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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本文闡釋了梁啟超趣味范疇的特定理論內涵，探討了梁啟超趣味哲學思想與美學思想之間的內在邏輯關聯，研討了其趣味美學思想的中西思想文化淵源及其個性化創構，論析了其趣味美學思想的獨特的理論特質與價值。

梁啟超是中國美學思想由古典向現代轉型的重要開拓者與奠基人之一，是中國美學思想近現代轉型期的重要人物。他對“趣味”范疇的闡釋和趣味美學思想的建構，在中國美學思想發展的歷史圖譜中，極具特色，需要我們認真解讀與發掘。

梁啟超關于趣味的思想與相關論述，主要集中于20世紀20年代《“知不可而為”主義與“為而不有”主義》、《趣味教育與教育趣味》、《美術與生活》、《美術與科學》、《學問之趣味》、《為學與做人》、《敬業與樂業》、《人生觀與科學》、《知命與努力》、《晚清兩大家詩鈔題辭》等專題論文、演講稿以及給家人的書信中。本文將以這些相關文字為基本研究對象，對梁啟超趣味美學思想的理論特質及其價值談談個人的看法。

一

趣味是梁啟超美學思想的哲學根基。趣味主義構成了梁啟超哲學觀與美學觀的互釋，也成為梁啟超美學思想的核心范疇。1922年4月10日，梁啟超在直隸教育聯合研究會講演。他說：“假如有人問我：‘你信仰的是什么主義？’我便答道：‘我信仰的是趣味主義。’有人問我：‘你的人生觀拿什么做根柢？’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柢。’”（1）對于趣味和人生的關系，梁啟超主要兩個方面來界定。其一，他認為趣味對于生活具有本體意義。即趣味就是生活，生活就是趣味。他說，為趣味而忙碌是“人生最合理的生活”，“有價值”的生活；（2）無趣“便不成生活”。（3）其二，他認為趣味對于生活具有動力意義。“生活的原動力”就來自于趣味。（4）“趣味干竭，活動便跟著停止”。（5）在梁啟超看來，合理而自然的人生狀態就是趣味的狀態。從本體與價值、動力與功能兩個方面著眼，梁啟超把趣味放置在對人生具有根本意義的本體論兼價值論視閾上。那么，在人生中具有如此重要地位的趣味其具體內質又是什么？對于趣味的內質，梁啟超通過對兩個互為關聯的問題的闡發，表達了自己的見解。首先，梁啟超對無趣的生活作了界定。他認為趣味的反面就是“干癟”與“蕭索”。因此，他界定的無趣的生活有兩種。一是“石縫的生活”。其特點是“擠得緊緊的，沒有絲毫開拓的余地”。（6）一是“沙漠的生活”。其特點是“干透了沒有一毫潤澤，板死了沒有一毫變化”。（7）梁啟超否定了這種無趣的生活，認為這不能叫“生活”，而是人生的禁錮與退化。在這里，梁啟超運用否定之否定的思維方法，通過對無趣特點的否定，而達成了對于趣味（生活）內質的兩個厘定：（一）、與無趣之缺乏生氣生命相較，趣味是生命的活力。（二）、與無趣之泥滯禁錮相較，趣味是創造的自由。其次，梁啟超通過對趣味發生條件的探討，進一步厘定了自身對趣味內質的界定。梁啟超認為趣味是“由內發的情感和外受的環境交媾發生出來”的（8）。因此，趣味既在主體，也在客體，是主客的會通與交融。就主體言，趣味是與情感相聯系的。情感作為主體心理基礎，是“人類一切動作的原動力”。（9）趣味構成了生活的動力源，情感構成了趣味的動力源，這一思想鏈條是梁啟超趣味思想的一條基本脈絡。沒有情感的激發，就沒有趣味的萌生；沒有趣味的實現，也就沒有理想的生活。情感與生命活力、創造自由一起，構成了趣味內質的三大要素；其中，情感又是生命活力與創造自由的前提。情感激揚、生命活力、創造自由在趣味的發生中構成了層層遞進的關系，成為趣味實現的共同前提和條件。其中，情感具有最基礎最內在的意義。因此，在梁啟超這里，趣味（生活）的內質表現為這樣三個層次：底層——情感的激揚；中層——生命的活力；頂層——創造的自由。這三個層次互為因果，共同構筑了通向趣味之境的理想之路。簡而言之，梁啟超的趣味就是由情感、生命、創造的融和所呈現的生命意趣及其具體實現狀態。趣味之境既是特定主體之感性達成，也是主客之間的完美契合與主體生命的最佳創化。

二

把趣味提到生命本體的高度、放置到人生實踐的具體境界中來認識，是梁啟超趣味哲學的基本特點，也是其趣味與美融通的關鍵。在梁啟超這里，談趣味就是談生活，就是談生命，也就是談美。梁啟超說：人與動物不同，動物的活動是本能的，人的活動是有目的的，人只有在生活中、在實踐中才能獲得趣味、實現趣味。梁啟超強調：“趣味主義最重要的條件就是‘無所為而為’”。（10）“無所為而為”是“知不可而為”主義與“為而不有”主義的統一。“知不可而為”主義，是“做事情時候，把成功與失敗的念頭都撇開一邊，一味埋頭埋腦地去做”，甚至“明白知道他不能得著預料的效果，甚至于一無效果，但認為應該做的便熱心做去”。“為而不有”主義，是“不以所有觀念作標準，不因為所有觀念始勞動”，是“為勞動而勞動。”梁啟超指出：這兩種主義“都是要把人類無聊的計較一掃而空，喜歡做便做，不必瞻前顧后。”（11）值得注意的是，梁啟超的“無所為而為”不是“不為”，也非“不有”，而是一種“不有”之“為”。所謂“不有”是超越個體“小有”而達成純粹之“為”的“大有”。即個體的人在投身具體生活、從事感性實踐時，應將外在的功利追求與得失計較轉化為內在的情感要求與生命需求，從而實現“為”與“不有”的矛盾統一。梁啟超提出進入這一境界的兩個前提：一是要“破妄”，即破除成敗之執；二是要“去妄”，即去除得失之計。他認為，從個體感性生命而言，人生是充滿缺憾充滿煩惱的。因為相對于永無窮盡的宇宙而言，個體感性實踐永遠只是宇宙運化中的一個斷片，都是有局限，不完美的。因此，人生實踐從個體感性生命角度看，只需言失敗，無須言成功。但是，“宇宙絕不是另外一件東西，乃是人生的活動”。（12）作為“宇宙的小斷片”，（13）對個人而言，一方面，每一次感性生命實踐只是宇宙運化中的一級級階梯；另一方面，個體感性生命實踐又推動了歷史進步與宇宙運化，從而使自身融入到歷史進化與宇宙運化的整體生命之中。因此，個體生命創化與宇宙整體運化的矛盾既是永恒的存在，又是本質的統一。從“無所為而為”的趣味主義原則出發，梁啟超通向的不是純粹的個體感性趣味，而是有責任的趣味。他說：“我生平最受用的有兩句話，一是‘責任心’，二是‘興味’。我自己常常力求這兩句話之實現與調和。”（14）有責任的趣味既是責任與趣味的統一，也是感性與理性的統一、個體與眾生的融通。這一美境以情感為基質，呈現了認真執著的生命追求與自由創化的人生境界的統一。其實質就是生命主體在感性個體實踐中，將自身完全融入到宇宙創化的整體性旅程中，從而超越與對象的直接功利對置，超越狹隘的感性個體存在，從而體驗到“和眾生”、“和宇宙迸合為一”的無限“春意”。梁啟超強調要“把人類計較利害的觀念變為藝術的、情感的”，實現“勞動的藝術化”和“生活的藝術化”，這樣的生活才算“最高尚最圓滿的人生”，才算“有味的生活”。（15）

梁啟超曾說：“問人類生活于什么？我便一點不遲疑答道：‘生活于趣味’”，“人若活得無趣，恐怕不活著還好些，而且勉強活也活不下去”。他又說：“‘美’是人類生活一要素——或者還是各種要素中之最要者，倘若在生活全內容中把‘美’的成分抽出，恐怕便活得不自在，甚至活不成。”（16）梁啟超把趣味主義推廣到了整個人生的領域。他的審美觀具有鮮明的人生指向；他的人生觀在本質上是審美的。由趣味出發，梁啟超構筑了一個以趣味為根基、以人生為指向的具有

自身鮮明特色的趣味主義人生論美學。個體感性生命的自由創化從有責任的“趣味”出發到人生“春意”之體味，是對積極入世與自由暢神、理性追求與生命激揚融合為一的人生勝境的個性化追尋。

三

18世紀德國哲學家鮑姆加登把美學界定為研究感性認識的完善。與鮑姆加登的美學認識論不同，康德則從哲學本體論、從美與人自身關系的意義上開拓了美學新視野。康德把人的心理要素區分為知、情與意，把世界區分為現象界與物自體。他認為，人的知只能認識現象界，不能認識物自體。物自體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又在人的感覺范圍之外，因而是不可知的。但人要安身立命，又渴望把握物自體，從而使生活具有堅實的根基。因此，在實踐上去信仰就是跨越知性與理性、有限與無限、必然與自由、理論與實踐的橋梁。這就為美的信仰預留了領地。康德指出，從純粹理性的知到實踐理性的意，中間還需要一個貫通的媒介，即審美判斷力。它不涉及利害，卻有類似實踐的快感；不涉及概念，卻需要想象力與知解力的合作；沒有目的，但有合目的性；既是個別的，又可以普遍傳達。康德強調審美判斷在本質上是與情感相聯系的價值判斷，要“判別某一對象是美或不美，我們不是把（它的）表象憑借悟性連系于客體以求得知識，而是憑借想象力（或者想象力與悟性相結合）聯系于主體和它的快感和不快感。”（17）從康德始，美開始走向情感、走向個性、走向人的完善與人自身的價值。梁啟超把康德譽為“近世第一大哲”，受康德影響較深。他對趣味之美的本體構想，主要就是在康德意義上的哲學美學范疇中來觀照的。梁啟超把情感視為趣味的內質，強調情感是趣味之美實現的基質。這種關于美的思考的情感視角與價值立場，也明顯地折射著康德美學的身影。

另一位對梁啟超趣味美學思想創構產生重要影響的是20世紀生命美學的重要代表人物亨利•柏格森。柏格森認為生命沖動是宇宙的本質，是最真實的存在。但生命不是一種客觀的物質存在，而是一種心理意識現象，是一種意識或超意識的精神創造之需要。生命只有在生命沖動中，在向上噴發的自然運動中，也即創造中才產生生命形式，才顯現自己。但生命沖動要受到生命自然運動的逆轉，即向下墜落的物質的阻礙。生命必須洞穿這些物質的碎片，奮力為自己打開一條道路。因此，作為宇宙本質的生命沖動，雖受制于物質，但終究能戰而勝之，保持其不向物質臣服、自由自在的品性，開辟出新境界。在柏格森這里，生命在本質上是一種與物質、與惰性、與機械相抗衡的東西，它總是不斷創新、不斷克服物質阻力、不斷追求精神與意志的自由。因此，生命也就是無間斷的綿延。綿延瞬息萬變，每一瞬間都是新質的出現。綿延不能用理性和科學的方法來度量與認識，而只能依靠非理性的直覺。對于直覺，他有一個經典的定義：“所謂直覺，就是一種理智的交融，這種交融使人們置身于對象之內，以便與其中獨特的，從而是無法表達的東西相符合。”（18）可見，直覺是一種置身于對象內部的體驗。柏格森認為，直覺比理智優越的地方就在于它通過置身于“實在之內”，來真正體察“實在的那種不斷變化的方向”，從而來接近綿延即生命沖動的本質。柏格森強調惟有不惜一切代價征服物質的阻礙與引誘，生命才能向上發展，才能綿延。而綿延就是美。柏格森將美與人的本體生命相聯系，宏揚精神生命的活力與價值，強調美與審美在人生實踐中的本體意義，重視審美中的生命體驗，對20世紀西方美學思想的演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1913年，《東方雜志》第10卷第1號發表了錢智修所撰寫的《現今兩大哲學家概略》，柏格森首次進入了中國人的視野，（19）并在中國知識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梁啟超對柏格森心儀已

久，稱其為“新派哲學巨子”。旅法期間，他特意徹夜精心準備資料，造訪了這位“十年來夢寐愿見之人”。在《歐游心影錄》中，梁啟超對柏格森的“直覺創化論”給予了高度的肯定。柏格森的學說在梁啟超美學思想中打下了鮮明的烙印。他的趣味之美對情感、對生命、對創造的宏揚，對審美勝境的體認都飄忽著柏格森綿延之美的身影。當然，梁啟超與柏格森又有重要的區別。在柏格森那里，生命的直覺沖動是對西方工業社會理性擴張的反抗。美在柏格森那里是醫治機械理性的一劑良方。而對于梁啟超來說，他既需要生命的感性沖動來激發生活的熱情，又需要理性與良知來承擔社會的責任。因此，他以個體生命激揚為標的的趣味追尋又是以宇宙運化的責任為前提的，呈現出試圖將生命本質的肯定和生活意義的實現相統一的個性化美學思考。

四

中國文化中的“趣味”，主要是一個藝術學范疇，具有比較感性的實踐性意蘊。它主要是指藝術鑒賞中的美感趣好。中國典籍從先秦始，就將“味”與藝術欣賞的美感特征相聯系。如《論語•述而》曰：“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于斯也’”。這里一方面把“味”與欣賞音樂獲得的快感相聯系，一方面又明確指出“味”作為口腹之欲的滿足不同于藝術欣賞的快感。魏晉時期，出現了“滋味”、“可味”、“余味”、“遺味”、“道味”、“辭味”、“義味”等諸多之味，這些“味”與直接的感官欲望相剝離，用于品評藝術給予人的美感享受。如阮籍的《樂論》第一個直接以“無味”來品鑒音樂美的一種境界。陸機的《文賦》則將“味”從樂論引入詩論之中。“趣”在魏晉時代，亦進入文論之中，其用法和含義雖比“味”要復雜得多，但以“趣”來指稱藝術的美感風格則是一種重要的用法。如《晉書•王獻之傳》曰：“獻之骨力遠不及父，而頗有媚趣。”“媚趣”概括了王獻之書法陰柔的美感。直接將“趣”與“味”組合在一起，用于品評詩文之美，可能以司空圖為最早。司空圖《與王駕評詩書》云：“右丞、蘇州趣味澄瓊，若清沅之貫達。”“趣味”在這里指的是作家創作的一種美感風格，一種情趣指向。可以說，在中國傳統文論中，“趣味”主要是指藝術鑒賞時的個體取向。它比較多地與具體的藝術鑒賞實踐相聯系，是對藝術作品美感風格與特征的一種具體感悟。

在美學史上，第一個從理論上明確提出“趣味”問題的是18世紀英國經驗主義美學家休謨。在康德之前，西方美學主要問的是“美是什么”的問題。不管是古希臘人追問美的本質，還是鮑姆嘉登討論感性認識，美學家們最終試圖把握的就是客觀的美的本來面貌。這一點，實質上在休謨這里也難以例外。休謨的美學主要討論了兩個問題，一個是美的本質問題，另一個就是審美趣味問題。美的本質是什么，休謨認為它不是對象的一種性質，而是主體的一種感覺，這種感覺不是我們所說的五官感覺，而是心里的情感感受，即快感（美）和痛感（丑）。休謨認為要尋找“客觀的美”和“客觀的丑”完全是徒勞的，我們只需要關注這些感覺。感覺是一種切實的經驗。休謨把自然科學中的經驗主義原則運用到審美的領域中。與理性主義美學家相比，休謨強調了審美中的感性狀態。但他在本質上仍然沒有脫離傳統美學的認識論立場。因此，他的美學具有深刻的內在矛盾。這一點在關于審美趣味的討論中體現得最為明顯。根據休謨的美論，美完全不在客體，而在主體。這樣對于同一對象，主體的感覺如果是不同的，那么對象究竟美不美呢？這種關于感覺的趣味判斷是真實的嗎？由此，休謨自然地由美通向了美的趣味的問題。在休謨這里，趣味首先是一種審美能力，即審美鑒賞力或審美判斷力。休謨說：“理智傳達真和偽的知識，趣味產生美與丑的及善與惡的情感。”（20）理智與真相聯系，“是冷靜的超脫的”；趣味與情感相聯系，“形成了一種新的創造”。這種新的創造在休謨看來，就是“用從內在

情感借來的色彩來渲染一切自然事物”。那么事物本來的面貌究竟是怎樣的呢？休謨認為只能從經驗或感覺中去判斷。因此，休謨關于美或審美趣味的探討陷入了這樣的內在矛盾之中，一方面他承認美的個體性與差異性，另一方面休謨又并不否定客觀的美的存在。只是從他的方法論立場來看，這個客觀的美無從把握，所能把握的只有經驗層面上的美感。休謨的美學沖擊了理性主義的美學，但他并未能夠徹底超越理性主義的機械論。正是在休謨的矛盾中，西方傳統美學的認識論方法開始受到了懷疑。有學者認為，現代美學確立的重要標志是由“美是什么”轉向“審美何以可能”？（21）這是一個由認識論向體驗論的轉向。在這個意義上，休謨是通向康德的一座橋梁。但是，作為休謨美學的重要范疇的趣味，雖然是一個與情感、創造聯系在一起的概念，具有變化性、不確定性，卻仍然是一個認識論范疇中的

概念。趣味作為審美判斷，休謨通過它想揭示的仍然是美的普遍性問題，即把美還原為客觀對象。所以，休謨所探討的并不是趣味在美學中的本體性意義，而是審美趣味的標準問題。康德美學也談到了趣味。康德把審美判斷稱為反思判斷。反思判斷不同于一般的規定判斷，康德認為作為反思判斷的審美判斷是“從特殊出發尋求普遍”。這個特殊不是休謨意義上來自外部世界但又無從把握其本源的情感，而是能夠通向普遍的情感。康德的反思判斷首先是情感判斷，它既不同于以概念為基礎的認識判斷，也不同于以善為基礎的道德判斷。康德主張從體驗通向反思。因此，康德的反思之“思”不是對象性的，而是要讓內在情感直接走出遮蔽狀態而顯現出來。反思是返回情感的手段。對于康德來說，物體本身不可能成為審美的對象，審美對象只能被審美活動創造出來。康德在談到崇高美時就認為崇高并不是對象的崇高，而是主體自我的崇高，是主體在鑒賞活動中對自我崇高精神與人格的情感體認。情感是康德美學的旗幟，判斷力是康德美學的核心。康德說：“沒有關于美的科學，只有關于美的評判。”（22）為此，康德美學超越了客觀主義認識論。同時，康德美學強調審美不涉利害。審美反思也是先驗反思，應該超越個人的偶然的經驗，去尋求普遍的自由的聲音。為此，康德美學也觸及了審美判斷與道德判斷的分水嶺，從而把審美判斷直接提升到純粹趣味判斷的層面。因此，在康德美學中，趣味既是具體的審美判斷，又具有形而上的批判意義。

客觀地看，中國文化中藝術論的趣味論和西方文化中審美論的趣味論在梁啟超的美學思想中都留下了一定的痕跡。但梁啟超又在傳承化合中對趣味作出了自己的界定，賦予了趣味以新的理論內涵與理論特質。

五

從中西藝術與美學理論史來看，趣味作為一個藝術學或審美學范疇，其最普遍的理論界定就是一個與對象的美感特征、與主體的審美心理、與主體的審美（藝術）鑒賞力密切聯系在一起的范疇，也就是一種美感趣好或審美（藝術）判斷力。這種趣味的理論向度主要探討的是主體與對象間的純審美關系。但在梁啟超這里，趣味不是單純的藝術品味，也不是單純的審美判斷。它既是一個審美的范疇，又不是一個純審美的范疇。梁啟超的趣味在本質上是一種特定的生命意趣及其具體實現狀態。他既將趣味與審美（人生）實踐相聯系，使趣味成為一個動態的實踐性范疇；也將趣味與審美（生命）的本質相聯系，使趣味成為一個終極的本體性范疇；還將趣味與審美（人生）的理想相聯系，使趣味成為一個形上的價值性范疇。

應該承認，把審美當作人的一種生存狀況，一種人生境界，是中國傳統美學的一大特色。中國傳統美學最關注的問題不是美為何物，而是審美對于人生有何意義，是人的生存如何實現審美化的問題。因此，中國美學精神從本質上說是一種人生美學精神。追求美也就是追求人生境界與審美境界的統一。中國傳統美學充滿了溫暖的人生關懷，表現為審美、藝術與人的生存發展的密切聯系。但中國傳統美學主要引入善作為美的準則，它所張揚的人生境界首先是人的倫理理性生命的實現。審美的人生視野在西方人本主義美學中亦有自己的理解與闡釋。如席勒認為：“美對我們是一種對象”，“同時又是我們主體的一種狀態”；“美是形式，我們可以觀照它，同時美又是生命，因為我們可以感知它”。（23）把美從靜止的被觀賞的“對象”與“形式”，充盈為滿含生機的“主體的一種狀態”與富有靈性的一種“生命”姿態，實際上也就是將美推向人生與生命的具體境界。個體生命的完滿不僅在于理性、道德的完善與實現，也在于情感的豐沛與潤澤。這種對美的人性視角，不僅體現了對人的主體生命完善（感性與理性的和諧）的關注，也潛隱著對主體生命解放與激揚的期待。而以柏格森為代表的生命哲學，則進一步強化了個體生命的解放與激揚在人生中的本質意義。柏格森把生命的沖動與本能視為生命的本質。感性生命活動即直覺成為了美的表征。可以說，無論是中國傳統美學，還是西方近現代美學，美與人的生命與生存的關系都是美學研究的重要課題。作為一個始終“關注現實的理想主義者”，梁啟超從當時國凋民蔽的民族現實出發，既吸收了中國傳統美學的審美生存精神，又吸收了西方近代美學的審美完善理念，還吸納了柏格森美學的審美生命理念，試圖將審美的人生指向、人性理想和生命理念在康德審美價值哲學的基本視點上糅合為一。美不僅是審美境界的實現與個體生命的完善，更在于這種實現與完善的本質在于生命活力的張揚。同時，這種生命的活力不是中國傳統美學中主要以倫理來規范的理性生命，也不是柏格森意義上主要以直覺來范疇的本能生命，而是融理性（責任）與感性（情感）為一體的富有創造激情與價值追求的個性生命。

從美學思想史來看，梁啟超關于趣味的美學思考實際上已經隱含了對于現代美學學科本性的某種審思。這種審思包含了這樣兩個根本性的問題：一，美學究竟是一門怎樣的學科（與自然科學和一般社會科學相比）？二，美學存在的意義是什么（是提供普遍知識規律還是尋思人生意義人文智慧）？對于這兩個問題的領悟，不僅是現代美學學科建設的題中之義，也是傳統美學向現代美學轉型的必經之旅。前一個問題劃定了美學作為一門獨立的現代學科的基本外延；后一個問題確立了美學作為一門獨立的現代學科的根本內質。不審思這兩個問題，就無法超越傳統美學的混沌狀態。盡管梁啟超的趣味之思并非完全成熟與圓滿，但他不僅創造性地承續了中國傳統美學的人生意境，也富有個性地凸現了對西方近現代美學學科啟蒙意向與人文走向的敏銳呼應。

而從現實的文化建設來看，梁啟超的趣味美學思想是中國近代以來特定的政治、民族、文化危機并至的具體歷史條件的產物。它以人的生命活力之激發和人生趣味之實現的統一，直指腐蔽的社會與渾噩的人生。審美被賦予了鮮明的啟蒙特質。當然，相對于那個苦難深重的時代，梁啟超的趣味之思或許更多地只是一種浪漫的想象。但他是以一顆熾熱之心去思考民族命運尋找變革道路的，趣味美學的理想無疑是其找到的一劑精神強心劑。它鼓舞民眾挺起脊梁，熱愛生活，積極實踐，開拓創造，以熾熱的情感投入生活，以積極的姿態面對生命，永遠

不放棄對于生命與生活的熱情與責任。從整體言，其積極意義當超過消極影響。而在今天，梁啟超趣味美學所包孕的對審美與人生、物質與精神、感性與理性、個體與社會關系的思索，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美的實現是以生命力的激活為前提的。沒有生命之趣，就沒有審美之求；沒有美的存在，就沒有人生的意義；沒有個體與眾生與宇宙的迸合，也就沒有感性個體的自由創化。這樣的人生意境早已超越了具體的歷史語境！其哲理意趣與美學意趣對于今天的人文建設仍具有積極的啟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