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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06年2月24號起，中國注冊會計師協會審計準則委員會陸續了一個基本審計準則和47個具體審計準則，并廣泛向社會各界征求修改意見，這標志著我國獨立審計準則與國際審計準則趨同的正式開始。當前，我國審計界對于審計準則的主流看法是將其視為一種技術規范或者行為規范。如，蕭英達(1991)認為，審計準則是審計行為的規范；劉繼忠(1992)則認為，審計準則是對審計主體制定的法規性技術文件；張龍平(1994)認為，審計準則實質上就是審計工作質量的衡量尺度，審計準則從性質上說是一種技術標準；劉明輝(1997)認為，審計準則從其實質來看，它是一種規范，是一種關于審計主體資格及其審計行為的專業規范。我們認為，上述這些審計準則的技術觀，對審計準則理論框架的建立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同時也忽視了外部因素對審計準則制定的影響以及對準則制定過程的審視。審計準則做為一種公共物品，其“特殊性在于它具有經濟后果，誰擁有準則制定權，也就擁有了一種資源再配置的權力”(林鐘高，2004)。因此，本文從經濟后果觀的角度來對我國審計準則以及準則的制定加以探討。

一、審計準則的經濟后果觀

經濟后果觀最先應用于會計準則。1978年，Zeff在《“經濟后果”學說興起》中指出：會計準則的經濟后果，是指各種財富的轉移是既得利益在不同社會利益集團之間的重新分割，而這種“社會性后果”的表現是會計報告對企業、政府、工會、投資人、債權人決策行為的影響，更具體的表現就是一個公司會計政策的選擇對其市場價值產生的影響。換言之，會計準則不再是一種純粹的技術手段，不同的準則將生成不同的會計信息，從而影響到不同集團的利益，包括一部分人受益，另一部分人受損。我們認為，審計準則具有和會計準則同樣的性質，審計準則同樣具有經濟后果。具體表現在：

1.對政府與監管者而言：當政府作為一名投資者時，他與其他普通投資者一樣希望經過審計的財務報表等信息是恰當的、可靠的，這些信息都是在公認的審計準則審計下披露出來的，能夠以此來進行投資決策等；當政府作為一名監管者時，他希望經過審計的信息能夠滿足社會各界的要求，同時公司披露的信息經過審計后能夠達到政府監管的要求，比如經過審計的會計信息能夠服從政府的稅法、經過審計的會計信息有利于國家實施宏觀經濟計劃和調控需要等。

2.對普通投資者與債權人而言：他們要求企業(尤其是上市公司)提供的會計信息是相關的、可靠的以及同時具有可比性。可是，如果僅僅是要求由這些公司來保證其所提供的會計信息是相關的、可靠的，這多少會讓投資者與債權人難以相信，唯一的辦法就是由獨立的第三方對這些會計信息進行審計，以合理的確保這些會計信息是相關的、可靠的。

3.對審計師而言：審計師對企業財務報表是否符合“公認會計原則”進行審計，以審查財務報表的可靠性、真實性與公允性。可是由于審計師的理性經濟人假設，他可能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損害其他相關者的利益，為了確保審計師的行為與其他利益相關者相一致，這就需要一個公認的審計準則來對其行為進行規范。同時，審計師從事的活動是一項高風險的活動，為了保護自己以減少面臨法律訴訟的概率以及符合成本效率原則，同時也為了彌補社會各界對審計師的期望差距，審計師同樣需要一項公認的審計準則對其業務活動進行指導以及保護其自身利益。

4.對企業(尤其是上市公司)而言：一般來說，相對于以上三者，企業管理當局最不需要審計準則，這樣企業就可以隨意濫用會計準則，隨意披露虛假信息而外部利益相關者卻不知道。可是，在現今這個各個利益方相互交織的社會里，企業不可能完全依靠自己來獲得不斷發展，企業需要外部資金，需要贏得外部利益者的青睞，這就注定了企業不可能經常性的濫用會計準則以及隨意披露虛假信息，而為了讓外部利益者相信其所披露的信息是相關與可靠的，企業就需要審計師對這些信息進行審計，而這些都是由審計準則來規范的。同時，企業也需要獲得其他企業的信息(比如對其他企業進行投資、獲得同行業企業的信息進行分析等)，因此企業也希望其他企業披露的信息同樣符合“公認會計審計準則”。

二、審計準則經濟后果的具體行為表現

1.審計準則經濟后果的博弈原因分析：潛在利潤

根據新制度經濟學理論，對于制度的需求是因為在當前狀態下，行為主體無法獲得潛在利益。國內一些學者認為，審計準則能夠有效地降低審計業務中的交易費用，從而使利益相關者獲得由交易帶來的潛在收益。“從制度需求理論上說，通過適用的審計準則，使顯露在現存制度安排結構之外的利潤內在化，即潛在利潤內在化是審計準則需求產生的基本原因”(林鐘高，2004)。

審計準則的潛在利潤是指實行這項審計準則所獲得的潛在收入減去遵循這項審計準則所增加的成本，即審計準則給社會帶來的預期正值收益。由于審計準則經濟后果所帶來的潛在利潤，相關利益各方才更有動力去參與博弈過程。潛在利潤影響審計準則的博弈過程是這樣的：首先經過會計職業界、社會公眾、政府機構的辯論和研究，一項公認審計準則得以形成，達到暫時的均衡狀態。隨著外部經濟、法律及技術環境的變化，現存準則安排之外的潛在利潤會逐漸顯露出來，于是又會引起新一輪的博弈，以達到新的均衡狀態。正是相關利益者對審計準則潛在利潤的不斷追求，才使得審計準則由低層次向高層次不斷逼近，同時審計準則也得到了不斷的完善。

2.審計準則經濟后果的博弈過程分析：相關利益集團之間的互相博弈

RoyA.Chandler(1997)曾經指出，將審計準則僅作為技術性標準的觀點如今已經受到越來越多的質疑。國外已有不少審計學者指出，審計準則的制定實際上是一種政治過程。如，RoyA.Chandler(1997)研究了英國審計實務委員會(APC，1991年被AuditingPracticesBoard所取代)頒布《審計指南：審計報告樣本》的過程中就有著各方所發生的利益沖突和妥協。McEnroeandMartens(1998)則研究了美國AICPA出臺SASNo.69的過程中，反映了利益各方是如何表達并維護自己利益的。以上研究都表明，審計準則的制定過程是相關利益者的博弈過程，審計準則是博弈過程的均衡解，其實質是利益各方所達成的契約，這一點是我們理解審計準則制定的經濟后果觀的關鍵。

由于審計準則具有經濟后果，不同利益集團往往都會想方設法利用自己的優勢來對審計準則的制定施加影響，因為準則一旦制定，將造成不同利益集團之間實際的財富分配。由上述潛在利潤對審計準則博弈的影響過程可以看出，審計準則的均衡解只是一個靜態的納什均衡，一旦審計準則的潛在利潤顯露出來，相關利益各方就會力爭獲得潛在利潤的最大一部分，無論對政府還是普通投資者與債權人、企業、審計師來講都是一樣的，他們會更有動力去追逐潛在利潤，并不斷通過各種途徑去對審計準則的制定施加影響，以使審計準則能最終體現出自己的利益。這也就可以解釋為什么在中國等政府利益占統治地位的國家里，審計準則更多的傾向于維護國家利益，以滿足國有投資者、政府征稅以及宏觀調控的需要；以及在美國等私人利益占統治地位的國家里，審計準則更多的從維護投資者權益角度出發，強調為他們評價企業經營業績以及據此作出的投資決策提供鑒證服務，確保會計報表的真實、公允。當然，審計準則對于會計師事務所和注冊會計師利益的影響是最直接的，不僅影響著注冊會計師的法律責任，還影響著注冊會計師在執業過程中所必須實施的審計程序，及會計師事務所的成本和收益。正因如此，一些大型事務所，如國際知名的“四大”國際會計公司，力求使自己所開發或者采用的審計程序能夠成為通行的標準，從而減少培訓員工的成本以及相關的法律成本(McEnroe，1993)。因此為了使自己的利益能夠在審計準則中得到反映并最大可能的追逐潛在利潤，利益各方會不遺余力的參與審計準則制定的博弈。

三、從經濟后果觀來看我國審計準則制定的不足

1.中美審計準則制定機構利益代表比較

美國審計準則是由美國審計準則委員會(ASB)所制定的，在確定審計準則委員會機構成員時，ASB就廣泛吸收各方力量的參與，注意其能否充分代表各方利益和意見，準則制定機構從整體上是否具有廣泛代表性。ASB由15名委員組成，其中6人來自“六大”，1人來自中型會計師事務所，6人來自小型會計師事務所，1人來自學術界，1人來自政府機關。而在2003年中注協擬成立的審計準則委員會由30名專家組成，其中政府等有關部門占11名，注冊會計師占10名，中注協秘書處1名，證券業界1名，會計、審計學者占6名，法律專家1名。從這個對比可以看出，我國審計準則委員會政府代表占到40%，而實務工作者只有30%多點，而美國ASB15名委員中只有1名來自政府機關，卻有13名來自實務界。

2.我國審計準則制定機構代表性不足的思考

首先，我國現代審計還時間不長，而真正意思上的審計業務從1996年“脫鉤改制”以來才只有十年，因此目前審計職業界還沒有能力來曾擔審計準則的制定這項工作。其次，在我國當前國有經濟占主導地位的情況下，政府傾向于維護國有資本的利益，就算職業界有制定準則的能力，政府也可能不會放權。因此，由財政部下屬的中國注冊會計師協會這樣一個半官方性質的機構來制定審計準則就更可能符合各利益相關者的要求。當然，準則制定機構中政府利益代表占多數的情況下，其制定的準則可能在某些方面有失偏頗，如其制定的審計準則可能在最大程度維護國有資本利益的同時而忽視了其他利益者(如私營企業和民營企業)的利益。

四、結論及建議

審計準則做為一項制度，具有經濟后果，各利益相關者為了自己的利益不斷進行反復博弈，實質上是各利益相關者所達成的契約。審計準則的質量不僅僅在于它有沒有一個科學的指導框架，也在于具有經濟后果的審計準則的制定有沒有一個廣泛的“群眾基礎”，即審計準則博弈的相關利益代表廣不廣泛。雖然我國審計職業界、投資者與債權人等已經開始認識到審計準則具有經濟后果，但這些相關利益者參與審計準則制定的熱情一直不夠。這方面的原因有很多，如我國審計職業界還沒有形成國際上“四大”那樣的規模，自身缺乏能力對審計準則施加影響；我國上市公司中很多公司的最終投資者與債權人都是國家，他們本身就缺乏動力去參與審計準則的制定，由國家來制定審計準則對他們來說是件省時又省力的事情。但是，我們認為，這其中最大的原因是政府主導下的審計準則制定機構的分權與制衡的不夠。審計準則既然具有經濟后果，能為相關利益者帶來潛在利潤，政府就不能完全主導審計準則的制定，政府在這個過程中就必須體現出公平與效率。因此，我們建議：(1)在我國審計準則制定委員會中，有必要降低來自政府部門的比重，增加來自實務界的代表。審計準則說到底用來規范審計活動的一項準則，而實務工作者處于審計活動的最前沿，他們能夠更清楚的看到事物的本質，因此提高實務界代表的比例更有利于在審計準則的原則性與可操作性之間達成平衡。(2)我國的審計準則制定程序應為公眾參與準則制定提供必要而合理的形式，提高審計準則制定的信息公開與透明度。誠然，我國目前新的準則的都向社會各界廣泛征求意見，但似乎還沒有形成一個社會各界廣泛參與討論審計準則的大氣氛，中注協有必要努力推動社會各界參與審計準則的討論，如實行像美國ASB那樣的公眾聽證會。同時，中注協也應該向公眾公布更多的準則制定背景以及準則研究報告等，而不是像現在這樣只是公布一些抽象的審計條款。中注協有必要建立一種“政府指導程序民主”的準則制定程序，只有這樣才能鼓勵更多的社會公眾去參與準則的制定。

主要參考文獻：

[1]林鐘高尤雪英徐正剛：《獨立審計理論研究》，立信會計出版社，189~222.

[2]中國注冊會計師協會：《中國注冊會計師協會審計準則委員會暫行規則》，2004.

[3]蕭英達：《比較審計學》，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1年版。

[4]劉繼忠：《審計標準與審計標準體系》，中國審計出版社1992年版。

[5]張龍平：《注冊會計師審計控制系統研究》，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

[6]劉明輝：《獨立審計準則研究》，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7]McEnroe，J.1993.AnanalysisofcommentintegrationinvolvingSASNo.54，Abacus，29(2)：160~178.

[8]McEnroe，J.andMartens，S.1998.AnexaminationoftheauditingstandardspromulgationprocessinvolvingSASNo.69，JouralofAccountingandPublicPolicy，17：1~26.

[9]RoyA.Chandler，1997.Conflict，compromiseandconquestinsettingauditingstandards：Thecaseofthesmallcompanyqualification.CriticalperspectiveonAccounting8：411~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