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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紀即將結束，“知識經濟”的狂風席卷全球。盡管專家斷言，知識經濟離中國相當遙遠，但在長江三角洲這樣經濟發達地區，似乎已經聽到知識經濟的腳步聲，當然首當其沖的是高等學校。近年來，高教理論界從不同角度對高等教育如何面對知識經濟展開熱烈討論。本文試從新的視角，引入一個新的命題——學術生態，來探討高等教育在知識經濟來臨時，如何體現自身的存在價值。

一、學術生態：一個新的命題

在知識經濟時代，大學要從社會的邊緣走向社會中心，由為經濟服務的部門轉變成為經濟發展的基本要素部門，從政府的思想庫進一步成為國家創新體系的主要支柱，成為人類進步和社會發展的知識之翼。大學功能的轉變和原則的固守是辯證的。要完成這一嬗變，大學就要固守它的基本精神和崇高理想。就是蔡元培先生所說的“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就是布魯貝克所說的：大學是一個“傳遞深奧的知識，分析批判現存的知識，并探索新的學問領域”的機構〔1〕。大學是探究高深學問的殿堂，學術是大學的邏輯起點。對知識的傳遞、批判和探索，是大學永恒的主題。學術，是大學要永遠固守的。

大學“學術研究能力的開發，本身就孕育著未來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萌芽，它表現為人力資本、內隱知識和知識產權。把川流不息的知識轉變成為技術創新的新源泉，是大學學術研究的一項任務。這些新的源泉也正在改變大學的結構和功能。”〔2〕大學要完成結構功能的改變，以便成為社會的中心，就應該更加固守學術堡壘，提高學術聲譽，提升創新能力，并將學術與社會需求緊密結合起來。這些，都需要建立良好的學術生態環境。

學術生態的概念是社會生態學和教育生態學原理建立的。生態學原本是生物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問世已經一百余年，但默默無聞。本世紀50年代以來生態學從純理論的“高深學問”走向解決環境、資源、發展問題的應用研究，獲得重大發展，但真正引起人們普遍重視是60年代開始的。1962年，美國女海洋生物學家R·卡遜出版了《寂靜的春天》一書，對人類在工業化過程中不顧環境惡化，導致生態失衡的嚴重后果提出警告，認為人類必須與其他生物共同分享地球，建立合理的協調，才能維持健康生存。1972年3月，羅馬俱樂部發表著名的《增長的極限》報告，以及同年6月聯合國“人類與環境會議”通過《人類環境宣言》報告，表明人類對生態環境的高度關心，并產生了可持續發展的觀念。會議上由經濟學家B·沃德和微生物家R·杜博斯發表的《地球只有一個》的背景報告標志著生態學已經向多學科交叉滲透，繼而跨越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間的鴻溝，產生了生態哲學、生態倫理學、經濟生態學、人類生態學、人口生態學、社會生態學、教育生態學等交叉學科和邊緣學科。這些學科又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運用其他學科的觀點和方法，研究和解決生態學的問題；一類是運用生態學的觀點和方法，研究和解決其他學科的問題。社會生態學和教育生態學屬于后者。它們借用生態學的基本觀點、基本概念和基本方法，移植和延伸到社會學和教育學領域，研究和解決有關問題。各種學科既積極為解決生態問題作出貢獻，同時也以生態學的觀點來豐富本學科的理論。這就是生態學的泛化，或者說是學科的生態化。

學術活動是一種社會活動。高校學術生態既是一種社會生態，也是一種教育生態；它既存在于生物圈，也存在于智力圈。高校學術生態系統，由學術——人——環境構成，是一個與外界不斷進行能量、物質和信息交換的自組織耗散結構系統。參與學校活動的人處于一定的環境之中，結成一定的群體，“學術”是系統的生態功能即追求的目標。換言之，高校學術生態是一個以知識分子為主體，為達到學術創新的目的，進行復雜的學問探究和科學實驗等活動的生態系統。根據社會生態學和教育生態學原理，人所處的環境，既有物理的、化學的、生物的等自然環境，也有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人際的和心理的等社會心理環境。社會心理環境的各種因素，也可以看成是生態因素，進行研究分析。研究學術生態，固然要關注自然環境的影響，更要關注社會心理環境的影響。因為學術生態不僅是一種“生物存在”，更是一種“社會存在”。

現代生態學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共進。著眼點是解決環境、資源、發展問題，核心是環境問題。同樣，學術生態研究的重點是科研人員與環境的關系，目的是通過對生態環境的優化，使資源得到充分利用，從而獲得更大的發展，實現最大的生態功能。

社會是一個大的生態系統，高校是一個小生態系統，或者稱為生態群落。高校的學術生態環境，主要指這一群落的生態環境。

高校學術生態環境主要包括自然環境、社會環境、文化環境和心理環境。這是由眾多生態因子多維交叉鑲嵌的復雜系統。自然環境主要有非生物環境和生物環境。非生物環境有氣候、空氣、噪音、地理、地貌等等；生物環境有動物群落、植物群落、植被、綠化等等。社會環境主要包括校外的政治、經濟、科技、家庭等因素，以及校內的系科、專業、班級，學校的管理機構、設施、制度等因素。文化環境包括主流和反主流文化，如社會風氣、傳統習俗、道德倫理、社會輿論、文學藝術、宗教信仰以及校園文化等等。心理環境包括個人的心理素質，如智慧、德性、心態、性格、情緒、風格、個性，以及此基礎上形成的群體心理。

二、大學學術生態的“歷史問題”和“現實問題”

高校學術生態又可以分為內部生態(小環境)和外部生態(大環境)。前者主要指高校校內和學術群落(學術團體)之間的氛圍和各種關系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約。后者主要指高校學術活動與社會、經濟、文化等外部生態要素的關系。我國高校學術生態既存在“歷史問題”，也存在“現實問題”。

中國歷史上缺乏“為知識而知識，為學術而學術”的認識論哲學傳統，古代知識分子做學問采取的是“經世致用”的哲學。清代晚期引進西方高等教育的辦學模式，目的是“師夷”以強國，大學帶有明顯的政治論哲學基礎。雖然蔡元培先生主政北京大學時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力圖推行洪堡的“新人文主義”，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但是，嚴酷的客觀事實使“學術自由，大學自治”的原則始終在中國大學無法實現。我們實在不應該忘記，1957年馬寅初及其“新人口論”受到最不講學術原則的批判和迫害；“”10年里，“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以及“梁效”的惡劣影響。建國后的歷次政治運動，大學總是首當其沖。這不能不說是中國知識分子和大學的歷史悲劇。

中國高校背著沉重的歷史重負，因而其學術生態的現實問題也不容忽視。新辦院校更為突出。這里以珠江三角洲地區的新辦院校為“麻雀”加以剖析，說明問題的嚴重性。

改革開放以來，珠江三角洲地區經濟飛速發展，迅速崛起為工業區和城市帶。經濟社會的轉型和經濟實力的提高，使高等教育需求激增，地方不惜投入數以億計的資金創辦一批新大學。令人振奮的政治環境和較高的經濟待遇，吸引了大批內地著名大學的專家教授前來拓荒創業。創辦之初，地方政府雄心勃勃，南來的專家教授也意氣風發，要在幾年內建設起與內地名校比肩的名牌大學，十幾年過去了，事情并不像人們想象的那么美妙。政府官員抱怨：我們投入大量的資金、人力和物力，學

校總是上不了層次；引進那么多高層次人才，卻干不成什么大事，出不了多少成果。地方高校的專家教授則抱怨：地方把我們引進來之后就不怎么理了，這個地方缺乏深厚的文化基礎，缺乏學術氛圍，缺乏研究的條件。抱負付之東流，“書生老去，事業難成”。企業抱怨：地方高校培養不了高層次的人才，出不了有市場價值的高新技術，解決不了企業急需的大量的技術問題。學校抱怨：政府干預太多；企業對學校科研力量不信任，舍近求遠。更為要命的是，學校內部也不安寧，內耗很大……

從生態學的眼光看，因為這些高校還沒有建立起良好的學術生態環境。就像一個自然生態系統是由各種物種、種群之間，以及生物群落與自然環境之間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相互影響，經歷長期的矛盾運動而形成的相對穩定、協同進化的復雜系統一樣，學術生態也是由無數相關生態因子組成的復雜系統，形成和穩定也決不是朝夕的功夫。到了一個新的環境中，如果還沒有形成足以進行學術活動的生態系統，那么引進的專家學者就難以開展卓有成效的工作，創造出學術成果。

學術生態也是這樣。即使地方領導、群眾和從事學術活動的專家都有多出成果的迫切愿望，然往往難以如愿以償。幾乎所有的著名學者、大師都不愿輕易到一個新辦院校長期工作，不管這個學校提供多么優厚的待遇和優越的生活條件。原因就是這些院校還缺乏學術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生態環境。用他們的話來說，就是“這里不是搞學術的地方。”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確實是“求賢若渴”，但是，人才引進以后，卻對創造良好的學術生態缺乏重視。他們對舉辦高等學校熱情很高，對辦出水平也十分迫切，但是對高等教育管理的規律和特殊性卻缺乏認識。因此，往往干預過多，急于求成的思想導致對高校成長過程中的一些曲折過于敏感，頻頻更換學校領導，這就更加影響高校學術生態的建立。

另外，新生的城市是剛從農村轉變而來的，缺乏學術活動所需的文化底蘊；學校是新辦的，缺乏豐厚的校園文化和學術氛圍。尚未形成相對平衡、共同進化的學術生態。

以上是珠江三角洲新辦院校的學術生態的“現實問題”。實際上，老牌高校、合并改組的大學同樣存在學術生態問題，只是程度和表現不同而已。學術生態的狀況，關系到大學能否擔當重任，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問題。已經是一個當務之急的問題。

三、知識經濟和大學學術生態的優化

學術生態系統充滿適應與不適應、平衡與不平衡、共生與競爭、退化與進步的矛盾運動。這個系統的優化，就是使人與環境協調發展、與社會共同進步，達到效率與公平兼容，在空間上的平衡和時間上的延續。

學術活動的本質是高級的認知活動。創新精神、創新能力，要依靠學術活動去培育。學術活動主要體現在科研方面，是大學的靈魂。在以知識為資本的社會里，大學的學術——認知活動必須是與經濟社會協同進化。因此，高校不僅要使內部的學術生態平衡，而且要使外部生態環境優化。瑞典學者瑪瑞恩·D·麥克凱爾威(McKelvey)提出了“認知環境”和“體制環境”的定義，認為“創新不是一種意外的收獲，而是求知的結果，本身建立在參與者對環境條件的理解以及他們能力與經驗之上”。

如圖所示，科學活動——技術活動和市場——政府是用數軸表示的兩對矛盾。前者是兩種不同的認知方式：科學通過知識的創新來理解自然，技術通過產品的創新來控制自然；后者是兩種不同的資源配置方式：市場以經濟活動的回報來配置資源，政府以公共利益、長遠利益和公平原則來配置資源。它們共同構成了求知(學術)活動的四種環境：S—M(科學—經濟環境)、S—G(基礎科學環境)、T—G(技術—政府環境)和T—M(技術—經濟環境)。〔3〕公務員之家:

借鑒這一定義，我們提出有關優化高校學術生態需要考慮的環境包括：人際—心理環境，指學術共同體內部人與人的關系及心理因素；科學—人文環境，指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兼顧與和諧；體制—文化環境，指知識的激勵機制和社會的文化氛圍；政府—市場環境，指政府的政策導向和市場的經濟導向兩種不同的資源配置方式；

科學—技術環境，指科學和技術的相互依賴、促進和轉化；物質—生活環境，指開展科研的設施和科研者的生活條件。如此等等。

由此，可以提出一些優化高校學術生態環境的思路。

1建立綠色人際關系。綠色人際關系即一種人與人相互關心、相互依賴、和諧合作、協同進步的生態環境，克服“文人相輕”，消除內耗。

2優化校園文化環境。科學需要文化的滋潤，技術需要人文的關懷。豐厚的文化底蘊是研究高深學問，發展高新科技的必要基礎。

3活躍學校學術氛圍。以充分顯示生物多樣性原則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真正實現為標志，營造高校良好的學術氛圍。因為自由的學術空間，濃厚的學術氣氛，有效的激勵機制，是創造性思維和創新活動的溫床。

4改善科研工作條件。沒有現代化的科研設施，就難以創造世界一流的高新科技。

5減少上級行政干預。讓高校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自主辦學，是高校辦出特色、辦出水平的重要條件。

6加強信息交往流量。在“數字化生存”的時代，沒有信息的大量流通和利用，就沒有創新。

7提高教師個人素養。學術活動主體的素養，包括思想道德水準、科學文化修養、智商和情商、動手能力和創新能力等的高低，是帶決定性的因素。

8密切高校與社會關系。高校與社會的密切聯系和良性互動，是營造良好的外部學術生態環境的關鍵。

建立相對平衡、協調共進的學術生態系統，是建設一個可持續發展高等教育體系的核心內容。只有做好這一工作，高等教育才能真正擔負起知識經濟時代的重任，成為社會的中心，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成為國家創新體系的堅強支柱。

參考文獻：

〔1〕〔3〕〈美〉亨利·埃茲科維茨、〈荷〉勞埃特·雷德斯多夫編·夏道源等澤·《大學與全球知識經濟》·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第1頁、第100～102頁

〔2〕〈美〉布魯貝克·《高等教育哲學》·浙江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