而復甦。南鄉孟氏家蓄蜜。旁有種煙草者，蜜采其花，皆立死，蜜為之壞。以是知煙之為害，不可向邇。瑓瑣施氏并引養生家言附于后曰:“咽津得長生，故活字從千口水。今灼喉熏肺，以毒火為活，計可乎?”(出處同上)又，著名學者洪亮吉(1746—1809)撰《七招》賦，云古剌之丸、歐羅之表及呂宋煙草乃“好事所未見述，古者所不聞”。其言煙草云:“含茹則火入四肢，呼吸則煙騰百竅，蒸淫不歇，薰炙子鼻，五官拉雜，黑塞竅穴，珠胎既凌刳，玉孕復剖裂。”瑓瑤施、洪二人言吸煙之害如斯其烈，想必均非嗜煙之徒。而乾隆時期的著名詩人黃之雋(1667—1748)正是深知其害，晚年才毅然戒煙。黃氏曾作《煙筒銘》曰:“此嘗草、食火、飛灰之管，盤古以來見者罕，今世耽之逝不返。”瑓瑥說“逝(誓)不返”，可見沉溺至深;晚年卻鑒于“歷驗老壽無吃煙者”而作《戒煙》以“自戒”，所敘既愛又恨的心情頗為動人。《戒煙》詩云:“幼駭所見，折蘆為筒，卷紙于首，納煙于中。或就火吸，忽若中風，閉睫流涎，謂醉之功。久而流行，遍種斯草。曬葉剉絲，匪甘匪飽。銅竹鏤工，荷囊制巧。纓弁橫銜，脂鬟斜咬。吾獨違眾，誓不沾牙!嫉如治葛，屏若顛茄。有里前輩，向予褒嘉:不逐流俗，非君子耶!逮三十五，暨陽舟次。歲暮曉寒，擁衾不寐。卬友津津，曰煖且醉。遽喪其守，索而嘗試。入唇三咽，啟齒一呼。四肢軟美，八脈敷舒。相遇恨晚，大智若愚。四十余載，晷刻必需。亦潤文心，亦綿詩力。思之不置，棄之可惜。如惑狐媚，如蠱妖色。一朝覺寤，忍為殘賊?昔韓尚書，嗜酒與煙，不得已去，二者何先?答曰去酒，佳話流傳。囊余附和，今謂不然。咽喉寸膚，食草吞火。非獸非鬼，奚頤之朵?熏舌尚可，焚腸殺我!老耄作戒，銘諸座右。”瑓瑦煙草之害，明清時期已廣為人知，故歷朝煙禁不絕，而戒煙者亦屢屢有之，可見人的意志力在誘惑面前并非全然無所作為。

三、“淡巴菰”與婦女之關系

煙草風行中土，至清中前期已如陸耀所言“士大夫無不嗜煙，乃至婦人孺子亦皆手執一管”。關于婦女吸煙的情形，清人時有記錄。方文(1612—1669)于順治五年(1648)在京師游覽，撰《都下竹枝詞二十首》，其中兩首便是詠煙之作。一首詠士大夫吸煙風氣稱“金絲煙是草中妖，天下何人喙不焦!聞說內廷新有禁，微醺不敢廁宮僚”;另一首即詠婦女吸煙云:“侵晨旅舍降嬋娟，便脫紅裙上炕眠。傍晚起身才勸酒，一回小曲一筒煙。”瑓瑧這種婦女，壓酒勸客，晝伏夜興，恐怕是旅舍招待女。康熙年間，山西介休梁錫珩(字楚白，號深山)撰有《偶詠美人吃煙》，詩曰:“前身合是步非煙，弄玉吹簫亦上天。紅綻櫻桃嬌不語，玉鉤簾外晚風前。”瑓瑨該詩既以唐傳奇《非煙傳》之“紅杏出墻”的女主角為況，所詠之“美人”應是青樓女子。此詩之妙，在于不直言“吃煙”，但以“步非煙”襯托“美人”于煙霧繚繞之中的輕盈風姿(按:唐傳奇《非煙傳》云，步非煙“容止纖麗，若不勝綺羅”，瑓瑩以此可想見此詩之“美人”的體態柔弱輕盈)，可稱“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不久之后，著名詩人尤侗(1618—1704)也撰《董文友有美人吃煙詩，戲和六首，用煙字韻》，瑔瑠亦用“步非煙”之典，故所詠者似同為青樓女性。詩人從其早晨起床梳妝開始，至夜晚掛帳燃篝重眠，始終都不離吸煙之“題”，所敘“侍兒吹火”、“玉唇含吐”、“低暈春山髻半偏”等情狀，表明尤侗對這類女性之生活常態相當熟悉。如果說上述三例所詠只是青樓女之嗜煙，那么乾隆時期杭州紀氏兄妹圍繞煙草的彼此唱酬則純屬士紳大戶的生活寫照了。紀氏原籍安徽歙縣，寓居杭州。《紀氏聯句詩》之詠煙篇記錄紀氏一家平素以吸煙為樂。《煙草譜》還收入紀兆芝(字仙巖，長兄)、紀兆蕙(字蓉圃，次兄)、紀兆蓮(字吟房，長妹)詠煙詩各一首，均頗具姿致。瑔瑡紀兆蕙還以其兄妹煙草詩求和于東南士林，海寧祝德麟(1742—1798)、無錫顧皋(1763—1832)之和作現存于世。江之蘭(字含征)撰《文房約》稱，江南之賓朋宴會，無人不吸煙，“尤可駭異者，豪右之門，召集女客，不設簾箔，觀劇飛觴，二八妖鬟，手擎煙具，先嘗后進，一如姣童之奉其主。甚至含煙緩吐，視生旦之可意者而噴之，無所顧忌”。瑔瑢金學詩(字韻言)《無所用心齋瑣語》記蘇州縉紳大戶之女耽于安逸，往往日高而猶酣寢不起，妝畢第一件事便是“吸煙數筒”，以至向午時分方出閨房。

江之蘭系清初名醫，金學詩乃金士松(1730—1800)之弟，兩人的記載可證清初直至乾、嘉之際士紳望族女性吸煙風氣之盛。前揭“天香”諸詞中，多篇牽涉深閨吸煙場景，亦可印證上述風氣。乾隆時期的常熟女詩人歸懋儀(字佩珊，上海監生李學璜之妻，與母李一銘撰有詩歌合集《二余草》)有《煙草吟》，詩曰:“誰知渴飲饑餐外，小草呈奇妙味傳。論古忽驚窗滿霧，敲詩共訝口生蓮。線香燃得看徐噴，荷柄裝成試下咽。縷繞珠簾風引細，影分金鼎篆初圓。筒需斑竹工夸巧，制藉涂銀飾逞妍。幾席拈來常伴筆，登臨攜去亦隨鞭。久將與化噓還吸，味美于回往復還。欲數淡巴菰故實，玉堂文已著瑤篇。”瑔瑤很顯然，這位善于吟諷的大家閨秀(乃巡道歸朝煦之女)也是癮君子。

四、“淡巴菰”與筆記小說

煙草在清代中前期的廣泛播傳，增添了筆記和小說的表現內容。有關煙草之出處、種類、流布、性狀、功能、做法、吃法以及煙筒、煙壺、鼻煙等各方面的內容均有記錄。尤其是在功能方面，“歌德派”之諛詞較盛，如陳琮引述宋代羅景綸言檳榔之功“醒能使醉、醉能使醒、饑能使飽、飽能使饑”，而盛稱“煙草亦然”:“灼以管而吸之，食已，氣令人醉，亦若飲酒然，蓋醒能使之醉也。酒后食之，則寬氣下痰，余酲頓解，蓋醉能使之醒也。饑而食之，則充然氣盛，若有飽意，蓋饑能使之飽也。飯后食之，則飲食消化，不至停積，蓋飽能使之饑也。”至于“其稟氣辛辣而多芬，賦性疏通而不滯，又在檳榔之上”(《煙草譜》卷二)。陸耀總結出煙草之宜者“八事”、忌者“七事”、吃而宜節者“七事”以及“吃而可憎者五事”，饒有情趣，或有可供當今癮君子參考者。瑔瑥還有些記載，或別致、或風趣，為敘述增添了異樣的情調與豐采。如《紅樓夢》第52回敘寶玉給晴雯治病，便是讓麝月取來一個金鑲雙金玻璃小扁盒兒，“里面是個西洋琺瑯的黃發赤身女子，兩肋又有肉翅，里面盛著些真正上等洋煙。……晴雯用指甲挑了些，抽入鼻中，不見怎么;便又多挑了些抽入，忽覺鼻中一股酸辣，透入腦門，接連打了五六個嚏噴，眼淚鼻涕登時齊流。晴雯忙收了盒子，笑道:‘了不得，辣!’”瑔瑦清人在使用鼻煙時，往往再加入一些別的東西，如蘭花籽磨成的粉末或芥末，以增加芬香或提高通氣的效果，所以賈寶玉可拿它來給晴雯治感冒。再如李伯元所記晚清寶文靖(按:應為咸豐、同治、光緒間三朝大臣寶鋆)事亦頗精彩，其中玉煙壺為敘述轉捩之一關鍵。瑔瑧紀昀雖酷嗜吸煙，卻很少刻意為煙草歌功，其《閱微草堂筆記》三處與吸煙相關的記載都是間接描述，均事關“煙筒”。

其中，兩處皆出自《如是我聞》:一說醫者胡宮山，年八十余，輕捷如猿猱，技擊絕倫，“嘗夜遇盜，手無寸刃，惟倒持一煙筒，揮霍如風，七八人并刺中鼻孔仆”;另一說“宛平何華峰，官寶慶同知，時山行疲困，望水際一草庵，投之暫憩。榜曰‘孤松’，庵門聯云‘白鳥多情留我住，青山無語看人忙。’有老僧應門延入，具茗茶頗香潔，而落落無賓主意。室三楹亦甚樸雅，中懸畫佛一軸，有八分書，題曰:‘半夜鐘磐寂，滿庭風霜清。琉璃青黯黯，靜對古先生。’不署姓名，印章亦模糊不辨。旁一聯曰:‘花幽防引蝶，云懶怯隨風。’亦不題款。指問:‘此師自題耶?’漠然不應，以手指耳而已。歸途再過其地，則波光嵐影，四顧蕭然，不見向庵所在。從人記遺煙筒一枝，尋之尚在老柏下。竟不知是佛祖，還是鬼魅也”。瑔瑨文中所述之世外高人(老僧)似亦一嗜煙之人。第三處是《槐西雜志》所記甘肅李參將，精于占事，曾以煙筒占人:(李)至京師時，一翰林拈煙筒。曰:“貯火而其煙呼吸通于內，公非冷局官也;然位不甚通顯，尚待人吹噓故也。”問:“歷官當幾年?”曰:“公勿怪直言。火本無多，一熄則為灰燼，熱不久也。”問:“壽幾何?”搖首曰:“銅器原可經久，然未見百年煙筒也。”其人慍去。后歲余，竟如所言。又，一郎官同在座，亦拈此煙筒，觀其復何所云。曰:“煙筒火已息，公必冷官也。已置于床，是曾經停頓也;然再拈于手，是又遇提攜復起矣。將來尚有熱時，但熱又占與前同耳。”后亦如所言。瑔瑩上述例子說明煙草也是一般士大夫的生活需要，故鼻煙與煙筒被順手拈來，成為敘事的材料。有的小說，甚至讓吸煙不限于作為敘述的材料，而直接使之成為敘述的目的。如張潮(1650—?)《虞初新志》和浙江海鹽董潮(1729—1764)《東皋雜鈔》所記吸煙的故事純然以吸煙本身為目標。限于篇幅，此處僅錄張潮所述如下:皖城石天外曾為余言:有某大僚薦一人于某司，數日未獻一技。忽一日辭去，主人餞之。此人曰:“某有薄技，愿獻于公。悉召幕中客共觀之可乎?”主人始驚愕，隨邀眾賓客至，詢客何技，客曰:“吾善吃煙。”眾大笑，因詢能吃幾何?曰:“多多益善。”于是置煙一觔，客吸之盡，初無所吐。眾已奇之矣，又問:“仍可益乎?”曰:“可。”又益之以煙若干，客又吸之盡:“請眾客觀吾技。”徐徐自口中噴前所吸煙:或為山水樓閣，或為人物，或為花木禽獸，如蜃樓海市，莫可名狀。眾客咸以為得未曾有，勸主人厚贈之。瑖瑠上述故事里，吸煙便不復某一單純的生理需要，而是頗具觀賞價值的“游戲”，吸煙因之成為一種技藝，故表演之人可自視一“技”在身，并憑此回報蓄養之“恩”而無愧色。倘若沒有煙草，這樣精彩的文字自然也不會存在了。

五、結語

明末清初以海洋探險為契機所展現的中西文化大碰撞，持續了200余年的時間，對中西歷史進程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一方面，中國典籍所蘊含的自律性文化品格給西方啟蒙運動提供了強大的推力，而瓷器、茶葉、香料等物產的大量西傳讓產自南美洲的白銀源源不斷地流入中國;另一方面，天主教東傳雖然成效有限，但伴隨天主教而來的“副產品”卻宏圖大展:西洋大炮加劇了明清國運鼎革;傳教士主修之崇禎歷書成為國人生息行藏的“正朔”憑依;其他如歷算、水利、機械、邏輯、宗教、美術、語言等領域對我國學術之影響，時賢論之甚詳，不必贅敘。不過，就時間的持久性、空間的廣闊性以及感受的切身性而言，煙草造成的影響，他者實罕有其匹。借助上述文獻之鉤沉抉隱，可以歸納出以下幾個結論:其一，清代的文人知煙草為“淡巴菰”而酷嗜如命者莫可名數，卻鮮有因其為異域之物而予以排抵拒斥的(禁止的理由主要是傷農、靡財以及害身)。而同為遠西舶來之物，上自天主教，下迄可以利用厚生的象數之學，如火炮、歷算、水利、機械等，都曾遭遇到本土的激烈反對和排斥。究其原因，可能是中國士人尚不知“淡巴菰”來自遠西之美洲、歐洲，而以為乃呂宋所產，故“淡巴菰”在整個清代均未曾激起因其為遠西之物而有意排斥、厭惡的反應。其二，“淡巴菰”傳入中土不久，國人對其利弊兩端便有清楚認知，禁煙之舉，歷朝皆有;惡煙之人，屢見不鮮。何以屢禁屢惡而難絕呢?全祖望《淡巴菰賦》所作之答案，其思考允稱完備:“豈知金絲之薰，足供清歡;神效所在，莫如辟寒。若夫蠲煩滌悶，則靈諼之流;通神導氣，則仙茅其儔。檳榔消瘴，橄欖祛毒，其用之廣，較菰不足。而且達人畸士，以寫情愫;翰林墨卿，以資冥功。于是或采湘君之竹，或資貝子之銅，各制器而尚象，且盡態以極工。時則吐云如龍，吐霧如豹，呼吸之間，清空杳秒;更有出別裁于舊制，構巧思以獨宣，詆火功為下策，夸鯨吸于共川，厥壺以玉，厥匙以金，比之佩鐫，足慰我心。……或者懼其竭地力，耗土膏，欲長加夫屏絕，遂投畀于不毛。斯非不為三農之長慮，而無如眾好之難回。觀于‘仁草’之稱，而知其行世之未衰也。”

時至今日，煙草之害舉世皆知，然全氏“仁草”之辯似仍有其合理性。煙草行世之將盛耶?將衰耶?至少現在仍然難以料定。其故何在?似可成為另一研究課題。其三，煙草至清代前中期，舉國嗜之若狂，殆無疑義。劉廷璣言清初之“黃童白叟，閨帷婦女，無不吸之”，而且“時刻不能離”者“十居其八”(《在園雜志》卷三“煙草”)，有人甚至說:“士不吸煙、不飲酒者，必無風味。”(蔡家琬《煙譜》)對文人騷客而言，煙草又有催發靈感、潤綿詩文之力，故嗜之者尤甚。但總體而言，付諸歌詠者不多，故陳琮集20余年之力，饾饤必錄，所匯輯者亦不過區區230余篇/首，其中，40多首還是因陳琮之邀約而作(多為吳中當地士人)。筆者于此之外又搜抉到40余篇/首，不乏才力雄健之作，但相比于詠唱酒茶之浩瀚篇章，仍顯數量匱乏。筆記、小說、戲曲等其他文類之煙草描述，多是偶然提及，鮮見其為敘述之關鍵者。看來，煙草之于清代文學，其催發靈感、滋育巧思的間接“貢獻”，遠大于對吸煙及煙草的直接描述。反過來說，這也許還是明清文人吟詠不足而今人鉆研不力的一個重要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