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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20世紀后期，世界經濟的發展呈現出全球化、一體化的趨勢，一國經濟的發展越來越受到全球經濟環境的影響，國際貿易是催生這種經濟態勢的重要因素。以商品和服務跨國交易為代表的國際貿易，對全球經濟的發展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它在全球范圍內行使著資源優化配置的功能，各國利用各自的稟賦進行生產，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流動，大大提高了經濟運行的效率。與此同時，20世紀后期的發展也是金融行業的飛速發展時期，資金的全球流動為代表的金融業的發展，極大的促進了資金的使用效率，金融業本身也成為很多國家的支柱產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近代的研究中Kletzer和Bardrdhan（1987）針對金融與貿易的關系展開詳細研究，成為該領域的重大突破。Kletzer和Bardhan在兩國、兩部門、兩要素的均衡模型基礎上，仍然采用標準的Heckscher-Ohlin-Vanek（H-O-V）模型的基本假設，將金融因素加入到了模型中，為研究金融發展與貿易模式的關系提供了理論依據，金融發展與貿易開放的實證研究逐漸成為研究的焦點。模型的基本結論為信貸市場的不完美和國內金融機構合同實施能力的差別成為兩國形成產業內貿易的原因。與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研究相類似，研究的主要結論是金融發展對貿易開放有著重要的影響，但影響的方式、影響的類型由于選取樣本、計量方法的差異，也存在著一些差異。代表性的研究包括：Rajan和Zingales（1998），Blackburn和Hung（1998），Levine（2000），Beck（2002），Do和Levchenko（2004，2007），Manova（2005）等。在隨后的研究中，Rajan和Zingales（1988）研究認為，金融發展會對企業融資成本的產生影響，金融發展程度高的國家企業融資成本較低，有利于發展外部融資需求較大的行業，而外部融資需求大的行業。Beck（2002）在Rajan和Zingales（1998）的研究邏輯上增加了一個步驟，即不同資金需求的行業其貿易特征也有差別，那么金融發展程度高的國家，融資需求高的行業出口份額也會更高。國內學者的研究起步較晚，以國外的理論為基礎，針對中國問題做出實證驗證。包群和陽佳余（2008）從金融規模、金融結構和貸款期限結構三個角度衡量金融發展對我國工業制成品出口的比較優勢的影響，發現金融規模相對于金融效率的影響程度要略小一些，而貸款期限結構并未對貿易產生顯著影響。徐建軍和王浩瀚（2008）利用廣義據估計的方法，發現我國金融規模對貿易依存度有明顯的促進作用，從地域看，東部地區的金融規模作用大于中西部地區。其后，汪浩瀚和徐娟（2010）也得到類似的結論。目前我國的研究中對金融發展的測量指標沒有一個統一的界定，主要從金融規模角度出發，而對金融效率、金融結構的考量不夠。本文將就用更全面的指標進行分析。

二、指標與模型的選擇

1、指標的選擇

根據前文的理論分析，金融規模本文主要采用銀行信貸總額占地區總產值的比率來度量我國總體和地區的金融規模（Beck（2002）、Do和Levchenko（2004）、李青原等（2010））。金融結構的指標選擇證券市場融資總額占總體融資規模（證券市場融資總額+金融機構貸款總額）的比重。金融效率的指標選擇儲蓄轉化率（地區貸款總額/地區存款總額）（周國富等（2007））。貿易開放體現的是一個地區經濟發展中出口依存度，以出口總額占GDP的比重來度量（Beck（2002）、Do和Levchenko（2004））。為消除經濟因素的影響，這里將選取常規的反映經濟基礎指標，同時借鑒ZhangJun等（2007）、Guariglia和Poncet（2008）等文章。選擇GDP（LN（地區總產值））、GOV（地方財政支出/地區總產值）、REL（地方固定資產投資/地區總產值）、ECO_S（1-（國企員工/從業人員））。

2、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1978-2010年年度數據進行實證分析，本文數據主要來源于《新中國六十年統計資料匯編1949-2008》、《中國金融年鑒》1986-2009、《中國統計年鑒》等年鑒資料，Wind數據庫、銳思數據庫、國泰安數據庫等數據庫資料。

3、模型選擇

由前文的文獻綜述部分發現，對于金融發展與貿易開放之間的影響關系，前人的研究表明，兩者具有相互影響的關系。同時，本文選取的變量較多且序列相關性較大，傳統的多元線性回歸方程很難在消除序列相關系的基礎上全部保留想要解釋的變量。第三，金融發展與貿易開放之間的作用是一個動態的過程，需要考慮到滯后項的影響。考慮到以上原因，本文選取向量誤差修正（VEC）模型。當內生變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VEC模型的具體形式為：其中，Y=（TRADE_E，FIR，STR，EFF）是由貿易開放度指標、金融規模、金融結構和金融效率四個內生變量組成的向量，X=（GDP，GOV，REL，ECO_S）則代表了模型的外生變量（控制變量），包括經濟基礎、財政支出占比、固定資產投資占比和經濟結構四個指標。后文將利用各個省份的面板數據，加總后得到全國數據和各區域數據。代表內生變量的差分序列，表示內生變量之間存在的長期協整等式。

三、計量結果

1、滯后項選擇

在構建模型進行計量分析之前，需要對變量的平穩性進行檢驗，本文主要選取主流的ADF檢驗方法和PP檢驗方法檢驗，結果如表所示：在10%的置信水平下，所有變量的一階差分都是平穩的，滿足進行進一步協整分析的要求。同時，本文通過格蘭杰因果檢驗方法，確定了本文選取變量存在（TRADE_E、FIR、STR和EFF）格蘭杰因果關系，可認為存在內生關系。隨后AR單位判斷模型穩定性的主要依據，而模型的穩定性是判斷模型好壞的關鍵因素。這里列出TRADE_E與FIR、STR和EFF的滯后一階AR單位根檢驗結果，秩為（0.943838、0.597752-0.133075i、0.597752+0.133075i、0.184735），值為（0.943838、0.612386、0.612386、0.184735），可見所有秩都在單位圓內，說明該模型是穩定的。

2、協整檢驗

本文采用了Johansen檢驗中特征跡統計量和最大特征根統計量兩種統計量進行判斷分析，原假設是進行檢驗的各時序變量含有r個協整向量。表明：當R（π)=0時，跡統計量為80.68，最大特征根統計量為51.58，在1%的置信水平下拒絕原假設，當R（π)=1時，跡統計量為29.10，最大特征根統計量為19.48，所以TRADE_E與金融發展指標之間在滯后一階的存在1個長期協整關系，故使用VEC模型。

3、脈沖響應和方差分解

根據Helmut和Markus（2004）、Helmut（2005）的研究，向量誤差修正模型后，運用脈沖響應方法和方差分解方法能夠更為系統的研究各內生變量間的影響方向（脈沖響應）和相對影響程度大小（方差分解）。注：1）上圖縱軸表示響應程度，橫軸代表響應期數，每期為一年，選取了十期的反應。圖1：脈沖響應圖和方差分解結果脈沖響應的結果基本與前文的理論分析相一致，可以得出結論：第一，從全國范圍來看，金融規模的擴大會對貿易開放程度有促進的作用，這一結果與前文的理論分析相一致；第二，金融結構的變化，對貿易開放水平是負向的影響，由于采用的是證券市場融資相對于金融機構各項貸款余額的指標來表示金融結構的變化，出于對金融重要功能之一——融資功能的理解，利用兩大主要的融資市場的規模比率變化來刻畫金融結構的變化；第三，金融效率會對貿易開放產生正向的影響，金融效率本文用貸款轉化率指標來進行刻畫，金融機構將存款轉化為貸款的效率越高，則越會促進貿易開放程度的提升。方差分解的結果如上圖B所示，這里只列出了貿易開放（TRADE_E）對其自身和金融發展指標（FIR、STR、EFF）的結果：第一，金融結構是解釋貿易開放最為主要的金融發展因素，金融規模的作為在第二位，而金融效率相對于金融結構和金融規模來說，起到的作用相對較低。第二，貿易開放最主要解釋仍然來自其自身的發展，路勁依賴特征依然明顯。前文的理論分析，并未對金融因素的影響程度做出細致的分析，因此后面的第六章，從我國的實際情況出發進行分析。

四、結論

本文的主要結論為：首先，存款動員作為金融的主要功能之一，在儲蓄率高的國家體現的是國家金融規模，經濟發達地區的貿易對金融的需求較大，不管是貸款的融資需求還是在貿易方面需要的金融服務，存款創造能夠較有效的滿足地區的貿易開放的發展。其次，金融結構對貿易開放的影響為負，即證券市場的融資能力提升不利于貿易開放水平的提升。該結果表明，在我國銀行主導型的市場上，發展證券市場融資反而會對貿易開放產生負向的影響，主要的貢獻還是在銀行融資渠道。第三，金融效率對貿易開放產生正向的影響。但主要的影響因素主要為金融規模和金融結構。

根據以上分析和結果討論，結合我國目前的發展現狀，本文認為，為使我國貿易開放和金融發展得到更協調的發展，繼續重視我國金融規模的提升，為國際貿易提供優質金融服務；同時，合理拓展證券市場融資渠道，為經濟發展保駕護航；最終，實現金融發展驅動力從“量”到“質”的轉變，將提升我國金融發展質量的努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