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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企業是世界上最普遍流行的主流企業形式，是促進經濟增長和繁榮的主要發動機。中國家族企業中國經濟建設、社會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但中國家族企業自誕生之日起一直步履蹣跚，原因何在？本文著力解析中國家族企業發展緩慢的原由，以期對中國家族企業的發展有所裨益。

一、轉軌期中國家族企業的市場環境與市場地位

所謂“轉軌”是指以往的傳統模式被另一種不同性質的新模式完全取代的社會經濟性質發生變遷的過程，在轉軌經濟學中，它特指社會主義的經濟運行模式由傳統的計劃經濟模式轉向市場經濟模式的轉變過程。

作為一個過渡期，轉軌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宏觀背景具有以下顯著特點：其一是資源和產品從計劃（權力）配置轉變為市場配置為主；其二是短缺經濟向過剩經濟轉換；其三是轉軌的漸進性和雙軌制。顯而易見，資源和產品的配置由計劃配置模式轉為市場配置模式為主和過剩經濟的出現，微觀層面上就表現為企業發展約束極的轉移，即由資源約束向市場約束轉移，同時預算約束也由以往的軟約束轉向硬約束。這種宏觀背景的變化為中國家族企業的發展奠定了發展的基礎，提供了發展的空間。正是由于我國經濟體制的轉軌，才使得家族企業得以產生和發展。但是，轉軌的漸進性特點表明了中國家族企業發展的想象空間還需要較長的時間才能真正獲得，而轉軌的雙軌制特點又表明了中國家族企業將與國有壟斷企業在一個較長時期內“同室操業”，因此，國內市場就不完全遵循市場經濟規則，是不完全的市場經濟運行模式，計劃配置模式與市場配置模式共同發揮作用，國內市場必然由“政府完全壟斷市場”、“國有企業主導的壟斷市場”和“完全競爭市場”等三種市場共同組成。對于“政府完全壟斷市場”，政府將繼續實施計劃經濟模式，通過制定計劃控制企業，這種市場下的企業是少數的和完全的國有企業，它們既不受市場約束的影響，也不受資源約束的影響，但這種市場非常有限，不足以造成資源的短缺；對于“國有企業主導的壟斷市場”，政府將會采取制度約束與市場約束相結合的機制，通過產業規劃實施控制，這種市場下的企業大部分是國有大型企業，兼有少數的非國有企業，前者與“政府完全壟斷市場”下的企業相類似，它們在市場中占有絕對的壟斷地位，并且受到政府的保護，市場約束并不產生主要作用。后者則受國家產業規劃或限制約束與市場約束的雙重約束。它們是趨于轉軌和部分已經轉軌但還受到一定程度保護的企業類型；對于“完全競爭市場”，則是相對完全的競爭市場，這種市場下的企業主要是非國有企業和部分已經轉軌的國有企業，資源配置受到競爭市場的強力約束，必須“自己找飯吃”，主要從事服務業、零售業、分銷業、五金金屬制品、農產品等零散型行業。家族企業或以家族企業為核心的民營企業基本上全部集中在“完全競爭市場”。

二、轉軌期中國家族企業目標選擇的影響因素

1、傳統思想因素的影響

中國傳統歷史的典型特征是封閉的封建小農經濟發展停滯史，重農抑商和對商業文化的無情打擊長久伴隨著中國歷史的發展。因此，中國傳統的思想可以簡單概括為均富和恨富思想。“槍打出頭鳥”、“樹大招風”等即是這種文化的表征，時至今日這種思想意識仍潛藏在人們的潛意識里并不時以各種變式顯現出來。

中國傳統思想意識表現在社會層面上，即是整個社會的均富思想以及對私人所有權的嚴格控制和歧視，因此，許多的家族企業不得不冠之以“集體鄉鎮企業”的名頭出現。即便如此，這些事實上的“非集體鄉鎮企業”仍然受到諸多的歧視，包括銀行信貸、生產場地的獲取、政府對原料和能源的分配以及政府協助解決技術問題和創立合營企業等等，“有證據表明，在稅收和利潤分配方面，非集體鄉鎮企業面臨著被過度勒索的更大風險，地方政府往往比對待集體鄉鎮企業更隨意地對待非集體鄉鎮企業”。2005年出臺的“非公36條”至今未能得以落實，充分地說明了傳統思想意識的社會基礎之廣、之深、之重。云南紅酒業董事長武克鋼先生感言，“這很奇怪，這些人現在拿的工資的一半以上都是我們這些賤民提供的，而且他們還要消滅我們，不可思議！”余治國先生在其《國殤：中國民營企業考察報告》中曾記錄了這樣的一個案例：“某餅店，小本生意，坐落公園門口，一度興旺，引起市環衛處注意。市環衛處要求其交納80元/月的門前清潔費。餅店拒交，不久餅店前四、五米處立起了兩個大公用垃圾桶。再一月，餅店關門”。對于私人所有權的控制和歧視可見一斑。其原因何在？那就是餅店主背離了由均富思想主宰的“大一統”社會環境和“大同”社會理想。

中國傳統思想意識表現在個體層面上，即是個體的藏富思想、恨富思想以及“小富即安”的滿足心理。為什么中國家族企業（或民營企業）“你方唱罷我登場”、“各領風騷三五年”，究其思想意識根源就在于與整個社會主張的均富思想意識相適應的個體的藏富思想和恨富思想。古代中國富商，即便富可敵國，依然身居深宅，深居簡出，“不顯山露水”，最后將辛勤積攢的散碎白銀做成銀錠深埋地下掩之。這就是典型的“藏富”，否則，就和容易被“強行均富”或作為“異類”開除于親緣、地緣“人際圈”之外。這種傳統現如今表現為人們更多地選擇將錢存入銀行而較少選擇投資。因此，“藏富”和不思進取的“小富即安”就成了人們的行為準則。作者曾將中國家族企業的發展進程分為“謀生”和“謀業”兩個階段，并認為絕大部分中國家族企業的發展目標是“謀生”而非“謀業”。其內生機理就是源于國人“小富即安”的滿足心理，事實上不滿足就意味著背離“均富”、“大同”的社會規范和社會秩序。“平安是福”不啻是道出了國人抱殘守缺的無奈和循規蹈矩的妥協。

2、制度因素的影響

經濟問題的根本是制度問題。如果說傳統思想意識是決定中國家族企業目標選擇及其效率的內部因素的話，那么制度因素即是其外部因素。

⑴產權制度

根據科斯定理，在市場中不存在交易費用的情況下，產權并不影響市場交易的效率；當市場中存在交易費用時，產權界定將會影響到市場交易效率，模糊的產權將導致效率損失。中國家族企業創建之初，大都存在資本障礙、政策障礙、技術障礙、信任障礙、人力障礙，于是基于血親情感和家族成員的個體利益預期創建了企業。因此，家族企業的外部產權關系非常明確，但內部產權關系一直模糊、不明晰。當企業發展到一定規模后勢必難以界定產權，甚至界定產權就意味著拆分或解體的滅頂之災。曾經輝煌一時的“傻子瓜子”在企業發展到較大規模時，面對榮譽、金錢和地位（權利），家族內部開始了曠日持久的激烈沖突，家族成員“七個和尚八樣腔”，人人都想“做雞首”掌權，于是另立山頭、分庭抗爭，直至解體。沈陽飛龍、山東三株、珠海巨人、鄭州亞細亞、廣東愛多、廣東萬家樂、廣東太陽神、深圳銀廣廈等等，無不是因為內部產權的不明晰而隕落。

⑵金融制度

中國家族企業一直面臨著間接融資與直接融資的雙重困境。在間接融資方面，由于我國一直通過銀行體系實施金融抑制，政府強制干預金融活動，人為控制利率、匯率等，加之國內建設資金不充裕，使資金需求遠遠大于資金供給。因此，盡管政府自1998年以來出臺了一系列支持家族企業或曰中小民營企業發展的信貸優惠政策，以及制定信貸配給方法等來分配有限的社會資本，但由于傳統觀念、認知誤區、資產質量、運行成本等主客觀因素，銀行貸款對家族企業依然存在許多約束條件，較少獲得銀行貸款。據《中國統計年鑒》（1998—2004）顯示，1998年至2003年間，民營企業對GDP的貢獻率分別達到了58.7%、56.56%、55.29%、53.05%、53.84%、65.62%，而同期民營企業獲得的銀行貸款分別為總貸款0.54%、0.61%、0.48%、0.57%、0.58%、0.59%。顯然，以家族企業為核心的中小民營企業在整個工業生產中所占據的重要地位與其獲得的銀行貸款具有何等的差距。與此同時，民間融資的合法性至今還不明朗，動輒以亂集資、非法集資之名受到取締。在直接融資方面，由于中國資本市場發育的還不成熟，市場層面少，家族企業的直接融資渠道基本行不同。具體表現為5000萬元的上市資本金使絕大多數家族企業無法通過上市發行股票，同時，家族企業難以企及通過債券市場進行債務融資，風險投資市場則主要針對民營科技企業，一般家族企業也無法獲得風險投資支持。

⑶法律制度

在國家宏觀政策上，雖然國家已將私營經濟作為我國所有制形式的重要組成部分加以確認，但事實上私營經濟至今沒有獲得明確的法律地位，其利益、權利等難以受到良好的法律保護，存在著執法中的行政制約、各項法律法規間的不協調甚至矛盾、基本法和特別法間缺乏前后照應等問題。正是由于相關法律法規的不完善、不健全甚至相互矛盾，家族企業家不得不與政府官員“拉進關系”，以尋求對私人財產、人身的保護。還有許多家族企業家還利用經濟勢力或影響“步入政界”，以確立自身企業的“行政地位”，降低無法可依或有法不依狀態下的“侵擾”。例如，重慶力帆集團尹明善，現在是重慶工商聯主席，全國工商聯副主席。安徽某民營輪船運輸公司董事長現在是當地交通局副局長。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家族企業缺乏法律支持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其一是市場準入限制，在全社會80多個行業中，允許國有資本進入的有72種，外資有62種，而允許民間資本進入的只有41種，并在準入資本金、程序、技術以及行業分布方面又對私營企業設置了許多障礙；其二是社會誠信制度的法律缺失，家族企業的商業秘密和商業利益缺乏法律保障；其三是缺乏對私有財產和私人財產的法律保護，甚至企業主的人身安全都不能得到很好的保護。轟動全國的海南“獅子樓事件”即是一起嚴重踐踏人權、無視法律尊嚴的違法事件；其四是有關金融信貸支持等方面的相關法律法規還不完善，如果相關法律法規能夠建立健全和完善，如果相關的法律法規能夠得到真正的執行和落實，相信轉軌期中國家族企業的目標選擇及其效率就一定能夠得到很好的保障，也一定能夠為國家社會的經濟建設、社會發展做出更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