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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采取的是漸進的方式，即“增量改革”。增量改革實現了改革和增長的同步進行,國民經濟高速增長，克服平均主義和做大“餡餅”兩方面都取得了明顯成效，收入分配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在過去的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國收入分配均等化程度很高，改革之初基尼系數比世界上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都要低。

一、改革開放以來收入分配格局的變化

收入分配格局的變化可以分為三個階段。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中期，收入分配主要傾向還是計劃經濟時期遺留下來的平均主義。農村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無論是農產品收購價格的提高還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其經濟利益的分配都比較均衡；城市的改革還沒有全面推開，收入分配基本上還是沿用計劃經濟體制的傳統做法。從1980年代中后期到1990年代初期，收入分配方面的主要特征是計劃體制內的平均主義與體制外和體制間的收入差距擴大并存，這是雙重體制的并存和摩擦初現時的矛盾在收入分配上的反映。從1990年代中后期以來，盡管平均主義問題在某些部門和企業內還存在，但從全社會來看，收入差距過大已經成為主要傾向。居民收入來源多元化，除了勞動收入以外，還有財產性收入，財產分布問題成為人們關注的一個新焦點。

概括收入分配格局的變化，一是總體收入差距明顯擴大，二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呈先縮小后擴大的趨勢，三是區域間居民收入差距較明顯，四是壟斷部門和競爭部門之間的工資差距在擴大，五是因財產分布的不平等而引起的收入差距正在突顯。

二、正確認識收入差距擴大的原因

對于收入差距的擴大，我認為應該分為三個不同層次來看待。第一層次是屬于有利于提高效率的激勵部分，這部分屬于克服平均主義的成果，應加以肯定。第二層次在一定限度內屬于經濟改革必須付出的代價。第三層次屬于不應該付出的代價，例如腐敗、壟斷、尋租和設租等活動，這是應該防止和避免的。

在分析收入差距擴大的原因時，有人認為是經濟高速發展的必然結果。我認為問題并不這么簡單。我們并不否認經濟增長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圍內會引起收入差距的擴大，例如改革開放初期，農村非農產業的較快發展和城市多種經濟成分的較快發展就曾引起收入差距的擴大，但僅就經濟增長來解釋持續許多年的收入差距的不斷擴大是缺乏根據的。首先，經濟發展難免在初期出現收入差距擴大，但即使按照某種流行的理論假設，收入分配差距應有一個先擴大后縮小的趨勢，而在我國迄今還沒有看到這種趨勢。其次，一些經濟發展比我們先走一步的國家和地區，當年收入分配的差距并未達到我們今天的程度。

有人認為市場取向的經濟改革必然帶來這樣大的收入差距。我認為，在分析收入差距擴大同經濟改革的關系時，有兩種傾向需要防止。一種是把收入差距的擴大以及出現的問題都簡單地歸咎于經濟改革本身，另一種是把收入差距的擴大簡單地歸結為經濟改革所應該付出的代價。我們并不否認市場機制在促進效率提高的同時會帶來公平缺失的問題，因此強調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宏觀調控對實現公平的促進作用。然而，目前我國既面臨市場機制失靈的問題，也存在市場發育不足的問題。計劃經濟時期遺留下來的壟斷因素、轉型期產生的新的壟斷因素，包括部門壟斷、地區封鎖、行政性分割以及同工不能同酬的問題，都成為收入差距擴大的重要原因。

三、深化改革是解決收入分配問題的根本途徑

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的原因復雜，解決的根本途徑在于深化經濟體制改革。

要通過推進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來深化初次分配改革。目前我國勞動力市場的行政性分割仍十分突出。例如，國有企業中的工資形成機制很難說是市場化的，廣大工人在工資形成過程中很少有通過談判來進行博弈的權利；企業高管也不是競爭上崗，他們的收入水平還不是市場競爭的結果。因此，完善市場分配機制，是初次分配領域改革的重要任務。再分配領域的改革必須通過推進行政體制改革來實現。應當通過稅收和轉移支付來縮小收入差距，使再分配真正成為“抽肥補瘦”的社會政策的有力工具。還應加大再分配的力度，特別是要在社保、醫療、教育等領域對貧困人口、農村地區和西部地區加大轉移支付的力度。

要通過加大反腐敗的力度，加強制度建設，杜絕權錢交易和官商勾結，確保誠實勞動和合法經營致富。要通過相關信息的公開化和明細化來對收入分配的過程進行監督。要逐步提高國家財政預算的透明度，使政府的財政再分配更加公平、合理、有效。要通過強有力的行政手段整頓分配秩序，逐步扭轉收入分配差距擴大趨勢。近年來財產分布不平等越來越成為收入差距擴大的重要因素。國家要求黨政干部不僅要申報收入而且要申報財產，這是一項重大舉措，應當切實執行。